作者簡介：迪特裏希·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德國人，1906年2月4日—1945年4月9日），德國信義宗牧師，認信教會的創始人之一，也是一名神學家。出生在德國布雷斯勞（今波蘭弗羅茨瓦夫）。曾經參加在德國反對納粹主義的抵抗運動，並計劃刺殺希特勒。在1943年3月被拘捕，最後在二次大戰結束前被絞死，而希特勒於不久後自殺身亡。
我們經常會提醒自己不要跟邪惡的人打交道，但是，比邪惡的人更可怕的是社會學意義上的愚蠢的人。
最近，“蠢貨”這個詞一度是網絡熱詞，也有很多人在討論要“抵製蠢貨“。這個詞帶有很強烈的情緒色彩，跟很多網絡熱詞一樣，它很痛快、很解氣，但是也容易成為人人都可以論起來砸向別人的一塊磚——我們很容易把那些跟我們意見相左的人斥為蠢貨，互相問候一聲銻。還有一提到這個詞，很容易讓人“對號入座”，所以這個詞，要非常謹慎使用的。說到這個詞，我們不得不提到，一位叫朋霍費爾的德國人寫的《論愚蠢》，其對“愚蠢”的分析和論述不可謂不經典。朋霍費爾在20世紀的神學界，開辟了一個派別，叫“上帝死後”神學。他的核心觀點是：宗教是人在幼年時期容易相信的、可以作為他的行動指南的一種意識形態，但是隨著人類這個物種的逐漸成熟，尤其是科學理性越來越發達，人們就逐漸開始懷疑宗教的故事，假設，原理。這就像人類的小孩子，在小的時候會非常狂熱的崇拜他的父親或者母親。“在這個世界上你隻是一個人，但是你對於某個人來說，就是他的全部世界”。
事實上，做過父親的人都會有這個體會，當孩子到了十二、三歲的時候，他各方麵的意識開始蘇醒，這時候，他會重建一個關於世界的認知和想象，父親或母親就不再是他崇拜的對象，甚至可能逐漸變成了他漠視，無視，甚至是鄙視的對象。朋霍費爾的核心觀點就是：人類在“成年”之後，也就是科學理性越來越發達的時代，我們很難去相信人格化的上帝，但是我們仍然需要有信仰。朋霍費爾這個人一生充滿著傳奇。有人說他是牧師，是神學家，是教授，還是間諜。他出生於1905年，離開這個世界的時間是1945年的5月份，隻活了39歲。為什麽這麽早離開人世呢？因為他被控告參與了一個刺殺希特勒的計劃。他被捕入獄後，在監獄裏寫下了大量感人的文字。當我讀到那些溫暖的文字的時候，很難相信這是他在經曆種種酷刑和迫害的時候寫下的。據說他在監獄裏，對難友們非常的關愛，非常的善意，他讓那些處於絕望、苦悶，甚至是瘋狂邊緣的人，感受到了強大的安慰。在納粹投降的差不多一個月之前，他被送上了絞刑架。這就是朋霍費爾短暫而有意義的一生。他在獄中寫了很多信，也寫下了一些片段的思考，其中非常著名的一篇叫做《論愚蠢》。朋霍費爾認為愚蠢不是一個心理學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學問題。心理學上的愚蠢是弱智，認知能力弱，記憶力弱，沒辦法進行健全的思維。但是我們經常會發現，有一類人的智商並不低，可是你跟他們交往和談話的時候，會發現你根本不是在跟一個具體的人在交談或者爭辯，而隻是在跟一堆口號打交道。他們的頭腦被嚴重的格式化了，格式化到隻有幾句類似於標語口號似的東西。而他們就用這些標語口號來應對這個複雜的世界，他們的內心沒有接納這個世界，也沒有悉心認知這個世界的願望。之所以這樣，不是他們智力上有什麽問題，而是一種特殊社會機製，或者說是一種社會激勵體係，使得他逐漸放棄了有質感的語言和思想，最後他們的頭腦變得非常荒蕪，
我們經常會提醒自己，不要跟邪惡的人打交道，要好好的提防他們，但是，比邪惡的人更可怕的是這種社會學意義上的愚蠢的人。遇到這樣的人，我們首先不要跟他們爭辯，爭辯是沒有結果的。就像一個視力正常的人，跟一個色盲的人爭辯色彩，這是沒有用的。他們已經把這個世界簡化到不能再簡化，所以跟他們爭論是毫無意義的。同時，這樣的人如果擁有某種權力的時候，會非常可怕。因為他們在知識上、語言上都是一個色盲的人，就像我們經常說的“不分青紅皂白”，不管什麽“顏色”，他隻用他最簡單的語言和最簡單的行為，來跟這個世界進行所謂的對話。其實那不叫對話，頂多叫“訓話”，或者叫“喊口號”，而一旦他們擁有某種生殺予奪的權利，這個世界會變得很可怕。朋霍費爾說這些話的時候，我相信他的潛台詞就是納粹對世界的那套看法，納粹把人分為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認為世界上隻有這兩種人。這種理論聽起來好像也沒什麽，但是它帶來的後果非常嚴重。我們知道，奧斯維辛集中營就是基於這種認知建立的，600萬猶太人就是這樣被殺害的，那些歐洲國家也是這樣被侵略的。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朋霍費爾的這篇文章。這篇文章不是用來攻擊別人的，而是用來反省自己的：我們在多大程度上不知不覺的變成了一個愚蠢的人，一個對世界的豐富性沒有任何感知的人，而且在以一種極其粗暴的眼光、語言和行動，去對待這個世界和他人。
論愚蠢
節選自《獄中書簡》 朋霍費爾
對於善來說，愚蠢是比惡意更加危險的敵人。你可以抵抗惡意，你可以揭下它的麵具，或者憑借力量來防止它。惡意總是包含著它自身毀滅的種子，因為它總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話。然而麵對愚蠢，根本無法防衛。要反對愚蠢，抵抗和力量都無濟於事，愚蠢根本不服從理性。假如事實與一己的偏見相左，那就不去相信事實，假如那些事實無法否認，那就可以把它們幹脆作為例外推開不理。所以同惡棍相比，蠢人總是自鳴得意。而且他很容易變成危險，因為要使他揮拳攻擊，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應付愚蠢者要比對付惡意加倍小心。我們不要再三地努力同蠢人論理，因為那樣既無用而又危險。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種理智上的缺陷。
我們驚訝地發現，由於某些特定的環境，產生這種情況，即有些人智力超群，但卻是蠢人，還有些人智力低下，但並非愚人。我們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後天形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某些環境中形成的，在這種環境中，人們把自己發展成蠢人，或者允許別人把自己發展成蠢人。我們還進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際或孤寂獨處的人來，在傾向於或注定要群居或相互交往的個人或團體當中，愚蠢要普遍得多。
由此看來，愚蠢是一個社會學問題，而不是一個心理學問題。它是曆史環境作用於人的一種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種心理副產品。更進一步地觀察就會發現，任何暴力革命，不論是政治革命還是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群當中造成了愚蠢的大量產生。事實上，這幾乎成了心理學和社會學的一項規律。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這並不是人的某種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礙或破壞。正相反，是這一類力量的高漲已變得如此可怕，以至於它剝奪了人的獨立判斷，人們放棄了（或多或少是無意識地放棄了）自己來評價新的事態的努力。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頑固，但我們切不可因此而誤認為他很有獨立性。人們多多少少會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談話時會感覺到，簡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談話，不可能同他進行肝膽相照的交談。同他談話時，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連串標語口號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這些東西有力地控製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損壞。一旦這些愚蠢的人交出了自己的意誌，變成了純粹的工具，他們就能做出任何最為罪惡的事情，但他仍然始終不可能了解這些事情是怎樣的罪惡。在此，存有人性能被惡魔般地扭曲的危險，它會對人們造成無可補救的損害。然而正是在這個方麵，我們意識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來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贖，此外沒有別的辦法。迄今為止，企圖用理性論證去說服他，絲毫沒有用處。在這種事態中．我們可以完全明白，為什麽試圖去發現“人民”真的在想什麽是徒勞無益的，為什麽這樣做對負責地思考和行動的人來說也完全多餘。正如聖經所言：“對上帝的畏懼，就是智慧的開端。”換言之，治療愚蠢的唯一辦法，是靈性上的救贖，因為唯有這樣，才能使一個人像上帝眼中負責任的人那樣生活。不過，在關於人的愚蠢的這些思考中，也有一點值得安慰之處。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大多數人在所有的環境中都是愚蠢的。因為很長時期裏造成這種情形的主要原因是：我們的統治者希望從人們的愚蠢之中，而不是從人們認真而獨立的思想判斷之中，獲得更多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