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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之聲】《共產黨宣言》《階級爭鬥》《社會主義史》 對毛澤東階級理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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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澤東的階級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融入中國革命場域的“中介”和“橋梁”。在世界觀形成的關鍵時期，《共產黨宣言》《階級爭鬥》《社會主義史》對青年毛澤東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接受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基本框架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這三本入門書既蘊含了唯物史觀在階級領域的基本原理，解答了社會“由何構成”、“因何發展”、“到何處去”，奠定了毛澤東的世界觀；又示例了具有現實可操作性的階級分析策略和實證方法，使抽象的基本原理落實到微觀現實的政治領域，成為了毛澤東階級分析的借鑒來源。
關鍵詞
毛澤東；階級；階級鬥爭；《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史》
作者簡介
陳晴（1998-），女，福建福州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專業博士生，主要從事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思想史研究。
程美東，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發展研究基地負責人兼首席專家，北京大學中共黨史研究中心主任。
毛澤東的階級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融入中國革命場域的“中介”和“橋梁”。據毛澤東自述，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源於三本1920年閱讀的、有關階級理論的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對曆史的正確解釋，以後，就一直沒有動搖過。”[①]這三本入門書分別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的《階級爭鬥》和克卡樸的《社會主義史》（下文簡稱“三書”）。1941年，毛澤東在對婦女工作團講話時再次提到，正是閱讀“三書”之後，“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我隻取了它四個字：‘階級鬥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鬥爭。”[②]心理學用“首因效應”（primacy effect）說明，“人最先接受到的信息所形成的印象，對人具有強烈影響”[③]。借用這一原理，毛澤東先後兩次肯定了“三書”的重要作用，佐證了“三書”對毛澤東在青年時代馬克思主義思想形成上，在入門、理解和運用階級理論上，很可能具有其他馬克思主義文本難以替代、甚至難以匹敵的作用。
然而，在“三書”對毛澤東影響的話題上，學術成果並不多見。代表性的有李銳在《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中對“三書”的評述[④]，也有一些文章闡釋了“三書”中的其中一本對毛澤東的影響[⑤]，或者“三書”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接受史上的作用[⑥]。但是，尚未有深入分析“三書”文本與毛澤東觀點親和性的文章。令人饒有興味而又缺乏研究的是，為什麽毛澤東會關注“三書”中的階級理論而不是其他理論？作為毛澤東理解“階級”的“源頭”，“三書”在闡釋階級理論的時候是否具有選擇性和傾向性？這種選擇性對毛澤東是否存在可能的影響？甚至，毛澤東的階級理論中存在一些明顯和馬克思教條相左的元素[⑦]，它們往往被視為毛澤東受其他學派影響的結果，或毛澤東根據革命實踐對理論進行的修正，但這些“異端”的來源是否可能追溯到“三書”中部分觀點？這就需要我們細致地考察“三書”文本，探尋其原理、分析方法、示例方式與毛澤東觀點的聯係。
本文無意對毛澤東的階級理論進行一次全麵係統的論述，更無意顛覆“三書”已有研究的結論，隻是嚐試性地通過文本解讀重新審視“三書”，還原“三書”建構的階級理論框架，推測“三書”對毛澤東可能造成的入門影響。
一
階級視域下的“三書”評述
“三書”不是有關階級理論的教科書，內含眾多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為什麽毛澤東會首要關注“三書”中的階級理論，進而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呢？這就需要從“三書”編寫方式說起。“三書”的共同特點是，在呈現曆史進程或剖析社會現象時，都把“階級”作為舞台上的主角。換而言之，“階級”是貫穿“三書”的曆史主體和社會行動的基本單位，是呈現其他馬克思主義抽象原理的具體的、人格化的載體。
《共產黨宣言》（後稱《宣言》）寫於1848年，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為“共產主義者同盟”撰寫的黨綱。毛澤東所讀的是由陳望道翻譯的中譯本，由社會主義研究社於1920年8月出版。該譯本包括《宣言》的正文的全部章節（共四章），不包括序言。《宣言》的四章在勾勒階級理論的體係中各有作用。第一章“有產者和無產者”，以階級鬥爭的視角重新闡釋了西歐曆史，指出了階級存在的普遍性、客觀性及階級鬥爭在推動曆史發展上的作用。第二章“無產者和共產黨”指出了共產黨的階級立場和“廢止私有財產”（今譯為廢除私有製）的核心主張，通過批駁對共產黨的詰難，說明了不同階級世界觀的根本對立。第三章“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著作”，以階級局限性分析了社會主義思潮中錯誤思想的曆史來源。第四章“共產黨和在野各黨底關係”，指出了共產黨在現實政治中進行階級鬥爭的策略。《宣言》將“階級”視作抽象的生產關係在曆史進程中的人格化主體，將“階級鬥爭”視作“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社會基本矛盾）在曆史鬥爭中的具象化表現，由此，“階級”作為聯係抽象的曆史規律與具體的現實鬥爭之間的中介，成為觀察社會和分析曆史的立基點。
《階級爭鬥》是譯者惲代英對《<愛爾福特綱領>解說》的重命名（根據原書第五章的章節名）。《<愛爾福特綱領>解說》（後稱《解說》），出版於1892年，是考茨基為宣傳《愛爾福特綱領》撰寫的通俗讀物（《愛爾福特綱領》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於1891年在愛爾福特舉辦的黨代會上通過的黨綱）。毛澤東閱讀的譯本由惲代英翻譯、新青年社於1921年1月作為“新青年叢書”第8種出版。該譯本包括原書正文的五個章節，不包括原書的序言。《解說》前四章敘述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第一章“小生產製的經過”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代替小生產的必然性；第二章“勞動階級”闡述了現代無產階級的產生原因、生活狀態和內部分化；第三章“資本階級”闡述了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及其必然沒落的原因；第四章“未來的共同生活”是對社會主義主張的刻畫與對非難的反駁。考茨基明確定位，《解說》是《愛爾福特綱領》中理論部分的宣傳讀本，因此在寫作時是有所取舍的，“對一般的基本理論僅作簡短的說明，隻提出研究的結果，而不加論證和辯論。”[⑧]相較於《宣言》，《解說》用於理論推演和“宏大曆史敘事”的筆墨少，闡釋的原理也沒有超過《宣言》的視域，但在微觀分析與示例上更加縝密細致。例如，同樣敘述“無產階級”，《宣言》展現的是作為經濟範疇人格化的雇傭勞動者和作為資產階級鬥爭對象的曆史主體，這種“無產階級”仍然是抽象的、邏輯化反思後的存在；而《解說》參考了《資本論》的寫作方式，敘述了無產階級包括階級形成的曆史過程、工資的組成部分和變化規律、家庭的妻離子散、道德的墮落、失業恐懼等現實表現，並將“無產階級”細分為“幫工”、“傭人”、“流氓無產階級”、“商人無產階級”、“有教養的無產階級”“工資無產階級”等階層，呈現出更立體而生動的無產階級現實情狀。第五章“階級鬥爭”是全書的精華，展現了將階級分析運用於階級鬥爭、區分“敵我”、壯大革命力量的具體策略。該章共有十四小節，前六小節說明了無產階級各階層的在生產方式和政治態度上的差異，指出工資無產階級是對資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可靠來源；後八小節說明無產階級需采取的階級鬥爭方法和基本原則以及社會民主黨對待其他社會階層的態度。如劉輝所述，考茨基的階級分析法“並不是靜止和僵硬的。它並不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看成鐵板一塊，而是將其置於動態的複雜變化之中去把握其處境、特點，並以此來製定社會民主黨的策略。”[⑨]相較於《宣言》在曆史縱深上對社會發展規律的研判，《解說》呈現出“曆史切麵”上階級與階級鬥爭的複雜實際，提供了由階級分析製定鬥爭策略的具體操作事例。
《社會主義史》是英國費邊社會主義者克卡樸的著作，於1892年初版，於1913年由辟司刪訂原著並增補近20年的社會主義運動史。該書由李季翻譯，蔡元培作序，由新青年社於1921年1月作為“新青年叢書”第1種出版。內容分上、下兩卷，上卷共九章，分別是“緒論”、“初期的法國社會主義”、“1848年的法國社會主義”、“初期的英國社會主義”、“拉薩爾”、“拉伯爾塔斯”[⑩]、“馬克司”、“國際工人協會”、“德國社會民主黨”；下卷共六章，分別是“俄國革命”、“無政府主義和工團主義”、“各國社會主義的進步”、“近世國際工人協會”、“英國派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通論”、“結論”，附錄還包括社會主義運動的六篇相關文獻。該書根據時間線索，涵蓋了社會主義運動的代表組織和各個流派的代表人物。對人物的介紹一般包括生平、政治主張、政治實踐三部分，並在章末作簡要評論。相較於“正統派”所著的社會主義史，本書有兩個鮮明特點：第一，各派社會主義主張不存在“空想”和“科學”的發展或正統與異端的差異。克卡樸認為，“社會主義並不是一種什麽固定的教義。他是從一種極大的，而又沒有十分形成的真理上所發生的一種運動。所以社會主義是活潑潑的，是能夠隨時變化的”[11]。隻要“一種團體要保護貧民，幹涉別人財產，或是為幫助被壓迫的階級，去限製那種放任主義，或是有什麽激烈的社會改革去搖動現今自由競爭所得的私有財產製度”[12]，就能納入“社會主義”。因此，該書羅列了“空想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工聯主義”、“工團主義”、“費邊社會主義”等近乎所有社會主義的主要派別，指出了各派的貢獻和不足。第二，社會主義符合倫理道德的進步要求。克卡樸認為，社會主義的貢獻之一在於“社會主義已使政治經濟學的道德觀，範圍大加擴充了”，並且“社會主義已經把貧民的主張明白標出於文明世界之前了”[13]。社會主義研究要具備“善良的意思”和“豁達的胸襟”，因為它是“以表出工界，婦女，被魚肉的國家，和種族，在世界上所受長期痛苦的原因為己任的。”[14]從階級理論的視域觀察，《社會主義史》展現了無產階級在各國鬥爭的複雜麵相，說明了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在世界範圍內的普遍性。
作為一個文本群整體， “三書”由階級入手，呈現了社會曆史發展的規律，重塑和“洗禮”毛澤東的世界觀。《宣言》通過階級鬥爭對西方曆史的重塑，提出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階級爭鬥》把《宣言》中抽象的、僅為經濟範疇人格化的“階級”落實到具體曆史時期下社會階級與內部階層的複雜麵相，還原為有血有肉的社會群體，成為現實階級分析與製定策略的具體事例與操作典範。《社會主義史》可以被視作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史，豐富的史實說明了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在各國存在的普遍性和多樣性，增加了抽象原理的說服力。由此，“三書”搭建了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框架，階級成為了理解曆史和社會的視角。
二
“三書”階級理論中的基本原理對毛澤東的影響
如上所述，“三書”中的“階級”之所以吸引毛澤東的注意，是因為“階級”既是曆史舞台的主體，縱向地揭示出人類曆史發展變化的宏觀軌跡，又是馬克思主義現實化的邏輯起點，橫向地解剖了社會衝突的微觀結構。進而言之，階級理論作為連接宏觀視野與微觀現實的橋梁，既存在基本原理，或稱為“規範性前提”的一麵，又存在現實運用中“實證性方法”和操作原則的一麵。考察“三書”階級理論對毛澤東的影響，也可以分為這兩部分。我們首先考察第一部分，即唯物史觀在階級領域的基本原理。這些原理為社會“由何構成”、“因何發展”、“到何處去”提供了答案和解釋，是進行後一部分實證分析的前提。是否接受這些原理，一般也是區分各個學派、區分“馬克思主義者”與“非馬克思主義者”（如民粹主義者）的標誌。
1. 階級是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階級分析是觀察社會的基本方法
社會是由什麽構成的？不同的學派由於各自研究的角度不同，對這個問題有著不同的回答。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首先要承認階級是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什麽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概念呢？這需要具備兩個條件：第一是“人分階級，經濟為據”，即將人群劃分為利益不同的集團，其中經濟利益的不同是最具有決定性的劃分標準；第二是“階級鬥爭，剝削為因”，即不同集團之間存在“剝削”關係，剝削者憑借私人占有的生產資料無償占有被剝削者的勞動成果。由於“階級之間的衝突是一方（不合法的）的好處來自另一方的零和衝突”[15]，因此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存在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從古到今，沒有不站在反對的地位，繼續著明爭暗鬥”，“無產階級發生的那一日，便是同有產階級爭鬥開始的那一日。”[16]
馬克思主義不僅承認階級的客觀存在，而且將階級利益（尤其經濟利益）視作其他社會現象的決定性要素。因此，在解剖社會結構和社會矛盾上，階級分析是基本方法，具有提綱挈領的作用。例如，“三書”在分析社會意識時，拒絕將現有社會的觀念視作“普世”的、超階級的，而是“資產階級的思想不過是你們資本家的生產狀況和資本家的財產狀況底產物”[17]，“法律，道德，宗教，在無產階級看起來，都是有產階級底偏見，背後都藏著有產階級利益的伏兵”[18]。即便資產階級認識到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資本主義的弊端，但由於 “別種更直接而顯見的利益 ，卻仍要求工具私有的保留”[19]，因此不得不為了“物質上的利益，去犧牲民主主義的理想”[20]。這是“他們所處的地位不得不是這樣去做”。由於階級利益決定了其他社會利益，因此階級分析是觀察社會的基本方法。這種思想也體現在了毛澤東身上。如毛澤東提出，中國各群體的政治態度是依附於所在的階級利益，因此，“我們要分辨真正的敵友，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21]再如，毛澤東認為，“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22]，“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客觀現實決定我們的思想感情”[23]。可見，考茨基與毛澤東都承認階級分析在觀察社會上“提綱挈領”的作用。
有學者可能會顧慮，馬克思的“階級”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應以生產資料為第一判斷標準，這與毛澤東早期的階級劃分存在明顯出入。如永野英身稱毛氏階級分析法為“米櫃論”，即以“青黃不接時米櫃裏還剩多少米”為判斷革命性的標準。這源於民粹主義。[24]事實上，作為毛澤東階級思想的最初來源，“三書”沒有定義“階級”，也沒有說明“階級”和“生產資料”間的關係，關於“階級”隻作了 “人分階級、經濟為據”和“階級鬥爭，剝削為因”的描述性闡釋。《宣言》開篇就注釋，“有產者就是有財產的人，資本家，財主。原文Bourgeois無產者就是沒有財產的勞動家。原文Proletarians”[25]。《社會主義史》更將“無產階級”、“勞動階級”、“工人階級”、“貧民階級”並用，將“財富階級”、“有產階級”塑造為其對立階級[26]，甚至將資本主義的兩極分化表述為“社會漸次分成兩種階級，一方麵是一種極富的人，而他方麵就是大多數赤貧的人”[27]。隻有《階級爭鬥》提供了“階級”和生產資料關係的初步解釋，如無產階級的產生，是由於“根基立於工人享有生產工具”的小生產製破滅，“工人於是與工具分開，而成為無產的勞動階級。生產工具日益成為資本家與地主中少數人之所專有”[28]。但是，這為數不多的幾處闡釋隻能使讀者將“生產資料”作為衡量標準之一，而不是唯一標準。因此，作為初學者的毛澤東自然是不可能從“三書”得到規範性的階級定義的，而隻能保有“人分階級、經濟為據”和“階級鬥爭，剝削為因”的基礎理解，不能因此將這種思想排除在馬克思主義的譜係之外。
2. 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
社會是因何發展的？或者，什麽力量導致了曆史的變遷？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回答的第二個基本問題。馬克思主義提出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即“曆史變遷的模式可以通過階級之間關係的演進來解釋”[29]。毛澤東曾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30]“理”之所在，就在於階級鬥爭能夠推動曆史的發展。
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認為，“一切重要曆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是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的階級，是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鬥爭”。[31]這說明了曆史發展與經濟發展、階級鬥爭之間的內在聯係。在解釋曆史進程時，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知識分子（如陳獨秀、李大釗、李達）更傾向於從經濟發展（生產力、生產關係）入手，而毛澤東更傾向於從“階級鬥爭”入手，將人類進化看作“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階級鬥爭的演進”[32]，“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曆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33]這種對階級鬥爭在解釋曆史的強調、遷移和泛化甚至會得出一些不太規範的結論，如將陳勝吳廣起義和劉邦的改朝換代稱為“無產階級推倒貴族階級的革命”，將曾國藩與太平天國之間的鬥爭簡化為“農民和地主的階級鬥爭” [34]，得出“在中國封建社會裏，隻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35]，甚至存在“階級鬥爭、農民戰爭當作推進曆史的唯一動力”，“用農民戰爭解釋一切,代替一切”[36]的隱患傾向。
溯本追源，在闡釋曆史發展規律時，“三書”沒有采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進行敘述模式，而主要遵循“階級鬥爭”的敘述模式——階級是曆史舞台的主角，社會被分為兩極對立的“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階級鬥爭的結果就是曆史的發展。例如，《宣言》用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鬥爭敘述西方近代史，詮釋了“一切過去社會底曆史，都是階級爭鬥底曆史”[37]。《階級爭鬥》將資本主義的發展史表現為“小生產者”、“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興衰史”，並詳細闡釋了無產階級從出現到壯大、從自在階級上升到自為階級、從經濟鬥爭上升到政治鬥爭的“鬥爭發展模型”。《社會主義史》則用具體的事例佐證了《階級爭鬥》中的鬥爭步驟，詳細地說明了從十八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到二十世紀初期各國社會黨的鬥爭背景、鬥爭策略及鬥爭成果，將社會的發展史寫作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史”。相較而言，“三書”探討“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部分的篇幅少，事例不詳，術語翻譯也更為晦澀。
值得注意的是，“三書”對暴力的政治革命基本持肯定態度。這與對各作者因所處派別產生的刻板印象不同。在這一問題上，無需贅言《宣言》代表的馬恩立場。考茨基承認奪取政權的重要性，指出“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剝奪的戰爭，必要是一個政治戰爭。沒有政權，工人不能發達他的經濟組織，以上他的經濟戰場”[38]。克卡樸認定革命中的暴力是必要的（但反對把“社會主義”單純理解為“暴動”），因為思想“需經過一次極激烈的戰爭，才能夠有容身之所” [39]。這種對必要“暴力”的合法性承認與毛澤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40]的論斷有著一定的親和關係。
3. 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社會主義的必然實現
社會變化的最終結果是什麽？“階級鬥爭”解決了社會形態變更的動力問題，而“階級鬥爭”理論依附的唯物史觀提供了社會“到何處去”的答案。唯物史觀基本原理認為，生產力是發展的，由於生產力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依托於生產力的社會形態也會朝生產力發展方向依次更替，呈現出曆史的進化。由階級視角審視這一原理，不難得出 “兩個必然”的肯定結論——階級鬥爭的結果，是資產階級的必然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必然勝利[41]（陳原譯“有產階級底傾覆和無產階級底勝利，都是免不了的事”[42]）。
“兩個必然”是對曆史進化方向的肯定預測。雖然涉及的未來是遙遠的，但是，“三書”認為，社會主義實現具有不亞於自然科學規律的必然性，並為此提供了具有說服力的論證。《宣言》和《階級爭鬥》的論證基於的是唯物主義視角。由於曆史發展方向與生產力發展的方向是一致的，當生產關係“不能和那已經發展的生產力適合了” [43]，生產關係必然將發生革命。資本主義代替封建社會是如此，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也是如此。社會主義“關於他建設的必要原素，都由資本主義發達而來”，“不是一兩個人的臆造，乃是經濟發達必然的結果”[44]。這種觀點被克卡樸轉述為：社會主義的實現“不是僅僅憑借權力所致的，但是由於社會進化中自然的公理使然的。這種結果是由於社會進化中固有的原理所決定的，這是和私人的意誌及目的不相幹的。”[45]柯卡普也承認“兩個必然”，但不認同唯物史觀的論證方式，因為這種方式“按照倫理上的概念去裁判自然的經濟上的作用，是不正當的”[46]。他個人更傾向於將社會主義的實現看作倫理道德進步的產物。這種倫理的先進性是“必然實現”的，雖然在目前社會“我們隻能夠指出種種傾向社會主義的表征或傾向，不能夠指明他和近世工業發達相稱的一定的結果出來。然而這些傾向是很重要的，並且是顯然增進了。”[47]“他或者含有真理的元素和合乎正義之希望的元素在裏麵，在將來必然能夠表現出來”[48]。可見，唯物史觀和“倫理進化”的兩種論證路徑都作出對社會主義實現“必然性”的肯定判斷，考茨基甚至保證，“社會主義的生產，必然實現的，亦應當來的。勞動家的勝利，是不可免的。同時社會主義生產的勝利，亦是不可免的”[49]。
同時，“三書”指出， “兩個必然”的實現也是世界性的，任何一個國家無法置身於社會革命的潮流之外。《宣言》指出，資本主義的生產是世界曆史性的，“為了生產品增多，必須時常擴張市場，有產階級，遂布滿世界，他們到處密集，到處棲止，到處發生關係。”[50]因此，抵抗資產階級壓迫的革命必然也是世界性的，需要“萬國勞動者團結起來嗬！”[51] 《社會主義史》說明了各國階級鬥爭的發展趨勢呈現從一國到多國到國際聯盟、從經濟鬥爭到政黨鬥爭到暴力革命的發展軌跡，並告知社會主義政黨已經遍布世界上的主要國家（包括中國，孫中山被視作當時中國社會主義的代表 ）。考茨基甚至斷言“所以無論什麽地方，有獨立的工黨，他遲早總要顯現出來社會主義的傾向。若起初不是社會主義的，結局亦必是社會主義的”[52]。閱讀“三書”後不難相信，中國必然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中國無產階級抵禦壓迫者的鬥爭也是必然勝利的。
“兩個必然”的論斷為毛澤東指明了世界和中國的前進方向。1920年12月，毛澤東認定將“改造中國與世界”作為新民學會的方針[53]，讚同蔡和森提出的用俄國式的方法，即組織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這一抉擇固然是對俄式革命在階級鬥爭上操作性的肯定，同時也承認了中國必然會與世界的潮流一同走向社會主義。可以設想，如果“三書”並沒有對社會主義的到來作出肯定的、必然性的判斷，而僅將勞工運動作為暫時的、局部的現象，或在這一方麵含糊其辭，那麽，“三書”對於急於解決中國出路的毛澤東的吸引力將大打折扣。在之後艱難的革命歲月裏，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再到“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後勝利是中國的”論斷，毛澤東多次對革命的未來作積極、肯定的推斷，從未懷疑過革命，這在根本上也是基於“兩個必然”的信仰。
總之，毛澤東基本繼承和接受了“三書”階級理論的規範性原理。“階級”是客觀的社會存在，階級鬥爭是推動曆史的直接動力，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必然實現的未來。雖然這種階級理論與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中的仁愛思想截然不同，與改良主義的和平鬥爭思想也可謂背道而馳，但是，這些基本原理解釋了社會“由何構成”、 “因何發展”、“到何處去”，形成了體係化的的世界觀，對屢次經曆民主運動失敗後的毛澤東具有強烈的說服力。
三
“三書”階級理論中的實證方法與事例對毛澤東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不僅是規範性原理和邏輯推導，其更重要的麵向，是將抽象的曆史進程落實到現實的實證性分析之中。毛澤東在諸多主義中選擇馬克思主義，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唯物史觀是實證的，“不象惟理觀之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搖動”[54]。如果說上文所述的階級原理把握住了宏觀的社會曆史，解釋了社會“由何構成”、“因何發展”、“到何處去”，那麽，下文即將闡釋的實證方法論和階級分析的具體原則，才能將抽象的基本原理具象化於更微觀的政治領域，在革命現實中生根發芽。在這一層麵，“三書”簡明扼要地抓住了階級理論在實踐上的導向，成為了毛澤東階級分析的借鑒來源[55]。
1. 階級鬥爭是現實中階級分析的目的
運用階級理論的第一個困難是如何在現實社會劃分階級。依照上述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階級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因此，分析社會經濟結構及存在的生產方式即可劃分階級。但是，任何一個現實社會的經濟結構和階級關係都比《宣言》的“模型”更加複雜：社會可能兵行者多種生產方式和剝削關係，剝削關係甚至一定程度上存在於剝削階級之間[56]，因此，階級劃分就成為了難題。
解決這個難題，有兩種可行的思路。一種可行思路是從生產方式著手，以“是否代表先進的生產力”作為革命性排序的標準。這種階級分析法首先關注社會上存在的生產方式，判斷這一生產方式是曆史殘留還是新興的現代生產方式，然後根據生產方式的先進性（與現代生產力的契合程度）排列各階級。這種思路一般有著“經濟決定論”和“五階段論”的痕跡，，明顯區分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差異（如區分工業無產階級和農民）。這是一些教科書和唯物主義著作采用的思路。另一種可行的思路相較於“是否代表現代生產力”，更關注“是否處於剝削陣營”。這種思路從生產關係中的剝削關係入手，默認社會存在“兩極分化”後的兩大對立陣營，“剝削者陣營”是壓迫者，是革命對象，“被剝削者陣營”是被壓迫者，是革命動力。這就將現實中複雜的經濟關係簡單化了，服務於階級鬥爭和“兩大陣營決戰”的需要。兩種方法在原則上殊途同歸，但在現實運用上差別迥異。“三書”體現的是後者的思路，即簡化經濟關係，凸顯“兩大對立陣營”，使階級分析服務於階級鬥爭。
從文本編排上，“三書”的寫作都沒有遵循“五階段論”的時序，而是將“壓迫者”和“被壓迫者”視作不同的、有自身發展發展軌跡的主體，凸顯主體間的階級鬥爭。如《宣言》的第一章為“有產者及無產者”，是先敘述資產階級的壯大，再敘述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階級鬥爭》的第二章為“勞動階級”，第三章為“資本階級”，分別敘述兩個階級成長壯大的軌跡；第五章“階級爭鬥”，敘述了兩大陣營的鬥爭。《社會主義史》在書寫跨越了近一個多世紀的政治主張時，隻呈現了其演變與階級鬥爭（政治運動）之間的關係，並沒有說明其鬥爭方式發展是生產力變化的產物，仍然凸顯的是壓迫者與“貧民的主張”[57]間的“敵我對峙”。
在政治主張上，“三書”都提出，無產階級政黨不僅要推翻資本主義的剝削製度，而且要消滅所有的剝削製度。由於資本主義私有製是建立在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上麵的最後而又最完備的表現，因此資本主義社會“漸次分成兩種階級，一方麵是一種極富的人，而他方麵就是大多數赤貧的人”。[58]這種持續的兩極分化“添加了被剝奪者的人數及力量，而減少了剝奪者的人數及力量。結果必會引得民眾大多數到這樣不可忍耐的情況” [59]。因此，無產階級革命是大多數的革命，要消滅一切的剝削製度，“社會的改變，不僅是勞動家的解放，乃是全人類的解放”，“他（指社會民主黨——引者注）在今天的社會中，不但反對賺工錢的工人所受剝奪與壓抑，亦反對各種有害於一個階級，一黨，一性，一族的各種剝奪與壓抑。”[60]在消滅剝削上，無產階級比過往的革命者都更徹底，“從前一切階級，一旦得了權勢，沒有不拚命使社會屈從他們的分配條件，好鞏固他們已得的境況。無產者若不將以前的分配方法推翻，便沒有做社會生產力底主人翁的日子。因此，從前一切分配方法，是不得不推翻的。”[61]既然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目標是消滅所有剝削，那麽，服務於階級鬥爭的階級分析法自然首先要以“是否剝削”而非“是否代表先進生產力”作為劃分陣營的標準。
簡化經濟關係，凸顯“兩大對立陣營”，使階級分析服務於階級鬥爭的階級分析原則也體現在毛澤東的思想上。例如，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提出，“中國各階級對於民族革命的態度，與歐西資本主義國內各階級於社會革命的態度，幾乎完全一樣”，因為“現代的革命本是一個，其目的與手段均相同，即同以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為目的，同以被壓迫民族被壓迫階級聯合作戰為手段” [62]。這一結論簡化了中國內部複雜的生產關係，承認了社會內部“兩大陣營”——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對立。“兩大陣營”伴隨而來的信念是“剝削陣營”和“被剝削陣營”懸殊的人數對比。毛澤東始終相信，無產階級革命是“大多數”對“一小撮”革命。早期毛澤東對城市中心主義路線的不滿，在一定程度上是基於革命人數的考慮。
2. 謀生方式[63]和政治態度是階級劃分的重要考察對象
如上所述，階級理論“落腳”於現實的第一步是將社會劃分為兩大對立陣營，使階級分析服務於階級鬥爭。但是，這種陣營劃分存在一定的隱患：在現實中，政治態度總是由許多因素共同決定的。同一政治立場，不意味著同處一階級陣營。同處一階級，也不意味著同樣的階級立場。由於“階級意識”存在覺醒程度的差異，同一階級“未覺醒”的成員仍可能因為其他因素支持其他政治團體，甚至為了個人利益損害階級的長遠利益。因此，僅憑生產方式“是否剝削”不足以重構錯綜複雜的階級關係與相應的政治態度。為此，《階級爭鬥》提供了一種可行的解決方案：將政治態度引入劃分人群的標準，再對該階層謀生態度對剝削階級的依賴性進行更深入的考察。
考茨基提出，“社會主義的生力軍，是無產階級。但亦不是所有的無產階級，一樣讚成社會主義。”[64]一些階級（階層）不支持社會主義，是因為其謀生方式在根本上依賴於資產階級。例如，奴仆實質上是有產階級家庭的一部分，謀生依賴於有產者的剝削，“主人的收入越大，權力名位越大，這些跟班所沾的餘潤亦越多。”[65]這種謀生方式形成了“奴仆的性格”，即“諂媚上麵的人，虐待下麵的人”。因此，奴仆不是社會主義的核心支持者。同樣，流氓無產階級（惲譯“下流社會”）的謀生依賴於“富人的殘羹冷炙”，“剝奪的程度越高，富人的收入越大，乞丐的盼望越多”[66]，因而不會從根本上反對剝削製度。
另一些階級（階層）不支持社會主義，是受製於階級意識尚未覺醒。隻要這些階級的謀生方式在根本上是與剝削階級的利益對立，就可能覺醒為“革命者”或轉化為“革命的朋友”。例如，工人階級中尚未覺醒的部分，雖然暫時地反對或漠視社會民主黨，但隨著“勞動家的勢力，影響於同類人群的思想同感情的態度越大，那些人群被引人這種運動的人便越多”[67]，他們會逐漸覺悟，參與革命。小生產者和農民雖然是保守的（希望保留私有製），但一旦認識到，“是資本家，不是勞動家，剝奪農人工人”，“勞動家的得勝，是這種剝奪的宣告終結。獨立的小生產者，在消費一方麵，與勞動者有相同利益”[68]時，小生產者就有各種理由轉向革命。
3. 社會心理是階級分析的重要組成部分
資本主義衰亡的曆史必然性並不總會直接表現出來，它需要通過一些可直接感知的具體方式對大多數群體發揮作用。相較於機械的“經濟決定論”，“三書”的“階級分析”除了考察經濟地位、政治態度的關係之外，還考察了各個階層的社會心理變遷。這一方法論很可能對毛澤東有間接的影響，試舉幾例分析。
一是“痛苦”的心理。絕大多數階級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懷疑不是基於理性認識，而是基於經驗上源源不斷、愈演愈烈的“痛苦”。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確立過程中，勞動者和中間階級“他們所得的隻是生活不安程度的加增，隻是悲慘，壓迫，屈服，墮落，受人家剝奪之苦” [69]。在資本主義確立後，工人僅能獲得糊口的工資，而且還時刻麵臨失業的痛苦[70]。當經濟危機爆發時，小生產者和小資本家麵臨破產的痛苦，“痛苦越普遍了，崩壞的時候來了”[71]。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戰爭也“每加增社會的痛苦” [72]。就連尚有資產者，也要忍受資本變遷“不安定”的痛苦。[73]蔡元培在《社會主義史》的序言中承認，書中描述的工人痛苦，就是中國工界的縮影。[74]俗話說，“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當無產階級發展到了“反對他所受了痛苦的製度，隻有無理由的恨，更無別的方式”[75]之時，革命的時刻便不遠了。
二是“絕望”的心理。所謂絕望，是自己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未來喪失信心，從而對資本主義社會本身失去希望。考茨基指出，資本主義社會關閉了名義上的階級流動渠道。教育作為“以前被勞動者開的門，可以使他們不靠外力爬得上麵富貴些階級的，現在是已經閉塞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工人階級不可能像中世紀師徒製度一樣“熬”成“行會師傅”，也不可能通過節衣縮食進行的儲蓄不能敵過資本積累的速度，“亦不能使他藉此可以超拔他與他的子孫出於勞動者的境況中。” [76]隨著兩極分化，工人階級的絕望會蔓延到整個社會，當其他階級 “看清了他或者總有些他的子孫遲早會丟入勞動界，除了解放勞動者沒有自救的方法時”[77]，當“勞動家的勢力，影響於同類人群的思想同感情的態度越大” [78]時，其他階級也會傾向於革命。
毋庸贅言的是，在毛澤東的階級分析，各個階級的心理狀態一直是調研的重點，尤其是被壓迫階級的痛苦來源和對預期未來（“發財”、“買地”）的絕望。例如，在早期的階級分析中，毛澤東就已經詳析了各階級的心理狀態及對革命的態度。民族資產階級的痛苦來自於帝國主義，但尚未對資本主義生產道路的未來絕望，“他們的革命是為了發財，其餘階級的革命是為了救苦”[79]，因此，民族資產階級缺少革命的徹底性。小資產階級可劃分為“餘錢剩米派”、“恰自足自給”與“每年要虧本的”，其中的“餘錢剩米派”自信有發財可能，對未來有希望，不輕易參與革命；“恰自足自給”懷疑社會前途，有痛苦但沒有完全絕望，可能參與革命；“每年要虧本的”既有“瞻念前途，不寒而栗”的絕望，又“在精神上的痛苦比一切人大”，因而“在革命運動中頗要緊”[80]。貧農是農民中最痛苦、最絕望的群體，“他們沒有土地， 生活毫無保障……餓與死是他們不可逃的兩個命運，因此他們天然富於革命性。”[81]可見，毛澤東對政治態度的判斷不僅限於分析經濟關係，也包括分析社會心理，其重視程度和分析路徑與“三書”是較為相似的。
四
餘論
毛澤東對階級理論有著極高的評價：“世界上的知識隻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的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的知識（民族鬥爭的知識也包括在內），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82]毛澤東之所以崇尚階級理論，是因為“階級”既是縱向理解曆史發展的鑰匙，也是橫向解剖社會結構的“火眼金睛”，有著“提綱挈領”、“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果。“三書”是毛澤東階級觀的入門書。在縱向的曆史理解上，毛澤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階級觀的基本原理和規範性前提，解決了世界“由何構成”、“到何處去”、“如何到達”的疑難；在橫向的現實政治上，毛澤東掌握了相對立體的、具有現實可操作性的階級分析策略，為毛澤東的社會調研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礎。如上所述，毛澤東階級理論中創新（或者“離經叛道”）的要素主要出現在對實證性原則修訂，而極少出現在對規範性前提的忤逆和更改，這說明毛澤東的階級理論仍然處於馬克思主義的譜係之中。其中的一些實證方法和原則的修訂雛形也與“三書”的現實分析有相近之處。
當然，我們不能將青年毛澤東的所有階級理論的源頭都歸於“三書”。應當指出，毛澤東階級理論是經典文本和同時代社會主義者共同影響的結果。毛澤東的階級理論還明顯受其他非“三書”的經典文本影響，例如，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依照財產所有權、收入和階級鬥爭情況劃分農民階級地位的理論[83]，的確是“三書”不可代替的。同時，我們也不能說明，青年毛澤東論斷中與“三書”親和甚至高度相似的部分一定是受“三書”而非其他源頭的影響（畢竟缺少毛澤東本人對“三書”的直接引用作進一步支持）。但不可否認的是，青年毛澤東在關於階級理論的基本認識和運用方法上，確實可以看出“三書”的一定影響。隨著對中國外在環境和內部社會條件的深入了解，隨著革命實踐的推進，“三書”為毛澤東構建的階級觀框架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寫、發展和再詮釋，形成了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譜係中頗具特色的階級理論。
注釋
[1] 《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頁。
[2] 《關於農村調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1993年版，第378—379頁。
[3] 參見屠文淑：《社會心理學理論與應用》，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頁。需要說明的是，“首因效應”一般指人際交往中形成的社會知覺偏差，筆者將其借用到閱讀之中。
[4] 毛澤東：《恰同學年少 毛澤東早年的讀書生活》，沈陽：萬卷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50-258頁。
[5] 參見楊明偉：《全方位考察<共產黨宣言>對毛澤東的影響》，《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年第10期。羅建華：《曆史與理論:毛澤東的<共產黨宣言>閱讀史透視》，《現代哲學》，2018年第3期。
[6] 參見劉輝：《<愛爾福特綱領>及考茨基的“解說”在華早期傳播與中共的關係》，《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10期。王海軍：《試論中國曆史語境下早期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選擇性傳播——以<共產黨宣言>為個案的分析》，《教學與研究》,2013年第6期。劉招成：《建黨前中國人對<共產黨宣言>的接受述論》，《史學月刊》，2013年第7期。
[7] 在毛澤東階級理論獨特性的方麵，學界已有相當數量的成熟著述。代表性的有，王也揚：《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觀點研究》，《史學月刊》，2005年第1期。蕭詩美、蔣賢明：《論毛澤東的階級分析方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步》，《東嶽論叢》，2012年第8期。尚慶飛、韓步江：《階級、階級意識與階級鬥爭——論毛澤東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邏輯環節》，《南京社會科學》，2007年第6期。
[8] 考茨基：《愛爾福特綱領解說》，陳冬野譯，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2頁。
[9] 劉輝：《愛爾福特綱領》及考茨基的“解說”在華早期傳播與中共的關係，《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10期。
[10] 拉波爾塔斯並非我們被熟知的“伯恩斯坦”。拉波爾塔斯是國家社會主義者，觀點與拉薩爾相近。
[11] 《社會主義史》（上），李季譯，上海：新青年社1920年版，第3-4頁。
[12] 克卡樸：《社會主義史》（上），第5頁。
[13] 克卡樸：《社會主義史》（下），李季譯，上海：新青年社1920年版，第217頁。
[14] 《社會主義史》（上），第2-3頁。
[15] （美）埃裏克·歐林·賴特主編，馬磊、吳菲等譯：《階級分析方法》，複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頁。
[16] 《陳望道譯文集》，第11頁。
[17] 《陳望道譯文集》，第18頁。
[18] 《陳望道譯文集》，第13頁。
[19] 《惲代英全集》（第4卷），第408頁。
[20] 《社會主義史》（上），第226頁。
[21]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1卷第3頁
[22] 《實踐論》（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1卷第283頁
[23]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3卷第852頁
[24] 永野英身：《毛澤東二十年代的思想》，載張惠才編：《韓鳳琴譯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頁。
[25] 《陳望道譯文集》，第16頁。
[26] 《社會主義史》（上），第111-112、123頁。
[27] 《社會主義史》（上），第10頁。
[28] （德）柯祖基：《階級爭鬥》，惲代英譯，上海：新青年社1921年版，載《惲代英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3頁。
[29] （美）埃裏克·歐林·賴特主編，馬磊、吳菲等譯：《階級分析方法》，複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頁。
[30] 《毛澤東文集》第２卷，第３７８—３７９頁。
[3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60頁。
[32] 《紀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義》（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34頁
[33] 毛澤東:《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376頁。
[34] 《紀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義》（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34—35頁
[35]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19頁。
[36] 戴逸：《關於曆史研究中階級鬥爭理論問題的幾點看法》，《社會科學研究》，1979年第2期。
[37] 《陳望道譯文集》，第6頁。
[38] 《惲代英全集》（第4卷），第406頁。
[39] 《社會主義史》（上），第8頁。
[40]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7頁。
[41] 參照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第40頁。
[42] 《陳望道譯文集》，第14頁。
[43] 《陳望道譯文集》，第9頁。
[44] 《惲代英全集》（第4卷），第369頁。
[45] 《社會主義史》（上），第166頁。
[46] 《社會主義史》（上），第174頁。
[47] 《社會主義史》（下），第237頁。
[48] 《社會主義史》（上），第3頁。
[49] 《惲代英全集》（第4卷），第426頁。
[50] 《陳望道譯文集》，第8頁。
[51] 《陳望道譯文集》，第30頁。
[52] 《惲代英全集》（第4卷），第426頁。
[53]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頁。
[54] 毛澤東：《毛澤東給蔡和森》，《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2頁。
[55] 毛澤東對“三書”的借鑒，多見於對方法論的借鑒，而非照搬現成的結論。筆者下文列舉的，是“三書”在分析方法上的共性。出於嚴謹性考慮，三書分析方法和結論上的矛盾之處，即便毛澤東的思想與其中一者相似，筆者也不將其計入本文的討論範圍。
[56] 例如，按照毛澤東的《尋烏調查》和《興國調查》，收租的是地主階級，把持公堂的是劣紳階級，放貸的是富農階級，雇傭勞動的包括富農、中農和貧農，嚴格分析，除了雇農之外，其他階級都在一定意義上處於剝削地位。
[57] 這與柯卡普本人對社會主義的倫理化理解有關。參照《社會主義史》（下），第217-218頁。
[58] 《社會主義史》（上），第10頁。
[59] 《惲代英全集》（第4卷），第364頁。
[60] 《惲代英全集》（第4卷），第406-407頁。
[61] 《陳望道譯文集》，第13頁。
[62]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6年2月1日），竹內實編修:《毛澤東集》 (第1卷) , 東京：蒼蒼社1983年版，第162頁。
[63] 謀生方式是對生產方式在微觀個體上的呈現。對於絕大多數人，個體的謀生方式即為所在階級的生產方式。部分階級（如流氓無產階級），由於不事生產，因此分析的實質是謀生方式（如賭錢、盜竊等）。
[64] 《惲代英全集》（第4卷），第410頁。
[65] 《惲代英全集》（第4卷），第410-411頁。
[66] 《惲代英全集》（第4卷），第412頁。
[67] 《惲代英全集》（第4卷），第426頁。
[68] 《惲代英全集》（第4卷），第411頁。
[69] 《惲代英全集》（第4卷），第313頁。
[70] 《惲代英全集》（第4卷），第322、329頁。
[71] 《惲代英全集》（第4卷），第357頁。
[72] 《惲代英全集》（第4卷），第313頁。
[73] 《惲代英全集》（第4卷），第399頁。
[74] 參見蔡元培：《社會主義史序》，《社會主義史》（上），第3-6頁。
[75] 《惲代英全集》（第4卷），第415頁。
[76] 《惲代英全集》（第4卷），第334頁。
[77] 《惲代英全集》（第4卷），第438頁。
[78] 《惲代英全集》（第4卷），第426頁。
[79] 《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29頁。
[80]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5-6頁。
[81] 《湖南農民運動真實情形——湖南民眾團體請願代表團的報告》，《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農民運動資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2頁。
[82] 《整頓黨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15頁。
[83] 將地主和土地擁有者定為農業資產階級，將農民定為農業無產階級。
來源：《毛澤東思想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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