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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作者：朱德
出版社：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9年8月
【內容簡介】
本書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專家編輯整理，集納了朱德1937年春在延安先後接受美國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尼姆·威爾斯（即海倫·福斯特·斯諾）訪問時關於他個人生平的口述記錄，及其親自撰寫的反映其生平經曆的文章等。在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朱德的心路曆程，他的人生軌跡，他的充滿艱難險阻、曲折坎坷、暴風驟雨的鬥爭道路，和在火與血的洗禮中鑄就的偉大人格。
目錄
開篇自述
附：關於朱德
第一章 青少年時代
誕生在琳琅寨下
開始讀書
師從席聘三
參加科舉考試
上新學堂
教書不是出路
第二章 投身軍界
在雲南陸軍講武堂
參加雲南重九起義
北上援川
滇南邊界遊擊戰
護國討袁之役
陸軍瀘州
護法戰爭
附：贈曇華寺住持映空和尚詩文
逃離雲南
在上海會見孫中山
附：在啟程赴歐之前
第三章 天涯尋正道
去歐洲一路見聞
留學德國
附：願終身為黨做軍事運動
留學蘇聯
第四章 大革命中
策應北伐到萬縣
創辦南昌軍官教育團
附：致孫炳文夫人書
第五章 保存火種
南昌起義
南下受挫
在困境中與範石生合作
智取宜章
打垮許克祥
暴動烈火遍湘南
第六章 星火燎原
井岡山的鬥爭
進軍贛南、閩西
第一次反“圍剿”
附：一九三一年春的一天
第二次反“圍剿”
附：橫掃七百裏
第三次反“圍剿”
第四次反“圍剿”
第五次反“圍剿”
第七章 長征兩年
開始長征
附：愛兵如子
同張國燾鬥爭
附：“臨大節而不辱”
率軍北上
從蘇區到長征中的生活
到了保安、延安
附：朱老總和戰士
第八章 躍馬太行
複我山河，保我民族
太行前線寄家書（三封）
為母親度饑荒求捐助信
《重逢》
華北抗戰的總結（節選）
附：朱總司令在太行山時的一些情況
第九章 延安歲月
關於部隊生產的一封信
給女兒朱敏的信
回憶母親
關於建設迫擊炮分隊及兵工生產的意見
附：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的兩次發言
附：周恩來為朱德六十壽辰的賀詞
致艾·史沫特萊女士的信
我相信可以親自看到中國革命獲得成功
第十章 走向勝利
關於晉察冀軍事工作的報告
關於軍工生產等問題的報告
關於準備戰略反攻問題的信
視察晉察冀野戰軍和冀中等地後的信
我把功勞往下麵推
打長春可強攻或長圍
在總部作戰局戰況匯報會上的四次講話
附：親切的關懷，難忘的教誨
附：軍事工業的奠基人
第十一章 心係祖國振興
對美帝侵朝戰爭的對策
關於新疆工作幾個問題的答複
加快建設海軍的防衛力量
兵工生產同民用生產相結合
提議劉少奇為國家主席候選人
對農村辦公共食堂問題的意見
在七千人大會中的講話
給兒子朱琦的信
揭發林彪的問題
附：最後十年
附：永記父親的教誨
大事年表
編後記
開篇自述
我於一八八六年生在四川省儀隴縣的馬鞍莊。我家是窮苦佃農。為了一家二十口人的生活，我們租種了二十畝地。我六歲時，進了一個姓丁的地主辦的私塾。為了上他這個學，他要我交學費，還待我特別壞，就好像他是在辦慈善事業似的。我食宿都在家裏，每天要走三裏地去上學。放學後，我還要幹各種各樣的活兒，例如挑水放牛這類的事。我在這所學校裏學了三年。
後來，這個大家庭在地主的壓迫下沒法活下去了，由於經濟上的原因，我們分了家。我過繼給一個伯父，就跟著他到大灣去住了。我親生的父親對我很不好，可是這位伯父卻像疼親兒子那樣疼愛我，送我去上學，學了六七年的古文。我是我們家惟一受過教育的，為了要上學，我隻好一麵讀書，一麵幹各種活兒。
我在一九〇五年考過科舉，一九〇六年到了順慶縣，在一個高等小學裏讀了六個月書，接著又在一所中 學裏讀了六個月。一九〇七年我到成都的一所體育學校裏學習了一年，然後回到家鄉儀隴縣，在縣立高小教體育。一九〇九年，我到雲南省會雲南府，進了雲南講武堂，直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時我才離開那裏。我那時的誌願一直想當個軍人，而這個講武堂可能是當時中國最進步最新式的了。它要求很嚴格，所以我能被錄取，感到很高興。
我一向崇拜現代科學，覺得中國需要產業革命。我小的時候，聽到織布的以及其他走街串巷的手藝人講太平天國的故事，給了我很大影響，那些人在當時是新聞的傳播者。由於有了革命的想法，一九〇九年我進入講武堂不到幾個星期，就參加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黨——同盟會。
一九一一年，我當時是個連長，跟隨有名的雲南督軍蔡鍔率領的滇軍，參加了推翻清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十月十日在武昌開始的，二十天以後雲南也舉行了起義。同年，我被派往四川和清朝的總督趙爾豐作戰。我們打敗了趙爾豐，第二年的四五月間回到了雲南。一九一二年下半年，我被任命為雲南講武堂的學生隊長，在那裏我教授戰術、野戰術、射擊和步槍演習。
一九一三年，在蔡鍔部隊中我被任命為營長，在法屬印度支那邊界駐紮了兩年。一九一五年，我升為團長，被派往四川去和袁世凱的部隊作戰。打了六個月的仗，我們勝利了。隨後我升了旅長，部隊駐紮在四川南部長江邊上的敘府和滬州。我的部隊是第七師的精銳部隊第十三混成旅（後改為第七混成旅），在當時是有些聲望的。可是我們遭受了重大損失，作戰中半個多旅被消滅了。我在這一帶駐紮了五年，不斷地跟聽命於北京段棋瑞政府的賣國舊式軍隊作戰。
一九二〇年年底，我回到雲南府和反動派唐繼堯作戰，這時蔡鍔已經死了。蔡鍔是南方最進步的共和派青年領袖之一，他對我有很大影響。是他第一個舉起反叛的旗幟，反對一九一五年袁世凱稱帝，保衛共和國的。
一九二一年九至十月，我當上了雲南省警察廳廳長。那時，唐繼堯卷土重來，他追了我二十天，我還是帶了一連士兵逃了出來。另一個同伴也帶了一連人和我一起逃走，但他被唐繼堯捉住，受刑致死。我帶領一連逃難的士兵到了西康，所走的路線正是後來一九三五年紅軍長征的路線。我們渡過金沙江，到打箭爐附近的雅州，在會理州停了一下，然後進入四川。我先到嘉定，然後去重慶，受到督軍劉湘和重慶警備司令楊森的接待。一九二二年六月還和他們一道看了龍船會，這兩個軍閥後來當然受到過紅軍的進攻。但是在當時，劉湘並沒有懸賞要我的人頭，卻急於要給我一個師長的位置，我謝絕了，因為我已決定給自己找一條新的革命道路，去找共產黨。劉湘所以對我為他效勞感興趣，是因為我的特殊戰術已經出名，令人害怕。我這一套對付專製軍隊很有成效的戰術，主要是駐在印度支那邊界時，跟蠻子部落和土匪作戰的經驗中學到的機動遊擊戰術。我和軍隊逃兵糾合組織的流竄匪幫打過硬仗，從中學到的經驗，特別有價值。當然，我把這種遊擊經驗同從書本和學校裏得到的知識結合起來。
我帶兵的特殊戰術是這樣的：我本人身體健壯，可以和弟兄們共同生活，跟他們打成一片，從而獲得他們的信任。每次作戰，無論大小，我總事先勘察地形，精密計劃每項細節。我的主要戰術一般都很成功，因為我細心處理一切，親自領導部隊。我總是堅持從各方麵弄清敵人陣地的情況。一般來說我和民眾的關係很好，這給我很大幫助。蔡鍔以其指揮戰術著稱，他教了我很多東西。那時滇軍是新式軍隊，有德國步槍作為武裝。我認為對於指揮員和戰士都很重要的另一個因素，是對政治形勢的了解，這樣，他們就會有為主義而堅決戰鬥的高昂士氣——你仗打得越多，就越能掌握局勢。
我在四川離開劉湘以後，就乘了長江的船順流而下，去上海尋找共產黨。這時，中國已回到軍閥的封建主義時期，前景是十分暗淡的，我感到非常泄氣。我在四川當軍官的最後一年，即一九二〇年，我染上了吸鴉片的惡習。但一九二〇年底回到雲南時，在從唐繼堯手中逃出來以前，我買了一些戒煙藥、一九二一年向西康進行第一次“長征”時開始戒煙，在去上海的船上，繼續戒煙。到上海時已經戒得差不多了，在上海廣慈醫院又狠狠地治療了一個星期，最後才完全根治了。
一九二二年我離開四川去尋找共產黨時，一點也不知道怎樣同黨組織進行聯係，隻是下定決心無論如何也得聯係上。事實上黨還隻是幾個月前才組織起來，這是我後來知道的。我對共產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興趣，是在自己讀了有關俄國革命的書籍後引起的。惟一的其它影響是跟留法歸國學生的幾次談話。我駐在四川的時候，凡是我能找到的有關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的材料，我都讀了。在此之前，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為在中國實現共和以及孫中山的民主而戰上。但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失敗和後來全國陷入勞民傷財的軍閥混戰，使我大失所望。我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更深入進行，必須像俄國革命那樣徹底。俄國革命的不斷勝利，給了我希望。
在上海，我找不到共產黨，因此就到北京去繼續尋找。當時孫中山的機關報《民報》的編輯也和我一起去尋找共產黨。但是，在北京我的運氣也依然不佳，仍然沒找到共產黨，於是，我又返回上海。這樣，在一九二二年這一年，我從南方到北方，又回到南方，到處亂跑，就像一匹脫了韁的馬似的。北京給我的主要印象是國會的腐敗和荒唐可笑。然而在另一方麵，我又遇到很多學生，我和他們中的一些人一同旅行，他們的行為給了我很好的印象。
回到上海以後，我見到了孫中山、汪精衛、胡漢民以及其他國民黨領袖。孫給我的印象是一個非常真誠、堅決、明智的領導者。他要我去四川打陳炯明，我拒絕了。他又要我到美國去，可是我的興趣是去德國研究軍事科學，親眼看看世界大戰的後果。九月，我乘船去歐洲，途經新加坡、馬賽，然後到了巴黎。在埃菲爾鐵塔上照了一張俯瞰全城的照片，頗感得意。
在柏林，我遇到了周恩來（現在是紅軍軍事委員會的副主席）和其他同誌。我總算在柏林找到了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二年十月，我到達柏林，當時我大約三十六歲。我一找到了黨，便立即加入。這是一九二二年十月的事。
在柏林我呆了一年，學習德文，然後去哥廷根，進了一所大學，學了兩學期的社會科學——部分原因是為了掩護我繼續呆在德國。在德國期間，我堅定地幹著黨的工作。一九二四年，我們在柏林，組織了一個國民黨支部。中國青年黨是國家主義政黨，當時，學生分成了兩個陣營。我同時主編了一份油印的《政治周報》。鄧演達當時也在那裏，後來他組織了第三黨。我出席了世界學生大會。一九二五年，因與錢柯夫案件有牽連，被德國警察拘捕。錢柯夫是保加利亞的一個反動派，有人想在大教堂裏炸死他，許多人因而被捕，共三十人，其中有三四個人是中國人，這是我第一次遭逮捕，不過隻有二十八小時。一九二五年在柏林，我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被捕，那是因為我參加了共產黨為聲援“五卅運動”而召開的大會的活動。第二次被捕隻拘留了三十小時。因此，我為革命而坐牢的紀錄是沒什麽了不起的，總共不過是五十八小時。那時候，我跟許多在德國的印度人一起工作。許多國家的學生出席了那次的學生大會，我結識了不少朋友。由於這些活動，我終於被趕出德國，我就到歐洲各地遊曆，去了蘇聯，直到一九二六年才回國。
回國後，我從上海到漢口，再到四川萬縣。黨派我去指導四川的軍事運動，到楊森的部隊中做宣傳鼓動工作，因為我是楊將軍的好朋友。這些軍隊曾是吳佩孚的部下，楊是吳任命的，他反對國民黨的北伐。然而，我終於把他們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的第二十軍。我當上了二十軍的政治部主任，兼任國民黨黨代表，或稱政委，但未擔任軍職。一九二七年，由於楊森態度仍然動搖不定，他的軍隊雖然表麵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實際上始終和北方敵人有聯係。湖南的唐生智奉命率領國民黨軍隊去打楊森。我就在這時離開了萬縣，到了江西。
一九二七年一月，我加入了南昌朱培德的部隊，被任命為南昌軍校校長，兼南昌公安局局長，這個職務我一直擔任到南昌八一起義。我幫著組織這次起義，它是在我這個公安局長的保護下策劃的。起義後，我被任命為新九軍的副軍長，該軍是起義過程中組成的，大約有三千人。國民黨的第十一、第四和第二十軍也參加了起義。
當時，我和周恩來、賀龍、張國燾、劉伯承、林伯渠、林彪、徐特立、葉挺以及其他革命同誌等一同工作。毛澤東那時不在南昌，我到後來才見到他。
我接著率領部隊到了廣東海陸豐附近的東江地區，我是革命軍右翼的司令。我進攻梅縣的三河壩，葉挺和賀龍進攻潮州和汕頭。我們在這些地區同時失敗後，我退到福建，然後轉江西、湖南。到那時，我的第九軍大部分弟兄都犧牲了。我隻有總共一千二百個弟兄，其中包括許多從賀龍和葉挺部隊敗下來的散兵。
我接著參加組織一九二七年的湘南起義。我們改名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舉起紅旗，上有錘子、鐮刀和紅星。在湘南起義中，我們第一次在我們旗子上用了紅星。六個月後，一九二八年五月，我到了江西井岡山，部隊增加到一萬人。就在這個我們準備建立第一個根據地的井岡山下，我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這是一次非常令人興奮和愉快的會麵。
在湘南起義之前，毛澤東的部隊在一九二七年冬季就上了井岡山。一九二八年以前，我和毛澤東的惟一的一次聯係是我從廣東東江地區撤退之後，他派他的弟弟毛澤覃來和我取得聯係。一九二八年在井岡山，毛和我把我們的部隊合組成新“第四軍”，所以用這個名字，是為了保持國民黨第四軍“鐵軍”的大名，它在大革命時期是我們的革命堡壘。我被任命為第四軍的軍長，毛當政委。我們在井岡山上呆了六個月，擊退了三次想消滅我們的進攻。這時彭德懷在平江起義之後也到達了井岡山。一九二九年，我們留他駐守井岡山，毛和我率領部隊去江西南部、福建、廣東、湖南，進行建立蘇維埃的長期鬥爭。從此以後，我的經曆隻不過是紅軍曆史的一部分。
至於我的私生活問題：在參加共產黨的鬥爭以前，我結過兩次婚。第一個妻子死了，第二個還活著。第一個妻子生過一個兒子，但我不知道他現在在哪裏。一九三五年長征的時候，我從報紙上看到我的兒子，那時十八歲，為了保全性命，已逃離住地——他母親的故鄉，敘府附近的納溪。我這第一個妻子是一個師範學校的教員，有支持革命的進步思想。我們結婚的時候，她十八歲，我二十五歲。我的第三個妻子是一九二八年湘南起義時期和我結合的，名叫伍若蘭，後來被湖南省主席何健捉住砍了頭。我現在的妻子是康克清，是在一九二八年同我結婚的。
關於我有百萬家財的傳說是不確實的。在雲南我是有些財產，但不多。我的妻子也稍稍有一點。但是，一九二一年我被迫逃走時，我的財產全部被唐繼堯沒收了。
我很佩服兩個德國人——興登堡和麥金森，後者是運動戰專家。福煦將軍在保衛法蘭西方麵也建立了赫赫功勳。當然，蘇聯的紅軍將領們現在都是有經驗第一流的，例如加侖（布盧徹）。
在老派將軍中拿破侖算是不錯的。我小的時候非常喜歡他，也喜歡喬治·華盛頓。美國革命中農民誌願軍的成功史大大地鼓舞了我，我知道將來總有一天中國農民也會像他們那樣，為自由和獨立而戰鬥。
在中國，我一向欽佩雲南的蔡鍔，他是現代軍事科學早期最優秀的專家。而在政治方麵，我一向敬服孫逸仙。
中國士兵並不壞，是軍官壞，不稱職。中國士兵隻缺乏政治訓練。如果中國士兵得到適當的訓練，他們會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戰士，因為他們能吃苦，在精神和肉體上能忍受極大困難，要是在別的國家，早就喪失戰鬥力了，可是他們卻能保持士氣，正如中國苦力在吃苦耐勞方麵是舉世無雙的一樣。
注：本文是朱德一九三七年五月與美國記者尼姆·威爾 斯的談話。摘自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九九一年版《續西行漫記》。
關於朱德
不像莎士比亞，孔夫子認為名字具有頭等重要性。至少在朱德這個名字上是這樣。這個名字叫起來很響亮，英文裏應拚做JuDeh，因為發音是如此。這個名字很貼切，因為這個名字由於在文字上的奇異巧合，在中文中的兩個字正好是“紅色的品德”的意思，雖然當他在邊遠的四川省儀隴縣誕生後他的慈親給他起這個名字時，是無法預見這個名字日後具有的政治意義的。無法預見這樣的事，否則他們早就會嚇得把他改名了。
在南方的這些年月裏，朱德指揮全軍，打了幾百次小仗，幾十次大仗，經曆了敵人的五次大“圍剿”，在最後一次中，他麵對的敵人，其技術上的進攻力量（包括重炮、飛機和機械化部隊）估計超過他自己的部隊八倍至九倍，資源超過他許多許多倍。不論如何估計他的勝敗，必須承認，就戰術的獨創性、部隊的機動性和作戰的多樣性而言，他再三證明自己勝過派來打他的任何一個將領，而且無疑建立了中國革命化軍隊在遊擊戰中的不可輕侮的戰鬥力。紅軍在南方所犯的重大錯誤是戰略上的錯誤，對此，政治領導人必須負主要的責任。但是即使有這種錯誤也很少疑問，要是紅軍能夠在第五次“圍剿”中哪怕以大致相當的條件與敵軍對壘，結果就會造成南京的慘敗——德國顧問也沒有用。
從純粹軍事戰略和戰術上處理一支大軍撤退來說，中國沒有見到過任何可以與朱德統率長征的傑出領導相比的情況，這在前文已有描述。他部下的軍隊在西藏的冰天雪地之中，經受了整整一個嚴冬的圍困和艱難，除了犛牛肉以外沒有別的吃的，而仍能保持萬眾一心，這必須歸因於純屬領導人物的個人魅力，還有那鼓舞部下具有為一個事業英勇犧牲的忠貞不貳精神的罕見人品。至少我個人是不可能想像蔣介石、白崇禧、宋哲元或者中國任何其他一個國民黨將領能夠在這樣的條件下保全一支軍隊的，更不用說還能夠在這樣的考驗結束時真的做到卷土重來，發動一場大進攻，在敵軍為了防止它突破而從從容容地構築了好幾個月的防線上，打入了一個楔子。我走馬西北的時候，朱德在做的正是這樣一件事。
難怪中國民間流傳他有各種各樣神奇的本領：四麵八方能夠看到百裏以外，能夠上天飛行，精通道教法術，諸如在敵人麵前呼風喚雨。迷信的人相信他刀槍不入，不是無數的槍炮彈藥都沒有能打死他嗎？也有人說他有死而複活的能力，國民黨不是一再宣布他已死亡，還詳詳細細地描述了他死去的情況嗎？在中國，許許多多的人都知道朱德的大名，有的把他看成是危險的威脅，有的把他看成是希望的明星，這就看每個人的生活地位了，但是不論對誰來說，這是這十年曆史中不可磨滅的名字。
但是大家都告訴我，朱德貌不驚人——一個沉默謙虛、說話輕聲、有點飽經滄桑的人，眼睛很大（“眼光非常和藹”，這是大家常用的話），身材不高，但很結實，胳膊和雙腿都像鐵打的一樣。他已年過半百，也許已有五十三四歲，究竟多大，誰也不知道——但是李長林笑著告訴我，就他所記得而言，他每次總說五十六了。這好像是他愛說的一個小小的笑話。李長林認為，他同現在這位夫人結婚後就不再記年齡了。這位夫人是個骨骼粗壯的農村姑娘，槍法高明，騎術高超，自己領導過一支遊支隊，把受傷戰士背在身上，大手大足像個男人，身體壯實，作戰勇敢。
朱德愛護他的部下是天下聞名的。自從擔任全軍統帥以後，他的生活和穿著都跟普通士兵一樣，同甘共苦，早期常常赤腳走路，整整一個冬天以南瓜充饑，另外一個冬天則以犛牛肉當飯，從來不叫苦，很少生病。他們說，他喜歡在營地裏轉，同弟兄們坐在一起，講故事，同他們一起打球。他乒乓球打得很好，籃球打個“不厭”。軍隊裏任何一個戰士都可以直接向總司令告狀——而且也常常這樣做。朱德向弟兄們講話往往脫下他的帽子。在長征途中，他把馬讓給走累了的同誌騎，自己卻大部分步行，似乎不知疲倦。
“我認為他的基本特點就是天性極端溫和”，當別人請他的妻子康克清談一談她認為她的丈夫有什麽與眾不同的性格時，她說道，“其次，他對一切大小事情都十分負責。第三，他喜歡跟一般戰鬥員生活打成一片，經常和他們談話。
“朱德對弟兄們說話非常樸實，他們都能聽懂。有時要是他不十分忙，就幫助農民們種莊稼。他常常從山下挑糧食到山上。他非常強健，什麽東西都能吃，除了大量辣椒，沒有什麽特別愛吃的東西，因為他是四川人。他晚上非到十一二點鍾不睡，早晨總是五、六點鍾起床。
“他喜歡運動，但是也喜歡讀書。他仔細定出讀書計劃，熟讀政治、經濟的書籍。他也喜歡跟朋友們談天，有時也開開玩笑，雖然並不像毛澤東那樣幽默。他一般沒有脾氣，我從沒有跟他吵過嘴，但他在戰鬥中卻要發怒。打仗時朱德總是在前線指揮，但沒有受過傷。”我沒有會見朱德的好運氣，因為當他到達陝北的時候，我已經離開了。幸運的是朱德馬上就被世界作家所注意，我現在竟有機緣得到一些最近的材料。“西安事變”以後，就有人到蘇區去訪問，威爾斯女士是第二個會見中國紅軍領袖的外國人，康克清上麵這番話就是對她說的。下麵簡述的朱德自傳，是朱德親口對威爾斯女士說的，這改正了過去許多不確的記載。它裏邊沒有富有戲劇性的敘述，這對於朱德是不公平的。正如威爾斯女士所說，“朱德決不會寫出一部自傳，因為他以為自己個人不能離開他的工作而存在。”但作為他的生涯的真實記載，下麵的自傳仍有無限的價值。……
朱德就這樣簡單地結束了他的自述。但這些樸素的話，是許多年不能想像的最最生動的人生經曆的輝煌記錄——這是一個大膽無畏和大公無私的故事，一個無比勇敢和智慧的故事，一個難以相信的苦難的故事，一個為著忠於一個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鬥爭的偉大主義而丟棄個人享受、財富和地位的故事。當這一時期的曆史完全被寫下的時候，上述這個簡單的自傳將長上血肉，我們就可以看到這部曆史的新頁上湧現出一個人物——少數真正的時代偉人之一。
朱德的一生經曆與中國民眾的命運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從他的一生中可以看出紅軍奮鬥的原因。請容許我再引用威爾斯女士的話：
“紅軍是一支十分年輕的軍隊，為舊中國前所未有。對這支軍隊來說，朱德是穩定的象征，是同傳統和過去曆史間的聯係，因為他在內地親身經曆了清朝以來整個革命運動的發展最緩慢和最根本的階段。他曾經生活在中國內地兩個最落後的省份——雲南和四川。當沿海一帶瞬息萬變的變化傳到這些一潭死水一樣的地方的時候，這些變化必須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才能站得住腳。朱德與中國新軍的許多領袖人物不同，他不是日、俄、德等國的‘留學生’。他的經曆是土生土長，紮根於中國的內地，他所以能獲得弟兄們的信任和中國舊式將軍的敬重，這未始不是重要的原因。他熟悉內地從北到南的絕大部分地勢，熟悉當地的民情風俗。
“朱德是在中國第一批新式軍校裏受到共和派名將蔡鍔的訓練的。他接著在法屬印度支那邊界和四川、雲南和山間要塞擔任衛戍任務時又學得特殊的遊擊戰術，這後來對紅軍有很大的貢獻。在政治上，他首先在一九〇九年以同盟會會員的身份為民主政治而奮鬥，接著加入了國民黨，最後完全自發地尋找共產黨，在一九二二年成為中國共產黨最老的黨員之一。從朱德遠道跋涉，到上海、北京、柏林找尋共產黨這件事，可以看出他日後成為三次革命的領袖所具備的自發精神和堅定目標。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進程，如果沒有它的兩個孿生天才‘朱、毛’，是無法想像的，許多中國人實際上都把他們看做是一個人。毛澤東是這一鬥爭的冷靜的政治頭腦，朱德是它的熱烈的心，以行動賦予了它的生命。共產黨所以能夠對紅軍保持嚴密的控製，朱德對‘文職’領導的忠誠和服從，是原因之一。從朱、毛以下直到各級指揮員和政治委員沒有發生軍政勢力之間的鬥爭。朱、毛的聯合不是互相競爭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朱德沒有任何政治野心，他能接受命令，因此也能發布命令——這是革命軍隊的領導的一個很有價值的因素。
“朱德的那種難能可貴的個性幾乎能立刻博得人人的愛戴。看來產生這種個性的由來是他的謙虛，而這種謙虛也許又是淵源於他個人誠實可靠的品質。”
但是落入紅軍之手的人無疑把他認為是凶神化身。階級戰爭不知慈悲為何物。關於紅軍暴行的許多傳說現在已證明是不確的，但是，如果認為朱德不會由於“革命需要”而下槍決的命令，那就不免過於天真了。要完成他的任務，他必須完全忠於貧苦無依的人，在這個地位上，他不可能比他要授予權力和服從的群眾更加慈悲。因此，除非你認為群眾也不能殺人，否則，朱德決不是一個手上沒有沾血的人，但是，你究竟把這血看做是外科醫生的血還是劊子手的血，這就完全要看你本人的世界觀、宗教、成見或同情心了。
反正朱德不是聖人，但是在他的自己人中間，在窮人——畢竟他們占中國人民的絕大多數——中間，他是個深受愛戴的人，他在一段的時間內，曾經高舉解放的火炬，在那些為中國的人權自由而鬥爭的人中間，他的名字已經永垂不朽。
摘自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版埃德加·斯諾著《西行漫記》。（注：本文省略的“朱德自傳”部分，即本書“開篇自述”的內容——編者）
第一章 青少年時代
誕生在琳琅寨下
在嘉陵江東，儀隴——一個山地裏的縣城。於一八八六年（是產生了“五一”世界勞動節的這一年），我就出生在距縣城東七八十裏，距觀音河四十裏中間的馬鞍場琳琅寨下。因為家裏是佃戶，種人家的田地，也就是在人家那裏生長的。環境很好，有著幽美的風景。山、水溝、水田、樹叢——好多地主住在附近。那是一家大戶，差不多幾十裏路都是姓丁的。我們家種的田地，也是姓丁的。位於半山上，山窩裏一處獨立家屋。多數正房是瓦房，耳房都是茅草房。後山及兩側是樹木，屋背後是一片竹林。前麵是一片水田，對麵是山林及深溝。
祖籍是客家，從遙遠的廣東韶關，在“湖廣填四川”時遷移到這裏來，已經是第七代了。一直就在耕田，家庭卻始終保有客家風味，到現在還說廣東話呢。財主丁家擁有很多土地，有錢，是個相當大的地主，收約五千擔租——我們家租的田種一年，除去五十擔納租以外，餘下的將將夠吃。家裏有十幾口人，從我出世就有十一二個人，有三百吊錢本錢作為壓頭，種人家的田地是要壓頭的……幼年時，家裏一般說來都很勤苦，很有規則。祖母是一個能幹的人，管家很好。祖父是個老農民，有經驗，很勤苦，處處以身作則。父親這一輩是四兄弟，也都種地，有的讀過書也不多，認識一點點字。家裏一年四季的生活，都是忙著莊稼工作，總是天一亮就爬起來。農忙時，晚上八九點鍾睡。不忙時，天一黑就睡覺了，從我稍微懂得事起就是這樣。
祖母是家庭裏的組織者，什麽事都是在她的管理和督促之下進行的。母親很賢淑和氣，有著一般農婦的強壯的體力。整天隻是很有耐性地做著事——我們一共六弟兄，二姐妹，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自己算老三。還有三個弟弟、一個妹妹。母親生十多個小孩子。後來生下的女孩子，都沒有要。她也從來不發氣，不打人、罵人。這樣多的孩子，沒讓人招呼過。同時，她還要種糧食，收拾東西，做飯……
人口的增多，要家裏很節省才夠吃，遇上好年成，有一件新衣服，不然就沒有。都是吃糧食，從來沒吃過白米，多半吃豌豆飯、菜飯、紅薯飯、雜糧飯。油鹽很少。十多二十個人，過年殺一口豬，管一年，隻在過年過節吃一點，分起來不過一個人一塊兩塊——我在小的時候是過房的，父親是老二，我過給伯伯做兒子，我又成為一個獨的了，以後也沒分過家，在一塊住，這樣就是有兩個父親兩個母親了。過房這邊很好，三叔幺叔也都很好。
因為家庭的勤苦，沒有一個人敢懶，這對我影響都好——母親整天忙著，從沒有工夫去抱抱小孩子。我們都是在地下爬著長大了的，大了身體很強壯，能背能挑，還要種地。有時讀書回家，母親在做飯，我就去挑水了。家裏管束很緊，誰也不鬧什麽，舒舒服服的。過年的時候，便由祖母分下一年的工。春秋四季，天還沒亮，做飯的就先爬起來，在灶邊燒飯了。然後祖父起來，大家起來，哪一個沒起就不得下台，不起來不行。起來後喂豬的喂豬，砍柴的砍柴，做飯的做飯，各有各自的任務，我們小孩子做幫手。有時上午去讀書，下午去種地，農忙也有時半個月、一個月不去讀書，先生也懂得答應我們。我們當小孩子的時候，什麽都是自家做的。吃飯穿衣，紡棉花，織成布拿去染了，拿回來請裁縫縫了，油是自家種菜籽打的，還有鴉片葉子做的油，點燈是自己打的桐子油，什麽都是自己做的。花錢就是花到買鹽、納糧、成租和納典。鞋子都是自己做的。假如誰街上買東西回來，那會挨罵的。
祖父真是中國標準的老農民，到八九十歲，他還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會害病，後來一直到臨死的時候，他還是要種地。父親、叔叔身體也都是健壯結實的。家裏人很少害病。因為小時人多，勞苦分工，吃穿都有分派，不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心很少。對家裏是懼怕的，不敢在大人麵前……我小時喜歡捉魚，門前池塘魚很多，田裏水溝頭都有大魚、小魚，栽秧時，放魚進去，我們家養的魚很大，但田主不讓我們捉，他卻用網去打。家裏照例是容忍的。我們小孩子就恨他們。
“為什麽把我們的魚捉去呢？”
還有那些果樹，有很好的梨、胡桃、棗、李子。成熟了，老板要我們摘下送去；樹林子柴很好，可是一根小樹都不準砍，竹子也是一根也不許動的。
我們屋後生著斑竹、刺竹、貢竹、料葉竹。竹林裏雀很多，有雀子、竹雞……我和大哥、二哥常在那裏玩。二哥是個怪人，會打槍打鳥，家裏罵他，他也不管，那槍是防強盜用的土槍。他們還會拉胡琴、吹簫，搞得蠻好。我因為讀書搞不好——他們因為我舅父家的影響，舅父是會吹嗩呐拉弦子、給人抬媳婦的。他們家總是很快樂，也耕田。我們的快樂也有著這樣的遺傳的。外祖母窮得要死，可很舒服，不過我很少去，距離三四十裏，叫柏林橋，我因過房給伯母，就有另一個外婆了，在新市場有四五十裏路，去的次數倒多。
注：本章各節摘自朱德自傳手抄稿本。
開始讀書
家裏從來沒有人讀過書，在這時，家裏也還是富裕的中農時期，有吃有穿。除我們以外，還有人在做事，大哥、二哥，我們三個就讀書了。那時才七歲——從前在四川讀書，也不要多錢。四百個銅錢一年，白天跑著去，晚上回來，中午還要回來吃飯，是走讀。頭一年就讀了一本《大學》，《中庸》、《論語》也讀了，到了《上孟》、《公孫醜》那一章。
教書的先生第一個姓朱，教得不太行。蒙學還可以。對我很好。因為我最小，字又認得，又讀得，這樣讀了一年。第二個先生，就是我們丁老板家的教書先生，更好一點，是個秀才。學校也很漂亮。有花園，有樓，在這裏讀書，就比較好了，讀了兩年，讀完了《四書》、《詩經》到《書經》。先生對待我們還好。和那些地主兒子就不同。小孩子開了架就不得開交。我們體力強愛跳，但並不是亂鬧。成天跳到黑，所以就是愛和人家打架。這兩年一般說，還得了一些益處，教一些字，講點詩對子，就是這些事，認得字也可以馬馬虎虎對一些對子，對得起來。學校裏有十多個人。大學生作文章，小學生就作對子，這頭兩三年，那些地主兒子，是一個成器的也沒有。
地主對待我們家裏就是不理，雖然不是農奴製度，總是差一層。不大來往。每年請一二次，他們是來的，我們來往的朋友，都是窮人，也不在附近。
父親他們都愛吃煙吃酒。我就討厭，根本不吃。是因為母親的關係。小孩子她都不讓吃——什麽吃的東西也沒有，就是家裏自己做的沙胡豆腐、幹醃菜。在丁先生那裏讀書不久，兩個哥哥去種地了。因為自己小，而且是過房，便繼續讀書，生我的父親相當的好打人，嚴得很，兩個哥都怕他。他喜歡我，我也不和他們在一堆。家裏也都喜歡我，因為伯伯房裏隻我一個，都沒人說什麽。同時我的繼續讀書，也還有另外的原因——那時清朝政府腐敗，苛稅非常厲害，老百姓們都說：
“衙門深似海，弊病大如天！”
“衙門八字開，有理沒錢別進來。”
三班八房之類差人，在儀隴縣就有三四千人，都是吃老百姓，都是吃人腦髓的人。當小孩子時，家裏都怕得要命。可是這些交糧催差的，就怕讀書人。那麽家裏還是叫我讀書了。
讀書讀到第三、四年，到了十歲（一八九五年）——家庭就發生了變遷。
原來我們種的地是兩個主人的。這時一個主人就不要我們住下去了。我們就不得不搬家了。在那些時候，家中的人也多起來了，幺叔又生下了兩三個兒子，小孩子就上十個，一大群了。土地這樣一搞，沒辦法，就搬一部分家，分開做兩處，我跟著伯伯和幺叔就搬到大灣去住了。
大灣那裏是姓朱的老房和地，都是典當出去了的。——這時家裏發展了一些。因為正是種鴉片煙的時候，鴉片之戰以後，大家都在種了。這樣家裏比較富裕了一點。所以搬家才搬得開。這時存有百多吊錢，又向人家借了兩百多吊，把大灣自己的田地贖回來。這樣才住起來了。經過這個變動，家裏又不大夠吃了。也沒有旁的辦法想，搬了房以後，讀書就不能在原來那個地方了。
新的先生就糟糕了，不好，又打人，還要背書，我也背不透，他也搞不來，讀了有大半年就走了。不讀下去了。那時我已經讀了很多的書，怎麽樣能背呢？
家裏也不懂這一套，什麽先生的好壞，隻知道在哪裏住就在哪裏讀書算了。
大灣距離馬鞍場又有五裏路，十一歲這一年（一八九六），我就又到一個姓席的先生那兒讀書去了。
師從席聘三
一八九六年，我十一歲，開始在席先生那裏讀書。
席先生名字叫聘三，是一個很懂得人情世故，很有情趣有骨氣的人——他的思想是開展的，對於那些曆史上的人物認為都是假的，把做官的人常常罵得狗血淋頭。他還具有著濃厚的民族意識，雖然有著豐富的學問，可是他不肯考了，所以不是什麽秀才，卻真是好先生。中國曆代各朝的事他都懂得，從二十幾歲教書起，到這時已經七十多歲了，周圍的一些秀才、舉人都是他的學生。我們在那裏讀書，當時他很高興，因為學生都很好。我讀了四、五年，很有益處。《四書》、《五經》也講，詩、詞、歌、賦也講。還有《綱鑒》、《甘四史》，你要什麽東西他就給你講什麽東西，到處都講。那時候我比較聰明了些，又小，先生比較喜歡我。十一二歲，讀書多，背到了一大串，讀到了《左傳》，講也講得來了大半。
這時國家也在由腐敗中間變化著——從中日戰爭以後，大清的昏暗腐敗，完全暴露了。那時“亡國”口號提得很高，“變法”的思潮也很快地反應在各處了。四川的情形呢？也一樣腐敗，做官的壓榨老百姓是常事，剝削很厲害，賣官（又名捐官）也是常事。譬如：一個縣知事，就要幾十萬塊。那麽他做上一任就要搞一兩百萬走。庚子①“八國聯軍”進京，清朝失敗之後，更公開地賣官賄爵，土豪劣紳都像小說書上寫的那樣，這時農民經濟也起了變化。國外經濟的侵略已經因為長江交通的便利，而深入到四川來了。
搬家到大灣來，因為人少，同時自己也長大了一點，花在種莊稼上的時間更多了。一年差不多三四個月在種莊稼。六七個月在讀書。席先生那裏離馬鞍場很近，離大灣有八裏路，一天要來回跑四次，所以養成走路快的習慣。晌午回來肚子餓，跑得快，晚間回來怕天黑了，也得快。從前我就沒上過街，現在從鄉裏走到街上，人情也懂得多了。以前一到街上，人家會欺負你，在琳琅寨那處風俗還厚道，地主作惡的還不多，到了街上就不同了，流氓痞子很多，要靠另一種本事來支持。這時，已經懂得問國家事。庚子事變，就是在這個時候。席先生也講。就懂得四萬萬賠款。因為這些錢都是賠到地主農民頭上來。他們就作為加租的理由，來加到我們身上了。戊戌、己亥、庚子，又連著幾年都是天旱，簡直天天吃小菜葉大麥高梁，那很可憐。
我在席先生那裏讀書，就有幾個很好的朋友了。因常常要一起上街——頂好的是吳紹伯，是很好的一個人，道德品行都不錯，書讀得多，年紀也比我大，是學校頂大的，先生也很喜歡他。我們還是愛跳，讀書也沒用過勁，毛毛草草的。他們讀通夜，那我是不幹的，因為我晚上要睡覺，非睡不行，我就說：
“讀通夜要命也不行！”
在這時進步相當快。先生好，抓得緊，文章、作詩要交卷時，一逼就一搞，拿得出來，很快。
戊戌變法後，就又講究科學了，有錢的人買了些科學本子回來，如“五大洲”、算學都有，都是變法以後編的。還有兩個地球儀器。一看，知識大了，曉得有世界，知道有個地球，還是圓的。
我開始學算學，我學的還不錯——因為會打珠算，那是在丁先生那裏就學會了。當時因為家裏都不會掛賬，算賬家裏很需要，先生教，就會了。加、減、乘、除都會了。所以算學一看容易得很，一直學到比例開方，我都覺得容易——以後慢慢讀成大學生了，也沒有什麽特殊的事情，腦筋裏總有一個想頭：
——是有一個世界，就想：去看看世界就好了！
可是沒有盤纏也出不來。
那個同學吳紹伯，更有誌願，兩個人打了很多主意，找辦法。
當時我們也還受先生很好的影響。他愛喝酒，他佩服的是做事業的人，他說：
“人不做事業，沒什麽作用！”
他是那樣灑脫的。認為要能做事，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便沒有路，說神仙不是人做的，那是沒有路的人，才去做。
……席先生又說：“皇帝就是那樣，好人不用，有也是例外的！”他認為周朝是假的，他認為從古到今天，都是一樣壞。他說做得好隻是用人處事得當。他說曆史上都是為了個人的……
這樣思想慢慢開展了。那時對《四書》、《五經》、《史記》讀得還不錯，貫串得起來，有點本事。《甘四史》雖不能貫通，大致記得。那個同學吳紹伯更好，因為是個書香家庭，破了產的。我們沒書，他家書卻很多。還有他們有個經常跑成都的人，帶些書給他們的兒子。可是他們的兒子小，我們便吃了便宜了。凡是新書都買來了，都是頭一批的，還有米達尺、三角板……那時成都有一個算學館了，我們借了學，都看到了，就拚命的來學算術，沒有人教就是自己看書。這樣眼光放大了，老舊的東西不太看得起。這個時代（信息）也傳到了那裏，如戊戌變法等，都是地方上在外邊跑的人帶回去的……那時隻是打主意怎樣到成都，到外麵，這是我和那個吳紹伯天天所打算的。
在當時充溢著的思想，就是“富國強兵”，我們曉得“富國強兵”的事沒知識不行。對曆史小說都看過，《三國》、《列國》都看過。先生還給批評，還帶著去看戲——街上每年唱大戲，還有木腦殼戲，小時候愛看。那樣難看，很嚇人。還有“木腦殼加肉腦殼”，是把小孩子掮在肩膀上，同木腦殼人一齊耍……這樣戲在有幾家住房的山梁上，也可以唱。還唱青苗戲，那是在栽秧以後起，各山上都唱。還有還願戲、皮褡褡戲……每年常常不斷地唱上五六個月，個把月。那裏有四個會館，是西湖人的禹王宮、江西人的萬壽宮、廣東人的龍母宮，大家共有的關帝廟、張爺廟。這些會館都有田地，紳士們再湊上錢，彼此競賽似的接連著唱。三吊錢兩吊錢，就唱上一天。這些戲給我印象很深，從中間得知識不少。上十歲後就懂得看了。席先生帶著去看戲，在街上還一麵批評著，像《封神》、《三國》、《聊齋》、《說嶽》，折一折的唱。對於《聊齋》，他相信是假的，他不信神，他常常說：
“靠不住，靠不住。”
關於神，我家供的是觀音菩薩，早晚是都要燒香的。家裏都不太信，祖母比較信，其餘都是馬馬虎虎，不過燒香卻是讀書人管的事情。小時候我就不得不燒了很久，每次在天地、祖宗灶位插上四根香。
在街上幾年，世故人情都通了。從最下層到最高層你弄我我弄你的那些曲折道理都清楚了。那是十歲到十七八歲的時候，還是過著清苦的生活。整天上梁下梁的來回跑路。思想變得複雜得很。腦子裏充滿曆史古書。民主思想有一些，覺得皇帝十分要不得。要變法，覺得外國好一點，資本主義思想侵入了。對於清朝皇帝官員不滿意，因為宣傳和事實都是很厲害。在社會上一般的不敢說，總之不滿就是了。那時，聽到說：讀書可以進高小、中學、大學，再出洋，總是這樣想著。至於出洋回來做什麽呢？總有事做吧，考官費考不取，上小學、中學，又沒錢讀，不得不另外想辦法了。
那時給我很深的一個刺激的：是吃大戶——當時四川經濟很發展，相當富足。可是庚子的連年天旱，很多破產的農民，就隻有吃大戶了。我正在席先生那裏讀書的時候，有六七百人來了。我們都嚇得跑了。那裏麵都像叫花子，穿得非常襤樓，破破爛爛，男男女女帶著小孩，帶著杆子槍，來要吃的，給他們米就走……有的地主去報告了官，前兩天來的都規規矩矩走過去了。可是這兩天來了百多個官兵都是紅馬褂，拖著辮子，用馬槍。有戴著水晶頂的官，打著大頭包巾的，對襟盤花馬褂，下罩著長裙。兵來了，紳士們去迎接，我們就跑了，不敢看，那種氣焰真是勢凶惡極。兵來了就把吃大戶的打了，還殺了些。就都跑散了，很可憐，四五十裏血水成河……
那時因為有長江交通，四川開通早一些，同時也是四川一般說來相當有錢，拿出去換東西。在鄉下都開始看到打洋傘穿洋布衣服，用洋貨，種鴉片，用外國染料了。
同時卻有很多地主與苦力吃鴉片，弄得家敗人亡。
老哥會（哥老會）流行起來——譬如有組織地吃大戶，不管城市鄉村都充斥了流氓、地痞。因為農民失業破產，流浪出來的人是整批整批的。農民破產，變得貧富懸殊。稍微有錢的人，就如同做了皇帝，坐著轎子走來走去。四川苦力原有兩種，就是挑子背子。有句俗語是：
“背老二，挑老三，馱騾子就是大老官！”
現在在城市裏卻另外充滿“爛巾巾”（乞丐），成都就還有幾千“光冬冬”——這是一絲衣服不掛的窮人。如在成都各門找個石岩住下，生下來的後代小孩也還是“光冬冬”。還有河上、江上，還有幾十萬船拐子，沒有衣服穿。自流井的挑水夫、搬水夫，幾十萬都是“光冬冬”之類。這些都是農民破產的情形，在四川窮困已經是這樣露骨了。
注：①庚子，幹支紀年，即一九〇〇年。
參加科舉考試
在席先生那裏讀了八九年書，家裏的人都是混混沌沌，也不曉得我讀得怎麽樣，先生卻時時誇獎——這時就是預備去考試了。可是父親伯父都沒錢，還好，我三叔做點生意，有點錢，讀書勉強的對付得過去。
一九〇五年，去考試。那時我二十歲了——考了那回以後就停考了。因為那正是“變法”以後，下一年就廢止了科舉。這一考就考出了名。本來先生叫我們去考，家裏沒錢，還好隻七八十裏路，就拿了一吊錢，去考一下子，一考考得很好。那時我用朱健德的名字，在一千多人中間考在前二十名裏麵。家裏還不相信，結果拿來一看，果然是。
一考得起，家裏就叫讀書了，也不要耕田了。從那時起脫離了耕作的事。一共考了縣考和府考。
考了一年試，沒幹什麽。見了大世麵，進了城。大灣離城七十裏路，可是祖輩三代，就沒有進過城。那時農民們進城，除非是打官司的才去呢！
戊戌變法的思潮傳到鄉下。鄉下大家也是非常喜歡變法的。孫中山在我考試時，才影響大起來。那時候腦筋裏對外國印象很深，不知道人家是怎樣好。中國太壞，出到外麵去看看，是真的更壞。自己沒錢，知識也不夠，就是相信留學生、外來人，懂得科學的人。
一考試，聽到的更多了，也看到一些。那是全縣人才薈萃，起初一看，感到我們學校裏的那些人不如人家——我們飯自己做，柴自己扒，作文章也不好。那些大學生，可是白白漂漂的。我們衣服沒得穿，上街都和他們走不攏。
那時土包子出門，自己什麽事情都可以做。初去時，家裏怕出亂子，先生也托付大學生帶著。可是一出來就相反。同行的那些“先生”都是草包，什麽都不會做，我們土包子，結果成了洋包子，事情自己做，還得幫他們幹，因為他們這些土豪的兒子，不懂得人情世故，什麽事都讓人家做，我們包袱一背就走，打前站，買東西，開賬，都做。人家都以為是個老手，不曉得來過幾次了。
到順慶那還是第一次看見大河。以前沒見過，人家說河如何大，坐船得如何坐穩，弄得滿腦子害怕。結果，老遠看見河在山上，人家說是，我們不承認，走到跟前原來還在河溝頭。
本來滿心想著不如人家，等到一考，才知道“不過如此”，又有點驕傲了。認為以前席先生說我們不行的話，是不可信的。席先生有個兒子，也沒考得好，平時考總是第一、第二，結果考得不能人學。人家說是命不好，實際是看功名太厲害，一考就寫不出來了。
考試後思想發展了，不想回家，打主意喲！
新學堂
考試也沒考得成器，因為四川那時已開始廢科舉，開辦中學、高小、師範學校了。考試回來的第二年，就到順慶去上高等小學了。這是一九〇六年。
辦這個小學的，是從日本回來的一些人，是和戊戌變法有關係的，在四川是很有名的。在這裏念了有半年，原來有點底子，現在又學了一點地理、曆史、英文、國文，還有一個日本人教日文。校長叫張瀾，很熱烈地鼓吹“要亡國滅種了，現在什麽都不要管，要犧牲身家性命救國家……”這半年思想更開展了。讀科學也願意讀。
一九〇六的下半年，就進了中學校。一般說來，科學成績不大好，先生的學問也不大好，多少學了一點……這一年，從家裏要了四五十塊錢。這些錢家裏是東湊西湊上來的，心裏想這錢要還，是沒辦法的。又過了一年（一九〇七年），我搞了四五十塊錢去成都。在順慶這一年，思想是大大的開展了。那時候在四川也有了東洋人，也有了西洋人。
在政治上，這時已經是廢科舉辦學校，選舉谘議局。但是相反的壓製還是很厲害。那時流行的幾句話是：
“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
成都當時在我們耳中聽到的，那是第一個城了。手工業的發展，在全國也是數第一、第二了。在我們讀書時，洋貨輸入了，教堂都相當的多了……練新兵，辦勸業（即實業），提倡家庭業、手工業、搞機器，成都已設立機器局、造幣廠、兵工廠、拉洋車，都開始了。辦警察——正是我們到成都時辦的。新政在這個時候，一起搞起來了。新派和舊派兩派鬧得很厲害。那時，皇帝提倡新政，一部分官員也提倡，另外一部分想反對也不行，因為是官辦，把房子一修一弄就行了。
巡防軍是舊軍隊，駐防全省原地。新軍是陸軍，隻在成都開始有。
當時商業資本發展了。外國人來賣布匹，買四川的綢緞（都很漂亮，比得上蘇杭的），收牛羊皮、豬毛、雀子皮，向外趕牛羊，販鴉片煙。工業方麵，有了槍炮廠、兵工廠、銅元局（即造幣廠）、機器局、銀元局，當時還兼用銀元和元寶。銀元多是元寶收回改造的。農村中也有了織布、繅絲、織綢的小機器，改良棉業，用美國棉種，農民們把它叫做洋棉花，也有了蒸汽機……
這時算是從最腐敗中間來整新了一下。成都街上的“光冬冬”都被警察拉去，看見乞丐就拉去管起來。弄了習藝所，做手工業，所以我們到成都時就沒有看見“光冬冬”了。
市麵上一般說來發展很快，手工業發展，洋貨也來了，市麵打零工的人也多了。市麵不是蕭條的，而是畸形發展的，實業做出一些，可是賣不出，便弄花會——就是辦展覽會，極熱鬧。各縣都設有勸工局，把出品弄來賣，都相當好，尤其是竹器很漂亮，是江安、瀘州一帶做的。把各種東西都拿到花會上來賣，這表示那時候各方麵都在變遷。就拿廢科舉來說，那是不容易做到的，可是做到了。
成都開始有了一種報紙，叫《四川日報》，鼓吹新法，還是官辦的，鉛印的。那時，一般說來，生活水平還低。苦力多得不得了，挑擔的，抬轎的，推車的，拉洋車的。不過，官勢還是很凶，仍然是壓製老百姓的，各方麵都是怕官，官大半也都是有錢的人用錢捐來的，所以每縣的縣官，都要苛捐雜稅搞很多錢。官的勢力是很大的，街上見到官，就要喊：“站起來！站起來！”沒一個敢坐，頭上戴白帽子的就得拿下來。官是坐著轎子的，一出來就是一大串，前麵戴頂子的，打鑼的，唱道的。成都的府官、道台很多，坐著拱杆的轎子，抬起來在街上飛跑，因為小官得避大官的道，碰上就要處罰，那真是下不得台，就得遠遠看著。大官一來，小官的轎子就得趕快抬到小巷子裏去等等，回頭再出來。小官早晚還得到大官那裏去問安，初一、十五還要去參香。這些官對學堂就很客氣，還看看望望。
錫良是滿人，當製台，在鳳凰山修營盤，練新兵，練得很好。趙爾豐去打西藏，口號提得很高，是“開發西藏”，也花了很多錢，派了很多人。
在成都城圈裏，當時還有一個皇城，西北角上，還有一個滿城。這滿城裏住的都是滿人，成天一點事不做，一生下來就有步糧、馬糧，房子爛了，自己都不管，有公家給修，其懶不可比，就是學習操練棍棒，在街上男的提畫眉籠子上茶館，女的穿旗袍滿街上走。五六十歲的老奶奶穿著花盤底的鞋，嘴裏銜一根長煙袋。滿城有個將軍，初一、十五也得練一練操和比武，公家給他們發餉。他們都凶惡得很，打人，哪一個人都不敢惹他們，所以滿城裏頭老是冷冷清清的，沒有人敢進去。
一般操練習武，成了風氣，連鄉下都操練，因為怕要亡國了。到處都操練，明火槍、前膛槍、耍杆子啊、耍刀子啊，遍處都是。鄉裏各處立了初等、兩等、高等小學，也是一九〇七年前開始的。
我到成都那時，高等師範學校、武備學校都在招學生。武備學校是訓練軍官的，另有弁目訓練軍事的，我一考考上了——可是家裏不準進去，曉得搞不成了，就沒去。如果去了就搞成楊森這樣的人了。我們在順慶讀書時候楊森也在。不過不在一個學校。這時我就入高等學校的體育專修科了。念了一年整的。
讀書是讀書，對國家大事很關心。當時學生都自命為中國主人翁，一般人也是把希望寄托在學生身上，先生也認為是這樣。我們看來清朝時學校倒好些，鄭重其事，認真搞，比民國以來的要好，隻是內容不夠。
街麵上，穿新軍製服、掛著洋刀和穿洋服的最摩登。其次是學生——被認為是先進分子，也的確說話比較激進的。師範學校、高等學校對於民主思想、科學思想，都認為是對的，主張痛改腐弊，對官家子弟都不大看得起，教員也都要說點新話，不怕官，也講點自由平等——不過官方的一般壓製還是很厲害。學生一開始，還是進步的。豁然換了學生裝，過起集體的生活，考得上是很不容易的事，拿官費的多。科學初到中國，算是相當堂皇的。那時候革命潮流在學校各方麵，也相當的開展了。總而言之，謠言非常的多。有一點小事情就到處傳播。康、梁這一派這時也不抓了，辦學校這一批人，大半是這一派的。革命黨辦學校的也有，那是同盟會很少數的人，得秘密的。
當時，在成都的英、法教堂，也辦了些學校，學生不很多，還沒成為風氣，隻是辦些英文短期班。可是那時民族思想很盛，去上課的都給罵做洋奴。
在成都的一年，有很大的進步。同學多，來往的人也多。革命思想也多了。這時就想：
推翻皇帝建立一個好的國家！
學生也都以革命者自居。有些人不敢說話，可是也少有人反對了……這一年把成都情形看到後，眼界更開闊了，心想：“成都也不過這樣！”
開始進城的時候很驚訝，住了一年也就習慣了。我們練體操，練身體，講究物理、生理、衛生，操得很好，普通體操會了很多套數，一年畢了業，就回儀隴縣去了。第二年，就開始辦高等小學校了。
讀書的錢是從哪裏來的呢？就是由東借西借來的。用了二百多塊，一直到我做旅長的時候才還清。
教書不是出路
我們開始在儀隴縣辦高等小學校，那一年（一九〇八年）隻有五個人：張四維、李紹沆、劉壽川——就是到日本去過一年回來的，還有田玉如，是個拔貢，他當校長。都從成都畢業回去的。
當時正是改革的時候，新舊關係非常衝突。從前都是秀才舉人，管理著書院，現在官家要辦學校，要叫他們交出來，他們便不高興。他們還聚集著那些頑固紳士——舊勢力很大，來反對我們。這學校也是從很多鬥爭中間辦起來的，我是既當庶務又當監學，又當教習，教體操。一年拿一百二十吊錢，差不多夠一百二十塊錢。還要拿錢回家。教了一年就吵了一年。
後來聽說縣裏那一年出來的人才很多，現在有當團長旅長的。吳紹伯這時沒有在一起，他去學蠶桑搞實業去了。這一年得到很大的經驗與教訓，是科學和封建的鬥爭，時時刻刻在暗中勾心鬥角，一切齷齪事都來了。比以前聽說到的多得多了。那時，那些封建的紳士們寫了首打油詩毀謗我們說：
“十二學生五教員，口盡義務心要錢，未知此事如何了，但看朱張劉李田。”
這一年也學得好多辦事的本領，管經濟、庶務，還管學生。別人擠得很凶，雖然錢少，可把別人的位置占了，在縣裏就成了麵子上的人。過去是一個很下層的人，農民的兒子，現在當了縣裏最高學府的教員，已成為很上層的人了。
那時的潮流還是變法的，康、梁改良派與革命黨二派並進的（當時的潮流是民主改良派康、梁變為保皇黨，又名立憲黨，主張君主立憲；另一派是民主革命派，主張推翻清朝，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環境變遷也很迅速：譬如由科舉到辦學校一般的人還不敢出來，隻有進步的人敢出來，這些人的的確確的是上了新的道，雖然說是沒有完全成功。
不過變法在鄉下、縣裏也還受到很多的阻礙。
我當了教員，因為不是什麽世家大族，又沒什麽學問，就下台了，就是不能再做下去了。我走了後，那四個人有的走了，有的還在，因為有的地位高一些，劉壽川、田玉如就去了順慶府學校了。
從封建社會慢慢出來，再回去是不可能的。第一年（一九〇九）便下了大的決心，要去幹軍隊——那時候說國家將亡了。農民暴動相當多，不過不在那一塊，像紅燈教、白蓮教、與蠻子造反，反對洋人，都是一種自發的農民鬥爭，也有教門組織的。是民主宣傳得厲害的緣故……甲午之戰，宣傳得很厲害。以後八國聯軍，法國占安南，俄國占中東路，更是危險了。那些年，局勢一年比一年緊張，清朝不得下台，喊得緊……當時，說鐵路修通了，到雲南，便認為最危險的就是東三省和雲南了。東三省太遠。第二年便決心去雲南，家裏不知道，知道一定不叫出來。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我就繞道成都去雲南了。在小時候，一麵讀書便想出外麵去，等到了外麵更想了，這樣的決心現在就實行了。
第二章 投身軍界
在雲南陸軍講武堂
在教書這一年中間（一九〇八年）世故人情更懂得多了。對社會上新舊勢力的鬥爭，政治上各種陰謀壓迫都有了新的認識，對於新的發展感覺到更需要，於是下了決心到雲南去。決心是怎樣下的呢？問題就是非得救國不可。那時候雲南靠近邊疆，是一個很重要的國防地帶。那時清政府也看重這裏，提倡治邊了。當時就下了決心。那正是雲南辦新軍的時候，多半是由四川調去的人。我去的時候，家裏是不知道的。我隻告訴他們是到成都去讀書。等到後來到了雲南，才給家裏寫了一封信，讓他們知道我在成都和一些同學會合同路去雲南。我走嘉定（樂山）、敘府（宜賓）、昭通、東川，到昆明，全是走路去的。到雲南省城時，新軍正開始成立一個混成旅，一麵改編，一麵招募。陳二安帶著四川的武備學堂弁目隊和一些軍隊過去。
我們走了很長的路，到雲南一看，與四川不同，文化經濟發展得都較落後一些。社會聚集著很多人，十分之三四都是四川人。做生意的，做官的，當兵的，做工的，都有，他們四川向雲南流入。我到了昆明，開始在新軍裏找事情做。我什麽事情也沒找到，後來到一個連裏去當司書錄事，幹了一兩個月，就去進了學校——雲南省城同四川差不多，設有學校，陸軍學校、測量學校、師範，中學，小學。過了一兩個月軍隊生活就進了雲南陸軍講武堂。開辦學校的，本來就是同盟會的一批人。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來的，政府一麵不敢用，怕他們，一麵又不得不用。結果這班人才很艱苦地創辦起來了。學校的規章與日本士官學校一樣，生活很苦，同士兵一樣起居，飯食、進操都是一樣，隻有上課不同。管束得也很嚴，完全是新軍隊生活，非常之嚴。頭一個學期差不多是補習普通科學。每天上六鍾點的課，下兩鍾點的操，學些普通科學。在這些方麵，我都獲有些新的心得。講武堂很著重打靶唱軍歌，打野外，完全是現代化的訓練。這時候我學習得很舒服，又沒有什麽掛慮。家嘛，離得老遠，也沒有親戚朋友——這可以說是一個特別專心學習的時期，差不多六個月。普通科以後一年，是專門學軍事，學的戰術、兵器、築壘、地形、交通、軍製、衛生等科。
這一年學習得很有一個樣子了。普通科學也有很大的進步。軍事學也還不錯，在一般同學中間，有很多連普通科學以前就沒學過的。這時，在雲南一般革命的動向更長大了一點，傳播得厲害。對革命的思想，普通教習也好，軍事教習也好，差不多都帶有鼓動宣傳的色彩。進步的學生在這時就比較團結了，一部分來做革命運動，其餘的也無人反對。
第二年（一九一〇年）就專門學軍事了，歸正科（也叫特科）。我們是學習步兵的，就這樣一直到辛亥年（一九一一年）畢業。
學校也沒什麽學期，就是那樣一天天的學。有時候是星期天出來，有時候也沒得出來。經過這段學習，等畢業時，對一般國際問題，都有了相當常識。在我們剛入學校的時候，穿過國界的滇越鐵路——那是法帝國主義來侵略的一條動脈——修通了，亡國的刺激澎湃著，一般宣傳刺激都很深刻地印在腦子裏。同時這個學校還沒有帶上一種官僚腐化的習氣。一般辦事，都富於革命傾向。李經羲（時任清朝雲貴總督）等想把學校抓去解散歸並，可都沒做到。李根源當監督，對於學校幫助很大。學校還有督辦，校長是個隻掛名的。開頭是楊伯純，以後是高爾登，高是一個道台，是日本士官學生。沒多久，高去了。以後就沒了校長。負責的就是李根源——這些人都是同情於同盟會的。整個差不多都是同盟會的人在那裏辦。好處就是肯實際幹，一切動作都是實際化。拚命地練，很艱苦的……
我參加革命運動，是第一學期後。那時大家都在搞同盟會的小組，我們那一個小組的現在隻有範石生了——學校裏一般都是參加革命的。就是辛亥年，反對的也很少。兩百人中間從前也隻有七八十人。那時是秘密的，搞不好就給捉去殺頭。不過，國民黨的組織與訓練是從來沒有怎樣嚴密過的。隻要幾個人感情好，就搞成一組。那時候三民主義已經出來了，主要是講民族革命推翻清朝，民族獨立。當時那些組織在各方麵都有活動，都有一些聯絡與來往。上麵是上麵，下麵是下麵，整個新軍隊伍，一般都傾向於革命，所反對的僅僅是那一些官僚、地方巡防軍。但是那時官僚是相當腐敗，新的不和舊的來往，舊的也一個不到新的這邊來。形成一種不同的隔絕。這時有一個好處，才創辦新軍。有一個師長，叫崔文良，一共換了三批，第一批是由四川錫良那裏帶來的，他們雖說不上同情，但一般是不反對我們的。後來他們被趕到東三省去了。第二批北洋派來的，新軍成立了十九鎮，這時我們也要畢業了。後來又來了一批新的，在北洋軍閥中很有勢力，很厲害的一批。雲南的新軍，第一批都是四川人，二批是北方人，三批也是北方人，變遷很多。軍官換來換去的。在這時革命浪潮是很高漲的。外邊官僚勢力的防備、壓迫也漸漸厲害了，道台們就造謠說：
“這講武學堂養了一批小豹子，養成了出來，哪裏能不吃人！”
從前拖根辮子的——我們學校卻同外國的差不多，在清朝時，就把辮子剃光了。當時像這樣幹的還隻是我們一個學校而已。
當時我最愛練體操，尤其器械搞得很熟練，在學校裏算一個好手。一個老弟兄經常去教同學們，學也比旁人學得快一些，在那裏，李烈鈞、唐繼堯還當過我們的教員呢。這時，也可以說是一個學習時期，也可以說是加入革命時期、運動的時期、當兵的時期。兩年中間當兵背背包、跑步，比起現在“抗大”要苦得多。開始學校也還有點打人罵人，遭到學生反對，給反對掉了。那時在軍隊裏，也還一樣打人。我們那一班，是跟著大家一起畢業的。那時，學校分為甲、乙、丙三班，本應該甲乙班先畢業，他們是軍官班，我們是學生班，他們比我們來的晚，去的早，搞到七月，雙十節武漢起義前，我們就也抽出來跟著甲乙班一起畢業了。
注：本章各節摘自朱德自傳，手抄稿本。
參加雲南重九起義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了。我們由講武堂畢業出來，也不過一兩個星期就給分派到營盤裏去。但是營盤裏就不敢要，知道不好控製，結果還是每團要了九個人。我們那時學步、騎、炮的都有，不過一方麵人家怕你革命，另一方麵人家怕你把人家的地位拿去。開始以見習的資格去當副目（等於現在的下士班長，在學校時是正兵），我們畢業的還是最好的，算優等。副目沒當幾天就又當了司務長。那時候營長就是劉存厚，人很漂漂亮亮的，就是辦事膽子小，也加入了同盟會。這家夥又要革命，但又怕得很，怕死。因為他是一個四川人，仰仗鄉土關係，我們在那裏還可以得到掩護。那個團的團長是羅佩金。可以說，在那裏，除了第一營營長是一個反動的家夥，第三營營長也是蔡鬆坡（即蔡鍔）的學生，所以我們這個團有把握，一方麵向士兵運動一下，一方麵反對我們的人也不多。
當司務長就做士兵運動。那時兵權是操在北洋軍閥手裏，部隊裏也有一部分是講武堂的人。做士兵運動多半以家鄉關係、哥老會關係，從反對軍閥、反對打人各方麵來進行。一個革命黨人，在當時捉住是會被殺頭的，可是那些由北方來的士兵出身的軍官，又怕這些人。這中間有一個矛盾，他們想不要這些人，同時又少不了這些人。我當司務長一個月，士兵就運動到手上來了。大官想不讓我們接近士兵，一方麵又必得叫我們去上課，打野外。那時候有一個很好的機會，正是打秋操，上麵要考，不得不幹，那些連長又不行，帶不了，我們帶起來，那就好得很，帶來帶去，兵就帶熟了，後來，一下子反正起來。那時候做士兵運動也有一點味道，誰也不說，相互的隻是心照不宣。碰上打人的官長我們就對士兵表同情，士兵就高興；再幫他們寫寫家信，多上上課，感情好一點，士兵便聽話了。運動的結果，隻有衛隊、巡防營、新兵在官僚一方麵，看是靠不住的了。我的任務是運動製台李經羲的衛隊和這一個團，其他部隊不歸我。到衛隊活動是以四川人的關係，原來在裏麵有些熟人，不大被注意防備。我可以隨便來往。因為多年不打仗，聽說要“革命”有些害怕，話不說穿，但是大家都知道。
“反正要革命，要打了。”
在營裏，因為辛亥革命爆發，武漢已被攻下。那真是“風聲鶴唳”，清朝勢力在動搖，誰都想到雲南（起義）是必然的。這時，李經羲可靠的軍官已不多，那裏麵運動可以說完全是成熟了。蔡鍔當旅長，下級幹部多是講武堂的。士兵也都練習得很好。就拿大家單單對於官的仇恨，也要幹起來。兵都是新兵，有些懂得的，知道要革命了，都要幹，顯然的劃為兩種勢力。一麵是新人物、新軍、學生、教官；另一麵是“叩頭蟲”派，就是那些舊社會的官僚，成天“叩頭”，我們很鄙視他們。我們已經改變，隻是敬禮就完了。清朝末年，雖然也添了一些偵探警察，他們要捉革命黨人，可是偵探也是不行，警察也不認真捉。總之，當時凡是新一點的人，都具有民族思想。
運動漸趨成熟了。武漢是八月十八日，雲南便在九月九日（八月十八日和九月九日，都是農曆）也動手了。當時，李經羲看看（形勢）嚴重起來，就要捕人。我們的團長羅佩金知道要被調走，果然調走了，派了另外一個人來。那時一般工作是愈下層愈好做。他們官同下層隔離得很遠，簡直不通聲息。我們下級軍官和士兵卻經常來往，到處都是通的。他們雖然知道我們有計劃暴動起義，反正也無多大的辦法了。李經羲知道蔡鍔靠不住，隻有另外一個團長丁錦還比較靠得著。他們這些官僚，這時便也有計劃地來對付了。在總督衙門裏修築了防禦工事，調了機關槍二連，輜重營一營，工隊一營。官兵一部分自覺得也靠不住了。他們要開始屠殺人了。秘密計劃卻被偷出來，是機關槍營營長李鳳株偷出來的。愈搞壓力愈大，本來約定的陰曆九月九日晚十一點開始，結果不到九點，剛剛黑就打起來了。但是子彈很少，因為（上麵）怕暴動，不發子彈，我們隻趁打靶的時候偷出一些子彈，每人也隻是三顆、五顆便沒了，槍倒還是蠻好的槍。那時我們駐南教場、巫家壩，結果北教場先幹起來，一個營要幹，兩個營還在徘徊，要幹又不要幹，忽然團本部燒掉，團長跑了，整個團就亂了，就又兩個連跑掉了，其餘的一連集合起來，去攻城了。這裏，蔡鍔已來南教場指揮。北教場一動，那些官僚嚇昏了頭腦，製台就打電話來叫增援，實際他們也曉得無濟於事。已布置好了，蔡鍔就在電話裏答應：
“就來增援！”
同時他卻宣布了獨立反正，講了幾句話。
在團裏，立刻就把一切舊有的連排長趕掉了。有些好的讓他們去辦夥食，壞的就捉掉。我就同我們那個連長對換了一下，因為他人還不壞，他就當了司務長，等進了城打仗，他還是偷偷跑掉。在夜間九點鍾打進了城。
本來在騎兵團裏我們運動的工作做得不好，李經羲準備拿他防禦我們，我們卻有炮，因為炮兵團在我們一邊，也有一些同誌，團長不肯幹，營長要幹，就幹了，多闊氣，兩個團起來進城。騎兵團模模糊糊接到命令來堵著城門口。可是他們上頭也沒給他們清楚的任務，他們也不知道要堵什麽，我們部隊一開到，那邊喊著問：
“幹什麽？”
“打野操的——不要打槍！”我們喊。
我們這樣一喊，後來他們過來幾個人詢問。我們說：“反正了！不要打！”
騎兵團長便拖了一部分隊伍跑掉，其餘都跟著我們來了。從城裏麵，講武堂一部還沒畢業的同學來開了城門，我們就進了城。這時天還沒有亮，四麵城牆都被我們占領了，正在圍攻府衙門。他們集結一部部隊，已退到城中間的五華山上去。因為我事先已與衛隊通好，有聯係，所以我去打製台府。隻一衝，衛隊就交槍了。製台也跑了，不見了。我們進去，搞到很多貴重的東西。那時我們新軍還是講紀律，城裏秩序很好。四處響著槍聲，我們在府裏架了槍，誰知我們架在城牆上的炮以為還沒攻下總督衙門，就吊起炮“轟轟”的兩三炮，我們正在裏頭，把自己人打死了三個——慢慢鎮定了人心。但是五華山和軍械庫還沒有打開，便把炮拉去，幾炮把牆打倒，進去。這時已是次日十二點。有了子彈，大家都高興，覺得沒有問題了。一直打到晚上，炮打五華山，把那個師長鍾麟同打死了，山也打下來了。
這時，靳雲鵬（是李經羲的總參議）裝扮一個抬轎子的逃掉了。多數的軍官被捉起來了，如藩台這些人。不過中間有些與我們通聲氣的，就沒捉。隻是不見製台李經羲，不知道跑到哪裏去了，一直到第二天晚上，才把他找到。因為他平常對於蔡鬆坡還好，蔡這時保護他，叫出來好好地講，第三四天就送他到和安南交界的地方，放他走了。昆明攻城，一共是一天一夜，第二天晚上，就大致完結了。還有些散兵，還戒嚴，第三天完全清楚了。我們死的隻是十幾人。殺了些可恨的軍官，騎兵跑了一些，慢慢又收回來了。
因為資糧不夠，因為還有些老資格，我參加了這次打仗，我又去當排長了。這時雲南的各類組織都煥然一新了。立刻組織了都督府，蔡鍔當了都督，李根源當了軍政部長。省城昆明雖已肅清，但是在雲南還有散在各地的巡防軍，即刻出兵去解決。就在省城反正的時候，在大理、臨安（今建水）兩地的兩個新軍團，也同時反正了，搞亂了一些，跑了一些。因為紀律不好，還發現了搶劫的事情，很多商家給搶掉了。臨安很混亂，在大理就好些——都是第一次。這震撼了全國而突破幾世紀封建重壓的第一次革命運動，在雲南就是這樣勝利的完成了。
北上援川
革命的熱潮滂沱在各處。當我們雲南起義勝利的完成了——為了要增援武漢起義，保衛雲南，四川、貴州，便成為革命必爭之地了。同時清政府也想以搶奪四川為進擊雲南革命勢力的準備，端方便由湖北溯江而上，進入四川。這時滇軍編成八個營兩個梯團，出發去援助四川，去和總督趙爾豐打仗。
那時軍隊紀律蠻好。我還是當排長，蠻能幹，差不多連司號長帶連長的職務，都是我自己在搞。因為那些人都是新的，不會當。我們是學生出身，兵也搞得好。就這樣從東川、昭通、敘府打進了四川，到處都很被人家歡迎。我們當排長，老百姓看著就很威風，可是我們又擔心人家害怕，就到處給人家講好話。人家還是說我們紀律好。第一就是不打老百姓，吃東西要給錢……天天在出發，天天在走路，很遠六七十裏一走就到。人身體很健壯。每到一個地方，都首先要畫一張地圖，布置宿舍營地，感到很有趣。晚上查哨。那時候兵也算好帶，可是你要沒有一點本事，他就會欺負你。旁人帶不下，我們就行。兵說不打人好，就好得要命。我們也覺得帶兵有味道，一路走還唱點軍歌。一直到四川，沿途就沒打什麽仗。那些隊伍一打就跑了。從前老百姓管軍隊裏的人都叫“老總”、“老爺”，現在我們一來就改做“先生”，到處都是如此叫。到處巡防軍跑掉，老百姓便來歡迎。碰上少數土匪，一打就垮了。我們就占領了敘府，轉向去打自流井。在自流井有趙爾豐的一個巡防營，資州有端方的一個團，結果那一營被繳了槍，這兒的問題就算解決了。
到自流井後，即升當連長。一當了連長就更行了，更闊氣，道台、縣長這些人都來拜望你，不得下台。那時，自己預先還沒感覺到，老百姓對於“革命”都有著那麽好的興趣。我們這一營，四個連，都蠻強。自流井一打開，端方被他部下殺掉，由湖北帶來的團卻又到重慶，向漢口自動回去了。
在成都，十月間趙爾豐就不得不讓位給谘議局，但是卻搞得稀爛，很多人隻是打著革命的招牌，而沒有實際做出什麽。我們想由自流井去收拾這個局麵，但又遭到他們拒絕——裏麵有些人也還是從雲南跑過去的，像劉存厚他們就是。四川就這樣由清朝統治轉到這些一抓到地位就忘掉革命的人們手裏去了。一下龐雜地組織了五個師。那當然是沒有底子的。當時又因為雲南內部發生了土匪兵變的事——如果那時，我們能好好把隊伍整理一下，順長江下武漢，則革命可以大大成功，更應該緊緊抓住四川軍隊，把穩，對武漢、江西都可有收獲，變成有力的新政府。而當時隻想成功了，沒有事，就回到雲南去。李協和（李烈鈞）從成都來，我們以一排人給他，他就下了武漢，又添了十幾個人，結果拿到了江西，可是我們就因為沒有大計劃，即沒有去武漢，而坐失了控製贛皖等地發展革命勢力的可能，回轉雲南了。
實際革命沒有一個計劃是不會成功的。可是大家都嘴唱著“成功”，以為不得了了，四川也就沒搞得好……到了第二年（一九一二年）二三月間，在自流井過了年後，就開拔回雲南了。到達雲南，已是四五月間了。到四川這一轉，在我個人也變得經曆不少，出長江未成，回雲南創造了西南革命根據地的前途。
滇南邊界遊擊戰
從做士兵運動到帶兵，起義帶著軍隊把敵人搞掉，一切都是歸自己管的。在敘府、自流井都是這樣——在這一時期裏，雲南軍隊係統還沒有亂，軍官換了革命者、同情者。雲南的起義，一般說搞得還很好。紀律也維持著，軍隊沒有亂，軍閥給趕掉了，政府也加以改造。不過那時雲南相當窮，軍隊回來也沒有辦法發餉。蔡鬆坡是很節儉的，所以一般軍官也節省，營長以上的官一律是六十元，整個雲南的軍官都是這樣。所以省下來的錢很多，用來多養活一點軍隊。縣知事舊的一套取消了，不是要做官的人去做，而是叫學生來做，是很好的事情。改造了縣政，很好。他們每月三百五百塊頂多了，一切開消都在內。當時財政收支還是統一，結果夠吃穿了。蔡鬆坡幹了兩年，很好。主要的就是能夠搞出一個廉潔的政府來，軍隊真正看做是國家的軍隊。由四川回來後，有些退伍的，補充了些新的軍官，重新又練了兩個師，是將七零八落的改一改，隻兩個師，不管在政治、財政上都好。任用私人的事是很少的。把清朝那一套都改掉了。革命後在全中國還沒有哪一處能這樣真正創立了一些基礎，開辦了銀行，生產事業也辦得較為寬廣。另外一路唐繼堯帶的那個梯團，也順利地占了貴州。貴州雲南毗連，不過原來也歸另一製台管，現在把他們這一夥人趕走，仍然歸雲南管了，形成雲、貴兩省的鞏固局麵。
我們沿江一轉回來，大概剩下了百八十塊錢。我就用它買了一匹馬——那時我倒是四十八元薪金，守紀律，不敢敲丁稅，也拒絕人家的送禮……回來的時候，那匹馬卻一路給生病的士兵騎。還是自己走路。回來以後還是當連長，訓練新兵兩個月，手續搞清楚了，就被調到講武堂做學生隊長去了。
講武堂有五個區隊，每隊百十人。這時我教的學生中有去年未畢業的，原來本是一班的同學，現在又來教他們了。一麵教軍事，一麵打野外，一麵還要管理。有些學生是到過南京、上海，革命過來的，不大容易管。到民國二年，我在這裏約十一個多月。這一年學術上大有進步，因為學生調皮，教不好就不成功，所以軍事學等都重新溫習了一回。
一九一三年，我又調出來，到原來那一團裏去當營長了。
頭一年在當區隊長的時候，在雲南討了一個老婆，是省城人，是半自由結合的。她叫蕭菊芳，是高等小學生，一個新的人物。那時講武堂的軍紀很嚴，限定隻有星期六可以回家。星期三可以請假，這還是限於有家屬的人呢。
就在當營長的這一年，由於革命與反革命勢力的妥協，袁世凱團聚了封建勢力來打革命黨了，解散了國會，而成了分裂現象。雲南為了援助革命的力量而出師去配合長江作戰。這一次我沒有出發，隻剩下兩個營管理整個雲南全省。我們練兵過了幾個月，在臨安（今建水）、蒙自、個舊一帶雲南邊境上，打那些造反的野蠻強悍的蠻子。那一帶瘴氣很大，土匪多，從這中間練了些本事。唐佛川（唐繼堯）那時是在我們一塊的，隻這兩個營，天天打，又是烏煙瘴氣，天天到處都是槍聲。在打槍上蠻子凶得很。營盤牆壘得高高的，步哨不敢放在門外頭，出去就會被殺掉。一麵說服，一麵打，經過了兩年。那邊就是熱帶，很不好進。生病的多得很，原來在這裏的一營人，隻剩下兩個連。我們去了卻沒什麽死人。把土匪也搞平息了——真的做了些事情。那地方是那樣寬廣，包括了幾個府，十幾個縣，兩個營都把它拿下來了。這時我由營長當了團副、團長，而帶著這兩個營，做了兩年長期的遊擊戰。
護國討袁之役
在表麵，雖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而不久開始了與反革命的妥協了。
那時，對於孫中山先生的妥協，讓去了南京，我們感覺是“不大好”。各方麵都是可以打的，同時，新勢力並未很大的完成，舊勢力本來在那兒崩潰，可是隻想快成功，拉攏拉攏。一妥協，舊勢力反占了優勢，而新勢力站不起來了。另外，在新的力量中間也發生著一種腐化。民國二年，大家都想做官、搞錢，不去搞軍隊了。革命，終究過不了封建勢力這一關，而且處處用舊勢力，用官僚，認為不應該破格用人，新的人多不敢用，整個的政策就是一種妥協，同時也不知道鞏固革命的根據地。袁世凱在帝國主義策動之下就趁勢一刀，把革命勢力打退，清朝舊勢力複了元。袁世凱在一九一三年解散了國會，解散了國民黨——準備著把時代拉向後退，恢複帝製。在這一種低潮下，很多革命黨人，從各處跑到雲南、貴州——在這兒形成一個革命的根據地。但這時舊的勢力占據著各處，如南京的張勳，廣州的龐濟光，四川的陳宦，湖南的湯鄉銘，勢力都很大。在雲南，當唐繼堯從貴州回來，就日趨於腐化了，把過去蔡鬆坡的作風，一下子改變了，政治也搞成自己的了，私人也還搞了一批軍隊，一天天朝著蛻化方麵走。袁世凱收買過他，也不大注意到他，袁世凱他自己以為皇帝可做了。但是當時雲南的革命者卻非幹不可，便開始布置。蔡鬆坡在北京時，袁世凱十分注意他，終於逃回來，就又來領導了二次的雲南起義。
在蒙自、個舊時的一團人，我已經帶了很久，打了好多次仗，兵都好，打熟了，幹部整齊，也多，也聽話。但是這一年，調回來以後，唐繼堯另外換了一個團長，讓我去又弄一個新的團。那個換去的團長，卻是一個急躁的人，全無戰爭經驗，後來在瀘州給張敬堯打破了。我在後麵帶著的新團，連夜趕才趕上。重新收拾了舊有的這一團隊伍，馬上繼續作戰，是四川納溪有名的戰役。
那時候已有點名氣。蔡鬆坡當軍長，我就帶了兩個團，當第三支隊長。打了幾個月，頂住了北洋軍閥曹錕、張敬堯的號稱十萬大皇軍，給了很大的鍛煉。後來剩下這六個團打得真好，由臘月打到次一年的五月，袁世凱死。我們隻有六千人，抵著敵人十幾萬，打得很苦。那時，就是專靠打遊擊戰，專靠民眾擁護，不完全陣地戰。在整個中國打出了名。每當一條戰線要垮的時候，我到了就支持住了。有一次隻帶了兩個連，有炮步兵連，敵人總進攻，我隻在山頂上帶了兩連的新兵，幾乎被捉，結果以一千發的炮彈，打退他們。那時指揮員的威信是需要的，幹部多是在講武堂裏練出來的，有了信心，便支持著。敵人也不凶，張敬堯的隊伍算是最精銳的，氣焰很盛，我們還是把他打垮了。打大仗，我還是在那時學出來的。我這個團長指揮三四個團，一條戰線，還是可以的。
護國軍這一次戰役，它所負有重要的意義是不下於辛亥（革命）的。而今曆史上卻不注意。當時兩湖、兩廣、北方，可以說都是袁世凱的勢力。袁做了皇帝，民國被取消，洪憲元年做了半年。護國軍則不足三師，雲南兩個，貴州一個，而起義，就把袁全國軍隊打垮了，實際就是東拉西扯，給拉垮了。可見革命的潛在勢力還是極大。
起初（一九一六），在四川與馮玉祥十六混成旅打，陳宦那時帶進四川的有四個旅。我們先打。隻用兩個團就打垮了他四個旅。在瀘州有一次惡戰，把衣服帽子都打爛，馬也打死，隻我沒有受傷——打仗隻要膽子很大，又沉著。我一次沒有帶過傷，是怪事情，而且每次總在子彈射程範圍以內呢？
此次戰役是曹錕做大元帥，征滇軍總司令張敬堯做先鋒，打來了。張那時很驕傲，上奏折，勸把敗將處死，滿以為自己可以一戰而勝……這消息卻被別人曉得了。這些人就向我們通聲氣，不打仗，假如我們要子彈，他們還可以供給。所以五六兩團才得集中力量，一起打瀘州的張敬堯，那一下卻把他打下去了。劉存厚起初也響應了我們，把曹錕也打得差不多了。四川督軍陳宦，袁世凱最親信的人，也響應我們而獨立了。
每一次總是垮了再來。
隊伍少，隻能抽出一二連來衝鋒，曾經在一座棉花山坡上守了四五十日，不下火線，結果很困苦地拉下來，安全地撤退，趕了一天路到永寧河的山地裏麵。那外麵就是揚子江邊，隔了三四天，我們就反攻，一個夜襲，把敵人還是打敗了。那些北軍紀律很不好，拿老百姓的大蚊罩子掛在戰場裏，拖了許多女人去睡覺。我們打來，他們也不曉得，一下子殺死了敵人很多，都是赤條條的，他們就潰退了。
還有一次，被敵人圍著，敵人又有炮，我們的一個團隻剩下六個連，攻進山窠裏一間小小的房子。在裏麵，我坐在一個角落裏，一個炮彈打來，房中間的人都打死了，我隻濺了一身泥巴。圍上來的敵人有十幾個營，結果他們自己的炮反而打垮了自己的軍隊。四川的地形也很怪，是盆地，有小山坡、樹木、田地，交疊錯綜的，還有很多溝溝。我們爬進溝溝去，不出來，炮也打不著，後來等到夜裏就衝出來了。白天我們到下邊田裏去，兵士們裝做下去捉魚，其實是把稻田中的水放幹了，預備晚間好走。這樣到山地裏又去守了兩個多月……
袁世凱就在一九一六年因為護國運動的展開，迫使他不得不在三月裏下令撤消了帝製。不久他死了，護國軍就算結束了。
駐軍瀘州
當時，張敬堯、曹錕都來了電報，要求“講和”。
我們軍隊裏子彈也不多了，人犧牲掉很多了，疲乏了，就允許講了和，蔡鬆坡做了四川的督軍。可是有些四川的軍隊，因為不願意蔡做督軍，又來打，把這些部隊打垮了，蔡才去做了督軍。
蔡鬆坡因為生了肺病，在作戰時，就拖得要死，三個月後去上海治療，又到日本去醫，幾個月後，他就死在日本了。有些傳說是日本人有意毒死了他。可惜中國一個民族英雄僅三十五歲就死了。
在這一次維護革命力量的“護國軍”的階段，革命者已經懂得做統一戰線，譬如和改良主義的合作……同時，也知道了要群眾（這是辛亥革命時還沒懂得的事）。同時，還保持了雲南的革命根據地。在那兒收容了多少革命的亡命者。就這個底子，積蓄了力量。這力量雖然小，還能終於得到了勝利。那時在四川如果蔡鬆坡不走，可以鎮壓得下去，革命可以成功。可是他一死，便全部又重新造了反。本來他走以後，交代給羅佩金。那時羅正當護國軍的參謀長，接了事不久，那些四川軍閥得了北洋軍閥利誘，便來攻打滇軍了，想趕走我們。這樣一來，亂子就又起來了，四川也得不到太平了。打的結果，統一戰線被挑撥離間分裂了。貴州軍也和人家勾結好了，結果也來趕我們——這時好多人從革命的營壘而淹沒到封建勢力中間去。其實，四川根本不是革命根據地，而是南北軍抗衡的地方。
在這期間，我帶了一團人，駐紮在瀘州。
因為講了和，我帶了一團人進了南北兩軍六個月爭奪的瀘州。滇軍聲威很大，北洋軍到處看著。他們馬刀背起來，樣子很凶，滇軍也不怕，我們不駐在城裏，後來他們搬走，滬州就歸我們了，就駐在瀘州，支隊成了團。不久，我就當了第七師第十三混成旅的旅長了。
在自流井、敘府（今宜賓、嘉定（今宜賓）一帶，又打了很多仗，和劉存厚打了有半年。那時四川的督軍就讓給劉存厚了。
護法戰爭
……世界帝國主義的大戰，已延長好幾年了，在國內，北方政府，由袁世凱又轉到段棋瑞一流人的手裏去。一九一七這一年，我們退到敘府、自流井、瀘州，接著就是靖國軍起來護法——段祺瑞在北京解散了國會，而掀起倒段護法的運動來了。
這時段就派了吳光新到四川來，和四川軍閥一起來打滇黔軍，東打西打又打跑了北軍，熊克武來做了督軍。本來，我們護國軍時，熊是四川人，隨護國軍人川，發動四川舊部，因為都是同盟會的人，就幫他成立了一個師。雲南的軍隊是革命的軍隊，不過在那時候，我們也蠢得很，總不知道擴大革命軍隊，幫人家一搞就成了個師，我們卻抱定了精兵主義，搞來搞去還是那些人。那時候如果能多多組織軍隊的話，那麽革命前途會好些。不過實際我們一團卻可抵著三四個團，可是後來人漸漸打得少了，最後隻剩下五個混成旅、十個團，卻打了百十個團。
熊克武當了督軍以後，四川又來趕我們。他們搞成了一個大的四川聯盟，轉到封建集團，與滇黔軍對立起來。最後一仗打得很厲害……熊克武原是滇黔軍扶助起來一起幹，結果他起來就打我們了。他以為這樣驅逐滇軍，是會得到四川軍隊的擁護而離開革命。那時大家都抱著地方的觀念。我倒好像成了省奸，是四川人，反帶著滇軍來打四川，人家還很怕——實際這時還隻有滇軍是革命的支持者。雖然卷在軍閥混戰的旋渦裏，卻終是為了革命在打仗……
結果我們把熊克武、劉湘、劉存厚、旦怒剛等都打下去了，退到保寧。
那時知道回雲南是沒法的，非搞出一條路來不可。我們不肯回去，大家都反對唐繼堯，曉得回去一定被解散，沒有飯吃，一部分要打，一部分就不要打。我們講，革命總要在外麵發展才成功，主張打。我那一個混成旅最強。他們怕，結果，他們這一師下來，我們一旅上來，就打垮了他們兩個師——那時，劉伯承還在那邊當連長。這樣一打，打回了成都，打垮了熊克武、楊森，他們都引退到保寧（閬中）去。大家不願再追，再打，就上成都去。呂超當了督軍，但是顧品珍又不願意，想自己做督軍，不支持呂。結果，他們又從保寧來了一個反攻，我們又退向瀘州，把我們的軍長趙又新也打死了。四川蹲不住，不久，我們在一九二〇年就退回雲南去了。
先後在四川瀘、敘一帶有五年，不斷地為了保持革命勢力而同反動軍隊作戰。幼年時的朋友吳紹伯在我在雲南時，他也來了，後來就在旅裏做事，現在就病死在瀘州了。他還是思想很好、蠻新的一個人。
一九一九年，遠在北京發生了“五四運動”，跟著這運動——同時受了國際上蘇俄革命勝利的影響，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熱潮中，在《新青年》時代，我們思想上起了大的轉變。那時正苦於打仗，打來打去，卻沒有出路，很多從前革命的分子、同盟會的同誌們都升官發財，革命沒有人來搞了，實際革命也並沒成功……
自己對於蘇聯那種“不做工不吃飯”的辦法很感同情。因為那時周圍舊社會勢力，逼得很厲害，封建的那一批想甩掉總甩不脫，天天總是官場那一套……其實單吃飯不做工，就是封建社會的寄生蟲，隻有“不做工不吃飯”的才擺脫得開。我和孫炳文常常談這個問題。
在那時，除《新青年》以外，還看了達爾文的《進化論》，還有盧梭的《自由論》等很多革命書籍，而且在新學堂時自由、平等、義務、公德之類，已講過，已充滿了腦筋。
這次護法靖國軍運動，具有充分的革命意義，一貫是反袁、反北洋軍閥的。那時南北成了割據的勢力，軍閥混戰，七八年間，革命是消沉了——同時，因為革命未能按軌道走去，革命本身與軍隊就變成一種官僚軍閥的割據與混戰。而且革命隻發展在南方，北方還是壓迫的。在南方也隻是滇軍支持。湖南失敗了，湖北軍垮了，四川混亂著，隻靠雲南做著革命的種子。
附：
贈曇華寺住持映空和尚詩文
敬贈 映空大和尚 雅鑒
餘素喜泉林，厭塵囂。清末葉，內訌未息，外患頻來。當其時，若盡袖手旁觀，必蹈越南覆轍。不得已，奮身軍界，共濟時艱。初意掃除專製，恢複民權，即行告退。詎料國事日非，仔肩難卸，戎馬連綿，轉瞬十稔。庚申冬，班師回滇，改膺憲兵司令，維持補救，百端待理。雖未獲解甲歸田，較之槍林彈雨、血戰沙場時，勞逸奚啻天淵！公餘，嚐偕友遊曇華寺，見夫花木亭亭，四時不謝，足以娛情養性。詢皆映空大和尚手植；且募修廟宇，清幽古雅，洵屬煞費苦心。與之接談，詞嚴義正，一塵不染，誠法門所罕覯。爰為俚言，以誌欣慕。
映空和尚，天真爛漫，豁然其度，超然其象。世事浮雲，形骸放浪，栽花種竹，除邪滌蕩。與野鳥為朋。結孤雲為伴；砌石作床眠，抄經月下看。身之榮辱兮茫茫，人之生死兮淡淡。寒依日兮暑依風，渴思飲兮饑思飯。不管國家存亡，焉知人間聚散。無人無我，有相無相。時局如斯，令人想向！
中華民國壬戌年孟春月 西蜀朱德 敬贈
注：一九二二年春，朱德在雲南贈詩文給昆明曇華寺住持映空和尚，流露出對軍閥混戰的厭惡情緒。此信被刻成石碑存在曇華寺。
逃離雲南
回到雲南把唐繼堯趕走了，顧品珍做了督軍。他們有些不高興，我就把兵交給唐佛川，自己隻想在雲南休息幾個月。那時，已經想出洋，不想做了，雖然感到打來打去革命沒有出路，卻也沒有怎麽悲觀失望。也有一些錢，也開始把花園修得很好。還在修洋房子。雲南挨近法國鐵路，歐戰前我就想去，隻是沒有錢，現在更想去了。在瀘州，父親、母親、兄弟都從四川的大灣家裏出來過。到了雲南，叔叔們經常有人來，來了就給三百五百帶回去。生我的父親後來死在重慶，伯父也死在雲南了。和我在雲南結婚的蕭菊芬也在一九一七年死了。她生了一個孩子，後來在瀘州時又討了一個。我的洋房子還沒修好——唐繼堯打回雲南來了。因為連年作戰，都已疲乏……在省城結果並沒打出個所以然來。唐拿些錢運動，就垮了些，又活動了些土匪，也不過三五千人。這邊二三萬人卻沒人領導，兵都不打，那些指揮者都沒有信仰。唐繼堯將要來的時候，又讓我去當警察廳長了。可是正在這時，我的父親死了，棺材放在那裏，我就不能走，否則早就從昆明出去了。結果出不去，就成為逃亡的人了。城裏當時還有一連人，就帶走，送我們到金沙江、會理州，同路的人有些被捉去殺了頭。我們被掩護著回到四川，從嘉定到敘府又到南溪。在雲南的家被唐繼堯沒收了，母親攜帶小孩，後來也回到四川家裏去了。這一場民主革命鬥爭，自信還是一個頑強者，但還不能擺脫封建關係而失敗，最後還借著唐繼堯的手將封建關係代我斬斷，使我更進入了共產主義的階段的革命。
那時鴉片煙已經吸上了癮，一路想戒沒戒了。又轉到重慶，楊森正在那裏當鎮守使。因為是很好朋友，就在他那裏住了個把星期，還一齊看了龍舟。不久就下決心，沿長江到上海去了。
在上海會見孫中山
在上海會見孫中山駛在長江上的航船，不管黑夜白天，“卜卜卜……”的把煙癮抖脫了。
到上海登了岸，就到一個聖公醫院，去戒煙。在那兒很舒服，住著最上等房子，一天要八兩銀子，也沒吃些什麽藥，就是滋養。大約有一個星期就完全好了。出了院，在上海住不下，都說我有錢，事實上就是窮光蛋了。這個來找那個來找，簡直有綁票的形式。就離開上海，往北方跑了……
想到外麵來的動機，主要的是尋求新革命的道路。從一九一六年護國軍時候，孫炳文就和我在一起，他給我的影響很大，商量好一起到國外去，後來他就由四川先到上海去了。孫炳文也是同盟會的同誌，他從前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和李大釗、陳獨秀都認識。在四川一塊兒的時候，看了一些革命的書籍。這時共產黨才成立一年。一九二○年春天共產國際派維經斯基到中國來，八月在上海發起組織共產主義小組。同時在北京、湖南、北等地也紛紛成立了共產主義的小組。
從津浦路上，我一個人到北京去了，正逢上曹錕賄選，對於國會的印象很深，很不好。在北京到處都看了看，封建味道蠻濃厚，宣統還深居在皇宮裏頭，街上在初一、十五，還有穿戴著頂子褂子乘了轎子去上朝的，在什刹海還看到些中國的怪人，到處還充斥著王公大臣，街上彎腰請安的很多，中國已是破爛不堪了。在那參議院裏，就豢養著一批新官僚。其實在曹錕賄選中，奔走的也還多是那些老官僚……
不久，我就往北，往張家口，到綏遠去了。一路見了古戰場，頗生感慨。在歸綏（今呼和浩特市）城外，還看了昭君墓，還到雞鳴山參觀了新式的炭洞（煤礦），坐了那到洞裏去的新式吊車。
在北京又會晤了孫炳文，不過共產黨關係還未尋到。
再沿津浦路，我又回到了上海，仍然住到肇家浜路一個姓陸的名叫佛眼的廣東同盟會同誌的家裏。我前後在上海停有個把月，中間到南京、西湖到處逛，不敢在上海久住，上海太亂，不成樣子。
第二次到上海曾經遇見到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我對於孫先生的印象很好。他那時叫我回到廣西的軍隊裏去。我說要出國，他叫我去美國——這當然是他資本主義的思想的關係。他說美國是新的國家，我卻堅持要去德國，看歐洲的情形，還有那時我已認清學習馬克思主義是我惟一的出路了。我們聚首談了幾個鍾點。那時，正是孫中山剛在廣東被陳炯明趕出來，滇軍已經到廣西，去廣東打陳炯明了。所以他想拿錢叫我去打廣東。結果金漢鼎去了。孫中山從前也很注意我們的隊伍，因為我們總是響應他，打通電，舉著革命招牌……孫炳文是很被孫中山看得起的。起先，孫炳文做北京的《民報》的主筆，和汪精衛、胡漢民都很熟悉，不過，他性情很傲，革命精神很強，北大畢業以後，就到四川在隊伍裏了。他的夫人，也是北大學生。後來，孫炳文從北京到上海來，船票買好。在九月初，我們就乘“安吉爾斯號”法國郵船，從此遠航開始了。
附：
啟程赴歐之前，朱將軍曾經決意做三件事。這三件事是他在順流而下赴上海的途中決定的。他生平有一個習慣，在行動之前，必有詳細計劃。
第一，他要進入上海的法國醫院，治療失眠症；自從戒煙以後，他就為失眠所折磨了。而失眠是很痛苦的，容易導致人們再吸鴉片。
第二，他要看看沿海地區和北方的情形，因為全國各地他隻見過華西和西南，多少有些鄉氣。幾個大都市的名字，例如南京、上海和北京，雖然他時常接觸到，但他隻能夠猜想它們是什麽樣子。他知道上海是帝國主義在遠東的基地，可是華西盛傳這是一座建築在近代學上的都市，無異於一棵搖錢樹。
第三，他希望現在北京一家報館工作的老友孫炳文，能夠為他介紹“五四運動”的領導人，介紹與孫炳文在日本一起工作多年的孫中山先生和其他民族革命領袖。在這些人裏麵，他希望見到陳獨秀，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和總書記。
船到上海，朱將軍立刻坐人力車到法國醫院，說明自己已經戒煙，但夜晚不能安眠，問他們能治療否？
法國人對於朱將軍各項計劃的影響，就在他十五年後對我敘述他的生平時，似乎仍是不自覺的。他把存款轉到巴黎的銀行。他到了上海就找到法國醫院的地址，不久，又到法國輪船公司訂了兩張九月初開往馬賽的“阿爾及利亞”號輪船的三等船票。一張是他自己的，另一張則是他的朋友孫炳文的，他在沒有到上海之前就給孫炳文寫了信，孫炳文要他訂好船票就到北京去。
一星期後，朱德出院，在一位舊同盟會的朋友處又住了一個星期，觀光全市——對於這座城市的荒誕不經的事，他過去可聽得太多了。
還在醫院的時候，他的朋友送來書籍報紙，他有條不紊地頁頁讀遍。一股清新之風正吹遍全中國，他所看的報紙登滿了有關新的工人運動和領導運動的共產黨的消息。看了這些報道後，他決定參加共產黨。它的主義到底如何，他還沒有完全了解，不過，有一件事極為清楚：外國帝國主義者使用了他們的最惡毒的字眼來攻擊這個黨。如果這個黨被中國的外國敵人視為一種威脅，那它就是朱德所需要的黨。
共產黨成立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剛好在朱德到上海的前一年。它當時還較弱小，乃是“五四運動”的產物，反封建、反軍閥和反帝。它的領導人大部分是學生、教授和其他知識分子，不過它是一個以工農為基礎的政黨，並且是剛剛從對英帝國主義的鬥爭中獲得巨大勝利的新的工人運動的組織者。
這次勝利，是中國曆史上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第一次勝利，轟動了全國。一九二二年一月，當朱德和他的同誌們還在雲南山區艱難行進的時候，香港中國海員已在要求增加工資，承認他們的地下海員工會為合法。當時，英國海員有自己的工會組織，並且剛剛贏得一次要求增加工資的重大勝利，但中國海員的工資已經八年沒有調整，而這一時期的生活費用卻上漲了一倍。
香港英國當局拒絕了中國海員的要求，並且監禁了中國海員工會的領導人。他們在監獄中受到嚴刑拷打，其中有一人致死。在逃脫了大逮捕的海員工會領袖蘇兆征的號召下，香港海員團結一致，舉行了大罷工。二十四小時之內，香港的所有工人，甚至包括在白人和中國雇主家裏服務的仆役，都一律罷工。曾經被驕傲地稱做英國權力堡壘的香港，整整癱瘓了五十天。罷工最終勝利結束。英國當局承認海員工會，同意增加工資，並向被捕和遭到毆打的工人賠禮道歉。
當朱德將軍談到這一激動全國人心的反帝鬥爭的首次勝利時，他的聲音都發顫了。廣州的孫中山政府曾為罷工提供二十萬美元的基金，中國的軍人們給了大量的捐獻，而全中國的工人更是傾囊相助。蘇聯工人曾為中國海員募捐，而英國工黨則在議會提出了香港大罷工問題。
朱德將軍宣稱，香港工人的勝利，是中國工人階級在中國人民和民族解放運動中發出的第一槍。它鼓舞了全國工人階級。在香港大罷工期間，京漢鐵路的工人舉行了罷工。兩天後，罷工結束。工人的工資每月增加一元，工人爭得組織工人俱樂部（這是工會運動的萌芽）的權利。鐵路大罷工的領導人以及香港大罷工的部分領導人都是共產黨員。
“與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國家一樣”，朱將軍說，“我們中國工人運動從來不局限在經濟要求上。當然，它也為增加工資，縮短工時，給予合乎人道的待遇而鬥爭，可是它還有政治出發點。它還針對著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這是因為它是由共產黨領導的。”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朱將軍到達上海前一個月，鐵路工人——中國工人運動之父，召開了第一屆全國工人代表大會。大會在上海秘密舉行，選出了一個委員會，其任務是立即開始將全國工人組織起來（這次大會是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起，在廣州召開的）。它還發表了一項曆史性聲明，反對成立行會，要求成立產業工會，要求八小時工作製，給工人以公民權和受教育的機會，要求禁止各工廠鞭打或用其它酷刑對待工人。
朱將軍著重指出，在外國人和中國人開辦的工廠裏，領班手持皮鞭在工廠裏走來走去，遇有工作太慢或精疲力盡在機器旁邊打瞌睡的人，便是一頓抽打，這並不是少見的事。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打死工人的事也屢見不鮮。每天要工作到十二小時至十四小時，甚至更多，工資則少得可憐，工人靠這種工資過活，至多隻能活兩三年。宿舍又黑又髒，像個兔籠，不知潛伏著多少病菌。從那時直到朱將軍和我在一九三七年談話時，工人始終沒有獲得保障。
“外國和中國的資產階級從上海一地工人身上壓榨了多少財富，犧牲了多少條人命，這是無法統計的”，朱將軍說。“直到現在，上海每天還有收屍車在全市行駛，收埋街上的死屍。上海每年大概有三萬到五萬這樣的路屍，被收殮起來掩埋在平民的墳地裏。另有幾千人是由親友們料理了後事的。還有一些人根本沒有算進去，這樣的人每年有成千上萬，他們因年老體衰被工廠解雇，讓回鄉去等死。”
朱將軍開始探索上海——一座他曾經聽到並且讀到的充滿財富和特權的都市。他從東走到西，從裏走到外，踏遍了精致的外國商業區和住宅區，看到了它們的巨大樓房、平坦街道、電燈和自來水設備；然後又轉到工人區域的“黑暗地獄”，男人、婦女和兒童在那裏隻是為了一碗飯而辛勤勞動。他參觀了幾千家中國人的小工場，從災區和戰區買來的小孩好像奴隸一樣，工作到倒在簡陋的機械麵前死亡為止。貧窮、疾病和悲慘的愁幕籠罩著上海整個工人階級。他說，這座城市是一個“少數人窮奢極欲、貪汙腐化，而多數人晝夜工作、受苦受難的地獄”。夜間，他看到無家可歸的工人，睡在冰硬的便道上、摩天大樓的陰影裏，而這些大樓原本是他們一手修建起來的，“好像曾有什麽東西在他們身上滾壓而過，壓得他們的身體又瘦又癟。”
為資本主義服務的近代科學並沒有給中國帶來好處，他絕望地說。不過他在內地聽說過，南洋的英屬和荷屬殖民地並不如此。到處都有傳聞，說華僑在南洋大發其財。至於西方國家，他以為那一定是近代科學的天堂了。
“有一件事我敢確定”，朱將軍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麽悲慘。”
當他踏遍上海——以及南京和北京的街道時，社會上的重重災難，使他感到仿佛是一場白日夢。而在他看見垂死的人躺在人行道上，或看見男人、婦女和兒童像一股暗流從工廠裏傾瀉出來，以及看到外國人把中國人推出人行道外時，一支幻夢般的軍隊便立刻在他身後出現，跟隨著他參加戰鬥。這支軍隊聲勢浩大地向前衝去，殺死想像中的洋鬼子，或者幹脆把他們成千上萬地投在海裏。
回憶起這種荒誕的想法，使他顯得很沮喪。他不像一般人，談起白日幻夢來並沒有什麽猶豫。他這樣解釋說：
“我想大概是因為做軍人的時間太長了，隻會依照軍事條件來想問題。”
離開上海，他到南京遊覽。他參觀了明太祖陵，這個也是姓朱的農民，曾經組織一支強大的軍隊，推翻了異族蒙古王朝。接著他到了北京，老友孫炳文離職陪他觀光全城，並且旅行綏遠省，然後回到北京、上海。
北京政府，他輕蔑地說，不過是“一個彌漫著封建主義濃厚氣味的幽靈政府——一個臭氣熏天的糞坑，舊式的官僚和軍閥在這裏玩弄政權，大吃大喝，嫖妓女，抽鴉片，並且把中國待價而沽。”
孫炳文給他介紹了成群的學生，這些學生趁著暑假閑暇留在城裏教工人夜校，其他人則下鄉教農民去了。他曾希望會見共產黨的領導人，可是都不在。黨總書記陳獨秀當時在上海。
回到上海後，他們兩個人和孫中山先生談了一個上午，當時孫先生和夫人同住在法租界寓所。一起去的人，有金漢鼎將軍，朱德從雲南逃出來時，他是同伴之一。
朱將軍以深厚的感情，回憶起與這位偉大的民族領導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會見。那時，五十六歲的孫先生已經在革命運動中度過了三十七年，行動依然敏捷有力。雖然屢遭挫敗，他對於未來仍然極為樂觀。
“他是個非常謙虛、誠懇的人”，朱將軍說。“雖然被自己的部下出賣，離開廣東，卻還在籌劃如何奪回廣州，重新建立共和政權。他為此想借助於現在廣西的滇軍，要求我們幫助。他要求我們重回滇軍，進行整編。他還表示可以先付十萬元。金漢鼎當場答應下來，孫炳文和我則拒絕了。
“孫先生很仔細地聽我們說明拒絕的原因。孫炳文和我對於孫先生及其國民黨信徒動輒與這個或那個軍閥搞同盟的戰術，已經失掉了信心。實行這種戰術的結果，總是革命派敗北，軍閥勢力增強。我們自己在這種一再重複的錯誤中已經度過了寶貴的十一年。中國革命到現在是失敗了，俄國革命卻獲得了成功。俄國人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他們是采用了我們從未聽說過的理論和方法的共產主義者。
“我們告訴孫先生說，我們決定到外國留學，在重新回到中國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會見共產黨人，研究共產主義。省港大罷工的勝利和工人運動在中國的興起，向我們證明，共產黨人知道一些我們應該知道的事情。
“孫先生對於共產主義沒有任何偏見，可是問我們，既然要留學，為什麽不到美國去，美國沒有封建背景，又有很多進步製度。我們回答說，我們兩個都沒有可以在美國念書、在美國久住的款項，而我們願意到歐洲是因為聽說社會主義運動在歐洲最強大。我們還提醒他，美國也許對美國人很好，可是美國對於他為共和國而進行的鬥爭卻從來不加援助。它隻幫助和承認他的敵人。可是他自革命運動以來，始終渴望美國的援助。當然，歐洲國家也是一丘之貉，但歐洲已經出現了新的社會力量，也許對我們更有好處。
“孫先生同意我們的意見。他談到正在製定國民黨的新政策，但是我們那時並不知道新政策是什麽。直到兩年後，這項政策才明朗起來，他當時是在促成廣東革命政府和蘇聯的合作。”
和孫中山會談之後，三個人又拜訪了國民黨右派領導人胡漢民。這次會見的時間極其短促。朱將軍毅然用這兩句話否定了胡漢民：“他是個十足的反動派，香港買辦階級的典型代表人物。”
隨後訪問的是汪精衛，那時他作為知識分子領導人，享有盛譽，在國民黨的地位據說僅次於孫中山。懷著素來尊敬知識分子之心，朱德在訪問他時一定恭敬之至，可是回顧這次會見以後的十五年，汪精衛的毫無個性、反複無常的表現，使他對這個人隻有鄙視。他們當時談了些什麽，他不是想不起來就是不願去想了。
即使不從政治上考慮，汪精衛在朱德看來也是令人作嘔的。從頭到腳充滿了大丈夫氣概的朱德，對於男不男、女不女，什麽也不像的人物是毫無好感的。
“看到汪精衛，就令人想到姨太太”，他以輕蔑的口吻說，“他努起嘴唇，說話的時候還用手做出慵倦的姿勢，我隻能看他而不能聽他講話了。他滿身都是沒落的封建知識分子的女性習氣，很像個京戲裏麵唱小旦的。他夫人也在座，是個很男性的女子，很有幾個錢。而他則是個窮光蛋。他夫人控製了錢，通過錢，也就控製了汪精衛。聽人說，甚至他幾時該和她上床，他幾時該起身，都由她管！”
接著就是和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的會見，朱德對於共產黨是抱有很大期望的。他終於會見了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著名的教授、卓越的作家和編輯，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陳獨秀這時大約四十歲，麵色黝黑，有些麻子，簡樸地住在靠近公共租界的閘北區的一間小屋裏。他精力充沛而又果斷，謹慎而又寡言，他就在這間屋內領導著共產黨進行組織地下工會的工作。
對這次會見的回憶，顯然引起朱德內心的很大矛盾，他對此也不願多說。近年來圍繞著陳獨秀而展開的鬥爭也許能夠解釋這一情況，雖然這僅是部分的原因。朱德去會見時，原以為隻要一提出加入共產黨的申請，就可以被接受。因為國民黨就是這樣，隻要申請便可參加。朱德以為共產黨的手續也不過如此，入黨之後，他相信就可從此踏上新的革命的道路。
陳獨秀冷落地看著來客，特別打量這個當時名聲並不太好的將軍——朱德。十多年來的軍閥混戰，以及混戰對中國的影響，大概是他在一瞬間思索的問題。為什麽一個遠自華西專出軍閥的省份而來的將軍要加入中國窮人的黨呢？朱德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他陷入了過去曾纏繞他的絕望情緒之中。
陳獨秀說，要參加共產黨的話，必須以工人的事業為自己的事業，並且準備為它獻出生命。對於像朱德這樣的人來說，就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和真誠的申請。
朱德默然不發一言，失望地聽著。他敲了未來的大門，而它拒絕為他打開。
“那些日子真難過”，朱將軍痛苦地說。“我感到絕望、混亂。我的一隻腳還站在舊秩序中，另一隻腳卻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那時，上海有很多從雲南逃來的難民找不到工作，無法生活。他們每天都找我要錢，不相信我並沒有多少財產。我做了解釋，可是他們不信。他們每天都圍著我。我真覺得自己像個罪人。”
一九二二年九月初，朱德和他的朋友搭上法國“阿爾及利亞”號輪船，把希望寄托在外國土地上，去探尋解救他們的國家的秘密。
注：本節選自史沫特《偉大的道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版。
第三章 天涯尋正道
去歐洲一路見聞
船經過香港、西貢、新加坡、檳榔嶼，到法國上了岸。
我從幼年一直到革命時期，總覺得外國是了不起得很，一定各種關係都很好……一路上看到的卻不如想像的那樣好……一路最顯著的是看到貧富的懸殊更厲害，階級更明顯。在那些熱帶地方，大洋房子、花園都很漂亮。但是就在那大馬路的旁邊，卻伸出小破棚子，那裏麵的人，都是衣不蔽體，那樣子在中國也還是不容易看到，那一種壓迫打罵的現象，真是差得天上地下去了。
在南洋一帶有很多廣東人、土人、安南、印度人，這些亡國滅種的現象，給人印象很深，過去，是沒有這麽確實的親眼看見過的亡國奴的慘痛。
對於外國的輪船交通是感到便利。
同時感到海上的寬闊，一望無邊……因為自己是陸地上長大的人，對於浩渺的海，實在是特別有趣味的，真是“秋水共長天一色”。
經印度洋之後，中國人就少見了，多半是印度人、非洲的黑人，在做著苦力。黑人的世界，那真不是人的世界，不穿衣服，就是圍個裙裙，多得很，住的房子更是說不上了。看到世界上悲慘的事情，不單單是在中國了。一到地中海，情形就感到十分歐化了，是另外一個環境了。
剛剛是歐戰（指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各處打得殘破不堪，帝國主義的元氣都是還沒有恢複，一般的創痕很深……在馬賽上了岸，到了巴黎，都沒看出什麽帝國主義興旺的氣象。隻是頹喪，雖然機器已經在運轉，而那還是帶著一種修補歐戰創傷的形式。法國也就是這樣。
戰爭的恐怖還籠罩著一般人。
充斥著……孤兒寡婦的車站上，貼著身討錢的乞丐非常之多。
另外一方麵，遠看巴黎的艾菲爾鐵塔是很高的。我們上去一望，雖然巴黎是打得殘缺破爛，舊的觀瞻輪廓還是存在著。那時因為自己要做一個進步的共產黨員，總是拿唯物史觀的方法看世界……是打開天窗說亮話，是透開窗子的看法，帝國主義的表麵好看，真看透它的內部，那就壞得很。是應該多著眼於窮人來看好一些。就在那時，法國還是滿街上遛著悠然的紳士，晚上戴著大禮帽，穿著黑衣服，每天都似過節一樣。
這時期，在我思想行動上，都有很大的變化。起初幾個月裏，物質條件、交通這些看來很好，一路上心情都很愉快，生活也有著變化。不過在國內，一般過著軍隊的生活，說來那是進步的生活，同國外的生活差不遠，而且在從前當農民的時候，就過得很有規律，天一亮就爬起來。後來在軍隊裏，也是這樣，到國外去過生活，還是比較適應的。
沿路上沒有學會外國語，英、德、法文都不會，很吃虧。事事得靠翻譯，而那翻譯也是靠不住的，因為他也沒有怎樣學得好，結果還是靠自己。以過去的軍事經驗看地圖，憑記憶記著這個路那個路。那時反正是非旅行不可，還是大膽地去了。
到哪裏就先花角把子錢，買個地圖旅行指南，就照那上麵的去走。
在路上也學了幾句英文，數數目還是可以的。孫炳文會一點英文，也說不成。因為這樣摸索，沿途對於地理了解倒是一個大的進步，雖然說是在船上、車上，可是經過都留有印象，而且也有興趣，特別注意……
到巴黎那裏，有些朋友，就休息了幾天，然後和同船的章伯鈞那些人，統統到柏林去了。
注：本章各節摘自朱德自傳，手抄稿本。
留學德國
路上花去了四十七八天，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我們到達了柏林，感到很舒服，像瘋狂了一樣，身體也強，精神也有，一切目的都達到了，快樂得很。從封建窠裏一下跳到資產階級的社會裏來，而且在柏林，不久就找到共產黨的關係了。
在這裏，看到歐洲的形勢。那時也比較有了些建設，機器、工廠、交通，都有很大的不同。實際上資本主義社會的那一套，在上海、雲南都見過，並沒發現什麽特別新奇的東西，隻有外國的無產階級及黑人這些，在從前是沒有看到過的。那個理想中“外國的無產階級比中國的中產階級還好”是完全錯了的，同樣是沒有衣服穿，也沒有房子住。
我就在柏林學德文。
想去遊覽也不可能，每天總是想出來走走。沒有翻譯就買了一張柏林地圖。那地圖很好，房子、街道都清清楚楚，就拿著它去轉。結果走路也熟了，就是電車不敢坐，硬是走路，學德文也學得快，認識街道也快。那些“老柏林”都是坐電車，不久，反而沒有我這“新柏林”熟習了。那時旅行還多帶著軍事的眼光，一過哪裏，一想就想到：“這裏若是打起仗來，應該怎麽辦呢？”然後在腦筋中就慢慢設法布置起來了……
現在想起來，那時逛柏林很有趣，大街小巷，城的直徑有幾十裏，周圍有幾百裏，我連城外幾十裏地以內都走遍了。
外國人都是很忙，晝夜不停的，也沒有晚上，隻在深夜一二點鍾停一下，接著再來，電車又出動了。黑夜白天總是聽乒乒乓乓，我到柏林住下來個把月才習慣了，可以瞌睡，不怕吵了。
柏林有新城老城，我就住了很多地方。每天除去學習德文之外，就去買書逛街，德文書存了有幾箱子。在那兒的朋友相當多，中國人有好幾百。但是，來往的多是學生，想好好的過共產黨員生活，那些官僚都不想往來了……
幾個月後，我的德文程度就可以去買東西、旅行、出街、坐車了。這樣一來，就比較舒服了。不用兩隻腳跑路，經常出去旅行。柏林周圍一兩天路程的地方，隻消幾點鍾火車，想去的時候買一張車票，一掛（票）就去了。每天來回有幾十次車，隨你哪時去好了。在那時，我差不多旅行了全部的德國，到處去過了。哈爾茨的山嶺，山上就很有些趣味。在柏林這幾個月，就是這樣過的，真是舒服極了。
住了八九個月之後，我就到哥廷根去了。
在哥廷根，去念學校，其實聽也不大聽得懂，隻是想念個學校掛個名字，這樣旅行起來也方便，很自由的。按時間到學校去，一到下課時就又走了，那同班的人都互不認識。那時，我聽社會科學、哲學……學生都各自住在外邊。我的房子主人是貴旅，從前當過軍官旅長，他的老婆也是貴旅。那老頭六十幾歲了，常常和他談談貴族的事情。住了大學的學生連街上的警察都不管，幹錯了事，警察看看護照就算了。
哥廷根城小，中國人多，常常接觸，談中國話，德文可就糟糕了。
早已參加了（革命）工作，在柏林開支部會，那時共產黨員隻有七八個。周恩來到巴黎去了，另外張申府、高語罕、孫炳文、夏秀峰、雄熊、熊銳、李季、章伯鈞、廖煥星，廖的老婆是個德國人。鄧演達那時到德國留學，同我們在一起。我學外國語搞不習慣，沒有從寫從讀書著手，所以結果說話差不多，而在讀書的時候，就吃虧了，後來慢慢的翻字典，可以讀了，讀的都是馬列主義。在德國當時，馬列主義的書籍到處都出得很多。
在哥廷根一年，我又回到柏林去專門做革命運動，做學生會運動，還辦了報紙。在柏林有學生會的組織，裏麵分成兩派，一派是反對革命的。一派是革命的，大家來爭這個學生會。結果爭來爭去的，打架打官司。我們那時是想爭來做一個宣傳機關。
德國的共產黨，學生運動，都做得很好。當時共產黨的書記就是台爾曼。經過配合，有什麽事我們就去參加，譬如在援華運動以及“五卅”召集的群眾大會上。
那是一九二五年。一次，因為保加利亞一個反動派的人物岑可夫被農民黨刺死了，許多人因此被捕。我們為了要援助他們，在柏林城一家咖啡店裏開會。那天到會的有三四十人，哪一國的都有。才開了不久，警察便來了。一下都給捉去，捉去就要坐牢。我們是外國人，樣子又是學生……不過，那還是頭一次看到外國的監獄，和中國的就不同，一個人住一間房子，有一點點的小窗子，透進光線來。那監獄是很高很深的，幾層樓，把我們一下關到頂層上去。房內有一鋪，一個外國人解手用的馬桶，一個盤子，還有一隻椅子，其它什麽都沒有，門上了鎖。吃飯的時間把那一份黑麵包、紅豆豆送來。因為住的時間很短，我也沒有吃他的東西。我隻住了二十八個鍾點，一天一夜多一點。後來就審問，一看有護照，他問，我們就回答是開學生會。那時外麵還有很多人，沒有參加，沒有被捉去，就活動中國學生會來援助，中國大使館就把我們保釋出來了。
一般講，在那裏，德國人對中國人是比對日本人態度好，一般都希望恢複關係和中國做生意。那時社會民主黨在德國還沒像現在壓迫得厲害，黨是可以取得公開活動的。
在中國學生中間，真正屬於革命者是少的，中間派不即不離的多，真正堅決反對革命的也少，隻是討厭你這一套。我出來後，還是在柏林做革命運動，作文章，寫報印報。那時出了幾個月的小報，《政治周報》，是油印的，每次印二三百份分發。爭學生會，發傳單。在“五卅”、孫中山的死、孫中山的誕生紀念日，都有很大的運動，都印有油印的德文宣傳品……這些工作都是以共產黨員為核心，和很多同情者做起來的。在柏林，我們組織有國民黨的支部，我們都參加進去，而且領導了它。當國內在廣東開第二次國民黨代表大會時，我們的支部就派了高語罕做代表回去了。
我第二次又被捕，就是“五卅慘案”發生，傳播到柏林，為了援助上海的罷工，開了很多的工人大會。我因為參加了一個德國共產黨召集的大會而被捕了。因為有前一次的案在冊，這回他們也不審問我了，好多德國的工人團體去法院裏起訴，說“是我們開會請人家來的，為什麽把人家捉起來？”要求放出來。可是，這時中國的公使知道我是共產黨員，就不管我，不再保釋我了。這樣我的護照被扣去了。
當時孫炳文還在哥廷根。
德國、法國都同時趕出這樣一批人來，經過美國革命者撫恤會的幫助和辦理護照買船票。這個組織很大，是共產黨的外圍團體，它有著捐來的款子，專門幫助世界上坐牢的革命者。公使館不管我們了……這樣，我由波羅的海到蘇聯去了。
我從德國這樣被趕出來，非常痛恨。不過在這幾年中間，腦筋思想都大大改變了，坐在帝國主義家裏來看帝國主義，倒是清楚一些。在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方麵，也有很大的進步，我讀過了很多這種書籍。在這“休養”時期，重新準備的時期，我把自己的思想、行動都重新檢討了。現在想起來，那時的確是有很大的進步。
附：願終身為黨做軍事運動
季子、莘農同誌：
我前一星期兩函，諒已收到。轉托中國代表（駐莫的）②一封介紹信，往德共總部，使我加入他們的軍事組（此事可能否）研究數月，即來莫入東方大學③，再入赤軍④研究軍事。歸國後即終身為黨服務，做軍事運動。此種計劃，在莘農同誌留德時已定，我始終竭力辦此事，均未有效。去冬欲偕莘農同誌往莫，莫方以額滿為拒，德組⑤為申送事，逼得治華⑥出黨。今歲法組⑦送五人到莫，接任卓宣⑧同誌函，法組送四名，德組送一名，熊銳⑨或朱德前往。那時我已準備來莫，後又未果。似此種種困難情形，看來或是我黨員資格太差，或是我行動太錯，不能來莫研究，或同誌中有不了解我的，說我是軍閥而官僚而小資產，終不能做一個忠實黨員的嗎？以上種種疑誤，是我的環境使然，不明我的真相的人，決不曉得我是一個忠實的黨員。我現在決心兩月以後即動身來莫，如東方大學準我入，我即加入聽課；如不許我入，我亦當加入莫組⑩受點訓練，即在外住幾月，亦所不辭。治華倘然與我同來，惟住房子的問題是不容易的。如不許我入校，那就要請你們幫我覓得住處，我一定要來。如以後不能住了，我即回中國去，專為黨服務。以上所問，請你倆不客氣地、爽爽快快地答應我。或可能入校，或可能租房自住，二者必求得一，我心即定了。莘農同誌何時歸國，亦祈示知。此間數月來，為民黨（11）工作及改組學生會（12）運動，頗生趣味，亦收點成效，惟荒了我們的主義研究，亦屬可惜。我正月移居柏林，專為民黨活動，經理報務，也印出一小本《明星報》（13）來。對外發展是很困難的。專此作為革命的敬禮。
旅莫諸同誌統此問好。
朱德 頓首
三月七號
注：一九二二年十月，朱德赴德國留學。同年十一月，在柏林經中共旅歐組織負責人張申府、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是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朱德為赴莫斯科學習寫給季子、莘農的信。
①季子指李季，莘農指陳啟修。是當時在蘇聯學習的中共黨員。
②中國代表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
③東方大學，全稱是“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一九二一年創辦於莫斯科。它的任務是為蘇聯東方各共和國培養幹部和為帝國主義殖民地、附屬國培養幹部。三十年代末停辦。
④赤軍指蘇聯紅軍。
⑤德組即中國共產黨旅歐組織旅德小組。
⑥治華即賀治華，又名賀稚華、賀稚。
⑦法組即中國共產黨旅歐組織旅法小組。
⑧任卓宣，一九二三年時任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後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當時任中共旅法組織負責人。一九二七年被捕後叛變。
⑨熊銳，當時在德國留學的中共黨員。
⑩莫組即中國共產黨旅莫斯科中山大學支部。
（11）民黨即國民黨。
（12）學生會指中國留德學生會。
（13）《明星報》指朱德主編的油印周刊《明星》。
留學蘇聯
從德國經過波羅的海，在一九二五年七月間，我到了蘇聯。在列寧格勒被很好的招待，因為我們是一群政治犯，被驅逐的人們，特別被約去各處講演，宣傳了帝國主義罪狀，到處被歡迎著，還參觀了很多地方。
正是列寧死後不久，正是施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物質條件還相當困難，內戰中打爛的東西還沒有恢複，街上還相當破爛，人們穿的衣服也破……同來的有些人就印象和我不同，他們說巴黎、柏林人又多又熱鬧，我就反對這種說法，我說：“在巴黎、柏林那裏，那麽多人每日花了多少錢，做出了多少事？在列寧格勤可就沒有遊手好閑的人。每日節省了多少錢，做了多少事。經濟困難那是因為剛在激烈內戰之後。我們從這一點來看，社會主義是在一點點搞起來，這一點看不穿，那是資本主義的眼光。”
有很多人，對於蘇聯是帶著濃厚的幻想。我對於蘇聯是認識比較透徹些。我把這樣的意思，堅決地同那些到列寧格勒馬上失望的人做了辯論，糾正了這樣的現象。
在柏林的時候，對帝國主義內無產階級的力量、工人運動都有了相當認識，不僅看到了那種形勢，而且參加了當時的運動。對於德國從歐戰中垮台下來，為什麽到一九二四年，英國、美國又借款給它，把它救起來，以及以前的革命高漲……這些問題我們都相當地討論了。而且從這環境中間，認清中國革命問題是與國際問題相聯的，而且了解到革命決不是某一塊地方的事情。在德國，每星期我們都開兩次討論會，討論的多是這些理論問題。
在蘇聯又開始學習，進步就更大了。思想、各方麵都有了很大開展。唯物論辯證法，在德國和李季他們也常常討論過，多不很深刻。在蘇聯得到實際，參看了好些計劃表冊……這時我比在柏林時看世界更要深刻一些了。同時更把中國的事看通了。主要的是在學校裏，中國經濟地理這一門功課材料非常豐富，對我們益處很多，其中統計表、數目字，都是很多。接著又研究了世界上的經濟地理，哪一國哪一國都搞清楚了，打下了很堅固的根底，以後看什麽書都有把握。根據數目字來判斷政治是容易的，沒有數目字是空洞的。有很多同誌就怕，記數目字就頭痛。我偏偏要記，愈是複雜的數目字，愈是要記得清楚，因為我的數學搞得還算好，所以對科學、經濟學、軍事學、馬列主義，都有很好的注意了。
我先在東方大學念了幾個月，隨後我去避過暑，學習打野營，學習軍事，野營歸來以後，我就到一個秘密的軍事訓練班去繼續了六七個月。
在那一年中間，除了廣大的宣傳會、勞動節以外，根本沒到街上去過。一天都老是學習，關在小屋子裏研究。指導我們的教員也好，都是特別請來的專家。另外就忙著參觀，參觀對於我們也有很大的影響，我參觀過革命博物館、曆史博物館、學校、工廠，還做了軍事學的實驗，如毒氣爆炸。
我深深感到以唯物史觀來建立科學的教育，的確是進步的。可以根據數目字、畫、表，一滴一點是有證據的，有計劃的，推進的。
在這樣的環境中間，處處看到那樣廣大的運動，自己也投身在這廣大的運動之中。那些大公無私獻身於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者，不但堅決而且處處是實際行動。我在柏林那兒，就曾經說服了很多人加入了共產黨，也說服過很多反動派的反對。在莫斯科，一些調皮的同誌，更很容易地說服了。一般，我在那時還具有著中國舊社會的好的道德，同時，也是革命的前進者，一般人聽了我勸告他的話後，給人的感想相當好。我還喜歡處處去講世界上的事情，有些人很愛聽。那時，我也看清了整個世界的係統、各種組織，這對組織觀點可相互影響，這對於我回國後在一般團體裏，對同誌親密愛護，都有著影響。
在莫斯科那些地方，城市沒什麽奇怪。我對於那深深的鄉村、廣大的森林、田野上的道路，以及熱烈地進行著的大規模的耕種，很喜歡，因為我有一種習慣，喜愛名山大川，優秀的地方總想去看看。在蘇聯的確跑了不少，我頂高興的是那大的森林。不大喜歡熱鬧的大城市，在那兒住久總是不大舒服，旅行中間就舒服。看那些動物園、展覽會，還沒有爬哈爾茨高峰那樣有興趣。我對巴黎那樣大的戲園都引不起很大興味，這一點也許是殘存的農民意識吧。
在中國，正是革命高漲的時候。在一九二六年六七月，我便得回國了。在蘇聯這一時期是精神頂愉快。最舒服、最快樂的一段。身體也很好。脖頸上長的癬在莫斯科經過電烤也好了。那時我還想學習，如果再住年把，可以多學習很多東西。可是大革命起來，便被催起程了。
從莫斯科走了十四天西伯利亞鐵路，到海參崴去。在西伯利亞沿途望見整片森林，是蘇聯很大的一筆財產。鐵路修得很偉大、寬敞，很了不起。車窗外的曠野是那樣廣大遼闊，在中國是很少見的。有些地方還沒有人煙，是很好開發的。
到了海參崴，船不通航。那正是暑天，我就到離海參崴十九裏路的過去王公別墅去避暑。那是海邊上，時常洗洗海水澡，很舒服地住了一個月。那會兒海參崴市內已修起電車。不久，我就搭船經過日本門司，一直到上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