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是華北平原海拔最低的地方。
今年洪水讓很多人後怕，更要命的是，以三峽為代表的水利工程本來在解決洪水的困擾，豈料我們的城市紛紛栽給內澇，每逢下雨競相成為“威尼斯”，稍有不慎還會出人命。
四座一線城市，武漢、成都、南京等明星二線城市，一下大雨就無一幸免。如果雄安走他們的老路，千年大計會很尷尬。”
部分微信評論：
社會主義樣板村南街村，大邱莊，華西村，大寨村等例子，可能會說明雄安特區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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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競爭，其實就是頭部地區和城市的競爭。
當前中美衝突一再升級，京津冀、長三角、大灣區的一舉一動，更顯關鍵。
8月20日，高層提出長三角要率先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8月21日，《首都功能核心區控製性詳細規劃》獲批，北京“安靜下來”成最大亮點。
8月26日，深圳迎來40周年生日，但並未等來直轄或擴容的大禮包。
三大頭部地區的新動向，看似毫無關聯，卻藏著驚人的耦合。
深圳像香港的影子，是大灣區起飛的注腳；浦東像上海的再造，是長三角加速的起點。眼下長三角、大灣區步步緊逼，京津冀唯一的核心城市北京卻想“靜一靜”？
所有線索都指向北京以南120公裏處的雄安，這座新區自2017年4月1日成立以來，一直靜悄悄的，她還好嗎？
雄安其實一點也不安靜，隻是她比較低調而已。不信你看：這樣塔吊林立、燈火通明的場麵，城市發展史上隻有迪拜、深圳、浦東出現過，但雄安比前輩們更誇張。對比世界後發城市的圖景，不難發現雄安此番慎重的理由。後發城市由於規劃優勢，往往能形成視覺上的奇觀效應，但生活和文化層麵總是很難被先行“規劃”。深圳在經濟上屬於絕對的成功者，但生活不便和冷漠問題，至今被人詬病。陸家嘴高樓林立，上海人眼中的宇宙中心卻還是靜安寺-南京西路一帶。巴西新都巴西利亞和緬甸新都內比都，皆由於規劃失敗，導致已經搬來的公務員又回流舊都的尷尬。地標眾多的迪拜更適合拍照打卡，連華盛頓都難逃紀念碑城市的宿命。後發城市的問題，同樣擺在雄安麵前。隨著經濟、社會、城市發展越來越以人為中心，這個問題必須解決。這就需要雄安在規劃階段充滿遠見、打開思路，充分考慮人的尺度。這樣也必然需要花費更多時間。眾所周知，雄安坐落於白洋澱旁，該選址一舉解決了華北城市普遍缺水的窘境。但這樣的選址也存在一個問題，臨水地帶低窪。事實上，雄安是華北平原海拔最低的地方。今年洪水讓很多人後怕，更要命的是，以三峽為代表的水利工程本來在解決洪水的困擾，豈料我們的城市紛紛栽給內澇，每逢下雨競相成為“威尼斯”，稍有不慎還會出人命。四座一線城市，武漢、成都、南京等明星二線城市，一下大雨就無一幸免。如果雄安走他們的老路，千年大計會很尷尬。摩根士丹利報告預測，將有452萬人從北京遷至雄安新區。此前有31家央企發聲“雄安新區建設不缺席，與發展政策同頻共振”，包括中核、中船、中電科、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國電、中電子、中鋁、中建築、國投、中節能、中糧、中冶、中鐵、中鐵建、中交、中能建、中廣核、中國聯通等。中字號多得令人暈眩，擁有最多世界500強企業的北京出手支持，雄安就是這麽不同反響。彼時深圳遠沒有今天的高顏值，甚至可以說有點亂。現在依然可以從深圳火車站-東門一帶，尋到一點當年的草莽氣息。另外，傳統城市空間演進一般從中心向周圍蔓延。時間一久，老城區就麵臨城市更新的巨大工程量。深圳則采取“年輪”策略，市中心隨新城不斷西移，代價卻是羅湖區的麵貌遠不如南山區和福田區。生態學之父帕特裏克·格迪斯曾期待“城市必須不再像墨跡、油漬那樣蔓延，一旦發展，他們要像花兒那樣呈星狀開放，在金色的光芒間交替著綠葉。”莫非是無法實現的烏托邦？在目前公布的規劃圖中，我們可以大致猜出雄安未來的模樣。雄安的城市空間極為罕見，完全不像規劃課本裏的環狀+放射結構、帶狀結構、不規則結構，它更像一串代碼、一組矩陣。空間布局不隻改變城市形態，它本身就能決定產業生成，矽穀正是這方麵的大贏家，也或是雄安唯一的參照係。在產業發展與人口積聚的相互作用下，矽穀成為由一座座小鎮組成的城市群。每座小鎮都有相對獨立的結構與功能，由核心向外依次布局商業區、辦公區、產業區、居住區，如同一個個細胞。基於TOD模式的“細胞”被綠帶隔開，又被交通線串聯，最終為城市擴張留出彈性邊界。空間布局之下，具體功能分區同樣重要。柯布西耶當年就是因為功能分區過於僵化，規劃出的城市後續問題重重。深圳和浦東也是因為功能分區過於明顯和集中，割裂了生產與生活空間，為城市的持續吸引力埋下隱患。如果雄安真能將功能區打散後“切”成小塊，那麽產城分離的問題將迎刃而解。這樣的小街區也為城市行洪防澇提供了更多便利，更好將雨水化整為零。有媒體實地走訪，發現雄安鋪的地磚全是方便雨水下滲的“透水型”。之前國內很多城市都豪氣萬丈地建海綿城市，但效果均不理想。雄安由於空間的靈活性，減少了影響雨水下滲的廣場、硬化空間，效果也更值得期待。比規劃更值得玩味的，是規劃編製的過程。準確說是雄安這一概念的醞釀過程。眾所周知，雄安新區是2017年4月1日設立的，距現在3年多的時間。但實際上，這一過程花了超過7年。2017年4月13日，新華社播發過雄安新區設立全過程的萬言長文，細品後能找出由17個關鍵節點構成的時間軸，這不僅是理解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鑰匙，也能探見一部分決策流程。早在2013年5月和8月，高層分別調研了天津和北戴河。2014年2月，考察完北京後，首次提出京津冀協同發展。先後赴三地考察，這是打破北京單中心，明確協同發展的信號。在我國政治運行中，區域調研往往是後續戰略推出的“前期放風”。2014年10月17日，高層批示《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總體思路框架》；201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2015年2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九次會議審議；2015年4月2日，政治局常委會研究；2015年4月30日，政治局全體會議審議；2015年6月，《綱要》印發。值得注意的是，這份《綱要》並未在第一時間公布全文。但新華社長文透露：《綱要》提出“規劃建設具有相當規模、與疏解地發展環境相當的集中承載地。”這明顯是另起爐灶建新城，但當時選址未定，為避免外界過度猜想，限製了《綱要》的公開範圍。選址是由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谘詢委員會實地調研的。該委員會角色特殊，顯然不是純谘詢機構。負責人徐匡迪年過八旬，本在2008年兩會時就已退休。啟用一個沒有公職的老同誌為千年大計選址，更說明了雄安的特殊性。2016年2月29日，國務院開專題會議研究。3月24日，政治局常委會為雄安新區定名。5月27日，政治局會議研究。當時新華社通稿對“集中承載地”仍隻字未提。待到雄安新區概念橫空出世，還有值得細究之處。細究特區、新區設立史，由中央、國務院發文的，雄安是第一個。深圳、廈門特區成立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特區條例為標誌的，上海浦東新區當時沒有發文，天津濱海新區是“國發”，重慶兩江新區是“國函”。汕頭、珠海特區未到副省級，至於其他20多個省的國家級新區很多甚至隻有正廳級。這樣的出身，決定了雄安除了拉動區域經濟，也飽含了更多意味。如果說深圳特區成立，標誌著中國推開開放之門；浦東新區的設置，是中國重申改革開放之路不會停止。而雄安新區，在京津冀協同的基礎上，更是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後的再出發。雖然高層剛剛提出長三角要率先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實際上，雄安在雙循環的使命中，同樣意義非凡，甚至更重大。長三角和大灣區由於多中心結構，已經形成了成熟的產業生態，為區域提供了自驅動能力。反觀京津冀，北京聚集了所有核心功能，牢牢把持產業鏈頂端。天津根本不是對手，也沒有能力為北京分憂。河北則更黯淡。雄安的出現能多大程度與北京形成“雙核”，形成類似大灣區廣深分工的模式，成為最大懸念。雄安身後的北京，有太多可以動用的資源，這是上海、深圳無法企及的。某種程度上，深圳、浦東不隻是香港、浦西的影子，更是北京的鏡像。深圳激活了大灣區，浦東帶動了長三角，背後都離不開北京的手。現在，北京要在自己的城市群裏開始一次新的投射，這或許是一次決定國運的投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