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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是境外勢力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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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中共建黨初期的活動經費主要來自共產國際。但是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的具體方式是怎樣的，共產國際提供經費援助的過程中存在著哪些欠缺，所提供的經費又來自何處，這些問題鮮有詳解。本文根據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解密檔案材料，結合當事人的回憶以及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對這些問題作出考證和闡釋。
一、共產國際對中共經費援助的曆史回顧
（一）最初，中共的籌建者們曾拒絕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
中共籌建時期，籌建者們曾拒絕共產國際代表提出的向未來的中共提供經費支持的表示。中共上海早期組織成員李漢俊就曾經拒絕過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的有關經費支持的表示，中共一大代表張國燾在其《我的回憶》一書中的相關記述提供了證明。他在為籌備中共一大的召開而提前抵達上海之後，李漢俊向他介紹了自己跟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之間發生衝突的情況：馬林向李漢俊聲稱自己是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要李漢俊向他提交工作報告和經費預算，表示共產國際可以給即將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提供經費支持，而李漢俊則回絕了馬林的這一要求，認為“組織還在萌芽時期，沒有甚麽可報告的”，“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產國際也還沒有決定；即便中共成立之後加入了共產國際，它將來與共產國際所派的代表間的關係究竟如何，也還待研究；現在根本說不上工作報告計劃和預算等等”，並且向馬林表示：“共產國際如果支持我們，我們願意接受；但須由我們按照工作實際情形去自由支配”；“在李漢俊看來，中國共產運動應由中國共產黨自己負責，共產國際隻能站在協助的地位。我們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可以接受它的理論指導，並采一致的行動；至於經費方麵，隻能在我們感到不足時才接受補助，我們並不期望靠共產國際的津貼來發展工作。再說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的代表隻能是我們的顧問，決不應自居於領導的地位”①。
不僅李漢俊做過此類拒絕，陳獨秀最初也不願意接受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中共一大參加者包惠僧的回憶證實了這一點。包惠僧1921年5月從上海抵達廣州後時常會晤陳獨秀，陳獨秀曾向他解釋了他為什麽力主拒絕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的原因：“關於黨怎麽搞法，他主張我們應該一麵工作，一麵搞革命，我們黨現在還沒有什麽工作，要錢也沒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盡力而為，我們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當時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朱謙之經常在報上寫文章罵陳獨秀崇拜盧布，是盧布主義。所以陳獨秀堅決主張不要別人的錢，他說拿人家錢就要跟人家走，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地幹，不能受製於人”②。
據張國燾回憶，陳獨秀等人對外來經費問題上態度的改變，是1921年8月下旬陳獨秀等人從上海法國巡捕房獲釋之後的事。8月中旬陳獨秀辭去廣州教育委員長一職返滬，下旬的一天，正在家中的陳獨秀同當時在他家作客的包惠僧等人一道被法國巡捕房抓去。在馬林的積極幫助下，陳獨秀等人不久便獲釋。包惠僧一篇文章中記述了馬林為他們獲釋所作的努力：“出去之後我們才知道，為了我們，馬林使盡了氣力，請了一名法國律師名巴和，承辦這個案子。馬林花了很多錢，費了很多力，打通了會審公堂的各個環節”；“這一次，馬林和陳獨秀和中國共產黨算是共了一次患難”③。張國燾也記述了陳獨秀獲釋後與馬林會晤的情況：“他們兩人似都飽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對事勢的了解，好像梁山泊上的好漢‘不打不成相識’，他們交換意見，氣氛顯得十分和諧。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負責領導，作為共產國際代表的他隻與中共最高負責人保持經常接觸，商談一般政策而已。陳先生表示中共擁護共產國際，對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議自應尊重。……他們並且具體規定了接受共產國際補助經費的辦法；此後中共接受共產國際的經濟支持便成了經常性質了。”④
（二）共產國際對建黨前的中共早期組織的經費支持
張國燾在回憶錄中對上述引文的最後一句話作了這樣的注釋：“在此之前，也許有過接濟，如辦外國語學校，大概威金斯基曾捐助過一部分，但不是經常性的”⑤。張這裏所說的“威金斯基”是指代表共產國際於1920年4月率工作組抵達北京的俄共（布）黨員維經斯基。1920年6月，維經斯基工作小組持李大釗的介紹信抵達上海。1920年8月17日維經斯基從上海給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⑥發送了一封密電，匯報了在上海的工作情況：“我在這裏逗留期間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組成（四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三個部，即出版部、宣傳報道部和組織部。出版部現在有自己的印刷廠，印刷一些小冊子。幾乎從海參崴寄來的所有材料（書籍除外）都已譯載在報刊上。《共產黨宣言》已印好。現在有十五本小冊子和一些傳單等著付印。……宣傳報道部成立了俄華通訊社，現在該社為中國三十一家報紙提供消息，因為北京成立了分社，我們希望擴大它的活動範圍。……組織部忙於在學生中間做宣傳工作，並派遣他們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聯係……星期日，即8月22日，我們出版部將出版中文報紙《工人的話》⑦創刊號。它是周報，印刷兩千份，一分錢一份，由我們出版部印刷廠承印”⑧。維經斯基的匯報證明他的工作組在上海的工作很有成效，同時也透露了工作小組在開展工作的過程中投入了一定的經費，這客觀上也就是對中共上海早期組織的經費支持。因此，在1920年6月至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之前這段時間裏，中共上海早期組織實際上已經在接受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了。
（三）共產國際為中共一大的召開提供經費支持
資料表明，共產國際為中共一大的召開也提供了部分經費支持。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偉大的曆程（1921—2001）》指出：“根據原來的醞釀和國際代表的建議，李達寫信給在廣州的陳獨秀、在北京的李大釗征詢意見以後，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於是，李大釗立即分別寫信給北京、長沙、武漢、廣州、濟南的地方組織以及旅日留學生的黨員，通知各地派出兩名代表來上海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並從馬林帶來的活動經費中，給每一位代表寄出了一百元路費”⑨。包惠僧回憶材料中的相關敘述也證實了這一點：“1921年初夏，第三國際又派了馬林，與赤色職工國際尼克斯基來中國，到上海與……李漢俊等計劃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定計劃，提供經費，完全是出於馬林一手籌劃的”⑩；“約在7月初發出舉行代表大會的通知，以地區為單位，每個地區派代表二人出席會議，每個代表發給路費百元。”（11）
中共一大後，特別是獲釋的陳獨秀開始真正履行中央書記一職之後，共產國際便經常性地提供經費援助了。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以中央執委會書記的名義給共產國際呈交報告，報告對自他履行中共中央書記一職至1922年6月這段時間中共各方麵工作情況作了匯報性總結，其中對中共的財政收支情況是這樣記述的：“黨費，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17655元；收入計國際協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勞動運動約10000元，整頓印刷所1600元，印刷品3000元，勞動大會1000餘元，其他約2000餘元”（12）。在同一天寫給曾於1920年4月來華、1921年春回國後在共產國際具體分管中國事務的維經斯基的信中，陳獨秀說：“呈上報告一紙，請你檢查並急速指示錯誤的地方，至於將來計劃（指一年以內），尤希望詳細賜教。今後國際協款究竟如何，也請示知，以便早日設定計畫；我們希望明年（1923年）中國共產黨能□（13）自行籌款，但本年內尚望國際有所接濟。”（14）
1923年6月，在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陳獨秀詳述了一年來黨的經費收支情況：“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1.5萬（15），其中1600用在這次代表會議上。經費是分發給各個小組的，同時還用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上，用在聯絡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16）。
二、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援助的特點
要精確地統計出在中共建黨初期共產國際究竟提供了多少經費，還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這主要是因為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援助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共產國際對中共的經費撥款往往不完全按照預算撥付
比如，1922年12月共產國際為中國共產黨1923年活動經費所做的預算中，確定1923年中共的經費支出總額為1.2萬金盧布，平均每月支出額為1000金盧布，具體包括印刷、出版報刊費用310金盧布，組織員和宣傳員費用370金盧布，兩名中央委員差旅費100金盧布，兩名固定宣傳演講員差旅費120金盧布，意外開支100金盧布（17）。但實際撥付中共的經費大大超出這一預算。共產國際派駐上海負責聯絡和財務工作的維爾德在1923年7月26日給維經斯基的信中說：“5月底，我收到從莫斯科經北京寄來的3500美元和278英鎊，其中用於工會國際工作278英鎊，幫助因鐵路罷工而遭難的中國工人1000美元，按4月、5月、6月的給中國共產黨預算1500美元，用於召開代表大會1000美元。”（18）維爾德在這封密信中所列舉的“幫助因鐵路罷工而遭難的中國工人1000美元”，以及“用於召開代表大會1000美元”，這些都不是1922年12月共產國際為中共所做的1923年活動經費預算中所包括的支出項目。
1922年5月20日，共產國際工作人員利金呈交給國際執委會的一份書麵報告也證明了經費撥付並沒有按照預算來施行：“國外工作的撥款……沒有完全明確的計劃。當然，預算是有的，但是每項預算隻有在具備明確的內容，也就是工作本身有嚴格明確的方案的情況下，才是有效的。上麵這一點沒有做到……應當承認：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給國外工作的撥款有兩個主要缺點：一是組織方麵的開支占了大部分，二是給各中央的預算撥款常常變動不定……在中國工作的條件下，這種波動就會造成直接有害的影響，不會為保持穩定，哪怕是出版工作的穩定留有餘地……”（19）
（二）個別工作人員的粗心，造成一些款項成了糊塗賬
有時，一些共產國際工作人員粗心或不負責任，導致少數匯款既沒有標注是何人所匯，也沒有指明款項的用途，致使收款人困惑，費解。比如，1923年5月22日，維爾德從上海發給共產國際的一封密信指出：“昨天收到遠東銀行9600（20），我不知道是誰匯來的和作什麽用的。盼告。”（21）此類糊塗賬顯然增加了精確統計共產國際向中共所提供經費的難度。
（三）莫斯科向中共提供經費支持的部門和渠道不是單一的
除了共產國際，後來赤色職工國際、青年共產國際以及“國際革命戰士濟難會”等組織也向中共及其領導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提供經費支持，不過這些組織提供的經費一般比較少。比如，1925年8月5—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召開會議，會議決定：“建議國際革命戰士濟難會緊急匯款10萬盧布交由上海、香港以及中國其他城市的罷工者支配”（22）。再比如，1924年9月7日陳獨秀在上海致信維經斯基，指出：“我們黨的經濟狀況很嚴重。由於經費不足，許多方麵的工作處於荒廢狀態。我們希望您立即從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給我們寄來7、8、9、10月份的錢來”（23）。這份檔案文件表明了兩點：一、共產國際給中共提供的經費援助往往滯後；二、莫斯科向中共提供經費援助的部門和渠道不是單一的，除了共產國際之外，赤色職工國際，即該信中所說的“紅色工會國際”也向中共提供了經費援助。正因為向中共提供經費援助的部門和渠道不是單一的，所以要精確地統計出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的經費數是比較困難的。
（四）經費時常被挪用、救急
有時因為中共經費過於緊張，共產國際派駐上海負責聯絡和財務工作的人員會臨時將應轉交給其他國家共產黨的經費截留一部分給中共救急。比如1923年3月11日維爾德在上海致信維經斯基：“我從您寄給日本共產黨的7500金盧布……中，通過越飛同誌（由從北京來的專門外交信使）轉給了日本共產黨5500金盧布。根據馬林同誌的堅決要求，鑒於中國共產黨急需資金以及發生罷工（關於這方麵的情況馬林將詳細地寫信給您），其餘的款項我留下了。請您確認我在這個問題上的做法是正確的，並對今後的做法作相應的指示。”（24）再比如，1922年11月7日，越飛在一封寫給馬林的信中談到了他曾交給李大釗一千元的情況：“黨的中央委員會要盡快遷到北京來，此事至關重要，否則將會有很大損失。唐山礦工罷工已證明了這一點。上百個地方向我索款支援罷工工人，雖然我們已商定隻把款交給共產黨，但是從共產黨那裏我未得到任何消息。後來情況嚴重時，我給了李教授1000元，我們的任務是再籌措400元。”（25）這裏所說的“李教授”，筆者認為應該是指李大釗。此信表明，當時應當提供給中共的經費往往會被拿去救急。
（五）經費撥付往往嚴重滯後
共產國際給中共提供的款項常常不能及時到位，比如上文引證的1924年9月7日陳獨秀在上海寫給維經斯基的那封含有“催款”內容的信就說明了這一點。再比如，共產國際駐華工作人員斯列帕克於1923年11月25日在北京寫給維經斯基的一封信也反映了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不及時的情況：“說到共產黨，首先應該強調一下它的財政困難情況。你知道嗎，格裏沙，遺憾的是，這對中國共產黨起著巨大的作用。其實，這不僅是對中國共產黨，也許對其他許多共產黨都是如此。簡言之，在10月、11月、12月都沒有從共產國際執委會那裏得到錢，而有整整六個月沒有從紅色工會國際那裏得到錢了。你應該考慮一下這件事，並要盡快采取措施把這些錢立即匯出來”（26）。
上述特點及其他因素決定了目前要精確地搞清楚在中共誕生初期共產國際究竟提供了多少經費是比較困難的。不過，上文引述的解密檔案材料足以證明：在中共誕生初期其活動經費主要依靠共產國際的支持和幫助，這一支持對於誕生初期的中國共產黨的成長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的渠道和方式
黨的籌建及誕生初期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的方式主要是由共產國際指派專門人員直接將錢款轉交給中共，比如上文敘述的馬林從活動經費中抽出一部分錢用作參加中共一大的人員的路費，包惠僧關於馬林花錢將陳獨秀等人從法國巡捕房保釋出來的回憶，都屬這種情況；上文引述的1922年11月7日越飛寫給馬林的信中談及他曾交給李大釗一千元也證明了莫斯科的代表直接將錢款交給中共領導人的情況。
（一）以匯款的方式提供經費
那麽，經費是怎樣到達維經斯基、馬林等人的手中的呢?解密檔案文件提供了線索。比如，1920年8月17日維經斯基在從上海發給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密電中特意強調了給他往上海匯款的地址：“我的郵寄報刊（不是匯款）地址是：上海，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社辦事處，格裏高裏耶夫收，而匯款地址是：上海，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社辦事處，塔拉索夫收”（27）。這封密電表明維經斯基在上海是通過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社辦事處接受共產國際發來的活動經費的。
接下來的問題是：這些經費又是怎樣到達上海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社辦事處的呢?上文曾引證過的1923年5月22日維爾德從上海發給共產國際的密信解答了這一問題：“昨天收到遠東銀行9600（28），我不知道是誰匯來的和作什麽用的。盼告。”維爾德這裏說的“遠東銀行”是指蘇俄政府開設的一個金融機構，其主要辦事處在哈巴羅夫斯克，開設這個銀行主要是“為共產國際在滿洲和全中國的工作提供資金，大量收購金錠運往莫斯科，銷售在蘇俄征集的貴重物品以換取外匯，為共產國際諜報員保留往來帳戶”（29）。1922年，遠東銀行在哈爾濱開設了分行。同年初，蘇俄政府還在哈爾濱設立了一個商務機構——西伯利亞遠東對外貿易局。通常，莫斯科先將款項匯至遠東銀行，再從遠東銀行匯到上海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社辦事處。
有時候莫斯科也會通過別的“線路”將款項匯到上海。比如1923年3月11日維爾德在一封寫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匯報說：“您通過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西伯利亞州管理局寄給中國共產黨的3月份預算經費和電報費用1300墨西哥元已經收到。”再比如，1923年7月26日維爾德在寫給維經斯基的一封信中提到：“5月底，我收到從莫斯科經北京寄來的3500美元和278英鎊。”這些材料說明，共產國際給中共匯款的“線路”不是單一的，而是多種路徑。
（二）由信使或者專人隨身攜帶款項來華
除了多種路徑匯款，共產國際還時常派遣信使或專人將經費從莫斯科帶到中國境內交給在華開展工作的共產國際代表，這是向中共提供經費的第二種辦法。比如，1920年10月下旬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在一封發送給維經斯基的電報中焦慮地詢問道：“您是否已經收到我們托付優林帶去的2萬美元，請盡快答複!”（30）
在很多情況下，共產國際提供給各國共產黨及共產國際駐外工作人員的不是現金紙幣，而是貴重的珠寶、鑽石，有時候甚至是鴉片。比如，1922年4月，蘇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就曾經將價值60萬盧布的黃金和價值400萬盧布的證券交給了朝鮮人（31）。曾在美國參加過工人運動的日本人（化名諾吉）也曾於1921年秋天在共產國際領取過價值高昂的寶石，共產國際委托他前往日本與日本共產主義者建立聯係，可是他卻將用於建立日本共產黨的巨額經費揮霍掉了（32）。目前，筆者還沒有掌握可以證明共產國際曾經將珠寶、鑽石等貴重物品直接交給中共的文獻資料，但是有不少解密檔案文件證明共產國際曾經將珠寶、鑽石撥付給具體負責中國事務的主管部門，由這些部門安排人將珠寶、鑽石或其他貴重物品變賣之後，再將紙幣經費轉交給中共。比如，1920年12月21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呈交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就證實了這一點：“至今東方民族處未從中央機關得到一個美元或者其他貨幣，而沒有錢就無法在東方工作。……確實，從西伯利亞局得到了一些貴重物品（鑽石），已經拿到東方去出售，並且答應給10萬美元，但是出售鑽石需要花費很長時間。”（33）再比如，1921年6月18日在Я.Э.魯祖塔克主持召開的共產國際的一次會議上通過了一項決定：“撥出一大筆款項（中國貨幣）及相當大數量的鴉片，作為往中國南方派遣諜報員的費用。”（34）
由於珠寶、鑽石、鴉片這些東西體積比較小，信使們隻需將這些貴重物品藏入腳上穿的皮鞋鞋掌或便鞋的後跟即可，共產國際的一份檔案材料證實當時經常用這種方式向境外發送經費。比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務主任克林格爾1919年8月18日在一封寫給俄共（布）中央書記Е.Д.斯塔索娃的信中回答為什麽共產國際各機關需要一定數量的皮革時指出：“我們需要皮子是為了做鞋掌用。我們要把貴重物品（主要是鑽石）藏到鞋掌裏。”（35）而鴉片，則需用鉛紙和膠布包裹好，這樣就能密封住鴉片的特殊氣味，往火車頭、電動機車廂、餐車或者客車車廂不易發現的地方藏匿就可以了，這些東西運送到哈爾濱、上海等地可以換成大筆現金。
四、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的經費來源於何處
眾所周知，為了推進世界革命，1919年俄共（布）主導成立了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向下屬各支部——各國共產黨提供的經費來源於俄共（布）和蘇俄政府。那麽俄共（布）和蘇俄政府又是從哪裏獲取可以兌換成高額現金的珠寶、鑽石等珍寶的呢?
蘇俄政權初期發起過大規模沒收教會珍寶運動，這一運動使蘇俄政府擁有了大量的珠寶、鑽石等珍寶。1922年3月19日，列寧就沒收教會珍寶一事給莫洛托夫並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員的密信中這樣闡述沒收教會珍寶工作的真正目的：“我們務必要用最堅決最迅速的方式去沒收教會的珍寶，這樣我們才能獲得幾億盧布的基金（應該記得某些修道院和大寺院的巨大財富）。沒有這筆基金，任何國家工作，尤其是經濟建設都完全不可能進行……我們無論如何必須掌握幾億金盧布（也許有幾十億金盧布）的基金。而這一點隻有現在才能做到。各種考慮都表明，以後我們再也做不到這一點，因為除了極為嚴重的饑荒，任何別的因素都不會使廣大農民群眾產生同情我們的情緒，或者至少不會使這些群眾在沒收珍寶的鬥爭的勝利必然全部屬於我們時保持中立”（36）。當時，列寧認為此時是奪取教會珍寶的難得機遇。爆發大規模饑荒的特定時刻比較容易奪取教會的珍寶，因為在這個特定時刻以賑災的名義奪取教會珍寶容易被廣大農民接受和擁護，而事實上，列寧力主奪取教會珍寶的真正目的則在於利用這筆幾億甚至幾十億金盧布的基金開展國家的各項建設事業，“尤其是經濟建設”，“奪得為我們今後幾十年所必須的陣地”。為了保密，列寧在信中強調“請絕對不要複製抄件，由政治局每一位委員（包括加裏寧同誌）在此件上直接寫上自己的意見”，“請莫洛托夫同誌設法今天就此信送政治局各委員傳閱（不要複製抄件），並請他們閱後立即退給書記”（37）。很長時間裏，這封密信一直被封存在檔案館裏，幾次出版《列寧全集》均未收入，直到1990年即蘇聯解體前一年才在《蘇共中央通報》上公布於世。
俄解密檔案文件表明：沒收教會珍寶行動成效很大。僅自1922年3月3日至4月8日從科斯特羅馬市前伊帕委耶夫斯基修道院沒收的珍寶就有：赤金，36俄磅。白銀，12普特29俄磅19左洛特尼克77多利亞。鑽石，135顆。小鑽石，276顆。金剛鑽，33顆。珍珠連同衣飾，8俄磅85左洛特尼克25多利亞。珍珠散粒，658顆和3顆分成兩半的。紫晶，17顆。寶石，112顆。石榴石（維尼斯），27顆。純綠寶石（祖母綠）184顆和祖母綠1顆。大圓珍珠，116顆。石榴石，26顆。黃玉，39顆。紅寶石，27顆。綠鬆石，1036顆。貴榴石，12顆。水晶，4顆。深紅色寶石，49顆。光玉髓，5顆。尖晶石，118顆。碧玉，2顆。飛輪，1隻。卡菲姆珠寶，1顆。獸鋏，1隻。珍珠貝，2顆。藍寶石，1顆。海藍寶石，18顆，等等（38）。以上隻是對科斯特羅馬市前伊帕委耶夫斯基修道院教堂一處沒收的珍寶情況，1922年3月蘇俄政府在莫斯科、彼得格勒、舒亞、伊凡諾沃—沃茲涅先斯克、斯摩棱斯克等城市掀起了大規模的沒收教會珍寶運動。直到7月份，這場沒收珍寶運動仍在狂熱地進行著，比如，普斯科夫省僅1922年7月11日一天的沒收行動就奪得如下珍寶：黃金製品39俄磅27左洛特尼克83多利亞；銀製品206普特27俄磅43左洛特尼克24多利亞；1010顆珍珠和其他貴重寶石，其中祖母綠33顆、紅寶石33顆、金剛鑽641顆、黃玉17顆、寶石6顆、紫晶159塊、藍寶石3顆、貴榴石18顆、碧玉4顆、綠鬆石33顆、光玉髓4顆、石榴石9顆、月長石1塊、珍珠14顆和1922年版金屬貨幣18.5424萬盧布（39）。
這場全國範圍內的沒收教會珍寶運動使蘇俄政府的國庫充實了巨額珍寶，這不僅為蘇俄的經濟建設提供了經費支撐，而且為世界革命戰略的實施和推進，為共產國際下屬各支部——各國共產黨的存在和發展也提供了一定的經費援助。
五、如何評價共產國際對中共的經費支持
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對於籌備建黨時期及誕生初期比較弱小的中共的成長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這毋庸置疑。沒有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不少工作立刻就會陷入停頓或者癱瘓。比如1922年7月11日馬林在呈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中說：“維經斯基同誌在上海工作期間，在陳獨秀同誌領導下組成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小組。陳幾年來一直編輯《新青年》雜誌。這個小組劃分為7—8個中心……通過勞動學校[工人俱樂部]開展工作，維經斯基同誌離去了，那裏沒有經費，學校不得不再度中途停辦。”（40）再比如，1924年9月7日陳獨秀在一封寫給維經斯基的密信中指出：“我們黨的經濟狀況很嚴重。由於經費不足許多方麵的工作處於荒廢狀態。我們希望您立即從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給我們寄來7、8、9、10月份的經費”（41）。
這裏要指出，接受外援的同時，中共從沒放棄自籌經費的努力。比如，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指出：“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17655元；收入計國際協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人自身也籌集到了1000元；再比如，在1923年2月7日罷工中，京漢鐵路工人遭受了軍閥吳佩孚的屠殺，五十多人被害，三百多人受傷，在努力爭取共產國際提供撫恤專項資金的同時，中共也想方設法籌集資金安撫受難者，1923年7月1日陳獨秀寫給共產國際負責中國事務的另一位領導人薩法羅夫的信就證明了這一點：“依我看，可以無條件地接受所有人——軍閥、資本家——對京漢鐵路罷工運動受難者的幫助。沒有這種幫助，我們對受難者就無所作為。因此，我們就從張作霖那裏得到了1萬元的幫助。我們認為，這種辦法對於工人沒有什麽不好，而對恢複組織隻有好處”（42）。
蘇俄對中共的經費支持，有發揚國際主義精神，推進“世界革命”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利己動機和實用主義因素。列寧在1918年3月俄共（布）七大上的一番話充分反映了創建共產國際的目的：“……從全世界曆史範圍來看，如果我國革命始終孤立無援，如果其他國家不發生革命運動，那麽毫無疑問，我國革命的最後勝利是沒有希望的。我們……確信各國的革命正在成熟起來”（43）。顯而易見，此時蘇俄領導人是將發動和推進世界革命作為鞏固新生蘇維埃政權的重要手段；也正是從世界革命這一根本戰略出發，俄共（布）倡導成立了共產黨的國際性組織——共產國際。因此，盡管蘇俄政權剛剛建立不久，其自身也比較貧弱，國內各項事業亟需經費的投入，俄共（布）仍然向共產國際及其下屬各支部——各國共產黨提供了重要的經費支持。為了獲取經費，俄共（布）和蘇俄政府在國內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沒收教會珍寶運動。
然而，世界革命戰略並沒有取得預期的勝利，反而遭受了重挫，這迫使蘇俄政府和共產國際不得不調整自己的戰略規劃，開始重視亞洲各國的民族民主革命。在探索和尋覓中國革命盟友的艱難過程中，蘇俄領導人曾長期輕視誕生時間不長、比較弱小的中國共產黨，相對於後來共產國際對中國國民黨的經費援助（44）來說，共產國際對中共的經費支持是比較少的。共產黨人蔡和森在一份呈交給共產國際的有關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黨內生活狀況的報告中抱怨說，僅國民黨機關報上海《民國日報》一種報紙的經費，“就超過了整個中國共產黨的全部經費”（45）。這裏明確地反映出莫斯科對中共的輕視，因為在相當長的時期裏莫斯科都將中國國民黨看作是“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46），認為隻有中國國民黨才能擔負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莫斯科對中國國民黨的這一認識，使它不能不對後來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負有責任。
注釋：
①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132—133頁。
②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一）》，《黨史研究資料》第1集，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110頁。
③包惠僧：《回憶馬林》，載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2），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265頁。
④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167頁。
⑤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169頁。
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於1920年8月在伊爾庫茨克成立，1921年1月在其基礎上成立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書記處，該處工作到1922年2月。參見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頁。
⑦這裏指的是1920年8月至1921年1月在上海出版的《勞動界》，參見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頁。
⑧《維經斯基給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信》，載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2頁。
⑨《偉大的曆程（1921—2001）》，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頁。
⑩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2），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頁。
（11）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2），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頁。
（12）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2），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頁。
（13）原稿此處一字不清，似為一“夠”字。參見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2），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頁。
（14）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2），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303頁。
（15）原文無貨幣單位。參見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2），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486頁。
（16）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2），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486頁。
（17）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頁。
（18）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頁。
（19）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頁。
（20）檔案原件此處沒有標注是什麽貨幣。參見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頁。
（21）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頁。
（22）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648頁。
（23）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529頁。
（24）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231頁。
（25）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2），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400頁。
（26）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316頁。
（27）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頁。
（28）檔案原件此處沒有標注是什麽貨幣。參見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頁。
（29）Викто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Усов，советская разведкавКитае.20—егоды ХХ века，Москва，ОЛМА—ПРЕСС，2002 г.中譯本見《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20世紀20年代）》，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111頁。
（30）我核對了刊登在俄文學術雜誌《遠東問題》2007年第1期《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財政援助》一文中這句引文的俄文原文，引文原出自《遠東問題》2001年第4期第128頁。我發現俄文原文中此處的經費數額是“2萬美元”。而《百年潮》2001年第12期第57頁發表的這一檔案文件的中文譯文將此處的數額誤譯成了“2千美元”，一些國內學者也誤引了這一數字。
（31）Пятницкий В.Заговор против Сталина.M.：Современник，1998.c.246.
（32）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Япония.1917—1941.М：2001. c. 253.
（33）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頁。
（34）Бубер—Нейман Маргарете. Миро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сталинский режим.Записки очевидца о деятелъности Коминтерна в 1920—1930—х годах.М.：АИРО—ХХ，1995.С.68.
（35）Коминтерн и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М.：Наука，1998. c. 153.
（36）《列寧關於沒收教會珍寶致莫洛托夫並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員的信》，《蘇聯曆史檔案選編》第2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頁。
（37）《列寧關於沒收教會珍寶致莫洛托夫並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員的信》，《蘇聯曆史檔案選編》第2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11、415頁。
（38）《科斯特羅馬省執委會司法局致司法人民委員部第8局關於沒收科斯特羅馬市各教堂珍貴物品的匯報（1922年4月11日）》，《蘇聯曆史檔案選編》第2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435頁。
（39）《蘇聯曆史檔案選編》第2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66頁。
（40）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2），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頁。
（41）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529頁。
（42）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頁。
（43）《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1頁。
（44）莫斯科對中國國民黨的經費支持，在很長時期裏是從共產國際的渠道實施的，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42號會議記錄證明了這一點。這份記錄記載了當日會議作出的決定，其中指出“資助國民黨的費用從共產國際的後備基金中支付，因為工作是按共產國際的渠道進行的”。參見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頁。
（45）《蔡和森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黨內生活向共產國際的報告》，載《中央檔案館叢刊》1987年第3期。
（46）在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的關於國共兩黨關係問題的決議中強調指出：“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是國民黨”。參見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2），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