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爆發，無疑是近代社會矛盾激化和人民頑強鬥爭的結果。它不僅結束了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帝製，並以巨大的震撼力推動了社會變革，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
遺憾的是，受製於曆史進程的製約，辛亥革命不僅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人民的悲慘境遇，也沒有完成民族獨立的曆史任務。
那麽問題來了，這場由革命黨人主導的資產階級革命，其內涵有著什麽樣的滄桑演變？我查了一些資料，接下來簡單聊聊。
《走向共和》中的孫中山
“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建立“民族國家”
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黑龍會創始人頭山滿（1855—1944）提供的位於東京赤阪區某處民宅內，“中國革命同盟會”正式宣告成立。與此同時，被推舉為總理的孫中山，首次提出了“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十六字綱領。
中國同盟會成立
1）何謂“驅除韃虜，恢複中華”？
在由孫中山、黃興、章太炎等人共同擬定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中，就“驅除韃虜，恢複中華”一句，做出了較為清晰的解釋：
驅除韃虜：“今之滿洲，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為邊患。後乘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據我政府，迫我漢人為其奴隸….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
可以肯定的是，這裏的“驅除”，絕不是通俗意義上的“推翻”。至於“驅除韃虜”，可以理解為“將作為統治民族的滿族，驅逐到滿洲（東北）”。不過，這一解釋存在一個致命缺陷，即徹底斬斷了“滿洲”與“中國”的關係。
孫中山與他的戰友們
恢複中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後，光複我民族的國家。敢有為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為者，天下共擊之！”
按照字麵意思，“恢複”可以解釋為“回到原來的情形”。孫中山認為，“中國國土統一已數千年矣，中間雖有離析之變，然為時不久複合為一。近世五六百年，十八省之地幾如金甌之固，從無分裂之虞。”
換言之，所謂“恢複中華”，就是“在漢族聚居的十八省範圍內，恢複建立漢族國家”。至於滿洲（東北）、內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等“邊疆地區”，均被其“無情開除”了。
清朝的版圖
2）“民族國家”，即“十八省漢人國家”
武昌起義勝利後，武漢軍政府不僅將象征著“十八省鐵血團結”的“十八星旗”設為“國旗”。還在其發布的各種文告當中，均以“十八省”為號召。
所謂“十八省”，就是明清易代後，清朝將原有的十五個承宣布政使司中的湖廣分為湖北、湖南，南直隸（先改名為江南省）分為江蘇、安徽，從陝西中分出甘肅後，所設置的18個省份，也可以簡單理解為“漢族聚居區”，
武昌起義士兵所揮舞的旗幟，便是十八星旗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初期的很多革命黨人，一直沒有將以蒙疆藏等“邊疆地區”，視為“中國固有的領土”。
比如在《排滿平議》（1908）一文中，章太炎提出，“若滿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舊封， 以複金源之跡，凡我漢族，當與滿洲何怨？以神州之奧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東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漢人治漢，滿人治滿，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嚴。”在他看來，把蒙疆藏等邊疆地區“開除”之後，盡管國家的領土麵積縮水了，但更有利於建立穩定的政治秩序。
章太炎
3）何謂“民族建國主義”？
那麽問題來了，為什麽這些革命黨人如此執著於建立“單一的漢族國家”？其實原因並不複雜。
首先，受製於“華夷之辨”思想的熏陶，早期的革命黨人未能有效認清“清朝統治階層”和“滿族普通同胞”之間的關係，將國勢衰微的罪魁禍首一股腦推給了“非我族類”的“滿洲（族）”。因此，“恢複漢人正統”和“排滿”，一直是他們的行動指南和奮鬥目標。
其次，流行於歐洲的“民族建國主義”思想，給了他們很大的啟發。這一觀點認為，“在民族國家競爭的世界裏，惟有單一民族的國家才能強固有力，否則必然分崩離析”。在刊發於《江蘇》雜誌的《新政府之建設》（1903）一文中，就提到了這一理念：
“試一翻近世史，二三百年來此等驚天動地之大風潮，龍虎擲之大活劇，連篇累牘紛陳眼簾，何一非民族主義所激蕩所演出者耶！......蓋自“兩民族必不能並立於一政府統治下”之精理既發明，歐洲之政局乃大變動，而所謂民族建國主義者磅礴膨脹不可消磨。”
《浙江潮》雜誌封麵
刊發於《浙江潮》雜誌的《民族主義論》（1903）一文，對“合眾多民族為一大帝國”的思想，進行了言辭激烈的攻擊：
“非民族的國家，不得謂之國。……集多數人民，以公同之力之誌意，向公同之目的，發公同之行為者，則曰國。而置一國於此，其內容則兼結無數之異族焉，其思想不同，其語言不同，其風俗習慣（也）不同......及政府之能力衰，而民族的反撥性起。吾證之於遠，則羅馬是也。彼雖能兼無數民族於一國（之）下，然一時而已，不轉瞬而亡也。吾證之於近，則蒙古是也。彼能並歐亞二大族而統一之，然（成）泡影焉。
文章作者認為，“多元一體”的清朝“不得謂之國”，“解體是在所難免的”。換言之，民族革命成功後建立的新國家，沒有必要完整繼承清朝的版圖。
陳天華著《猛回頭》
在《江蘇》雜誌刊發的《政體進化論》（1903）一文中，作者明確提出了“在十八省範圍內建立民族國家”的觀點。
“如吾前所舉民主政體成立之四因，吾國實有其三焉：十八省得天然之地勢，遠勝美之十三州，以地理論可獨立而民主也；......同胞四億萬，同文同風同利害，群策群力何事不成，以民族論尤可獨立而為民主也。......二十世紀中， 必現出一個完全無缺之民族的共和國耳！……以我民族建我新國（家），全權在我……嗚呼！建民族之國家，立共和之憲章，凡我同胞，其矢斯誌。”
一言概之，在不少革命黨人看來，“邊疆地區”在“新國家”中可有可無，一些人甚至認為這些地區是“新國家”的累贅。
4）建立“漢族國家”衍生出的致命問題
就在革命黨人宣傳“驅除韃虜”的同時，在日本、沙俄等列強的挑唆下，在內外蒙古、西藏、新疆等“邊疆地區”，相繼出現了以“排漢”為主的分裂危機（拓展閱讀：居安思危：一文概述，近代中國的兩次邊疆危機）。
對此，立憲派學者楊度（1875—1931）在《中國新報敘》一文指出，“民族革命必然引起國家分裂，（國家）至少可能分裂為漢、蒙、回、藏四國，分裂則必然遭到列強瓜分，以至於亡國。”
楊度（1875—1931），清末反對禮教派的主要人物之一，晚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對於立憲派學者提出的異議，革命黨人給予了強勢回應。孫中山認為，“（或）處於日（本）人勢力之下，或為俄人所控製，或幾成英人的囊中之物，且隻能以百萬人口之計的滿、蒙、回、藏等族，何以能平等地共和建國？”
不過，這種觀點並不具備足夠的說服力。原因很簡單，他們刻意回避了以“驅除韃虜”為代表的“大漢族主義思想”對邊疆民族的衝擊所引發的離心傾向（拓展閱讀：一文綜述：外蒙古獨立的前世今生）。
訪問俄國的外蒙古王公
從“十八星旗”到“五色旗”，“極端民族主義”的撥亂反正
在今天看來，“極端民族主義”思想無疑是一把雙刃劍。就拿“排滿”口號來說，它固然加速了資產階級革命成功的進程，但也一度讓國家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危機。
隨著時間的推移，革命黨人終於意識到，“（這場）顛覆君主政體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並非是一場民族革命”，“即便是漢人當皇帝，這樣的政府也必須推翻。”至此，“驅除韃虜”和“排滿”，正式被“五族共和”所取代。
1）“十八星旗”與“排滿”
1907年，孫中山在南洋忙於組織兩廣起義，位於東京的同盟會總部呈現出了渙散狀態。其中，一部分來自長江流域的革命黨人，為了推動當地的革命發展，在東京成立了“共進會”，並將革命旗幟設定為“十八星旗”。
“十八星旗”的長寬比例為8：5，圖案由紅底、黑九輪角和18顆小黃圓星組成。其中：
- 紅底和黑九輪寓意“鐵血精神”，預示著用武力推翻清朝的決心；
- 黑九角代表著《禹貢》中記載的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
- 18顆小黃圓星代表了“漢地十八省”，示意國家統一、民族和睦、前途光明；
- 圓星呈金黃色，表示與清朝對立的“漢族炎黃子孫”。
客觀地說，“十八星旗”的設計理念，無疑是“民族建國主義”思想的具體表現。
十八星旗
1908年冬，共進會成員孫武、焦達峰等骨幹先後回國。他們積極聯絡長江兩岸會黨，並將工作重點轉向新軍，“秘密編成五鎮軍隊”，可謂“進展神速”。
武昌起義爆發後，革命黨人很快便掌控了武漢三鎮。10月11日，湖北軍政府成立，“十八星旗”也成為了這場革命的勝利象征。當然，這也預示著黑龍江、吉林、奉天、新疆四個行省以及內外蒙古、西藏等“邊疆地區”，被他們統統“驅逐出境”了。
共進會舊址
實際上，在當時全國各地的革命團體中，共進會一直以“排滿”偏激所著稱。因此，兩湖地區的革命黨人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極其激烈。根據外國傳教士記載，“滿人的屍體橫陳在大街上，男女老幼都有，數量過萬，死相淒慘......”。
可以預見，湖北軍政府發布的《布告全國電》，充斥著極端激進的“漢民族主義”思想。除了頻繁出現的“十八省”、“漢人”等字眼之外，對於“革命的未來”做出了“極端的展望”：“是所深望於十八省父老兄弟， 戮力共進，相與同仇，還我邦基，雪我國恥......期於直抵黃龍，敘勳痛飲，則我漢族萬萬世之光榮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
《天討》雜誌
在幾乎同一時期發布的《布告海內人士電》，內容更為激進：“.....為十八省親愛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報二百六十年之仇……我漢人四萬萬之生命，死活在此一舉，成則與十八省親愛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再享萬萬世世之福，否則墮於地獄中永無超生之日矣......今日之舉， 是合十八行省諸英雄倡此義舉......”
值得注意的是，《布告海內人士電》的後半部分內容，改編自《民報》增刊《天討》上由章太炎撰寫的《討滿洲檄》（1907）一文。
隻不過，《布告海內人士電》的內容更為激進：“又爾蒙回藏人，受我華之卵育者二百餘年……爾若忘我漢德，爾惡不悛，爾蒙人之歸化於漢土者， 乃蹀足謦欬，與外蒙響應，軍政府則大選將士，深入爾阻，犁爾庭，掃爾閭，絕爾種族，築爾屍以為京觀。”
簡單地說，《討滿洲檄》中的“又爾滿洲胡人”一句被改為“又爾蒙回藏人，“爾胡人之歸化於漢土者”一句改為“爾蒙人之歸化於漢土者”，“與外胡響應”一句杯改為“與外蒙響應”。一言概之，湖北軍政府已然擺出了“與滿、蒙、回、藏四大邊疆民族全麵開戰”的架勢。
革命軍與清朝新軍交戰
與湖北一樣，四川也是共進會影響較大的省份。1911年11月27日，蒲殿俊（1875—1934）在成都宣布“四川獨立”後建立“大漢四川軍政府”，並自任都督。與此同時，他們也設計了自己的“十八星旗”。
對於四川版“十八星旗”，時任英國駐成都總領事如是描述道：“那麵旗幟（我想目前中國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是白色的，上麵有紅字（漢），周圍有十八顆星繞成的一個黑圈，形狀像是太陽，但顏色是黑的。… …旗幟上星的數目是十八顆，而不是二十一顆或二十三顆，這個情況表明把東三省、蒙古和新疆（喀什噶爾）排斥在聯邦之外。”
十八星漢字旗
實際上，很多起義地區的旗幟，或多或少都在傳達著“要在十八省恢複建立漢族國家”的信息。
不同地區旗幟匯總
2）“五色旗”與“五族共和”
12月初，蘇浙聯軍攻占南京，革命重心同時轉移到了江浙地區。要知道，這裏一直都是立憲派實力的“基本盤”。這就意味著，以“排滿”思想為目標的資產階級民族革命，有了趨於溫和的跡象。
12月4日，江蘇都督程德全（1860—1930）、浙江都督湯壽潛（1856—1917）、滬軍都督陳其美（1878—1916）以及各省留滬代表們，共同召開省代表會。值得注意的是，立憲派人士和溫和派革命黨人，已經成為了參會代表中的“大多數”。
大會議決，“取五族共和的意義，決定以五色為國旗。紅、黃、藍、白、黑，象征漢、滿、蒙、回、藏”。換言之，“民族團結”和“保證國家領土完整”等問題，已經被很多革命黨人放到了極為重要的位置。
五色旗
到此為止，兩廣革命軍使用的“青天白日旗”，兩湖革命軍使用的“十八星旗”以及“五色旗”，成為了在這場革命中影響力最大的三種旗幟。1912年1月11日，各省代表會議（代行參議院） 在南京正式決定“以五色旗為中華民國國旗”。
不過，身為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一直對“毫無革命曆史”的“五色旗”頗有微詞，更傾向於使用“青天白日旗”。他在1月12日複函代行參議院時如是說道：
“貴會谘來議決用五色旗為國旗等因。本總統對於此問題，以為未可遽付頒行。蓋現時民國各省已用之旗，大別有三：武漢首義則用內外十八省之徽誌，蘇浙則用五色之徽誌；今用其一，必廢其二。......至於取義，則武漢多有極正大之主張，而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今日適得武昌來電，則主張用首義之旗，亦有理由，非經將來大會討論，總難決定也。”
不過，考慮到在當時的革命陣營中立憲派、舊官僚和溫和革命派人士已占據壓倒優勢。因此，將“五色旗”設置為“國旗”的決定，已經不可更改。
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背景即五色旗
當然，盡管孫中山對“五色旗”不怎麽感冒，但也逐漸將“民族團結”和“避免國家分裂”等問題，放到了重要位置。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書”中，孫中山就一再強調：
“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所謂獨立，對於清廷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斯經緯周於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
到此為止，“五族共和”的建國思想，正式成為了全國各界的廣泛共識。
邊疆危機的全麵爆發和處理
不過，即便將“五色旗”設為“國旗”，將“五族共和”設為“建國之本”，並很難保證“民族團結”和“國家領土完整”的立刻實現。原因很簡單，不僅邊疆民族地區的上層人士對革命心懷疑懼，就連以東北為首的部分漢族上層人士，也對革命充滿了困惑和不解。
與此同時，以日俄為首的帝國主義勢力，準備“坐山觀虎鬥”，以便“分割中國”。1911年10月，日本駐俄大使本野一郎，就與俄國總理大臣商議“瓜分滿蒙”事宜：
“根據一九零七年及一九一零年兩次秘密協約，日、俄兩國關於分割滿洲和蒙古的問題已經預有設想。隻要時機一到， 兩國即可根據一九零七年協約中規定的分界線分割滿洲，並可進一步商談如何分割蒙古的問題。”
日俄戰爭後，雙方“又穿上了一條褲子”
1）革命風暴中的邊疆地區
值得關注的是，“驅除韃虜”的口號，給內外蒙古的王公階層，給予了非常大的心靈暴擊。蒙古王公對武廷芳的質問，最足以反映這種疑懼心理：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1911年11月30日，在沙俄的策動下，八世哲布尊丹巴宣布稱帝並宣布“外蒙古獨立”。1912年1月3日，烏裏雅蘇台的劄薩克圖汗宣布獨立，“中國官員被驅逐，漢族商民備受虐待”（拓展閱讀：一文綜述：外蒙古獨立的前世今生）
八世哲布尊丹巴
與此同時，內蒙古各地相繼出現了不穩定的跡象。1912年1月中旬，呼倫貝爾盟在沙俄的策動下“宣布獨立”，哲裏木盟郡王烏泰也積極準備叛亂；1月底，在川島浪速等人的策動下，喀喇沁王貢桑諾爾布等蒙古王公準備接受日本貸款並發動“起義”。
坦誠說，盡管孫中山在1月28日特別致電貢桑諾爾布等蒙古王公“以示撫慰”，甚至說出了諸如“漢、蒙本屬同種”這樣的話。但是，“驅除韃虜”、“八月十五殺韃子”等“珠玉在前”，一紙宣言和幾封電報，怎麽可能化解隔閡（拓展閱讀：讀書筆記：近代革命風暴中的內蒙古和蒙古人）？
喀喇沁王貢桑諾爾布
因此，在內地“驅除韃虜”的同時，邊疆地區也爆發了激烈的“民族衝突”。在內蒙古的部分地區，大量漢族百姓遭到驅逐和燒殺。當動亂波及西藏時，拉薩“人心惶惶，謠言四起，番言殺漢，漢言殺番，各懷疑懼”，不久衝突爆發，藏軍“不分玉石，見漢即殺”，西藏各地的漢族百姓處境極為悲慘。
一言概之，多民族大一統國家的分裂，肯定會引發大規模的民族衝突以及種族仇殺。對於各族人民來說，“民族戰爭”都是一場巨大的災難。“雜居區中的甲族，必然想要驅逐乙族以使本地歸屬於甲國；乙族也想驅逐甲族，以使本地歸屬於乙國。（拓展閱讀：巴爾幹之殤：南斯拉夫的崛起和崩盤）。
3）迷惑不解的東北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身在北方的漢族上層階級，也對這場革命的性質充滿了疑問和不解。其中的代表，便是握有奉天軍權、能夠左右東北三省去向的張作霖。
年輕的張作霖
在“南北和談”接近完成前夕，張作霖主動訪問日本駐奉天總領事落合謙太郎，並表達了與“民國政府”“分家”的傾向：“目前東三省兵馬實權全在本人掌握之中，斷不容許革命黨之類南方人任意蹂躪，如北伐軍之類，何足掛齒....即袁總理，如有確實跡象證實其已附和共和， 人絕不聽從其指揮… …日本國如能以德相召，則東三省民眾，必將人心趨向，有所依舊。....本人認為與其將東三省委於南方人之手，勿寧讓予外人更為了當。”
1月31日，張作霖再次主動聯係落合謙太郎：“袁世凱終已逐漸附和共和，皇帝退位當不可免，東三省亦將失去足以擁戴之主宰。......身為北人而附和南人之共和，甘受其製，本人寧死亦不屑為。......果如此，尚不如依附日本為佳。”
2月3日，張作霖第三次聯係落合謙太郎：“昨日已以統領名義致電袁世凱，闡明如下立場：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聽從指揮。……吾人已失去應為之效忠之皇帝，則依附同種之日本，乃屬理所當然。……本人將擁戴肅親王歸依日本國。”
東北兵工廠生產的坦克
眾所周知，張作霖一直對日本人沒有什麽好感。但可以肯定的是，與日本相比，革命黨以及民國政府更令他感到不安。因此在宣統退位後，“東北三省繼續懸掛龍旗”。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馬上任命他為民國陸軍第二十七師師長（中將軍銜），並在北京親自召見了他並暗示“升官有望”之後，在逐漸將張作霖“穩了下來”。
4）袁世凱的補救
作為舊官僚代表的袁世凱，或許內心並不認可“共和體製”。但不可否認的是，作為職業政治家的他，在“說服北方各省讚成共和”的事宜上麵，確實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南北和談
以內蒙古為例，以阿穆爾靈圭和那彥圖為首的蒙古王公，在袁世凱的支持下逐漸成為了民國政府中的主要代表。其中，阿穆爾靈圭在1912年10月，代表民國政府出席了在長春召開的“哲裏木盟十旗王公公議”。那彥圖於1912年6月開始擔任烏裏雅蘇台將軍。
於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出現了，即民國時期的內蒙古王公，在數量“比清朝時的數額增加了幾倍”。隨著時間的推移，內蒙古王公們逐漸放棄了分裂的圖謀，不少逃到外蒙古的蒙古族王公也陸續回到了內蒙古。
阿穆爾靈圭（左）和那彥圖（右）
結語
南北議和的妥協，固然沒有實現“徹底革命”，但也大體維持了民族團結和領土完整，避免了國家分裂和民族仇殺的巨大災難。曆史證明，無論是帶有改良色彩的立憲派，還是資產階級革命派，都不能把成功領導革命（拓展閱讀：讀書筆記：“中華民族”內涵的滄桑演變）
對於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而言，國家民族的整合“是各個組成部分在共享和互利秩序中的協調”。“統一並不消除多樣性，因為它是在組織的一個共享的社團層次上發生的；整合是多樣化的補充，而不是它的否定”。
換言之，“各個組成部分在共享和互利秩序中的協調”，是中國各民族在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係機製中共同繁榮發展、共享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