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戰爭轉瞬已過百年，這場在中國領土上進行的，以爭奪東北[①]為目的的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和無窮的屈辱。然而，作為戰爭的受害者和當事方——清政府卻宣告“局外中立”（本文以下簡稱中立），因而一直備受詬病和誅伐。值桑梓慘罹兵燹、蒙難百年之際，有關清政府中立的一些問題困擾著筆者：從未放棄東北主權的清政府為什麽會在關係東北歸屬的日俄戰爭中宣布中立？清政府恪守了中立嗎？日俄兩國尊重了清政府的中立嗎？為什麽各方交互指責、警告對方破壞中立，但又都沒有打破這一局麵，而是將其維持到戰爭結束？據筆者所知，這些疑問是100年間國內史學界未曾回答，甚至未曾提及的，由此折射出學者對日俄戰爭史研究的冷漠。與此同時，日俄史學家對此也不甚熱衷。俄國在戰敗後走上革命道路，百年滄桑，至今仍在求索；日本雖然是戰勝者，但窮兵黷武的最終結局是1945年的戰敗。可見，各方對於這場改變各自命運的戰爭似乎均感不堪回首，這種對曆史傷痛的回避導致了對此研究的薄弱。至於此間清政府的中立政策問題，自然無人問津。
百年來，國內出版了十餘種日俄戰爭的書籍[②]，多屬通俗讀物、圖集或政治教育讀本，篇幅單薄，學術性不強，未就清政府的中立問題提出任何新見解。至於一般的中國近代史著，均將日俄戰爭作為辛亥革命的背景簡單交代，一概否定，不予深究。新中國史學界翻譯出版了一些前蘇聯的研究成果[③]，但這些成果屬一麵之詞，文過飾非者不少，其中均無涉及清政府中立政策的研究。在論文方麵，自改革開放以來，有關日俄戰爭研究的論文僅20餘篇，且主題分散，涉及了軍事戰略、國際關係、中外人物和東北軍民抗俄等問題。其中有兩篇探討了清政府的中立政策[④]，其篇幅、結構、結論、史料運用差別不大，以說明清政府受列強操縱出賣民族利益為主旨，且主要詮釋了中立的原因，發表後未見再有深入探索。
總之，百年間國內外尚無全麵、深入地探討清政府在日俄戰爭期間采取中立政策的研究成果。筆者深究這一問題，力圖揭示“中立”表象背後隱藏的形形色色的真相和錯綜複雜的中日俄三國關係和矛盾，並探討清政府在20世紀初複雜險惡的國際環境中求生存這個以往被忽視的問題。
一、日俄戰爭爆發的原因和焦點在於反對俄國霸占中國東北，在這個大原則上，清政府的立場一直與俄國尖銳地對立著，這構成了日俄戰爭前因後果中的關鍵一環。就此而論，清政府本無中立的前提
1900年義和團運動期間，沙俄利用八國聯軍侵華的國際形勢，以鎮壓義和團、保護中東鐵路為借口，出兵占領了東北。繼而拒不撤軍，企圖霸占這塊已成為列強爭奪焦點的土地，這埋下了日俄戰爭的禍種。而沙俄此舉首先侵害了中國利益，清政府為此與沙俄尖銳地對立著。
此時沙俄出兵東北是基於這樣一種考慮：“中國在衰亡、崩潰，俄國應當利用這一時機，攫取盡可能大的一塊”。[1]（P61）所以，這次入侵顯示出不計後果、不擇手段的暴虐和貪婪。他們製造了“海蘭泡慘案”、“江東六十四屯慘案”，又強迫已作了俄軍俘虜的盛京將軍增祺簽字畫押，炮製了“奉天交地暫且章程”，規定遣散華兵，交出軍火，拆毀炮台，俄國駐軍監管奉天行政等內容。[2]（P56）實際上剝奪了清政府在奉天的主權。另一方麵，沙俄又向流亡西安、麵臨滅頂之災的慈禧政權拋去了救命稻草。在列強對華政策尚未取得一致之時，沙俄搶先承認慈禧集團的合法性，接受其和平要求，接納李鴻章為議和代表，甚至第一個向列強倡議從華北撤軍。沙俄以為這一打一拉，就會換取清政府承認其對東北的占領。
後來的曆史表明，沙俄低估了清政府讓步政策的底線。盡管此時清政府已陷入四麵楚歌的困境，俄國的調停也恰為其所急需，但對清統治者來說，放棄東北是一個足以危及到其政權存續的嚴重事件。因為從戰略上看，東北是中原的“屏藩”、京津的門戶，東北一失，國家安全無從談起。更為重要的是，東北是清統治者的“關外老家”、心目中的聖地，“開國以來，已視同漢高之豐沛，光武之南陽”。[3]（P94）現在，沙俄強迫清政府放棄這塊留有先輩開國創業足跡，埋葬著太祖、太宗英魂的土地，在敬天法祖觀念根深蒂固的當時，無異於剝掉了其君臨天下的最後一絲顏麵。有大臣痛切地說：“不可以為人，安可以立國。”[4]（P210）所以，1901年1月1日，清政府任命出使俄國大臣楊儒為全權大臣，向俄國商辦交收東三省事宜。楊儒當即表示：東三省為“發祥之地，陪都在焉，列聖陵寢在焉，萬萬無不收複之理。”[2]（P11）
楊儒為維護東北主權做了不懈的努力，他與俄方談判十餘次，在威逼利誘之下不為所動，多次拒絕其無理要求，俄方也不得不在個別枝節問題上稍作讓步，但由於其不放棄霸占中國東北的根本立場，致使談判未獲成果。1901年3月24日，清政府通知楊儒拒絕簽字。附帶指出，當時的國內外形勢對清政府維護東北主權相對有利。國內愛國輿論譴責沙俄的侵略，反對向俄國妥協，後來演變為轟轟烈烈的“拒俄運動”。在國際上，英、美等列強反對俄國獨占中國東北，俄國陷入了空前的孤立。所以，當清政府一再拒絕俄國的無理要求後，沙俄政府也是一籌莫展。
1901年9月，《辛醜條約》簽訂，中外爭端已解決，獲得了巨額賠款的列強陸續撤退侵略軍。在這種情況下，俄軍已喪失了再賴在東北的理由，列強也紛紛要求俄國撤軍。於是，1901年10月，俄國不得不再與清政府談判。但是，一方麵由於俄國不願放棄霸占東北的立場；另一方麵，此時的清政府已擺脫了1900年的國際危機，立場自然轉為強硬。至1902年1月底，中俄談判陷入僵局。
1902年4月8日，處於世界輿論和內憂外患壓力之下的俄國政府不得不與清政府簽訂了《交收東三省條約》，規定俄軍在一年半內分三期從東北撤軍，雖然仍附加了一些不平等的內容，如俄軍撤退後中國在東北駐兵，“應添應減，隨時知照俄國國家”等，[2]（P319）但與前約相比，可謂差強人意。
沙俄根本沒有履行條約的誠意，利用條約的盲點，大舉增加旅順海軍力量，陸路方麵僅將遼河流域的俄軍集中至中東鐵路，到1903年4月18日，俄國不但停止撤軍，還節外生枝地向清政府提出了列強勢力不得進入滿洲，俄國參與北滿行政管理等七項撤軍新條件。至此，麵對貪得無厭、無可理喻的沙俄政府，再無計可施的清政府不得不祭起以夷製夷的“法寶”，決心將東北問題國際化。
4月19日，清政府外務部官員將俄國上述條件透露給日本駐華外交官，同日夜，日本駐華公使內田康哉拜訪奕劻，力勸中國拒絕俄國新條件。4月25日，美國向俄國提出抗議，譴責其違背了“門戶開放”的原則。接著，美、日照會清政府外務部，“忠告”其勿對俄國做出任何讓步，警告如畫押則各國“立待效尤”。此時的東北問題開始國際化，日本介入到東北交涉中。
在20世紀初，英、美為維護其在遠東的優勢，堅決反對俄國獨占中國東北，日本出於對東北的垂涎更是赤膊上陣，甚至不惜一戰。英、日兩國於1902年2月締結了聯盟，共同對俄，美國表示了聲援。他們打著“門戶開放”的旗號，希望通過開放東北，憑借經濟優勢將俄國的影響驅逐出去。但俄國也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堅決反對其他外國勢力進入中國東北，於是，雙方尖銳地對立著。
不能否認，此時清政府的對俄強硬與列強的拒俄立場有一定的關係，但是，也應承認清政府維護東北主權的真誠與決心。因為即使在其國際地位降至最低點的1900年，在清政府麵臨所有列強清算從而陷入空前孤立的辛醜議和期間，它仍未在東北主權問題上對俄國讓步。
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正是因為清政府立場的堅定，英、美等列強才獲得了“主持公道”的機會，日本也得以介入中俄東北交涉。所以，清政府的立場成了後來日俄戰爭爆發的關鍵一環。就這一邏輯來講，作為沙俄霸占東北的最大受害者和東北爭端的最大當事人的清政府本來不會也不應該中立。它不具備中立的前提，因為按照國際法和一般情理來說，隻有在中立國與交戰國之間的戰事不存在利益紛爭的情況下，中立國才有可能置身事外，履行中立。俄國霸占東北已經構成了對中國的侵略，在任何時代的國際法中，都找不到被侵略者向侵略者履行中立的依據和先例。事實上也是如此，直到旅順口響起日俄開戰的炮聲那一刻，清政府無論是在立場上還是在實際行動上都沒有任何中立的表示。自1903年4月以後，東北問題開始國際化，日俄就中國東北問題舉行談判，其間，清政府不斷照會俄國，強烈要求其撤退東北駐軍，這又在客觀上契合了列強向俄國施壓的國際大趨勢。
既然俄國仍不願意在東北問題上讓步，那麽，解決爭端的途徑也就僅剩下戰爭了。沙俄對中國在這場即將發生的戰爭中可能采取的態度頗有自知之明。俄陸軍大臣庫羅帕特金多次說：“中國將永遠不會饒恕俄國”，“被逐塊瓜分的四億中國人顯然是要咬人的，而我們將首先被狠狠咬住”，“一旦開戰，我們就不得不進入一個完全不適於作為戰場的國家，中國人會幫助日本人。”[1]（P15/29/27）
然而，不合邏輯的是，東北爭端的最大當事者，堅決反對俄國霸占東北的清政府為什麽後來卻選擇了“中立”呢？這如何解釋呢？
二、在戰前及戰爭初期，清政府中有人提出過“聯日拒俄”的主張。應該承認，對清政府來說，中立是一個艱難的選擇，是列強的安排，也是當時唯一的選擇
1904年2月6日，日本與俄國斷絕外交關係，8日，日本海軍突襲了旅順港內的俄艦，[5]（P64-66）日俄戰爭爆發了。
早在1903年11月25日，日本即向清政府通報了日俄交涉已無前途及日本的備戰情況。此後，列強就不斷勸告清政府在即將發生的日俄戰爭中與其一同保持中立。但戰爭爆發時清政府仍未對這場戰爭正式表態，直到1904年2月12日——日俄開戰的第5天方才宣告中立，由此可見決斷之難。
按照當時以戰爭解決爭端的國際關係規則，這場戰爭本應在中俄間進行，但是，清軍根本不具備應對一場大規模近代戰爭的能力。自甲午戰後，清政府編練新軍，經八國聯軍打擊，至20世紀初，新軍還僅限於直隸和湖北兩省，而且根據《辛醜條約》，薄弱的中國軍事力量還蒙受著為期兩年的軍火禁運的國際製裁。1903年，清政府設練兵處，準備改革軍製，後來製定了一個在全國編練新軍36鎮，總兵力40萬人的計劃，直到清亡也未完成。至於海軍，限於經費的巨大，一直未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此時清政府的經濟狀況更是嚴峻，1904年1月，慈禧太後諭告軍機大臣等，發出了“庫儲一空如洗，無米何能為炊”的哀歎。[6]（P5117）日俄戰爭是20世紀重要的國際戰爭之一，交戰雙方在中國東北投入了二百餘萬的兵力，海陸軍協同作戰，動用了新戰法和新兵器，俄國花費了65億盧布的戰費，傷亡達14萬餘人之多，日本付出了19億日元戰費和陣亡8.44萬人、傷14.3萬人的巨大代價。[7]（P110）
所以，除社會輿論外，清政府官員中尚無人考慮過單獨對俄作戰的可能性問題。但如何在這場關係著自己命運的國際糾紛中立足，則不能不引起清政府的重視。當然，中立也是一種選擇，但清統治者不能不顧慮中立所可能帶來的惡果：其一，作為東北主權的擁有者，不能息爭端、保疆土，而坐視強鄰交訌，蹂躪人民，宗廟陵寢陷於戰火彈雨之中，必將在國內臣民和世界列國麵前大損朝廷的威信；其二，在東北前景凶險難測的情況下宣布中立，怕給未來的戰勝者以棄置東北、自讓主權的口實。所以，清政府絕不甘願中立。
此時俄國強據東北已曆四載，一般人民恨之入骨，清政府官員也深感“一切因應之難，支撐之苦，凡有血氣，憂患同深”。[8]（P134）在這種情況下，日本起而與之為難，自然受到中國的歡迎，雖然沒有一個中國人相信日本在這場戰爭中毫無私心，但不可否認此舉會贏得中國的一些好感。考慮到中國無力單獨對俄作戰，中立又非上策，於是，“聯日拒俄”自然就被提了出來。當時清政府中持這一主張的代表人物為張之洞、盛宣懷、岑春煊以及李經羲、張人駿、端方、魏光燾等南方督撫。
貴州巡撫李經羲曾上奏說：“俄勝勢必吞並，日勝無非索酬，兩害相形，則取其輕。與其畏俄而不許，何如親日而獲成。”“不助日仍無全理，助日則或有幸望。”[9]（P4）直到日俄戰爭爆發，清政府宣布中立，這種主張仍不斷提出。據《愚齋存稿》記載，1904年3月4日，端方致電盛宣懷，表示：“此事我無終守局外之理”，願意與盛宣懷一同上奏。張之洞也有這種打算，顧慮到戰爭可能擴大化，一旦俄軍襲擾蒙古，他主張“借助於日本以禦之，以日本之將校，率我之兵，庶幾可與俄人一戰。”[10]（P68）一般來說，根據當時中國的拒俄立場，聯係無力單獨對俄作戰的現狀，“聯日拒俄”是合乎情理的。至於在一般民眾中，這種呼聲更高。1904年2月16日，美、澳、亞、非各洲華人華僑致電外務部，請聯日戰俄，趁勢收複東三省，表示願助軍餉。在當時國內的報刊中，所謂“中日聯盟”的消息也屢見報端。
但是，這一主張若要得到落實仍是困難重重。首先，此時的清政府經八國聯軍打擊，已被列強嚇破了膽，即所謂“良由創巨痛深之餘，慎言戰事”，[11]（卷181，P5）故難以決斷；其次，首當其衝的北方督撫對此表示謹慎，尤其是直隸總督袁世凱於1903年12月22、27日兩次致電外務部，主張中立，這使“聯日拒俄”的設想難以實行。於是，清政府在此問題上舉棋不定，一籌莫展。
應該指出，在清政府舉棋不定的情況下，列強的態度就顯得舉足輕重了。在此，有兩件耐人尋味的事情：早在清政府宣布中立的兩天前，即2月10日，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即訓令美國公使向中、日、俄三國聲明美國願望，要求交戰國尊重中國的中立地位和行政完整。[12]（P701）同一天，英、法、德、意四國駐華公使分別致電本國政府，建議各自政府向有關國家表達與美國相同的意願。[13]（P455）由此可見，清政府的立場早已由列強安排好了，而清政府對列強惟命是從也是不諱的事實。
此時，在中國擁有巨大商務利益的英、美等國也處於兩難的境地：一方麵他們堅決反對俄國獨占東北，為此而支持日本抵製其擴張；另一方麵又重視中國作為其市場和原料產地的穩定，擔心出現動亂，從而蒙受經濟損失。《字林西報》曾載文說：“推各國之心，於兩國戰事，必望限於滿洲、高麗兩地而不使沿蔓他處。”[14]如果中國被卷入日俄戰爭之中，那麽，各方就不得不麵對戰爭的擴大化和長期化問題。按照一般情理推測，由於中俄兩國有著漫長的邊界，邊界地區民族問題複雜，一旦中國卷入日俄間的戰爭，這場戰爭很難局限於東北，清軍也根本無法應付這漫長的戰線，可能導致局麵的失控。而且，《辛醜條約》簽訂後的清政府麵臨著尖銳的國內矛盾，反清鬥爭此起彼伏，一有大的風潮，又會導致一係列的動蕩。誠然，清政府國力孱弱，無力單獨戰俄，但這不意味沒有被卷入戰爭的可能，在情理上本來不存在弱國就不會卷入國際糾紛的推論。此時戰爭已經爆發，但清政府仍未正式表態，北洋軍正在向東北調動，預示著事態發展的不確定性。
可見，維持中國穩定是列強的唯一選擇，而要達到這一目的的唯一辦法是不使其卷入戰爭，避免中國卷入戰爭的唯一辦法又是由清政府宣布中立。所以，他們積極推動清政府采取中立立場。美國人的解釋是：“中國的中立和它的行政完整得受雙方尊重……軍事行動的區域得以局部化和有所限製，俾可防止中國人民的過分憤激和騷動，並使世界商務及和平交往盡少遭受損失。”[13]（P455）美國通過多種渠道向清政府傳達這一立場，列強也起來附和，清政府自然不能漠視，況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日俄戰爭的臨近，莫衷一是的清政府實際上也隻剩下中立這唯一的選擇了。
日本的態度也很重要。日軍在中國領土上作戰，未必不需要中國的幫助，但出人意料的是，日本也希望清政府采取中立政策。1904年1月9日，駐日公使楊樞向外務部轉達日本的這一願望。[11]（卷180，P15-16）當時輿論做了種種猜測，如認為其擔心某列強可能會援例助俄等。其實，根本原因在於此時的日本對美國惟命是從。既然日本作此表示，所謂聯日拒俄似乎就失去了前提，清政府除了中立而別無選擇了。
中立是屈辱的，清政府何嚐認識不到這一點？但考慮到中俄實力對比的懸殊和國際列強的態度，則應承認中立是清政府的唯一選擇。而由此避免了戰爭擴大化的可能，也不乏某些合理性[⑤]。
1904年2月12日，清政府宣布：“現在日俄兩國，失和用兵，朝廷軫念彼此均係友邦，應按局外中立之例辦理。”同時公布了具體的“局外中立條規”。如在義務方麵有中國人民不得幹預戰事暨往充兵役，不得代交戰國載運將弁兵卒、探報軍情等。[6]（P5145-5146）還劃定了熊嶽城至安東縣界街一線以南為“指定戰地”。揆諸國際法法理，清政府采取的中立應是一種“戰時中立”。根據19世紀末確立的戰爭法中的中立規則，清政府應承擔起不偏袒、不援助交戰國中任何一方的義務，不厭其詳的《中立條規》體現了這一不偏不倚的立場。
2月13日，清政府聲明：“三省疆土，無論兩國勝敗如何，應歸中國主權，兩國均不得侵占。”[11]（卷181，P26）可見，雖然清政府對日本有所好感，但不是沒有戒心。
2月15日，日本宣布尊重中國中立，承諾“毫無占領大清國土地之意”。19日，俄國也宣布尊重中國中立。但俄國根本不同意清政府劃定的交戰區域，認為應擴展於整個東三省及蒙古東北部，[11]（卷181，P27）這樣一來，日本勢必也不能遵守這一劃定，雖然清政府未做讓步，但中立剛一公布，紛爭即起，也預示著其前途的坎坷。
三、清政府未能恪守中立，“聯日拒俄”成為“伏流”，一直未斷；日俄兩國也未履行尊重清政府中立的諾言，破壞中立的舉動屢屢發生
日俄戰爭是在中國領土上進行的，牽涉中國利益的戰爭，“我中國雖不預於戰，而利害必與交戰國共之，誠屬創例”。[11]（卷178，P17）在曆史上還找不到在這種情況下仍能恪守中立的先例。事實上，隻要清政府不動搖維護東北主權的立場，便絕不可能在決定東北歸屬的日俄戰爭中完全袖手旁觀，一無作為。
本來，中國朝野“聯日拒俄”的呼聲十分高漲，雖然日本政府表麵上勸告清政府中立，但暗中對此是歡迎的。戰爭一爆發，日本使館的翻譯們就以“長白俠士”、“遼海義民”之類名義撰寫檄文，在東北秘密張貼散發，號召民眾助日抗俄。[15]（上冊，P804-805）而日本軍方更是迫不及待，1903年11月底，參謀本部派遣曾做過北洋軍教官的日軍大佐青木宣純以使館副武官的身份緊急來華，與袁世凱麵商日中聯合組織情報機構和招募東北“馬賊”等事宜，據說談判非常順利。[15]（下冊，P598-599）於是，自日俄戰爭打響的那一刻起，曾經討論過的“聯日拒俄”就作為“中立”下的一股“伏流”出現。清軍暗中為日軍的行動提供了幫助，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麵：
首先，袁世凱及其北洋軍為日軍提供了情報方麵的支持。1903年底，青木宣純與袁世凱就諜報合作達成一致，袁從北洋軍中挑選數十名精幹士官，與其組成了聯合偵探隊。這些北洋軍官大多畢業於測繪學堂等軍事學校，故工作頗有成效，其中就有後來成為直係軍閥頭目的吳佩孚，他原是北洋督練公所參謀處軍官，參加日軍的諜報活動後，幾次進出東北，工作深受好評，其間曾被俄軍俘獲，但拒不招供，被判死刑後跳車逃生，戰後晉升上尉軍銜，日軍授予其勳章。同時，直隸總督府每天還將東北和蒙古的情報通過袁世凱的日本顧問阪西利八郎轉交天津駐屯軍司令部。另外，日軍在山東煙台的情報工作也得到了袁世凱及其北洋軍的支持。
其次，清軍為日軍“特別任務班”襲擾俄軍的活動提供了炸藥、經費等援助。戰爭期間，日本以北京為根據地，由使館副武官青木宣純聯係在華浪人、特務及少量中國人，組織了“特別任務班”。其成員打扮成漢、蒙族人模樣，從北京出發，深入中國東北、俄國西伯利亞各地，擔負破壞交通、通訊、輜重等任務。1939年，一名幸存的特別任務班第四班成員回憶，他們在執行破壞鐵嶺、昌圖鐵路任務時，在遼西得到了率軍防守中立區的直隸提督馬玉崑的幫助。馬玉崑為其提供了“大量的炸藥”，幾千兩白銀的活動經費，雙方還約定了暗號，以便特別任務班成員在遇到危急情況時能遁入清軍兵營獲得庇護。馬還承諾派遣軍官協助其招募馬賊等。[16]（P7）當時，雙方對此均諱莫如深，一般東北官員也不知詳情，直到三十餘年後事過境遷，關東軍和偽滿洲國政府對此做了表彰和紀念，從而客觀上揭露了這一秘密。
最後，奉天的個別團練，甚至清軍涉嫌參與了日軍攻擊俄軍的某些軍事行動。自日俄戰爭爆發，清軍陸續調往奉天者達2萬餘人，他們目睹侵略軍蹂躪東北，激於民族大義，加之日人撥弄，抗俄情緒十分高漲。至於地方團練，其職責主要是保衛鄉裏，值此家鄉慘罹兵燹之際，自然不能置身事外。日俄戰爭剛剛爆發，就發生了“遼界吉東峪地方團練有助日剿俄之謠”。[8]（P121）1904年5月7日，俄軍指責“興京廳以南所紮之華隊隨同日人攻打俄人。”中國軍事力量出現在日俄戰爭的戰場，令清政府十分恐慌，所以極力否認，增祺當即要求俄軍提供以下確切信息：“興京廳以南駐紮之華隊，究係某縣所屬，是何地名，帶隊官是何姓名，所帶人數若幹？”並表示：“須有確實憑證，不得以疑慮揣度之事，籠統言之。”[8]（P147-148）1904年12月28日，俄國公使向清政府外務部發出照會：“十一月十八日在太平嶺有日軍二百名並華人三百與俄軍攻擊，該華人編我各製軍隊，身穿號衣，上有中國團練第一、二、三之百人隊字樣，並在戰場留屍七具為證。”清廷指定奉天當局調查，結果幹脆以“遍查寬甸境內，並無太平嶺地名”回複。[8]（P196-197）
同時，清奉天當局放任了日軍在遼西中立區招募華人助戰的活動。戰爭期間，日軍不斷派人進入遼西中立區，招募華人馬賊，組織武裝，名曰東亞義勇軍、正義軍等名目。這一工作也主要由青木宣純負責進行，並得到了袁世凱、馬玉崑的暗中幫助。日軍陸續在遼西招募了杜立三、馮麟閣等幾股勢力。俄國向清政府交涉：“日本在遼河以西無理任便招募華人……地方官陽奉陰違，稟報不實，暗助日本。”[11]（卷183，P5-6）經調查，奉天地方官自己也承認：有的雖“實非卑職綿力所能查禁”，[8]（P167）而有的確實“佯作不知，任聽招募，並未力行阻止，是即暗助日本之處”。[8]（P191）為此，清外務部一方麵以俄國也在東北從事了類似活動作複，[11]（卷186，P15）又向日方表示：“此等匪徒，本不足用，且恐假冒滋事，擾累地方，自可毋庸招集，以免俄人藉口。”[11]（卷183，P5）從語氣上看又不似交涉的口吻。
清政府南北督撫還籌劃了撫恤日軍的活動。1904年5月中旬，日本陸軍在東北奉天境內連戰連捷，當然，傷亡也很大。尤其是九連城一戰，“傷亡幾及千人”。日本駐滬領事小田切向盛宣懷提出了由中國官商出資撫恤日軍傷亡將士及其家屬的要求。盛宣懷立即電請直隸總督袁世凱、兩江總督端方，提出了一個由官府出錢的具體方案，他解釋說：“若勸各省紳商協助，亦恐招搖，滬上紅十字會捐款，係中西合辦，又難提撥。鄙見隻可密約數省，合籌一款，交小田切轉送彼國，附奏撫綏，並囑不登報紙。”袁世凱、端方對此極表讚成。[17]（P8-9）兩廣督撫岑春煊、張人駿也加入了謀劃。即使在民間，賑濟日本傷兵的活動也不罕見，鄭觀應等人在廣州等地捐款組織赤十字社，準備治療日本傷兵的活動，就是一例。
附帶指出，此時清政府官員助日拒俄活動的出發點，一方麵是痛恨俄國霸占東北，希望早日打破這一局麵；另一方麵，也是以此示好日本，為能在戰後順利地從其手中接收東北預留餘地，即所謂“於將來結束東省大局，當有裨益”。[17]（P8-9）可謂用心良苦，但不免天真。
此間，東北民眾自發抗俄，如火如荼；全國民眾情緒激昂，輿論袒日詆俄不加掩飾。關於東北民眾的抗俄鬥爭，以往成果較多，本文於此不擬贅述。對此，清政府因“兵力不及，勢難遍禁”，故基本上是放任的。應該著重指出的是，在拒俄運動的背景下，日俄戰爭的炮聲傳來，國內一時民情激昂，《俄事警聞》發表社論指出：“海蘭泡慘死之數千同胞，張廷標忠義之一二夫婦，膺憤泉壤，日夜望我祖國赫怒興師，灑濯國恥者，今雖未能償其誌，然竟假我同種之國，一雪斯辱，大張撻伐，僭彼師徒，大快慰！大快慰！”[18]據《警鍾日報》1904年2月28日報道，一般的民眾情緒是“往往聞日本戰捷即喜悅不勝如夢如醉”。甚至有人主張編成義兵，附入日軍，去打頭陣。此時拒俄運動如火如荼，平心而論，這確實不像“中立國”國民的心態。俄國為此指責中國“民情洶洶，甚為西人危”。[11]（卷181，P14-15）清政府則以“民情均甚安和”辯駁。[11]（卷186，P17）
此間，俄國多次指責清政府違反中立，偏袒日本，甚至照會各國，發出警告：“倘再有此項情節，俄不得已隻能顧自己利益以對此種中立矣。”[11]（卷186，P14-15）清政府始終矢口否認，並做了辯駁。但實事求是地說，清政府確實沒有恪守中立，因為中立國的最基本義務是不偏袒、不援助交戰國中的任何一方，而清政府偏袒了日方。幾十年後，日本防衛廳的戰史專家們也含蓄地承認：“日俄戰爭時的日清關係良好，在滿洲作戰中得到不少方便。”[5]（P82）
應該強調的是，俄國根本沒有資格指責清政府未能恪守中立，因為正是其首先踐踏了清政府作為中立國的最大權利——領土主權的不受侵略。本來，俄國進行這場戰爭的目的就是為了霸占東北，所以，從嚴格的法律意義上來說，作為當事者的清政府根本沒有中立的前提，但清政府在這種情況下依然宣布中立，並且得到交戰國和其他列強的承認，也可以算是國際法上的一個特例。即使在這一退讓的情況下，俄軍仍然不遺餘力地破壞著清政府的主權。例如，俄軍在東北以主人自居，強迫地方官為其號房抓夫，準備草料。俄軍對中國人民行使管轄權，“以未經承認之官銜，如‘大俄國欽命留守遠東大臣’等字樣，登之示諭，遍貼華境街衢。至於‘照得東三省軍營商會紳民人等一體凜遵’諸語，是直欲實行管轄民人之權，不合公法明甚”。[8]（P113）俄國赤裸裸地踐踏中國主權，就是對清政府中立的否定。至於俄軍荼毒東北人民生命財產的暴行不一而足，中立條規中的“中國人民寄居戰國境內者其身家財產均仰該國保護，不得奪其資財或勒充兵役”[11]（卷181，P21）的權利更是完全被剝奪，在這種情況下，俄國有什麽資格指責清政府未守中立，清政府又怎能恪守中立？
與俄國不同，日本在獲得了清政府暗中幫助的同時，在表麵上承諾尊重清政府的“中立”。但是，其仍不滿足，有時連尊重的假象也難以維持，赤裸裸地破壞中立的舉動屢見不鮮。1904年8月 11日，日本海軍公然闖入煙台港，劫走了一艘已被中國海軍扣押並解除武裝的俄軍魚雷艇。這一行為不僅破壞了清政府的中立地位，也直接侵犯了其國家主權。1905年1月底，日本憲兵居然拘押遼陽知州，理由是懷疑其交通俄軍，泄露軍情。至於荼毒一般人民生命財產之類事件更是屢屢發生。
可見，清政府的中立權利橫遭日俄兩國破壞，同時，清政府也沒有恪守中立的義務。在日俄戰爭期間，對各方來說，所謂“恪守中立”和“尊重中立”主要是一種表麵的姿態，在此掩蓋下的是複雜的真相和錯綜的矛盾。
四、“三國兩方”的利害關係決定了清政府不可能恪守中立，日俄兩國也不可能尊重其中立，但日俄兩國均煞有介事地維持著這一局麵，背後隱藏著某種共同利益
20世紀初，中國東北成了國際矛盾的一個焦點，圍繞著這個焦點，形成了一個獨特的三國兩方關係：清政府是東北主權的維護者，俄國是東北主權的爭奪者，日本是以維護門戶開放原則麵目出現的東北權益的潛在爭奪者。三者中，中日兩國在反對俄國霸占東北的問題上暫時有共同點，可為一方；中俄兩方的立場最為關鍵，隻要一方退讓，日本就沒有介入的機會。但雙方退讓的餘地均不大，而中國又沒有與俄國一爭高下的實力，於是，日本介入了中俄東北紛爭，形成了表麵上是三足鼎立，實則是三國兩方的特殊局麵。而且，圍繞著東北問題，三國兩方形成了一個解不開的結。最後，為了打破僵局，日俄兵戎相見，清政府宣告中立。
既然俄國不放棄霸占東北的政策，便不可能“尊重”也不應奢望清政府的中立；同樣道理，清政府既然維護東北的主權，也必然不會在這場關係著東北歸屬的日俄戰爭中切實中立。日本對俄國開戰，一旦取勝，將結束俄國獨霸東北的局麵，為美國門戶開放政策的推行掃清一個死角，對清政府收回東北領土和主權也相對有利，所以，清政府暗助日本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對於這一格局和彼此的利害，三國中任何一位政治家均能洞察到。
但是，在日俄戰爭期間，三國兩方卻“配合”著演出了一出鬧劇：清政府宣布“恪守”中立，日俄兩國立即表示“尊重”。雖然三國兩方既未“恪守”，也未“尊重”，並為此而互相指責、警告，但又都將這一局麵維持到戰爭結束。這是為什麽呢？
清政府在日俄戰爭中處於重要的地位，它的立場決定著戰爭的規模，隻有在其宣告中立的情況下，戰爭才能局限於東北，否則，任何一方都可能麵對戰爭全麵化、長期化的問題。對清政府來說，中立是屈辱的，但也是無可奈何的唯一選擇。然而，清政府中立對日俄兩國來說，也是重要的，而且隨著戰局的發展，重要性更顯突出。
在20世紀初，歐洲的形勢已經不允許俄國在遠東發動一場大規模長時間的戰爭。據說，其軍事部門對政府的東方政策十分擔憂，因為“亞洲會削弱我們在西方的軍事準備”。[1]（P15）但是，俄國之所以一度在東北問題上表現得來勢洶洶，還在於其未將日本放在眼裏。然而，戰爭一爆發，俄國人立即發現日本的兵力、裝備、其他戰爭資源遠在其估計之上，而且，日軍表現出的決死精神更是超出逆料，於是，俄方立即由樂觀轉變為悲觀。戰爭中俄軍暴露出了補給不足、裝備落後、海陸軍缺乏協同配合等弱點。據1904年改任滿洲軍司令的庫羅帕特金回憶，士兵不理解戰爭的重要意義，缺乏高漲的士氣和愛國主義激情。[1]（P58-59）戰爭得不到國民的支持，反對黨在國內製造動亂，“預備役士兵們在被征召時，就得到反政府的政黨印發的企圖使他們對他們的軍官抱有偏見的種種宣言，同樣的宣言也被送到在滿洲的軍隊中去”。[19]（P223）這樣一來，俄軍情緒低落，叛亂時有發生。本來，俄軍預計一年到一年半可結束戰爭，現在看來可能會拖至三年，而歐洲的爭霸活動又刻不容緩，結果顧此失彼，十分悲觀。在這種情況下，俄國隻能尊重清政府的“中立”，不敢因其暗助日本而擴大事態，從而避免局麵的失控和與更多列強對立。
日本雖然在日俄戰爭中表現得令世界刮目相看，但其畢竟是個小國，幾乎是傾國力而戰，更不希望戰爭的擴大化。況且，“整個日俄戰爭期間，日本自始至終依賴於英美政府和兩國的金融資本，沒有這些援助，戰爭連半年也打不了，政府和陸海軍一開始就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戰爭目的也不得不限定在英美容許的範圍之內”。[20]（P197）於是，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麽日本主動勸告清政府中立。假如清政府公開聯日，共同戰俄，日本也不敢接受，它僅能接受清政府的“暗助”。而且，隨著戰爭的進行，日本的壓力越來越大，“1905年3月的奉天戰役之後，日本陸軍不用說北進，就連長期守住占領地區都很困難”。[20]（P197）在這種情況下，結束戰爭的念頭十分急迫。所以，當發生了日軍劫走煙台俄軍魚雷艇的事件後，清政府在沙俄壓力下不得不與日本交涉時，它向清政府道歉[⑥]，以免“中立”局麵破裂。
由上述可見，日俄戰爭期間，日俄兩國在肆無忌憚地破壞清政府中立的同時，又都煞有介事地維護著清政府的“中立”，這一舉動的背後隱藏著其共同利益，即以此將戰爭限製於中國東北和日俄兩國之間，避免將中國卷入戰爭從而出現無力支撐和不敢麵對的戰爭長期化和全麵化的問題。日俄兩國終於發現他們與英美等國在此有著基於不同利益的共同要求。這就是本文的結論。
就這樣，清政府的“中立”得以維持到戰爭結束。1905年9月，日俄兩國締結了《樸茨茅斯條約》，在相繼獲得了各自政府批準後，清政府也隨即廢止了一切有關中立的條規禁令，[8]（P235）中立狀態正式結束。
1905年10月31日，日本在戰時遼西中立區非法招募的“東亞義勇軍”全軍集中於三家子（今屬遼寧北票），由日軍橋口中佐主持舉行了公開和“盛大的”解散儀式。據說這支武裝與俄軍交戰64次，打死俄軍將校12人，兵士223人。其首領在受到表彰後宣告軍隊解散，但隨即升起了清軍的旗幟，被清政府全盤收編，開赴奉天各地“維持治安”。[16]（P14）這無異於默認了俄國在戰時的某些指責，此時的俄國政府正陷入內亂之中不能自拔，而清政府和日本方麵自然緘口不語。於是，有關“中立”的種種紛擾便湮沒於滾滾東流的曆史長河之中。
日俄戰爭已經過去整整100年了！此間，中、日、俄三國的變化均可謂是滄海桑田，以致很多真相已封存在厚重的曆史塵埃之下，留給後人的大多僅是曆史的表象了。但是，曆史絕不似當事者所宣示的那樣簡單，在日俄戰爭期間，三國兩方演繹著錯綜的矛盾和複雜的利益取舍，膚淺的表象掩蓋著深層次的形形色色的真相。誠然，清政府的“中立”之舉，言之可羞，並長期為社會輿論和曆史學家所詬病，但是，若認為清政府的表現果然就是中立，則未免皮相和天真。經八國聯軍打擊而幾乎國將不國的清政府隻能在列強相持中苦苦周旋，尋覓生機，日俄戰爭期間的種種舉措，在當時特殊情況下或許也有某些合理的因素，與結束俄國獨霸東北的局麵有某種關聯。
最後需要指出，日本通過日俄戰爭將長春以南的東北地區納入其勢力範圍，並得隴望蜀，做著霸占整個東北的美夢，為此而屢生事端，如九一八事變、偽滿洲國的製造等，貽害無窮無盡。可見，對中國而言,這場戰爭的結果可謂是虎去狼來。但也應指出，經過甲午戰爭的巨創深痛，清政府並非對日本的侵略野心毫無認識，況且，日本此時打擊沙俄，自然是其國家利益使然，當時路人皆知，日本也未諱言。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之所以仍暗中聯日拒俄，既有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權益考慮，也有眼前自顧不暇遑論長遠的顧此失彼。後來東北種種紛擾的根本原因在於日本貪得無厭的侵略本性，所以，若將其歸咎於此時清政府有以招之，也不免持論過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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