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悲觀時事

潘曉來信的作者之一。老麽哢嚓眼的。不迎合不爭論,不自以為是否定其他,不以為掌握真理,隻是口無遮攔唧唧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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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建設部借水價調整進行謀財害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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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建設部借水價調整進行謀財害命

                         2006年9月11日

何必

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10日在北京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中國是世界上所有大國中最嚴重的缺水國家,水價不能充分反映水的使用價值……(略。)

又是個漲價,又給漲價找到了如此的借口。

說召開聽證會,從2002年鐵道部針對春運客運車票價格調整召開聽證會之後,人們對於價格聽證會逐漸熟悉起來。但人們發現,逢聽必漲,這聽證會已經成為徹頭徹尾的擺設,失去了聽證會的基本意義,轉換為向社會發布價格調整方案並強調其合理性的場合,更是成為以威權政府為代表的強勢利益集團為行將開始的進一步財富掠奪的宣言之處。

人們越來越知道,現在的聽證會,大多涉及到公用行業產品和服務的價格調整,而且全部為漲價,(價格是否應該下調這類聽證會從來沒有舉行過,)並且聽證會的結果是價格鐵定上漲。後來人們發現,這價格聽證會都是在價格上漲方案內定並且獲得上級單位批準之後才通過聽證會這種走過場形式自欺欺人的。無論中央還是地方,各種各樣的公共品價格調整方案,都是先經過國務院辦公會或者地方政府辦公會決議批準後,才由所屬行業行政機關主持召開聽證會,而其結果根本不是舉辦者能夠左右得了的,早在聽證會舉辦之前,就已經為高層所決定。聽證會無非就是個蒙騙社會的道具而已。

說到這水資源,中國是個嚴重水資源短缺的國家,這是眾所周知的。拿北京來說,其人均擁有的用水量比起位於中東盡人皆知的貧水地區的以色列還要低,僅僅為後者的一半左右。

每當有人提出北京是否該限製外來人口之際,就會掀起聲勢浩大的口水之戰,正反兩方都會劍拔弩張不共戴天,在北京是北京人的北京還是中國人的北京這樣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邏輯悖論上喋喋不休。但是,事實上製約北京發展的,恰恰是自然資源,其中最大的瓶頸就是水資源。按照目前南水北調的方式,即使全部成功,也隻能解決北京一年中的人口增量所需用水量,而北京照樣會因為水資源的嚴重緊缺而麵臨遷都的可能。

中國的缺水也是普遍性的,中國600多個城市中缺水或者間歇性缺水的竟然達到約2/3,這大概也說明中國作為人類生存環境的狀況是何等惡劣。

如此情況下,水價上漲看上去勢在必行。通過價格調整而能達到與中國水資源相匹配的程度,應該未可厚非。

但是,我們是否能夠看到,對於家庭居民來說,水的供求彈性是非常低的,特別是對於貧困家庭,即使是水價漲得再高,作為維持生存的必須用品,水還是要用的。反過來說,調整價格在平衡水資源的供求來說,由於水對於生存的特殊性,價格的敏感度很低。

事實上,對於居民用水來說,價格的敏感度隻能隨著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升,但這也是有區間的。如果真到了腰纏萬貫揮金如土的檔次,水價調整也無法阻止這類人對於水資源的揮霍。

說是水價上漲要在居民(我對如今廣泛使用的“老百姓”一詞深惡痛絕,並專門就此寫過文字分析過這個充斥著歧視和輕蔑的稱謂的由來和現狀)的許可和承受範圍,通過水價調整還水價一個真實的“麵孔”,這話純屬信口雌黃。

國民的許可意味著什麽呢?新一屆政府親政之後,幾乎所有公共品和公用品的價格都在接連不斷地上漲,水電氣、公共衛生、公共教育、公共交通、公共管理、公共事業、公共安全等等,還有哪個沒漲價的?這種漲價,哪個又不是考慮了國民的許可?問題在於,國民能夠不許可嗎?作為利益受損者,連個最基本的意見表達渠道都沒有,那麽所謂的許可與否,又能如何辨別呢?2003年行政許可法實施後,曾經一度讓社會感覺對於行政權力的限製曙光乍現,但沒兩天的興高采烈就發現,行政權力的邊界擴大趨勢愈演愈烈,伴隨社會動蕩和經濟形勢的低迷,各種整治和調控政策絡繹不絕,而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現實更是使官場爭奪如火如荼。最近上海一個社保案中紀委竟然派出百人調查組,前所未有吧?但媒體稱,由於難以撼動的勢力,這次調查勢必不能取得什麽成效。如此情勢下,國民許可能算個狗屁不是?

國民的承受範圍又意味著什麽呢?各地水價上漲之際,當地政府都口口聲聲要照顧本地貧困家庭,實行階梯水價,到現在又有哪個地方實行了?政府言而無信已經被習以為常,可貧困人口同樣麵臨水價上漲而導致的生活質量的下降,這也是不爭的事實。與此同時,其他公共和公用品價格的普遍上漲,更是將原本的貧困人口推到水深火熱,而將遊走的貧困邊緣的人口也紛紛因此落入貧困之中體驗與時俱進的中國特色。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生老病死所必須的基本品方麵價格的上漲,在攻克計劃經濟堡壘的名義下,當局肆無忌憚地剝奪社會福利,在市場化的旗號下,將國民不可或缺的基本品價格演變為針對所有國民的搶劫,進而經由此在市場化和承受均等方式裏完成了劫貧濟富的行政行為。

其實,從水資源消耗方麵看,居民生活用水僅占水資源總體消耗的不足30%,而水資源消耗大戶,是那些工業企業。目前,在中國特有的GDP不僅僅作為經濟考量指標,更成為被政治化了的政績衡量標準的製度安排當中,地方經濟的重化工化正在風起雲湧,連一向是輕工業密集的浙江和廣東也不得不加入到全國性的重化工化的進程當中,各地都在大張旗鼓地將經濟重型化,鋼鐵、建築、汽車、造紙、化工……這些資源密集型的產業,被各地不約而同爭先恐後當作各自經濟、社會乃至政治存在與發展的百寶箱。

這種製度設計使得本來就非常緊缺的水資源麵臨著巨大的浩劫。可今年上半年在最高當局明確將GDP總量控製在7.5%的執政目標發布良久之後,結果卻高達10.9%,二季度更是達到了11.3%,狠狠扇了最高當局一記耳光。

各地的GDP衝動和作為當中,消耗了大量水資源。麵對如此情勢,中央高層也無可奈何。而這種結果,卻要通過水價調整讓全社會來買單,憑什麽?工業感冒、政治發燒,卻要由國民支付成本,這是什麽道理?

還有,中國現如今各式各樣的水利水電設施是全世界最多的。今年重慶遭遇50年未遇的大旱,居民生活用水受到了嚴重的影響,不得不依靠消防車運送,這種景象讓我們體會到什麽?坊間議論紛紛於這是三峽工程所導致的,然後馬上就有人模狗樣的專家出來辟謠。重慶大旱是三峽導致的,你信不信?反正我信。為什麽?現如今,專家學者良心大大的壞了,沒有他們說還好點,一旦他們出麵,說不定又有著什麽樣的官產學沆瀣一氣狼狽為奸欺世盜名;而且,中國對於水利設施建設的熱衷程度,舉世罕見。姑且不說其中的官商勾結搜刮民脂民膏中飽私囊的勾當到底會有多少,隻是看,各種各樣的設施,給當地自然生態環境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影響,更是給地球重力場造成了惡劣的影響。

三門峽水電設施建設時,根本不顧及當時就提出反對意見的溫善章等的說法,悍然動工,並且將溫等打成反革命。結果如何?2003年作為三門峽庫存重要來源的渭河一場洪災,直接經濟損失就抵消了此前三門峽水利設施運行全部時間的總收入,這還不算洪水製造的新的貧困人口、疾病等間接損失。

還有,中國北方缺水是舉世公認的,但即使如此,寧夏銀川方麵卻在非常高的蒸發量(當地的蓄水和蒸發比例高達10:9,也就是說,截流而來的水當中90%以上會白白蒸發掉)的情況下,未經任何審批,連麵子都不要了,直接截取黃河水在本地營造所謂的“塞上江南”工程,要在銀川建造若幹個人工湖;而此時,黃河斷流已經從10年前的年度幾天延長至幾近一半。

……

這些,是國民能夠阻止得了的?還水價一個真實的麵孔,到底是什麽樣的?憑什麽要讓國民為了各級貪官汙吏的倒行逆施掏腰包?

這建設部是主使本輪房地產混亂的行業行政主管部門,雖然不能說它就是罪魁禍首,但我們從建設部那裏聽到的各種將市場化神乎其神的版本實在是太多了。

國家發改委上周承認,醫療改革“滯後”,也是中國官方首次承認醫療市場化改革失敗;而教育改革中的市場化也被基本否定,可這建設部還在不遺餘力,在市場化的名義下將政府責任推給民間。這也是為什麽如今房地產領域混亂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

應該倡導民間、社會資源進入公用產品領域,但這隻能是由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其方式也隻能采取市場機製,而不能采用市場化的路徑。事實已經證明,中國的市場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權力無限大而責任無限小的過程。

於是,我們更應該警惕建設部新一輪的謀財害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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