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所裏有蛤蟆屎尿背後的風險社會

住所裏有蛤蟆屎尿背後的風險社會

                            2006年8月6日

何必

於先生剛入住了半年。誰成想前兩天一場大雨過後，他家的地下室和車庫就成了池塘……（略。）

這是該欄目現在的周末版，從打通（每周7天）了的新聞資訊當中切分出來兩天的板塊，一天做房地產，一天做汽車。我從來都對這種切分法不以為然，從中國所有電視節目中，這種節目的定位與前程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其開始也就意味著結束。

當然，自從我摻合到該欄目到現在的兩年半時間裏，從來都是周末不到崗，因此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對於周末節目現在的走勢也不能總是指指點點說三道四。

而且，到了周末，我也的確是撒開了，夜以繼日可以為所欲為，摟著二鍋頭沒完沒了，經常是聚集起一幫子親朋好友胡吃海塞，屢屢錯過了節目播出時間，根本看不到播出的節目，隻是能夠收到節目組發給我的節目文稿。多年從事電視工作，已經形成了看文稿腦海裏就能夠浮現出畫麵的習慣。

而這個文稿中對於物業管理公司采訪內容的欠缺，恰恰暴露出節目製作人員的疏忽。

算了，對節目製作的評價也就如此吧。多了招人煩。鬧不好，我這口無遮攔的風格總是在有意無意當中得罪人。

這樣的披露，也算是該節目從簡單的講求服務性（其實，我一向認為，現在媒體普遍存在庸俗化傾向，將所謂服務性當作是無微不至的信息發布，卻將批評性報道剝離開服務性，這很莫名其妙；同樣的還有建設性，似乎在每個批評之後都要給出應該如何改善的建議，最典型的莫過於每個人都應該為死皮賴臉的中國足球出謀劃策充任主教練）、甚至為每個要求為自己所住的房子進行價格評估這種違背市場經濟規則的路數，轉而開始進行批評性報道了。在我看來，這種報道的服務性更加切實而有效，至少逃脫了一事一議的死板到了人嫌狗不待見的陷阱。

這種事情，大概真是夠觸目驚心的了。雖然現在尚不能認為如此局麵具有普遍性，但卻開啟了一個令人歡欣鼓舞而憂心忡忡的兆頭。

英國科學家哈丁用“公地悲劇”描述了理性追求最大化利益的個體行為導致公共利益受損的惡果。其實，“公地悲劇”在經濟學裏經常用，說的是在一個牧場裏，牧場是公有的，而畜群是個人的，於是每個牧民都想多賺錢，無節製地增加牛羊數量，結果牧場因為過度放牧而成了不毛之地。這種悲劇不僅僅發生在自然環境，美國布蘭迪斯大學教授傑弗森在北京大學演講時指出，城市髒、亂、差，公共設施破壞等同樣屬於“公地悲劇”。

但明顯地，個人住宅並不屬於公地，而屬於私有化色彩極為濃重的區域。可我們看到的是，如今，私有住宅也在呈現出公地悲劇的趨勢。在自家的住宅當中，積水引來了蛤蟆，睡夢中耳畔會響起嘹亮清脆令人不勝其煩的蛙鳴；滿屋子臭烘烘的混水和氣味，讓我們徹底領略到高速經濟發展帶給國民與時俱進的成果，連安身立命之所這塊人賴以躲避各種嘈雜紛繁的社會矛盾和雷區的自己的家也出現著公地悲劇，人們還能往哪裏躲呢？

可以想象，伴隨著公共場所垃圾化貧困化邊緣化的進程，個人居住領地也在大勢所趨地發生著如此的進程，大概也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的公私混淆。

同樣可以想象，節目中報道的那些倒黴的業主如果想要維權，在中國的法律製度框架內將會是一個漫長瑣細千辛萬苦的曆程。其間，對於企業霸權的嗬護、對於私有財產的蔑視、對於舉證責任荒唐的規定等等，都會將業主置於萬劫不複的深淵之中。

似乎沒必要再喋喋不休什麽中國根本就沒有過公法、所有公法不過是黨派意誌體現的內部私法、所謂的公共利益乃是個“專家”“學者”對西人說辭頂禮膜拜後東施效顰炮製出來的自欺欺人的虛幻指稱而在現實生活裏根本無法界定公共利益的存在、

我在挪威結識的朋友、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徐月賓博士在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師範大學聯合課題組聯合撰寫的《構建和諧社會與民政工作改革發展問題研究報告》一文中指出，目前，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一個重要議題是改變政府介入市場過多的“越位”和在提供社會公共服務方麵的“缺位”。但事實上，政府的“越位”也存在於公共服務的提供中。這就是，政府經常按照自己認為或假設的群眾需要而策劃和實施公共政策，導致我們的社會管理變成了一個不斷修補政策的過程。事實上，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經常不一定是群眾固有的或自己造成的，而是由於我們的政策沒有針對群眾的需要而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後果。

那麽我們是否可以說，在自己的住所裏滿處跑蛤蟆、屎尿橫流，也算是這種意想不到的後果之一呢？

上海社會科學聯合會科研處處長徐中振認為，下一波的中國改革路徑將由計劃社會走向公民社會，改革方式將由政策調整型轉向製度安排型。這就是，“用市場經濟去管理個人領域，用法律去管理公共事務，用社團組織的方式去管理社會”。

如此興高采烈意氣風發的預測，基本前提於中國社會的發展是可持續的。馬克斯•韋伯的“政治成熟”在中國麵臨著嚴峻的情勢，西方化的路徑依賴遭遇到中國特色時出現了嚴重的排異反應，無論是市場化、法製化還是憲政民主，都遇到了史無前例的不適應甚至集體性的抗拒。所以，靠市場管理個人領域，靠法律管理公共事務，靠社團組織管理社會，這種看似遼闊而恢弘的製度設計，也難免碰到類似蛤蟆們樂不可支的帶有羞辱性的鳴叫。

我至少認同孫立平之所謂，“中國的民主還不如以色列統治下的巴勒斯坦，至少人家可以上街遊行，咱們這兒是不允許的”。

餘斌、盧周來、歐陽亮共同策劃並實施的“社會不公已成眾矢之的”的調查顯示，被調查者在回答社會公平狀況在未來3~5年內變化趨勢的看法時，認為社會公平狀況將越來越惡化的比例最高，占到總數的36%；認為更嚴重但惡化速度將放緩的也占到12%；而認為社會公平惡化的現狀不會發生明顯變化的占19%。三項相加，高達67%的被調查者認為，社會公平狀況會繼續惡化。另一方麵，認為整體性不公平現象會得到明顯遏製的占 10%。認為一些領域的不公平現象初步改善的占20%，兩項相加，隻有30%的被調查者認為社會會越來越公平，遠低於前者的67%。這表明，要將中國社會建設成一個公平的社會，還有很長的路需要走。

這大概也是中國社會趨向於整體悲觀主義的例證。而在如此情狀裏，所謂的市場、法律、社團管理，也不足以給現實困境以實質性改善。

德國社會學家貝克界定“風險社會”兩個最基本特征，即具有不斷擴散的、人為的不確定性邏輯，導致了現有社會結構、社會製度以及社會關係向更加複雜、偶然和分裂狀態轉變。

按照貝克的定義，中國現在就處於貨真價實徹頭徹尾的“風險社會”當中。張五常所謂轉型社會中轉型本身的完成與伴隨這個過程的風險爆發二者之間的競賽，在中國體現得也算是淋漓盡致了。

實在看不出來，在轉型本身被利益集團以綁架國家權力為手段而固化之際，轉型將成為中國社會的常態，成為在傳統的二元社會工農剪刀差、工業化和城市化之間巨大的不對稱之外，新的二元化當中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怪異結合、使得利益集團利用這種轉型中特有的雙軌製從中漁利中飽私囊，放逐幾乎全體國民身家性命的趨勢，會能從什麽渠道加以扭轉和遏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