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克中國新農村建設論壇雜感

博克中國新農村建設論壇雜感

                               2006年7月29日

何必

2006年7月29日下午，在位於北京宣武區白廣路7號中民大廈的會議室裏，博克中國今年第二次專欄作家聯誼交流活動得以舉辦。

7月14日收到網站發來的通知。

（何必注，略。）

此次活動具體安排

（何必注，略。）

7月17日，收到網站編輯的又一封郵件。

（何必注，略。）

我知道，這封郵件的內容是千篇一律地發給幾乎所有與會者的。後來網站編輯又給我打電話希望我寫稿。但我從來都不是什麽“專家”，（這一方麵我才疏學淺胸無點墨，實在配不上如此高雅而聖潔的名號，另一方麵，目前中國的“專家”也逐漸淪為過街老鼠，太多的專家學者喪失起碼的職業道德水準而成為權貴的代言人，睜著敏銳而癡迷的眼睛胡說八道，惹得越來越多的人們對他們嗤之以鼻甚至恨之入骨，這點，從網絡上的各種聲音能夠反映出來，更是可以從比如蒸發掉國民十幾萬億財富的股市上對於專家的評論、以及厲以寧之流對目前中國房地產市場價格很低的判斷所遭遇到的廣泛唾罵中了解到。因此，無論從實力上，還是從做人的基本層麵上，我都不能與專家為伍。）更對於農村問題鮮有了解，地地道道門外漢一個，所以實在沒什麽可以或洋洋灑灑或竊竊私語說上一番的。

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現在我參加各種場合各種門類各種層麵的研討會、策劃會等會議，從來都不事先寫稿子，一概都是到了現場根據當時氣氛、涉及內容、前麵人的發言風格和範圍等等，隨感即興現炒現賣。原本我就是個無政府主義傾向很嚴重的主兒，不願意按照既定格式服服帖帖，很試圖把“規矩是用來幹什麽的？用來破壞的嘛”這種論調到處付諸實施。對於時下越來越盛行的從高級領導人到隨便什麽人都要拿出個講稿來照本宣科的做法很是不以為然，感覺這就是八股導致八卦的源泉之一。

7月28日收到網站編輯發來的提醒郵件。

（何必注，略。）

看得出來，網站編輯在標題上頻繁使用感歎號是從來都不吝嗇的。

既然接受了邀請，總該說點子什麽吧？結果未遂。

到了現場，按照名牌指示座落，桌子上已經放了網站提供的相關材料。一份議程和與會者名單，另外還有兩份茅於軾的稿子（《建設新農村的前後左右》、《鄉村建設之路》）以及秦暉的一份稿子（《地權何以不歸農？地權歸農又如何？》）。

博客中國專欄作家“中國新農村問題”研討會議議程

（何必注，略。）

這次會議，比6月17日有關勞動合同法的那次人數明顯多出不少，換了個大會議室，黑壓壓坐了一片。如果按照上次論壇的方式，那麽顯然在座的很多人的發言時間很可能得不到保證。

王俊秀的開場白倒是很簡短，將時間留給了發言者。

茅於軾的發言也如是，倒更像是個開場白。

接下來，秦暉的發言就遠遠超時了，在王俊秀的幾次提醒下依然滔滔不絕。看著他慷慨激昂的喋喋不休，我第一個感覺就是這個自由主義者果然像是在以自己的自由剝奪他人的自由，以自己的發言權擠占他人發言的機會，而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表現和結果，最明顯地表現為如果旁若無人自行其是，那麽必將導致整個活動秩序混亂。最後會議的結果也表明果然如此。

茅於軾和秦暉都沒有照著稿子宣讀。前者宏大敘事無關痛癢；而秦暉的發言，既然脫稿，所以就完全偏離了稿子上的溫文爾雅，成為了徹頭徹尾的人身攻擊。雖然沒有指名道姓，在場的很多人也許不明就裏，但我、以及到場的何忠洲、李昌平都太知道他所指的到底是誰了。

溫鐵軍！

我寫這段文字時，不住地刷新博克中國的專欄首頁，發現有關29日活動的文字還沒有上傳。原本我至少可以將網址複製到這裏，以提供觀賞秦暉所作所為的寫照。

聽著秦暉“這個人”長“這個人”短的冷嘲熱諷，我很納悶，如果是針對溫鐵軍的話，那就應該找溫鐵軍麵對麵地爭論，而不是在一方根本不在場的情況下對著空虛一通老拳想象中擊倒對方讀秒過10自得其樂。既然博克中國這個活動溫鐵軍沒有到場，為什麽要如此咬牙切齒一副欲將對方置於死地而後快的架式呢？

對於農村土地所有製，討論得熱火朝天，主張私有化的和反對的都振振有辭。如果這是個學術探討，倒也罷了。但秦暉的語氣和論調遠非如此。他指責“那個人”從比如墨西哥、印度等國外考察回來後發表了一係列反對農村土地私有化的言論，實際上是因為“那個人”擔心如果土地私有化會妨礙官方圈地，妨礙剝奪農民利益。如果秦暉的推論真是這樣，那麽溫鐵軍也真是狼心狗肺了。

我不知道溫鐵軍是否同意如此結論。但以我對溫鐵軍的了解，他還不至於淪落到與謀財害命的官商狼狽為奸的地步。

其實，這種爭論遠不止是今天。網上流傳，2003年秦暉、汪暉、溫鐵軍三人的“杭州峰會” 上，自由主義的皎皎者秦暉“從邏輯角度出發，不管從漢族內部還是從民族關係分析都會得出一個天下必將大亂的結論”的悲觀論斷，最終在辯論中秦暉敗下陣來。

我也在網上看到，李少君“人不能像秦暉那麽無恥”（http://bbs.pinglun.org/archiver/tid-586.html）這類文稿。對於這篇稿子所涉及內容的真實性以及對稿子本身的評論，網上也有不少。隻不過，我看到秦暉在現場的表現，很理解為什麽他會被置於如此事件的中心角色。

在場的人聽著他怒不可遏的言論，多是不大明白為什麽如此，以及為什麽一個討論新農村建設的話題會演變為一個對不知名者的持續非難。

秦暉發言時，坐在他正對麵的於建嶸不住地點頭頜首表示讚同。我也看到過網上有關他的評論“學術界罕見的騙局：評於建嶸的成名之路”（http://www.folkchina.org/user1/152/archives/2005/3521.html），這一對彼此的一唱一和也算是會議現場不經意安排當中所閃現的亮點。

此後的發言，由於前麵的慷慨陳辭紛紛超時，隻能提綱挈領快速行進。

章立凡倉促準備後有了對新農村建設的曆史沿革的發言。我倒是想起，十幾年前我曾經被朋友拉著到他的住處，被他相過麵，他被稱作大仙級的算卦人物，現場與之一聊，他也記得十幾年前那段。

汪玉凱還像上次活動那樣隻能幾句話道來自己的若幹判斷。

侯寧對我說起他剛剛與農科院做了個項目，對這個話題還有所涉及，隻能朗讀他有關讓農民變成網民的稿子。

吳思采用自己的語序和句式對秦暉的說辭委婉地進行了批評。

而像我這等沒有專門為這次活動事先準備並提交文字的人，就幹脆沒有了說話的機會，直接悄無聲息地走人。

如果真輪到我發言，我能說些個什麽呢？

我還是會提及，到場的與會者當中，沒有一個農民，新農村建設，無非就是個城裏人為農民劃出的一條看似璀璨通達的康莊大道。

但是，一個根本沒有農民參與的討論農民命運前程的會議，是個什麽性質的活動呢？

我們總以為自己是無所不能的，文攻武衛包打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什麽事都敢管同時什麽事也都能管。

但農民真的需要這些嗎？

我們總以為自己可以充當別人的代言人甚至代理人，可我們是否知道被代言或者代理者的真實感受？

這個場景實在讓我想起德國世界杯上黃健翔那些精彩絕倫的聲嘶力竭。當他喊出意大利萬歲、馬爾蒂尼生日快樂之際，我們會想，這世界杯似乎從來沒有中國人什麽事，我們上感子熱臉貼冷屁股什麽勁？

當然，中國農民的事情比起黃健翔的恬不知恥的對象似乎還有些不同。但我們這些五穀不分的城裏人就真能夠表達農民的利益訴求了？在場的人裏，除了李昌平在農村工作過，另外幾個人出生在農村，還算是與農村有些瓜葛，其他人連到農村做個哪怕短期的調研都沒有就葉公好龍般地說三道四，一副施舍悲憫情懷大肆發作，除了自娛自樂之外還有什麽呢？

更何況，新農村建設也成為一種新的政治資本積累過程，成為不少人迎風灑淚附庸風雅甚至借著這麽個機會中飽私囊又先富起來一些人的途徑，更是為了新權貴與“專家”合謀陰險的法定渠道。

上次論壇，我找了我所在的兩個欄目的記者前來采訪，並且在此後的節目中都播出了相關報道。這次卻不行。

為什麽？

沒人關心農民。

在我參與的節目中，能夠與農民掛上邊的，就是農大何慧麗掛職蘭考副縣長幫助農民在北京賣大米的事件。節目也算是連篇累牘地播出，也起到了一些作用。

但是，在節目進行過程中，同事當中就有人對這種題材表示出越來越強的不以為然，出現了邊際效益遞減的狀況。

何慧麗的舉動是第一次，還能引起媒體的廣泛關注。如果再有第二、第三、第四次呢？媒體還會繼續著這種依靠同情和憐憫居高臨下地做出的道義關懷？蘭考大米在北京找到了銷售代理點，那麽如果再有其他縣也如法炮製會怎麽樣呢？如果沒有了媒體的關注與宣傳，商家的廣告效應無法體現，也就不會再無償提供什麽銷售場所了。

而我們對商家的如此惟利是圖的作為，也無法更多地指責什麽。

於是，風潮過去一切歸於沉寂。

想想看，包括央視還能有什麽與農民農業農村相關的欄目？

央視七套是科技軍事農業頻道。也就是說，占據中國總人口2/3的農民根本沒有資格在國家電視台現有模擬信號的15個頻道當中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節目，隻能與其他類型的節目一道擠在一個頻道裏。

而且，央視七套的涉農節目是從原來農業電影製片廠跑馬占地圈過來的，現在操作節目的人還是原來那些人馬。我與他們打交道當中，很知道那些成天到晚出入豪華酒樓聲色犬馬的主兒們的本事和立場，像笑林這樣過氣的相聲演員在其中主持農業節目，也充分反映了涉農節目邊緣化的趨勢。

我原來所在的央視二套還有個“金土地”節目，完全是賠著錢作為買通政府資源的，節目本身也是安排裙帶關係的領地。到現在也壽終正寢了。

為什麽？因為城裏人根本不關心農民死活。

按照收視率定生死的電視考量路數，做農民題材的節目等於找死。

宣傳的娛樂化到現在已經成為一種定勢，消解神聖誤讀現實，一切都按照消費主義的觀念去結構，將所有社會矛盾都娛樂化，化作媒體與受眾之間惡性循環中對危機與壓力的視若無睹和鴕鳥政策。

同時，2005年10月8日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再次被提出，並明確地指出了其內涵社會：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它意味著中國一個新時代的到來，這一時代的特征，被精練地表述為：以工補農、以城帶鄉。但人們注意到，新農村建設本身也有著與城市化（或者城鎮化）進程背道而馳的政策方向，意圖將農民固定在土地之上。

溫鐵軍《產業資本與鄉村建設》一文中介紹：晏陽初當年提出農民有四大問題：愚、窮、弱、私。

2月27日《中國新聞周刊》報道，晏陽初為此，針對愚，他提出要搞平民教育，包括文化教育和藝術教育，他設想讓受過平民教育的青年成為鄉村建設的主要力量；對於貧，要搞生計教育，這就需要普及農業科學技術；此外農民要組織起來，辦生產合作社，還要關注工業的發展；針對弱，他認為要進行衛生教育，核心就是要建立農村保健製度，保證農民得到基本的醫療服務；針對私，他主張民主教育，在家庭中進行公民道德教育，使每個公民都有公民常識、政治道德、現代民主觀念，這樣才能發展地方民主。這四大教育的核心，就是人的教育和培養。晏陽初的定縣實驗，是的“rural construction”（鄉村建設）成為國際顯學，他個人也因此在1943年和愛因斯坦一起被評為“現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貢獻十大偉人”。

網上流傳毛澤東對於當下時事的點評。

（何必注，略。）

現在是什麽時代？是超女時代，是一夜暴富時代，是燈紅酒綠時代，是與時俱進時代。在如此花前月下秋水伊人的卿卿我我裏，任何稍微嚴肅點的題材都會遭遇到惡搞的命數。

更何況，新農村建設還很可能成為對農民進行新一輪掠奪的運動。也就是所謂黃宗羲定律在當下上演現實版本。媒體透露，中央投入新農村建設的錢不及地方政府從農民土地拿走的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央表示今年將投入3397億元資金。這些資金顯然是不夠的，連填補從農村土地“剝奪”的收益都不夠。中國體改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稱，每年地方政府從土地農轉非過程中的收益幾千個億（一說是4000億）。地方政府拿走了4000億，中央財政又返回了3397億，這等於在農村搞了回“收支兩條線”。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介紹，低價征地已成為新時期“以農養工，以鄉養城”的一種新形式。來自江蘇的調查表明，在全省農地轉用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政府大約得60%～70%，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得25%～30%，而農民隻得5%～10%。

高層人士表示，地方政府擅自動用土地，損國害民。利用衛星遙感監測發現，近幾年違法用地平均占新增用地總數的34％，有的地方高達80％以上。國土資源部執法監察局局長張新寶透露，近7年，全國共發現土地違法行為100多萬件，涉及土地麵積近500多萬畝。其中地方政府主導下的土地違法案件尤為突出，且麵廣量大，甚至還出現了“梯度西進”的動向。有的一個協議就提供四五十平方公裏土地，使大量土地資源被少數企業壟斷。而低地價又造成國有土地資產流失、侵害被征地農民合法權益。

傑弗•瑞丁格（Jeff Riedinger，美國毛細管州立大學國際學院代理院長）《中國經濟的另一麵》中寫道，盡管政府頒布了進一步保障農村土地使用權的法律，但侵占農民土地的現象卻有增無減，2005年農民土地被侵占的案例的數量是10年前的15倍。  

非法吸儲大案突現農村民間借貸監管真空

根據安徽省阜南縣人民檢察院的指控，1995年7月以來，安徽太和縣皮條孫鎮塑料加工廠，後更名為安徽雙陽塑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法定代表人李文彬以投資建廠、擴大生產為由，以高息為誘餌，向社會不特定公眾吸收存款。到2004年12月案發時，李文彬及其子女李成、李俠、李平、女婿孫彬泉5名家族成員前後共吸收公眾存款6。4億餘元。案發時，尚有7836萬餘元未能兌付。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期間，雙陽集團在安徽也紅極一時：安徽省十大民營企業和太和縣支柱企業，各級領導紛紛到企業考察。李文彬也榮譽加身，就是在案發時還是安徽省第十屆人大代表、阜陽市第二屆人大代表。在李文彬攬儲高峰時，太和縣周邊的安徽、河南兩省的一些群眾甚至存錢不到銀行隻到雙陽集團。

首屆中國貧困地區可持續發展戰略論壇日前在天津濱海新區的一家五星級酒店舉行，根據統計，到2005年底，中國農村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還有2365萬人。如果按照人均1天1美元的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總數僅次於印度，列世界第二位。就在會場旁邊的宴會廳，一對新人結婚，擺了56桌，據說每桌消費不低於1000元。在論壇上，貴州省委副書記黃瑤介紹，畢節地區農民年人均純收入1876元，和全省的水平相當，在東部地區隻是富裕家庭婚慶的兩桌飯。

《中國改革》2006年第5期陳文勝《農村‘三難’》介紹，當前中國農村的情況是種糧農民難富裕，鄉鎮政府難行政，鄉鎮幹部難做人。 

民進中央關於農村初中輟學狀況的一份調查顯示，在中國農村，平均輟學率接近40％；輟學學生男女比例為11：19。

目前，占全國總人口近60％的農村居民僅享用了20％作用的醫療衛生資源；農村中學生是城市中學生的4倍，而享受到的國家中學教育經費僅占38％。

說中國自1990年代後所有的改革都是負麵的，這話應該很有道理。目前，農村基層組織基本上全部癱瘓，農村治理成為空談，農村的公共品差不多已經消失，文教衛生水利交通通訊等等盡皆如此。轉移支付渠道跑冒滴漏現象嚴重，真是到了農民那裏幾乎所有的高層良好意願所出現的恩惠蕩然無存。

……

現場，出現了時下很普遍的現象，就是所有問題最後都殊途同歸，那就是萬變不離其宗，到了政治體製改革上來。

如果說我們必須關注中國農民的話，我倒是以衛在《二戰猶太人紀念碑碑文》上我們曾經看到過這樣一句話，可以作為一種解釋：“法西斯找到了猶太人，我看與我無關，我走了；法西斯暴虐了猶太人，我看與我無關，我走了；法西斯找到了我，別人看與他無關，他走了。”

當中國農民沒人關心之後，下一個就該輪到城裏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