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都享受精神病人的待遇吧
2008年3月14日
何必
3月7日,家住公主嶺市的農民工孫亞東在長春站候車室被精神病人拍磚,目前已昏迷7天,……(略。)
這種事情,看上去很離奇吧。
當然,誰也無法證實,這種事情發生的概率會很大。
不過,似乎更不能說,誰趕上誰就注定活該倒黴。
在公共場合遭遇到這種事,恐怕放到誰那裏也不是件好玩的。
從報道中看,受害人的農民工想必沒有什麽商業保險,也未參加職工醫療保險。至於新農合是不是能夠將其在遭遇飛來橫禍身體蒙受傷害之際緩解隨之而來的經濟洗劫,也是讓人關注的。
顯然,實施傷害者是個精神病人,是個不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者,因而也就很難追究其行為的法律責任。姑且不去探討什麽是不是應該追究其監護人的民事責任,隻是想想看,這類精神病人滿大街溜達,什麽時候施加傷害那可是誰也沒法預料的。就此,又得人人自危了不是?
有關精神病人的所作所為,也有著不少的報道。王未名發來BBC和世界日報的相關內容。
2007年05月13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08:36北京時間 16:36發表
遭破壞的天安門毛澤東畫像已被更換
(何必注,略。)
廣州狂徒 專刺男人臀部
(何必注,略。)
男子殺死父母 自稱吃屍體
(何必注,略。)
而曾經作為中國改革開放政策設計者之一、現如今為深圳做研究、去年曾經與我在北京共進晚餐的徐景安,在今年汪洋高調吹拉彈唱解放思想之後,也馬不停蹄地寫出了深圳應該如何保持在解放思想方麵繼續在全國打頭陣,試圖繼續占據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在其文字當中,也有對目前中國方方麵麵形勢的總體描述。
xujingan@*******
2008年1月23日 13:48
如何解放思想,深圳再當排頭兵
如何解放思想.doc
(何必注,略。)
其中,我們可以看到,徐景安還是個樂天派,對於讓深圳繼續在改革開放政策領域獨占鼇頭情有獨鍾。雖然不能說這是對特權的戀戀不舍,但試圖讓深圳保持領先,恐怕並不具有現實性。
去年我與他的交談當中,對於他的樂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抽象而空洞的新文化、愛國主義、價值觀建構、倫理道德規範、等等等等,在現如今的中國,顯得很是曲高和寡虛無縹緲。
而文中,他也對中國、以及深圳的精神病以及心理衛生狀況表示出來明顯的憂心忡忡。
在中國公共衛生狀況整體急轉直下的大趨勢下,中國精神病人所麵臨的局勢就更加悲慘。從精神病人的醫療衛生待遇來說,醫患人數比很是不當,專業精神病醫護人員與國際上相比,僅為平均水平的幾十分之一。這也就造成了中國的精神病人日趨險惡的生存狀態。
顯而易見的是,如果不想發生開篇那樣對任何人都是無法接受的突如其來的傷害的話,那麽,監護人將精神病人進行看護,就成為最為經濟而安全的社會(注意,並不是個人或者家庭)選擇。但是,真到了如此地步,情況又會是什麽樣呢?洋鬼子對此有著絮絮叨叨。
精神病人的囚徒生活
(何必注,略。)
看到如此情狀,恐怕人們就不會對精神病人的生存狀況不以為然了吧。
其實,在發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轉變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綱、後來必然演變為以錢為綱的總路線指引下,中國走上了全民腐敗的道路,利令智昏,唯利是圖。在醫療衛生體製改革方麵,走上了所謂市場化道路,在精神病人的醫療方麵,也莫不如此。
腦手術治療精神病在中國大行其道
(何必注,略。)
嘿嘿。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部隊醫院,還是地方醫院,都是孔方兄至上,宰人謀財沒商量吧。
這些天,我臥床不起,就是因為老毛病腰椎間盤又犯了。友人推薦部隊的北京466醫院號稱有治療椎間盤的最新妙招。我卻選擇了還是湊合活著。實際上,我是親身經曆過部隊醫院是如何宰人的。我在去年國慶節期間,曾經寫過文字,引用我在2002年國慶節期間慢性闌尾炎急性發作,在北京空軍總醫院住院做手術的前前後後的記述。
在全世界都對精神病人做手術方麵謹小慎微的時候,中國卻對給精神病人做手術爭先恐後一往無前。其中的含義,恐怕實在讓人毛骨悚然。
於是乎,我們看到,精神病人遭殃,不管他們是被囚禁在家裏,還是被送到精神病院進行治療,反正幾乎都是慘不忍睹;而開篇那個遭受精神病人傷害的無辜的農民工,就更是飛來橫禍。
那麽,為什麽中國的生存環境會是這樣?
無論對於精神病人來說,還是對於理論上可能遭遇精神病人傷害的所有在中國的人們來說,為什麽公共安全局勢會是如此惡劣?
當然不能說,精神病人出現行為異常隻是發生在中國,精神病人犯病發作,全世界概莫能外。
問題是,現如今中國精神病人在人口中占比居高不下並且節節攀升,反映出中國人心理衛生狀況的江河日下,人人岌岌可危。
最新的調查結果表明,中國農村人口的幸福感指數最高,但有趣的是,中國自殺人口當中,農村婦女占比最高。這恐怕給如此調查兜頭一棒吧。
資料顯示,城市白領當中,有心理問題者超過半數。於是,一方麵,他們承受著越來越多的過勞死的不堪重負的工作壓力,另一方麵,他們的心理衛生狀況又處於被置若罔聞的地位,任憑順其自然地生老病死。
無論是精神病人,還是其他人,從法律上說,都是公民,都應該受到權利的維護。
中國人的納稅數額,在全世界名列前茅,這已經是坊間達成的共識。那麽,衙門收取了如此的苛捐雜稅,又提供了什麽樣的公共安全環境呢?
如果精神病人對他人施加傷害,這種意外事故,自然不應該在市場化名義下悉數交由商業保險來作為規避風險的手段,既然收取了納稅人巨額的稅負,衙門就義不容辭應該承擔起相應的維護公共秩序、並且為由於在維護公共秩序方麵的缺失而進行補償乃至賠償。
開篇當中,衙門拿出錢來為受到精神病人傷害的農民工進行資助,這是在媒體報道此事後的行為。事實上,遭遇到精神病人傷害者大有人在。如果衙門悉數如此這般資助,恐怕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媒體、或者說在公眾麵前作秀,也可以說是如此資助舉動的解讀。
比如,那一萬元的政策與法律依據如何?為什麽就是整整齊齊的一萬元?為什麽就要援引新農合的政策救濟?
那麽,其他同樣遭遇到精神病人、乃至類似交通事故、被攜帶狂犬病病毒的流浪動物咬傷(我曾經專門就此寫過“狗日的中國”)、被無處不在的拉鏈工程弄得不留神翻身掉進坑裏、天災人禍等意外傷害者,是不是也能夠獲得如此的救濟?
而另一邊,精神病人們的待遇又從何得到改善?精神病人的權益有如何得到維護?
說穿了,這又是個改革開放的評價問題。
從2003年(注意,這個年份是委府更迭之後的第一年)建設部起草、由國務院發布的18號文件當中,我們就可以體會到,什麽叫做口惠而實不至,或者是北京人通常所謂“口兒犯”了。實際上,改革開放一直就是國民福利迅速倒退、財富迅速向官方語境當中習慣於使用的所謂“一小撮”、“極少數人”手裏集中的過程。
這個過程,從來沒有過任何改變。
而至今,變本加厲著。
所以嘛,現如今的中國,無論精神病人,還是其他什麽人,“絕大多數”都是命中注定的弱者。在這個意義上,說這些人都是精神病人的待遇,恐怕也未嚐不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