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龍象之爭其實早見分曉

中印龍象之爭其實早見分曉

                                 2008年1月15日

何必

《印度時報》14日發表評論文章《印度尚不能與中國討價還價》……（略。）

這兩天，印度總理來華訪問，成為舉世矚目的事情。全世界媒體都在以不同的角度、層麵、手法，解析著全世界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的政府首腦間的接觸。而中國媒體更是不遺餘力，在所謂主流媒體上充斥著中印首腦會晤及其背景和意義的各式各樣的內容。

印度時報的這篇文字當中也提及，世界兩大文明一年一度的高層對話再次屆臨，印度象對話中國龍再次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之一。（何必注，略。）

這種自我剖析，自我解讀，不知道現如今的中國媒體是不是也能夠幹得出來；即使有如此這般的比較，會不會讓比如中宣部給槍斃掉。

譬如，如果中國媒體分析得出結論說，中國在很多方麵比印度差得遠，那麽將會招致什麽樣的後果。

現在，中國人的眼睛死死地盯住發達國家，言必稱美利堅，徹底臣服於白人中心主義，而對發展中國家不屑一顧。在以錢為綱的總路線的喧囂當中，成王敗寇的實用主義原則成為不折不扣的中國精神。中國對於類似世界經濟論壇、G8峰會、米國人主導下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的關注，遠遠超過了由發展中國家倡行的南南合作，更是對在巴西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隻字不提。

本來嘛，中國雖然號稱社會主義，但實際上比資本主義更加唯利是圖，更加罔顧公平正義，更加欺行霸市，更加剝奪國民權利，更加將絕大多數國民貧困化陷於財富乃至權利的萎縮過程中。

因此，印度總理訪華，中國人樂不可支地談到，這位總理大人是如何對中國總理在新加坡演講的內容津津樂道，在中國總理演講時，虛懷若穀地坐在台下目不轉睛，並且在此後印度國內會議上將中國總理的演講內容打印成冊分發給與會者。印度總理提出向中國學習，讓咱們中國人著實得意忘形了一把。

反過頭來，咱們曾幾何時見到過中國什麽貪官汙吏的會議上提出要向印度學習來著？中國是不是需要向印度學習？換言之，印度是不是有能夠讓中國學習的地方？

這個問題本身似乎就是沒事找事，吃飽了撐得。中國人嘛，嫌貧愛富，利令智昏，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到現在全民腐敗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時，我們會去對黑乎乎的印度人給予什麽關切？那才是見了鬼了。

而且，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全部成就，幾乎全都賭博在了經濟發展上，其他方麵的比如政治體製改革、社會福利增加、國民素質提高、公共道德建設等等方麵都一敗塗地的情況下，當局與媒體也樂得用中國最突出並擅長的經濟數據來說三道四瞞天過海混淆視聽（姑且不論這些數據的真實性）。

印度時報這篇文章的寫作思路，恰恰就是中國人習慣了的路數，太耳熟能詳啦。說到經濟數據，那還不是信手拈來，人均收入、人均GDP、人均農業產值、基礎設施、製造業、國際貿易……

咱也不知道，印度是不是也有統計造假，這些數據比較，在數據的真實性存在水分的前提下，到底有什麽樣的意義。

咱也不知道，印度是不是也數據出官、管出數據，惟上惟大的官本位，使得數據本身不堪重負地承載著貪官汙吏仕途前程的擔子。

去年郭宇寬給我發來了他的作品。看看也許能夠讓我們獲得另外的視角。

過於寬

2007年8月9日 20:47

向印度學習

（何必注，略。）

看到了吧，印度的這種機構，是不是讓我們能夠想到些個什麽呢？

雖然，從郭宇寬的文字當中，能夠看出一些公正性方麵的問題，比如，一邊倒地讚頌，似乎有些提供了王婆賣瓜的空間。不過，卻還是提供了相當不錯的比較坐標係。

去年，我在挪威時，曾經寫到過，挪威人愛出錯，錯得讓人啼笑皆非，錯得讓人痛不欲生。也是在挪威時，我引用郭宇寬發給我的另一篇也涉及到印度的文字後，有對印度很熟悉的朋友指出，印度出錯比挪威要高出成千上萬倍。

這我相信。

不過，我也相信，辛格訪華，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的政府首腦對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專製國家的訪問。這兩個山水相連的國家，雖然都有著共和國的國號，但是，其真實內容卻相去甚遠。

郭宇寬提供的文字當中，提到了代議製民主，而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是，無代議者不納稅。但這在中國是可能的麽？

最近非常熱鬧的一件事，就是廣東市委書記汪洋高調祭出“解放思想”的大旗，號稱要在解放思想領域“殺出一條血路”。這種政治理想和政治文化（如果說中國當局還有的話）的提出，也恰如其分地帶上了血腥的暴力色彩，解放思想與殺出血路聯係在一起，讓人怎麽著也看著太雞兔同籠無法相提並論了。如果說，解放思想必須依靠殺出血路來實現，那麽這恐怕就意味著嗜血本性的無處不在了。

更何況，汪洋是從重慶市調往廣東省的。這種任命製，使得重慶市與廣東省、以及全國各地的納稅人都無法通過自己的選舉權來獲得自己認可的管理本地事務的官員。既然如此，為什麽還要我納稅？如果說，我繳納的稅款都用來供養原本不由我負擔的比如黨、政協、工青婦組織、而且我的權利被強製性“讓渡”（事實上就是被剝奪）給了我根本無法對其榮辱毀譽、生死存亡以及來往去留的公權力及其掌握者的貪官汙吏的話，我納稅的合法性何在？

這就是說，中國與印度，是一個權力社會對權利社會的比拚，是兩種迥然不同的製度之間的較量。

前年，中國媒體上就喜形於色地報道，孟買要學上海，我對此嗤之以鼻，專門寫過文字。

其實，經濟起飛的印度，的確存在著慌不擇路的情形，在發達國家已經進入後工業化時代之際，新興經濟體的成長路徑就無法對發達國家照貓畫虎，而毗鄰的中國卻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描摹版本。

於是，印度也開始搞經濟開發區。不過，在開發區建設之初，就遭遇到了中國根本不可能出現的情況，那就是當地居民拒絕搬遷，使得開發區征地無法進展。

這種情況在中國來試試！有幾個釘子戶堅持到現在的？

連北京當局也意識到，地方委府強製性拆遷，已經造成了巨大的甚至不可挽回的禍害。無視國民基本權利，強取豪奪，這將會引發“不堪設想”的後果。

什麽後果呢？冼岩對此提出了軍事管製的前景（我注意到，冼岩最近明顯加強了寫作的頻率，這恐怕很耐人尋味）；王力雄則稱之為“玉石俱焚”。不管怎麽樣，當權力拒絕政治體製改革時，我們所麵對的，就不再是經濟數據所帶來的沾沾自喜，更不是當局文過飾非報喜不報憂製造歌舞升平幻想所能夠掩蓋得了的凶險境況了。

如果我們在這個層麵上與印度比較，那又會得出什麽樣的結論來呢？我們還會像印度時報那篇文字裏描述的那般洋洋自得嗎？恐怕，誰都會脊背發涼吧。

龍象之爭，中印角力，結局嘛，恐怕早就分出高下了。隻不過，咱中國人不習慣實事求是；更何況，還有個愛國主義在那兒擋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