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超市警示標語看開去

從北京超市警示標語看開去

                                 2007年6月14日

何必

市民在超市裏經常可以見到一些警示語句，但有家超市的警示字條令有些顧客難以接受。……（略。）

網上流傳著內地妓女的總結。

主題： 一個妓女的年度總結報告ZT

（何必注，略。）

很搞笑吧。

我感覺，那京客隆超市裏滿眼都是的警示標語和這妓女總結中散發小廣告異曲同工。

一說到標語口號，就讓我想起了最近發生在廈門的百萬市民上街遊行抵製PX化工廠項目的活動，其中，標語口號也是比比皆是。王未名從美國給我發來BBC的相關內容。

2007年06月03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05:02北京時間 13:02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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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建化工廠 廈門民眾繼續上街

（何必注，略。）

博客上，我留下了郵箱，也有網民經常給我發來一些內容，希望我能給予關注、披露和評論。其中，也有將廈門市民上街遊行的諸多圖片發給我的。從圖片上看，波瀾壯闊群情激奮，打出了五彩繽紛的標語條幅，進行著示威。

這種自發性的群體活動，雖然未經當局許可，但卻引起了大範圍的密切關注，使得廈門當局對於這種可以定性為非法的活動不敢輕舉妄動，並導致化工廠項目不得不暫緩建設。盡管廈門委府口口聲聲說該項目並非停建隻是緩建，而且該項目投資者是台灣當局通緝的主兒，本身牽涉到對台關係，以及如何對待這個台灣民進黨的眼中釘，但畢竟此項目是否應該興建已經演化為一個公共事件，如果廈門當局一意孤行，所觸發的麻煩不會局限於當地本身。這種事情的影響力，有孫誌剛、重慶釘子戶等可以當作前車之鑒。

特別是，在目前各種社會矛盾一觸即發的情況下，網絡上無奇不有，並且所有偶然突發事件無一不是以飛快的速度超乎事件本身而直指政治軟肋，不管是學生辱罵老師，還是豬肉價格攀升，抑或是超女內幕，再不就是於丹為了參加北京市黨代會而聞聽自己的學生跳樓自殺的消息無動於衷，都會迅速擴展到觸及統治的地步。可以說，互聯網上那種被稱之為亞文化的支離破碎的語言，更適合於標語口號式的傳播要求，這種現代通信方式的存在，讓中國人得到了比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能夠捷足先登的優先權。

為什麽？1949年以後，中國社會就進入了威權時代。專製主義夾雜著個人崇拜，裹挾了這個龐大人口的國度近30年。其間，資源動員方式統統經由領袖號召的途徑，而口號標語也強化著參與正當性和熱血沸騰。

1949年往後，在中國社會裏標語口號的作用就日益升騰，來自共產黨發跡的老少邊窮地區的文盲狀態下的文化風尚和社會資源動員方式快速遍及全國。無論是開國大典，還是抗美援朝，以及後來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或者三反五反，將社會生活簡化並升華為政治性的標語口號，是一種中國特色的八股八卦。

我還清晰記得，文革剛剛開始的時候，總是能夠聽到大人們說，晚上八點要注意收聽廣播，有重要消息，而這通常意味著，毛澤東又要有指示發布。結果，到了這個時刻，萬籟俱寂都在屋子裏聽廣播，等到廣播發布這通常很簡短的消息後，整個空間就像爆炸了一樣，大人們紛紛忙不迭地簡單收拾就趕往單位，我那時還剛剛上小學，是一年級的班級幹部，也呼喚著同學到所在的鴉兒胡同小學。到校後，看到老師正在趕製印有剛剛發布的毛主席語錄文字內容的標語，然後學生排隊由老師引領出發，從學校所在的鼓樓西大街向著天安門廣場進發。馬路上，已經成群結隊擠滿了工農兵學商各色人群的遊行隊伍，鑼鼓喧天鞭炮齊鳴，標語口號橫七豎八鱗次櫛比，人們氣宇軒昂熱血沸騰聲嘶力竭，真有高爾基“大地在顫抖”的震撼感。由於我們年齡太小（或許由於老師偷懶？）往往遊行到景山附近就打道回府，而大人們則要在天安門廣場上折騰一宿。

後來，就是批鬥封資修，批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什麽毛澤東520聲明（聲援柬埔寨抗美運動）、626指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也正是因為這個指示，讓我全家都遷往青海大通縣，並成就了我後來中學時代的寄人籬下以及至今未決的悲觀主義人生基調），或者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莫不是采用精致而瑣碎的標語口號作為社會標識。

其中，在公共場所稀缺的時代，大街的圍牆上寫著“萬炮齊轟鄧小平”，下麵站著齊刷刷撒尿的主兒，也給那個時代的標語作了絕妙的注解和詮釋。

1978年改革開放，從政治鬥爭轉向了經濟建設，但政治體製改革卻到現在也還裹足不前。於是，在經濟上，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股份製改造，大鍋飯破除，私有製褒揚，可在政治上卻一直沿用古舊的方式。所改換的，隻不過像20多年前歐洲共同體成員負責人之一西科費肖爾特所標會的那樣：“更多更遠更快更富是當年社會的口號。”（轉引自E.F.舒馬赫《小的就是美好的》第105頁）在舉國上下的唯利是圖當中，在理性經濟人的個人理性糾集聚合到一起演變為肆無忌憚的群體非理性並導致資源、環境、倫常乃至生命質量嚴重透支的情況下，向錢看就成為了天經地義的中國準則。

而在政治動員方式依然被委府死死抱住不放的思路指引下，各式各樣的官方活動也就變得抱殘守缺光怪陸離。2004年4月4日《北京青年報》：4月3日，是北京市的第20個全民義務植樹日，京城200多萬軍民當天就栽種樹木300餘萬株。一大早，城四區的居民就走上街頭，綠化美化家園。據不完全統計，當天全市軍民共植樹300多萬株，養護樹木407萬株，清掃綠地552萬平方米，懸掛宣傳標語20933條，設宣傳谘詢站388個，發放宣傳材料59萬份，出動綠色小信使6.54萬人。

這種對公共資源的消耗，當然也成就著將社會生活標語化口號化的演進。

孫立平在《勞模評選的尷尬》的最後寫道，“當我們現在來評論勞模評選這個現象的時候，不禁讓人想起某些機關門口掛著的標語：某個節日已經過去幾個月了，為那個節日布置的標語還掛在那裏。在這個現象的背後，實際上是我們社會生活中的一個不良機製——無人願意對結束一件無意義的事情負責任。當初掛那個標語的時候有人負責，而摘那個標語的時候，無人負責了。於是，標語就隻好在那風吹雨淋。”

與此同時，河南省虞城縣沙集鄉村頭標語寫著：“越級上訪就是違法！”

而網上很多各地拍攝到的標語畫麵也很是令人震撼，與河南那則如出一轍，……就斷子絕孫！……就滿門抄斬！……不得好死！

這似乎正是印證了英國法學家約翰•薩爾蒙《法律學》裏的那句名言：刑罰，首先就是恐嚇，刑罰的主要目的就是給犯罪分子做出榜樣，並警告所有和他有同樣念頭的人。

但是，警示並不能等同於刑罰。犯罪分子及其有同樣念頭的人所得到的處罰的威懾作用，也並不意味著類似北京京客隆超市可以將所有的顧客都當作賊那樣進行大張旗鼓的警示。

偷竊超市商品是否構成犯罪，這並不是超市能夠定奪的，罪與非罪、罪的量刑等等，都要由法律來裁定，而不是依靠超市的標語。

超市裏的顧客，不消說其中肯定有賊，但這也並不代表著超市有權力通過標語的方式向所有顧客提示和警告盜竊超市物品行為的屬性以及可能受到的製裁。

超市如此行為，有著向不特定客體進行言辭威脅的嫌疑，或者是，涉嫌侵害顧客的合法權益。

其實，這種情形並不罕見。我回國時在航班上，快到中國時，飛機上的乘務員給每個乘客分發一張由中國邊防部門印製的物品登記表，那上麵要求乘客填寫不少個人信息，以及所攜帶的物品，並且在最後也鄭重其事地聲明，必須如實添寫，否則將承擔法律責任。

我出國到其他國家時，並沒有遇到過此類待遇。這種情況說明了說明？中國的法治狀況要優於其他國家？這恐怕是滑天下之大稽吧。問題就在於，這種把所有人都當作是賊，恰恰是法治形同虛設的當局的虛張聲勢之舉。

換言之，當舉著法律的牌子到處招搖惑眾之際，隻不過折射出法律不過就是個婊子；而習慣於如此治理行徑的，恐怕更多的就是做賊心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