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就別談公共財政了吧

在中國就別談公共財政了吧

                                  2007年5月6日

何必

我國各種收費規模依然偏大、行為不規範……（略。）

網上的段子怎麽說來著？

一位行政大官員看完報紙，憤慨地說：”這麽多婚外情事件，什麽社會！”

（何必注，略。）

這大黃金周的，那些官員也不休息，還假模假式地要工作，非得在節日期間給全社會一個勞作的姿態。

這不由得讓人想起，今年4月13日，西方七國財長會議在華盛頓舉行，這是一次有關全球經濟和金融政策的重要會議，但人們發現德國財長施泰因布呂克意外缺席。他不來華盛頓，是因為他已經答應家人去非洲的納米比亞度假，觀察那裏的野生動物。雖然招致一些非議，德國政府並沒有對財長的決定加以指責。“此次度假很早以前就計劃好了。這是這位財長對家人的承諾，而且去納米比亞度假和去波羅的海度周末不同，想重新安排並不是一件易事。”政府發言人說。

這種事在中國是可能的嗎？不信就在節假日期間隨便打開那些歌功頌德的電視新聞節目看看，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地方，保準都有委府官員節日期間堅守工作崗位的報道。頭頭腦腦們越是在節日期間越要表現出疲於奔命，視察啊，開會啊，發布消息啊，每天恨不得工作25小時，一年也得工作366天，給社會一個明確的信號，那就是衙門並沒白拿納稅人的錢，還是披星戴月日夜兼程執政為民呢。

可這種休息日不休息的風尚，在上行下效的中國社會，卻起到了一種非常明確的示範作用，那就是休息日可以不休息。於是，勞動法得不到切實執行，問題也就是這麽延續下來的。

而這位官員口口聲聲要依法規範行政收費，這是可能的嗎？

當中國經濟越來越變的發瘋般讓全世界談之色變之際，經濟決定論和GDP拜物教也就成為全社會的不二法門。去年8月16日出版《每日工業快訊》報道，（何必注，略。）

透過世界銀行對中國經濟的樂觀預期，可以注意到的細節是，“然而，政府一直不願實行以市場為基礎的政策，如利率手段，來控製這種投資熱潮並令經濟增長減速。中國政府8月15日要求國企將非主業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控製在10%以下，再次表明政府更樂於使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場化舉措。”而這種情況，在今年並沒有改觀，反而有愈演愈烈的態勢。

於是乎，當精兵簡政被閉口不談深藏塵封之後，各式各樣的行政舉措層出不窮也就在所難免，隨之而來的行政成本的大幅度增加也就水漲船高。比如，去年6月19日快訊，（何必注，略。）

而這種行政力量的加強，為行政成本的增加提供了製度性的基礎和前提。而在權力越來越得不到約束的情況下，行政收入的去向就更令人無法知曉。

王未名從美國給我發來BBC的相關內容。

2007年03月24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05:25北京時間 13:25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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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監察部：將嚴禁官員濫用公款

（何必注，略。）

那麽，到底有多少公款被“濫用”了呢？到現在，這也是個謎，不光是民間隻能依據星星點點淩亂紛雜的信息來推測，連中南海也無法弄清楚其中的玄機。

去年12月18日《瞭望新聞周刊》報道，有研究指出，基層政府正式的財權上收了許多，但實際上以實際權力為支撐的謀財渠道卻大量存在，基本可稱“權責對稱”。（何必注，略。）

所以，特別是在每年一度的全國兩會前夕，對於行政開支和公款濫用的關注就格外密集。人們更希望，兩會能夠成為對委府進行意願表達的一種有效渠道。

王未名發BBC的相關內容。

2007年02月26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3:21北京時間 21:21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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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社會”的政治基礎

（何必注，略。）

如果在邏輯上設定中南海還有意執政為民的話，那麽中南海裏有再大的決心也無濟於事，那種決心一矣到了大門外，就像落入了一個變化莫測的萬花筒、或者一個巨大的黑洞之中，翻雲覆雨節外生枝，其力度、強度、信度、效度層層失真衰減變形，被龐大密集盤根錯節的諸多衙門無一例外地進行著為我所用的注釋、消解乃至歪曲，沒幾步就麵目全非了。

王未名發BBC內容。

2007年03月27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0:30北京時間 18:30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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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高速增長 弱勢群體受困

（何必注，略。）

在當前的中國，經濟和社會出現了嚴重的不對稱，經濟畸形增長，而社會發展卻裹足不前甚至發生倒退，這種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跛足現象，已經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社會的維係乃至存在。

究其根源，委府功不可沒。

我和張洵共同的哥們兒許錚給我發來的文字裏，也有行政開支方麵的內容。

今年2月，國家稅務總局統計司公布的我國2006年宏觀稅負（稅收收入與經濟總量的比值）為18%，比2005年小漲0.5個百分點，但仍低於發展中國家3個百分點左右，比發達國家低約12個百分點。（何必注，略。）

胡星鬥給我發來其對此所作的分析。

特權壟斷利益集團：中國最大的禍害

胡星鬥

（何必注，略。）

2005年瑞士達沃斯公布的環境可持續指數，中國在144個國家中位列倒數第12位。

在胡星鬥看來，除去公款吃喝、公款出國旅遊和公車浪費之外，還有公款建房。胡星鬥將其稱之為“四公”。而在我看來，這“四公”之外還要加上個“公費醫療”，就是衛生部前副部長殷大奎所謂在公共衛生方麵的財政投入80％都用在了850萬黨政幹部身上。如果加上這一公，我將其稱作是公款浪費的“五毒俱全”。此言一出，有專門從事這方麵研究者給我發來郵件，問詢其真實性和可靠性。畢竟，我隻不過是個評論者，而非研究者。可能，問題的提出比問題的解決更重要，提出的無非是個思路而已。

而溫鐵軍給我發來的內容則從一個側麵反映出更為嚴酷的現實。

各省政府嚴重超出規定的開支：汽車配備超出80倍

（何必注，略。）

這種景況也實在讓人觸目驚心吧。現如今的中國已經變成了這副模樣，再說什麽也似乎無法準確描述其亂象了吧。

與開篇國家發改委官員的信誓旦旦相映成趣的是，今年4月初，財政部發出通知，要求進一步核查各中央單位的非稅收入。非稅收入，是指除稅收以外的政府收入，包括行政事業收費、政府基金、罰沒收入、土地出讓金等等。據報道，2004年中國非稅收入逾萬億元。在江蘇全省範圍，非稅收入總量已從1996年的255億元增加到2005年的1107億元，占地方財政總收入的30％以上。而這些地方部門的自由資金一直遊離於國庫之外。非稅收入的構成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財政預算內的非稅收入，比如國有企業的上繳利潤、罰沒收入、基金收入等等。第二部分是預算外非稅收入，包括由國務院或財政部、國家發改委批準設立的性質事業性收費和基金，由省政府或省財政廳、物價局批準設立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基金等等。第三部分則是通常被詬病的製度外收入。這筆錢散落在地方各個部門的手中，完全遊離於管理之外，“小金庫”一詞緣起於此。製度外收入是這次非稅收入改革要消除的對象。

有趣在哪兒？這次財政部發布對中央各部委的非稅收入項目的排查通知，距離上一次統計結果僅僅兩個多月。2006年底，財政部曾以急件的方式給中央各部委發了《關於調查清理中央單位非稅收入項目的通知》，並要求12月底前將調查數據上報財政部。連出兩道急令，是“因為上一次的調查結果不太好”。財政部綜合司的官員對媒體透露，主要表現在項目數量偏少，非稅收入規模過少或項目性質有出入等。

衙門就如此朝令夕改，朝秦暮楚，這種昏庸無能和揮金如土，怎麽能夠讓我這等社會最底層分子不膽寒齒冷？

中國從1993年開始實行預算外資金“收支兩條線”管理。但有學者質疑這種收支管理是否延續著方向性的錯誤：在資金撥付方麵，依然實行將非稅收入全額發還或差額返還給收費單位。張光遠撰文認為，“無論哪一種返還方式，都不能改變誰收費誰使用的基本格局，收費多少與單位利益直接相關，無論是性質機關還是事業單位都有一種本能的衝動去收費。”

這種製度安排，極大地鼓勵著衙門的取費衝動，成就了行政收費、巧立名目設立基金項目、罰款經濟等等。

這樣的資金到底有多少呢？在調查中發現，甭說國家發改委或者財政部，就連各省級衙門也照樣無法調查清楚。從中央到各省市區的情況看，所有黨政部門對於自身的財政狀況都諱莫如深，以至於要想摸清各個機構的收入狀況，簡直成為一道世紀難題。就算是一個縣裏麵，連個科技局都敢於向縣發改委瞞報真實收入狀況，遑論上級乎？省級調查就更加如履薄冰，而到了京城，簡直就是舉步維艱，很多時候隻能靠類似審計報告來濫竽充數，這也是審計報告從三年前的“風暴”迅速淪為雞肋的製度失靈的真實寫照。坊間將這種狀況比喻作其開支甚至高於地方割據的浪費，而眾所周知的是，中國國內的地方割據使得地方之間的貿易成本比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開支還要高昂。

崔之元給我發來了有關行政收費當中令人唏噓的內容。

重分“土地出讓金” 2006-03-20《財經》

（何必注，略。）

怎麽樣？行政收費之中，土地出讓金這麽個領域就存在著如此巨大的漏洞，還能指望著中南海規範已經腐敗透頂的地方委府的竭澤而漁強取豪奪的行徑？

今年強行通過的《物權法》之中，在“公共利益”界定上的語焉不詳，實際上反映出該法向強勢利益集團妥協的本質屬性。在當今的局勢下，公共利益會被當作委府搜刮民脂民膏的幌子和借口，在法律的庇護之中展開對國民的新一輪掠奪。

為什麽？我堅定不移地認為，在中國，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公共”。我曾經專門喋喋不休過“公共＝廁所”。具體到公共財政方麵看，如前所述，誰能說在中國存在貨真價實公共財政？無論是預算內（這方麵內容另行討論），還是預算外，委府收入連中南海都鬧不清楚，還能通過法律或者其他製度設計進行規製？誰能相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