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開車遭遇殘破的公共責任體係

不開車遭遇殘破的公共責任體係

                              2006年6月6日

何必

6月5日是世界環境日，也是號召每月少開一天車的日子……“比我開車多花了1個小時，錢多花了10多塊錢，覺得很累現在都腰酸背痛的。”……交管部門表示今天122接到擁堵報警量和往常早高峰還是持平。（略。）

這就是對於6月5日世界環境日，北京市民自發保護環境舉措的一個具體的情景展現。顯然，這種節目是經過事先安排的。5月底，北京就發出了在世界環境日這一天不開車的倡儀，並且得到了北京市環保局副局長杜局座的響應，而且還真的自己單程步行40多分鍾上下班。於是，真到了當天情況會怎麽樣？那些果然不開車的人會遇到什麽樣的麻煩？道路擁堵狀況是否會得到緩解？這種舉措到底應該從什麽層麵上進行解析、判斷和評價？……這些都是可以通過一個具體的人來追蹤和展現的。

結果呢？節目中也算是充分表現了。這種場景，比起哪個電視劇中的精彩程度也不在話下吧。那些昏庸的電視劇編劇和導演，怎麽就不知道到現實生活中這種觸目驚心的景象隨處可見呢？

而這種結果，也是可以預先想到的。雖然，現在的電視工作者乘坐公交車的已經是鳳毛麟角，這倒不是因為公交車的金貴，卻因為實在慘不忍睹忍無可忍。該節目製片人在與筆者討論涉及公交車選題時就慨歎，現在那些年輕記者基本沒有人乘坐公交車，因此對公交狀況所知甚少。不過畢竟還有我這樣徹頭徹尾的社會底層被邊緣化了的主兒每天不得不沙丁魚般地擠公交車，對於這類選題，當然有的是感受。

看看這個不開車的主兒到底遇到了什麽吧。這種景象絕不是偶然的或者個別的，凡是響應不開車號召的人都會或多或少碰到此類麻煩。

應該怎麽看？

這個世界環境日，來得也真不是時候。5月10日，北京公交車全麵實施IC卡，取消紙質月票，成全了公交優先向公交公司優先的利益轉移；5月20日，北京市出租車全麵漲價，原本要耗時到7月1日才完成所有車輛價格轉換的過程，僅僅不到10天就全麵完成，成全了綁架全體消費者和出租車司機利益而滿足管製下的出租車公司擁有者（以及相關政府部門）中飽私囊的需求。而在這兩個事件剛剛麵世並血肉橫飛當口，卻來了這麽個世界環境日，讓那些平素開車人與時俱進地著實體會了一把全新的不開車的經曆。

當然了，公交車還是那個公交車，出租車還是那個出租車，變了的隻是價格，以及用卡消費的操作性難度。在公交車和出租車乘車環境沒有絲毫改善的同時，卻將價格漲了上去，成為地地道道的質次價高的劣質品。

所以嘛，別來不來就拿與國際接軌說事，也別光說什麽無車日是國際潮流。無車日需要的是公共交通的全麵配套。

當我們的公共交通越來越成為公交部門牟取部門私利的工具之際，世界無車日在中國的具體操作就麵臨著公共利益所遭遇到的巨大的羞辱與強暴，表現嘛，自然也就是那個主人公所經受的了。

而進一步可以預想，如果不開車遇到的是巨大的精力、體力、耐力、財力的付出，那麽僅僅為了環境保護而付出如此的代價，對於那些還擁有著一些社會責任意識的人來說，顯然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是不現實的。當初設計這個節目時也設想，如果乘坐公交車被扒手偷了錢包，一年的油錢都在一次公交車經曆中喪失殆盡，當然不能奢望開車族能夠將不開車之舉持之以恒。

如果迫使開車族都選擇自行車，拋開體力成本不說，自行車最有效出行半徑僅為5公裏，在日趨擴大的北京城麵前也實在不足掛齒。

說到出租車到底是不是公共交通工具，這個問題在中國討論起來更像個偽命題。西方國家出租車被城市居民所離異，並不是因為其價格，而是以公交車為支撐的公共交通體係的完善便捷安全快速的基礎。當公交車僅僅成為逐利工具而越來越背離公共交通屬性所要求的服務於廣大城市交通出行需求時，出租車才會有現在這種不尷不尬的地位。

而且，現在擁有私家車的人，應該是所謂的白領階層，或者我們通常自欺欺人稱之為“中產階級”的人群。這個人群之中的部分在社會責任的驅使下，選擇不開車，更可以看作是一種降尊紆貴的下放之舉。結果他們看到了什麽呢？在當今的中國，凡是可以看作是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的，都正在被邊緣化垃圾化，公共汽車垃圾化，出租車垃圾化，公共道路垃圾化，公共場所垃圾化……

清華孫立平研究結論，首先，社會分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最終的結果是形成兩個越來越大的集團，即強勢集團和弱勢集團。其次，這種格局趨勢已基本定型化了。

那麽，開車族選擇不開車而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卻目睹了公共品的腐劣趨勢和難以忍受的服務品質，最直接而經濟的選擇，就是回到私家車上。

這還不用說，如此號召麵對北京上百萬公車無濟於事到底意味著什麽。

於是，社會分化也因此被加重且固化，更加堅定了公共交通隻是服務於貧民的社會理念。社會也因為貧富差距的擴大和定型而顯得愈發不堪一擊。

還應該看到，那些選擇不開車的人的觀念，原本是很值得讚賞和提倡的。這是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以及責任意識的弘揚。但現實情況卻是，麵對公權力，任何公民的權利都隻不過是很容易被撚死的螞蟻，公共責任和公共理性等等堂皇的說辭，在公權力麵前弱不禁風體無完膚。

具體言之，當權利碰到權力的時候，所有的宏觀而抽象的教化和倫常都表現為一個個具體的操作性細節，也就是體現為：究竟該選擇什麽樣的公共交通線路？到底該如何使用那個該死的IC卡？該怎麽擠上那悶罐似的同樣罪該萬死的公交車？該怎麽避免被賊榮幸地光顧上？兜裏的錢是否足夠支付出租車費從而為北京市有關部門為出租公司侵吞國民財富進行強買強賣的行徑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該如何盤算不開車所付出的成本和代價，與如此理想主義行為所取得收益之間的平衡點和得失？如果應付疲憊不堪還要為環保勞民傷財的局麵？當房地產開發軍警車輛橫行霸道等等環境汙染愈演愈烈之際自己不開車能起到幾許作用？

這樣，不開車逐漸會成為一種時髦而奢侈的理想。麵對冷酷的現實，除了聽任機動車霸權，還真沒有別的什麽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