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到北京來勾引急不可耐的主兒啦

天津到北京來勾引急不可耐的主兒啦

                          2007年4月1日

何必

天津市河東區的幾位領導熱情地推銷起了房產項目……（略。）

網上有關天津的段子頗有趣味。

天津話GRE

（何必注，略。）

十幾年前，就知道用天津話教英語字母，那將是個很快活的事。天津老師用教鞭指著黑板上的字母讓學生跟著念：“介你媽A（去聲，下同），介你媽C”……當然啦，A和C中間那個字母如此念起來注定更加義憤填膺花枝招展。

甭管怎麽著，人家天津人現在跑到北京來兜售自己個兒的房地產項目來啦。

早年間上學，知道中國有三大直轄市，京津滬，可說起來總是北京上海，沒天津什麽事；改革開放之後，天津更是悄沒聲地叨居末座，還楞是讓廣州、深圳、蘇州等城市趕超過去，重慶升格為直轄市後，也有著不俗的表現，蓋過了天津。於是，這天津就這麽被邊緣化，從文革當中三大自行車品牌之一“飛鴿”、名牌電視機“北京”以及手表品牌“天津”等等一係列響當當的工業重鎮迅速跌落，也從改革開放後摩托羅拉總部所在地和康師傅方便麵總部所在地的榮耀裏麻利地剝去光環，淪為人嫌狗不待見的垃圾。

當然啦，俗話說京油子衛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天津衛的主兒們那張很能忽悠的嘴自然還是閑不住，而且人家也不會甘居末遊，麵對著舉國上下的日新月異奮張勃起，不能在窮途末路上抱殘守缺，怎麽著也得撈杯羹嘛。去年7月5日出版《每日工業快訊》報道，（何必注，略。）

於是乎，天津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外資具有吸引力的城市，並且以工業基礎和價格低廉的勞動力作為主要賣點讓洋鬼子們眼前一亮。可我們卻看到，這些因素恰恰是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吸引外資的主要單元，換句話說，曆經近30年的時光，天津依然停留在最初始的發展狀態。

在全國一盤棋的格局逐漸崩塌的情況下，不像南方地區越來越多的地界兒幹脆明火執仗地與中央形成對壘之態，讓媒體找到了央地博弈的詞匯來描繪如此窘境，天津倒是循規蹈矩地服從最高委府對於自身的定位。去年8月9日快訊，（何必注，略。）

緊接著，天津也忙不迭地發布了自己的發展框架思路。去年8月16日快訊，（何必注，略。）

這種八股八卦式的官樣文章，已經看得頭昏腦脹。其實，翻看各地的類似綱要，大同小異，無非是在具體措辭上有所區別。其共同舉要都不外乎發展製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招商引資等等。

其實，天津早就從火燒望海樓的膽魄氣節裏滑落出來，成為北京的小媳婦。戴相龍從央行行長位置上鬱悶而去，到了天津充任負責人，按照中南海的旨意，要好好地為北京和華北服務。

現實情況是，華北地區成為中國區域內貧富差距最大的地區，北京一馬當先，可周邊的天津－河北卻相去甚遠，北京憑借著得天獨厚的權力優勢，攫取了太多的資源，比如在水資源方麵強製性讓南水北調工程繞開那些急需生活用水的地帶，而且現在北京水資源緊缺狀況，讓北京連廢水都拒絕給毗鄰的省市，造成了京津冀相互間關係日趨緊張；而北京將高汙染的比如首鋼和焦化廠等工業遷移到河北，可卻必須承受北京周邊地區嚴重汙染的小水泥、小化工、小造紙、小印刷等所排放的煙塵和固態液態廢料的侵襲。

這樣，如果想要看中國的關係惡化，最好的就是在北京及其周邊轉悠一圈兒，就會看到，所謂的京津唐經濟區裏的各個衙門，無不是心懷鬼胎各自為政，隻想獲取拒絕付出。

最新的消息是，中國將建立10大城市帶，其中就包括京津唐地區。

我2002年在央視做經濟學家演播室訪談節目時，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王建就專門談過此類話題。他當時呼籲建立9大都市經濟圈（詳見經濟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俺主編《世紀大事：央視向經濟學家發問》一書中王建“加快建立我國的都市經濟圈”——都市經濟圈由日本人提出•我國人均資源條件與美國迥異，但近似日本•都市圈可以提高城市容積率，且減少道路用地•沒有都市圈會使已很稀缺的土地資源更趨枯竭•建立都市圈是由市場決定而非政策決定）。

現在，王建應該心滿意足了，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從9大擴充到了10大，也算是功德圓滿了。隻不過，與王建設想有所差異的是，現如今的城市帶依然是由政策主使而不是市場造就。

但如果脫離開經濟學的視角，不按照王建從物流成本和土地資源消耗以及相對完整的資源配置體係的立場上看待如此現象，卻是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

現實情況是，中國的地方割據已經板上釘釘木已成舟。外電評論，中國大陸各地之間的貿易壁壘甚至要高於國際間，也就是說，中國內地不同省市自治區甚至縣市之間的交易成本要比與國外進行貿易的成本還要高。前幾年炒得熱火朝天的重新進行行政區劃、將現有31個省市區拆分為50個省的傳言之所以像模像樣，從一個民政部官員私下的個人研究迅速成為廣為流傳的製度設計偽命題般的公共事件，就反映出現如今各自為政以鄰為壑的現狀，及其背後深刻的社會擔憂。

可人們發現，即使如此製度得以登堂入室，隻不過會形成新一輪的民間財富掠奪，除了增加官員、臃腫機構、平添納稅人負擔之外，對於緩解秦暉所謂“尺蠖效應”（尺蠖這種“弓腰蟲”是一種無脊椎動物，行動時一屈一伸像個拱橋；而“尺蠖效應”就是說，尺蠖一會兒收縮，一會兒放直，可是無論收與放都隻朝著一個方向——那就是爽了利益共同體而坑了普通老百姓的方向）毫無助益。

就在這兩天，建設部大模大樣地對外公開表示，針對房地產的宏觀調控已經結束，房地產價格要由市場來決定。

幾乎與此同時，今年頭一個季度各個城市的住宅價格狀況也得以公示。北京繼續以同比增幅超過千元的態勢榮幸地名列全國次席。這種就在中南海眼皮低下對於最高委府抑製房價過快增長的原則精神不為所動的架勢，也實在讓越來越多的北京人落魄到連當房奴都成為鏡花雪月的癡心妄想的與時俱進程度。

然後嘛，宏觀調控就功德圓滿咧，房價就隻能是市場那隻被吹得神乎其神的“看不見的手”去掌控咧，房地產也就成了中國人最大的殺手，轉瞬之間就將一個個自命不凡的鳥男狗女們從被廣泛津津樂道的所謂中產階級或者白領粉領金領人群中拖泥帶水地拉下馬，在房奴生涯中苟延殘喘到回光返照。這實在讓人見識到，宏觀調控到底是個什麽勞什子破爛兒。

所以，什麽城市帶或者京津冀經濟區還沒個輪廓，天津就急不可耐地到被房價逼得狗急跳牆的北京人中間兜售起海河邊上的房子來，讓北京人到邊緣化了的天津去體會改革開放的成果，並經過這種運作提升天津房價，招來北京人財大氣粗揮金如土，自然也會導致天津房價水漲船高，讓毗鄰北京的天津憑借著京津快速交通近水樓台先得月，勾引那些眼睜睜看著北京房價飛也似的節節攀升而倍感囊中羞澀充滿了挫折感和失落感的北京人到天津去風光無限一回。

然後呢？讓土得掉渣兒窮得丁當響的天津人在越來越多的北京人的光顧下不得不逐漸搬離祖祖輩輩的居住地，也到比如河北的什麽地方安家落戶，然後就是河北人繼續向山西內蒙擴散，如此梯度效應地循環往複，最終把窮人都趕到荒郊野嶺當中刀耕火種，或者幹脆一次性地轟到荒無人煙的戈壁沙漠上茹毛飲血。

就像黑格爾比喻的那樣，當這種循環勢不可擋之際，你死我活當中，曆史卻狡猾地達到了自身的目的，得到了所謂螺旋式的上升；用到我們這裏，也就是通過如此資源交換，達到了對民脂民膏的又一次劫掠，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誰能說天津如此舉動，不是為了北京乃至華北服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