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營企業家參與黨政幹部選拔現象令人堪憂

浙江民營企業家參與黨政幹部選拔現象令人堪憂

               2004年7月23日

何必

眼下正在進行的浙江省黨政幹部公選，今天晚上將公布筆試成績……（略。

前一段時間，“紅頂商人”現象再度引起社會各方密切關注。在改革進程中，出現了權力資本化與資本權力化的交叉傾向，一再翻身落馬的黨政幹部幾乎都是由於利益手中掌握的行政權力謀取私利最終東窗事發的，現在，每天翻開報章都能看到又有什麽官員被查出有行政劣跡而遭遇“雙規”甚至移送司法機關的事件，人們對此也已經習以為常，逐漸在官員腐敗的日子裏麻木不仁；同時，也能看到各類企業頭麵人物想方設法拿企業資源向地方主管官員討好行賄，用市場資源與行政權力進行交換。有些“紅頂商人”幹脆就是同時身兼行政與企業的職務，集權力資源與企業資源於一身，在一個人所承擔的雙重乃至多重社會角色之間完成了權力與市場資源的轉換，成為權錢交易的集中載體。

浙江這次選拔黨政幹部吸引了不少民營企業家，這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大概，人們又會對此議論紛紛見仁見智。

依筆者看來，民營企業家熱衷於黨政幹部選拔，也許並不像坊間所流傳的那樣是體製改革可未人們津津樂道的事情。

這次參與選拔浙江省黨政幹部的民營企業管理人員柯登響說，盡管當公務員的收入要比現在少很多，但在他看來，政府這樣一個平台對實現自己社會理想和職業理想有著難以抵擋的吸引力。“企業和政府畢竟是兩種性質的管理，而且政府還承擔著公共服務的職責，直接關係到老百姓的生活，做好了的話那種成就感是管理一個企業不能比擬的。”如果我們拋開此公麵對媒體冠冕堂皇的說辭，而是去看一下民營企業真實的生存狀態，那麽也許就可以從更深層麵來理解其振振有辭背後的原因了。

浙江省是我國民營企業較為發達的省份之一。由於浙江緊鄰台灣海峽，那裏長期以來一直處於備戰前哨地帶，公有製經濟發展相當落後。按照當地人們習慣性的說法，很久以來，浙江省除了郵政部門和糖煙酒公司外，就沒有國有企業了。改革開放後，這裏的民營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特別是到了上個世紀末，依靠地方政府力量拔地而起的類似華西村那樣的蘇南模式逐漸暴露出其行政負擔過重行政幹預跡象非常明顯而在中國鄉鎮企業－民營經濟中日漸式微後，浙江模式就開始異軍突起並取而代之成為全國矚目的焦點。各地紛紛到浙江去取經，力圖學習那裏民營經濟發展的經驗。一時間，“溫州模式”、“浙江模式”成為各方熱烈討論的興奮點。

但是，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的民營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卻依然不盡人意。經濟學家樊綱曾經做過一個調研，如果以國有企業能夠進入的領域為100％，外資企業現在大概能夠進入的比重是60％左右，而民營企業能夠進入的隻有40％。他就此得出結論說，我國的民營企業在受歧視的問題上閉外資企業還要嚴重。他認為，加入世貿組織後要給外資企業國民待遇，而更重要的是給我國民營企業國民待遇。

換句話說，作為土生土長地地道道的中國企業，在享受企業待遇方麵，目前民營企業比起外資企業來還要缺少約50％的各種條件，中國企業在中國本土上比外來企業還要遭受白眼和冷落！這是多年令人難以置信但卻又是實實在在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情。姑且不談國有企業到現在依然霸占著大量資源卻滋生著太多的社會問題，隻是拿我國的民營企業與外資相比較，就很費解於企業待遇方麵這種不公平的製度安排的設計思路與理念究竟如何？為什麽在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不可忽視的巨大動力的民營經濟所應該享受的待遇方麵，出現了非常不和諧的崇洋媚外把自己企業等而下之的做法？

從浙江民營企業發展曆程上看，到現在民營企業已經走到了一個體製性瓶頸處而難以再有所作為。民營企業自身規模與家族製的先天構成，以及一盤散沙似的企業分布狀態和組織化程度，成為了浙江這塊風水寶地裏生長的民營企業所麵臨的難以逾越的內部障礙；而民營企業在資本市場上所處的尷尬位置讓其麵對國有銀行時很難形成對接機製，造成民營企業融資的巨大而範圍甚廣的艱難；還有，由於民營企業對國際市場信息把握和利用方麵能力的捉襟見肘，常常使民營企業在紛至遝來的反傾銷訴訟充任首當其衝的犧牲品；而且，最近國家實施的針對經濟過熱采取的宏觀調控舉措中，最直接受到影響的就是民營企業（經濟界在國有企業受這次調控影響幾乎微乎其微上幾乎達成共識）。

這樣一來，民營企業總是處在進攻時衝鋒陷陣撤退時斷後防禦的位置上，比起其他所有製企業來就像個後娘養的總是矮人一等。這還要加上地方政府通常情況下，出於人員安置、財政收入、麵子工程以及權錢交易等很多看地見和看不見層麵的考慮，往往不能也不敢對當地國有企業為所欲為，對外資企業也還是好不容易招商引資來了不能動輒扯下臉來進行盤剝，剩下最好欺負的當然就是民營企業了。民營企業在與地方政府打交道過程中所耗費的大量時間、人力和金錢已經是社會上有目共睹的。於是也難怪民營企業經營管理者倍感艱辛寒蟬。

在市場經濟比較發達國家，政府工作人員更多地來自法律工作者和大學教師，很少有企業家直接參與選拔，而更多隻是作為競選的財力支撐角色存在並發揮作用。大概沒什麽人聽說過比爾•蓋茨、韋爾奇之類的商界巨頭突然萌發奇想要入主白宮過些統治國家的日子，也沒聽說那些巨型企業的首領們會參加地方政府工作人員的選拔。

在我國，當企業家幹出一定成績後，就會自覺或不由自主地擔當一些政治工作，這種現象是很奇特的，也是轉軌過程中的中國所具有的一些階段性的現象，實質上還是權力資本化和資本權力化的表現。

當然，浙江民營企業家們紛紛參與地方黨政幹部選拔，並不是由於當地民營企業已經足以參與地方政治。如上所述，倒更像是民營企業主們選擇對民營經濟生存環境以及對民營企業歧視的一直逃避。從這個意義上說，民營企業家參與地方黨政幹部選拔，似乎並不是件值得彈冠相慶的事；換言之，如果什麽時候，民營企業家們能夠踏踏實實幹好自己的企業而不是異想天開搖身一變想著從政，或許那時候我們才能說有了真正的國民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