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發委新近公布收入報告

國發委新近公布收入報告

                                    2006年2月6日

何必

國家發改委經濟體製綜合改革司昨天發布報告稱，當前我國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已比較大，而且這種收入分配差距在相當程度上是不合理的……（略。）

春節剛剛過去，國家發改委就發布了這麽一個報告，指稱中國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現狀。可想而知的是，這份報告的成形是在春節之前，而之所以選擇節日後發布，是考慮到別在大過節的給中國人添堵，一些負麵的內容還是過了節再對外公布，讓中國人傻乎乎地過一個快樂祥和傳統節日。

有趣的是，這份報告的調查研究對象隻是中國城市居民，而把占中國人口總數約2/3的農村居民排除在外，並據此得出了中國城市居民的基尼悉數，而要知道，全世界衡量基尼悉數都是將一個國家的總人口的收入狀況都涵蓋進去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發改委的這份報告又是份別有用心地將農村人口排除在外的以偏概全之作。把中國農民驅除在調查研究範圍，如此得出的基尼悉數會是個什麽貨色，

網上流傳的“掠奪式經濟使中國中產階層迅速消失”一文也算是一針見血地指出（略。）

每每談及中國的基尼悉數，總會有人站出來說這是發展的代價（該報告發布當天有媒體就拿樊綱就此的立場進行的披露），換言之，中國的貧富差距是社會轉型過程中必然出現不可避免的現象和遭遇。

更是有些人總是把中國基尼悉數的狀況與美國聯係在一起。我們看到，媒體煞有介事地公布著如此內容：

美國社會學重鎮丹尼爾•貝爾說，上個世紀50年代，美國最富的階層與最貧困階層的收入差距是30：1，而今天，21世紀初，這個差距已經到了1000：1。

2005年12月28日《華盛頓觀察》：美國大學的經濟學家托馬斯•赫茲在32年中研究了6273個美國黑人和白人家庭兩代人的個人發展情況。（略。）

似乎，號稱當今的世界警察、通過暴力乃至戰爭手段、以殺人為合法路徑在阿富汗、伊拉克等伊斯蘭世界（2月6日消息，由於中國和俄羅斯同意歐盟將伊朗核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美國聲稱不排除對伊朗使用武力）強製性兜售其自由民主價值觀和社會存在規則、並在全世界樹立人類存在典範的美國，也有著如此嚴重而固化的貧富差距，而且還在固化過程當中，那麽中國有點貧富差距又算得了什麽呢？

怎麽樣？傻眼了吧！不貧了吧！

沒聽說，上個世紀20年代末那場席卷全世界的經濟危機後，美國也是假冒偽劣橫行商業欺詐遍地？如今中國的市場混亂隻不過是一個冉冉升起的東方文明社會臨產前的陣痛和改革開放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而已，慢慢來，別著急，麵包會有的。

可這種比較當中，卻忽略了一些基本到了曆史性和決定性的因素，諸如法製傳統、社會中堅力量、宗教信仰、黨派競爭、輿論監督、政治體製等等。這些元素可不是能夠畢其功於一役的。光是看，如今中青報【冰點】還莫名其妙而且蠻不講理無法無天地被封了呢，遑論它乎。

其實，中國的貧富差距早就不是什麽新鮮話題，而且也早就是世人皆知的事實了。

美林資產管理公司《2004年全球財富報告》：中國現在的富裕人士（超過100萬美元金融資產）較前一年增長了12％，達到23.6萬人，這些人總財富為9690美元。

2005年12月14日《中國證券報》以“中國0.5%家庭擁有60%個人財富 富人正變得更富”為題報道，（略。）

拋開國際輿論，國內機構針對中國的收入差距也不是沒有聲音。根據國家統計局城調總隊的季度報告，中國人的收入差距不僅達到了相當大的地步，而且這種差距仍在繼續擴大。2005年第一季度，最高收入10％人群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8880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倍），而最低收入10％人群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755元，二者增幅相差近25倍。

而早在1998年就有數據表明，用聯合國開發署的人文發展指標來衡量，中國最富省份和最窮省份之間的差距幾乎相當於西方發達工業國家與最窮國家之間的差距；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中國的整體不平等“是所有有資料國家中惡化最快的”；世界銀行還指出，“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城鄉差距尤其突出。在其他國家，城市收入和農村收入之比通常在1.5倍左右，很少超過2倍。而在中國，如果考慮到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種福利收益，則城市的實際收入對農村收入之比要超過4倍”。

……

所有這些，都在向我們展示著一幅幅令人不寒而栗的畫麵：中國隻用了短短不到30年的時間，就形成了社會階層的重組，成就了全世界速度最快的、而且也是最嚴重和最危險的貧富差距格局。國民財富迅速向“一小撮”人手裏集中，而且這個進程還在不斷加劇，並且以類似於國資委主任李融榮重新放開國有企業管理層收購等名義逐步合法化的路徑招搖過市著。

2005年11月29日，總部設於瑞士日內瓦的國際人權組織“住房權與驅離中心”宣布，中國被列入2005年違反住房權最嚴重的三個國家之一。該組織敦促中國信守它簽署過的國際人權條約，不要為了經濟發展而踐踏人民的居住權。

而與此同時，在暴力拆遷愈演愈烈的局麵裏，北京規定“副部長級以上的公民，特殊公民（指民主黨派中的高層人士、外籍公民、在台灣原國民黨高層人士）的房地產，在拆遷過程中土地使用權需依法評估、補償”。這等於赤裸裸地宣告，無權無勢的普通中國公民不能享受法律的保護，隻有“特殊公民”的合法權益才“依法”受到保護。

清華大學社會學者孫立平後來做過研究，結果表明，按照國際上的計算方法，中國社會的基尼係數已經達到了0.45，居全世界首位。孫立平研究結論是，首先，社會分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最終的結果是形成兩個越來越大的集團，即強勢集團和弱勢集團。其次，這種格局趨勢已基本定型化了。三是社會流動出現新的趨勢。四是從80年代到90年代，一部分人的社會心態發生變化，開始產生挫折感。如果將來老的失業群體抗拒的方式是上訪、靜坐、攔車，那麽新失業群體將會是擾亂社會治安，甚至是犯罪。

通過國家發改委發布的這份中國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報告，人們可以體會到，實際上，去除掉中國統計中注定存在的水份，再加上1998年世界銀行指出中國城鄉之間收入差距達到4倍的事實、以及其後中國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此後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則宣稱這個比例已經是1:6）；綜合看來，那種認為中國基尼悉數已經達到0.65的說法也並非空穴來風。

皮埃爾•卡藍默《破碎的民主》一書中寫道：“如果有些地方經濟在納入世界市場的同時破壞了社會聯係，並使社會資本變得貧乏，而且漸漸地，糧食安全或食品質量的下降也是由此引起，因為這種安全過去是由地方的相互依賴性所保證，而在新的治理層次上又沒有建構新的安全體係，那麽這無異於狗熊掰棒子，因為這說明建立在商品交換基礎上的經濟最佳狀態已經達到了以形勢惡化為代價的程度，而其所處的領域比社會生活更為重要。……所發生的情形就像用線性衡量工具去衡量‘經濟進步’，其結果是極端的片麵與局限，並且掩蓋了事物的本質。”“一個社會以保持其特性為由抵製任何變革的結果是注定要滅亡的；相反，一個社會為其自身的演變所迷惑，甚至忘記了變化的理由，甚至否定自己，更會麵臨滅頂之災，喪失方向，在所謂的進步潮流中隨波逐流。”“謹慎原則可以以個體責任的名義用來對抗知識和權力的掌握者，也顛倒了證明的方式，即不是要證明一項革新會造成不好的結果，而是證明這項革新不會產生壞的結果。”

改革進程，蛻變為政府向強勢利益集團方向轉型，因之導致全社會的混亂和災難。轉型期間所形成的權力真空，造就了設尋租的巨大空間，使得權力市場化獲得了對於時代以及國家的決定性，而遊戲規則隻是成為被蹂躪的妓女，高速增長的表象被擴充為政治權力存在的本質理由和成就，出現著卡藍默所謂“社會為其自身的演變所迷惑，甚至忘記了變化的理由，甚至否定自己”，決然忽視謹慎原則中對於變革“不會產生壞的結果”的社會運行基本要求。

這麽著，咱們除了如履薄冰之外，還能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