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該強製 “有來必複”？

是否該強製 “有來必複”？

（寫作具體日期不詳，應該是在2000年左右）

何必

失業已經快一年了，其間為了糊口自然免不了一直在到處求職，也常常應約到一些招聘單位去接受麵試，到現在的結果當然是一無所成，失業狀況沒有改變。

麵試結束時，招聘方通常的說法就是“我們再研究研究”、“再和老總商量一下”。“以後咱們再聯係”等等之類的說辭。一聽這話，就知道又沒戲了，而且也一定又是石沉大海杳無音信了。

偶爾應約給報紙寫些稿子，寫好後發過去，通常也得不到就剛剛發過去稿件的任何消息，而往往都是過了很久才知道哪篇被采用其他的則未予刊發；追問報社為什麽哪些稿子被斃掉？它們的統一罪名被一言一蔽之“不太合適”。

在媒體中有些工作經驗，看到現在媒體上常常會有各式各樣的謬誤、不當，通過電子郵件方式告知對方，也基本上不會有任何回應。

作為“性情中人”和號稱具有社會良知與責任感的人，還曾經以自身遭遇和耳聞目睹的陰暗與不平具名致函致電各地領導，其中的電話答複通常是“調查研究”以後再說，而信函則更是泥牛入海甭想得到什麽回複。

還不用說，即使是在熟人之間，有時也常常是有去無回。

從這些我親身經曆並迄今為止依然循環往複的事件中，讓我有些許感觸。

拿麵試來說，既然不予錄用，為什麽不把原因通知對方呢？如果對方真是有什麽樣的職業缺陷，告知對方也應該是招聘方的義務——畢竟對方是尊重招聘方的權利如約前來接受麵試並回答了麵試中的各種問題了，那麽從權利和義務對等的角度看，就應該將麵試結果如實通知接受麵試者。這樣，既對招聘單位形象有利，同時也是對應聘者負責。如果招聘方僅僅出於怠惰而懶得如此，那麽勢必會導致應聘者也許在同一處境中由於缺乏自覺及矯正而重蹈覆轍，從而給社會就業繼續維持壓力，也帶來了由於應聘者在固有習慣中重複著自以為是的應聘方式而導致社會資源的浪費。而結束時那些似是而非的托詞，更有誤導麵試者之嫌。如果說這是出於尊重麵試者自尊需要而為之，這就如同所謂善意的謊言依然是謊言一樣，並不能從本質上改變其對於事實的扼殺、冷漠與輕慢。更何況，麵試者是應該有知情權的。

而報社及時通知撰稿人稿件不予采用，這也應該是報社的義務，以便於作者能修改並有效處理自己的稿子。而且，能將所謂“合適”這種含蓄抽象而語義混濁的用詞用準確甚至量化的的標準來描述，也會提高報紙運行效率、避免撰稿人的精力和時間資源的浪費。

至於那些各地領導以及作為被當作“第四權力”載體的媒體的居高臨下默不作聲，當然也昭示著地位的不對等。

而熟人之間的熟視無睹置若罔聞，自然也會因時間推移過程裏的怙惡不悛形成以鄰為壑。

愛因斯坦成名後，對於很多崇拜者的來信，盡最大努力親自回複每封信；而對於那些剛剛上學頑童的那些充斥著在大人們看來是荒唐可笑的問題，更是盡量予以耐心細致科學的回答，讓今天我們看去依然充滿敬意和感動。

前些時候網上廣泛流傳著一則信件往來，是美國入侵伊拉克招致了世界上不少人的譴責與反對，其中有一個中國的小學生寫給現任美國總統喬治•布什的信，用孩子尚顯稚嫩的眼光與口吻向這個一意孤行的美國人發問，並很快得到了布什本人就小學生提的各種問題的答複。

我無意在此評判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是與非，也無意評論小布什個人品質與作風，更無意討論布什複信中是否客觀真實地解釋了對伊戰爭的動因和背景——這些都是太龐雜的題目，單就其親自給中國小學生回複這點來說，就好像與我們的習慣不一樣。

在美國的朋友對我說起，在美國無論你碰到什麽樣大大小小的事，隻要你感覺到不滿並通知相關部門，或早或晚一定會得到該部門就此事處理意見、建議或方式給你的直接答複，這是不用擔心的。

在我們的環境裏，由於上述各種形式的不平等，造成了社會信任狀況的日益敗壞。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信任更多的就是對處在交易位置上對方行為的預期，也就是說，我之所以願意與對方做生意，是因為我確信對方將會按照其一貫的方式行事，而不會出乎我的預料為所欲為。

另一方麵，在如今所謂“信息時代”，信息的交流構成了社會生活的主要內容。而當信息交流之中由於信息不對稱（交流雙方所掌握的信息質量不等）而造成實力上的差距，會造成社會不平等狀況的加劇，這已經是為當代經濟學確認了的結果。

於是，在我們所熟知的日常信息交流當中，對於對方的預期更多印象為不會有什麽反饋，這是由於地位的不平等所致；而這種心態所帶來負麵預期的曠日持久會造成由信任而構建的市場經濟基礎的鬆散、軟弱乃至坍塌，使得多少年改革開放的成果或逐漸消亡或毀於一旦。

當然，這種不理不睬的社會風尚由於占用並浪費了大量社會資源而成就了國家整體競爭力的下降。

我們動輒就說中華民族是禮儀之邦，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卻用對於周邊的慵懶與冷漠蕩滌踐踏著自身的文明。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悲哀；同時，麵對世界上僅存的保留至今的古老文明，我們的所作所為對其的侵襲、侮辱、傷害和漠然也很令人擔憂。

就目前社會狀況來說，希望人們出於自覺而做到“有來必複”幾乎是不可能的。那麽，也許就應該用強製的方式，對於涉及社會主體進行約束，以改善社會平等狀況、提高社會效率、淨化人際關係。

我亦無意在“禁令過剩”的今天來呼籲產生更多的禁令給各方添堵，僅僅是想使日趨洪荒的當今有稍微多一點的笑容和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