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曉討論相關采訪報道評論及對俺褒貶不一資料大全暨朝廷經濟工作會議

潘曉討論相關采訪報道評論及對俺褒貶不一資料大全暨朝廷經濟工作會議

何必

上……（略）

朝廷他了個的。

李延明發來的圖文並茂。

李延明

2016/5/13 9:00

 巴拿馬文件告訴我們的十件事

Jonty Bloom BBC商務記者

2016年 4月 9日

分享

從世界上最隱秘公司之一莫薩克•馮賽卡（Mossack Fonseca）泄露出來的1150萬份文件成為新聞頭條。我們從中又到底知道了什麽呢？

1.莫薩克•馮賽卡在做他所說的事情

 Image copyright EPAImage caption 莫薩克馮賽卡近1/3的業務通過香港進行

避稅天堂就是避稅天堂。這聽上去簡單，但一直有人指責這些所謂的離岸金融中心是富人、腐敗和犯罪分子私藏不義之財的地方。盡管如此，證據並非總能找到。

這些避稅天堂以“專業金融、稅務規劃的技能”自居，批評者則說，這隻是從事大規模違法行為的幌子。莫薩克•馮賽卡泄露的文件讓我們看到海量的有關這方麵的信息。

我們一直在懷疑“水很深”，如今蓋子打開了，我們能肯定是有這麽回事。

……………………

今天發幾十年來對潘曉討論和我各式各樣的報道與評論，以及我的中華英才網老潘信箱說辭。立此存照。

1980年5期《中國青年》

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

人生的路嗬，為什麽越走越窄……

編輯同誌：

我今年二十三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經不複存在，我似乎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反顧我走過來的路，是一段由紫紅到灰白的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絕望的曆程；一段思想的長河起於無私的源頭而最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曆程。

過去，我對人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學的時候，我就聽人講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雷鋒日記》。雖然還不能完全領會，但英雄的事跡也激動得我一夜一夜睡不著覺。我還曾把保爾關於人生意義那段著名的話：“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回憶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記本的第一頁。日記本記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個本上。這段話曾給我多少鼓勵呀。我想我爸爸、媽媽、外祖父都是共產黨員，我當然也相信共產主義，我將來也要入黨，這是毫無疑義的。

後來，我偶然看到一本過去的小冊子《為誰活著，怎樣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開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對人生的看法：人活著，就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著，就應該有一個崇高的信念，在黨和人民需要的時候就毫不猶豫地獻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種獻身的激情之中，在日記裏大段大段地寫著光芒四射的語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著英雄的樣子。

可是，我也隱隱感到一種痛苦，這就是，我眼前所看到的事實總和頭腦裏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銳的矛盾。在我進入小學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開始了，爾後愈演愈烈。我目睹了這樣的現象：抄家、武鬥、革菅人命；家裏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準備檢查；比我大一些的年青人整日汙言穢語，打撲克、抽煙；小姨下鄉時我去送行，人們一個個掩麵哭泣，捶胸頓足……。我有些迷茫，我開始感到周圍世界並不象以前看過的書裏所描繪的那樣誘人。我問自己，是相信書本還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師長還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但當時我還小，我還不能對這些社會現象進行分析。況且過去的教育賦予了我一種奇怪的能力，這就是學會把眼睛閉上，學會說服自己，學會牢記語錄，躲進自己高尚的心靈世界裏。

可是，後來就不行了，生活的打擊向我撲來。那年我初中畢業，外祖父去世了。一個和睦友愛的家庭突然變得冷酷起來，為了錢的問題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親竟因此拒絕給我寄養費，使我不能繼續上學而淪為社會青年。我真是當頭挨了一棒，天嗬，親人之間的關係都是這樣，那麽社會上人與人的關係將會怎樣呢？我得了一場重病。病好後，借助幾個好朋友的力量，給街道辦事處寫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在一家集體所有製的小廠裏，開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時候，我仍然存在著對真善美的向往，也許家庭的不幸隻是一個特殊的情況，我現在已經踏上了生活，生活還是充滿誘惑力的，她在向我招手。

但是，我又一次地失望了。

我相信組織。可我給領導提了一條意見，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團的原因……

我求助友誼。可當有一次我範了一點過失時，我的一個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說的知心話全部悄悄寫成材料上報了領導……

我尋找愛情。我認識了一個幹部子弟。他父親受“四人幫”迫害，處境一直很慘。我把最真摯的愛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撲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傷的心去撫摸他的創傷。有人說，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愛情，隻有在愛情裏才能獲得生命的支持力。這話不能說沒有道理。盡管我在外麵受到了打擊，但我有愛情，愛情給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沒想到，“四人幫”粉碎之後，他翻了身，從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兩天兩夜不吃不睡。我憤怒，我煩躁，我心裏堵塞得象要爆炸一樣。人生嗬，你真正露出了醜惡、猙獰的麵目，你向我所展示的奧秘難道就是這樣？！

為了尋求人生意義的答案，我觀察著人們。我請教了白發蒼蒼的老人，初出茅廬的青年，兢兢業業的師傅，起早摸黑的社員……可沒有一個答案使我滿意。如說為革命，顯得太空，不著邊際，況且我對那些說教再也不想聽了；如說為名吧，未免離一般人太遠，“流芳百世”“遺臭萬年”者並不多；如說為人類吧，卻又和現實聯係不起來，為了幾個工分打破了頭，為了一點小事罵碎了街，何能奢談為人類？如說為了吃喝玩樂，可生出來光著身子，死去帶著一副皮囊，不過到世上來走一遭，也沒什麽意思。有許多人勸我何必苦思冥想，說：活著就是為了活著，很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樣活得挺好嗎？可我不行，人生、意義，這些字眼，不時在我腦海翻滾，仿佛脖子上套著絞索，逼我立刻選擇。

我求助於人類智慧的寶庫－－拚命看書，希望從那裏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讀了黑格爾、達爾文、歐文的有關社會科學方麵的著述；讀了巴爾紮克、雨果、圖格涅夫、托爾斯泰、魯迅、曹禺、巴金等人的作品。可是，看書並沒有使我從苦惱中得到解脫。大師們象刀子一樣犀利的筆把人的本性一層層地揭開，讓我更深刻地洞見了人世間的一切醜惡。我驚歎現實中的人與事竟和大師們所寫的如此想象，不管我深陷在書本裏還是回到現實中來，看到的都是一個個葛朗台、聶赫留道夫式的人物。我躺在床上輾轉反側，想呀，使勁地想，苦苦地想。慢慢地，我平靜了，冷漠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給了我深刻的啟示：人畢竟都是人哪！誰也逃不脫它本身的規律。在利害攸關的時刻，誰都是按照人的本能進行選擇，沒有一個真正虔誠地服從那平日掛在嘴頭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麽忘我高尚的人。過去那些宣傳，要麽就是虛構，要麽就是大大誇大了事實本身。如若不然，請問所有堂皇的聖人、博識的學者、尊貴的教師、可敬的宣傳家們，要是他們敢於正視自己，我敢說又有幾個能逃脫為私欲而鬥爭這個規律呢？！過去，我曾那麽狂熱地相信過“人活著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為了人民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現在想起來又是多麽可笑！

對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一個雙重性格的人。一方麵我譴責這個庸俗的現實；另一方麵我又隨波逐流。黑格爾說過：“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這幾乎成了我安慰自己，平敷創傷的名言。我也是一個人。我不是一個高尚的人，但我是一個合理的人，就象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樣。我也爭工資，我也計較獎金，我也學會奉承，學會了說假話……做著這些時，我內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爾的話，內心又平靜了。

當然，我不甘心渾渾噩噩、吃喝玩樂了此一生。我有我的事業。我從小喜歡文學，尤其在曆盡人生艱辛之後，我更想用文學的筆把這一切都寫出來。可以說，我活著，我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它－－文學。

然而，似乎沒有人能理解我。我在的那個廠 的工人大部分是家庭婦女，年輕姑娘除了談論燙發就是穿戴。我和她們很難有共同語言。她們說我清高，怪僻，問我是不是想獨身。我不睬，我嫌她們俗氣。與周圍人的格格不入，常使我有一種悲涼、孤獨的感覺。當我感到孤獨得可怕是，我就想馬上加入到人們的談笑中去；可一接近那些粗俗的談笑，又覺得還不如躲進自己的孤獨中。

我自己知道，我想寫東西不是為了什麽給人民做貢獻，什麽為了四化。我是為了自我，為了自我個性的需要。我不甘心社會把我看成一個無足輕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來表明我的存在。我拚命地抓住這唯一的精神支柱，我象在要把我吞沒的大海裏死死抓住一葉小舟。

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就象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她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的了。這大概是人的規律，也是生物進化的某種規律－－是任何專橫的說教都不能淹沒、不能哄騙的規律！

按說，一個人有了事業，就會感到充實、快樂、有力量。可我卻不是這樣，好象我在受苦，在掙紮，在自己折磨自己。我處處想表現出自己是強者，可自知內裏是脆弱的；我工資很低，還要買大量的書和稿紙，這是我不得不幾角錢幾分錢地去算計……我有時會突然想到，我幹嘛非要高什麽事業，苦熬自己呢？我也是一個人，我也應該有一個溫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個賢慧的妻子、慈愛的母親。再說，我真能寫出什麽來嗎？就算是寫出來了，幾張紙片就能攪動生活，影響社會？我根本不相信。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d 的翅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裏。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可我一個人已經很累了呀，仿佛隻要鬆出一口氣，就意味著徹底滅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過天主教堂的禮拜，我曾冒出過削發為尼的念頭，甚至，我想到過去死……心裏真亂極了，矛盾極了。

編輯同誌，我在非常苦惱的情況下給你們寫了這封信。我把這些都披露出來，並不是打算從你們那裏得到什麽良方妙藥。如果你們敢於發表它，我倒願意讓全國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們的心是相通的，也許我能從他們那裏得到幫助。

潘曉 1980年4月

……………………

“潘曉”的現狀

四年前，《中國青年》雜誌開展的《潘曉討論》，曾吸引了不少青年。而今，“潘曉”情況如何呢？

作為“潘曉”之一的黃曉菊，工作之餘，堅持上夜校讀書，身上仍有著探索精神。“四人幫”粉碎後，潘禕考進了大學，一頭紮進書堆，找一條成名之路。一天，他似乎發現，曆史上的名人，大多是反現實社會的。於是，他把目光移向社會的陰暗麵，決定以反社會、反現實來引起人們和社會的注目。此時，他母親正好病了，寫信給他想回北京與兒子團聚。他認為：當初母親留他和他的戶口是為了她回北京作跳板，“我被生母利用了”，再加他的學業又荒廢了，1979年5月，這個懦夫便服毒自殺。後來被醫生救活。學校領導將他的情況介紹給《中國青年》雜誌社，《中國青年》雜誌社根據黃曉菊以及他的情況，便引出了“潘曉討論”。潘禕把它看作自己成名的階梯，竟以“潘曉”身份到各大學演說，張揚自己。

因缺課太多，潘禕期末考試幾門功課不及格，學校動員他“自動退學”。父母發現兒子不愛他們，也同他斷絕了關係。在團組織的關懷下，潘禕在前門聯社當了臨時工，還為他解決了住宿。本來，潘禕腳下的路應當越走越寬，然而不然，1983年6月，他竟然和司機時，盜竊了價值八百元的錫錠，走上犯罪道路。

 －－《文摘報》1985•7•25轉摘《文明》1985•3期

……………………

1985年《文明》

潘禕是怎樣走進“死胡同”的

四年後的今天，人們興許還曾記得《中國青年》雜誌開展的“潘曉討論”。作為“潘曉”之一的黃曉菊，工作之餘，堅持上夜校讀書，身上仍有著探求精神。她腳下的路是寬是窄，走下去自會見分曉。至於潘禕呢？他已經走進“死胡同”，一九八三年十月成了在押犯。

潘禕，一九五七年十月出生在一個幹部家庭。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他不滿九歲，父親被迫離京去幹校，母親也遷往青海，他留在北京，寄養在姨媽家中。

由於他無法承受姨媽眼神中的歧視和冷淡，上中學時，他離開姨媽家，住到學校去了。

當時的中國實在很特別，是非都顛倒了。別的孩子還可以聽到親人講幾句知心話，把顛倒了的再顛倒過來。而潘禕沒有這種機會。然而，他有極強烈的求知欲，把自己浸泡在書海中，象幹透了的海綿拚命地汲取水。

月色清亮的夜晚，潘禕仰望著夜空，不禁想：“月亮孤獨，所以她美，她清清亮亮。”他突然心動，覺得人生的真諦似乎近在眼前了。

潘禕童年失伴，少年時代他仍舊沒有伴侶，他的頭腦中充滿了“自我”，沒有一點空間留給他人。

潘禕讀書是抓住一本讀一本，可惜生吞活剝，思想被攪得混亂不堪。貝克萊說，世界僅僅是被感知的，他就認為主觀意識主宰一切；《聖經》說，世界是上帝創造的，他就把教徒們信仰的虔誠看作是至上的美德；達爾文論證了物種起源和自然淘汰法則及生存競爭，他又確信世界上弱肉強食才是真理；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薩特的“世界是荒謬的”論述，使他熱衷於用詭辯論去向人證明世界是荒謬的；蘇格拉底的雄辯使他入迷，柏拉圖的境界使他顛倒，他視尼采為神明，奉叔本華為聖賢……他象章魚一樣向各個方向伸出觸手，追求和擷取思想的果實，唯獨忘卻了曆史已經走過多少年，忘了看一看過去和現在人民鬥爭的勝和敗。

很難把潘禕的思想規入某一種體係，每當他想到自己的親戚時就認為：“人和人之間沒有愛，隻有利用關係和金錢關係。”他常常說：“人，從來就沒有美好的東西，我就從不把美好的情感給別人，而是把一切美的東西盡可能地留給自己。”

“四人幫”終於被掃進了曆史的垃圾堆。潘禕考進了大學，學的是經濟。

他一頭紮進了書堆，熱衷於以 知識的淵博來顯示自己，但是他卻找不到成名之路。一天，他似乎找到了一條伸展到他腳下的路。－－啊！那曆史上的名人，大多是反現實社會的，凡為現社會唱讚歌的能流芳百世者甚微，而與社會唱反調的卻往往能成為偉大的人物。他暗自選定了自己的方向－－以反社會、反現實來引起人們和社會的承認與注目。他把目光轉向了社會存在的陰暗麵。

他得知他的母親病了，十年來的生活磨難奪去了她的健康，她想回北京來，回到兒子身邊來，享受一點天倫之樂，也盡一點母親的責任。這使潘禕高興，他一連三個月放棄學業，四處奔走，可是徒勞。這時，他突然想到，母親當初留下他和他的戶口，把他拋在別人的冷眼之下，也 不過是利用他的戶口作回京的跳板罷了，“我被生母利用了”。同時他的學業荒廢了，跟不上了。一九七九年五月的一天，這個懦夫在日記上寫下了這樣的話，“勇敢地向死亡走去”。他服毒自殺了。

“我不感謝你，因為你又把我送回到這悲慘的世界上來了。”這是醒過 來的潘拋給救活了他的醫生的第一句話。潘陷入了極度的抑鬱之中。

然而，躑鐲彷徨者的苦悶並非沒人關心，潘的情況，由他所在學院的領導介紹給了《中國青年》雜誌社，引出了“潘曉討論”。

“我就是潘曉。”潘逢人便講。他明知他並不是“潘曉”，也明知引起“潘曉討論”的那封信基本上是黃曉菊的遭遇，也有潘的一些思想，還有一些別人的東西。“潘曉”並不等於“潘＋黃曉菊”，這一點編輯同誌一再跟潘講過。但他卻把討論當作自己成名的階梯，決不放過自稱“潘曉”的機會。他以“潘曉”身份到各大學去演說，與一些大學生高談闊論，名曰“探討”，實際是賣弄和張揚自己。

他想尋找他的生活之路了，他急於複課，急於邁步。然而，學院中一些領導對“討論”持否定態度，對潘亦十分反感，不同意他複課。他磨刀霍霍，揚言要殺死不準他複課的人。

一天，他到《中國青年》雜誌社去。

“潘，你有刀嗎？”

潘點點頭。

“你要這刀幹什麽？”

“殺人，殺那些和我作對的人。反正我不怕死，和這個不容我的世界同歸於盡。”

“這不行，你把刀留給我們保存。”

沉默，久久地。最後，他終於留下了刀。友誼和信任畢竟太可貴了。

在雜誌社和團中央的共同努力下，潘終於複學了。但他積習難改，依舊我行我素，自私而且粗暴。他因缺課太多，結果期末考試不及格。校方動員潘“自動退學”。父母發現兒子心中對他們已不存在愛了，裂痕成了鴻溝，便同他斷絕了關係。

潘無家可歸，求助於人。有一位殘疾青年，孤身一人，住一間小房，把他留下了。這房裏僅有一張小床，他讓給潘睡，自己縮在桌子上，一日兩日尚可將就，久了，身體吃不消。他和潘商量，能不能兩人同睡一張床。潘竟不同意，一米八 的大個子，竟忍心將病殘人踢到床下去。好心青年忍無可忍，請他“自便”。

“潘，你沒有地方去，先到我家來吧！”《中國青年》雜誌社一位編輯對他說。

“你這是出於職業 的需要吧？”他一臉嘲諷，反問她。她，不作解釋。

幾天後，潘踏進了編輯的家門，冷笑著說：“我來看看你是不是真心。”

“潘，你雖身處逆境，可社會並沒有拋棄你，你可要尊重自己的人格啊！”編輯叮囑他，團中央接待處的同誌也叮囑他。

在團組織的關懷下，潘到前門聯社當了臨時工。每月可收入五六十元，對於單身漢潘來說，吃穿不愁了。無處棲身，聯社破例在倉庫外為他擗了一個小角落，架了一張床，放上一個小櫃子，被褥、大衣都是聯社給的。衣食有著，落腳有處，潘腳下的路當越走越寬了吧？不然。

“潘， 聯社決定調你到業務辦公室去搞市場調查和預測，你是學經濟的，正好發揮你的特長。”

“你們不要對我抱任何希望，我是不會幹什麽的。”轉過身，他對熟人說：“我調到辦公室去搞市場預測去了，我有用武之地了。”

 工業、事業，總是由大量具體的、繁瑣的、 重複的事情組成的，可潘不會幹，不屑幹。結果，他的市場預測變成了九點鍾到辦公室呆坐，十點鍾找碗吃飯，十點半倒頭睡覺……他要求回去當裝卸工，未準，就在此時，卻被捕入獄了。

事情發生在一九八三年六月的一天，潘和司機劉聯一同到廣安門貨場提貨，二人共同盜竊了貨場上一塊價值八百多元的焊錫錠，並用車拉到窩主家中銷贓，日後二人又同去窩主家分贓。贓款放到潘手中時，這個自視清高的前大學生心動了，收下了這筆贓款，走上了犯罪之路。一九八四年三月五日下午，北京市宣武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上寫著：“被告人潘，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

“你還有什麽要說的嗎？”

“純屬偶然。”

“不見得吧！”法院的承辦人走訪了《中國青年》雜誌社，前門聯社和其他一些認識他的人，都對潘犯罪不感到突然。這恐怕是獄中的潘所沒有想到的。

監獄的門，在潘身後關上了，將來還會在他麵前打開，我們希望，那時走出的是改造好了的新潘。

……………………

“潘曉”20年後回家

本報訊（彭明榜）20年前，《中國青年》雜誌發表了一封署名為“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在全國引發了一場規模空前的人生觀大討論。20年後的今天，這場討論的主角黃曉菊、潘曉一同回到中國青年雜誌社，與來自首都部分高校及社科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和當年老編輯們一起座談。

與會專家們認為，這場人生觀大討論以青年為主體，全社會參與，它幫助一代青年走出了“文革”結束後對人生的苦悶和迷惘，使人們開始自覺地意識到並尊重個人的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潘曉”的兩位主人公在各自經曆了人生的沉浮後，都“走寬”了自己的人生之路。黃曉菊目前是服裝店老板，在北京的好幾家大商場都擁有自己的專櫃。潘曉則成了獨立策劃人和自由撰稿人，經常策劃一些電視節目，在報刊上發表文章。

南開大學出版社及時出版了《潘曉討論———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一書，為6月1日的座談會獻上了一份有特殊意義的禮物。

“潘曉來信”的敘事與修辭

2010-11-22 10:07:52來自: 黃平(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

現代中文學刊的評論5

“潘曉來信”的敘事與修辭

王欽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

內容提要：

在重返80年代的學術語境下，人們開始重新對待“潘曉來信”及其包含的問題和困惑，試圖以思想史的角度進入這個文本並從中發掘不同於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兩種對立話語的出路。本文強調“潘曉來信”的文學性和虛構性，從敘事與修辭的角度重新解讀“潘曉來信”。將這種思想史讀法作為背景，本文通過文本細讀的方式考察“潘曉來信”如何證成個人主義話語，並且從內部顛覆了“社會主義新人”形象的論述。

關鍵詞：

潘曉來信、敘事、修辭、個人主義

一

在今天中國，圍繞“個人”建立起來的各種權利話語和理論話語已經根深蒂固，而人們反思改革開放以來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思想、體製等方麵發生的變化時，在常識的層麵上會習慣性地將“集體主義/個人主義”的對立視為兩個三十年的前後對立。在這個意義上，當以“個人”為中心的理論話語在如今我們日常生活領域獲得一種似乎是無可置疑的優先性和確定性之後，以集體或共同體為基礎的理論敘事（如經典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的聯合與人的解放的宏大敘事）開始被看作某種根基不牢靠、天生可疑的“意識形態產物”或“話語的建構”——而這往往意味著這些敘事是單純的“錯誤”。從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主張到主流媒體宣傳，個人主義話語已經成為自由、個性解放、民主等理念的寄存器——而這意味著，個人主義話語並不單純強調自私自利或利己主義，而是被賦予很多更高的價值訴求甚至政治訴求。一種理論或話語從來就沒有確定的起源，中國80年代以降越來越“常識化”的個人主義話語也同樣如此；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根據曆史上的某個點，考察個人主義話語在未曾牢牢紮根的時候如何進行自我價值的證成，考察它如何在當時的曆史語境下顛覆在此之前以集體為本位的理論話語的地位。

回顧“新時期”開始的有關“個人”的敘事，首先映入人們眼簾的恐怕就是《中國青年》於1980年5月發起的“潘曉討論”。在署名“潘曉”的一封來信（《人生的路嗬，為什麽越走越窄……》）中，敘事者公開從“個人”的角度出發思考自己麵臨的困境。這場討論引起了相當的轟動，用當時討論的參與者之一趙林的話說：“當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人們對於許多過去一直被奉如神聖的思想傳統、價值觀念漸漸地由盲目輕信而走向懷疑，由忘我的迷狂而走向冷靜的反思。如果說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標誌著政治思想的重大轉折，那麽1980年關於人生觀的大討論則標誌著價值觀念和人生態度的重大轉折。” 從參與這場討論的人數和激烈程度上看，把一封或許看上去不起眼的“青年來信”的意義提升到和“真理大討論”同樣的高度，或許並不是趙林一個人的看法。正如趙林所說，這場圍繞著人生觀意義的討論牽涉到下述現象，即社會主義傳統思想教育對青年人已漸漸失去其不證自明的合法性。與《人生》一同刊發的“編者的話”很好地反映了編輯部對這場討論的意義所做的判斷和預期：

像以往多次發生過的情形一樣，在人類曆史上每一次較大的社會進步的前夕，差不多都發生過一場人生觀的大討論。歐洲文藝複興時期關於人性論、人道主義的討論，俄國革命前夕關於人本主義和新人生活的討論，我國五四時期關於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等等，都曾經對社會的前進作出過貢獻。今天，在我們的民族經曆了如此大的災難之後，在我們的國家急待振興的重要關頭，在科學的文明已經如此發展的當代，人生意義的課題，必然地、不可免地在青年當中又重新被提出來了。

在這段敘述中，“潘曉來信”的位置被擺放到民族“百廢待興”般的曆史時刻，並且被與曆史上發生的數次以“人道主義”或“人性論”為旗號的運動相比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編輯在這段話裏把“潘曉討論”直接與“五四時期關於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聯係起來，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社會主義時期的類似討論，同時也通過暗中將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視為人類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指標，既在“世界曆史”的價值層麵上否認了過去幾十年裏的社會主義實踐開辟出一條邁向人類文明“自由王國”的道路，也把“潘曉來信”與“文明”、“科學”、“前進”等大詞聯係起來。

事實上，我們似乎已經過於熟悉“潘曉”講述的故事及其重要性，以至於往往直接把這封來信當成思想史上一個透明的材料加以思考：例如，有論者在回顧這場“人生觀”討論時，將它歌頌為“一代青年的思想初戀” ；也有論者從“潘曉”所麵臨的困境，總結出她的遭遇為80年代以來的很多小說奠定了敘事上的原型（缺乏組織上的引導者） ；也有論者認為“潘曉來信”包含著曖昧和豐富的曆史信息，因為這個突出“個人”的文本畢竟是鑲嵌在一場希望解決青年人“人生觀”問題的官方討論中的，起碼《中國青年》雜誌社及其背後的官方意識形態還是希望能夠像以往在社會主義時期進行過的曆次“人生觀”或“幸福觀”討論那樣，通過“潘曉來信”解決青年人的思想問題——例如，有論者認為應當重視這場討論的“理想主義”因素，或重視其中包含著的個人主義話語特征與社會主義經典論述之間的糾葛。 從上述種種闡釋路徑來看，試圖再開辟出一種截然不同的解釋道路著實困難重重；不過，在我看來，這些不同的解釋都並沒有將注意力充分聚焦於“潘曉來信”的“文學性”上麵——也就是說，並沒有充分關注我傾向於稱之為“敘事與修辭”問題的文本形式層麵。甚至有些提出嚴肅對待“潘曉來信”的論者，也自覺不自覺地訴諸外部因素（曆史的因素、社會的因素，等等）進行文本闡釋。例如，有一位強調“不漏過每一個曆史皺褶”的研究者，針對文本中“潘曉”對組織和友誼的不滿，給出了如下解釋：“‘文革’發生初期是毛澤東時代理想主義衝動衝到最高點，也是它迅速由盛轉衰的轉捩點。而在理想主義實質已經大大受損，但其外形與公開氛圍仍強調其理想主義要求時，便會發生潘曉這兩段話所敘述的情況。就是，潘曉對幹部作的，是按照她所受的教育和當時的理想主義號召去作的，但她所碰到的公開時會強調這種方式正確的幹部卻早已不表裏如一……而潘曉的朋友對潘曉所做的，看起來是符合理想主義要求的做法，但在實際上可能隻是出於自我利益對此理想主義加以手段利用”。 在相當程度上，這樣的解釋是出於解釋者的主觀論斷和補充，缺乏足夠的文本依據。因此，我希望從對這一討論及其主要文本（“潘曉來信”）的考察出發，通過關注“敘事與修辭”層麵的文本細讀方式，討論如下問題：由“潘曉”這個形象所開啟的一種不同於社會主義時期的“新人”形象的個人，如何從內部顛覆了社會主義傳統的“新人”形象，並證成了一種不同於“社會主義新人”論述方式的個人主義話語。將“潘曉來信”理解為思想史上一則透明的材料，在我看來，恐怕相當程度上並沒有認真對待這個文本自身的曖昧和含混。在個人主義話語差不多已經成為人們的思想常識的今天，讀者回顧這場大討論和“潘曉來信”，或許並不會太在意這個文本中包含的矛盾和悖論；但是，將“潘曉來信”的曖昧和含混理解為當時曆史和政治語境下“潘曉”還未完全擺脫意識形態束縛的表現，或者認為“潘曉”還不夠“進步”，這種看法隻不過是在“潘曉”規定的方向上走得更遠而已。在這個意義上，要對“潘曉來信”進行反思，就不能夠采取一種毫無根據的“同情性理解”的立場，而恰恰要追究文本中那些矛盾和悖論意味著什麽。

在具體討論“潘曉來信”之前，或許我們應該首先考慮一個頗為湊巧的細節：就在刊登“潘曉來信”的同一期《中國青年》上，緊接著“潘曉來信”的是一篇題為《一代新人的崛起》的文章。如果考慮到“社會主義新人”是社會主義時期從民間敘述到官方意識形態宣傳中不斷提及的概念，用以表達一種對於人的道德、倫理、價值乃至“人性”的根本規定和要求；那麽，“一代新人的崛起”在某種意義上就意味著過去一代“新人”的“衰落”——“潘曉”是否可以被看成是代替“社會主義新人”的新一代“新人”形象？作為“新人形象”的“潘曉”——這種表述是什麽意思？對此，一種簡單的回答是：從社會主義對於“集體/個人”這組區分的強化來看，“潘曉來信”顯得是用“個人”的優先性取代了社會主義時期強調的“集體”優先性。但是，認為“潘曉來信”中體現出來的“個人主義”歸根結底意味著以“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取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話語建構，這種類似於價值相對主義的解釋，對於說明“潘曉”這個症候性的人物形象如何從內部瓦解了“社會主義新人”並樹立起另一代“新人”，毫無幫助。不過，我們倒可以從這種價值相對主義的解釋中借用於我們有用的一點，即強調“社會主義新人”形象或者是“潘曉”這個“新一代新人”形象，都是通過話語建構起來的。那麽，認真對待“潘曉來信”的曖昧和含混（如果不說是“複雜”的話），首先需要把一個非常重要但卻經常不被論者強調的因素考慮進來：這封來信是由《中國青年》雜誌編輯根據黃曉菊和潘禕的稿子進行修改、編織的。

二

由於“潘曉來信”是一篇經過仔細編輯和修改的文本，它就不能夠被當作普通的“讀者來信”進行解讀。凡是沒有認真對待這一事實的思想史解釋者，他們麵臨的困難是：將“潘曉來信”簡單處理成一封單純的讀者來信，解讀者的位置就與當年討論的參與者位置無異；但是，為了在更大的語境中把握材料的意義，思想史研究者又被認為占據一個比研究對象（包括當年參與討論的文章）更加後設和完整的立場。——隻有一個更加後設的立場才能獲得比當年參與討論者更為開闊的視野，而這一更加開闊的視野乃是構成思想史研究的前提之一。在“潘曉來信”的討論語境中，這一視野的獲得就端賴於研究者是否意識到、並且足夠重視這封來信的虛構性質。與之相對，當年參與討論的人們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而是將這封“來信”的“真實性”提到了首要的高度。比如，當時來信討論的聲音中不乏激動之情：“真實，有時雖然是醜惡的，但它要比那些粉飾和虛偽的東西有力一百倍！”“一個誠實人的心聲，能喚起一大群誠實人的共鳴！”不過，討論者如此激動恐怕並不是因為“潘曉”是第一個提出此類問題的人；我前麵已經提到，就《中國青年》的“問題討論”欄目來說，類似的論題其實早已經提出過——早在50年代和60年代，這份雜誌就發起過類似“什麽是青年人的幸福”為主題的有關幸福觀和人生觀的討論，“潘曉討論”在涉及的主題及討論的深度上來說，並沒有超出曆史上幾次討論的範圍。 “潘曉來信”所引發的討論不同於以往之處首先就是：在這次討論中，輿論並非呈現出一邊倒地對“潘曉”進行教育或批判，相反，更強勢的反倒是同情和理解的聲音。從這個角度看，這些圍繞“潘曉來信”而展開的青年人生觀討論，的確以前所未有的強度顛覆甚至瓦解了經典理論話語或說教——其最佳體現莫過於人們當時把焦點集中在“潘曉來信”所提及的一個話題上（“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更重要的是，朝野都有人為這個論點辯護，甚至有人激進地說：“雷鋒也是‘自私’的，因為他的言行也是為了自己的需要，隻不過他主要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高級需要。” 當年的討論者因“潘曉來信”的“真實性”而激動萬分，他們也自然會因發現其“不真實”而感到受了欺騙。討論情形在1980年8月便急轉直下，先前熱烈而興奮的討論氣氛突然被一次媒體事件打斷：“潘曉”上電視了。焦點人物之一的黃曉菊以“潘曉”身份亮相鏡頭，卻引來了意料不到的結果：9月23日，工人日報社的內刊《情況參考》第212期刊登了兩封關於潘曉的群眾來信。第一封信題為《此種做法弊多利少——有感於潘曉上電視》，作者對“潘曉來信”不以為然，並提出了如下理由：“她的這篇文章的價值並無此等昂貴，其實用價值也不過如此而已。因為她所發表的那席‘價值連城’的‘高論’，隻不過是絕大多數青少年心目中也同時存在著的想法，她不過是在一個極好的時機用極好的方式表達出來罷了……”讀者對“潘曉”的熱情似乎一下子跌落到穀底。

值得注意的是，上麵這封信裏提出的反對重視“潘曉”的理由，和胡喬木提出的重視“潘曉”的理由，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一致的。當時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在1980年6月18日接見《中國青年》編輯部的負責人時指出：“潘曉這個典型反映了相當大一部分青年的狀況。” 換句話說，“隻不過是絕大多數青少年心目中也同時存在著的想法”正是胡喬木所謂“潘曉這個典型反映了相當大一部分青年的狀況”的翻版。但是，上麵這封來信否認“潘曉”的重要性，與胡喬木肯定“潘曉”的重要性，背後的考慮卻截然不同。從失望的讀者這個角度來看：一方麵，固然可以說無數的討論來信和“潘曉”自身的經曆敘述，使得讀者不期然地對這位不知身份的女主人公產生同情心理，從而有意無意地把作者抬高到具有崇高性的純形式的地位；而讀者一旦從電視上的黃曉菊身上“認出”了作者的現實性，原先的理解和情感投射就因此被視作扭曲或“誤認”而否定，並對“潘曉”的來信不以為然——比如，工人日報的另一封讀者來信題為《鄰居眼中的潘曉》就列舉了黃曉菊在生活中的種種缺點，甚至調侃說“‘主觀為己’是做到了，‘客觀為人’則還差得遠”。 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麵，讀者從黃曉菊的表述中知道，其實“潘曉”是被“編”出來的——這對於感佩“潘曉”的“真實”或“誠實”的人們來說毋寧是一次直接衝擊。1980年10月，由新華社編印的《國內動態清樣》第3028期刊登了《北京羊毛衫五廠負責人談‘潘曉’和她的信的問世的情況》一文，文中指出，潘曉來信“完全出於《中國青年》雜誌編輯之手”。 對此，《中國青年》編輯部所做的回應是：“我們考慮，這封信是一場大規模討論的發端，它要吸引千百萬青年參加討論，就要求它更集中、典型、深刻、強烈。因此，我們沒有把這封信作為一般的真人真事來處理……作為開展問題討論所要求的，應該是思想的真實和典型的真實，而不是潘曉信中的每一個細節都必須與黃曉菊的個人經曆完全吻合。” 而這也正可以視為胡喬木重視“潘曉”的原因所在。編輯馬麗珍指出：“‘潘曉’是個思想典型人物，不是一個真人，不能個性化。所以我當時就跟潘禕說過，在外麵誰也不要說自己是‘潘曉’” ；但是，讀者對“潘曉來信”的接受卻是以“真實”為前提——不是思想的真實或敘事的真實，而是作者個人經曆的真實——因此也就有了“潘曉上電視”的要求。一般讀者或許看重“經曆的真實”，而《中國青年》的編輯和胡喬木則更重視“思想的典型”或“敘事的真實”，胡喬木甚至說：“潘曉還要讓她出場，還要寫信，不能一聲不響，沉默到年底怎麽行呢？……也不是要她轉變得太快，也不是要她講很多大道理，而是要她講看到了社會的變化，看到了光明麵，逐步增長希望。” 這幾乎就是在為“潘曉”設計台詞和情節。總起來說，這裏吊詭的邏輯在於：“潘曉”的思想和情感的確是“真實的”（在此意味著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大部分讀者擁有和“潘曉”類似的想法和感受，但由於這種真實性建立在“潘曉來信”的虛構性質上，讀者因而感到受了騙；但同樣有意味的是，一旦把“潘曉”的真實性坐實到黃曉菊身上，思想和情感的真實性也沒有與個人經曆的真實性統一起來——相反，從讀者的反應來看，後者反倒顛覆了前者，黃曉菊的個人品格令人懷疑她在“來信”表露的情感是不是“真實的”。

與任何典型形象一樣，“潘曉”這個人物的真實性無法落實到具體的個人，但她的思想和情感同時又具有代表性。由此，我們可以認為：“潘曉來信”是一篇以黃曉菊和潘禕的稿件為素材，根據現實主義創作原則進行修改、編輯和加工的虛構文本，它具有“集中、典型、深刻、強烈”（馬麗珍語）的特點，而其中“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就是一個名為“潘曉”的女性。在塑造“潘曉”形象特征方麵，其典型性 至少體現在幾個方麵的修辭性安排：第一，“潘曉”是一個以類似“受欺淩與受侮辱的”弱女子呈現在讀者麵前的形象，這種形象往往能夠博得人們的同情；相較之下，一個消極悲觀又弱不經風的男青年，則更可能引起人們的厭惡情緒。作為“原型”的主人公們的性別是一男一女，如果不是在相當程度上出於預期效果的考慮，就很難解釋為什麽“潘曉”是個女孩子。有趣的是，潘禕在回顧這次討論時也談到：“‘潘曉’在讀者心目中一直是個孱弱的女青年的形象，而我，一個大學生，一個近1米9的小夥子，出現顯然是不合適的，會引起誤解和非議。” 第二，“潘曉來信”中提到的“自殺”衝動來源於潘禕的個人經曆，但主角“潘曉”卻並不是像潘禕一樣的大學生，而是隻有初中文化程度，並且在城市裏一處集體所有製大工廠當職工。考慮到1980年左右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鄉”的青年陸續回到城市，大學教育又方興未艾，對“潘曉”的職業和前途進行這樣一種安排理應更能引起讀者的關注，也更加具有代表性。同時，將大學生潘禕身上帶有的陰暗情緒安排在具有典型意義的主人公身上，“潘曉”麵臨的問題就不再僅限於個人牢騷，也不限於潘禕個人身世的特殊性（長期與父母分離，居住在親戚家），而轉變為關於青年人生存的重要社會問題。第三，“潘曉”的父母和外祖父被設定為共產黨員，這一安排不僅使“潘曉”自幼深受傳統社會主義教育的影響顯得無可厚非，也更集中地將個人問題上升到了“革命事業接班人”問題的高度：“潘曉”並不是抽象地代表青年人，“黨員家庭出身”的背景突出了她的困惑的尖銳程度。

從一篇經過仔細修改和精心編織的文本角度解讀“潘曉來信”，不僅使我們能夠從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層麵考察“潘曉”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哪些意義；更重要的是，在我看來，隻有通過這樣一種解讀進路，我們才能準確把握蘊含於這個文本之中的矛盾和悖論具有什麽樣的意義。“潘曉來信”之所以在當時引起讀者的共鳴，並且被相當多的研究者作為透明的思想史材料加以運用，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這個文本以它的修辭訴諸人們的情感（無論是血淚控訴式的宣泄，還是自憐自哀式的獨白，均屬於意在影響讀者情感的修辭），掩蓋了它在敘事層麵上出現的種種矛盾和裂縫。但是，恰恰借助這些矛盾和裂縫，“潘曉來信”講述的一個以“個人”為基礎的故事才得以成立。進一步說，《中國青年》編輯部通過效仿五、60年代解決青年思想問題的“問題討論”欄目，實際上包含著兩種看起來相互對立的意圖：第一，編輯部當然希望通過這樣一種傳統討論形式解決青年思想中普遍存在的問題，而采用第一人稱編織“潘曉來信”而不是編輯轉述，又確實能夠讓編輯部和“潘曉”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和張力；第二，從“潘曉來信”這個文本以及編輯部編排的許多回應來看，“潘曉”提出的思想困惑也得到了承認（我們已經看到，胡喬木也認為這是合理的）。而且，編輯部甚至引導讀者偏向首先肯定“潘曉”的思路上去。這樣說並非空穴來風，我們從上文引用過的“編輯的話”中就可以看到編輯部直接將“潘曉來信”以及這次“問題討論”直接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聯係起來，繞過了社會主義階段的討論。並且，在雜誌後來刊登的一篇自我檢討式的文章《關於“潘曉討論”問題的檢查報告》中，我們可以讀到：“由於編輯部指導思想上有錯誤，發表批判文章不夠，而暴露錯誤思想和發泄不滿情緒的文章過分突出，致使‘討論’在青年中和社會上產生的效果是不好的。” 不過，由於延續了“問題討論”的傳統，編輯部還是能夠自我辯解地說“動機是好的”。我們可以回過頭來看一下“編者的話”中的另一段文字：

應該說，彷徨、苦悶對於麻木、僵化是一種曆史的進步。我們無須諱言我們的社會還有弊病。它並不因為一些人的忌諱，或另一些人的憤世厭生就自行消失。但是，在十年動亂的血與火的洗禮中，在經曆了種種挫折、危難的鍛造之後，我們共和國的年輕一代，沒有背棄時代的責任，作為他們的主流是更堅強了。他們背負著民族的希望，腳踏著祖國的大地，高舉起新長征的火把，又頑強地挺進了！對於人生意義的思索和尋求，將成為年輕一代在人生旅程中的新起點。

在60年代的戲劇《年青的一代》中，主人公之一林育生沾染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但通過蕭繼業等人的幫助，最終克服了這一思想而走上革命建設事業的道路。如果說《年青的一代》是一出圍繞著社會主義接班人問題而展開的舞台劇，那麽“潘曉討論”毋寧說就是一出試圖重新界定“年輕一代”的戲劇。雖然在這段話中編輯部還是以一種積極的口吻評價“潘曉來信”的意義，但“背負著民族的希望，腳踏著祖國的大地，高舉起新長征的火把”等等描述，顯然無法應用到“潘曉”這個“憤世厭生”的主人公身上。在下文中我還將會提到，編輯部的麵向個人主義話語的姿態不僅體現在“編者的話”中，而且體現在完全由編輯部以“潘曉”名義杜撰的第二封來信中。曆史的吊詭在於，編輯部一方麵的意圖——解決青年的思想困惑——並沒有實現，而另一方麵的意圖——承認“潘曉”提出問題的合理性——卻在80年代以後越來越被人視為理所當然。或許《中國青年》並非意在為個人主義話語張本，但正是借助“問題討論”這一批上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外衣的修辭，最終從內部瓦解了社會主義新人的經典敘事。

在迄今為止關於“潘曉來信”的研究中，呂永林《重溫那個“個人”》一文敏銳捕捉到了它的虛構性質——他把“潘曉來信”看作“書信體文學”，並由此指出這個文本具有文學史意義。呂文認為：“整個‘潘曉討論’首次較大規模地捅開了新時期文學領域個人主義話語的生存空間。然而在現有種種對新時期文學的敘述中，大都認為1980年代早期的文學領域並未出現公開、獨立的個人主義話語，即便有些許萌芽或苗頭，也往往是依附在當時的人道主義話語中，雖然當時的人道主義話語在總體上色彩也比較駁雜，不乏同個人主義相交之處，但在文學領域則主要是由一些通俗版的人道主義觀念在發揮作用，通常局限於在不違背官方主導型意識形態的前提下要求恢複某些普遍、抽象的‘人性’，因此和眾人所預設的個人主義相去甚遠。” 我在一定程度上也讚成呂文的以下說法——“潘曉”的問題是“一個當代個人被扣押在集體主義敘事與個人主義敘事、宏大敘事與小敘事之臨界點上的問題，因此其中不僅僅有某個既定敘事形態內部的問題，更有各個敘事形態之間彼此衝突與縫合的問題”。 但是，我對呂文的挑剔是：呂文強調“潘曉來信”中體現出來的主人公內心痛苦和焦慮，這種觀察或多或少依然停留在文本的“修辭”層麵；也就是說，盡管呂文充分意識到了“潘曉來信”的虛構性質，但卻沒有因此認真對待這個文本在敘事層麵夾纏的含混之處有什麽意義，而是和其他許多研究一樣，把“潘曉”講述的故事當作不必追究的“讀者來信”接受下來，而集中討論“修辭”層麵的內容——在這個意義上，呂文和既往研究的差別僅僅在於：前者將注意力更多放在“潘曉”的內心痛苦和焦慮之上，而不是文本中具體提出的哪個論題。但是，無論是“潘曉”表現出的內心痛苦和焦慮，還是她提出的具體論題（“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對這些問題的討論都不應該抽離出它們被鑲嵌其中的敘事。這條原則應該成為我們重讀“潘曉來信”的起點。

三

“潘曉來信”一開場就向讀者表明主人公接受過經典的社會主義教育：“潘曉”的父母、外祖父都是黨員，她自幼就對未來生活有著憧憬和理想，並且說：“我當然也相信共產主義，我將來也要入黨，這是毫無疑義的”。主人公這樣敘述自己最初“人生觀”的形成過程——

過去，我對人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學的時候，聽人講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雷鋒的日記》。雖然還不能完全領會，但英雄的事跡也激動得我一夜一夜睡不著覺。……後來我偶然看到一本過去出的小冊子《為誰活著，怎樣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開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對人生的看法：人活著，就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著，就應該有一個崇高信念，在黨和人民需要的時候就毫不猶豫地獻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種獻身的激情中，在日記裏大段大段地寫著光芒四射的語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著英雄的樣子。

但是，接下來的一大段有關“經曆”的描述，卻與上述美好圖景形成鮮明對照：年輕人不務正業、外祖父去世、家庭不和睦、工作不順利、戀愛失敗……似乎當時社會上可能存在的一係列不幸都接踵而至。那麽，這一係列不幸為什麽會降臨呢？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爆發。

在我進入小學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開始了，而後愈演愈烈。我目睹了這樣的現象：抄家、武鬥、草菅人命；家裏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準備檢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輕人整日汙言穢語，打撲克、抽煙；小姨下鄉時我去送行，人們一個個掩麵哭泣，捶胸頓足……我有些迷茫，我開始感到周圍世界並不像以前看過的書裏所描繪的那樣誘人。

按照“潘曉”的敘述，似乎“文革”的爆發使她對周圍世界感到迷惘，感到和以前自己閱讀經典著作時對世界的想象不一致。問題在於，“潘曉”提供給我們的前後兩幅圖景在嚴格意義上並沒有對立起來：根據前一段引文，“潘曉”形成的“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對人生的看法”歸根到底符合社會主義時期對“新人”的規定，即個人應該為集體利益犧牲個人眼前利益，應該“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潘曉”以一種革命浪漫主義的眼光看待“英雄模範”人物，滿懷熱情地憧憬著自己可以“獻身”。但是，至少從“潘曉”本人的敘述中，這種類似“人應該怎樣生活”的教育本身並沒有許諾一個沒有鬥爭也沒有苦難的“美好世界”；換句話說，社會主義經典著作對“潘曉”的教育是一種關於“應當”的道德人格規定，而不是一種單純的描述。然而，“潘曉”在“文革”發生過程中對周圍世界的所見所聞，卻動搖了她關於“人應該怎樣生活”的信念。“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實總是和頭腦裏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銳的矛盾。”——是這樣嗎？“潘曉”並沒有說清楚，既然“頭腦裏所接受的教育”主要是對個人的思想道德以及如何行為處事做出要求，而“眼睛所看到的事實”則是其他人的言行舉止並不符合這些要求，“尖銳的矛盾”體現在哪裏呢？一種合理的解釋是：由於“潘曉”的父母和外祖父都是共產黨員，而她對共產黨員懷著很美好的向往；因此，當她在現實生活中遇到與母親的矛盾時，她的美好生活的圖景開始破裂。她說：

生活的打擊向我撲來。那年我初中畢業，外祖父去世了。一個和睦友愛的家庭突然變得冷酷起來，為了錢的問題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親竟因此拒絕給我寄撫養費，使我不能繼續上學而淪為社會青年。我真是當頭挨了一棒，天嗬，親人之間的關係都是這樣，那麽社會上人與人的關係將會怎樣呢？

事實上，無論在“潘曉”的敘事中、還是在80年代初的主流論述中，“文革”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時期民族記憶的創傷，都起到了“大他者”的作用：人們往往有意無意地會選擇將困惑和失落感歸之於“文革”的發生，從而變相地為眼下麵臨的矛盾找到一個真實的或想象的起點和根源。問題並不在於這樣一種思維方式的對錯，而是在於：可能人們在經意不經意間把“文革”作為“大他者”的時候，以往在社會主義時期就糾纏著人們思想的問題和困惑，悄悄地借助“文革”這個旋轉門而重新出現了，隻是人們如今可以憑借“文革”這一無需多加闡釋的悲劇而忽略以往對這些問題和困惑的思考。這是一個太大的問題，牽涉到“潘曉來信”的討論與《中國青年》以往數次人生觀和幸福觀討論之間的關係，在此不能夠展開。但是，我們或許可以策略性地暫時采取一個“文革”爆發時的“革命立場”，看看“潘曉”的問題是不是全然源於“文革”本身。需要再次重申的是，這樣做並不是要指出“潘曉”的說法是錯的，更不是要洗白“文革”，而僅僅希望借此將“潘曉”的問題從其敘事中的這個“大他者”中拉出來，帶回到一個可能的合適語境下。

第一，根據“潘曉”的敘述，他們家庭關係不和的根源產生於外祖父去世後處理財產方麵引發矛盾。同為共產黨員的父親和母親竟為了分配錢財的問題而鬧矛盾，“吵翻了天”，這確乎有理由讓“潘曉”對共產黨員的楷模形象感到失望；不過，“潘曉”感到“當頭一棒”卻並不是出於這個原因，而是因為她的母親因此不給她寄撫養費。倘若站在激進的革命立場，或許可以認為：革命青年走出資產階級原子式家庭而進入社會大家庭，在革命的理念或理想層麵無可厚非。可是“潘曉”卻基於截然相反的理由而對自己的家庭感到了失望：“嗬，親人之間的關係都是這樣，那麽社會上人與人的關係將會怎樣呢？”賀照田認為，“文革”代表毛澤東革命理想主義的高潮，要求人們“超越中國傳統特別強調的親情、倫理、為人處事之道等，要求人們超越新文化運動以來被突出強調的個人愛情等，全身心投入共產主義事業” 。如果出於“革命英雄主義”的激情，“潘曉”或許有理由借此走出家庭，投身到她期待的革命運動中去，或者對她那思想傾向頗成問題的家長進行批評；但她並沒有這樣做。“家庭倫理”而不是“革命倫理”成為“潘曉”生活的全部支撐，她將美好生活的希望首先寄托在家庭關係之上，這種認識與社會主義教育相去甚遠。

第二，經曆了家庭矛盾、又生了一場重病之後，“潘曉”轉而把希望寄托在其他對象上（組織、友誼、愛情），但最終一一感到失望。在文本內部，我們不知道“潘曉”的領導是否因為她提了一條意見而有意在入團問題上給她設置障礙，也不知道“潘曉”的好朋友為什麽要打小報告；但我們確實知道的是，“潘曉”“犯了一點過失”，而且和好朋友說了些“知心話”。這些措辭看上去無傷大雅，畢竟“潘曉”必須為好朋友“打小報告”向讀者提供可信的理由，而“一點過失”這樣的表述看起來不會引致人們的深究。然而，由於在社會主義時期，共青團的一貫使命是負責青年在思想和工作各方麵的事務，包括安排和規範青年們的業餘生活，將這些看似瑣碎和無關痛癢的領域視為政治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個意義上，“潘曉”看來隻是“一點過失”的錯誤或生活作風問題，就並不僅僅是“個人過失”而已。“潘曉”的“內外有別”原則，看上去是把組織和集體擺在了“外部”的位置，而將自己的家人、朋友等等小圈子看成了“內部”——但這樣的認識其實違背了社會主義的道德要求。在對社會大集體有所期待的“潘曉”失望後，她轉向了“愛情”。值得注意的是，“潘曉”賦予“愛情”以相當重要的意義，甚至認為它比自己工作單位的“組織”更加重要。“潘曉”告訴我們，她“把最真摯的愛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撲在”一個幹部子弟身上，但他在“文革”結束後翻了身，從此不再理會她。不過，這場愛情的基礎卻不是什麽羅曼蒂克的“革命加戀愛”，因為“潘曉”對愛情的認識幾乎可以說是“去革命化”的——“用我自己受傷的心去撫摸他的創傷。”事實上，“潘曉”自己對愛情的理解並不是我們在社會主義經典著作中看到的那種革命式理解，她說：“有人說，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隻有在愛情裏才能獲得生命的支持力。這話不能說沒有道理。盡管我在外麵受到打擊，但我有愛情，愛情給了我安慰和幸福。”此番認識與“潘曉”在對生活徹底失望後持有的看法如出一轍：“我也是一個人，我也應該有一個溫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個賢惠的妻子、慈愛的母親。”如果放在社會主義時期的曆史語境下，這樣的說法可能會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吧。

與“潘曉”對“文革”的態度相伴隨的問題，是“潘曉”作為一個類似理性經濟人形象而出現。事實上，整封“來信”的敘事線索除了“潘曉”自己敘述她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不幸和坎坷之外，還有一條與之緊密相連但又不完全一致的“經濟”線索。按照這條線索審視“潘曉來信”，我們可以這樣再現這個故事：“潘曉”讀小學時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過程中她目睹了抄家等肆意破壞私有財產的事情，她開始感到迷茫；進而，隨著家庭內部為財產分配問題而吵翻了天、母親不再給她寄撫養費，她的人生落到了低穀。經過同學和街道辦事處的幫助，“潘曉”終於有了一份集體所有製工廠裏的工作，她得以“自食其力”。但隨後一係列不如意事讓她開始認識到人生的真理，開始痛苦地、然而又理直氣壯地“掙工資”、“計較獎金”、“幾角錢幾分錢地去算計”，等等。甚至可以說，“潘曉”在對待愛情問題時，采取的也是一種類似於等價交換原則的態度，因而她不能理解幹部子弟為什麽不能對她做出相應的回報。需要注意的是，這個圍繞著“算計”建立起來的主人公形象並不是單純的專於算計的理性經濟人（比如魯濱遜式的個人），而是批著“溫情脈脈的麵紗”。這樣說並不是想要刺破“潘曉”的這層修辭而揭示其敘事背後的資本邏輯；相反，我希望強調指出，由於任何個人主義話語在社會主義時期都與資產階級腐朽墮落的生活方式、剝削階級和不勞而獲的食利者形象聯係在一起，如今這個以戴著“溫情脈脈的麵紗”出現的“合法的”理性經濟人形象，就帶有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意在撇清這種我們姑且稱之為正麵的個人主義話語與剝削階級和不勞而獲者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上，為證成這種理性經濟人形象的有效性，“潘曉”個人身世的敘事可以反過來被讀為其經濟敘事的“修辭”——這就意味著，“潘曉來信”為80年代以後的個人主義話語進行證成，並不是（或不僅僅是）因為“潘曉”是以個人獨白的方式披露自己的經曆，而是因為以這種個人經曆敘事為基礎所建立起來的理性經濟人形象，成為80年代以後以算計和私有產權為核心的個人主義話語的原型形象。同樣，“潘曉”圍繞理性經濟人形象組織的整個人生經曆的故事，也成為80年代以後“財富敘事”的原型模式。在這個意義上，“潘曉”其後對自己“文學事業”的描述便可視作對於其經濟敘事的升華——事實上，也隻有在這個高度上，她才能夠強調正麵的個人主義話語的可能性和可欲性。然而，我在下文的分析中將表明，這一可能性在文本內部最終並沒有完成，而這種希望依靠抽絲剝繭般的努力開拓出一條正麵個人主義道路的做法，卻在根本上顛覆了社會主義新人的道德要求。

接下來，“潘曉”在敘事中向我們呈現了一組對立——用信中的話來說：“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實總是和頭腦裏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銳的矛盾”。由於“潘曉”進一步說，使她感到困惑的是“相信書本還是相信眼睛”，為了突出起見，我把這組矛盾寫為“事實/書本”。“潘曉”認為，過去書本上教給她的東西“賦予了我一種奇怪的能力，這就是學會把眼睛閉上，學會說服自己，學會牢記語錄，躲進自己高尚的心靈世界裏”。至此，“事實/書本”的矛盾所表達的意思有二：其一，書本的教育使“潘曉”擁有了“高尚的心靈世界”，而汙濁的現實與之形成反差；其二，書本的教育遮蔽了“潘曉”的眼睛，是造成她無法看到事實的障礙。然而，“潘曉”接下來的論述卻與上述第二點不相符合：

我求助人類智慧的寶庫——拚命看書，希望從那裏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讀了黑格爾、達爾文、歐文的有關社會科學方麵的著述；讀了巴爾紮克、雨果、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魯迅、曹禺、巴金等人的作品。可是，看書並沒有使我從苦惱中得到解脫。大師們像刀子一樣犀利的筆把人的本性一層層地揭開，讓我更深刻地洞見了人世間的一切醜惡。我驚歎現實中的人與事竟和大師們所寫的如此相像，不管我沉陷在書本裏還是回到現實中來，看到的都是一個個葛郎台、聶赫留道夫式的人物。

微妙的是，這個作者名單裏出現了魯迅、曹禺這樣的“經典作家”，也出現了黑格爾這樣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家，也有像歐文這樣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這個魚龍混雜的作者清單並沒有因作者成分的多樣和歧義而引發問題；相反，這些作者都讓“潘曉”了解到“人世間的一切醜惡”，認識到“人都是自私的”。在此值得提一個問題：既然事實和書本形成一組矛盾，為何“潘曉”還要“求助人類智慧的寶庫——拚命看書”？人們對此可以回答道，“潘曉”之前所讀的那些書——從《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到《為誰活著，怎樣做人》——不同於這裏的書目清單。簡單說，有一類書教導人生真理，而另一類書不能。但吊詭之處在於：一方麵，“潘曉”用書本為現實的真理提供證據（“不管我沉陷在書本裏還是回到現實中來，看到的都是一個個葛朗台、聶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另一方麵，她又用現實來評判書本的真理性（“過去那些宣傳，要麽就是虛偽，要麽就是大大誇大了事實本身”）。而這個吊詭的邏輯——通過書本證實現實，又通過現實評判書本——也被“潘曉討論”中的另一位“潘曉”的辯護者趙林所采用，他在《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一文中說：

“文化大革命”發生後，我和當時的所有年輕人一樣狂熱，心中始終保持著一種宗教式的虔誠。我真心實意地相信那些譫妄的說教，為了一種比烏托邦還要渺茫的所謂政治理想去扼殺自我。當時我還隻是一個中學生，但是革命的禁欲主義和共產主義淨化思想卻已經把我變成了一個連最堅韌的斯多葛信徒也望塵莫及的自我異化典型。……

但是，生活很快就讓我看到了它的真麵目。1974年，我的外祖父去世，遠在外地的父母和親戚對我十分冷淡。當我餓著肚子向好友們尋求幫助時，看到的都是一副冷冰冰的麵目。有哪一種痛苦能與饑餓相提並論呢？肉體所受的折磨使我的精神堤岸崩潰了，我陡然發現人世的虛偽、醜惡。我痛苦、悲觀，想到愛情中尋找安慰。但是很快又發現自己掉進了另一個深淵——我被愛情拋棄了，一個勢利的姑娘帶走了我初戀的全部熱情和真摯，在我的心上留下了一個芝麻大小的傷口。

……我不願意隨波逐流，把自己貶低到庸人的泥潭中，於是我就到書中去自我解脫。

這段自敘幾乎和“潘曉”的經曆如出一轍，甚至遇到的具體挫折都相類似，隻是措詞略有不同。也與“潘曉”類似，趙林在現實中的遭遇使他“到書中去自我解脫”，並發現了人生的真理。但是，一位讀者在來信提出了與“潘曉”經曆針鋒相對的事例：“如果真如你說的一般，那麽手舉炸藥包的董存瑞，撲向槍口的黃繼光，在烈火中焚身的邱少雲……就無從解釋了。”然後敘述了一個副團長忘我犧牲的事跡。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是不是可以模仿“潘曉”的口吻說，她後來接受的一套關於“人生真理”的說教，使她有能力對這些革命事跡和忘我犧牲精神視而不見？無論是“潘曉來信”還是趙林的論述，他們都把“文革”作為轉折點，將自己對於“現實”或“真實”的理解建立在“文革”造成的創傷上麵。但是，這個所謂的“轉折點”的合法性相當程度上卻基於“潘曉”自己的修辭。換言之，“潘曉”和趙林遇到的困境並不源於“文革”對（比如說）社會主義經典教育的否定或證偽。而當他們把困境歸於“文革”的時候，所有的矛盾和問題都借助這個“大他者”而獲得了貌似合理的解釋。在這個意義上，並不是說“文革”的發生並不重要或僅僅使“潘曉”為自己的思想問題找到了一個想象性的解決，重要的是“文革”使人們停止反思困惑的多重曆史起源。

比如，細讀文本，我們可以發現“潘曉”在黑格爾等作家那裏發現的所謂“人生真理”，其實早就已經是她看待周圍世界的出發點。例如，比較“潘曉”以下幾段話：

為了尋求人生意義的答案，我觀察著人們，我請教了白發蒼蒼的老人，初出茅廬的青年，兢兢業業的師傅，起早摸黑的社員……可沒有一個答案使我滿意。如說為革命，顯得太空，不著邊際，況且我對那些說教也不想聽了；如說為名吧，未免離一般人太遠，“流芳百世”“遺臭萬年”者並不多；如說為人類吧，卻又和現實聯係不起來，為了幾個工分打破了頭，為了一點小事罵碎了街何能奢談為人類！……

……人畢竟都是人啊！誰也逃不脫它本身的規律，在利害攸關的時刻，誰都是按照人的本能進行選擇，沒有一個真正虔誠地服從那平日掛在嘴頭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麽忘我高尚的人。

……我也是人。我不是一個高尚的人，但我是一個合理的人，就象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樣我也掙工資，我也計較獎金，我也學會了奉承，學會了說假話……（著重為引者所加）

可見，在“潘曉”還沒有求諸書本領會到“人生真理”的時候，她甚至已經以“離一般人太遠”作為理由否認了“為名為利”的人生觀（更不用說為革命和為人類的人生觀了）。這裏的“一般人”該如何理解呢？“潘曉”無疑認為，“一般人”就是“合理的人”，也就是“掙工資”、“計較獎金”、“奉承”和“說假話”的人。據說，這種認識是“潘曉”從閱讀文學和哲學等書籍中得來的；那麽，稍微看一下她如何進行閱讀，或許也不算離題太遠。就關於黑格爾的閱讀來說，“潘曉”對“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這句話幾乎做了標語口號式理解，連差不多完全認同“潘曉”的趙林也指出：“黑格爾的那句名言還有另一層意義，即否定的方麵，但在這裏暫不討論。” 另一方麵，“潘曉”對於《複活》主人公聶赫留道夫的解讀也很有意味。聶赫留道夫是一個“為私欲而鬥爭”的自私自利者嗎？雖然托爾斯泰在小說中提到了聶赫留道夫當軍官時期過著一段時間墮落而閑散的生活，但他並不是一個從此渾渾噩噩度日的利己主義者；相反，之所以許多評論者都認為托爾斯泰把自己的“勿以暴抗暴”思想寄托在聶赫留道夫身上，正因為他經曆了宗教意義上的懺悔和精神層麵的“複活”。並且，聶赫留道夫的懺悔並不僅僅體現在自責和悔恨上，更體現在現實行動上：他堅決提出要與瑪絲洛娃結婚，也從後者的嚴詞拒絕中體會到自己的過錯有多麽嚴重。或許“潘曉”應該記得，托爾斯泰在小說中以敘事者的口吻對聶赫留道夫做出過評論：“每個人身上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胎，有的時侯表現這一些人性，有的時候又表現那一些人性。他常常變得完全不像他自己，同時卻又始終是他自己。在某些人身上，這類變化特別劇烈。聶赫留朵夫就屬於這類人。” 哪怕是從這種人道主義的思考角度出發，“潘曉”也應該將她所謂“合理的人”與“高尚的人”同樣視作人性的兩種因素，而不是用前者否定後者。

不過，“潘曉”也並非一概欣然承認她從現實和書本中得到的“人生真理”；或者說，即便周圍世界都是“一個個葛郎台、聶赫留道夫式的人物”，至少在她自己身上還是長有（借用托爾斯泰的話）“一切人性的胚胎”。“潘曉”告訴我們：“一方麵我譴責這個庸俗的現實；另一方麵，我又隨波逐流。……做著這些時，我內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爾的話，內心又平靜了。”同樣，我們還從“潘曉”的內心痛苦中知道，她感到和自己一起工作的家庭婦女們很“俗氣”，她與周圍這些人“格格不入”。她說：“年輕姑娘除了談論燙發就是穿戴。我和她們很難有共同語言。”究其原因，“潘曉”覺得自己還有更高的追求，並不滿足於停留在日常生活的閑言碎語和雞毛蒜皮之事上麵。用社會主義時期討論“幸福觀”或“人生觀”問題的常用語匯來說：“潘曉”認為自己追求的不僅僅是（或主要不是）物質利益，而是希望滿足精神生活需要。但是，為了滿足精神需要，“潘曉”又不得不和她的同事們一樣孜孜於物質方麵的利益：“我工資很低，還要買大量的書和稿紙，這使我不得不幾角錢幾分錢地去算計……”這導致了她內心的痛苦。因此，有論者認為，“潘曉”在“看起來決絕的虛無感下麵，是熱烈的朝向反方向的理想主義激情，是對價值和意義問題的高度企望” 。那麽有理由推斷：讓“潘曉”感到痛苦和矛盾、不願輕易隨波逐流的原因，根本上源於她從社會主義傳統教育那裏得到的“高尚的心靈世界” 。更重要的是，這種“高尚性”在現實生活中體現為寫作——

當然，我不甘心渾渾噩噩、吃喝玩樂了此一生。我有我的事業。我從小喜歡文學，尤其在曆盡人生艱辛之後，我更想用文學的筆把這一切都寫出來。可以說，我活著，我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它——文學。

請注意：“潘曉”在此說的不是她要寫小說或散文，而是“用文學的筆把這一切都寫出來”。在自我指涉的意義上，是不是可以認為整個“潘曉來信”的文本，就是這一寫作實踐的表現？但是，吊詭之處在於，這一寫作行為看似是“潘曉”為自己的“高尚的心靈世界”所留下的唯一地盤，卻在敘事者的進一步敘事中被瓦解了：

我自己知道，我想寫東西不是為了什麽給人民做貢獻，什麽為了四化。我是為了自我，為了自我個性的需要。

“潘曉”意義上的“寫作”在此走到了自身的反麵：寫作與其說是表達自身高尚的內心世界的行動，不如說反過來證明了“人性都是自私的”。“潘曉”為了不與“俗氣”的同事們同流合汙而躲進自己的“清高”，但後者卻是十足的“隨波逐流”的證明。與此相關，“潘曉”提出的另一項表明寫作之不可能的理由則是：

我真能寫出什麽來嗎？就算是寫出來了，幾張紙片就能攪動生活，影響社會？我根本不相信。

因而，就“是否寫作”這一問題而言，“潘曉”給出了兩條“不寫作”的理由：第一，寫作雖然是“精神支柱”，但根本上還是“為了自我”；第二，寫作無法改變社會，盡管它是“高尚的心靈世界”的表現。上述兩種理由揉合在一起，我們得到的命題是：“寫作無法改變社會，隻是為了自我。”這使得作為“寫作實踐”的“潘曉來信”並沒有以“高尚的心靈世界”的來源——社會主義教育——為基礎安排敘事，而是以一種抽空了內容的、空洞的“高尚”形式，變相佐證“主觀為自我，客觀為他人”的正確——從上述命題我們可以看到，寫作甚至也否定了“客觀為他人”的可能性。顯得頗為諷刺的是，“潘曉”為自己保留的“高尚的心靈世界”既無法兌現她自稱擁有的革命浪漫主義激情，也無法支撐她在“粗俗”的現實生活中做好自己的工作，在自我完善的意義上達到“社會主義新人”的要求。“潘曉”的“事業”使她拒絕接受“隨波逐流”的生活，但這項“事業”形諸文字，卻是一紙為“隨波逐流”、“人都是自私的”等等觀點進行正名的宣言。

值得注意的是，“潘曉”為自己從事崇高事業給出的理由，既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辯護，又間接包含著某種指向他人或社會的因素——

我不甘心社會把我看成一個無足輕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來表明我的存在。我拚命地抓住這惟一的精神支柱，就像在要把我吞沒的大海裏死死抓住一葉小舟。

這樣的說法是否意味著“潘曉”最終還是懷有某種對於集體的期待呢？比如，有的研究者便從這裏看到了“潘曉以自我為中心意識動力的轉向外在”的現象，並且指出：“她自以為以自我為中心的事業追求設計實際上仍是以外在視點為中心的。而這次轉向外在，由於很大程度上是被社會通行氛圍決定，因此和先前以革命為旨歸的指向外在不同。” 但是，決定性的問題並不是“潘曉”是否可能安於“以自我為中心”，而是“潘曉”把社會主義時期“新人”的種種道德規定和政治要求轉變成某種“承認的政治”，因而也就含而不露地否認了德性在社會生活和個人人格構成方麵的重要性；與此相應，德性雖然誕生於人性，但單純的人性本身並不能直接推導出德性，毋寧說德性在於人性的完善，這也就是為什麽社會主義時期如此強調青年思想教育的原因。既然“潘曉”“表明自己的存在”是無關乎善惡好壞的最終目標（我們應該還記得，“潘曉”把追名逐利的人生目的與為革命事業而奮鬥的人生目的等量齊觀），作為手段的“崇高事業”也就無所謂道德與否——毋寧說，“承認的政治”歸根結底就是無視德性要求的 ；雖然自認擁有“高尚的心靈世界”，但“潘曉”的落腳點依然是一種個人主義，如果不是市儈式的個人主義的話。“潘曉”的理想主義充其量是壁櫥裏的個人主義。

四

一方麵，否認了自幼所接受的社會主義傳統教育的真理性與合法性，“潘曉”也無法堅守住她給自己劃定的孤獨的“心靈世界”——事實上，一旦劃分出一個純潔的心靈世界，那麽這個試圖保有心靈世界的個人就會走向自身的反麵，用“潘曉”的話說就是“隨波逐流”。當一個預設的“內心世界/汙濁現實”對立被建構起來之後，以任何麵目出現的“非此即彼”的選擇，都僅隻是一個硬幣的兩麵——或許我們可以借助日本批評家柄穀行人的說法，把“潘曉”做出的這組區分，看作中國自“新時期”以來對於個人之“內麵”的重新發明。柄穀行人在談到基督教自白製度與對於所謂“內麵”之發明的關係時指出：“自白這個形式，或者自白這個製度生產出了應該自白的內麵或‘真正的自我’。問題不在於自白什麽怎麽自白，而在於自白這一製度本身。不是有了應隱蔽的事情而自白，而是自白之義務造出了應隱蔽的事物或‘內麵’。”並且，“自白是另一種扭曲了的權力意誌。自白決非悔過，自白是以柔弱的姿態試圖獲得‘主體’即支配力量。” 是不是也可以說，“潘曉”以“柔弱的姿態”暗示著“一代新人的崛起”？“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魯迅語）“潘曉來信”在這個意義上發揮著“以言行事”（performative）的作用：或許生活中的人們並不像“潘曉”所講的那樣“隨波逐流”，或許“潘曉”僅僅是把一直以來的個人主義情緒與日常生活的不協調性理解為“高尚的心靈世界”與汙濁的現實的對立；然而，不論如何，在“潘曉來信”憑借修辭的力量贏得人們的同情乃至認同之後，迄今為止一直處於無意識狀態的“暗流”真正能夠在現實中找到其合法的（盡管是可疑的）敘事模式，並最終配合著政治製度和經濟製度上的一係列變革，坐實了它自身的曆史對應物。我們甚至可以認為，“潘曉來信”通過自身的“敘事與修辭”，在“難題性（problematic）”的意義上將時代的政治無意識結構化和文本化了。

另一方麵，“潘曉來信”試圖對於一種正麵的個人主義話語進行洗白和拯救，這種最終歸於悖論的失敗嚐試卻憑借其“溫情脈脈的麵紗”而作為十年動亂後的社會主義“年輕一代”的麵目出現，消解了社會主義新人的規定性和正當性。由於社會主義時期的討論往往將“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的對立與“剝削/勞動”、“壞/好”、“舊社會/新社會”等等價值的和曆史的對立並置起來，因而，即便我們將“潘曉來信”積極評價為尋求一種正麵個人主義話語的“第三條道路”的嚐試，80年代初的“反‘左’”語境也並沒有提供相應的理論資源和曆史資源。但這決不意味著今天我們回顧和反思這場討論就能夠為這條“第三條道路”找到現實可能性——事實上，任何這樣的道路是否存在，是值得懷疑的。80年代以後，隨著市場化浪潮逐步加速和擴張，理性經濟人的正麵形象和積極意義得到不斷放大和渲染，以至於我們今天已經很容易將“潘曉”對經濟（重點表現為金錢）的考慮視為理所當然，而“社會主義新人”所要求的道德品質已經讓人不太能夠理解了。反諷的是，當年讓“潘曉”一代年輕人感到痛苦的社會主義教育，逐漸讓位給理性經濟人的個人主義，這恐怕也是《中國青年》的編輯所始料未及的吧。

“潘曉來信”發表後，《中國青年》1980年第8期還刊登了一篇署名“潘曉”的文章《潘曉同誌的來信》，文章以“潘曉”的口吻表示受到了讀者來信的鼓舞和感動。或許這篇文章是編輯部遵照胡喬木的指示而撰寫的“聽將令”之辭，曆來的研究者也並沒有把注意力特別放在這篇文章上。但是，文中的一句話值得引起我們的思考：“潘曉”說，她要“再品品‘舊生活’的苦酒，也聽聽‘新生活’的召喚”。 對於一位出生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青年而言，“舊生活”指的是什麽呢？考慮到60年代以後“革命回憶錄”等類似題材的敘事相當普遍，人們在當時往往習慣以追述解放前“舊生活”的苦難來對比和突出解放後的幸福生活，那麽“潘曉”這句話所包含的戲仿和反諷意味就非常明顯了。那些像“潘曉”一樣“痛苦地”看到人生真相的孤獨的個體，在他們從共同體的“騙局”中解放出來之後發現，自己隻能等待著被資本的力量吸納，麵對市場的資本邏輯啞口無言——“‘解放’的結果走向了它的對立麵” 。令“潘曉”感到困惑和痛苦的無意識般的“隨波逐流”，最終變成了90年代以後肆意泛濫的市場化意識“主流”。今天，距離“潘曉來信”已經過去三十年之際，倘若有人想從“潘曉”的敘事中挖掘（比方說）革命敘事和個人敘事之間張力的豐富性甚或替代性方案，或者試圖轉化“潘曉”那裏據說仍然留存的革命理想主義，是不是低估了這個形象從內部瓦解“社會主義新人”的力量？

注釋：

 趙林：《我命運中的一個最重要的樞紐點》，見彭波主編：《潘曉討論》，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頁。

 《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編者的話）》，同上，第39頁。

 有關策劃的情況以及討論情況，參見《潘曉討論》，第14-24頁。

 參見朱傑：《人生“意義”的重建及其限製——“‘潘曉’難題”的文學展現（1980—1985）》，上海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論文，2010年4月。

 這樣一種解讀路向的較為充分的論述，參見賀照田：《從“潘曉討論”看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曆史與觀念成因》，《開放時代》，2010年第7期。比如，賀文認為：“要真的建設性麵對潘曉的問題，就必需思考如下問題：如何在順承、轉化此寶貴的理想主義激情，為此理想主義激情找到新的穩固的支點的同時，消化和吸收因此理想主義的挫折所產生的強烈虛無感、幻滅感能量和衝力。”

 賀照田：《從“潘曉討論”看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曆史與觀念成因》。

 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這個細節，但往往將它視為一個文本背景性質的因素，而沒有依此調整進入這個文本的角度或方式。

 此處饒有興味的是，胡喬木在接見《中國青年》的負責人時說：“為理想的奮鬥，應該是更高的，多數人不容易做到。……為多數人還未看到的一種理想去奮鬥、去發明、去創造，要求付出一般人不容易付出的努力。這是對共產黨員的要求，不能拿來作為對所有的人的要求。不能拿對共產黨的要求作為對一般人的道德標準。”這一論點在60年代就作為“反麵”觀點被人提出過，並受到了其他讀者的批判。參見《潘曉討論》，第289頁；另見《中國青年》1960年第10期“問題討論”。

 《來信來稿摘登》，同上，第145頁。

 《胡喬木接見〈中國青年〉負責人》，參見《潘曉討論》，第286頁。

 彭明榜：《“潘曉討論”始末》，參見《潘曉討論》，第21頁。

 參見《潘曉討論》，第22頁。

 《關於工人日報等單位反映“潘曉問題”的調查報告》，同上，第298頁。

 彭明榜：《“潘曉討論”始末》，參見《潘曉討論》，第13頁。

 參見《胡喬木接見〈中國青年〉負責人》，第289頁。

 賀照田在《從“潘曉討論”看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曆史與觀念成因》中指出“潘曉”的形象並不典型，他指出：“‘文革’後期大多數家庭生活更緊密了，親情對人們的生存、生活更重要了。從這點看，潘曉的家庭遭遇，便不那麽具有普遍代表性。”並且在這個基礎上問道：“在相當意義上有著特殊性的潘曉的經曆與情緒，與她對自己經曆和情緒的整理，卻會引起人們，特別是當時青年如此強烈的共鳴和反應呢？”在此無需討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的“典型”問題，我之所以選用這個詞，相當程度上意在提請讀者注意這個文本的修辭效果——也即，並不通過推理和論證，而是通過本身亦不必然為真的說辭令人相信的一種話語方式。關於“修辭”，見盧梭：《論語言的起源》，4.4，載盧梭：《“論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潘禕：《那場討論改變了我幾乎全部的人生》，參見《潘曉討論》，第81頁。

 引自《潘曉討論》，第306頁。

 呂永林：《重溫那個“個人”》，《上海文學》，2008年第2期。

 同上。

 潘曉：《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中國青年》，1980年第5期。以下凡引自此文，不另作注。

 賀照田：《從“潘曉討論”看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曆史與觀念成因》。

 趙林：《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參見《潘曉討論》，第167頁。

 李建民：《有這樣一個副團長》，參見《潘曉討論》，第157-59頁。類似的回應還有很多，不詳述。

 趙林：《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

 參見托爾斯泰：《複活》，草嬰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年版。

 賀照田：《從“潘曉討論”看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曆史與觀念成因》。

 比較“潘曉來信”中以下兩段話：“過去的教育賦予了我一種奇怪的能力，這就是學會把眼睛閉上，學會說服自己，學會牢記語錄，躲進自己高尚的心靈裏。”以及：“與周圍人的格格不入，常使我有一種悲涼、孤獨的感覺。當我感到孤獨得可怕時，我就想馬上加入到人們的笑談中去；可一接近那些粗俗的笑談，又覺得還不如躲進自己的孤獨中。”

 賀照田：《從“潘曉討論”看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曆史與觀念成因》。

 關於這一問題，參見施特勞斯與科耶夫的爭論，載施特勞斯：《論僭政》，何地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

 柄穀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趙京華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70頁、79-80頁。

 《潘曉同誌的來信》，《中國青年》，1980年第8期。

 羅崗、劉麗：《曆史開裂處的個人敘述》，《文學評論》，2008年第5期。

……………………

#1 “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潘曉；還有多少人記得她

原委

1980年5月，發行量超過200萬冊的《中國青年》雜誌，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曉”、充滿青年人困惑的長信，並首次提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倫理命題，最後感歎：“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隨即，一場持續了半年多時間的全國範圍內的“潘曉討論——人為什麽要活著”就此引發，共有6萬多人來信參與討論。這個事件後來被稱之為“整整一代中國青年的精神初戀。30年後，一個名為黃曉菊的女人再次致信中國青年報談及了自己與80後愛子的矛盾與代溝，也由此牽扯出“潘曉”實際是當時兩個青年黃曉菊和潘禕的名字拚合而成。

原文

我今年23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複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回顧我走過來的路，是一段由紫紅到灰白的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絕望的曆程；一段思想長河起於無私的源頭而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曆程。 過去，我對人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學的時候，我就聽人講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雷鋒日記》。雖然還不能完全領會，但英雄的事跡也激動得我一夜一夜睡不著覺。我還曾把保爾關於人生意義的那段著名的話：“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回憶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記本上的第一頁。日記本記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個本上。這段話曾給我多少鼓勵呀。我想，我爸爸、媽媽、外祖父都是****員，我當然也相信共產主義，我將來也要入黨，這是毫無疑義的。

後來我偶然看到一本過去出的小冊子《為誰活著，怎樣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開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對人生的看法：人活著，就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著，就應該有一個崇高的信念，在黨和人民需要的時候就毫不猶豫地獻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種獻身的激情之中，在日記裏大段大段地寫著光芒四射的語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著英雄的樣子。 可是，我也常隱隱感到一種痛苦，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實總是和頭腦裏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銳的矛盾。在我進入小學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開始了，而後愈演愈烈。我目睹了這樣的現象：抄家、武鬥、草菅人命；家裏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準備檢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輕人整日汙言穢語，打撲克、抽煙；小姨下鄉時我去送行，人們一個個掩麵哭泣，捶胸頓足……我有些迷茫，我開始感到周圍世界並不像以前看過的書裏所描繪的那樣誘人。

我問自己，是相信書本還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師長還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但當時我還小，我還不能對這些社會現象進行分析。況且過去的教育賦予了我一種奇怪的能力，這就是學會把眼睛閉上，學會說服自己，學會牢記語錄，躲進自己高尚的心靈世界裏。可是，後來就不行了，生活的打擊向我撲來。那年我初中畢業，外祖父去世了。一個和睦友愛的家庭突然變得冷酷起來，為了錢的問題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親竟因此拒絕給我寄撫養費，使我不能繼續上學而淪為社會青年。我真是當頭挨了一棒，天嗬，親人之間的關係都是這樣，那麽社會上人與人的關係將會怎樣呢?我得了一場重病。病好後，借助幾個好同學的力量，給街道辦事處寫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在一家集體所有製的小廠裏，開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時候，我仍然存在著對真善美的向往，也許家庭的不幸隻是一個特殊的情況，我現在已經踏上了生活，生活還是充滿誘惑力的，她在向我招手。

但是，我又一次失望了。 我相信組織。可我給領導提了一條意見，競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團的原因…… 我求助友誼。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點過失時，我的一個好朋友，競把我跟她說的知心話悄悄寫成材料上報了領導…… 我尋找愛情。我認識了一個幹部子弟。他父親受“四人幫”迫害，處境一直很慘。我把最真摯的愛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撲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傷的心去撫摸他的創傷。有人說，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愛情，隻有在愛情裏才能獲得生命的支持力。這話不能說沒有道理。盡管我在外麵受到打擊，但我有愛情，愛情給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沒想到，“四人幫”粉碎之後，他翻了身，從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兩天兩夜不吃不睡。我憤怒，我煩躁，我心裏堵塞得像要爆炸一樣。人生嗬，你真正露出了醜惡、猙獰的麵目，你向我展示的奧秘難道就是這樣!?

為了尋求人生意義的答案，我觀察著人們，我請教了白發蒼蒼的老人，初出茅廬的青年，兢兢業業的師傅，起早摸黑的社員……可沒有一個答案使我滿意。如說為了革命，顯得太空不著邊際，況且我對那些說教再也不想聽了；如說為名吧，未免離一般人太遠，“流芳百世”“遺臭萬年”者並不多；如說為人類吧，卻又和現實聯係不起來，為了幾個工分打破了頭，為了一點小事罵碎了街，何能侈談為人類?如說為吃喝玩樂，可生出來光著身子，死去帶著一副皮囊，不過到世上來走了一遭，也沒什麽意思。有許多人勸我何必苦思冥想，說，活著就是為了活著，許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樣活得挺好嗎?可我不行，人生、意義，這些字眼，不時在我腦海翻騰，仿佛脖子上套著絞索，逼我立即選擇。

我求助人類智慧的寶庫——拚命看書，希望從那裏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讀了黑格爾、達爾文、歐文的有關社會科學方麵的著述；讀了巴爾紮克、雨果、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魯迅、曹禺、巴金等人的作品。可是，看書並沒有使我從苦惱中得到解脫。大師們像刀子一樣犀利的筆把人的本性一層層地揭開，讓我更深刻地洞見了人世間的一切醜惡。我驚歎現實中的人與事竟和大師們所寫的如此相像，不管我沉陷在書本裏還是回到現實中來，看到的都是一個個葛郎台、涅赫留道夫式的人物。我躺在床上輾轉反側，想呀，使勁地想，苦苦地想。慢慢地，我平靜了，冷漠了。

社會達爾文主義給了我深刻的啟示。人畢竟都是人哪!誰也逃不脫它本身的規律。在利害攸關的時刻，誰都是按照人的本能進行選擇，沒有一個真正虔誠地服從那平日掛在嘴頭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麽忘我高尚的人。過去那些宣傳，要麽就是虛偽，要麽就是大大誇大了事實本身。如若不然，請問所有堂皇的聖人、博識的學者、尊貴的教師、可敬的宣傳家們，要是他們敢於正視自己，我敢說又有幾個能逃脫為私欲而鬥爭這個規律呢?!過去，我曾那麽狂熱地相信過“人活著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為了人民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現在想起來又是多麽可笑!

對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雙重性格的人。一方麵我譴責這個庸俗的現實；另一方麵，我又隨波逐流。黑格爾說過：“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這幾乎成了我安撫自己、平複創傷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個高尚的人，但我是一個合理的人，就像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樣。我也掙工資，我也計較獎金，我也學會了奉承，學會了說假話……做著這些時，我內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爾的話，內心又平靜了。 當然，我不甘心渾渾噩噩、吃喝玩樂了此一生。我有我的事業。我從小喜歡文學，尤其在曆盡人生艱辛之後，我更想用文學的筆把這一切都寫出來。可以說，我活著，我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它——文學。

然而，似乎沒有人能理解我。我在的那個廠的工人大部分是家庭婦女，年輕姑娘除了談論燙發就是穿戴。我和他們很難有共同語言。他們說我清高，怪癖，問我是不是想獨身。我不睬，我嫌他們俗氣。與周圍的人格格不入，常使我有一種悲涼、孤獨的感覺。當我感到孤獨得可怕時，我就想馬上加入到人們的談笑中去；可一接近那些粗俗的談笑，又覺得還不如躲進自己的孤獨中。 我自己知道，我想寫東西不是為了什麽給人民做貢獻，什麽為了四化。我是為了自我，為了自我個性的需要。我不甘心社會把我看成一個無足輕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來表明我的存在。我拚命地抓住這惟一的精神支柱，就像在要把我吞沒的大海裏死死抓住一葉小舟。 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就像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的了。這大概是人的規律，也是生物進化的某種規律——是任何專橫的說教都不能淹沒、不能哄騙的規律!

按說，一個人有了事業，就會感到充實、快樂、有力量。可我卻不是這樣，好像我在受苦，在掙紮，在自己折磨自己。我處處想表現出自己是強者，可自知內裏是脆弱的；我工資很低，還要買大量的書和稿紙，這使我不得不幾角錢幾分錢地去算計……我有時會突然想到，我幹嘛非要搞什麽事業，苦熬自己呢?我也是一個人，我也應該有一個溫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個賢惠的妻子、慈愛的母親。再說，我真能寫出什麽來嗎?就算是寫出來了，幾張紙片就能攪動生活，影響社會?我根本不相信。

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裏。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可我一個人已經很累了呀，仿佛隻要鬆出一口氣，就意味著徹底滅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過天主教堂的禮拜，我曾冒出過削發為尼的念頭，甚至，我想到過死……心裏真是亂極了，矛盾極了。 編輯同誌，我在非常苦惱的情況下給你們寫了這封信。我把這些都披露出來，並不是打算從你們那裏得到什麽良方妙藥。如果你們敢於發表它，我倒願意讓全國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們的心是相通的，也許我能從他們那裏得到幫助。 潘曉

[ Last edited by 大漠船長 on 2013-1-6 at 22:54 ]

……………………

“新世紀 新青年”青年論壇開幕

“再過二十年，我們來相會。舉杯讚英雄，光榮屬於誰。”這首創作於1980年的膾炙人口的歌曲《年輕的朋友來相會》的曲作者穀建芬當初都不曾想到，歌詞中的這句預言居然在昨天（2000年4月26日）下午成為了現實。當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白岩鬆與二十年來的傑出青年、青年人物代表共400多名代表在世紀劇院濟濟一堂、縱論今昔時，為期半年的由北京市委宣傳部、組織部、團市委、北京青年報、張士柏英語網共同主辦的今年本市大型主題教育活動——“新世紀 新青年”青年論壇便正式宣布拉開帷幕。

論壇的開幕由中央電視台的著名主持人白岩鬆主持，昨天到場的嘉賓既有《年輕的朋友來相會》的詞、曲作者張枚同、穀建芬，名躁一時的人生觀大討論的主角潘曉，有體操王子之稱的李寧，老女排隊長張蓉芳，華山搶險英雄群體——第四軍醫大學部分人員在內的昔日一批叱吒風雲的青年人物，也有北京筆電新人信息技術有限公司http://www.chinabyte.com的信息總監劉琪、 清華大學休學創業學子、網絡公司領導人為代表的年輕的新知識精英等等。

在一張張老照片、一段段新故事的引導下，在場的四百多位青年代表與穀建芬、潘曉等嘉賓一起走進“一首歌，一場討論” 之中，共同追尋八十年代初那段歲月中青年人激揚與求索的足跡；支持人白岩鬆與體操王子 、商海驕子李寧的對話則在輝煌與平凡之間將觀眾帶入對“光榮屬於誰”的思考；而名為“相會2000”的昔日華山搶險英雄的相聚又為人們展現出當時那驚心動魄、感天動地的一幅幅場景；張蓉芳與網絡精英、年輕學子的對話則為“新世紀 新青年”的討論提供了這樣的一種參照：在新經濟時代，創業與創富、創新與腳踏實地等等關係到底應該是怎樣的。除了台上的主持人與 嘉賓、嘉賓與嘉賓之間進行討論，台下觀眾與台上嘉賓之間也形成了提問與討論的互動局麵。

最後，這場曆時近三個小時的開幕式在全場觀眾與歌手孫浩、張邁同穀建芬的新作《再過二十年我們再相會》的激昂氣氛中結束。 論壇開幕之後，從5月到10月的半年期間，將陸續有“挑戰：知識經濟與全球化”、“壓力與心理健康”、“選擇：創業與發展”、等7個分論壇和一個總論壇與大家見麵。

……………………

“越走越窄”的“潘曉事件”

2016-09-05 張耀傑 紅粉梟雄民國夢

http://mmbiz.qpic.cn/mmbiz_jpg/31LJYqiaibuGW3lQmDHqAEEIBp6dHGcaQoFQJsdWnhciaiamib0sUDqrpEQ2zu29DZicIHl34je3a2g6kfPPSwGwbXCQ/640?wx_fmt=jpeg&tp=webp&wxfrom=5

微信公益講座第五講之潘禕

【微信公益講座第五期】

時間：2016年9月6日星期二晚8:30至9:30。

地點：民國法政群。同步轉播僅限人文法政讀書和民國大案兩個群。

方式：語音加文字。

主講：“潘曉事件”當事人潘禕先生。

主題：“潘曉事件”的來龍去脈。

主持：張耀傑。

講座期間轉帖擾亂者一概請出。有意入群聽講者，先私信發50元紅包充當講座基金。

【近期預告】

第六講，2016年9月13日星期二。企業思想家郭學明主講：是否有過原始共產社會？

第七講，2016年9月20日星期二。曆史學者袁燦興主講：劉文典真相。

第八講，2016年9月27日星期二。企業思想家郭學明主講：從血緣等級社會到契約法治社會。

十一長假期間休息兩周。

 ———————————

附錄：張耀傑編選背景材料

越走越窄的“潘曉事件”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發表在《中國青年》雜誌上。甫一發表，即引發一場全國範圍內關於人生觀的大討論。

從1980年5月開始到這一年的年底，《中國青年》雜誌社收到六萬多封讀者來信，社會各界，尤其是高校，對這一問題的專場討論不勝枚舉。

那麽，誰是潘曉？關誌豪說：“潘曉隻是一個符號，是特殊曆史時期的產物，是一代青年對愛與激情，人生的痛苦與迷惘思索與討論的一個象征性符號。”

組織討論是《中國青年》雜誌抓重大思潮、讓青年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種有效的傳統方式。1979年，《中國青年》開展過一場“可不可以在青年中提倡學習陳景潤？”的討論，社會反響不錯。所以，討論一結束，編輯部就著手組織下一場討論，當時選定的題目是“講實惠”，因為當時青年中流行著一句很有名的口號“一切向錢看”，“講實惠”成了一種時尚。

1980年年初，馬麗珍剛從群工部調到思想教育部一年，編委會就安排她準備這個選題。馬麗珍在準備過程中，越來越覺得難度很大。那時，領導幹部的特殊化也是群眾議論的熱點，而討論“講實惠”很容易牽涉到領導幹部的特殊化，一旦與這個問題沾上，就不好收場了。馬麗珍決定推翻這個選題，但推翻這個選題，必須提出新的選題。

一天下午，麗珍她到群工部看了兩小時讀者來信，許多信說的都是關於人生苦惱、看透了社會、找不到出路等，她挑出其中35封，隱約中覺得或許可以提煉出一個選題。

馬麗珍與總編輯關誌豪住同一個單元，一天下班的路上，馬麗珍向關誌豪講了開展人生觀討論的想法。關誌豪讓馬麗珍把那35封信給他看看。第二天，看過信後的關誌豪就同意了這個選題。

定下了人生觀討論的選題，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檸讓馬麗珍和另一個編輯馬笑冬做進一步的調研。接下來的兩三個月時間，“二馬”每天早出晚歸，奔走於北京的機關、學校、商店、工廠，召開各種層次的座談會。

在一次座談會上，馬笑冬認識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廠的青年女工黃曉菊。通過幾次交談，她覺得黃曉菊的經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就問她願不願意毫無隱瞞地寫出來供青年討論。黃表示同意，馬笑冬便向她約稿。

在此前後，“二馬”到北京經濟學院召開座談會。學院團委書記李慶堃向她們推薦了二年級學生潘禕。李慶堃說，這個學生很灰，不久前剛自殺過，你們可以和他單獨談談。“二馬”於是分開行動：馬笑冬去參加座談會，馬麗珍去和潘禕單獨交談。

1980年4月7日，馬麗珍與潘禕從下午兩點多談到六點多。馬麗珍問他願不願意把自己的經曆和思想寫出來供青年討論，他表示願意，馬麗珍就向他約了稿。

不久，黃、潘的稿子分別交到編輯部。潘禕的不能用，但其中一些語言和觀點可供參考，黃曉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基本可用。編輯部將這兩篇稿子交給馬笑冬，由她執筆作最後的修改。

最後公開發表的那封署名“潘曉”的所謂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當中，人生經曆和主要觀點基本取自黃曉菊的稿子，潘禕的一些話也糅了進去，同時還吸收了一些在座談會上聽來的語言。最後，馬笑冬從黃曉菊和潘禕的名字裏各取一個字，合成了“潘曉”這個筆名。

黃曉菊

關誌豪

這封信的開場白是這樣寫的：

編輯同誌：

我今年二十三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複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反顧我走過來的路，是一段由紫到紅到灰白的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絕望的曆程；一段思想的長河起於無私的源頭而最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曆程。

在講述了自己在工作、愛情、家庭生活中所經曆的種種不幸之後，潘曉最後寫道：“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就像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了。這大概是人的規律，也是生物進化的某種規律——是任何專橫的說教都不能淹沒、不能哄騙的規律！”

這裏所講的人生道理，其實就是胡適先生最早從美國和歐洲引進中國的健全的個人主義的普世性的人生價值觀的一部分內容。我在《民國紅粉》、《北大教授與新青年》、《伊斯蘭與基督教的大同神話》、《喋血梟雄：改變曆史的民國大案》等幾部書稿中，反複介紹過這樣一種普適性的現代文明價值觀的四個要素：第一是個人的自由自治尤其是財產私有；第二是人與人之間的契約平等；第三是公共領域的法治民主；第四是主要針對公共權力的限權憲政。這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自治的具備了承擔私人及公共責任的健全的個人，而不是什麽文化和什麽製度。

人類社會所有的文化和製度都是人造的。邪惡的文化和邪惡的製度的根源，在於邪惡的個人所組建的社會。一直處於反文明、反人類的惡性循環的邪惡狀態之中的所謂中國人及其文化和製度，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這樣的一種普適性的健全的個人主義的人生價值觀。

8月20日，在《中國青年》雜誌編輯部安排下，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後播發了采訪黃曉菊的專題報道。本來是作為一個思想典型人物的潘曉被具體化為實實在在的黃曉菊了。雖然黃曉菊在億萬觀眾麵前對那封信作了說明，最後的表態很“正麵”也很富於哲理：“我們不能因為社會上存在著垃圾就像蒼蠅那樣活著！”但是，黃曉菊的這一次“出場”還是無可挽回地使“潘曉討論”發生了急轉直下的變化。

9月23日，工人日報社的內刊《情況參考》第212期刊登了兩封關於潘曉的群眾來信。

第一封信題為《此種做法弊多利少——有感於潘曉上電視》，寫信人署名為“山西娘子關電廠寧翠榮”。

第二封信題為《鄰居眼裏的潘曉》，署名為“北京石月”。這封信先說“街坊鄰居原來不知道潘曉是誰，一看電視才知道潘曉就在自己身邊，先知其人，後聞其名，有反胃似的不舒服。”然後列舉了黃曉菊的種種缺點，說她“打姥姥”、“不給姥姥吃飯”、“‘主觀為己’是做到了，’客觀為人’則還差得遠”……

幾天後，中宣部《宣傳要聞》第74期轉發了這兩封信。9月30日，胡耀邦在這一期《宣傳要聞》上作了批示：“請有關部門查查這件事，報刊、電台有個獵奇的思想，沒有解決好……”

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聞單位參加的例會上傳達了胡耀邦的這個批示。於是，“‘潘曉討論’出事了！”的消息在北京傳開。

幾天後，新華社編印的《國內動態清樣》第3028期刊登了記者徐光耀寫的《北京羊毛衫五廠負責人談’潘曉’和她的信的問世的情況》，實際上把潘曉的信說成了“完全出於《中國青年》雜誌編輯之手”。

為了對這兩封信和徐光耀的文章作一個回答，《中國青年》雜誌編委會於10月30日向胡耀邦、王任重、朱穆之及中宣部送交了一份長達六千餘字的《關於工人日報等單位反映“潘曉問題”的調查報告》，在《調查報告》最後，總編輯關誌豪加了這樣幾句：“我們對胡耀邦同誌提一點意見，希望今後胡耀邦同誌不要輕易地就一些未經核實的材料作帶有實質性的批示，以免和實際情況脫節。”

這份《調查報告》送上去的第二天，關誌豪打電話給胡耀邦的秘書梁金泉，問耀邦看了沒有，什麽態度。梁秘書回答：耀邦看了，沒說什麽，用紅鉛筆在那段話下麵畫了曲線。

在11月26日召開的全國思想工作座談會上，胡耀邦對潘曉問題有此一說——“潘曉不是真潘曉，是塑造的潘曉，是兩個人的信合起來的。”一些地方便據此將“潘曉討論”簡單地理解為“《中國青年》製造的一場大騙局”，從而已滋長出全盤否定這場討論的趨向。

從第5期到第12期，《中國青年》關於潘曉討論一共編發了110多位讀者的110多篇稿件，約十七八萬字；在討論開展的7個月時間裏，編輯部共收到來信來稿六萬多件，其中不少信稿是幾十、上百青年聯名寫的；討論期間，《中國青年》的發行量由325萬上漲到397萬；關注和參與這場討論的青年以千萬計……

到了1983年12月，在距“潘曉討論”結束近三年以後，華中工學院黨委向胡耀邦等領導人送上一份題為《〈中國青年〉〈中國青年報〉關於人生意義討論散布大量錯誤觀點必須澄清》的材料，並在所附的信中稱：“在這次清理精神汙染中，我院黨委宣傳部和共青團委組織幾個同誌查閱了《中國青年》和《中國青年報》1980年下半年開展關於人生意義的討論發表的所有兩百多篇文章，發現這場討論散布了大量的錯誤觀點和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對青年是嚴重的精神汙染。建議在這次清理精神汙染中，必須對兩青年報刊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這次在青年中影響很大的所謂’關於人生意義的討論’認真進行清理。”

胡耀邦於12月12日在華中工學院黨委的來信上批示道：“這件事用不著再大肆翻騰，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關誌豪說，耀邦是個好人，關鍵時候保護了我們。

“一夜成名”後的黃曉菊，社會活動驟然多了起來，大學生們紛紛請她參加活動，和她共同討論費爾巴哈、薩特。廠門口每天站著陌生人，口口聲聲說要見“潘曉”，要和她談人生，談理想。

工廠呆不下去了。黃曉菊想到一個“書多，讀書人多的地方”去工作，《中國青年》幫她調進了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發行部。她很快發覺，自己似乎是作為“有越軌思想”的人被安置在出版社的主流之外。

接下來，她在報紙上看到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圖書資料員的廣告，她去應聘並通過了考試。但是，那裏的“大知識分子們”都覺得她“不太聽話，喜歡自作主張，按自己認為對的辦，不能不折不扣地服從上級”。當所裏第一次實行人事製度改革時，她第一個被解聘了。

比她小4歲的丈夫也離開了她。生下兒子後，丈夫常問黃曉菊：“你不是’潘曉’嗎？怎麽和其他婦女沒兩樣？”

生計陷入困境，黃曉菊把兒子全托，下海南、去深圳自謀生路。

1993年，黃曉菊結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做起服裝生意。她依然故我，隻進自己喜歡的貨，若有人不懂欣賞，她還忍不住跟人爭論不休。

潘禕的命運比黃曉菊更加坎坷。據潘禕自己講，當年北京經濟學院不滿“思想有問題”的潘禕被塑造成全國聞名的“典型”，把他帶到北京一家醫院，由一位實習大夫診斷為“重型精神病”，並在潘禕不知情的情況下與他的父母簽訂了自動退學協議書。

1983年，在馬麗珍幫助下，潘禕在前門聯社做起了裝卸工。這年8月，全國“嚴打”開始，同去提貨的司機拿了一塊放在貨場上的焊錫，並要求潘禕保密。9月，司機被抓，10月，潘禕被傳訊，這一關就是3年。出獄後，他刷過瓶子，當過編務，做過發行。上世紀90年代後，他曾一度頻繁跳槽，在許多公司做過廣告部經理、副總、總裁助理。

他還在“中華英才網”主持“老潘信箱”，“專門解答求職者和職場中人的種種問題。”“以前，我因為討論人生而被迫改變了人生之旅。如今，在互聯網上，我又與那些年齡18到24歲的年輕人繼續著人生的話題。我不知道這對於我是不是一個難以打破的宿命。”潘禕在一篇文章裏這樣說。

2000年以後，潘禕做起了自由撰稿人，他在網絡上取名“大俠”，義務發表和轉發各種經濟和時政方麵的觀點。

————————————

2007年8月19日 星期日

穿梭在“潘曉”眾生中間

葉德英

接到“潘曉”這個選題當天，我就遇到了難事。

“潘曉”是80年代初的一個著名的事件，據我了解，“潘曉”是兩個人，即潘一和黃曉菊，我原以為這個選題對我來說應該是輕而易舉的，因為我與潘禕是有著15年的交情的哥們，他那點事兒，我早已熟透了，沒想到，當我找到他的時候，他卻一口回絕了我。

潘禕的理由很現實，他認為自己在“潘曉”中，是個很不光彩的角色，如果客觀地重述這段曆史，他認為對他的形象有害無益，作為同行（潘在北京電視台），他認為我不該接這個選題，同時也給我出了個碩大的難題：做一期隻有他一個人物的“潘曉”專題，弱化其他人物，誇大他在這個事件中的作用，否則，他堅決不接受我的采訪。

作為電視人，我無法違背自己的職業道德，作為朋友，我確實有點犯難，作為一名編導，我不得不在我工作開始之初，帶著明顯的遺憾。

第二個人物是黃曉菊，我千方百計地聯係到她，黃曉菊一聽我是中央電視台的，馬上就說：“說實在的，我對央視的編導印象並不好，以前我多次接受他們的采訪，有些事他們做得挺傷人的，我對潘曉是有感情的，因為那裏有我青春的激動，但是，我對你們這些編導印象不好。”之後，我再撥她的電話，她基本就不接了。

我不知黃曉菊曾經遇到了什麽，讓她對電視人有那麽大的成見。但我覺得，雖然她沒有像潘一那樣直截了當，但同樣是拒絕了我。

原《中國青年》雜誌社編輯馬麗珍，是這場討論的發起者，她是熱衷節目的支持者，當我見到她時，她告訴我了一個驚人的內幕，“潘曉”來信，並非人們傳說的那樣，是由潘禕和黃曉菊兩個人的信拚湊的，而是采納了眾多參與者的觀點，由編輯馬笑冬起草的，隻是在姓名上用了一個“潘”，一個“曉”。由於這些年潘禕經常對媒體說自己是人物之一（潘曾經有很慘的經曆），所以，這麽多年來，媒體關於“潘曉”是兩個人的說法，一直是以訛傳訛。她很希望這一次，中央電視能夠真正客觀地澄清此事。

我很高興！首先，作為編導，這一新的發現和被發現的“內幕”， 無疑是節目的一個新的視點，第二，人物潘禕的出現與否，並不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

黃曉菊是個很感性的女人，也許是年齡接近，也許是我們交談了許多女性的話題，總之，當我與她聯係上一個月之後，終於峰回路轉。當攝製組來到她的小店拍攝的時候，她十分熱情地接受了我們的采訪。最讓我感動的是，當我們發現她的一本近30年前的像冊，提出希望拿回劇組進行掃描時，她爽快地答應並裝進袋子交給了我，我知道這本像冊對於她是多麽的珍貴，那一刻，我從她的眼睛裏讀到了真誠和信任。

順藤摸瓜，在尋找“潘曉”來信的真正作者的時候，我們聯係上了馬笑冬，但是，當我們千裏迢迢地從北京趕到上海的時候，差點哭了，因為已患老年癡呆的馬笑冬，莫名其妙地說了個不正確的地址給我們。好在上海的出租汽車司機真是好樣的，他帶我們一家一家地到居委會去查，最後，終於找到了潘曉來信的執筆人馬笑冬。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人物是原《中國青年》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關誌豪，當聽說我們要采訪潘曉討論的時候，他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據說，當年“潘曉”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事件，讓他在政治上曾經受挫，因此，這一次央視《重訪》希望客觀地報道這件事，對於他來講，也許是一次莫大的機會。後來，關老經常和我通電話，上政治課、探討現實問題、開玩笑等等，最後，他老人家竟然給我起了個小名叫“丫頭”和“小英子”。

不管怎麽說，由於中國青年雜誌社當年“潘曉”討論的許多關鍵人物，給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資料，現任的負責人又向我們出示了大量的檔案資料，使我們這次重訪，有了比較客觀和公正的視角和收獲。

當然，還有安文、周曉東等，讓我敬佩和感動的許多人。

一個選題讓我結識了眾多的人。潘禕因此與我結束了15年的交情，黃曉菊由一個遙遠的符號變成了我問寒問暖的知心大姐，關誌豪變成了一個要經常教訓我的“家長”，最有意思的是馬笑冬，她竟然不記得我去采訪過她。

當一個編導在創作中不知不覺地把自己融進這樣一群角色中的時候，你會發現，角色會幫助你思考和成長。

……………………

“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何罪之有？

作者自白：《中國青年》編輯部編的《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潘曉討論》（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出版後，作為“潘曉討論”的參加者，我做了反複閱讀和思考。此書的出版，說明了中國的思想解放和法製建設已達到了新的高度，書中披露的一些史實，對於人們了解當年的一些內幕是有幫助的。可惜，此書仍然比較“保守”，既沒有勇敢地為“潘曉討論”“翻案”，更沒能旗幟鮮明地提出“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應該成為中國人現階段的人生哲學。

“潘曉討論”真的錯了嗎？它曾讓當年的千百萬青年為它哭為它笑為它激動為它爭辯為它深思，也讓今天千百萬的成年人頻頻回首沒齒難忘，更讓億萬中國人上下求索：人活著可不可以沒有人生哲學作指導？什麽理論才是符合中國國情和當代社會思想實際的人生哲學？

有鑒於此，經過長期思考，我撰寫了《應該為“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正名》一文，希望為創建符合當代中國國情的人生哲學拋磚引玉。此稿是“一家之言”，歡迎爭鳴。

應該為“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正名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20多年前，作為一代苦悶青年代表的“潘曉”聲淚俱下的喊出了“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這封讀者來信在《中國青年》1980年第5期上刊登後，猶如平地驚雷，頃刻之間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共鳴，並引發全國範圍的“潘曉討論”。在“潘曉討論”展開的七個月裏，《中國青年》編輯部收到的信稿達6萬多件，其中不少的信稿是幾十、上百人聯名寫的，而且參與“潘曉討論”的，不僅是青年人，還有不少中年人、老年人。人們衝破“左”傾思想的禁錮，沐浴著改革的春風，袒露心扉，奮筆疾書，熱烈而真誠地探討人生的真諦，形成了自五七年反右運動以來最為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其火爆程度，在共和國新聞史上也是空前的。

“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潘曉的觀點並未馬上成為大家的共識，但卻成為人們討論的焦點。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盡管人們滿腔熱誠地參加討論，但仍心有餘悸。不少人擔心這是反右運動“引蛇出洞”法的重演。有的讀者懇切地寫道：“探索人生，必須從講真話開始……討論將如何進行下去呢？批判嗎？圍剿嗎？不！打了潘曉，就打了我們這一代青年，就打了青年們的心！”胡喬木同誌也對中國青年雜誌社領導明確指示：“關於五七年的辦法是錯誤的，你們可以聲明，這樣大家才放心。……把討論變成計策是完全不對的。”

遺憾的是，曆史有著驚人的相似。這場群眾自發的人生觀大討論，這場心靈解放的人生觀大討論，這場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鳴鑼開道的人生觀大討論，由於“左”傾思想的回潮而夭折，中國青年報社做了檢查，有關領導受到處理，眾多參與討論的作者受到不公正待遇，“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受到嚴厲批判……剛剛興起的思想解放運動被迎頭潑了一盆冷水，社會再次陷入不敢說真話的境地，“信任危機”、“信仰危機”成為社會久治不愈的“頑症”。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是一種超前的人生哲學，受到非議、批判在所難免，而1992年以後，中國已進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時期。二十多年來，國家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建設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各種人生哲學也在廣泛傳播，但實事求是地看，“信任危機”、“信仰危機”仍然存在著，“不敢說真話”依然比較普遍。

人生哲學是人們行動的指南。通過正反兩方麵的比較和多年的理性思考，我認為被顛倒的東西應重新顛倒過來，現在已到為“主觀為自觀，客觀為別人”正名的時候了！

 一、自我並非貶義詞，更不是洪水猛獸

在一些人眼裏，自我就等於自私，就等於個人主義，就等於損人利已、自私自利，就應該“狠鬥私字一閃念”、“批倒批臭”、“再踏上一隻腳”。

其實，自我並非貶義詞，更不是洪水猛獸。自我，一般而言是指自己，但從哲學角度來看，它由弗洛伊德揭示，是本我、自我和超我人格結構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我源於人的本能和欲望，由於不容於社會道德，它完全隱藏在人的潛意識中，如性欲、食欲、死亡等。本我是自私的，卻是人的所有熱情的源泉。正如巴爾紮克所說的那樣，“欲望是支配生命的力和動機，是幻想的刺激素，是行動的意義。”（1）超我則與曆史上哲學家們提倡的“良心”差不多，其實質上是指內在化了的道德行為規範和理想，代表著人類社會生活的高級方向。

而作為一個現實的人，他更多的表現出其獨特的自我。自我是在本我的欲望與外部現實、環境的不斷衝突，不斷的交互作用之中發展起來的，是人的社會化的產物。它是人身上必不可少的控製，調整著內心與外界的衝突，使之在兩端中超於調和，在一定條件下滿足欲望和本能的需要，並在超我的指引下，又力求使自己成為符合社會道德規範的人。一些人將自我與自私混為一談，加以批判，實際上卻暴露了其知識的貧乏和學養的蒼白。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是簡單粗暴地否定人的自我，否定個人的正當利益，馬克思曾經深刻地指出：人們所奮鬥的一切，與他們的利益有關。在《神聖家族》中，馬克思、恩格斯還指出，任何革命都不是為了某一種純粹思想，而是為了實際的物質利益，“‘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醜。”（2）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按語中指出，要“提倡以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為一切言論行動的標準的社會主義精神”。中國革命的實踐充分證明，很多人就是抱著當家作主人，過上好日子的目的走上革命道路的。而文革期間狂熱地扼殺自我，其實是滅絕人性的法西斯行為。那種忽略甚至完全抹煞個人利益、絕對排斥個性和個人自由的所謂“集體主義”，是一種虛假的集體主義，既不利於個人，也不利於他人、集體，其結果，隻能是阻礙社會的發展進步。

二、“為自我”與“為別人”是能夠統一的

1984年《中國青年》第一期上發表了《“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錯在哪裏？》（簡稱《錯在哪裏？》）一文，對“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進行了粗暴地批判，將其定性為“實質是個人主義”，為“潘曉討論”畫上了一個令人難以信服的句號。

《錯在哪裏？》的作者完全不顧人類發展的曆史軌跡和“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的立意，將主觀與客觀、自我與別人割裂開去，對立起來，從而得出了荒謬結論。

“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是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的。從人的行為動機（或原動力）上來看，人的一切活動都是有目的、趨利避害、“為自我”的。譬如，人們做工是為了掙錢，投資是為了贏利，炒股是為了賺錢，買彩票是為了“中彩”……古今中外，這種以“主觀為自我”出發，卻成就一番偉業並“客觀為別人”乃至為社會為國家的例子舉不枚舉。拿破侖的座右銘是：“不想當將軍的兵不是好兵”；鬱達夫坦言：著書皆為稻糧謀；偉大的發明家愛迪生說的更實在：“任何賣不出去的東西，我都不願發明”。（3）

從檢驗人的行為的合法性來看，作為社會的人，其“為自我”的主觀動機符合於“客觀為別人”的社會規範，從而產生了“利他”的社會效果，是很有意義的。譬如，人們做工雖然是為了自己掙錢，卻給社會創造了財富；投資雖然是為了自己贏利，卻擴大了社會就業，增加了國家稅收；炒股雖然是為了自己賺錢，卻有利於國家的融資；買彩票雖然是為了自己“中彩”，卻有益於社會福利事業……人微言輕的拿破侖，以立誌“當將軍”作為精神支柱，通過不懈奮鬥，從一名默默無聞的炮兵少尉，成長為世界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客觀上推進了社會進步，為振興法蘭西作出了巨大貢獻；鬱達夫主觀上是為了謀生而寫作，客觀上卻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留下了許多優秀作品；愛迪生通過自己的發明成為百萬富翁，但他發明的電燈、電影、留聲機，不僅使自己腰纏萬貫，而且使全世界受益。

當年，胡喬木在接見《中國青年》負責人時，明確指出：“一個人主觀上為自己，客觀上為別人，在法律上、經濟上是允許的”，“為自己和為別人是可以統一的”，“共產主義就是要為了所有個人的利益。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不違反我們的規範。”人生哲學根據其思想境界的高低而分為不同的層次。在理論意義上講，“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盡管不是高層次，但她卻具有普遍性、現實性，是符合社會主義市場條件下大多數中國人的認知水平的，因而比“假、大、空”的“左”的人生哲學更有人性美，更有生命力。回過頭來想一想，當年，如果不是被“左”傾思想扼殺在“搖籃”裏，那麽，這一人生哲學對催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動全社會的思想解放，將起到更大的作用。

三、“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具有“中國特色”

時代呼喚著自己的理論。古代，中國先賢提出：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近代，西方哲學家提出：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今天，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提出“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人的人生哲學，這不僅是對人類精神文化遺產的繼承，而且是一個豐富和發展。

《錯在哪裏？》一文對哲學史上出現過的“合理利已主義”說三道四，企圖貶低其理論價值，並進而斷言：“所謂‘合理利已主義’不過是利已主義人生觀的一個變種。”，更是想把“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打入“另冊”。

其實，合理利已主義也沒有什麽值得非議的，她起源於資本主義初期，在人類曆史上曾起過積極的作用，並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其代表人物有愛爾維修、費爾巴哈、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以愛爾維修為代表的合理利已主義人生觀是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壓迫、要求革命的曆史產物，愛爾維修說過：“具有美德的是那樣的人，他的強烈情欲是如此和諧地和社會利益相一致，以致他幾乎任何時候都必然是合乎道德的。”（4）；費爾巴哈的理論，對於批判封建主義宗教倫理思想、號召人們為現實的利益和人世間的幸福而鬥爭，對人類的思想解放運動，起到了巨大的啟蒙作用；而車爾雪夫斯基的合理利已主義，是他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當時封建專製的俄國，他高舉個人主義旗幟，喚醒了沉眠於封建專製政體下的自我意識，衝擊了彌漫於俄羅斯的濃厚的皇權主義思想，推動了俄國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甚至對列寧也產生過很大影響，激勵他走上革命道路。

而“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既是對合理利已主義的傳承，也是豐富和發展。因為她不僅旗幟鮮明的把個人行為的基本動機歸結為“為自我”，而且把個人行為的評價標準確定為“為自我”與“為別人”的辨證統一。也就是說，與己有益、與人有害的事，是違背社會道德和法律的，不可為；與人有益、與己有害，也是違背常理的，亦不可為，至少是不能長期為之。在特殊條件下，少數人的助人為樂、見義勇為、舍生忘死等行為，則是高層次上的“為自我”與“為別人”的統一。所以，《錯在哪裏？》對合理利己主義的指責，是毫無道理的。把“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說成是“利己主義的一個變種”，也是極其荒謬的。

 四、 潘曉討論”應該“摘帽”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共和國的曆史上，曾展開過數以百計、規模不等的“大討論”，而真正影響深遠、與“潘曉討論”相類似的，要算五七年反右運動。反右運動使50多萬名知識分子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受到迫害，蒙冤21載，1978年才被“摘帽”平反。“潘曉討論”也過去了21年，當時所下的錯誤結論，至今還未被推翻，這是很不公道的。

首先，應該在理論上正本清源，給眾多受害者一個“說法”。在6萬多封讀者來信中，雖然《中國青年》隻發表了110多位讀者的討論文章，大家的意見也有很多分歧，但是，參加討論的很多人還是在精神上，工作上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潘曉原型之一的黃曉菊因為“潘曉討論”而被單位找茬停職，丟掉工作。此前，一家大報還發表了一篇未經審核的群眾來信《鄰居眼中的潘曉》，對其進行指責，損壞了黃曉菊的形象，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潘曉的另一位原型潘?的命運更慘，他被北京經濟學院以莫須有的“精神分裂症”名義退學，一度成為流浪漢，至今還在為無法恢複學籍而苦惱。那個寫作了討論文章《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的武漢大學學生趙林，在以後的考研、分配、提職和各種待遇等方麵，都受到許多負麵影響……事過境遷，他們已經步入中年，並成為社會的骨幹，但是卻背著沉重的精神枷鎖。雖然時光不可能倒流，失去的難以挽回，但從理論上給一個“說法”，就可以讓這一大批人砸碎“枷鎖”，揚眉吐氣。

其次，“摘帽”意味著是對人治的全盤否定。前蘇聯著名社會學家科恩在《自我論》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自我”解放。（5）五七年反右運動之後，百花凋零，萬馬齊喑，毛澤東曾痛惜地說：人們不敢說真話了。而“潘曉討論”，原本是群眾自發的、正常的思想討論活動，並受到胡喬木、王任重等中央領導的充分肯定，誰知，政治氣候因為人治而朝令夕改，頭天還作為思想教育工作的成功範例廣為宣傳，第二天“龍顏大怒”，而被否定、受批判，險些成為“精神汙染”的典型受清算，熱血青年們的擔憂再次變為嚴酷的現實：“打了潘曉，就打了我們這一代青年，就打了青年們的心。”從而使人們心灰意冷，解放思想在“潘曉討論”中成為一句空話，《憲法》所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的權力受到踐踏，掙脫“左”傾思想禁錮的人們，剛剛敞開的心扉，又重新關閉。時隔二十多年，我國已進入市場經濟的快車道，法製建設也得到了很大進步，為“潘曉討論”“摘帽”的時機已經成熟，人們多麽希望法治戰勝人治之日早一點到來啊。

第三，市場經濟呼喚具有時代特征的人生哲學。人類曆史證明，不同時代孕育不同的人生哲學。當前，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勢頭強勁，形勢喜人，但問題不少，貧富差距在擴大，治安狀況較嚴峻，腐敗之症久治不愈，“信仰危機”，“信任危機”仍比較普遍的存在著，所有這些，既有客觀原因，更有主觀原因。由於沒有一個正確的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人生哲學做指導，就使的人們的思想比較混亂，行動缺乏指導，從而使社會矛盾越來越集中、尖銳。而“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是兼顧個人與社會的人生哲學，它既克服了“人不為已，天誅地滅”的極端個人主義人生觀的偏頗，又修正了脫離現實的“大公無私”人生觀的誤區，這一人生哲學的確定，必將激發起人們“主觀為自我”奮鬥、“客觀為別人”造福的積極性、創造性，精神變物質，特質變精神，進一步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為振興中華貢獻力量。

（1） 轉引自《欲望的力量》，任柏良主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03頁

（3） 《偉大的勵誌書》（美）奧裏森?馬登著，中國檔案出版社 2001年1月第一版第281頁

（4） 轉引自《西方著名倫理學家評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3頁

（5） 《自我論》科恩著 佟景韓等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12月第一版第228頁

……………………

《中國青年》回溫潘曉討論

“潘曉”今何在

方文玉

本報訊1980年的5月，《中國青年》雜誌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引發一場全國範圍內的思想大討論，6萬多封參與討論的來信紛紛湧向雜誌社。這場討論在經曆一波三折之後，慢慢地走進了人們記憶的最深處。在20年後的今天，討論的發起者《中國青年》編輯部聯合當事人“潘曉”，共同追述了這場討論的今昔變遷。最近，由《中國青年》編輯部編輯、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潘曉討論》一書，以第一手史料見證了這段曆史的真實一幕。

當年為人生所困惑、給《中國青年》雜誌寄信的北京青年潘?、黃曉菊，在經曆那場討論以來的這20年間，他們的生活發生了許多戲劇性變化。

女青年黃曉菊失業之後，曾到中國青年出版社幹過發行，後考入中國社科院民族所，擔任資料員。不久就拋家別子，隻身南下，在《海南特區報》當過一陣子記者，不順，回到北京。再次出走，闖入深圳，當家庭保姆、客串電台主持人，最終回到自家門幹個體，摸爬滾打當上了服裝店老板。“哭著笑著罵著唱著走過來”，這就是當年潘曉討論中的最原始困惑者黃曉菊在20年後對人生的現身說法。

潘曉討論的另一當事人潘?，在那場討論之後從大學裏“自動退學”，偷偷地到建築工地上當小工，搬磚和泥，還看過大門。在當裝卸工期間曾入獄8個月，並在服刑中開始自學。出獄後參與出版發行工作，也在各類公司間頻繁跳槽。現成為一名自由撰稿人，名片上的“創意、策劃、撰稿、培訓”記載著他眼下正熱衷的事業。他還在“中華英才網”主持著一檔欄目——“老潘信箱”，專門回答當下求職者和職場中人的各種問題。潘?特別喜歡如今網民所共同擁有的那位“伊妹兒”，他說可以通過她來與大家做思想上的溝通。

通過對潘曉討論的回溫與總結，《中國青年》編輯部得出如下結論：20年前，人們感歎“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20年來，人們以自身經曆回答了“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寬”；20年後，人們欣喜地發現“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精彩”。

1  ◆“潘曉討論”始末[第三版•留住記憶]——（《作家文摘青年導刊》第77期2000年06月30日）日）99 2001年3月14日 07:45“潘曉討論”始末

--------------------------------------------------------------------------------

今天仍有許多人珍藏著這期雜誌，即《中國青年》１９８０年第５期！

今天仍有許多人珍藏著這期雜誌?

這期雜誌就是《中國青年》１９８０年第５期?

因為這期雜誌有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這是一封飽含著人生經曆的痛苦和創傷的信?節選?。

編輯同誌：

我今年２３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複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

過去，我對人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的時候，我就聽人講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雷鋒日記》。雖然還不能完全領會，但英雄的事跡激動得我一夜一夜睡不著覺。

我開始形成了自己的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對人生的看法：人活著，就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著，就應該有一個崇高的信念，在黨和人民需要的時候就毫不猶豫地獻出自己的一切。

可是，我也常隱隱感到一種痛苦，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實總是和頭腦裏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銳的矛盾。在我進入小學不久，“文革”開始了，爾後愈演愈烈。我目睹了這樣的現象：抄家、武鬥、草菅人命；家裏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準備檢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輕人整日汙言穢語，打撲克、抽煙；小姨下鄉時我去送行，人們一個個掩麵哭泣，捶胸頓足……我有些迷茫，我開始感到周圍世界並不像以前看過的書裏所描繪的那樣誘人。我初中畢業，外祖父去世了。一個和睦友愛的家庭突然變得冷酷起來，為了錢的問題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親竟因此拒絕給我寄撫養費，使我不能繼續上學而淪為社會青年。我當頭挨了一棒，天嗬，親人之間的關係都是這樣，那麽社會上人與人的關係將會怎樣呢?我得了一場重病。後來我被分配在一家集體所有製的小廠，開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時候，我仍然存著對真善美的向往。

但是，我又一次地失望了。

我相信組織。可我給領導提了一條意見，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團的原因。

我求助友誼。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點過失，我的一個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說的知心話悄悄寫成材料上報了領導。

我尋找愛情。我認識了一個幹部子弟。他父親受“四人幫”迫害，處境很慘。我把最真摯的愛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撲在他身上，可沒想到，“四人幫”粉碎之後，他翻了身，從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兩天兩夜不吃不睡。我憤怒，我煩躁，我心裏堵塞得像要爆炸。人生嗬，你真正露出了醜惡、猙獰的麵目，你向我所展示的奧秘難道就是這樣??

為了尋求人生意義的答案，我請教了許多人，可沒有一個答案使我滿意。如說為革命，顯得太空不著邊際；如說為名吧，未免離一般人太遠，“流芳百世”“遺臭萬年”者並不多；如說為人類吧，卻又和現實聯係不起來，為了幾個工分打破了頭，為了一點小事罵碎了街，何能奢談為人類?如說為吃喝玩樂，可生出來光著身子，死去帶著一副皮囊，不過到世上來走一遭，也沒什麽意思。有許多人勸我何必苦思冥想，說，活著就是為了活著，許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樣活得挺好嗎?可我不行，人生、意義，這些字眼，不時在我腦海翻騰，仿佛脖子上套著絞索，逼我立刻選擇。

我拚命看書，希望從那裏得到安慰和解答。可是，看書並沒有使我從苦惱中得到解脫。我想呀，使勁地想，苦苦地想。慢慢地，我平靜了，冷漠了。過去，我曾那麽狂熱地相信過“人活著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為了人民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現在想起來是多麽可笑?

對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雙重性格的人。一方麵我譴責這個庸俗的現實；另一方麵我又隨波逐流。我也爭工資，我也計較獎金，我也學會了奉承，學會了說假話……做著這些時，我內心很痛苦。

   ……

潘曉

１９８０年４月

潘曉的信真是編輯部“編”的嗎？

２０年前，《中國青年》女編輯馬麗珍的抽屜裏有一摞信，那是她到群工部看信時挑出來的，說的都是關於人生苦惱、看透了社會、找不到出路等，其中一封講述自己不斷追求並引用了屈原名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信尤其給她留下了印象，當時她覺得或許可以提煉出一個選題，於是，現任中國婦女報社副社長的馬麗珍向總編輯關誌豪提議在青年中開展人生觀討論。

接下來的兩三個月，馬麗珍和另一個編輯馬笑冬每天早出晚歸，奔走於北京的機關、學校、商店、工廠，召開座談會。通過調研，她們感到，十年動亂給青年造成了深重的心靈創傷，青年舊有的真誠和信仰被雪崩樣衝毀了，而新的信仰還在社會生活中艱難孕育。

在一次座談會上，馬笑冬認識了第五羊毛衫廠的青年女工黃曉菊。她覺得黃曉菊的經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就問她願不願意毫無隱瞞地寫出來供青年討論。黃表示同意。

北京經濟學院的團委書記李慶堃向她倆推薦了二年級學生潘礻韋。李書記說，這個學生不久前剛自殺過，你們可以和他談談。

潘礻韋現已年過不惑、應邀在“中華英才網”上主持“老潘信箱”欄目。１９８０年４月７日那天，他和馬麗珍從下午兩點多談到６點多。他告訴馬麗珍，他的父母在青海支邊，他五六歲時就被留在了北京的姨媽家，從小就遭白眼，長大後他跟姨媽鬧翻了，考上大學，就再也不回家，過年時也一個人留在學校。１９７９年春節，整個學生宿舍樓隻有他的窗口亮著燈光，像是一隻鬼眼，而校園外卻是爆竹連連，他覺得活著沒有意思……馬麗珍問他願不願意把自己的經曆和思想寫出來供青年討論，他表示願意。

黃曉菊和潘礻韋的稿子兩相比較，潘礻韋的不能用，但一些語言和觀點可供參考。編輯部將這兩篇稿子交給了馬笑冬，由她執筆作最後的修改。

馬笑冬在編輯這篇稿子的時候，關於人生經曆和主要觀點基本取自於黃曉菊的稿子，很多話甚至是原文，潘礻韋的一些話也揉了進去，還吸收了一些在座談會上聽來的話語。最後，她從黃曉菊和潘礻韋的名字裏各取一個字合成了“潘曉”這個筆名。因為覺得念起來挺順，就這樣定了。

誰是“潘曉”?這封信算是讀者來信還是算“編”的?這些問題當時對於編輯部來說或許壓根兒就沒被當成問題。然而，正是這兩個不被當成問題的問題後來給討論帶來了厄運。

潘曉幾張紙片猛烈地攪動了生活。“潘曉討論”正好“熱”了一個夏天。

刊有“潘曉”信的那期雜誌５月１１日發行，１４日編輯部就開始收到讀者參與討論的來信，１７日上升到１００件，２７日突破了１０００件，之後一直保持在每天１０００件左右，不足一個月就收到了兩萬多件。開始幾天，郵局是用背的那種小郵包送信，不久後就改為大郵袋了，再到後來每天都用“蹦蹦車”。

“潘曉”的幾張紙片就這樣似乎是很輕易地卻又是猛烈地攪動了生活?

最初的大量來信在就人生的意義發言的同時，幾乎都對這場討論本身表示了強烈的感激和敬佩。

除此，許多讀者還懷有種種疑懼。他們有的懷疑這封信是為了引誘青年談出真實思想，是個“圈套”，是“引子”；有的替“潘曉”表示擔憂；甚至還有為《中國青年》擔心的，他們說《中國青年》弄不好要挨批判，這場討論說不定會被“圍剿”……

其實，不能說這些擔心隻是讀者的杞人憂天。社會上對這封信也並非是一片叫好，基層的許多領導對開展這場討論橫加壓製，把這一期《中國青年》當成了禁書，有的人甚至寫信謾罵編輯部是“縱火犯”，將發表這封信上綱為“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把社會攪起了這麽大的波瀾，編輯部也未必沒有一些忐忑。

時間進入七八月份，“潘曉討論”也在這兩個月裏“熱”到了頂點：郵局的“蹦蹦車”每天仍源源不斷地運來讀者的信；越來越多的讀者或打電話或直接找到編輯部要見潘曉；社會上甚至出現了一些被別人指認為潘曉和自己冒充潘曉的人；許多新聞單位的記者成天堵在編輯部提出直接采訪潘曉的要求……

盡管編輯部從一開始就對各新聞單位沒有隱瞞過那封信的任何事實，並一直堅持認為潘曉隻是個思想典型人物，但擋不住那麽多人想見潘曉的願望，在征得潘礻韋本人和黃曉菊單位領導的同意後，安排黃曉菊作為潘曉的代表接受了中央電視台的采訪。

８月２０日，中央電視台播發了采訪黃曉菊的專題報道。潘曉一下子被具體化了，被具體化為實實在在的黃曉菊了。雖然黃曉菊在億萬觀眾麵前對那封信作了說明，但是，黃曉菊的這一次“出場”還是無可挽回地使“潘曉討論”的命運發生了急轉直下的變化。

《工人日報》的內刊登了兩封群眾來信。

進入秋天的時候，“潘曉討論”成了一棵風中的樹。

９月２３日，《工人日報》的內刊《情況參考》第２１２期刊登了兩封關於潘曉的群眾來信。

第一封信題為《此種做法弊多利少——有感於潘曉上電視》，寫信人署名為“山西娘子關電廠寧翠榮”。這封信寫道：“各類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麵對她的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評論、吹捧，使她從一個‘無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國人人矚目的‘風雲人物’。其實，潘曉那些‘價值連城’的‘高論’，也是絕大多數青少年心中的想法，她不過是在一個極好的時機用極好的方式表達出來罷了……”

第二封信題為《鄰居眼裏的潘曉》，署名為“北京石月”。這封信說：“街坊四鄰原來不知潘曉是誰，一看電視才知道潘曉就在自己身邊，先知其人，後聞其名，有反胃似的不舒服。”列舉了黃曉菊的種種缺點，說她“打姥姥”、“不給姥姥飯吃”、“每月隻交５元錢的生活費，橫吃橫喝”、“與三家街坊吵過架”……

幾天後，中宣部《宣傳要聞》第７４期轉發了這兩封信。９月３０日，胡耀邦在這一期《宣傳要聞》上作了批示：“請有關部門查查這件事，報刊、電台有個獵奇的思想，沒有解決好……”１０月７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聞單位參加的例會上傳達了胡耀邦的這個批示。於是，“‘潘曉討論’出事了?”的消息在北京傳開。又過幾天，新華社的《國內動態清樣》第３０２８期刊登了記者徐光耀寫的《北京羊毛衫五廠負責人談‘潘曉’和她的信的問世的情況》，把潘曉的信說成了“完全出於《中國青年》雜誌編輯之手”。

１２月１１日，第１２期《中國青年》關於人生觀討論的版麵縮減到８頁，並且宣布發完本期後，群眾性的筆談討論結束。

從第５期到第１２期，《中國青年》關於潘曉討論一共編發了１１０多位讀者的１１０多篇稿件，約十七八萬字；在討論開展的７個月時間裏，編輯部共收到來信來稿６萬多件，其中不少信稿是幾十、上百青年聯名寫的；討論期間，《中國青年》的發行量由３２５萬急劇上漲到３９７萬；關注和受這場討論思想影響的青年以千百萬計……

在宣布群眾筆談討論結束３個月之後，１９８１年第６期《中國青年》姍姍來遲地發表了編輯部的總結文章《獻給人生意義的思考者》。

華中工學院黨委告狀。胡耀邦批示“這件事用不著再大肆翻騰”。

雜誌上的“潘曉討論”結束了，但人們對於“潘曉討論”的討論卻餘波翻騰。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在距“潘曉討論”結束近３年之後，華中工學院黨委分別向胡耀邦等領導人和有關部門送上一份題為《〈中國青年〉〈中國青年報〉關於人生意義討論散布大量錯誤觀點必須澄清》的材料。

胡耀邦在這封來信上這樣批示：“……青年報刊一些好心腸的同誌，為了教育青年，喜歡把一些錯誤的思想行為匯集起來，並加以係統化，然後加以評論。這種作法，過去就有。結果，反而產生了副作用，欲益反損。但我們一些同誌不注意接受曆史教訓。這件事用不著再大肆翻騰，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這個批示，雖然也批評《中國青年》不接受教訓，但肯定了是“好心腸”，是“欲益”，最重要的是一言九鼎地表了態“這件事用不著再大肆翻騰”。

此時，原社長兼總編輯關誌豪已調離，新的《中國青年》編委會承擔了向團中央書記處寫《關於“潘曉討論”問題的檢查報告》的任務。

１９８４年第１期《中國青年》發表了《“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錯在哪裏?》的專文。在這篇專文前，編輯部加了一個“編者按”公開向社會作了檢討。

同為曆史遺憾的還有，那代表了千百萬社會各界人士的６萬多封信，被當成“廢紙”化為紙漿了。如此豐富如此袒露的思想作為供人們研究的樣本消失了……

摘自《潘曉討論》一書，南開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５月出版彭明榜文?

--------------------------------------------------------------------------------

《中國青年》97’NO.1  封麵  【當年的潘曉有話要說】本刊“我不停地奮鬥，為什麽成功卻離我越來越遙遠”的大討論讓潘曉再也坐不住了，這位16年前那場人生觀大討論的主

角今天要說些什麽……

奮鬥就是我們的生活－－“潘曉答李明益”       文 潘一

16年前，我和黃曉菊以 “潘曉”的名字在《中國青年》雜誌上提出了“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的疑問，因此掀起了一場使一代人無法忘懷的人生觀討論。那時，我們剛剛開始擺脫思想的禁錮，似乎一切都在變，以致否定的速度成了文明進步的標尺。在紛紜多變的社會中，許多以往遮蓋在堂皇的外表下的醜惡開始顯露出來。我感慨世風日下，命蹇時乖，人心變異，我為自己今後要走什麽樣的路而感到迷茫。作為一個沒有什麽背景的青年，現實讓我感到壓抑，可是我又不願放棄理想而與現實妥協。我奮爭了，呼喊了，但是這種壓抑與焦慮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使我的生活變得不順利而溢滿艱險。果然，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不久後被迫綴學、流浪、入獄。為了生存，我看過大門，當過搬運工，一次要扛200斤重的麻袋，也刷過瓶子，般磚和泥，在都市裏追求著每日六分錢的生活水平，寒夜裏要在火車站候車室和立交橋下坐著苦待天明。我在大學時曾因悲觀厭世而自戕，之後又不斷地遇上各種生存危機。我所以能殘喘至今，大概還是理想主義的緣故。

談到理想主義，這大概就是李明益們，也是我“不停奮鬥”的重要原因，因此我更能理解李明益內心的痛苦。對於日漸稀缺的理想主義者而言，生存與奮鬥在活著的意義上幾乎是等值的。換句話說，奮鬥基本囊括了我們的所有。象李明益一樣，我不管是在流浪，在獄中，在街頭，還是在工作的單位，都不斷地讀書，涉獵了很多領域：哲學、經濟、法律、曆史、宗教、軍事、心理、音樂、體育、政治、文學……這已經成為慣性或者說成為了生存的需要。盡管我現在從事的工作學術研究，但讀書本身即是目的以及其中的樂趣與我相伴久遠。同時我也在新聞、出版、公關、廣告、書刊發行、機械加工、房地產、軟件營銷等領域一試身手。不停地探索，不停地奮鬥，漸漸地在行為上把自己與周圍環境協調起來，讓自己更能適應社會的變化。這期間，反思、借鑒、類化、觀摩、勇於實踐也勇於失敗，都成了我個人生存與發展中的必要內容。如今，我能泰然麵對各種事態與結局，而不會再去理會人生之路的寬窄有無。

但是說到成功，我想，李明益在為不停地奮鬥卻離成功越來越遠而痛苦時，我卻認為這本身就已說明了社會的一種進步。16年前的青年感慨的是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而今天的青年痛苦的是難以成功，一個是因為缺乏選擇，一個是因為無法把握。回過頭來看看，這正是16年來的巨大變化。改革開放以後，對於我們每一個人來說，自我實現，自我成就的機會大大地增加了，盡管許多方麵仍不盡人意，但是每個人生存與發展的環境確實寬鬆了許多，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誌向以及對自己的設計與定位來謀求最佳的兌現，隨著經濟的發展，在我們麵前，就業、成才、致富、崛起等方麵的機遇層出不窮（當然，與之對應的失業、失意、破產、敗落的機遇也是如此〕，這時就要看我們自己，關鍵在於是否能敏銳覺察充分把握合理利用之。

我們都想衝出讓我們不滿的生活圍城，因為我們有理想，有熱情，有一顆年輕不安的心。但是誰能保證我們的成功呢？16年前“潘曉”之一的黃曉菊，她的經曆與李明益有相似之處，她離婚，被解職，闖海南，赴深圳，拉過廣告，也曾跪著給日本人擦地板，至今仍在做推銷員。與李明益不同的隻是，她是城裏人，李明益來自農村。但是從她們的奮鬥經曆和遭遇來看，城裏人殺出圍城的難度不比農村人小多少，而且曾經走出圍城的人也隨時有可能被重新打入更加艱難的困境。

是的，我們是不停地奮鬥了，而且我們奮鬥的故事足以讓聽眾驚訝和激動，我們的境界足以讓善良的人們同情，那麽，我們是不是就有了向人們傾訴自己沒有成功的委屈的理由了呢？

換個角度想一想，什麽是成功？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由於經曆、環境、素質、性格等各種因素，每個人設定的成功標準可以大相徑庭，就我個人而言，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成功，盡管我曾參與和策劃了多種影響很大的叢書的出版，先後有過一些令人羨慕的職務，如今是一家集團公司的總裁助理和廣告公司的副總經理，但是當我麵對那些自得其樂的小攤販、大學校園裏年輕的學生。在城市裏辛苦勞動的民工，這時我就不會認為自己有什麽成功。比起16年前，我除了依然保持了激情和活力之外，隻是更多了一些沉穩和應對外界事物的膽識。如果說什麽是成功，對我而言，這可能就算是吧。

我們還可以把成功分解開來成為若幹片麵性、階段性的子目標，然後再尋求適當的途徑去接近。李明益說她學了些“屠龍之技”，這隻不過是一些謀生手段，但這些對她目前處境的改觀並沒有產生什麽直接的影響，她因此而痛苦。其中，主要的問題可能是在自我定位。如果目標高遠但不切實際，自然會產生動機與效果、理想與現實、手段與目的間的巨大差異。而這種差異的曠日持久使挫折積澱下來，失望就會更加沉重，難解命運何以對自己如此不公，悲怨與憤慨因此不斷。實際上失敗真的不算什麽，一生沒有挫折的人幾乎沒有，關鍵看你是不是能在跌倒後找到原因，及時總結才能不斷進取，而重蹈覆轍往往是盲目追求的結果。我們說應以認真做事踏實做人的原則為前提，學會製造、捕捉和利用各種機會，這確實是老生常談，可是真要是能做到，對誰來說都會是受益匪淺。再深一步想想，奮鬥就一定是為了成功嗎？奮鬥的快樂其實就在於奮鬥本身而非結果。我倒認為，如果一個人奮鬥的目的性太強，奮鬥就會成為一場賭博，成則喜不自禁，不成則怨天尤人。特別是當我們經過風雨見過世麵之後，應該有了一顆對待結果與回報處之泰然的平常之心，畢竟我們奮鬥過，而且還要奮鬥。

李明益是幸運的，她碰到了張老師，張老師給了她十幾年的關懷，目睹了她的坎坷不幸，為她分擔著困惑痛苦。我也是幸運的，16年前那場大討論的組織者之一、《中國青年》雜誌的編輯馬麗珍也是16年如一日地關注著我，在我得意之際，在我落難之時，始終無私地給予我支持。這些都超出了她們的職業範圍，於此，我向她們致以發自內心的崇高敬意！每想至此，我個人對成功與否的思慮就會顯得那麽沒有價值。

我們奮鬥，因為奮鬥就是我們的生活。

……………………

《自由交談》張誌林/吳重慶  主編   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人生觀討論與現實人生

－－一個當事者的人生感觸    /趙林

一個人一生的命運，往往是由漫長生涯中的幾個轉瞬即逝的樞紐點決定的，這些樞紐點通常又是由於一些突發性或偶然性的外在事件造成，它們就如同美杜莎的詭異麵容一樣，突兀地呈現在人們的平靜生活中，激起巨大的漣漪，使人麵臨著嚴峻的考驗。當然，一個人如果對於這些突如其來的偶發事件采取一種無動於衷的超然態度，那麽他就可以像古希臘哲學家皮浪一樣不受任何外界影響而僅僅按照自己的生存方式來走完人生旅途。但是在現實社會中，皮浪式的賢哲畢竟是鳳毛麟角；對於絕大多數凡夫俗子來說，大凡都不得不在這些突發事件麵前作出某種選擇。而種選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選擇者日後的生活道路。

就筆者而言，一生中也曾經曆過幾個關鍵的樞紐點，它們對我的人生道路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樞紐點，就是1980年風靡全國的那場人生觀大討論。

在談及這場大討論對於我本人的人生之路的影響之前，有必要先將這場大討論的一些鮮為人知的背景情況作一簡要的陳述。通過這種陳述，讀者們將有可能從一場必然性的時代運動和一些偶然性的運動參與者之間的關係這一角度，更深刻地領悟到命運的悲劇性含義，以及自由意誌與決定論這一對永恒的生存矛盾之間的奧秘關係。

從現實社會的角度來看，發生在本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人生觀大討論是一個必然的思想過程，它意味著當時的中國人、尤其是當時的青年一代在經曆了精神上的狂熱盲目和自我陶醉之後，開始轉向苦悶和疑慮，並由此而進入冷靜的反思階段。1980年5月，《中國青年》雜誌發表了署名“潘曉”的文章《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這篇對革命的理想主義人生觀充滿了懷疑困惑、對現實的社會生活充滿了焦慮迷惘的來信一經發表，立即就在全國青年人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恰如當時的《中國青年》雜誌所言，“牽動了億萬青年的心”。由此而引發的人生觀大討論，很快就成為八十年代初期全國青年關注的熱點問題。當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人們對於許多過去一直被奉如神聖的思想傳統、價值觀念漸漸地由盲目輕信而走向懷疑，由忘我的迷狂而走向冷靜的反思。如果說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標誌著政治思想的重大轉折，那麽1980年關於人生觀的大討論則標誌著價值觀念和人生態度的重大轉折。這場人生觀大討論的具體內容今天或許已經為人們所淡忘，但是由它而導致的思想禁區的大突破，則已經在後來的改革開放過程中顯示出越來越明顯的積極意義；由它所引發的懷疑精神和批判意識，也已經深深地滲透到我們這一代人的精神骨髓中。這場充滿了感性的淚水和激越情緒的思想解放運動，在今天回顧起來似乎有些幼稚。然而它卻如同曆史上的一切啟蒙之聲一樣，雖然帶有濃重的情緒化色彩和淺薄之處，但是它所發出的帶血的純真的呐喊，對於那些在陳腐的精神桎梏中痛苦掙紮的自由心靈，具有振聾發聵的啟蒙意義。與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不同，人生觀大討論是一場具有樸素的自發性質、產生於民間的思想解放運動。它不像前者那樣經過深思熟慮的反複醞釀、具有那麽複雜的政治背景和高深的理論色彩，而僅僅隻是人們壓抑已久的自然人性、苦惱情緒和懷疑精神的一次自由表露。發起和參與這場討論的都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他們的生活環境、人生經曆和價值取向各不相同，但是他們卻同樣體驗著那個時代的共同的懷疑惶惑和苦惱迷惘，在他們的血管裏都湧動著不甘屈辱和沉寂的熱血，質言之，他們都具有一顆充滿真誠和熱情的赤子之心。他們來自於迥異的生活層麵和思想層麵，這場大討論使他們走到了一起。後來他們開始又分道揚鑣，有的人由懷疑、焦慮而奮起，有的人由懷疑、焦慮而消沉，更多的人則繼續走著平凡的人生道路，在默默無聞的日常生活中突現自己的人生哲學。

盡管這場思想解放運動在當時是勢在必然，但是這場大討論的發起者和參與者們卻是由於偶然的原因而卷入其中的。作為參與者之一，筆者曾與這場大討論的發起者黃曉菊和潘禕二人均有過直接交往和書信聯係。黃曉菊是北京某街道工廠的一名青年女工，潘禕是北京某大學78級的一名本科生。在《中國青年》雜誌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他們兩人的生活經曆和思想觀點引起了編輯們的注意。有幾位編輯鼓勵他們將這些經曆和思想寫成文字，並經過編輯部的修改拚合，數易其稿，最終形成了署名“潘曉”的《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這封來信。

該文在《中國青年》1980年第5期上刊載後，引起了全國青年的極大關注，人生觀問題成為當時青年人普遍討論的一個熱門話題。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裏，《中國青年》編輯部共收到各地來信六萬餘封，據最近出版的一部暢銷書《交鋒》所言：這個數字打破了解放以來報刊專題討論來稿數量的紀錄。來信者絕大多數是青年，此外也有一些中年人和老年人，還有來自香港、澳門和美國的信件。在如此短的時間裏，收到如此多的來信，充分說明“潘曉”的信確實牽動了億萬青年的心。許多青年懷著對“潘曉”經曆的深切同情和對其思想觀點的強烈共鳴感，投入到這場大討論中。一些中年人和老年人，也紛紛對這場討論表示理解。甚至連當時官方理論界權威人士、分管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先生，也在《中國青年》1980年第8期上發表了對這場人生觀大討論的肯定性意見。從1980年第5期一直到第12期，《中國青年》以較大篇幅連續刊載了全國各地青年的來信，各種觀點紛紜不一，形成了自“反右”運動以來第一次真正暢所欲言的自由討論局麵。而筆者正是在這種突破思想禁區、表達真實感受的氛圍中，發表了那篇後來給我的人士道路造成不少坎坷的文章《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

雖然在今天看來，這場自發的人生觀大討論，作為我國思想解放進程中的一個重要裏程碑，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包括官方人士和民間人士）所肯定，但是在當時，這場大討論所開創的思想自由局麵，無論是從時間上還是從空間上來說，都是極其有限的。《中國青年》雖然成為全國青年們熱烈討論的重要場所，但是社會上的許多正統派人士、尤其是各單位的領導者，一般都把參與討論者當作有異端思想的危險人物來對待。而且盡管《中國青年》編輯部在號召全國青年參與討論時一再聲稱，這次討論決不會再像以前曆次政治運動的前奏曲一樣，引蛇出洞，對不同的觀點扣帽子、打棍子，然而在轟轟烈烈的大討論結束以後，仍然有許多在公開討論中發表了較為激進的思想觀點者，受到了所在單位的“特殊待遇”，對日後的分配、工作、提職、晉級等問題都造成了無形的影響。

1980年的人生觀大討論激動了全國青年的心，它的影響至今仍然保存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記憶中。然而，盡管當年關心和參與那場大討論的人們對“潘曉”後來的命運卻幾乎一無所知。據筆者了解，黃曉菊的生活條件雖然由於受到全國青年的普遍關注而得到了一點改善，但是她的叛逆思想卻使她後來的生活道路一直較為坎坷。離開原來那家街道工廠後，它先後輾轉了好幾個單位，前些年又隨南下大潮到了海南，在一家報刊社當了編輯。後因通信中斷，至今情況不明。至於潘禕，後來的境遇就更為糟糕。我與此君雖未曾謀麵，卻多次通信，從字裏行間可以窺見此君才思敏捷且自視甚高。當人生觀大討論尚在進行過程中，潘禕就與《中國青年》編輯部因意見分歧和某些其他原因而反目決裂，後又因行為怪癖被所在學校懷疑患有精神疾病，不久即自動退學返回原籍青海。臨行前此君給我寫了一封信，信中對人生頗多感慨，並表示回到青海後將繼續研究人生問題。後來我每次到北京見到黃曉菊時，均要打聽潘禕的情況。據黃曉菊說，潘禕回青海後不久又重返北京，四處流浪，因思想狂放、行為不羈而難以與人為伍，曾一度為生活所迫在前門賣過大碗茶，在北京火車站當過搬運工。關於黃、潘二人的情況，畢竟是所聞多於所見，虛實真偽，在此不便妄作論斷。隻是每每想起這兩位曾經在中國青年一代思想解放曆程中掀起軒然大波者，其後來的命途竟是如此蹇滯多舛，不由感慨萬分。

由此我要轉向自己最具有發言權的領域，即這場人生觀大討論對於我本人人生道路的深遠影響。作為當年那場大討論的主要參與者之一，在經曆了近二十年的時間考驗之後，我認為自己已經具備了在生活實踐的基礎上，對當年本人所發表的觀點進行重新詮釋的權利，並且試圖從這種思想上的“故地重遊”中得到某些更深刻的哲學啟迪。

在此我想再次強調，盡管當年的那場人生觀大討論是一種時代的必然，但是對於許多參與者來說，之所以卷入那場大討論，卻或多或少是由於一種偶然的機遇。當“潘曉來信”發表時，我正在武漢大學曆史係讀本科三年級。一個星期日的上午，我在閱覽室翻閱雜誌時偶然看到了“潘曉”的那封信。讀後的感覺如同觸電一般，情緒翻湧，不能自己，當晚即給《中國青年》雜誌社寫了一封致“潘曉”的信，第二天一早就投進了信箱。

後來我常常想，如果那個星期日我沒有去閱覽室，或者沒有讀到“潘曉”的信，也許我以後的人生道路會完全不同。我本可以與那封信“擦肩而過”的，然而由於一個偶然的機遇，我卻與那封信“正麵相遇”了。

當時我給《中國青年》寫信，完全是出於一時的情感衝動，想與有著相似經曆和感受的“潘曉”進行一番思想上的交流。我隻希望我的信能夠由《中國青年》編輯部轉交“潘曉”本人（寫此信時我還不知道“潘曉”是兩個人的合稱），絕沒有想到這封信會被《中國青年》刊載，更沒有想到此信刊載時被編輯部加了一個題目：《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原信本來是沒有題目的，“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是我信中的一句話，編輯部以此作為我信的題目，倒也頗為貼切恰當）。當我的信以該題目在《中國青年》1980年第8期上全文刊載後，我立即就意識到自己已經被推上了一個無可逃遁的角色位置。當時我在給黃曉菊的一封信中就明確寫道：“由你和潘禕拉開序幕的這場大討論，很可能將由我來扮演主角。”果然，從1980年第9期的《中國青年》開始，“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成為眾多來信討論的主要觀點之一。許多來信對我的觀點進行了激烈批判，也有一些來信對此表示理解和讚同。為了讓讀者更清楚第了解這封當時隨感而發、後來卻給我帶來了許多麻煩的信函的內容，我將該信中的主要觀點抄錄如下。

潘曉：

（前幾段關於個人生活經曆、感受的文字刪略）

下麵我想和你就人生談幾個問題。

1•對自私的理解：

自私是一個廣義的哲學概念，它是動物的一種本能。在動物那裏表現為自保，在人身上則表現為自私。自私是什麽？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康德和黑格爾看到了這一點，認為曆史就是在惡中發展的。

自私首先是一種自我發現：個人意識到自己的價值，意識到“我”的重要意義。以往的一切總體主義的觀念都是個體靈活被歪曲的結果，是個人本質異化的結果。十年浩劫中有個口號，叫做“狠鬥私字一閃念”，這是多麽野蠻的口號，那時卻被人們普遍接受了。在曆史上，任何一次大的社會改革，都是由於自我發現而引起的。歐洲文藝複興、啟蒙運動和浪漫主義，哪一個不是以個人自覺為前提？隻有在充分認識和提高自身價值的前提下，社會才能進步。可悲的是，人類曆史上自覺的時間短蒙昧的時間長，一種自覺否定了舊的蒙昧，又造成了新的蒙昧，所以費爾巴哈把人類的曆史說成是宗教變遷史，不是沒有道理的。拿我們國家來說，六十年代中葉掀起的一場社會動亂就是宗教狂熱的最具體的表現。這是一種否定一切的宗教，是“革命的”宗教。那時候的偶像崇拜簡直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蒙昧和長期的有意識的政治宣傳使人們從內心裏默認這種異化的社會現象，許多人甚至願意為這種宗教而獻身。這是內在的體驗，是肯定的方麵。另一麵，法律成了人盡可夫的娼婦，權力意誌的絕對地位使得監獄成了變相的宗教裁判所，法律（毋寧說權力意誌）不僅要幹涉人的活動和客觀效果，而且還要限製人的思想和主觀動機，因而，外在的壓力也使人感到窒息。這是否定的方麵。兩方麵的結合產生了八億宗教徒，用喜劇的形式重演了蘇聯衛國戰爭前後斯大林崇拜的悲劇，給社會帶來了一場駭人聽聞的浩劫。這場運動是怎樣引起的呢？有人把它歸咎於某一個人的意誌。我認為這是中國人長期禁錮自我的必然結果，是社會輿論用總體壓抑個人的必然結果。每個人崇拜的不是自己，而是別人，這種異化既是愚昧無知的結果，又是它的原因。人們狹隘第理解著自私，把它和吝嗇、卑鄙、損人利己相提並論，另一方麵也由於沒有對自私的自覺而認識不到自己的真正價值和力量。他們隻是消極第去理解自私，沒有看到自私的積極意義。……

總之，按照人的本性來說，自私是最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是人類最原始、也是最正當的權利。沒有這種廣義的自私，社會就不能發展，曆史就不能前進。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同時人是以個體的形式存在著的，所以人首先應該是個人。社會的一切運動，包括目前正在進行的四化建設，都應該把活生生的感性的個人方在首位，運動隻是手段，自我才是目的。……

2•對生活的態度：

由於上述對自私的自覺、對自我的發現，形成了我對生活的積極態度。我把生活當作鬥爭，不是像狂熱時期所說的鬥爭，而是自我與環境的鬥爭。人生就是這種鬥爭的記錄。我對生活的基本態度可以歸結為兩點：

第一是不合流。社會中確實充滿了醜惡、虛偽，這種勢力雖然很可怕，但它動搖不了一個充分自覺的個體。海明威小說中所塑造的“硬漢性格”就是我生活的楷模。我決心遵循“硬漢性格”者的生活態度去不停地探索，碰得頭破血流也不回頭。過去在農村中、在單位裏，我一直堅持學習，為此遭受了許多冷嘲熱諷。現在上了大學，仍然時常聽到一些流言蜚語。而我毫不在乎，繼續奉行偉大的佛羅倫薩詩人但丁的一句格言：“走自己的路，讓人們說去！”……你應該去發掘自我，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

第二是進取心。我從來就是一個進取心極強的人。……你在信中表露出自己的事業心，但是我也看到了你的悲觀。你的作品，對你來說僅僅是一葉救命的小舟，這就與你前麵說的用作品來表明自己存在的觀點相矛盾了。你應該自強不息，確信自己是強者。你應該學會過平靜的內心生活，把整個世界都放在心中，你就會發現自己在世界麵前並不是軟弱無力的。……世界上確實“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它就在你心中！你之所以彷徨、苦悶，是由於你沒有發現它；一旦發現了它，所有的累倦的感覺，出世的思想，絕望的念頭都會消失。你就會發現自己已經接觸到時代的“有力的臂膀”，你就會看到自己正在“攪動生活，影響社會”。曆史是由人的活動組成的，而人首先是個人。所以每個自覺到自己價值的人都可以問心無愧第說：“我就是曆史！”

今天看來，這封信確實充滿了少年氣盛的特點，情感的色彩遠遠多於理智的成份，其中不乏隨意性的思想和偏頗之處。但是整封信裏卻充滿了真誠熾熱的情感，沒有絲毫矯揉造作的虛假言辭（坦率地說，如果我事先知道這封信會被《中國青年》發表，肯定會在言辭方麵收斂含蓄一些）。而且信中所表露的人生態度是以我自己親身經曆的人生實踐為基礎的，在此後的近二十年裏我始終奉守如初。無論受到外界的什麽壓力，我一直堅信“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這個基本原則，不屈不撓地以內在的自由意誌與外在的決定論相抗爭。

無論是在當年寫那封信時，還是在今天，我所倡導的“自我”都是指一種開放和進取的主體能動性，而不是那種封閉性的和蠅營狗苟的個人占有欲。用那封信中的話來說，就是要“表現自己，發現個人的價值和普遍的人性……在外物上打下自我的烙印”，“這種進取不是為了功利效果，而是為了滿足自我擴張和表現的要求”。我始終認為，與那種對自我缺乏反思和信心的消極人生態度，以及那種從狹義方麵去理解自我的夏洛克式的人生觀相比，我所倡導的人生觀是一種積極進取的人生觀，它將使人在惡劣的逆境中保持一種不甘沉淪的意誌和自信心，不斷地向著神性的維度躍升。無論人們如何評說，我已經以自己的前半生證明了這一點，並且在不惑之年之後對此更加堅信不疑。

然而，這種“君子當自強不息”的人生態度在當時卻遭到了極大的誤解，並且給我後來的生活帶來了許多麻煩。那封信在1980年8月發表之後，暑假結束我一回到學校，就成為學校組織的各種人生觀討論會所針對的靶子。我原是一個很靦腆的人，喜愛沉思而不擅言辭，但是為了捍衛自己的觀點，我不得不在各種帶有濃重批判氣氛的討論場合中為自己的人生觀進行辯護，從而培養了一種喜好辯論的習慣和滔滔雄辯的口才。然而盡管我在辯論中占有優勢，一些無形的壓力和潛在的障礙卻開始影響我的生活，我成為受到學校“特殊關照”的學生。1981年，我以優異成績靠上了武漢大學哲學係的研究生，卻被哲學係拒之門外，不得不再度轉到曆史係讀研究生。這件事對我的打擊是非常大的，我從少年時代開始，就對哲學懷著一種發自生命的熱愛。1977年底參加高考時，我報考的誌願就是武漢大學哲學係，當時卻陰錯陽差第被曆史係錄取。在讀本科的四年中，我選修了哲學係的所有主要課程，1981年本科武漢大學哲學係的研究生，又因為人生觀的問題再度被拒之於哲學的神聖殿堂之外。此後一段時間，我曾一度陷於頹喪，但是頑強的自我意識和一種內在的使命感最終還是使我從玩世不恭的生活態度中重新振作起來。1993年我終於如願以償第考上了武漢大學哲學係的博士研究生，表明了自由意誌對外在決定論的超越。這一坎坷經曆恰恰也有力第證明了：“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

在以後的日子裏，《中國青年》上發表的那封信成為我思想上“一貫自由化”的最初證據，它在諸如分配、提職和各種待遇等方麵對我的現實人生造成的影響可想而知。我常常想，如果當初我沒有參加那場討論，也許我的人生之路會平坦順暢得多。但是倘若人生的道路能夠重新開始，我仍將像當年一樣做出選擇。既然我是自由第選擇了人生之路，我就應當坦然地為此承擔責任。

時至今日，我仍然能夠強烈地感受到，自我意識的巨大能量對於我生命之泉的激蕩，隻是那泛起的漣漪已經由熾熱的情感轉化為同樣熾熱的思想。正是那場人生觀大討論，才使我對自我產生了反思，形成了自覺的自我意識。這自我意識一方麵使我認識到個人的價值和尊嚴，另一方麵也賦予我對自己所處時代和世界的深切責任感。這種個人尊嚴和曆史責任感，在我後來所發表的任何一部著作中都明顯可見。雖然具體的表達方式不同，但是這些著作與早年發表的那封信之間卻有著一種內在的默契或精神上的相通之處。我將以最近剛剛出版的一部著作《告別洪荒－－人類文明的演進》的一段後記自我文本的結束語，來說明這種精神上的相通之處：

記得上中學時讀太史公《史記》中的“項羽本紀”，書中說到項羽少時學文不成，學劍亦不成，其季父項梁怒而斥之，項羽卻表示學文不過記名姓，學劍不過一人敵，而其誌在於學“萬人敵”。讀後頗多感慨。當時少年氣盛、心高誌遠，總覺得人生在世當如項羽一般叱吒風雲，幹一番轟轟烈烈的英雄業績。時至今日，當年的壯誌早已被平庸歲月的風塵所淹沒，及至“不惑之年”，更是義無反顧第準備將後半生固守於書齋之中，而將紛紛擾擾的外部世界拋置於腦後。然後壯誌雖泯，豪情猶在，日日危坐書齋，有時竟如同身臨千軍萬馬的戰場。思緒奔湧、下筆如瀉時，亦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淋漓暢快之情，而解釋曆史時的那種心曠神怡的陶醉，絲毫也不遜色於英雄們創造曆史時自我實現的快感。事實上，解釋本身就是一種再創造。讓數千年來整個人類文明史中的精英豪傑及其所創造的輝煌業績，遵從於某種文化精神和演化規律，或者說把那些顯赫一時的曆史人物和事件解釋為受某種形而上的“動機的動機”所驅使的曆史現象，這是一種何等恢弘的“萬人敵”！當黑格爾輕描淡寫地把不可一世的凱撒、拿破侖等英雄人物稱為“騎在馬背上的絕對精神”時，他所體驗到的那種無可言狀的“心情”可能遠遠超越於凱撒從埃及凱旋時的驕矜狂傲和拿破侖在奧斯特裏茨戰場上勝利時的躊躇滿誌。

在學術和人生方麵，我將終生奉守偉大的佛羅倫薩詩人但丁的名言：

“走自己的路，讓人們說去！”

顯而易見，這段後記不過是在更高層次上對那封信中的思想的一種複述。

……………………

1980，未完成的追問

發布日期 2007-05-28致信編輯大  中  小本報記者 劉溜 北京報道

1980年初，尚未開春，寒氣很重，25歲的青年女工黃曉菊獨自來到北京郊區的小湯山療養院療養，她的關節炎又犯了。關節炎已折磨了她多年，使她步履艱難。這一次是最為厲害的一次發作，她幾乎不能行走，膝蓋、踝關節全是腫的，深入骨髓的疼痛令她的心情更為抑鬱。

與此同時，21歲的大二學生潘?也在苦悶中度日。幾個月前，潘?喝下濃縮來蘇水自殺，被搶救過來，重新回到這“悲慘的世界上”。

那本是一個振奮的年代。劉少奇在含冤死去十一年後得到了平反，全國下半旗致哀；最高人民法院開始審判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華國鋒辭去職務，“兩個凡是”的時代終結。

年輕人熱切地尋求表達和發言的機會。1979年北京西單出現大量大字報，對中國政治體製提出看法和要求，號稱“西單民主牆”，於當年年底被取締。1980年北京各高校學生直接競選區裏的人大代表。在潘?印象中，那是他所見識過的選舉活動中最火熱的一次??“火熱到什麽程度？火熱到人人都可以報名、自薦。經常在一堂課快結束時忽然闖進來一個人，走到講台上就開始講我是誰誰，我的競選主張是什麽。學生還成立了北京高校競選聯盟。這場學生運動規模雖不大，但質量很高。”

那又是一個苦悶的年代。文革不僅造成了文化的荒漠，也造成了心靈的荒漠。那一年劉心武發表了《愛情的位置》，一位當時還在農村插隊的知青給作者寫信說，當他在田野裏幹活時，忽然電線杆上的高音喇叭裏開始廣播《愛情的位置》，聽見“愛情”兩個字他嚇了一大跳，“覺得發生了政變”。

麵對外在世界眼花繚亂的變化，從荒漠狀態中驚醒過來的人們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社會的困惑首先落到了青年人的身上，他們還未形成穩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剛剛接受了一個個被強加的價值理念，隨即就眼看著這一個個理念不斷地被否定；偶像崇拜曾是他們的生活基礎，如今卻造成了他們無法填補的內心空虛。

《中國青年》雜誌社的編輯們覺察到了年輕人這種普遍性的苦悶。1980年4月，黃曉菊和潘?分別接到《中國青年》馬笑冬和馬麗珍兩位編輯的約稿邀請，二人各寫了一篇文章，後來被合成一篇 《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以讀者來信的方式發表在《中國青年》1980年第5期。署名的時候，編輯從他們二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個字??“潘”和“曉”。

這篇並不算長的文章開頭便是一種絕望的口氣，“我今年23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複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然後“潘曉”曆數了自己在家庭、單位、朋友、戀人麵前所遭受的挫折，作者發現，《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雷鋒日記》已經不合時宜，葛朗台、聶赫留道夫式的自私自利的人物卻比比皆是，社會公開宣揚的理想和道德在現實麵前是那麽蒼白、可笑、缺乏說服力。

由此潘曉得出一個結論：“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了”。

但潘曉還是感到困惑，“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裏。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

潘曉的困惑也正是許多年輕人的困惑。很快，潘曉的來信引起了無數年輕人的共鳴。《中國青年》持續發表討論文章，總共8期，一直到當年的第12期，共收到讀者來信6萬多封，有數千萬人參與了這場有關社會倫理與人生觀的大討論。這是一場中國曆史上為數不多的全民性大討論，是改革開放後中國青年接受的第一場思想洗禮。

就這樣，潘曉，一個半虛擬的人物，一個追求自由、追求自我的勇敢者，一個與現實格格不入的孤獨者，一個探求人生意義的困惑者，成為了1980年最為深入人心的人物。

黃曉菊、潘?，這兩個素不相識的年輕人，從此被一個共同的名字??“潘曉”聯係到了一起，1980年他倆曾有過會麵，卻並沒有給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短暫的照麵之後，他們走著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二十七年後，當他們回過頭來看這場人生觀討論，二人的看法也相去甚遠。不過，他們懷著不同的感情、或情願或不情願地承認，他們的人生都因為這場討論而發生了某種改變。

二

潘和曉，是性情截然不同的兩個人。

那時的黃曉菊還很美麗，身材苗條，經常穿一身與眾不同的中式對襟裝，那是她扯來布料請裁縫按自己的主意做的。她熱情開朗，一遇到相投的人便恨不得向對方掏心窩子。她性情激烈，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工廠都被視為不受歡迎的叛逆者，25歲的她已經有過幾次因不滿的言論而被好友告發的經曆。

那幾年外在世界變化劇烈，她心目中那個“非常之人、偉大的人、真正意義上的男人”??毛澤東已經過世，然後是有關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改革開放啟動，中國曆史轉向。黃曉菊當然關注這些變化，但她真正關注的不是政治，而是個人的根本問題??人為什麽活著？活著有什麽意義？她希望找到一個確切的答案。

在廠裏，她經常向同事們提出一個開玩笑式的選擇題，“假如我有機會得到毛主席或阿蘭德隆的接見，兩者隻能選一，你會選哪一個？”那時正是《佐羅》風行全國的時候，阿蘭德隆迷倒了無數男女，對這個問題，很多人陷入了兩難。“其實到現在為止，我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麽選擇”，她笑著說。

她參加了工人俱樂部的文學創作班。他們往往在下班後聚在一起探討人生問題，她的發言總是尖銳而慷慨激昂。她引起了一個前來參加活動的人的注意，這人是《中國青年》雜誌的編輯馬笑冬。

在小湯山的一個月裏，黃曉菊跟新相識的病友也是走到哪兒討論到哪兒。在那裏她還遇到了被稱為“中國的保爾柯察金”的吳運鐸。她苦悶，煩躁不安，總覺得這樣活著是不對的，她有許多理想，她想成為影視編劇，但那時沒有這個專業，她想當一名心理谘詢師，但要考數學，她對數學毫無信心。她還想當記者、譯製片配音、律師、教外國文學的老師。但因為身體不好，她隻能接受分配，到一家殘疾人工廠??北京第五羊毛衫廠當一名女工，在低陋的廠房裏與身患各種殘疾的人為伴。

潘?則是一個孤僻的問題青年，1.87米的高個兒，異常地瘦。這位北京經濟學院數學係計算機程序設計專業的大二學生，從小寄居在親戚家，深有寄人籬下之感。他說自己是 “抵觸社會，背叛人民”，實際上他高度關注社會，1976年“四五運動”時，他天天泡在天安門廣場，1979年西單出現民主牆時，他又幾乎天天泡在那兒。

他極其敏感，自尊心極強。上大學後，學校第一次舉辦越野比賽，誰都不知道誰的底，那是1978年12月，其他參賽者都穿著小背心小褲衩，隻有潘?一人穿著長衣褲，他想的是“萬一丟臉就神不知鬼不覺地中途開溜”。結果他超過一個又一個人，快到終點時，他的同班同學說，前麵還剩一個人了。他沒有開溜，獲得了亞軍。“這長跑放大了，基本上就是我的人生，在各行我的先天條件都不是很好，所以盡量低調”，他說。

三

《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中描述的種種挫折，大部分都是黃曉菊的親身經曆。

黃曉菊是跟著外公外婆長大的，那是一個革命家庭，外公外婆都參加過抗日戰爭。五十年代初母親去內蒙古支邊，與當地一位解放軍連長結婚。一歲半時父母把她送往外婆家撫養。

外婆家在北京兒童醫院對麵的一棟兩層的紅色筒子樓裏。雖然父母不在身邊，但在外婆家，她得到了眾星捧月般的寵愛。

“我不管信起什麽來都特別熱烈特別認真”，她說。在她上小學和初中時，共產主義的美好遠景曾令她激動不已，她覺得生活應該是那樣，人人平等，各取所需，各盡所能。她每天狠鬥私念，自我批判，去街上貼大字報，渴望成為黃繼光、雷鋒那樣的英雄人物。夜裏聽到廣播說毛主席發表了新的文章，就毫不遲疑地起床，去參加遊行。有時坐在公交車上，她會突然旁若無人地大聲念起毛澤東語錄來。

她喜歡看書。文革後期，一批世界名著開始秘密流傳開來，《紅與黑》、《簡愛》、《約翰?克利斯朵夫》、莫泊桑的短篇小說等等，她都看了。

“這些書多好啊，它跟正常人的思維更接近，有喜怒哀樂、愛恨情仇，很豐富。而革命狂雖有激情，但多空洞啊，激情過後什麽都沒有，沒有人性的東西。”

那時她已是十六七歲的大姑娘了，“那個時候，男女同學互相不說話，如果喜歡的話都以特別扭曲的形式表現出來，吵啊，打架，不能有正麵的表達。老師、家長都嚴令禁止談戀愛，說這是肮髒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

黃曉菊不再這麽認為，她對一個要好的女同學講起 《簡愛》和 《紅與黑》，並說，“怎麽能說愛情是肮髒的呢，我覺得挺美好的啊”，女同學聽得直點頭。女同學家境不好，特別樸實，黃曉菊經常帶些大白兔奶糖分給她。她喜歡跟樸實的女孩子交朋友。

不久後，政治老師組織全班同學發起了一場 “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階級鬥爭”，批判對象就是黃曉菊，罪名是看黃色小說。

政治老師剛說完，她看到那名女同學騰地站起來，換了一張義正辭嚴、非常革命的臉：“我揭發黃曉菊，讓我看資產階級小說，還給我買糖，收買我！我們貧下中農不吃你的臭糖！”

黃曉菊氣極了，哐地一下摔門而去，絲毫不管班上正開著批判會。

從此後，班上隻有極少的同學敢再跟她說話。突如其來的背叛給她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她震驚、焦灼、困惑，孤立無援，甚至自我懷疑：“是不是自己真的壞，可能自己真的是資產階級了吧，《紅與黑》裏的東西跟革命肯定是背道而馳的啊。”

她的中學時代就是在這樣不斷挨批中度過的。先是被揭發，然後是接受批判，沒完沒了的煎熬。她看書，寫日記，批判自己，就這麽過來了。

數年之後，她看到劉心武的《班主任》，才想到政治老師可能也是挺變態的，可能也是因為自己的生活出了問題而把氣撒在學生頭上。

更多年之後，她才看清了這件事的影響??它殘忍地毀掉了她對別人乃至最親近的人的信任，“人心怎麽那麽險惡，怎麽那麽壞，一個小女孩背叛另一個小女孩，站起來忽的那張臉，那麽無辜那麽小的臉，居然翻成了那樣，太可怕了”。

18歲，因為嚴重的關節炎，黃曉菊幾乎走不了路。她因此而免於下鄉插隊，並分配進了殘疾人工廠。在北京第五羊毛衫廠的流水線上，軋衣服，繞線，她都幹過。後來她學會了修補毛衣的技術，能把落針的地方不露痕跡地修補好，還帶了徒弟。她在羊毛衫廠一待就是八年。

生活的流水線給她帶來了新的反叛和背叛，更重要的是，帶來了她的初戀。她喜歡高大的、陽光的男孩，當然還得能跟她探討人生。她的初戀戀人正是這樣的。這段戀情持續了一兩年，他們連手都沒有拉過，經常談論人生問題。她覺得非常美好。

後來她的戀人悄然離開了她。她去他家找他，卻發現住的已是另外的人家。連告別都沒有，他就出國了。留下她獨自傷心，一直耿耿於懷。

四

潘?的情況更糟。

潘?1959年生於北京，父親是原國家航空部機關幹部，母親是醫務工作者，他是老大，有個弟弟。全家在支邊建設中遷往青海，潘?寄居在北京的親戚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從此對很多事抱敵視態度，就像馬太福音說的，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的。”

二十來歲時的潘? “集無政府主義、相對主義、虛無主義於一身”，“除了順從最高統帥外，所有人都可以反”。他憤世，乃至厭世。

1979年春節，他沒有回家，一個人在學校過年，整天在雪茄煙和烈性酒裏昏沉度日，被極度的孤獨和絕望所包圍。5月31日晚，這個大學一年級學生，在操場上喝下了濃縮的來蘇水，被及時發現送至醫院。醒來後的潘?對醫生說的第一句話是，“我不感謝你們，因為你們又把我送回到這悲慘的世界上來了。”

1980年4月，輔導員找到潘?，讓他參加《中國青年》雜誌社來校了解青年思想狀況的座談會。他在座談會上一言未發，會後被特別叮囑 “不要走”，《中國青年》編輯馬麗珍與他單獨談了近四個小時。隨後他應邀寫了一篇關於人生觀的文章，與黃曉菊的合在一塊兒發表。除了學校和 《中國青年》雜誌社，幾乎沒有人知道他也是潘曉，他近乎刻意地保持低調。

但在1980年7月，潘?被校方帶到北京一家醫院檢查。一個實習大夫給他下了診斷：重型精神病。1981年2月2日，校方黨組給潘?父母致信，要求潘?自動退學，潘?的家長簽了字。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潘?退了學，由此對父母產生了不滿，退學後立即割斷了與家裏的聯係。

“開始時，我住在北京火車站候車室。一次，我發高燒，連續三天滴水未進，更沒有食物充饑，隻是倒在長椅上昏睡，到了第四天，才扶著牆到盥洗間喝了些涼水，回到那椅子上繼續坐著，直到退燒才走出候車室”。兩年中找不到工作，他要過飯，當過搬運工，睡在橋洞和火車站。1983年他被牽涉進一樁盜竊案，正趕上“嚴打”，坐了三年半牢。他不希望有人去探監，出獄時也沒有通知家人。

此後他什麽活計都幹過，房地產，廣告公司，圖書出版，軟件，計算機設備，營銷，“坑蒙拐騙都幹過，五花八門”。他還一度在中華英才網開設“老潘信箱”，為年輕人解決就業及人生困惑。“一不留神還蒙了個良家婦女，還生了個孩子”，兒子如今12歲。

早年寄居，大學被逐，以及之後的牢獄生活，使他覺得自己永遠是個邊緣人，“我在社會中的競爭力非常差，大學未畢業，什麽都沒有，剩下的就是觀察思索能力及勤奮，彌補了自然的劣勢”。

潘?認為，那場人生觀討論是他人生中的災難事件??“人生觀討論使我失去了正常人的福利資格，生活權利被剝奪了。1980年，當所有右派摘了帽子，我卻被驅出校門，顛沛流離。”

“我現在還在為曆史、還在為那場討論付出代價。有人說我應該和《中國青年》雜誌打官司，又不是我自己想參加那場討論。如果正常畢業，當時包分配，大學生很稀缺，進國務院部委的不少，可能也弄個官當當，現在沒這個機會了。都是這場討論，弄完後又把我轟出來。”

五

潘曉討論也沒有給黃曉菊帶來多少好運。

這封來信掀起了令人始料不及的熱浪，甚至引起了國家領導人的關注。1980年6月，黨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來到《中國青年》編輯部，對這場討論予以肯定，並建議要讓“潘曉”現身出場。

潘曉不是一個人。潘曉是兩個人。潘曉是一代人。27年之後，潘曉之“曉”認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現在也覺得沒有錯，有沒有更高的道德？也許有，但我沒有找到”。但潘曉之“潘”卻說，“潘曉討論打開了中國社會的潘多拉盒子，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現在世風日下的開端”

下轉45版

上接43版

到七八月間，潘曉討論熱到了極點，《中國青年》將原來每期8頁的專題版麵擴大到20頁，發表了許多講述和潘曉類似甚至更為悲慘的經曆的來稿；第8期還發表了武漢大學曆史係學生趙林寫的《隻有自我是絕對的》一文，文中提出，“如果說學習其他學科的最終目的是改造世界，那麽學習哲學的目的，就是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眼中的世界??自己變了，世界也就變了??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

那時候，越來越多的讀者和記者提出要見潘曉，還出現了很多冒充潘曉的人。編輯部把讀者們寫給潘曉的信的一小部分轉交給黃曉菊。

8月，在雜誌社的安排下，黃曉菊作為惟一的“潘曉”出場，在《中國青年》的編輯部裏接受了中央電視台的采訪，20日在《新聞聯播》播出。黃曉菊在采訪中說的一句話??“我們不能因為社會上存在著垃圾就像蒼蠅那樣活著”，立刻成為名句傳播開來。

節目播出後，馬上有報紙發表匿名文章，列舉黃曉菊的種種缺點，比如脾氣壞，對姥姥不好，等等。

1980年年底，形勢 “急轉直下”，開始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潘曉討論後來被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發端，與之並列的還有高校學生競選事件。

但黃曉菊的心情還算不錯。她跟杭州的一對姐妹書信來往探討人生問題，並成為好朋友。她還去了杭州跟她們見麵，在她們家住了幾天，整日爭論不休。她還去了武漢，跟趙林聊得也頗為投機。她發現自己的困惑不僅僅是她個人的，而是許多人共有的，這讓她感覺好多了。

當年，她離開了工作八年的工廠，在《中國青年》雜誌社的幫助下，進入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發行部，不久後又成為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資料員。她結婚了，但由於她的“大女人”傾向，她離了婚，隻身帶著三歲的兒子生活。

“一定要自己主宰自己，不能沒有我自己的意誌，這是我人生的一個最主要的調子，我是個大女人，天生的，沒辦法，弄得滿身都是硬傷和內傷”。她說。

不久後，她又失業了，南下海南，當過記者、保姆和廣播電台熱線主持人。1993年，她回到北京，開起了服裝店。

六

“潘曉”討論已經過去27年，當年喊出“人生的路嗬，為什麽越走越窄”的人，也一路有驚有險地走到了今天。潘和曉，都已是中年人了，各自經曆了失業、離婚，閱曆甚豐，但那些人生的困惑並沒有退去，甚至在加劇、加深。

潘?從2002年起投身電視行業，並迅速地找到了感覺，如今他是好幾個電視台的欄目策劃人。他每天喝半斤二鍋頭，每天寫一篇長達幾千字的時評，用郵件發給數十人，並自嘲為“垃圾郵件”，從不間斷。他的頭發已變得稀疏。他拒絕消費，不買車，不買房，不旅遊，不用手機。

“不可能解答困惑，反而是加劇了。”他說，“人生的道路不存在寬窄抉擇，而是交叉的十字路口。其實人生選擇機會並不多。既然放到這世界上，有機會體察喜怒哀樂，就要學會如何淡定地去把握。”

黃曉菊已經52歲了，上樓梯時，要很費力地往上挪腿，她的關節炎還沒有完全痊愈。

她是個熱情四放的女人，說話語速很快，斬釘截鐵，即使微笑也幅度很大。她喜歡一切直接的、激烈的東西：咖啡，川菜，現代舞，爵士搖滾，實驗話劇，哲理書，有特色乃至誇張的服裝。

她用心修飾了眉毛，穿一衣銀灰的羊毛衫裙，身材有些發胖。說到1980年時，她的眼睛流光溢彩，“那時我才95斤，是個美女呢！”隨即又笑，“見到我是不是有些失望？很多人想像中潘曉應該是憂鬱的、內向的。”

前兩年，她的初戀戀人從美國回國，雙方見了麵，多年不能釋懷的黃曉菊終於可以當麵質問了，“為什麽不告而別？”對方驚奇地答，“難道我沒有告別嗎？我記得向你告別過的呀。”多年等到的竟是這樣一個回答，那一瞬間，黃曉菊覺得生活真是荒唐，讓人哭笑不得。

由於用心不夠，她的服裝店從最多時候的八家縮減到現在的兩家。她的大部分心思仍然放在一直以來的追問上。她跑去看實驗話劇《活著還是死去》，這個名字吸引了她；她正在看克裏希那穆提的書，心生疑惑，“他要我們停止思慮不要多想，這怎麽能做到呢，怎麽能不想呢？”

她還有文學夢，寫過十幾萬字的隨筆。

“主要興奮點還在於探索人生，雖然沒什麽結果，跟商品社會也不搭，還有人覺得當了半生潘曉也沒得到什麽名利，這是幹嘛呢？但它是我生命本身的呼聲，我一定要想明白，那怎麽了，誰也攔不住，要是想不明白，我的靈魂會不安，心裏會難過，當然要探討了，這是生命本身的訴求，這就是意義，這就是最大的意義。”

“開始覺得會有正確的、明確的答案，後來知道不會有，永遠不會有，可能每個人找到自己的答案就好了，對自己而言是正確的。”

潘和曉仍是那樣不同。潘?認為70年代末以後出生的這一撥獨生子女為主的年輕人，即所謂八零後，沒有責任感，沒有合作意識，沒有精神追求，不關心國家大事，隻關心自己。而黃曉菊在與自己兒子的相處中感到了一種驚異，兒子22歲了，正在當兵，喜歡玩電子遊戲，曾對母親苦苦追問人生意義的做法表示不解??“想這些幹什麽，過得快樂就行了”。黃曉菊覺得，像兒子這樣單純地追求個人的快樂幸福，“也沒什麽不好，雖然我自己辦不到”。

七

對於當年那場波瀾壯闊的人生觀討論，也許還未到蓋棺定論的時候。在這一問題上，潘和曉的態度也大相徑庭。

潘曉討論提出了兩個很有名的觀點，一個是潘曉來信中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另一個是隨後武漢大學學生趙林的“隻有自我是絕對的”。在多年來集體至上、國家至上的整體氛圍中，這種對個人與自我的強調和推崇無異於一種革命。

黃曉菊的觀念一直延續著這種思路，“盡可能地忠於我自己，我生活中發生的一係列事情，包括離婚，都是如此”，“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現在也覺得沒有錯，有沒有更高的道德？也許有，但我沒有找到”。

作為最知名的“潘曉”，黃曉菊經常被人問到在幹些什麽，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我知道他們內心有種期待，我那時有那種想法，好像我現在應該有一個更大的想法，不應該是現在這樣子，就這麽安於自己的狀態，有這個潛台詞。其實我始終沒有放棄這種努力和探求。”她說，當她覺得自己的思考比較成熟時，她會寫點什麽，以不負這些人的期待。

潘?則毫不客氣地對待潘曉討論，“當人們對它歌功頌德、戀戀不舍時，我就沒有一點感恩戴德”。

撇開個人恩怨，潘?對它也是批判有加。他認為，從過去的大公無私說教，到絕對的自我，是一種矯枉過正，“潘曉討論打開了中國社會的潘多拉盒子，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現在世風日下的開端。社會上對於那場討論，很少從這個角度去清算”。

“所謂自我才是絕對的，我感覺到應重新評價，不應停留在人物事件情景的回憶上，不應停留在對過去的感懷上，應該看到它特定的曆史背景。它是在一種荒漠中出現的，在一場浩劫之後，一定會出現放蕩、墮落。這些毒素會找個突破口，即便沒有潘曉討論，也有會其他的突破口，這是必然的。”

“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也算是打破了堅冰，打破了意識形態的禁忌，但當它釋放了惡，這個社會卻根本沒有把它收回去的本事，這才是可悲的。”

“這一二十年來，這種價值觀走到了極致，物極必反。什麽是自我？自我是否應受到約束？是否應該在一種人類的良知、法律的約束下？人終於回歸到自我，回歸到的是什麽？是回歸到魔鬼的一麵，還是天使的一麵？如果隻回到魔鬼的一麵，就太可怕了。經過27年，中國社會給了當時提出的響當當的口號一個非常切實但非常滑稽的一個回答。我們看到的是喪盡天良的不法商販，看到的是可以為區區小利製造毒奶粉。”

27年後，漫長的生活依然沒有吞噬黃曉菊，也沒有撫平潘?。這個因經曆了巨大的社會變革而日新月異的國家，依然沒有為27年前那場大討論提供足以令人心服的解讀。我們一直被那個簡單的命題所困擾。

……………………

1980年“潘曉來信”事件揭秘

30號院2017-07-05

“潘”和“曉”的命運，也被這場大討論所改變。1980年5月，潘禕被診斷為“精神分裂”，學校勒令其退學。1983年，潘禕牽涉進一樁盜竊案，入獄三年半。一夜成名之後，黃曉菊也經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潘曉”：左為潘禕右為黃曉菊

“讀著讀著，淚水一下子就湧出來了”

1980年5月， 《中國青年》雜誌發表了一封署名潘曉的來信，題目是 《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這封信吐露的彷徨、苦悶、迷惘和懷疑，一下子打中了剛剛經曆 “文革”的億萬青年的心。短短數月，竟然引發6萬封來信，緊接著掀起了一場人生觀討論的大潮。

在這場討論過去近30年之際，有學者指出：如果說1978年的真理標準討論標誌著政治思想的重大轉折，那麽， 1980年關於人生觀的大討論，則標誌著價值觀和人生態度的重大轉折。在一次紀念潘曉來信的研討會上，有學者說，這場人生觀大討論所引發的懷疑精神和批判意識，深深地滲透到新一代人的精神骨髓當中。這場充滿了感性的淚水和激動的情緒的思想解放，在今天看來似乎有些幼稚，但是，那種帶血的純真的呐喊，那些在精神桎梏中痛苦掙紮的自由心靈，實在具有振聾發聵的意義。

潘曉來信

讓我們看看這封信：

“我今年23歲，應該說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經不複存在。”

“過去，我對人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和希望。小學的時候，我就聽人講過，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 《雷鋒日記》。雖然還不能完全領會，但英雄的事跡也激動得我一夜一夜睡不著覺。

“在我進入小學不久， ‘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而後愈演愈烈。我目睹了抄家、武鬥、草菅人命。家裏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寫檢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輕人整日汙言穢語，打撲克，抽煙。小姨下鄉的時候，我去送行，人們一個個掩麵哭泣……我有些茫然，開始感到周圍世界並不像以前看過的書裏所描繪的那樣誘人。我問自己，是相信書本，還是相信眼睛？

“我相信組織。可我給領導提了一條意見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團的原因。

“我求助友誼。可當有一次我犯了一點過失時，我的一個好朋友，竟把我跟他說的知心話全部悄悄寫成材料，上報給領導。

“我尋找愛情。我認識了一個幹部子弟，他父親受 ‘四人幫’迫害，處境一直悲慘。我把最真摯的愛和最深切的同情都用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傷的心去撫摸他的創傷……可沒想到， ‘四人幫’粉碎之後，他翻了身，從此不再理我。

“為了尋求人生意義的答案，我觀察著人們。我請教了白發蒼蒼的老人、初出茅廬的青年、兢兢業業的師傅、起早貪黑的社員……可沒有一個答案使我滿意。如說為革命，顯得太空……如說為名，離一般人太遠……如說為人類吧，卻又和現實聯係不起來。為了幾個工分打破了頭，為了一點小事罵碎了街，何能奢談為人類？

“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就像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的了。”

不少青年在來信中說，他們讀著讀著，淚水一下子就湧出來了。

“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討論

《中國青年》雜誌隨即展開了一場震動全國的 “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的大討論。從5月號開始到12月號，討論持續半年多，共收到6萬封來信。

這正是雜誌社所期待的。原來，《中國青年》自1978年9月複刊之後，主編關誌豪一直關注青年人在想什麽。他組織編輯就此進行調查，發現十年動亂給青年的心靈造成了難以言說的創傷。怎麽辦呢？編輯部一致的意見是開展一場公開的討論。發表潘曉來信，就是要給青年人提供一個交流的平台。

於是，從5月號到12月號， 8期雜誌共編發111篇稿件。很多青年在來信中說，自己有著和潘曉同樣的遭際和心路曆程，潘曉能夠把探求人生意義的心裏話坦率地說出來，是一個曆史進步。

討論中的意見大致有以下幾種。

一種意見認為， “人活著是為了使別人更美好”。有些人受的挫折比潘曉還大，但他們不改初衷，為了理想不惜獻出生命，這樣的人生態度才是正確的。 “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是錯誤的人生觀。

另一種意見認為， “人活著是為了使別人更美好”不是科學人生觀。共產主義不是禁欲主義，為自我和為別人不是截然對立的，人考慮自我是正常的。人生的河流是由為自己和為別人等各種源泉匯合而成的，要承認為自我有存在的合理性。合理的解決方法應是發展的合題： “主觀為社會，客觀成就我”。

還有一種意見讚成 “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認為人的活動首先是要滿足自己的生存需要，然後才能滿足別人。黃河本身必須有豐富的水源和生命力，才能成為中華民族的搖籃。

《人民日報》適時地發表了評論 《人生觀討論值得重視》，說這次討論 “提供了很可貴的新鮮經驗”，“感人至深”，局麵才有所緩解。

“潘曉”其人

“潘曉”是個筆名，或者說，是個半虛擬的人物。 “潘曉”是在兩個人姓名中各取一字組成的。一個是出生於1955年的女青年黃曉菊，另一個是出生於1959年的北京經濟學院 （現為首都經貿大學）經濟數學係二年級本科生潘禕。

1980年，是一個微妙的節點。

一些曾經高高在上的偶像，在人們心裏崩塌了；以為可以一直走下去的道路，突然轉向了。青年們有些發蒙，黃曉菊和潘禕也在這個群體中。

那年，黃曉菊25歲，是北京第五羊毛衫廠的一名女工。

她中學時代曾遭校方批判，因為她喜歡看《簡愛》和《紅與黑》這樣的外國小說，同學揭發她“看資產階級黃色小說”。

小夥子潘禕，則是北京經濟學院經濟數學係的二年級學生，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性格孤僻乖張，認為“上了大學又怎麽樣？這樣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來之路，何去何從？”

這樣兩個素不相識的青年，被《中國青年》雜誌的采訪聯係在了一起。

《中國青年》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關誌豪曾組織同事們調查，想要搞明白“現在的青年在想什麽”。結果發現，“青年們很明顯有一種委屈情緒，十年動亂給他們造成了深重的心靈創傷，他們的真誠和信仰被雪崩衝毀，感覺自己上當受騙了。”關誌豪回憶說。

怎麽辦呢？《中國青年》編輯馬麗珍和馬笑冬提出，既然青年中存在普遍的人生困惑，是不是可以就此開展一次討論。

於是，潘禕和黃曉菊進入了編輯的視線，並接受了約稿的要求。

黃曉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編輯部決定，以黃曉菊的稿子為主，融合了潘褘的部分觀點，由馬笑冬修改後發表。

文章的署名，從潘禕和黃曉菊的名字裏各取一個字，就叫“潘曉”。

在這篇文章裏，“潘曉”曆數了自己受到的教育與現實相差太遠所帶來的困惑、理想從建立到幻滅的過程、尋求友誼和愛情時遭到的背叛、在尋找人生意義時感到的茫然。文末，“潘曉”寫道：“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就像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了。”

北京及全國各地報刊，還有一些外國記者紛紛要求采訪潘曉，都被謝絕了。

在越炒越熱的氣氛中，當時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於1980年6月18日下午來到 《中國青年》雜誌社，聽取匯報。他問雜誌發行多少份？主編關誌豪說： 325萬份。胡喬木說：“一個人主觀上為自己，客觀上為別人，在法律上經濟上是允許的。在工廠勞動，勞動得好，得了獎勵，受了表揚，他也為社會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個善良的公民，他客觀上是為了別人的，因為他做的不是壞事，不是損人的……對上述這種人不能恥笑，不能否定。”

在社會各界持續不斷的輿論壓力下，潘曉不得不露麵了。

經過編輯部仔細商討，決定由黃曉菊以接受中央電視台采訪的方式和觀眾見麵，因為潘曉的文章是以女性身份敘述自己的經曆的。 8月20日，央視 《新聞聯播》播出了“潘曉專題報道”。黃曉菊在電視上露麵說： “這封信是以我為主寫的”， “我們不能因為社會上存在著垃圾就像蒼蠅那樣活著”。這句話一時廣為傳播。

然而，到了1980年9月之後，形勢急轉直下。

先是9月23日， 《工人日報》辦的 “情況參考”刊登群眾來信說，潘曉來信是 “有肉一塊，螞蟻俱來”，來信指黃曉菊 “從一個無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國人人矚目的風雲人物”， “黃在生活中 ‘主觀為自己’是做到了， ‘客觀為他人’還差得很遠。”

12月，華中工學院向中央有關部門送上一份材料，指責這場討論“散布大量錯誤觀點”， “必須澄清”。

關誌豪回憶， 1980年第12期的 《中國青年》不僅減少了討論版麵，而且宣布討論就此結束。

1983年，在清除精神汙染的運動中， 《中國青年》雜誌因為組織潘曉來信的討論，受到巨大壓力和某些人的激烈指責，事情越鬧越大，雜誌社陷入了被動。這一年12月6日，雜誌編委會向團中央書記處寫了一份 《檢查報告》。 《報告》說：“由於我們在正確地抓思潮、抵製精神汙染方麵做得不夠，特別是'潘曉討論'引導得不好，在廣大青年中和社會上造成了不良的影響。”“這場討論在客觀上對這幾年的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思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該雜誌在1984年第1期發表文章，否定了 “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公式。陳誌尚、金可溪撰寫的這篇文章題為 《“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錯在哪裏？》。文章前麵加了 “編者按”。 “編者按”說：“1980年 《中國青年》第5期發表了一篇署名潘曉的文章 《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並以此為發端，在刊物上組織讀者開展 “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的問題討論。編輯部開展這次討論的出發點是好的，廣大青年積極參加討論的熱情也應該肯定。但是，由於我們工作失誤，這場討論的社會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響。我們要認真記取教訓。現發表 《“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錯在哪裏？》這篇文章，作為我們對討論引導不夠的一個彌補。”

人生坎坷

黃曉菊

參加這場討論的主角，卻遭遇了不少坎坷。

潘曉討論開展起來之後，黃曉菊結識了一個崇拜她的大學男生，兩人結婚幾年之後又離婚。在這個過程中，渴望學習的黃曉菊離開羊毛衫廠，通過考試進入一家研究所擔任圖書資料員，她對這裏能夠讀書的環境很滿意。

但是， “不久，潘曉之事傳入所裏，我感覺領導看我的眼神怪怪的。”黃曉菊後來寫文章這樣說。

已經離婚的黃曉菊狠狠心，把3歲的兒子送進全托幼兒園，於1988年孤身南下，到海南、深圳“闖世界”。三年下來，當過記者，做過女傭，吃盡辛苦，所剩無幾。1993年，她又回到北京，借錢開小店賣羊毛衫，經受了被人騙錢等種種慘境之後，終於憑著血汗拚搏，開了自己的服裝公司。如今，她覺得自己的路越走越寬了。

出生於1959年的潘禕吃了大苦頭。 1980年春，經學校推薦，潘褘參加了 《中國青年》雜誌的青年思想狀況調查活動。他對人生問題的思索引起了馬麗珍以及編輯部重視，他的觀點被融進 “潘曉來信”之中。

討論開展起來之後，潘曉在一些人心中成了負麵代表。 1981年3月，學校以他的疾病為由，勒令其“自動退學”。潘褘在北京四處流浪，每天生活費隻有6分錢。他一再要求複學，都遭到拒絕。學校一位幹部告訴潘褘，處理決定是經過 “上邊”批準的，想複學，不可能。想打官司就去找 《中國青年》雜誌去打，是他們把你搞成這樣的！

此後，潘禕在馬麗珍等人熱心幫助下四處求職，在建築工地打工，幫公司看大門，又進了賣大碗茶的前門聯社當裝卸工。

1983年10月，潘褘因牽涉盜竊罪被捕，社會各界甚感震驚。最後，潘褘被判刑3年半， 1987年4月出獄。出獄後的潘禕認為“人生觀大討論”是自己的一場災難。

《中國青年》雜誌社伸出了援手。在關誌豪、馬麗珍等諸多熱心人幫助下，潘褘漸漸打開了求職的路子。 1996年底，《中國青年》又搞了一個人生觀討論，題目是“我不停地奮鬥，為什麽成功卻離我越來越遠？”編輯部專門請潘褘撰寫署名文章《奮鬥就是我們的生活》。文章發表之後，潘褘重新引起社會各界關注。許多媒體采訪他，稱讚他的“複出”。

一夜成名之後，黃曉菊也經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在“潘曉”聲名最盛之時，每天都有人在工廠門口求見，要和她探討人生，許多大學也請她去作報告。《中國青年》雜誌把她調進中國青年出版社發行部工作，後來她又到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做圖書資料員。

後來，黃曉菊遭遇停聘，理由是“未經領導允許，超範圍訂閱各種自己喜歡看的雜誌”。“在民族所圖書館，我管訂書刊報紙。他們訂的都是專業類書籍，一天到晚就是來回抄。我就給他們訂了些有人味的，比如《世界博覽》、《世界電影》，這些書我也愛看，這不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嗎？”

1988年，黃曉菊來到海南。在《海南特區報》除了寫稿，她還要去拉廣告。為了生存，她去了深圳找工作，在一個日本人家裏做起了“女傭”。

小她四歲的丈夫離開了她。“那時我們住在相鄰的兩個大院裏聊薩特，就認識了。他父母是外交官，駐國外。我們倆戀愛，他父母不知道。等他們回來，我們已經訂婚了，一聽這事，就說不行。我們結婚，他家裏什麽都沒給，覺得我們早晚得散。”

“婚後沒有房子，就隻好住在我外婆家裏我原來的閨房，生活很艱苦。我丈夫當時在化工廠上班，工資微薄。在這麽塊地方看小孩，雞飛狗跳的，他特別苦惱。我對他說，你是男人，要承擔責任。他就不高興了：‘你怎麽也這麽庸俗？你還是‘潘曉’呢！怎麽和所有的女人一樣婆婆媽媽？’”結果是協議離婚。

1993年，黃曉菊結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做起服裝生意。“我不會趕流行，不愛與人套近乎。衣服我隻賣自己喜歡的款式，有的還是我自己裁剪的。有人看不上，我還會和人爭論。”她的生意一直不大不小，這種狀態延續到了今天。

關誌豪至今還在為當年的許多資料沒有保存下來而可惜，“人生觀大討論”休止後，六萬多封讀者來信都被焚毀。“這些信如果保存下來，將是研究青年思想史最好的資料。”

如今回憶起那場大討論，黃曉菊曾對媒體表示，“人們該怎麽活還是怎麽活。思想討論並不是要改變生活軌跡，卻是對自我意識的一次更正與覺醒。”

（本文綜編自《上海法治報》、北京《新京報》作者：馬立誠 、武雲溥

如涉侵權請聯係刪除）

小院歡迎您投稿，可以是知青時代的流金歲月、逐漸泛黃卻依舊溫暖的年代故事、“80”後與父母的共同記憶、閑情偶寄談天說地等。小院地址：[e-mail]

征稿

"恢複高考40年"

1977年在中國發生的事情，最重要的莫過於12月，全國高考在中斷12年後恢複舉行。在那個冬天，有大約570萬人走進高考考場，27萬人被錄取。

高考的恢複給當時的一代青年帶來了希望和不同未來的可能性，許多人的命運就此發生了轉折——這其中有被錄取的勵誌人生，也有落榜失意後的不同際遇。恢複高考，其實隻是回到常識與傳統，但在當時卻是從瘋狂走向正常、從禁錮走向開放、從停滯走向流動的關鍵一步。今年是恢複高考40周年，此時再回望那一年，時代的意義與烙印似乎更加清晰。歡迎當年的學子或親曆者投稿告訴您或您身邊人那年高考的故事。

投稿地址：[e-mail]

征稿

"尋找•重逢"

人世間的相聚與分離，有時隨著時代的漩渦讓人無法回頭，望盡天涯路，有時卻在驀然回首時，找到當初的痕跡。

我們近期特別策“尋找•重逢”征稿啟示，您可以給我們投稿，講述你們當年的故事，尋找當年的夥伴；您也可以把您與朋友重逢的故事寫出來與大家分享。30號院願成為老知青相聚的平台。

投稿地址：[e-mail]

……………………

1980年轟動全國的“潘曉討論”:胡耀邦親自批示

作者：新華網 時間：2009-09-18 來源：新華網

▲刊載《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的《中國青年》1980年第5期封麵。

任何的社會變革總是思想先行。而振聾發聵的文字，往往會引發全社會的震撼，從而開啟一個時代——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發表在《中國青年》雜誌上。這封信用沉重、幽怨、鬱悶、誠摯、激憤的筆觸書寫了人生痛苦和創傷，甫一發表，即引發一場全國範圍內關於人生觀的大討論。從1980年5月開始到這一年的年底，《中國青年》雜誌社收到六萬多封讀者來信，社會各界，尤其是高校，對這一問題的專場討論不勝枚舉。

28年後的今天，回望那場討論，雖然那是一場非黑即白、二元分明，簡單而不深入、結論匆忙的討論，但由它引發的對現實、對人生的思考，使其成為改革開放之初思想解放大潮中的一個標識性事件。

五月的驚雷

1980年有一個陽光明媚的開始，延續著從上世紀50年代形成的理想主義色彩，一如這一年第5期《中國青年》的封麵：純潔的藍天下白玉蘭盎然綻放，花瓣上飛舞著一隻蜜蜂……

然而，那個五月，不知道有多少人不經意中翻開這個封麵，猝不及防地發現他們翻開了一片電場、一滾驚雷、一聲震撼。一封署名“潘曉”的來信，攪動了一個時代……

在西城官園育強胡同《中國青年》雜誌社辦公室，工作人員從靠牆的一排大文件櫃裏找到了一個牛皮紙文件袋，打開塵封，是厚厚的一摞1980年第5期《中國青年》發稿原件，用方格稿紙、藍黑鋼筆字工工整整謄抄的《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在最上麵：

編輯同誌：

我今年二十三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複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反顧我走過來的路，是一段由紫到紅到灰白的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絕望的曆程；一段思想的長河起於無私的源頭而最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曆程。

在講述了自己在工作、愛情、家庭生活中所經曆的種種不幸後，潘曉最後這樣寫道：

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就像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了。這大概是人的規律，也是生物進化的某種規律——是任何專橫的說教都不能淹沒、不能哄騙的規律！

28年後的今天，人們再讀這封信的時候，已不足為奇。信中關於人生的困惑相對於價值多元的現在也已不再振聾發聵，而輿論環境的大為寬鬆也已使得信中大膽直言毫無忌諱的表達方式不再顯得離經叛道。但是，時光倒回當年那個五月，當時的人們在不經意間讀到這封信的時候，毫無心理準備，他們的第一反應令今天的人們不可思議。“觸電”、“感覺有一顆炸彈在心裏爆炸”、“渾身顫栗”、“激動得流淚”、“恐懼”……在已經泛黃的雜誌和內部材料刊登的一封封來信中，充滿大量類似的字眼。這些詞匯是當年讀者們來描述他們最初讀到這封信時的直接感受。

當年毅然決定要發表這封信的《中國青年》前社長兼總編輯關誌豪說：“產生巨大反響是意料和情理之中的，那一代年輕人從小受的是全紅的理想主義教育，他們就像關在一間封閉的小屋子裏，窗外是一簇人為擺放的鮮花，隻有襲人的花香和戀花的蜂蝶，但當他們有朝一日走出這個房間，發現世界不隻是一個窗戶那麽大小，也不隻有鮮花和蜜蜂，世界很大，也很複雜，有陽光也有陰暗，有鮮花也有毒草。因此，困惑是必然的，思索也是必然的，困惑和思索說明這代青年開始清醒、開始獨立、開始前進。他們大有希望。”已78歲高齡的關誌豪說到這裏，激動起來。

“這是一顆真實的、不加任何粉飾的信號彈，赤裸裸地打入生活，引起反響。”在所有對這封信的比喻裏，太原讀者賀海毅的這句話最為獨特而貼切。

信號彈既已升空，一場席卷全國的人生觀大討論隨之爆發。

盛夏的熾熱

刊有“潘曉討論”的《中國青年》5月11日發行，14日編輯部就開始收到讀者參與討論的來信，17日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之後一直保持在每天1000件左右。據6月9日的統計，不足一個月就收到了兩萬多件。

原《中國青年》編輯部主任、社會學博士彭明榜現在是《青年心理》雜誌社社長，當年“潘曉討論”如火如荼的時候，他還在中學讀書，但是到《中國青年》工作後，他一直在追尋當年那場討論所牽涉的人、發生的事、深層的理。

彭明榜說，和季節出奇的吻合，“潘曉討論”整整“熱”了一個夏天。最初的讀者來信在就人生的意義發言的同時，幾乎都對這場討論本身表示了強烈的感激和敬佩：“全國多少青年和潘曉一樣，希冀著心靈的甘露，在渴望著點燃青春的火炬。”

除了感佩，許多讀者還懷有種種疑懼。他們有的懷疑發表這封信是為了引誘青年談出真實思想，是個“圈套”；有的替“潘曉”表示擔憂；甚至還有為《中國青年》擔心的，他們說《中國青年》弄不好要挨批評，這場討論說不定會被“圍剿”…… 彭明榜說，不能說這些擔心隻是讀者的杞人憂天。社會上對這封信也並非一片叫好，基層的許多領導對開展這場討論橫加壓製，把這一期《中國青年》當成了禁書，有的人甚至寫信謾罵編輯部是“縱火犯”，將發表這封信上綱為“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編輯部也未必沒有一些忐忑——6月11日出版的第6期就明顯“保守”，所發表的幾篇討論文章四平八穩地照顧各方麵的觀點，特別是有一篇《“為自我”又豈能“為別人”》說教味道很濃：

由一個階級的人生觀跳到另一個階級的人生觀，公開主張“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不曾見過“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先進典型，其原因就在於“為自我”與“為別人”是互相矛盾的，二者不可得兼。所謂“客觀為別人”隻不過是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遮羞。(原載《中國青年》1980年第6期)

與此同時，《中國青年》編輯部將6月15日編印的《〈中國青年〉讀者來信摘編》直接送交中宣部部長王任重，此舉可以理解為尋求中宣部對“潘曉討論”的關注和支持。

不過，就當時的形勢而言，擔心顯得有些多餘，進入6月中旬後，“潘曉討論”得到廣泛支持。《人民日報》首先報道了《中國青年》開展人生意義討論的消息，並在評論員文章中稱讚這一場討論“把青年思想深處的東西端了出來，進行真正同誌式的討論，是感人至深的。”新華社在報道這場討論的盛況時也肯定“隻有了解青年，才能幫助青年；隻有實事求是，才能解決問題。”《中國青年報》將“潘曉”的信摘要發表，之後也開展了“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的討論專欄。6月20日，王任重在《讀者來信摘編》上批示，讓編輯部“向書記處寫一個情況反映”，並表態說“對潘曉的同情、支援表現了我們有許多‘助人為樂’的好青年！可以報道！這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好風尚的表現！”

6月18日下午，黨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在團中央書記處負責人的陪同下來到編輯部。胡喬木與編輯部負責人關誌豪、王江雲、郭楠檸等談話將近3小時。談話結束後，他還興致很高地和編輯部全體人員合了影，並對大家說：“同誌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

第8期《中國青年》以《胡喬木同誌關心人生意義的討論》為題發表了他的講話摘要：

這個討論引起了千百萬人的關心和興趣，我也是這千百萬中的一個。這是一場很有意義的討論，凡是關心青年一代的成長的人都應該有興趣。

此後，編輯部可以說是完全按照這個講話的精神來推動討論展開的：從第7期開始，將原來每期八頁的版麵擴大到二十頁，而且發表了許多講述自己和潘曉類似或者更悲慘經曆的來稿；第8期讓潘曉在雜誌上出了場，刊登了一封對討論表示感動和感謝的《潘曉同誌來信》：

我萬沒想到，《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發表之後，孤寂、痛苦和絕望中的我，一下子獲得了全國數以萬計同代人的關注和聲援。……是你們，一反以往社會上那些“君主”、“神父”、“長官”們慣於板起的教訓人的麵孔，帶著朋友、姐妹、兄長的熱忱向我這將被淹沒在塵埃之下的無名角落走來。……這種珍於一切、最真誠的心靈的交流，用任何最動人的感激之詞加以報答，都隻能是對它本身格調的貶低。

為了使討論“有點波瀾”，第8期還發表了武漢大學曆史係三年級學生趙林寫的《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一文：

自私首先是一種自我發現：個人意識到自己的價值，意識到“我”的重要意義。……曆史是由人的活動組成的，而人首先是個人，所以每個自覺到自我價值的人都可以問心無愧地說：“我就是曆史”。(原載《中國青年》1980年第8期)

記者電話采訪了現為武漢大學哲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的趙林，他說：“我在一封給黃曉菊(潘曉討論的關鍵人物，下文將述及)的信中明確說，由你和潘禕(潘曉討論的另一關鍵人物，下文將述及)拉開序幕的這場大討論，很可能將由我來扮演主角。果然，從《中國青年》第9期開始，‘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成了眾多來信談論的主題。”

發表於《中國青年》1980年第10期上、署名桂鋼的讀者來信這樣肯定趙林：

以往我所接受的現成的演繹法所解不開的生活之謎，現在用你替我尋來的這把鑰匙，竟是一捅便捅開了鬱結於心的種種疑惑和迷惘……自我隻是為了生存得更有價值，自我乃是推動社會政治的能源。

而更多的聲音是對趙林觀點的駁斥，第10期上署名何樂為的讀者來信最有代表性：

趙文武斷地宣布“說謊、欺詐、恭維、奉承是人生的真諦”，“自私是人的本質”。這就把人類經過漫長歲月艱難成長起來的一切良知、美德統統踩在腳下，把全人類(除去作者自己)推到道德的被告席上。連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義氣也沒有了；連給乞討者施舍的起碼的同情心也沒有了；更不用說董存瑞、黃繼光的“正義衝動”了……

誰是潘曉？

那麽，誰是潘曉？關誌豪說：“潘曉隻是一個符號，是特殊曆史時期的產物，是一代青年對愛與激情，人生的痛苦與迷惘思索與討論的一個象征性符號。”

在簽發《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的稿簽上，記者發現簽發編輯叫馬笑冬，試圖與她聯係，彭明榜說：“馬笑冬現在病得厲害，沒法接受采訪了。她離開中國青年雜誌社後，於1988年出國，1998年在美國波士頓的東北大學取得了社會學博士學位，1999年回國後一直在複旦大學從事教學科研工作。”

好在另一位編輯馬麗珍還在，這位從中國婦女報社副社長職位上退休的熱心大姐講述了當年事情的緣起。

組織討論是《中國青年》抓重大思潮、讓青年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種有效的傳統方式。1979年，《中國青年》開展過一場“可不可以在青年中提倡學習陳景潤？”的討論，社會反響不錯。所以，討論一結束，編輯部就著手組織下一場討論，當時選定的題目是“講實惠”，因為當時青年中流行著一句很有名的口號“一切向錢看”，“講實惠”成了一種時尚。

1980年年初，馬麗珍剛從群工部調到思想教育部一年，編委會就安排她準備這個選題。馬麗珍在準備過程中，越來越覺得難度很大。那時，領導幹部的特殊化也是群眾議論的熱點，而討論“講實惠”很容易牽涉到領導幹部的特殊化，一旦與這個問題沾上，就不好收場了。馬麗珍決定推翻這個選題，但推翻這個選題，必須提出新的選題。

一天下午，她到群工部看了兩小時的讀者來信，許多信說的都是關於人生苦惱、看透了社會、找不到出路等，她挑出其中35封，隱約中覺得或許可以提煉出一個選題。

馬麗珍與總編輯關誌豪住同一個單元，一天下班的路上，馬麗珍向關誌豪講了開展人生觀討論的想法。關誌豪讓馬麗珍把那35封信給他看看。第二天，看過信後的關誌豪就同意了這個選題。

定下了人生觀討論的選題，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檸讓馬麗珍和另一個編輯馬笑冬做進一步的調研。接下來的兩三個月時間，“二馬”每天早出晚歸，奔走於北京的機關、學校、商店、工廠，召開各種層次的座談會。

在一次座談會上，馬笑冬認識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廠的青年女工黃曉菊。通過幾次交談，她覺得黃曉菊的經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就問她願不願意毫無隱瞞地寫出來供青年討論。黃表示同意，馬笑冬便向她約稿。

也是在這前後，“二馬”到北京經濟學院開一次座談會。學院團委書記李慶堃向她們推薦了二年級學生潘禕。李慶堃說，這個學生很灰，不久前剛自殺過，你們可以和他單獨談談。“二馬”於是分開行動：馬笑冬去參加座談會，馬麗珍去和潘禕單獨交談。

1980年4月7日，馬麗珍與潘禕從下午兩點多談到六點多。馬麗珍問他願不願意把自己的經曆和思想寫出來供青年討論，他表示願意，馬麗珍就向他約了稿。

不久，黃、潘的稿子分別交到編輯部。潘禕的不能用，但其中一些語言和觀點可供參考，而黃曉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為“靈魂的鏖戰”、“個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認”和“心靈的惆悵”四部分，基本可用。編輯部將這兩篇稿子交給馬笑冬，由她執筆作最後的修改。

最後見刊的那封信，人生經曆和主要觀點都基本取自於黃曉菊的稿子，很多話甚至是原文，潘禕的一些話也糅了進去，還吸收了一些在座談會上聽來的語言。最後，她從黃曉菊和潘禕的名字裏各取一個字合成了“潘曉”這個筆名。

對於這封信，馬麗珍這樣評價：“它實際上是一份思想典型材料，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青年思潮，而且基本是取材於黃曉菊的來稿，吸收了潘禕的一些語言，還吸收了座談會聽來的東西，說它是‘編’出來的不符合事實。但也不能因此說黃曉菊、潘禕就是‘潘曉’。‘潘曉’是個思想典型人物，不是一個真人，不能個性化。所以我當時就跟潘禕說過，在外麵誰也不要說自己是‘潘曉’。”

原《中國青年》編輯部主任彭明榜認為，很顯然，以編輯部要引發一場討論的標準來看，經馬笑冬編輯的這封信是超標準地“合格”。它既體現了一代青年經過“文革”後痛苦的精神曆程和反思的成果，其《懺悔錄》式的坦誠和直言不諱的表達方式又正好與當時青年的基本情緒和思想合拍。

麵對這樣一封信，編輯部肯定已預料到它的發表將引起不小的轟動。在由馬笑冬起草、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檸作了很大修改的《編者的話》裏，字裏行間都流露出了將由此引發一場大討論的預示。

像以往多次發生過的情形一樣，在人類曆史上每一次較大的社會進步的前夕，差不多都發生過一場人生觀的大討論。歐洲文藝複興時期關於人性論、人道主義的討論，俄國革命前夕關於人本主義和新人生活的討論，我國五四時期關於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等等，都曾經對社會的前進作出過貢獻。

這段話固然可以理解為是對80年代初“一次社會較大進步的前夕”的敏銳感覺，同時更傳達出編輯部對將要發起的這場人生觀討論的自信和樂觀！

然而，曆史總是超乎人們的想象，作為一個曆史事件的“潘曉討論”也是……

秋天的蕭落

盡管編輯部從一開始就對各新聞單位沒有隱瞞過那封信的任何事實，並一直堅持認為潘曉隻是個思想典型人物，黃曉菊並不完全就是潘曉，但依然擋不住那麽多人想見潘曉的願望。

8月20日，在《中國青年》雜誌編輯部安排下，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後播發了采訪黃曉菊的專題報道。本來是作為一個思想典型人物的潘曉被具體化為實實在在的黃曉菊了。雖然黃曉菊在億萬觀眾麵前對那封信作了說明，最後的表態很“正麵”也很富於哲理：“我們不能因為社會上存在著垃圾就像蒼蠅那樣活著！”但是，黃曉菊的這一次“出場”還是無可挽回地使“潘曉討論”發生了急轉直下的變化。

“潘曉討論”熱在夏天結束了，進入秋天，“潘曉討論”成了一棵風中的樹。

9月23日，工人日報社的內刊《情況參考》第212期刊登了兩封關於潘曉的群眾來信。

第一封信題為《此種做法弊多利少——有感於潘曉上電視》，寫信人署名為“山西娘子關電廠寧翠榮”。這封信寫道：

各類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麵對她的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評論、吹捧，使她從一個“無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國人人矚目的“風雲人物”。……懇切希望快刹住這股風，這種做法隻不過是弊多利少，得不償失！

第二封信題為《鄰居眼裏的潘曉》，署名為“北京石月”。這封信先說“街坊鄰居原來不知道潘曉是誰，一看電視才知道潘曉就在自己身邊，先知其人，後聞其名，有反胃似的不舒服。”然後列舉了黃曉菊的種種缺點，說她“打姥姥”、“不給姥姥吃飯”、“‘主觀為己’是做到了，‘客觀為人’則還差得遠”……

幾天後，中宣部《宣傳要聞》第74期轉發了這兩封信。9月30日，胡耀邦在這一期《宣傳要聞》上作了批示：“請有關部門查查這件事，報刊、電台有個獵奇的思想，沒有解決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聞單位參加的例會上傳達了胡耀邦的這個批示。於是，“‘潘曉討論’出事了！”的消息在北京傳開。幾天後，新華社編印的《國內動態清樣》第3028期刊登了記者徐光耀寫的《北京羊毛衫五廠負責人談‘潘曉’和她的信的問世的情況》，實際上把潘曉的信說成了“完全出於《中國青年》雜誌編輯之手”。

為了對這兩封信和徐光耀的文章作一個回答，《中國青年》雜誌編委會於10月30日向胡耀邦、王任重、朱穆之及中宣部送交了一份長達六千餘字的《關於工人日報等單位反映“潘曉問題”的調查報告》，同時也送給了各家新聞單位。這份《調查報告》主要就“關於潘曉的信問世的情況”、“關於輿論界是不是‘大肆吹捧’潘曉的問題”、“關於潘曉上電視的問題”、“關於‘鄰居眼裏的潘曉’問題”進行答辯。

需要特別提出來一說的是，這個《調查報告》有一個細節在後來對這場討論起到了頗值得玩味的影響。在《調查報告》最後，總編輯關誌豪加了這樣幾句：

我們對胡耀邦同誌提一點意見，希望今後胡耀邦同誌不要輕易地就一些未經核實的材料作帶有實質性的批示，以免和實際情況脫節。

周曉東的文章發表在《中國青年》1980年第9期。

78歲的關誌豪，在28年後接受記者采訪時，仍脫口背出了這幾句話。他說：“後來有人說我不該寫這段話，但我無怨無悔。我寫得沒錯。”

這份《調查報告》送上去的第二天，關誌豪打電話給胡耀邦的秘書梁金泉，問耀邦看了沒有，什麽態度。梁秘書回答：耀邦看了，沒說什麽，用紅鉛筆在那段話下麵畫了曲線。

總政治部把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第3028期作為《政治工作參閱件》轉發了全軍；在11月26日召開的全國思想工作座談會上，胡耀邦對潘曉問題有此一說——“潘曉不是真潘曉，是塑造的潘曉，是兩個人的信合起來的。”一些地方便據此將“潘曉討論”簡單地理解為“《中國青年》製造的一場大騙局”，從而已滋長出全盤否定這場討論的趨向。

在如此被動的情況下，上級指示編輯部，要盡快收場，以免招致更多更嚴重的批評。12月11日，第12期《中國青年》出版。關於人生觀討論的版麵縮減到八頁，並且宣布發完本期後，群眾性的筆談討論結束。第12期所發的文章再沒有一篇是青年的討論稿，群眾性的筆談實際上在第11期就結束了。

從第5期到第12期，《中國青年》關於潘曉討論一共編發了110多位讀者的110多篇稿件，約十七八萬字；在討論開展的7個月時間裏，編輯部共收到來信來稿六萬多件，其中不少信稿是幾十、上百青年聯名寫的；討論期間，《中國青年》的發行量由325萬上漲到397萬；關注和參與這場討論的青年以千萬計……

宣布群眾的筆談討論結束容易，但要宣布整個討論結束卻很難。這個難就是編輯部如何做總結。

在距宣布群眾筆談討論結束三個月之後，1981年第6期《中國青年》姍姍來遲地發表了編輯部的總結文章《獻給人生意義的思考者》。

已經從中國婦女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職位上退休的郭楠檸和她的老伴陳漢濤是這篇文章的作者。郭楠檸和當時任文藝部副主任的丈夫陳漢濤夫婦倆在社領導的“欽點”下，開了一回“夫妻店”。

郭楠檸說：“我和漢濤重新看了一遍討論中發表的所有文章和內部資料，又花了很大功夫去讀馬克思的有關論述，然後梳理材料，提煉問題，明確觀點，廢寢忘食地苦幹了一個月，完成了18000字的初稿。”這篇文章分“重新探索人生意義是曆史的需要”、“正確認識‘人的價值’”、“科學地看待‘公’與‘私’”、“在振興祖國的奮鬥中開拓人生之路”四部分。

文章寫好後，編輯部決定送請中宣部部長王任重審閱。王任重很快批複說，稿件閱過，基本可以，請中宣部理論局再組織幾位專家幫助看看。於是，中宣部副部長王惠德、理論局局長洪禹約請了邢賁思、汝信等五位專家與郭楠檸、陳漢濤夫婦一起座談討論了三天。幾位專家對文稿的基本觀點和討論方式沒有提出實質性的修改意見，隻提出了一些具體表述問題。

文章發表後，《中國青年報》全文轉載了這篇總結，《人民日報》也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摘要。至此，攪動了全國青年人心的“潘曉討論”總算有了一個正式結束。

但 “潘曉討論”仍餘波翻騰——1983年12月，在距“潘曉討論”結束近三年以後，華中工學院黨委向胡耀邦等領導人送上一份題為《〈中國青年〉〈中國青年報〉關於人生意義討論散布大量錯誤觀點必須澄清》的材料，並在所附的信中稱：“在這次清理精神汙染中，我院黨委宣傳部和共青團委組織幾個同誌查閱了《中國青年》和《中國青年報》1980年下半年開展關於人生意義的討論發表的所有兩百多篇文章，發現這場討論散布了大量的錯誤觀點和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對青年是嚴重的精神汙染。建議在這次清理精神汙染中，必須對兩青年報刊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這次在青年中影響很大的所謂‘關於人生意義的討論’認真進行清理。”

胡耀邦於12月12日在華中工學院黨委的來信上這樣批示：“……這件事用不著再大肆翻騰，注意一下就可以了。”關誌豪說，耀邦是個好人，關鍵時候保護了我們。

彭明榜說，逃過了被作為“精神汙染”典型的“清理”，但“提高認識”的檢查卻不得不做。首先，《中國青年》編委會向上級寫了《關於“潘曉討論”問題的檢查報告》。在這份《檢查》裏，編委會自己給這場討論扣上了“罪狀”：把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錯誤觀點係統化了、條理化了，特別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這一提法變成了一部分人的口頭禪，造成了極壞的影響。其次，為消除“潘曉討論”的影響，還須公開表態。1984年第1期《中國青年》發表《“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錯在哪裏？》的專文。這篇專文的“編者按”自己違心地否定了自己：“這場討論的社會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不良影響。我們要認真吸取教訓。”

作為社會學家的彭明榜說：“如果說這就是定性的話，是很遺憾的，同為遺憾的還有，堪稱為‘文革’結束、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思想寶庫的六萬多封信，沒有經過任何社會學方法的處理，就被當成‘廢紙’讓造紙廠的汽車拉去化為紙漿了。在中國思想史上，以前沒有過、以後恐怕也不會再有如此壯觀的大規模的全國討論了，尤其不會有如此豐富如此袒露的思想作為人們研究的樣本了。”

改變的命運

《中國青年》因“潘曉討論”一度命運多舛。作為旋渦中的三個關鍵人物黃曉菊、潘禕、趙林又如何呢？

“雖然在今天看來，這場自發的人生觀大討論，作為我國思想解放進程中的一個重要裏程碑，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肯定，但在當時，這場討論所開創的思想自由局麵，無論從時間上還是空間上看，都是極其有限的，許多社會上的‘正統人士’，尤其是某些單位的領導，一般都把參與討論者當作有異端思想的危險人物來對待，在討論結束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裏，熱情參與討論的青年人，許多都受到了單位的‘特殊待遇’，對日後的分配、工作、提職、晉級等現實問題都造成了無形的影響。”趙林在電話裏這樣告訴記者。

“一夜成名”後的黃曉菊，社會活動驟然多了起來，大學生們紛紛請她參加活動，和她共同討論費爾巴哈、薩特。廠門口每天站著陌生人，口口聲聲說要見“潘曉”，要和她談人生，談理想。這讓廠裏很為難。

工廠是呆不下去了。她想到一個“書多，讀書人多的地方”去工作，《中國青年》幫她調進了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發行部。

但很快，她就發覺，在這裏她並沒有得到認可和接受，“我似乎是作為‘有越軌思想’的人被安置在出版社的主流之外，時刻被人‘關注’。我沒有可以表現或發揮一下自己的可能，甚至沒人可以交流，我不想隻求一份工資或一個飯碗，我又開始不安心了。”黃曉菊說。

一次，她在報紙上看到了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圖書資料員的廣告，她去應聘並通過了考試。

“這樣，我從一個‘有學問人’的地方，挪到了另一個‘有更大學問人’的地方。”在社科院當圖書管理員，黃曉菊依然“個性”。

“大知識分子們”都覺得她“不太聽話，喜歡自作主張，按自己認為對的辦，不能不折不扣地服從上級”。

自然而然，當所裏第一次實行人事製度改革時，她第一個被解聘。

比她小4歲的丈夫也離開了她。生活是現實的。生下兒子後，丈夫常問黃曉菊：“你不是‘潘曉’嗎？怎麽和其他婦女沒兩樣？”

生計陷入困境，她把兒子全托，下海南、去深圳自謀生路。

1988年，黃曉菊到達海南。在《海南特區報》，除了寫稿，她還要去拉廣告。“我那種跟‘學問人’一起便能提升自己品質的謬想已蕩然無存。”在深圳，黃曉菊作過電台熱線節目主持人，在一個日本人家裏做過“女傭”。

1993年，黃曉菊結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做起服裝生意。她依然故我，隻進自己喜歡的貨，若有人不懂欣賞，她還忍不住跟人爭論不休。

“我其實不是生意人，我跟他們不一樣。” 黃曉菊始終抵製著“已為生意人”的事實，在商10年，她甚至沒有多少積蓄，“夠基本生活就可以了，別人不理解，但是我心裏感覺好就行，我喜歡聽歌劇、喜歡美食、喜歡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有機會我還想寫東西，比如在報刊上開個專欄，”在百盛星巴克，黃曉菊喝著苦咖啡，跟記者聊天。

潘禕沒有讀完大學，命運也更加坎坷。據潘禕自己講，當年北京經濟學院不滿“思想有問題”的潘禕被塑造成全國聞名的“典型”，把他帶到北京一家醫院，由一位實習大夫診斷為“重型精神病”，並在潘禕不知情的情況下與他的父母簽訂了自動退學協議書。

1983年在馬麗珍的幫助下，潘禕在前門聯社做起了裝卸工。8月，全國“嚴打”開始，同去提貨的司機拿了一塊放在貨場上的焊錫，並要求潘禕保密。9月，司機被抓，10月，潘禕被傳訊，這一關就是3年。出獄後，他刷過瓶子，當過編務，做過發行。上世紀90年代後，他曾一度頻繁跳槽，在許多公司做過廣告部經理、副總、總裁助理。

接近2000年，潘禕做起了自由撰稿人，“他在網絡上，取名‘大俠’，發表一些關於經濟方麵的觀點。”彭明榜說。在彭的記憶裏，潘的最後一份職業是在“中華英才網”主持“老潘信箱”，“專門解答求職者和職場中人的種種問題。”

“以前，我因為討論人生而被迫改變了人生之旅。如今，在互聯網上，我又與那些年齡18到24歲的年輕人繼續著人生的話題。我不知道這對於我是不是一個難以打破的宿命。”潘禕在一篇文章裏這樣說。

潘禕現在何處，彭明榜和黃曉菊都在猜測。“也許出國了？他妻子在挪威。”

趙林現在是武漢大學哲學係教授，也是武漢大學辯論隊主教練。“我喜歡哲學，讀曆史本科期間，旁聽了幾乎哲學係所有課程，碩士報考的就是哲學，但是由於發表在《中國青年》的那封信成了我思想‘一貫自由化’的最初證據，結果當然可想而知，哲學的神聖殿堂把我拒之門外。我為此曾一度消沉，但是頑強的自我意識和一種內在的使命感還是使我從玩世不恭中振作起來，1993年我終於如願以償地考取了武漢大學的哲學博士，”趙林說，“當年，因為參加了這個討論，我成了學校各級領導注意的人物，也因此經常發生辯論，如果說我還有辯才，那也許就是那時候練出來的。”趙林作為武漢大學辯論隊的主教練，曾把這支隊伍帶上國際大專辯論賽的冠軍寶座。

窄與寬的辨證

無論如何，那場人生觀大討論其影響是深遠的。在1980年第9期《中國青年》上，一個叫周曉東的浙江農民發表《用我們的血肉來擁抱世界》參與討論、並因此收到全國600多封青年朋友來信。2005年12月31日，他在杭州組織了一場《怎樣從“憤青”到“奮青”——人生的路是否越走越窄？》座談會。

“為什麽25年後，要再組織這樣一場討論？現在的青年人好像很少有人知道當年那場討論了。”對於記者的提問，周曉東說：“關於人生問題的討論是任何時代都不會冷場的。”

現在的周曉東是浙江五峰電容器公司董事長，身家過億。“我是個地主的兒子，在那個年代與一般青年人相比，經受的折磨更多，參加潘曉討論前後我在浙贛地區漂泊著做苦力，學木工，但‘奮鬥改變命運’的人生理想一直支撐著我走到今天。《用我們的血肉來擁抱世界》闡述的觀點也是這樣。那封信發表後，全國各地600多名青年直接給我來信探討人生問題，互相鼓勵，更增添了我奮鬥的勇氣。”

靠著這樣堅定的信念，周曉東做過木工、養過長毛兔、推銷過樹苗，一直到用兩萬元作本經營一家小電容器廠，直到今天做得風生水起。“參與過潘曉討論的人，都有一種認同感，在我的經營道路上遇到過多次這樣的事情。”周曉東說。

1982年，周曉東去安徽推銷養蠶用的桑樹苗，在宣城地區寧國縣，也許是這樣的推銷見多了，當時縣林業局李局長，聽了周曉東的介紹，無動於衷。可當周曉東遞上名片時，李局長態度立刻大變，激動地問：“你是不是參加潘曉討論，並發表《用我們的血肉來擁抱世界》的那個周曉東？”“正是本人。”“就憑這個，今天我要了你的苗子了！”

“沒想到，李局長也是個熱血之人，參與過那場討論的人，永遠不會泯滅那份激情，”周曉東說，“1996年，我去參加一個電容器技術研討會，當時江西的黃渭國也在會上，當得知他也參加過潘曉討論，我問他願不願意加盟我這個當時還沒有規模的廠子，黃渭國二話沒說，回去跟原單位辦完交接，就到我公司做起了總經理，一幹就是10年，前兩年才離開，自己經營自己的去了。”

“那種廣泛的認同就如同更遠的年代憑一曲《國際歌》找到同誌一樣。”彭明榜說。

2005年1月，《中國青年》組織了一次潘曉討論的回顧，黃曉菊、潘禕、周曉東等聚在了一起，趙林專門寫來一篇回顧文章。“不僅僅是聚會，那次25年後的回顧，更像是一次研討，會上大家普遍認同這樣一個觀點：沒有當年‘人生路為什麽越走越窄’的討論，就沒有生活路越走越寬的今天。潘曉那聲令整個社會為之一震的提問，仿佛開啟了一個時代，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場真正的思想啟蒙。”彭明榜是那次聚會的組織者之一。

今年8月4日，《北京日報•理論周刊》刊發人民出版社原總編輯薛德震文章《人的主體性覺醒是一種極大的社會進步》，在文章中，薛德震寫道：

改革開放初期，有一位化名為“潘曉”的青年提出人生價值問題，引起了一場大討論。開始曾經有一種輿論認為，人的價值、人權問題，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概念和理論，我們無產階級、共產黨人怎麽能提出這樣的問題呢？“文革”前後，在我國曾經出現過“談人色變”的現代愚昧，人們在人性、人道、人權、人的價值、人的自由、人的平等等等問題上噤若寒蟬，不敢談論。現在人人都在談論“以人為本”，誰還敢在人的問題上拿大棒子打人？改革開放30年，在這方麵發生了何等大的變化，真如隔世！這是人的主體性的覺醒，是一種極大的社會進步！

《中國青年》原總編輯彭波認為：“改革的一切都是為了生產力的解放，也就是說，是人的個性的最大解放。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正是從‘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的疑問和不滿走向尋求變革、尋求個性解放、尋求創造的過程。潘曉的所有疑問不僅是對‘文革’的反思，更是對一種舊體製的詰問。當讓潘曉痛苦萬分的生存環境一點點消失之後，我們意識到，那一場人生觀的大討論實際上是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進行的一次必然鋪墊。”

“今天，已不僅僅是寬窄的問題了，在人生這個大舞台上，應該考慮的是，我們怎樣表演才更出色，更經典！”黃曉菊攪動著麵前那杯苦咖啡，笑著說。

這也許是當下“潘曉”的現實理想主義。     

……………………

劉溜

2007年5月18日 22:41

劉溜的稿子

老潘好，

不好意思，稿子一直拖著沒寫，我總是習慣等到不能不寫時才動筆。剛寫成草稿，請你過目。有什麽問題請回郵，或電話。

下周三發。

如有合適的照片，請發兩張。

劉溜

            1980年，潘曉，那一代年輕人的苦悶與困惑

                                本報記者 劉溜

一

1980年初，尚未開春，寒氣很重，25歲的棉紡女工黃曉菊獨自來到北京京郊的小湯山療養院療養，她的關節炎又犯了。關節炎已折磨了她多年，使她步履艱難。這一次是最為厲害的一次發作，她幾乎不能行走，膝蓋、踝關節全是腫的，深入骨髓的疼痛令她的心情更為抑鬱。

與此同時，21歲的大二學生潘禕也在苦悶中度日。幾個月前，潘禕喝下濃縮來蘇水自殺，被搶救過來，重新回到這“悲慘的世界上”。

那是一個振奮的年代。劉少奇在含冤死去十一年後得到了平反，全國下半旗致哀；最高人民法院開始審判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華國鋒辭去職務，兩個凡是的時代終結。

年青人熱切地尋求表達和發言的機會。1979年西單民主牆，比較激進地對中國政治體製提出看法和要求，於當年年底被取締。1980年北京各高校學生直接競選區裏的人大代表。在潘禕印象中，這是他所見識過的選舉活動中最火熱的一次，“火熱到什麽程度，人人都可以報名、自薦。經常在課堂快結束時忽然闖進來一個人，走到講台上就開始講我是誰誰，我的競選主張是什麽。學生還成立了北京高校競選聯盟。這場學生運動規模雖不大，但質量很高”。

那又是一個苦悶的年代。文革不僅造成了文化的荒漠，也造成了心靈的荒漠。那一年劉心武發表了《愛情的位置》，一位當時還在農村插隊的知青在來信裏說，當他在田野裏幹活時，忽然電線杆上的高音喇叭裏開始廣播《愛情的位置》，聽見“愛情”兩個字他嚇了一大跳，“覺得發生了政變”。

麵對外在世界眼花繚亂、天翻地覆的變化，從荒漠狀態中驚醒過來的人們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社會的困惑首先落到了青年人的身上，他們還未形成穩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剛剛接受了一個個價值，隨即就眼看著這一個個價值不斷地被否定；偶像崇拜曾是他們的生活基礎，這造成了如今他們無法填補的內心空虛。

《中國青年》雜誌社的編輯們覺察到了年輕人這種普遍性的苦悶。1980年4月，黃曉菊和潘禕分別接到《中國青年》馬笑冬和馬麗珍兩位編輯的約稿邀請，二人各寫一篇文章，後來被合成一篇《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以讀者來信的方式發表在《中國青年》1980年第5期。署名的時候，編輯從他們二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個字，“潘”和“曉”。

這篇隻有一千來字的文章開頭便是一種絕望的口氣，“我今年２３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複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然後“潘曉”曆數了自己在家庭、單位、朋友、戀人麵前所遭受的挫折，她發現，《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雷鋒日記》已經不合時宜，葛朗台、聶赫留道夫式的自私自利的人物卻比比皆是，社會公開宣揚的理想和道德在現實麵前是那麽蒼白、可笑、缺乏說服力。

由此潘曉得出一個結論：“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了”。

但她還是感到困惑，“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裏。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

很快，潘曉的來信引起了無數年輕人的共鳴，潘曉的困惑也正是許多年輕人的困惑，《中國青年》持續發表討論文章，一直到當年的第12期，總共8期，共收來讀者來信6萬多封，有數千萬人參與了這場社會倫理與人生觀的大討論，堪稱一場全民性的大討論，是改革開放後青年們接受的第一場思想洗禮。

就這樣，潘曉，一個半虛擬的人物，一個追求自由、追求自我的勇敢者，一個與現實格格不入的孤獨者，一個探求人生意義的困惑者，成為了1980年最深入人心的人物。

黃曉菊、潘禕，這兩個素不相識的年輕人，從此被一個共同的名字——“潘曉”聯係到了一走，1980年他倆曾有過會麵，卻並沒有給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短暫的照麵之後他們二人走著各自不同的人生。二十七年後回過頭來看這場人生觀討論，二人的看法也相去甚遠。他們懷著不同的感情、或情願或不情願地承認，他們的人生都因為潘曉討論而發生了某種改變。

二

潘和曉，是性情截然不同的兩個人。

那時的黃曉菊還很美麗，身材苗條，經常穿一身與眾不同的中式對襟裝，那是她扯來布料請裁縫按自己的主意做的。她熱情開朗，一遇到相投的人便恨不得向對方掏心窩子，性情激烈，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工廠都被視為不受歡迎的叛逆者，25歲的她已經有過幾次因不滿的言論而被好友告發的經曆。

那幾年外在世界的變化很劇烈，她心目中那個“非常之人、偉大的人、真正意義上的男人”——毛澤東已經過世，然後是有關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改革開放的轉向。黃曉菊雖然關注這些事件，但她真正關注的不是這些帶政治色彩的，而是個人的根本問題，人為什麽活著，活著有什麽意義，她希望找到一個確切的答案。

在廠裏，她經常向同事們提出一個開玩笑式的選擇題，“假如我有機會得到毛主席或阿蘭德隆的接見，兩者隻能選一，你會選哪一個？”那時正是《佐羅》風行全國的時候，阿蘭德隆迷倒了無數男女，對這個問題，很多人陷入了兩難。“其實到現在為止，我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麽選擇”，她笑著說。

那年前後，她參加了工人俱部的文學創作班，往往是下班後晚上一群人探討人生問題，她的發言總是尖銳而慷慨激昂，她引起了一個前來參加活動的人的格外注意，那人是《中國青年》雜誌的編輯馬笑冬。

在小湯山的一個月裏，黃曉菊也是跟新相識的病友走到哪兒討論到哪兒，在那兒她還遇到了被稱為“中國的保爾柯察金”的吳運鐸。她苦悶，煩躁不安，總覺得這樣活著是不對的，她有許多理想，她想成為影視編劇，但那時沒有這個專業，她想當一名心理谘詢師，但要考數學，她對數學毫無信心。她還想當記者、譯製片配音、律師、教外國文學的老師。但因為身體不好，她隻能接受分配，到第五羊毛衫廠當一名女工，在低陋的廠房裏與身患各種殘疾的人為伴。

潘禕則是一個孤僻的問題青年，1.87米的高個兒，異常地瘦，北京經濟學院數學係計算機程序設計專業的大二學生。從小寄居在親戚家，深有寄人籬下之感。他說自己是“抵觸社會，背叛人民”，實際上高度關注社會，1976年四五運動時，他天天泡在廣場，1979年西單出現民主牆時，他又幾乎天天泡在那兒。

他極其敏感，自尊心極強。上大學後學校第一次舉辦越野比賽，誰都不知道誰的底，那是78年12月，其他參賽者都穿著小背心小褲衩，隻有潘禕一人穿著長衣褲，他想的是“萬一丟臉就神不知鬼不覺地中途開溜”。結果他超過一個又一個人，快到終點時，他的同班同學說，前麵還剩一個人了。他沒有開溜，獲得了亞軍。“拿這長跑放大了，基本上就是我的人生，在各行我的先天條件都不是很好，所以盡量低調”，他說。

三

《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中描述的種種挫折，大部分都是黃曉菊的親身經曆。

黃曉菊是跟著外公外婆長大的，那是一個革命家庭，外公外婆都參加過抗日戰爭。五十年代初母親去內蒙支邊，與當地一位解放軍連長結婚。一歲半時父母把她送往外婆家撫養。

外婆家在北京兒童醫院對麵的一棟兩層的紅色筒子樓裏。雖然父母不在身邊，但在外婆家，她得到了眾星捧月般的寵愛。

“我不管信起什麽來都特別熱烈特別認真”，在她上小學和初中時，共產主義所描繪的美好遠景曾令她激動不已，她覺得生活應該是那樣，人人平等，各盡所需，各盡所能。她每天狠鬥私念自我批判，去街上貼大字報，渴望成為黃繼光、雷鋒那樣的英雄人物。夜裏聽到廣播說毛主席發表了新的文章，就毫不遲疑地起床，去參加遊行。有時坐在公交車上，她會突然旁若無人地大聲念起毛澤東語錄來。

她喜歡看書。文革後期，一批世界名著開始秘密流傳開來，《紅與黑》、《簡愛》、《約翰克利斯朵夫》、莫泊桑的短篇小說等等，她都看了。

“這些書多好啊，它跟很正常人的思維更接近，有喜怒哀樂、愛恨情仇，很豐富。而革命狂雖有激情，但多空洞啊，激情過後什麽都沒有，沒有人性的東西。”

那時她已是十六七歲的大姑娘了，“那個時候，男女同學互相不說話，如果喜歡的話都以特別扭曲的形式表現出來，吵啊，打架，不能有正麵的表達。老師家長都嚴令禁止談戀愛，說這是肮髒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

黃曉菊不再這麽認為，她向一個要好的女同學講起《簡愛》和《紅與黑》，並說，“怎麽能說愛情是肮髒的呢，我覺得挺美好的啊”，女同學聽得直點頭。女同學家境不好，特別樸實，黃曉菊經常帶些大白兔奶糖分給她。她喜歡跟樸實的女孩子交朋友。

不久後，政治老師組織全班同學發起了一場“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階級鬥爭”，批判對象就是黃曉菊，罪名是看黃色小說。

政治老師剛說完，她看到那名女同學騰地站起來，一張義正辭嚴、非常革命的臉，“我揭發黃曉菊，讓我看資產階級小說，還給我買糖，收買我！我們貧下中農不吃你的臭糖！”

黃曉菊氣極了，哐地一下甩門而出，就走了，絲毫不管班上正開著批判會呢，她就敢那樣。

從此後，班上隻有極少的同學敢再跟她說話。突如其來的背叛給她帶來了巨大的傷害，震驚、焦灼，她孤立無援，她困惑，甚至自我懷疑：“是不是自己真的壞，可能自己真的是資產階級了吧，《紅與黑》裏的東西跟革命肯定是背道而馳的啊。”

她的中學時代就是在這樣不斷的挨批中度過的，先是被揭發，然後是接受批判，沒完沒了的煎熬。她看書，寫日記，批判自己，就這麽過來了。

數年之後，黃曉菊看到劉心武的《班主任》，她才想到政治老師可能也是挺變態的，可能也是因為自己的生活出了問題而把氣撒在學生頭上。

更多年之後，她才看清了這件事的影響，那就是它殘忍地毀掉了她對別人乃至最親近的人的信任，“人心怎麽那麽險惡，怎麽那麽壞，小女孩背叛另一個小女孩，站起來忽的那張臉，那麽無辜那麽小的臉，居然翻成了那樣，太可怕了”。

18歲，因為嚴重的關節炎，黃曉菊幾乎走不了路，隻能像蝸牛一樣緩慢行走。她因此而免於下鄉插隊，並分配進了一家殘疾人工廠——北京第五羊毛衫廠。在工廠的流水線上，軋衣服，繞線，她都幹過。後來她學會了修補毛衣的技術，能把落針的地方不露痕跡地修補好，她還帶了徒弟。在羊毛衫廠一待就是八年。

生活的流水線給她帶來了新的反叛和背叛，更重要的是，帶來了她的初戀。她喜歡高大的、陽光的男孩，當然還得能跟她探討人生。她的初戀戀人正是這樣的。這段戀情持續了一兩年，他們連手都沒有拉過，但經常談論人生困惑。她覺得非常美好。

她的戀人悄然離開了她。她去他家找他，卻發現住的已是另外的人家。連告別都沒有，他就出國了。留下她獨自傷心，一直耿耿於懷。

四

潘禕的情況更糟。

潘禕1959年生於北京，“天生離經叛道”。父親是原國家航空部機關幹部，母親是醫務工作者，他是老大，有個弟弟。全家在支邊建設中遷往青海，潘禕寄居在北京的親戚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從此對很多事抱敵視態度，就像馬太福音說的，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的。”

二十來歲時的潘禕“集無政府主義、相對主義、虛無主義於一身”，“除了順從最高統帥外，所有人都可以反”。他憤世，乃至厭世。

1979年春節，他沒有回家，一個人在學校過年，整天在雪茄煙和烈性酒裏昏沉度日，被極度的孤獨和絕望所包圍。1979年5月31日晚，大學一年級的潘禕，在操場上喝下了濃縮的來蘇水。被及時發現送至醫院，醒來後的潘禕對醫生說的第一句話是，“我不感謝你們，因為你們又把我送回到這悲慘的世界上來了。”

1980年4月，輔導員找到潘禕，讓他參加《中國青年》雜誌社來校了解青年思想狀況的座談會。他在座談會上一言未發，會後被特別叮囑“不要走”，《中國青年》編輯馬麗珍與他單獨談了近四個小時。隨後他應邀寫了一篇關於人生觀的文章，與黃曉菊的合在一塊兒發表。除了學校和《中國青年》雜誌社，幾乎沒有人知道他也是潘曉，他近乎刻意地保持低調。

1980年7月，潘禕被校方帶到北京一家醫院檢查。一個實習大夫給他下了診斷：重型精神病。1981年2月2日，校方黨組給潘禕父母致信，要求潘禕自動退學，潘禕的家長簽了字。

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潘禕退了學，由此對父母產生了不滿，退學後立即割斷了與家裏的聯係。兩年中找不到工作，他要過飯、當過搬運工，睡過橋洞和火車站。1983年他被牽涉進一樁盜竊案，正趕上“嚴打”，坐了三年半牢，他不希望有人來探監，出獄時他也沒有通知家人。

此後他什麽都幹過，房地產，廣告公司，圖書出版，軟件，計算機設備，營銷 “坑蒙拐騙都幹過，五花八門”。一度在中華英才網開設“老潘信箱”，為年輕人解決就業及人生困惑。“還一不留神還蒙了個良家婦女，還生了個孩子”，兒子如今12歲。

早年的寄居生活，從大學被逐，以及之後的牢獄生活，使他覺得自己永遠是個邊緣人，“我在社會中的競爭力非常差，大學未畢業，什麽都沒有，剩下的就觀察思索能力及勤奮，彌補了自然的劣勢”。

那場人生觀討論是他人生中的災難事件，“人生觀討論使我失去了正常人福利資格，生活權利被剝奪了。1980年，當所有右派摘了帽子，我卻被驅出校門，顛沛流離。”

“我現在還在為曆史還在為那場討論付出代價。有人說我應該和《中國青年》雜誌打官司，又不是我自己想參加。如果正常畢業，當時包分配，大學生很稀缺，進國務院部委的不少，可能也弄個官當當，現在沒這個機會了。都是這場討論，弄完後又給我轟出來。”

四

潘曉討論也沒有給黃曉菊帶來多少好運。

這封來信掀起了令人始料不及的熱度，甚至引起了國家領導人的關注。1980年6月，黨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來到《中國青年》編輯部，對這場討論予以肯定，並建議要讓“潘曉”現身出場。

到七八月間，潘曉討論熱到了極點，《中國青年》將原來每期８頁的版麵擴大到２０頁，發了許多講述自己和潘曉類似甚至更為悲慘的經曆的來稿；第８期還發表了武漢大學曆史係學生趙林寫的《隻有自我是絕對的》一文，文中提出，“如果說學習其他學科的最終目的是改造世界，那麽學習哲學的目的，就是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眼中的世界——自己變了，世界也就變了——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

那時候，越來越多的讀者和記者提出要見潘曉，還出現了很多冒充潘曉的人。編輯部把讀者們寫給潘曉的信的一小部分轉交給黃曉菊。

8月，在雜誌社的安排下，黃曉菊作為唯一的“潘曉”出場，在《中國青年》的編輯部裏接受了中央電視台的采訪，20日在《新聞聯播》播出，黃曉菊在采訪中說的一句話“我們不能因為社會上存在著垃圾就像蒼蠅那樣活著”立刻成為名句傳播開來。

節目播出後，馬上有報紙發表匿名文章，列舉黃曉菊的種種缺點，脾氣壞、對姥姥不好……

1980年年底形勢急轉直下，開始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潘曉討論後來被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發端，並列其中的還有高校學生競選事件。

但黃曉菊的心情還算不錯。她跟杭州的一對姐妹書信來往探討人生問題，並成為好朋友。她還去了杭州跟她們見麵，在她們家住了幾天，整日爭論不休。她還去了武漢，跟趙林聊得也頗為投機。發現困惑不僅僅是她個人的，而是許多人共有的，這讓她感覺好多了。

當年，她離開了工作八年的工廠，在《中國青年》雜誌社的幫助下，進入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發行部，不久後又成為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資料員。她結婚了，但由於她的“大女人”傾向，“一定要自己主宰自己，不能沒有我自己的意誌，這是我人生的一個最主要的調子。我是個大女人，不是自己選的，天生的，沒辦法，弄得滿身都是硬傷和內傷”，她離了婚，隻身帶著三歲的兒子生活。

不久後，她又失業了，南下海南，當過記者、保姆和廣播電台熱線主持人。1993年，她回到北京，開起了服裝店。

五

“潘曉”討論已經過去27年，當年喊出“人生的路嗬為什麽越走越窄”的人也一路有驚有險地走到了今天。潘和曉，都已是中年人了，各自經曆了失業、離婚，那些人生的困惑沒有退去，甚至在加劇加深。

潘禕從2002年起投身電視行業，並迅速地找到了感覺，如今他是北京電視台《首都經濟報道》的策劃人。他頭頂的頭發已變得稀疏。每天半斤二鍋頭，每天寫一篇長達幾千字的時評，用郵件發給數十人，他自嘲為“垃圾郵件”，從不間斷。他拒絕消費，不買車，不買房，不旅遊，不用手機。

他說，“不可能解答困惑，反而是加劇了。人生的道路不存在寬窄抉擇，而是交叉的十字路口。其實人生選擇機會並不多。既然放到這世界上，有機會體察喜怒哀樂，學會如何淡定地去把握。”

黃曉菊已經52歲了，上樓梯時很費力地往上挪腿，她的關節炎還沒有完全痊愈。

她是個熱情四放的女人，說話語速很快，有股斬釘截鐵的味道。即使微笑也幅度很大。她喜歡一切直接的、激烈的東西：咖啡，川菜，現代舞，爵士搖滾，實驗話劇，哲理書，有特色乃至誇張的服裝。

她用心修飾了眉毛，穿一衣銀灰的羊毛衫裙，身材有些發胖。說到1980年時，她的眼睛流光溢彩，“那時我才95斤，是個美女呢”，隨即又笑，“見到我是不是有些失望，很多人想像中潘曉應該是憂鬱的、內向的。”

前兩年，她的初戀戀人從美國回國，雙方見了麵，多年不能釋懷的黃曉菊終於可以當麵質問了，“為什麽不告而別？”對方驚奇地答，“難道我沒有告別嗎，我記得向你告別過的呀”。多年等到的竟是這樣一個回答，那一瞬間，黃曉菊覺得生活真是荒唐，讓人哭笑不得。

由於用心不夠，她的服裝店從最多時候的八家縮減到現在的兩家。她的大部分心思仍然放在一直以來的追問上，我是誰，生命有什麽意義。她跑去看實驗話劇《活著還是死去》，這個名字吸引了她；她正在看克裏希那穆提的書，心生疑惑，“他要我們停止思慮不要多想，這怎麽能做到呢，怎麽能不想呢？”

她還有文學夢，寫過十幾萬字的隨筆。

“主要興奮點還在於探索人生，雖然沒什麽結果，跟商品社會也不搭，還有人覺得當了半天潘曉也沒得到什麽名利，這是幹嘛呢。它是我生命本身的呼聲，我一定要想明白，那怎麽了，誰也攔不住，要是想不明白，我的靈魂會不安，心裏會難過，當然要探討了，這是生命本身的訴求，這就是意義，這就是最大的意義。”

“開始覺得會有正確的、明確的答案，後來知道不會有，永遠不會有，可能每個人找到自己的答案就好了，對自己而言是正確的。”

潘和曉仍是那樣不同，潘禕認為七十年代末以後出生的這一撥獨生子女為主的年輕人，所謂八零後，沒有責任感，沒有合作意識，沒有精神追求，不關心國家大事，隻關心自己。而黃曉菊在與自己兒子的相處中感到了一種驚異，兒子22歲了，正在當兵，兒子喜歡玩電子遊戲，曾對母親苦苦追問人生意義的做法表示不解，“想這些幹什麽，過得快樂就行了”，黃曉菊覺得像兒子這樣“單純地追求個人的快樂幸福，也沒什麽不好，雖然我自己辦不到”。

六

如何評價當年那場波瀾壯闊的人生觀討論，也許還未到蓋棺定論的時候，在這一問題上，潘和曉的態度也大相徑庭。

潘曉討論提出了兩個很有名的觀點，一個是潘曉來信中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另一個是隨後武漢大學學生趙林的“隻有自我是絕對的”。在多年來集體至上、國家至上的整體氛圍中，這種對個人與自我的強調與推崇無異於是一種革命的先聲。

黃曉菊的觀念一直延續著這種思路，“盡可能地忠於我自己，我生活中發生的一係列事情，包括離婚，都是如此。”“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現在也覺得沒有錯，有沒有更高的道德，也許有，但我沒有找到。”

作為最知名的“潘曉”，黃曉菊經常被人問到在幹些什麽，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我知道他們內心好象有種期待，我那時有那種想法，好象我現在應該有一個更大的想法，不應該是現在這樣子，就這麽安於自己的狀態，有這個潛台詞。其實我始終沒有放棄這種努力和探求。”她說，當她覺得自己的思考比較成熟時，她會寫點什麽，以不負這些人的期待。

潘禕則毫不客氣地對待潘曉討論，“當人們對它歌功頌德、戀戀不舍時，我就沒有一點感恩戴德”。

撇開個人恩怨，潘禕對它也是批判有加。潘禕認為，從過去的大公無私說教，到絕對的自我，是一種矯枉過正，“潘曉討論打開了中國社會的潘多拉盒子，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現在世風日下的開端。社會上對於那場討論，很少從這個角度去清算”。

“再來看自我才是絕對的，我感覺到應重新評價，不應停留在人物事件情景的回憶上，對過去的感懷上，應該看到它特定的曆史背景，它在一種荒漠中出現的，在一場浩劫之後，一定出現放蕩、墮落。這些毒素會找個突破口，即便沒有潘討論，也有會其他的突破口，從發生來看，是必然的。”

“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使惡得到了持續的釋放，也算是打破了堅冰，打破了意識形態的禁忌，但當它釋放了惡，這個社會卻根本沒有把它收回去的本事，這才是可悲的。‘自我是絕對的’竟出現在官方媒體上，而其他解放軍日報阿還在談學雷鋒啊，還是那種語境。

“這一二十年來，在自我肯定中走到了極致，物極必反，可以為區區小利做毒奶粉等等。什麽是自我，自我是否應受到約束，是否應該在一種人類的良知、法律的約束下。人終於回歸到自我，回歸到的是什麽，是回歸到魔鬼的一麵，還是天使的一麵，如果隻回到魔鬼的一麵，就太可怕了。經過27年，中國社會給了當時提出的響當當的口號一個非常切實但非常滑稽的一個回答，看到的是喪盡天良的不法商販，劣質奶粉。”

不管那場大討論的功過是非如何，無可置疑的是，在1980年，一個名叫“潘曉”的人的一番傾訴，曾經攪動了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內心。

……………………

1980潘曉討論：永不消逝的人生發問 刷新

標簽:     [ 原創 2009-11-17 15:00:49] 作者:《中國青年》

此日記引用地址:http://blog.people.com.cn/blog/trackback.do?wlog_id=1258441376045101

29年間，中國不缺乏公共討論，但沒有一場討論能像潘曉討論“吹皺一池春水”；時至今日，更沒有誰能夠提出一個話題，發動千萬青年參與，這不是媒體“議程設置”能力變弱，而是因為，社會的發展日益多彩、日益進步。

去年和今年，“潘曉討論”被頻繁提及，電視報道、報刊采訪，密集出現的原因是改革開放30年和國慶60周年，曆史的每一次回望，那場討論注定都繞不過去。

不得不承認，對於今天的青年人來說，“潘曉”是一張“老黃曆”，他們甚至會抬起頭問你：“拜托，老大，是不是後麵還漏了一個‘婷’字啊。”

“兄弟，沒錯，是潘曉，不是九球天後潘曉婷。”

鮮活生動的“我”

1980年，改革開放春潮初起，從文革中走出來的青年陷入迷惘、困頓、消沉。這不是簡單的青春期的憂鬱，而是在社會巨變中的追問和求索。正如當時北島的詩：一切都是命運，一切都是煙雲……

熱潮湧動的革命衝動幻滅了，平庸瑣屑的現實日複一日，人生走到了十字路口。

毛紡廠女工黃曉菊邊繞線團邊和工友聊天：如果有機會，你是願意讓毛主席接見，還是見一眼演佐羅的阿蘭•德龍？在一年看了六遍《佐羅》的黃曉菊看來，這並不矛盾——“毛澤東代表著你心裏的政治信仰，但阿蘭•德龍代表人性的一個願望，誰不想見漂亮的男人啊。”

於是，人性和以往所接受的教育產生了衝突：“一種規範的思想體係，要求所有的青年，都要為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去奮鬥。都是簡單劃一的東西，我就質疑，覺得不可能啊。”黃曉菊說。“過去的過去了，以後的路怎麽走？”文革過後的1980年，一代中國青年從狂熱盲目，轉向苦悶迷惘。 明白這一點，才會理解，為什麽一封訴說內心苦悶的來信，會引起如此巨大的社會共振。為什麽“潘曉”成了那個時代的符號？

怎麽形容“潘曉討論”呢？請容許我用幾個比喻來作說明：那是擱淺的魚兒在海灘期待海浪，那是疲憊的駝隊在荒原中尋找綠洲，那是迷航的小舟在霧霾裏摸索方向，那是彼時思想界的一場天雷地火——希望社會進步，希望尊重人，希望個性之翼在更廣闊的空間翱翔。

在1980年的中國，這顯然不是規定動作，但偶然之中透露著必然——

這一年，北大學生開始競選海澱區人大代表，鄧麗君的《甜蜜蜜》在大江南北流傳；這一年，人們矚目的焦點不再是左派或者右派，不再是人民公社，人們想成為的，不僅僅是革命機器上的一枚螺絲釘，而是一個個鮮活生動的“自我”。

就在《中國青年》發起人生觀討論的5月，中共中央為劉少奇主席平反昭雪。6月，“尋找彭加木”成為國人關注的熱點，這位在羅布泊失蹤的科學家成了一種隱喻：尋找的不僅是一個人，更是心靈的自由和未知的世界。

於是，社會轉型釋放的能量，通過這場討論噴薄而出。

這是改革開放後中國青年接受的第一場思想洗禮。半虛擬的人物“潘曉”，成為1980年最深入人心的人物，成為青年人傾訴的對象——6萬多封信的開頭幾乎都這樣寫：潘曉同誌你好，讀了你的那封信……

29年餘音嫋嫋

如果說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標誌著中國政治思想的重大轉變，那麽1980年的“潘曉討論”則標誌著中國人人生態度的轉折。

記者盧躍剛說過：“1980年代的大門是‘潘曉討論’開啟的。‘潘曉討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有兩個：挑開了問題，培育了80年代的青年精英隊伍。”

能夠從生活的瑣碎中跳出來討論人生，探討柴米油鹽之外的精神世界，黃曉菊所代表的青年可謂是時代情緒的先覺者。事實上，“潘曉討論”的那段日子，也是黃曉菊生命中的黃金時光，北大、清華的學生常邀請她爬香山，一起討論薩特的“存在主義”，討論《紅與黑》。

黃曉菊至今懷念，“年輕那會兒，讀到可心的句子，會使勁抄啊，與人分享。現在興奮了，也想拿起電話，可打給誰呢？”時光是記憶的橡皮擦，更是人生的老師。黃曉菊的感觸：“當年我是浮在雲上看人生，如今我是站在泥裏看人生。”

29年的時光改變著每一個人，當年的參與者如今無一不在市場的大潮中接受洗禮——

黃曉菊辭職下海經商，潘成了一名媒體人，趙林在珞珈山下做著哲學教授。他們既見證了改革初期的迷惘，也經曆了之後的風雨陣痛。如今，當年風華正茂的他們已到知天命的年齡，盡管行業不一，處境不同，甚至觀點存在分歧，不過，理想主義的烙印仍是他們在人群中的標誌。

黃曉菊54歲了，做了多年的服裝生意，依舊是一個熱情幹練的女人。她的家用各地淘來的布和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兒裝飾，喜歡林懷民的現代舞，看賈樟柯的電影，喜歡看王朔的書，還會揪著兒子陪她去“798”，她每天一小段一小段地寫著生活感悟。和人生思考有關的東西，她依然關注。

潘，一直徘徊在大眾視線之外，一如既往地特立獨行，他自稱“每天一篇文字，節假日無休，風雨無阻”，幾千字甚至數萬字地分析當前形勢、熱點問題，精力旺盛得讓人歎服。在傳媒圈裏摸爬滾打多年，潘個性剛強，漠視權威與陳規，思維敏捷反應迅速，智能運用之獨到，詭辯之精彩，非常人可比。他討厭和人談起這場討論以及此後的人生感想，“希望能夠口無遮攔地說點別的，而不是一本正經地裝腔作勢。”

趙林，“潘曉討論”中的一個重要人物。他發表的文章《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成為第二輪討論焦點。趙林現在是武漢大學哲學係教授，這位在“百家講壇”講過課的名嘴，是一個很容易亢奮的演講者。因為那場討論，他此後的體製內生存不很順利，但他仍認為那是他命運中最重要的樞紐點。

周曉東至今保存著600多封來信，那是他發表了《用我們的血肉來擁抱世界》參與討論後收到的來信。彼時，他還漂泊在浙贛地區學木工，這位浙商“像牛虻那樣奮鬥”，成長為產值過億的董事長。時隔多年，周曉東始終相信：“用血肉擁抱世界，世界會還你一個慷慨的回報。”

……

流年過盡韶華去，當年的發問，偶然或者必然，無悔或者糾結，都將留在他們青春的扉頁上，裝訂在改革詩篇的卷首。

做時代的發問者

黃曉菊的兒子桑也行今年24歲，和母親當年發問時年齡相仿。這位80後做過促銷，在飯店當過服務生，在空軍當過兵，現在酒店裏當調酒師，願望是做一名西餐廚師。

在人生方向的選擇上，黃曉菊和兒子是有分歧的——

“她希望我做一頭聰明的牛，踏實勤奮，發揮才智；可我想做一隻快樂的兔子，無憂無慮，有吃有喝，開心就好。”桑也行說。對於母親29年前參加的那場討論怎麽看？桑也行說，沒有過多時間琢磨這些事，也不願去琢磨。有想法就直接去做了。

的確，這個時代，為各色夢想提供了舞台，心有多大，夢想就可能有多遠。無論是60後的李開複、70後的丁磊、還是80後的高燃，無一不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了人生之路的寬度。

應當感謝時代，給每個生命提供了一道開放式的討論題，而不是單項選擇。潘曉們當年的發問可貴，桑也行們今天的選擇也值得喝彩。

曾經引起潘曉們的理想主義漸行漸遠，“潘曉”當年的問題可能已不是問題。隻是，作為人性解放的思潮，“潘曉討論”的意義絕不僅僅在紀念，而在於繼承。

當我們的輿論環境越發寬鬆，我們有沒有與這個時代相輝映的精神？

當我們的硬盤空間擴展到100G，我們是否有足夠的原創思想而不是拷貝來填充？如何保持精神源頭的汩汩活力，使社會發展具有不竭動力？

世異時移，相同的是每一代青年都肩負其使命，對時代發問。唯其如此，才能在肯定自我的同時扼守行為的底線，才能在日益優渥的生活中錘煉自我，推動時代車輪的前行。

類別: 文史|自分類:其他|評論(1) |引用(0) |固定鏈接|閱讀 (72) |頂( 0 ) | 埋( 0 )

上一篇:1977高考恢複：一代青年的命運拐點

下一篇:1987互聯網崛起：.com的中國夢 推薦給好友 不良信息舉報 推薦給編輯

我愛你中國

回複  "潘曉討論"還有一個主人公潘禕，當時中國對外經貿大學的在讀大學生，就因為這場討論，完全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致使他至今未拿到大學文憑。《中國青年》雜誌是不應該淡化、忽略和忘記了的。這可是曆史啊！

at 2009-11-21 18:15:46

……………………

2000年4月2日黑龍江《生活報》頭版

延伸20年的人生故事 追尋現在的“潘曉”

■    本報記者 張孝軍

“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翅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裏。人生的路，怎麽越走越窄……”

“任何人，不管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

這是一封著名信件的節選。20年前，就是這封題為《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署名“潘曉”的文章在《中國青年》雜誌1980年5月號發表後，“牽動了億萬青年的心，”由此而引發一場人生觀大討論。《中國青年》雜誌當時最高發行量達到369萬份，討論長達10個月之久，讀者來信達6萬封。這場大討論被稱為：“這是第一次敢於向媒體吐露真言。”

事實上，這封來信是《中國青年》的編輯將多封讀者來信修改拚合、並取其中代表人物潘禕和黃曉菊構成“潘曉”這個名字。到今年的5月份，這場大討論整整20年了。在這20年的時間曆程中，“潘曉”的人生之路到底怎樣呢？我們回溯一個20年的人生故事，追尋“潘曉。（下轉第5版）”（此處有一張照片，是去年中國經營報茅碩為我拍的。占了3/4版麵。）

（上接第一版）（此處有一張照片，是我那時休學返青海時路過西安在半坡村拍的。下注：1980年時的潘禕）

潘禕：不管人生的路寬與窄，畢竟活著，這是一個基本命題

相對黃曉菊而言，潘這幾年在媒體上的出鏡頻率要高。

1996年10月，《中國青年》雜誌刊登了一封《我不停地奮鬥，為什麽成功離我越來越遠》的來信，並就此展開討論。1997年1月份，《中國青年》發表了《當年的潘曉有話要說：奮鬥就是我們的生活》一文，這就是潘禕寫的。這是他沉寂十幾年後再次出現在媒體上。由此，他和黃曉菊重新引起人們的關注。

在《中國青年》朋友的幫助下，采訪潘禕比較順利。或許潘禕也一直參與傳媒的工作，他對新聞界的采訪一直十分配合和友好。

回顧這20年的人生曆程，潘禕的最大感觸是：“媒體不經意間的一個做法，就讓人成為受關注的對象，過去了就過去了。但這在我個人的生命之中是刻骨銘心的。這20年可以說是苦不堪言，使我作為一個不能正常生活的人體會到了不正常生活所帶來的辛酸和樂趣，這是其他人體會不到的。”

■我曾經死過

潘禕是1959年出生的，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他才7歲。父親被迫離開北京去幹校，母親也遷往青海，他留在北京，寄養在姨媽家。由於無法承受姨媽的歧視和冷漠，上中學時他便離開姨媽家，住到學校去了。童年的這段痛苦經曆直接影響到他最初的思想。1978年，潘禕考上了北京經濟學院經濟數學係。1979年5月31日，潘禕突然產生了自殺的念頭，於是服了毒。他被送往醫院。搶救過來後，他竟然拋給醫生這樣一句話：“我不感謝你們，因為你們又把我送回到這悲慘的世界上來了。”

潘禕的思想狀況引起了校方的關注，《中國青年》的編輯到學校了解大學生的思想狀況時，校團委安排潘禕與《中國青年》編輯談了4小時。不久，《中國青年》編輯把一份署名“潘曉”的文章拿給他看，文中的一部分就是那天下午的談話內容，再加上黃曉菊的來信。

這篇文章使潘禕“一夜成名”，也為其後的人生埋下一個伏筆。

■沒有監獄的生活隻能說活了一半

似乎應了那句“人生的路越走越窄”的話，潘禕在人生觀的大討論之後，陷入了真切而具體的現實包圍圈中。他變得更加孤獨，與學校及許多人格格不入。1982年，學校勸他“自動退學”，而他又與父母鬧僵，父母斷絕了他的經濟來源。潘禕成了一個無處棲身的“流浪者”。今天在火車站候車室睡一宿，明天在立交橋底下貓一夜。兩年多的城市流浪乞討生活讓他感到路“越走越窄”。為了生計，他看大門，刷瓶子，以微薄的收入來糊口安身。

1983年6月，潘禕謀得了一份裝卸工的工作。一天，他和司機拿了貨場的一塊價值800元的錫錠，以盜竊罪被判刑3年零6個月。

潘禕說：“對我個人而言，沒有監獄的生活，我隻能算是活了一半。監獄裏可以說是生活的最底線了。這裏是非道德的集成。在這裏確定了我認認真真做事，老老實實做人的人生原則。”

1987年出獄後，潘禕開始在一些雜誌社做些編務工作，並與媒體、出版社打起了交道。多年的坎坷人生經曆和善於思索的頭腦終於使他的才華顯露出來。潘禕不停地更換工作，先後當過北京企業管理研究所所長、中國卓越出版公司出版發行部主任、人民日報《大地》月刊發行人、新華社《中國名牌》雜誌發行部主任，參與編輯了《中國勞動人事百科全書》、《行政管理學大辭典》、《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著作叢書》等。

幾年來，潘禕在不下20家企事業單位工作過，他依然有挫折和困惑，這是選擇太多的困惑，而20年前是無從選擇的困惑。潘禕說：“這是進步的一個明顯標誌。”

■老潘在網上指點人生

潘禕自稱是“五無”人員：沒有職業，沒有房子，沒有固定的收入，沒有固定的地址，沒有醫療保險。但他的心態少了浮躁，而更多了平和和徹悟。潘禕在中華英才網上開設了“老潘信箱”，在網上對那些有人生困惑的網友解答求職中遇到的問題。20年前，潘禕困惑於人生；20年後，潘禕指點人生。

潘禕講述了今年3月28日發生的一件事。一個網友在網上對潘禕說，他想自殺－這已是第二次。潘禕立即與這個網友相約，親自跑去做這個網友的思想工作，這個網友終於打消了自殺的念頭。潘禕說：“有人說，老潘何必這樣認真呢？我不明白別人為什麽這樣想，我感覺人還是要有責任的。我不能隨波逐流，這就是我做人的原則。

潘禕現在給電台、電視台做策劃，給報紙開專欄，同時還主持一個電腦雜誌的欄目。潘禕說：“以前我曾說除了離婚和長期的病痛之外，該經曆的我都經曆過了。但現在不行了，1997年犯心髒病差一點過去，腰疼得有一段時間走不了路，再加上透支體力和掠奪性的資源開發造成的，我真怕承受不住。”

1998年12月25日，潘禕向首都經貿大學（原北京經濟學院）遞交《申請書》，請求恢複學籍。但到現在未有任何明確的結果。

■不管寬與窄，我們畢竟選擇了活，這是一個基本命題

潘禕感動了，那女孩子接受他的過去

顛簸流離的生活影響了潘禕的婚姻，有不少女孩子聽說了他的經曆後，轉身離去了。潘禕對自己的前途怎樣也不知道，由此，他不敢有更多的奢望。”

有一天，一個小他10歲的女孩走進了他的生活。在人生觀大討論時，這個女孩才讀小學3年級。見麵的第一天，潘禕說：“想了解我，你去北京圖書館查一查，然後咱們再談。”這個女孩查了資料後告訴潘禕：“我知道怎麽一回事了。”“那我們還談嗎？”“我再來找你不就表明了我的意思了嗎？”

這時，潘禕感動了。這個女孩後來成為了他的妻子，他們現在有一個3歲半的兒子。

前幾天，潘禕的一個朋友離婚了，這是一個大家認為最不可能離婚的人。朋友們以一種異樣的眼光看著潘禕。潘禕說：“大家的眼神告訴我，這事應該發生在我身上。這麽多年來，我一直遊移不定，不斷跳槽炒老板，大家認為我是一個不安分分子。我以為，一個人要有責任，對人生，對家庭。”

潘禕告訴筆者，家對他來說是最安全的棲息之地。每當看到兒子的笑臉，他在外麵的種種不快和困惑全都煙消雲散了－這一刻，他最幸福。

5月份，為紀念人生觀大討論20周年《中國青年》雜誌將以較大篇幅對此事揭密。潘禕為此寫了近3萬字的文稿。在回顧自己20年的人生之路時，潘禕說：“雖然我經曆的很多，結識的人眾多，但我感覺自己在觀念和行為上與人格格不入，是一個局外人。如果我將來壽終正寢，要立一個碑的話，上麵就刻3個字“局外人”。20年前討論人生之路的寬與窄，無論寬與窄，畢竟我們選擇了活著，而不是死，那就得走，這是一個基本的命題。

潘禕今年41歲，已進入不惑之年。

黃曉菊：我現在是站在泥裏看人生

黃曉菊是1955年出生的。參加人生觀大討論時，她是北京第五羊毛衫廠的工人。是那場大討論使黃曉菊一夜之間成為“明星”。她其後的人生曆程也和潘禕一樣，與大討論密切相關，也是跌蕩起伏，一言難盡。

黃曉菊和潘禕原本不認識，是《中國青年》雜誌社把他們拉到一塊的。與潘禕相比，她前期的生活是比較順利的。

在《中國青年》的幫助下，黃曉菊調到了中國青年出版社，後又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當報刊管理員。1990年，因種種原因，黃曉菊被解聘了。在這之後不久，她離了婚，隻身帶著兒子生活。

這個時候對黃曉菊而言，真的是人生的路“越走越窄”。在經濟壓力下，她因此而頓悟：生存尚且困難，又何談理想、主義。

於是，34歲的黃曉菊伴隨著南下的大軍，隻身闖海南。她現在回憶說，那時候之所以要選擇南方，一是因為有朋友，二是因為想到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去看一看。

她進了一家報社，成了廣告業務員，但她幾乎沒有拉到一個廣告。這次她沒有抱怨，她又一次認識到，自身的那種酸腐氣與自命不凡在現實生活中是多麽礙事。

她於是再闖深圳，可是那裏也隻有女傭的活在等著她。“當女傭？我就是這麽一塊料？”她的心顫動了一下，但海南失敗的教訓提醒了她，它很快就恢複了平靜，“就當是出國打工吧。”在日本老板的家裏，她雙膝跪地整整洗了兩天，終於將整個家裏擦得一塵不染。沒有誰逼她，她覺得這是她一生中做得最死心塌地的一件苦差使。

在那位日本老板家中的另一段經曆，一直影響到她現在。日本老板的太太原本是韓國女工，她得悉黃曉菊的境遇後表示了同情。她從丈夫那裏要來了粘紙盒的活，粘一個3分錢。沒等黃曉菊同意，她自己就先做了起來。黃曉菊被震動了“日本老板的夫人用行動告訴她，要靠自己的雙手勞動來改善自己的生活！

再後來，他們將這些活攬下來，轉包給深圳的其他打工者，粘一個紙盒給2分錢。黃曉菊說，她日後做服裝生意的經營意識最初就是在那個時候養成的。

令黃曉菊終生遺憾的是，那位日本老板兩年後被免了職，日本老板的夫人希望黃曉菊和他們一起離廠，以給廠方一些壓力。出於生計考慮，黃曉菊沒有那樣做，而是留了下來。她估計那位日本老板的太太一輩子也不會原諒她。

黃曉菊一直希望等她做服裝生意攢夠了錢能夠拍一部小成本的電影反映她的坎坷經曆和這段複雜的情感故事，再辦一本雜誌專門探討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問題。

後來，黃曉菊又闖進深圳第一家、也是全國第一家期貿公司“經濟人培訓班”。然而考試那天，她卻突然發表了1分鍾告別演說：“我是多麽希望能成為新中國第一代經紀人，可是，與在座的相比，我畢竟落伍了。假如我年輕10歲，我一定不放過你們。”在場的老師、同學們頓時鼓起掌來。她說罷揚長而去，淚水灑了一路。

稍後，當她戴上耳機，手拿話筒，成為深圳電台“月亮灣”節目的客串主持人時，她似乎又重新找到了當年參加大討論時的感覺。但當許多讀者傾訴苦悶的熱線電話不斷向她宣泄而來的時候，她又再度惶惑了：她自己都沒有考慮清楚的事實怎麽能那來去回答別人呢？

她重新又回到需要踏踏實實苦幹的行業中來。

1994年，她回到北京，加入到半日服裝公司。這以後，她跑銷售、搞設計、采購布料，什麽都幹。除了在南禮士路外，她還在北京的百盛購物中心牢牢地占據了一個銷售點，兩個地區的年銷售額加起來近200萬元。七二屆初中畢業，後來又通過北京職工業餘大學中文係學習的黃曉菊一直認為自己的文化水平還不高，但她終於徹底明白了：人生的路就是在本沒有路的地方踩倒一片荊棘，踩路的過程就是體現和實現自我價值的過程。她已經顧不得計較自己是成功者還是失敗者，而隻顧一個勁地朝前走。

直到如今，黃曉菊仍認為自己是個理想主義者，隻不過現在的理想和20年前相比要切合實際得多。

她說：“20年前我是浮在雲上看人生，現在我是腳踏實地看人生。”

20年了，黃曉菊沒有變的依然是她的激情和自主。

離婚後，黃曉菊獨自支撐者一個家，每天早上6點鍾起床，進貨、發貨、安排店鋪。現在做為一個初三孩子的母親、一個5家店鋪的老板，黃曉菊很少想起那場大討論。她說：“因為你必須回到現在，做自己一回。”

應《中國青年》的邀請，黃曉菊躲進賓館住了七天。她為人生觀大討論20周年撰稿。這7天裏，黃曉菊集中地思考了過去的20年，梳理、打點自己的人生。她說“隻有實實在在的奮鬥才是人生。自己的就是自己的，你代替不了別人。

常言說：短的是人生，長的是磨難。黃曉菊這麽多年挺過來了。無疑，她是堅強的。

1980年的人生觀大討論，作為我國思想解放進程的一個重要裏程碑，自然激動者那一代人的心，銘記在他們的記憶中。當我們重新打量那段曆史時，我們每個人都會感慨中國社會的變化是日新月異的 。

新聞背景資料

“潘曉來信”是如何被發現的

從50年代到80年代，《中國青年》曾經幾十次在青年中開展過各種問題的討論，諸如《人生的幸福是什麽？》、《在青年中可不可以學習陳景潤？》《我們應該怎樣成長？》等等，但那些討論基本上都是命題形式。這次人生觀的探討獲得極其廣泛的影響卻是從一封讀者來信發起的。

1979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解放思想的理論。《中國青年》深深感到十年動亂給人們尤其是青年的心靈創傷是如此深重。幾乎沒有任何一代人遭受過這一代所經曆過的可怕的精神崩潰和精神折磨。十年動亂暴露了社會和人際關係的醜惡一麵，衝毀了青年的真誠、信仰。許多青年都走過了一段“由紫紅到灰白的曆程，一段由希望到絕望的曆程；一段思想的長河起於無私的源頭而最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曆程”。應該怎樣引導青年的思想？《中國青年》用了3個月的時間，在機關、學校、商店、工廠等展開了廣泛調查，進行了多方麵的訪問、座談、探討……其中，在一次工廠、學校青年參加的座談會上，發現北京第五羊毛衫廠青年女工黃曉菊的經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在交談中，她對自己的觀點無所隱瞞，願意發表出來供青年共同探討。她提供給編輯部的原稿七千多字，有四個小標題：“靈魂的鏖戰”、“個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認”、“心靈的惆悵”。詳細敘述了自己“文革”前後的不幸經曆，信念破滅和自己當前處境的困難及對人生意義的追索等等。編輯部決定以此為基礎，在文字上作了必要的修改和整理，並吸收了北京經濟學院大二學生潘禕“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觀點。征得同意後，以“潘曉”署名為開展人生意義討論的發端。

從1980年5月見刊起的10個月時間裏，成千上萬青年的熱情被喚醒了，編輯部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各個方麵不同身份、層次的人寄來的稿件6萬多件，其中不少還是幾十名、上百名青年聯名寫的。大學生、研究生來稿的數量相當多，成為這次討論一大特色。一半以上的來稿不但講述了自己的觀點，還講述了自己類似潘曉和比潘曉更為艱難坎坷的遭遇和人生經曆。

整整一代青年被喚醒了，他們從尋找個人出路開始，進而尋找社會出路。

……………………

2000年中國青年雜誌彭明榜

有人說它掀開了八十年代中國的扉頁，是整整一代中國青年的精神象征；還有人幹脆說它是中國市場經濟的真正的思想啟蒙……

它曾一度被作為思想教育工作的成功範例廣為宣傳；也曾險些被當作“精神汙染”的糟糕典型進行清算……

它曾讓當年的千百萬青年為它哭為它笑為它激動為它爭辯為它深思；也讓千百萬今天的中年頻頻回首沒齒不忘……

它是中國期刊史上令人難以置信的一個傳奇；

也是中國思想史上一闕回聲不斷的絕唱……

本刊首度披露“潘曉討論”始末

新時期的思想啟蒙

――紀念“潘曉討論”20周年

 20年前的五月，人們翻開這期《中國青年》，就如翻開了一片電場、一聲驚雷、一陣震撼…

我敢斷定，今天仍有上百萬的人珍藏著這期雜誌！因為珍藏它，是珍藏一頁最激動自己的青春，是珍藏一份刻骨銘心的共鳴，是珍藏一段驚濤拍岸的心旅。

這期雜誌就是《中國青年》1980年第5期！

我久久地凝視著這期雜誌的封麵：純潔的藍天下一枝白玉蘭春意盎然地盛開，一隻蜜蜂在花瓣上飛舞，除了刊名和刊期，並沒有現今慣於羅列的“要目”和“導讀”，看上去特別地幹淨和素雅……

我翻開了這藍天下盛開著白玉蘭的幹淨素雅的封麵，我知道這封麵下是我將要追溯的一部曆史的源頭。而20年前的那個五月，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在不經意中翻開這個封麵的！翻開這個封麵，他們就猝不及防地發現，他們翻開了一片電場、一聲驚雷、一陣震撼……

那片電場、那聲驚雷、那陣震撼就是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這是一封飽含著人生經曆的痛苦和創傷的信，那交織其中的沉重、幽怨、鬱悶、誠摯和激憤即使在20年後的今天讀來也仍然令人動容──

“我今年20三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複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反顧我走過來的路，是一段由紫紅到灰白的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絕望的曆程；一段思想的長河起於無私的源頭而最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曆程。”

“過去，我對人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學的時候，我就聽人講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雷鋒日記》。雖然還不能完全領會，但英雄的事跡也激動得我一夜一夜睡不著覺。……我想，我爸爸、媽媽、外祖父都是共產黨員，我當然也相信共產主義，我將來也要入黨，這是毫無疑義的。”

“在我進入小學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開始了，爾後愈演愈烈……我有些迷茫，我開始感到周圍世界並不像以前看過的書裏所描繪的那樣誘人。我問自己，是相信書本還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師長還是相信自己……”

“那年我初中畢業，外祖父去世了。一個和睦友愛的家庭突然變得冷酷起來，為了錢的問題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親竟因此拒絕給我寄撫養費，使我不能繼續上學而淪為社會青年。……我得了一場重病。病好後……被分配在一家集體所有製的小廠裏……”

“我相信組織。可我給領導提了一條意見，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團的原因……我求助友誼。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點過失時，我的一個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說的知心話悄悄寫成材料上報了領導……我尋找愛情。我認識了一個幹部子弟。他父親受‘四人幫’迫害，處境一直很慘。我把最真摯的愛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撲在他身上……可沒想到，‘四人幫’粉碎之後，他翻了身，從此就不再理我……”

“人生嗬，你真正露出了醜惡、猙獰的麵目，你向我所展示的奧秘難道就是這樣？！”

“為了尋求人生意義的答案。我請教了……可沒有一個答案使我滿意。如說為革命，顯得太空不著邊際，況且我對那些說教再也不想聽了；如說為名吧，未免離一般人太遠……；如說為人類吧，卻又和現實聯係不起來……；如說為吃喝玩樂，……也沒什麽意思。有許多人勸我何必苦思冥想，說，活著就是為了活著，許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樣活得挺好嗎？可我不行……”

“我求助於人類智慧的寶庫──拚命看書。我讀了黑格爾、達爾文……巴爾紮克、雨果、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大師們像刀子一樣犀利的筆把人的本性一層層地揭開，讓我更深刻地洞見了人世間的一切醜惡。我驚歎現實中的人與事竟和大師們所寫的如此相像……（我）看到的都是一個個葛朗台、聶赫留道夫式的人物。……社會達爾文主義給了我深刻的啟示。人畢竟都是人哪！……在利害悠關的時刻，誰都是按照人的本能進行選擇，沒有一個真正虔誠地服從那平日掛在嘴頭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過去那些宣傳，要麽就是虛偽要麽就是大大誇大了事實本身。……過去，我曾那麽狂熱地相信過‘人活著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為了人民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現在想起來又是多麽可笑！”

“對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雙重性格的人。一方麵我譴責這個庸俗的現實；另一方麵我又隨波逐流。黑格爾說過：‘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這幾乎成了我安慰自己、平複創傷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個高尚的人，但我是一個合理的人，就像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樣。”

“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就像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了。”

“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裏。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可我一個人已經很累了呀……”

“編輯同誌……我把這些都披露出來，並不是打算從你們那裏得到什麽良方妙藥。如果你們敢於發表它，我倒願意讓全國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們的心是相通的……”

今天的人們在讀到這封信的時候，或許已不以為奇。畢竟20年了，人已經是全新的一代人，時代已經是經過改革開放大大前進了的時代。信中講述的經曆和創痛已經屬於“昨天的故事”，信中關於人生的種種困惑和想法相對於價值多元的現在也已不再振聾發聵，而輿論環境的大為寬鬆也已使得這封信大膽直言毫無隱諱的表達方式不再顯得離經叛道。

但是，時光倒回20年，在那個炎熱的五月裏，毫無任何心理準備的人們，在不經意地讀到這封信的時候，他們的第一反應不能不令今天的人們不可思議。“觸電”、“感覺有一顆炸彈在心裏爆炸”、“渾身顫栗”、“激動得流淚”|、“恐懼”……在已經泛黃的的雜誌和內部材料刊登的一封封來信中，我讀到了大量的類似的字眼。當年的讀者們就是用這些詞匯來描述他們最初讀到這封信時的直接感受。

他們不可能不感到觸電，不可能不感到有炸彈在心裏爆炸，不可能不流淚，甚至不可能不感到恐懼。因為這封信太真實了。在此之前的報刊上，從來沒有過這樣真實的東西。它的痛苦、它的對此前說教式的教育的控訴、它的對那些被奉為金科玉律的人生觀念的膽大妄為的挑戰和顛覆、它的對一直被壓抑的自我價值的呼喚和呐喊……都讓人們震撼，同時也使人們感到了一種宣瀉的快感。而且，因為這封信，他們心底裏的某些東西正轟然崩塌，以前一直蟄伏著的某些東西又被猛烈地震醒……

“這是一顆真實的、不加任何粉飾的信號彈，赤裸裸地打入生活，引起反響。”在所有對這封信的比喻裏，太原讀者賀海毅的這句話最為獨特而貼切。

信號彈既已升空，一場席卷全國的人生觀大討論隨之爆發。

潘曉的信真是編輯部“編”的嗎？黃曉菊和潘禕兩個本來毫不

相幹的人怎麽變成的“潘曉”？《中國青年》為什麽要發表這

樣一封石破天驚的來信？

20年來，對於“潘曉”這封信的“出世”，一直可謂雲遮霧繞。

它是以讀者來信的形式發表的，但它真是偶然的讀者來信嗎？後來又有一種頗為流行的官方說法，說它是《中國青年》編輯部“編”的，它真是編輯部憑空“編”的嗎？黃曉菊和潘禕兩個本來毫不相幹的人怎麽變成的“潘曉”？《中國青年》為什麽要發表這樣一封石破天驚的來信？

20年後的三月裏，我走進了一個個已多年沒人打開過的檔案袋，走進一個個直接當事人想說不想說的記憶……

還是回到20年前吧。那年年初，女編輯馬麗珍感到肩上的擔子很重。編委會安排她準備主持一個題為“怎樣看待講實惠？”的討論。組織討論是《中國青年》抓重大思潮、讓青年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種有效方式。頭一年，《中國青年》剛開展過一場“可不可以在青年中提倡學習陳景潤？”的討論，社會反響不錯。所以，討論一結束，編輯部就立即部署開展下一場討論。當時，青年中流行著一句很有名的口號“一切向錢看”，“講實惠”成為一種時尚。有一封讀者來信對此問題所闡述的觀點有相當深度，而且具有一定代表性，正好可以作為開展討論的基礎。於是，討論“講實惠”被作為一個選題定了下來。但是，在真正著手做準備的過程中，馬麗珍越來越感到難度很大，不好引導。那時領導幹部的特殊化正是群眾議論的一個熱點，而討論“講實惠”問題很容易就會牽扯到領導幹部的特殊化。經過一番考慮，她想推翻這個選題。但要推翻這個選題，就必須要提出新的選題。一天，她突然想到自己的抽屜裏有一摞信，共35封。那是她在一個下午到群工部看信的兩小時中挑出來的，說的都是關於人生苦惱、看透了社會、找不到出路等，其中一封講述自己不斷追求並引用了屈原名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信尤其給她留下了印象。當時她覺得或許可以提煉出一個選題，就專門收起來放在了抽屜裏。這一下，這些信果然派上了用場。

現在在中國婦女報社任副社長的馬麗珍對她正式向總編輯關誌豪提議開展人生觀討論的細節記憶猶新。她告訴我：“那時候我們在三裏屯南三十樓一單元辦公，老關和我都住三單元。那天下午下班後，我和老關一道回家。就在從一單元到三單元的路上，我向他講了開展人生觀討論的想法。他讓我把那35封信給他看看。我把信給了他。第二天，他就同意了。”

定下了人生觀討論的選題，但怎樣破題、如何著手還是未知數。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檸讓馬麗珍和另一個編輯馬笑冬作進一步的調研。接下來的二三個月時間，“二馬”每天都早出晚歸，奔走於北京的機關、學校、商店、工廠，召開各種層次的座談會。通過調研，她們更深地感到，十年動亂給青年造成了深重的心靈創傷，青年舊有的真誠和信仰被雪崩樣衝毀了，而新的信仰還在社會生活中艱難孕育，這時候開展人生觀討論，正是青年重建信仰的時代呼喚。

在一次座談會上，馬笑冬認識了第五羊毛衫廠的青年女工黃曉菊。通過幾次交談，她覺得黃曉菊的經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就問她願不願意毫無隱瞞地寫出來供青年討論。黃表示同意，馬笑冬便向她約稿。

也是在這前後，“二馬”到北京經濟學院去開一次座談會。經濟學院的團委書記李慶刊向她倆推薦了二年級學生潘禕。李書記說，這個學生很灰，不久前剛自殺過，你們可以和他單獨談談。“二馬”於是分開行動：馬笑冬去參加座談會，馬麗珍去和潘禕單獨交談。

或許是因為這次談話改變了自己一生的命運吧，潘禕對這一天的準確日期記得特別清楚。現已年過不惑、應邀在“中華英才網”上主持“老潘信箱”欄目的他一開口就告訴我：“那天是1980年4月7日！”那天，他和馬麗珍從下午兩點多談到六點多。開始的時候，他的情緒很激動，說的話也很極端，把社會說得很陰暗，而且還有一大套自己的“理論”，說話時手都在顫抖。他告訴馬麗珍，他的父母在青海支邊，他五六歲時就被留在了北京的姨媽家，從小就遭白眼，長大點後他跟姨媽鬧翻了，自從考上大學，就再也不回家，過年時也一個人留在學校。在1979年春節，整個學生宿舍隻有他的窗口亮著燈光，像是一隻鬼眼，而校園外卻是爆竹連連，他覺得活著沒有意思……馬麗珍問他願不願意把自己的經曆和想法寫出來供青年討論。他表示了願意，並答應寫稿。由於同情他缺乏家庭溫暖，談完話時，馬麗珍邀請他星期天去她家作客。後來，他真的去了馬麗珍家，受到了熱情接待。

不久，黃曉菊、潘禕的稿子分別交到了編輯部。兩相比較，潘禕的不能用，但其中一些語言和觀點可供參考，而黃曉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為“靈魂的鏖戰”、“個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認”和“心靈的惆悵”四部分，基本可用。編輯部將這兩篇稿子交給了馬笑冬，由她執筆作最後的修改。

經過很多周折，我終於和現在複旦大學人口所任教的馬笑冬取得了聯係。馬笑冬1988年出國，1998年在美國波士頓的東北大學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1999年剛回到國內。在電話裏，她告訴我，她看了黃曉菊的稿子，就在心裏說：“我的天哪，我們怎麽討論呀？”她尤其被“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就像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那一段驚得目瞪口呆。她說她真沒想到，黃曉菊能有這樣好的感悟力。所以，在編輯這篇稿子的時候，她想的時間要比黃曉菊想的多得多。最後見刊的那封信，從人生經曆和主要觀點基本都取自於黃曉菊的稿子，很多話是原文，潘禕的一些話也揉了進去，還吸收了一些在座談會上聽來的語言。最後，她從黃曉菊和潘禕的名字裏各取一個字合成了“潘曉”這個筆名。因為覺得念起來挺順，就這樣定了。至於這個名字正好是“盼曉”的諧音，純粹是一種巧合，當時並沒有從這方麵想。

對於這封信，馬麗珍這樣評價：“它實際上是一份思想典型材料，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青年思潮，而且基本是取材於黃曉菊的來稿，吸收了潘禕的一些語言，還吸收了座談會聽來的東西，說它是‘編’出來的不符合事實。但也不能因此說黃曉菊、潘禕就是‘潘曉’。‘潘曉’是個思想典型人物，不是一個真人，不能個性化。所以我當時就跟潘禕說過，在外麵誰也不要說自己是‘潘曉’。”

誰是“潘曉”？這封信算是讀者來信還是算“編”的？這些問題在當時對於編輯部來說或許壓根兒就沒被當成問題。然而，正是這兩個不被當成問題的問題在後來給討論帶來了厄運。編輯部當時考慮的隻是，這封信反映的是不是青年典型的思潮，有沒有思想典型的意義，能不能引發讀者的參與和思考，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社會的反響，等等。

很顯然地，以編輯部要引發一場討論的標準來看，經過馬笑冬編輯的這封信是超標準地“合格”。它既體現了一代青年經過“文革”後痛苦的精神曆程和反思的成果，而且其《懺悔錄》式的坦誠和直言不諱的表達方式又正好與當時青年的基本情緒和思想合拍。麵對這樣一封信，編輯部肯定已預料到它的發表將引起不小的轟動。在由馬笑冬起草、郭楠檸作了很大修改的《編者的話》裏，字裏行間都流露出了將由此引發一場大討論的預示。“像以往多次發生過的情形一樣，在人類曆史上每一次較大的社會進步的前夕，差不多都發生過一場人生觀的大討論。歐洲文藝複興時期關於人性論、人道主義的討論，俄國革命前夕關於人本主義和新人生活的討論，我國五四時期關於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等等，都曾經對社會的前進作出過貢獻。”這段話固然可以理解為對八十年代初是“一次社會較大進步的前夕”的敏銳感覺，同時更傳達出編輯部對將要發起的這場人生觀討論的自信和樂觀！

然而，曆史總是常常超乎於人們的想像，作為一個曆史事件的“潘曉討論”也是……

潘曉幾張紙片猛烈地攪動了生活。胡喬木親臨編輯部

幫助出謀劃策。“潘曉討論”正好“熱”了一個夏天。

夏天總是很熱。和季節的特點出奇地吻合，“潘曉討論”也是“熱”了一個夏天。

刊有“潘曉”的信那期雜誌是5月11日發行，14日編輯部就開始收到讀者參與討論的來信，17日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之後一直保持在每天1000件左右。據6月9日的統計，不足一個月就收到了兩萬多件。對於讀者來信的漲勢，馬笑冬在電話裏向我介紹得很形象：“開始幾天，郵局的人是用背的那種小郵包送信，不久後就改為大郵袋了，再到後來每天都用‘蹦蹦車’。”

“潘曉”的幾張紙片就這樣似乎是很輕易地卻又是猛烈地攪動了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最初的大量來信在就人生的意義發言的同時，幾乎都對這場討論本身表示了強烈的感激和敬佩──

“全國多少青年和潘曉一樣，在希冀著心靈的甘露，在渴望著點燃青春的炬火。”

“真實，有時雖然是醜惡的，但它要比那些粉飾和虛偽的東西有力一百倍！”

“一個誠實人的心聲，能喚起一大群誠實人的共鳴！”

“謝謝敢寫的人和允許發表的人！”

……

和這些感佩的話語一起從全國四麵八方寄來的還有許多錢和包裹，熱心的讀者們在感動和敬佩之餘，沒有忘記向“潘曉”這個“弱女子”獻上同情和愛心。

除了感佩，許多讀者還懷有種種疑懼。他們有的懷疑發表這封信是為了引誘青年談出真實思想，是個“圈套”，是“引子”；有的替“潘曉”表示擔憂；甚至還有為《中國青年》擔心的，他們說《中國青年》弄不好要挨批判，這場討論說不定會被“圍剿”……

其實，不能說這些擔心隻是讀者的杞人憂天。社會上對這封信也並非是一片叫好，基層的許多領導對開展這場討論橫加壓製，一些戰士寫信給編輯部說他們所在部隊已把這一期《中國青年》當成了禁書，有的人寫信謾罵編輯部是“縱火犯”，甚至有人將發表這封信上綱為“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把社會攪起了這麽大的波瀾，編輯部也未必沒有一些忐忑──6月11日出版的第6期就明顯“後退”了一大步，所發表的幾篇討論文章四平八穩地照顧各方麵的觀點，特別是侯爵良的《“為自我”又豈能“為別人”》一文簡直是說教。與此同時，編輯部通過政治理論部主任李禹興將6月15日編印的《〈中國青年〉讀者來信摘編》直接送交中宣部長王任重，此舉可以理解為尋求中宣部對“潘曉討論”的關注和支持。李禹興與王任重有著幾十年的編者作者之誼，他送交的這期《讀者來信摘編》題為《〈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的討論在青年中引起強烈反響不到一個月收到來信來稿兩萬餘件》。

不過，就當時的情勢而言，所有的擔心和忐忑確實顯得有些多餘，因為在進入6月中旬後，“潘曉討論”可謂是吉星高照。《人民日報》首先報道了《中國青年》開展人生意義討論的消息，並在爾後的評論員文章中稱讚這一場討論“把青年思想深處的東西端了出來，進行真正同誌式的討論，是感人至深的，” “為活躍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很可貴的新鮮經驗。”新華社在報道這場討論的盛況時也肯定“隻有了解青年，才能幫助青年；隻有實事求是，才能解決問題。”《中國青年報》甚至將“潘曉”的信摘要發表，之後也開展了“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的討論專欄。6月20日，王任重在李禹興上送的《讀者來信摘編》上批示，讓編輯部“向書記處寫一個情況反映”，並表態說“對潘曉的同情、支援表現了我們有許多‘助人為樂’的好青年！可以報道！這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好風尚的表現！”

令編輯部感到最鼓舞的是6月18日下午，負責意識形態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在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胡啟立的陪同下來到了編輯部。這一天天氣很好，胡喬木的情緒也很好。在與編輯部負責人關誌豪、郭楠檸等將近3小時的談話中，他的臉上一直掛著笑。談話結束後，他還興致很高地和編輯部全體人員合了影，並對大家說：“同誌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

對於這次接見，第8期《中國青年》以《胡喬木同誌關心人生意義的討論》為題作了篇幅為一頁的披露，發表了他的幾段講話──

這個討論引起了千百萬人的關心和興趣，我也是這千百萬人中的一個。這是一場很有意義的討論，凡是關心青年一代的成長的人都應該有興趣。

青年們都想在一個適當的氣氛中把自己的心掏出來，講講自己的經曆、苦悶、失望和希望，尋求問題的答案。青年們講講自己的苦悶和失望沒有什麽不好，誰沒有過苦悶和失望呢？感到苦悶和失望的青年把自己的心情講出來，這表示他們對社會究竟還是抱著希望和信任，他們究竟還是在尋求答案，盡管許多現有的答案不能使他們滿足。青年們伸出了手，難道能夠把這伸出的手打回去嗎？難道不應該把他們伸出的手緊緊地握住，然後再鼓勵他們拿出勇氣和信心繼續前進嗎？

潘曉提出的問題是當前很多青年的共同問題，所以會引起這樣廣泛這樣熱烈的討論。潘曉的問題當然要答複，但是講幹巴巴的道理不行。你要答複她和其他許多青年的問題，首先得要同他們一道思想、感受，理解和同情他們所遭遇的一切，然後再學會說怎樣的話才能讓他們願意聽和聽得進。

我們的社會有弊病，同時存在著同弊病作鬥爭的力量，而且這個力量已經走向上風。……如果人們的處境比較暗淡，我們通常就沒有權利叫他們非按照快樂的調子唱歌不可。他們歎息了，或者發些錯誤的牢騷，我們不應該惱怒，也不應該置之不理，而應該弄清楚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並且認真地幫助他們找到希望的所在。這裏最需要的是年長一代人的耐心和熱情。

這幾段話說得真好，入理而且動情，充滿著一個革命長者的理解和慈愛！

實際上，那個下午，胡喬木的講話遠不隻這些，而且還有許多更精彩的內容。在長長的記錄稿中，有許多段落令我在翻閱時強烈地感到此前沒有披露出來真是遺憾。比如，他這樣不厭其煩地為編輯部出謀劃策──

你們的討論要搞到年底，但按你們第6期的辦法，恐怕不太容易維持。你們的第四篇文章（指《“為自我”豈能“為別人”？》），青年一看要生氣的，其他幾篇也比較抽象。最後一篇講的是外國的。寫文章的人都沒有講到自己的經曆，沒有講到自己的事情。老發表這樣的文章就不會引起興趣，這樣下去就等於把火澆滅了。要用自己的親身經曆說明現在的表現。比如，說現在的人生態度是積極的，可以講。用自己的經曆證明潘曉的觀點，現在的人生態度是消極的，也可以發一些。有的遭遇比潘曉還悲慘，有的現狀比潘曉還困難得多，有的講現在都不知道該怎麽辦，也有的說在現實麵前絕不投降。這樣錯綜複雜，討論才會豐富，這樣就搞活了。觀點不能搞得太多，現在青年還不是要你說那麽多觀點，青年都想把自己的心掏出來，講自己的經曆，包括自己的牢騷，他要求講出來。講幹巴巴的道理不行……潘曉還要讓她出場，還要寫信，不能一聲不響，沉默到年底怎麽行呢？人們就會感到怪了，有人就要寫偵探小說了。這個人到哪兒去了？不出場，這個戲就演不下去了……討論要有點波瀾，中間要奇峰突起，當然不要脫離總的題目……

又比如，他對潘曉的著名觀點“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作了這樣的評價──

一個人主觀上為自己，客觀上為別人，在法律上、經濟上是允許的。在工廠勞動，勞動得好，得了獎勵，受了表揚，他也為社會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個善良的公民，他客觀上是為了別人的，因為他做的不是壞事，不是損人的。……對上述這種人不能恥笑，不能否定。但是，它還沒有提到一定的道德水平上。它要主動地為一種好的目標奮鬥，就不可能僅僅為自己，它必須自覺地和社會利益協調起來。為多數人還未看到的一種理想去奮鬥，去發明，去創造，要求付出一般人不容易付出的努力，這是對共產黨員的要求，不能拿來作為所有的人的要求。不能拿對共產黨員的要求作為對一般人的道德標準。……為個人與為別人的答案允許不同，這樣才能讓他覺得有希望。都提到一樣的水平也是不可能的。通過討論要使多數人弄懂一個道理，我不去侵犯別人是道德的起碼要求。為自己和為別人是可以統一的，……為人民的利益也有為自己的一份在內……要使多數人相信我們這個社會是為了各個人的利益的，不然共產黨幹革命、搞四化為什麽？還不是為了各個人的利益？如果成天是為了犧牲個人利益，那最終又是為了什麽？共產主義就是要為了所有各個人的利益。“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不違反我們的規範。當然也要提倡遇到別人有困難要去幫助。

在這裏，他不僅肯定了“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這個口號具有的合理性，而且還提出了道德是分層次的觀點。這在當時說來應該算是很超前的。

出於尊重胡喬木不要急於下結論的意見，《中國青年》沒有全文刊登他的這次講話，但從這一天以後，編輯部可以說是完全按照這個講話的精神來推動討論的開展：從第7期開始，將原來每期八頁的的版麵擴大到20頁，而且發了許多講述自己和潘曉類似或者更悲慘經曆的來稿；第8期讓潘曉在雜誌上出了場，刊登了一封對討論表示感動和感謝的《潘曉同誌的來信》；為了使討論“有點波瀾”，第8期還發表了武漢大學曆史係三年級學生趙林寫的《隻有自我是絕對的》一文。這篇文章編輯部本來已收到了一段時間，此前一直壓著不敢發。結果發出來後果然起到了“奇峰突起”的效果，趙林也因此幾乎取代潘曉成了後期討論的主角。

一天比一天熱地，時間就進入了最熱的7、8月份，“潘曉討論”也在這兩個月裏“熱”到了頂點：中宣部編印的《宣教動態》轉發了王任重讓編輯部寫的給中央書記處的情況反映，並印發給了出席中央宣傳工作會議的代表；編輯部的領導被邀請到各種場合去作關於討論的報告；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國際大通訊社也作了報道；國內的報刊更是報道不斷；郵局的“蹦蹦車”每天仍源源不斷地運來讀者的來信；越來越多的讀者或打電話或直接找到編輯部要見潘曉；社會上甚至出現了一些被別人指認為潘曉和自己冒充潘曉的人；許多新聞單位的記者成天堵在編輯部提出直接采訪潘曉的要求……

熱！太熱了！盡管編輯部從一開始就對各新聞單位沒有隱瞞過那封信的任何事實，並一直堅持認為潘曉隻是個思想典型人物，黃曉菊並不完全就是潘曉，但擋不住那麽多人想見潘曉的願望，或許也想到了胡喬木說過的要讓潘曉“出場”的話，編輯部在征得潘禕本人和黃曉菊單位領導的同意後，安排黃曉菊作為潘曉的代表接受了中央電視台的采訪。

8月20日，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後播發了采訪黃曉菊的專題報道。本來是作為一個思想典型人物的潘曉這一下被具體化了，被具體化為實實在在的黃曉菊了。雖然黃曉菊在億萬觀眾麵前對那封信作了說明，最後的表態很“正麵”也很富於哲理，甚至也成為名言被許多人傳誦：“我們不能因為社會上存在著垃圾就像蒼蠅那樣活著！”但是，黃小菊的這一次“出場”還是無可挽回地使“潘曉討論”的命運發生了急轉直下的變化。

“潘曉討論”的夏天結束了……

 工人日報的內刊登了兩封群眾來信。《中國青年》向胡耀邦提意見。

 胡喬木“很不愉快”。中宣部組織專家幫助“看”總結。

進入秋天的時候，“潘曉討論”成了一棵風中的樹。

9月23日，工人日報社的內刊《情況參考》第212期刊登了兩封關於潘曉的群眾來信。

第一封信題為《此種做法弊多利少──有感於潘曉上電視》，寫信人署名為“山西娘子關電廠寧翠榮”。這封信寫道：“各類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麵對她的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評論、吹捧，使她從一個‘無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國人人矚目的‘風雲人物’。其實，剖析開來，她的這篇文章的價值並無此等昂貴，其實用價值也不過如此而已。因為她所發表的那席‘價值連城’的‘高論’，隻不過是絕大多數青少年心目中也同時存在著的想法，她不過是在一個極好的時機用極好的方式表達出來罷了。……像目前這樣調動所有的輿論工具，報紙、刊物、電視等等將它誇了又誇，吹了又吹，捧了又捧，抬了又抬，是否有些過激了呢？……懇切希望快快刹住這股風，這種做法隻不過是弊多利少，得不償失！”

第二封信題為《鄰居眼裏的潘曉》，署名為“北京石月”。這封信先說“街坊四鄰原來不知潘曉是誰，一看電視才知道潘曉就在自己身邊，先知其人，後聞其名，有反胃似的不舒服。”然後列舉了黃曉菊的種種缺點，說她“打姥姥”、“不給姥姥飯吃”、“每月隻交5元錢的生活費，橫吃橫喝”、“與三家街坊吵過架”、“‘主觀為已’是做到了，‘客觀為人’則還差得遠”……

刊登這兩封信的第212期《情況參考》不過隻有薄薄的四頁紙，其份量卻一點不輕。幾天後，中宣部《宣傳要聞》第74期轉發了這兩封信。9月30日，胡耀邦在這一期《宣傳要聞》上作了批示：“請有關部門查查這件事，報刊、電台有個獵奇的思想，沒有解決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聞單位參加的例會上傳達了胡耀邦的這個批示。於是，“‘潘曉討論’出事了！”的消息在北京許多單位傳開。不幾天後，新華社編印的《國內動態清樣》第3028期刊登了記者徐光耀寫的《北京羊毛衫五廠負責人談‘潘曉’和她的信的問世的情況》，實際上把潘曉的信說成了“完全出於《中國青年》雜誌編輯之手”。

為了對這兩封信和徐光耀的文章作一個回答，《中國青年》雜誌編委會於10月30日向胡耀邦、王任重、朱穆之及中宣部送交了一份長達六千餘字的《關於工人日報等單位反映“潘曉問題”的調查報告》，同時也送給了各家新聞單位。這份《調查報告》主要就“關於潘曉的信問世的情況”、“關於輿論界是不是‘大肆吹捧’潘曉的問題”、“關於潘曉上電視的問題”、“關於‘鄰居眼裏的潘曉’問題”進行答辯。編輯部在擺事實的基礎上堅持認為：（1）刊物上以潘曉名義發表的那封信，主要經曆和觀點都是黃曉菊的原稿和談話中有的，編輯部隻是作了必要的整理和刪節，這是屬於編輯的正常工作範圍，說這封信是編輯部“編”出來的不符合事實；作為開展問題討論的要求，應該是思想的典型和真實，而不必要求每一個細節都與黃曉菊的個人經曆完全吻合。（2）各新聞單位對人生觀討論的報道都是從肯定鼓勵青年人嚴肅探討人生、支持宣傳工作青年工作進行改革的角度來談的，沒有一篇宣傳過潘曉本人，也沒有對潘曉的信作過不恰當的評價，輿論界並沒有對潘曉“大肆吹捧”。（3）黃曉菊是以一個有苦悶、有弱點而敢於說心裏話的問題提出者的身份上電視的，那種認為一上電視就是“樹”、就得是先進青年的看法是一種誤解。不過，編輯部對讓黃曉菊代表潘曉上電視後可能產生的一些問題確實考慮欠周。（4）經過編輯部再次調查，黃曉菊的具體情況與鄰居講的有較大出入。

需要特別提出來一說的是，這個《調查報告》有兩個細節在後來對這場討論起到了頗值得玩味的影響。第一個細節是，為了著重說明不能挫傷青年向黨講心裏話的熱情的重要性，《調查報告》寫了這樣一段話：“胡喬木同誌說：青年們伸出了手，難道能夠把這伸出的手打回去嗎？難道不應該把他們伸出的手緊緊握住，然後再鼓勵他們拿出勇氣和信心繼續前進嗎？”我們是這樣來做的。”第二個細節是在《調查報告》的最後，總編輯關誌豪加了這樣幾句：“我們對胡耀邦同誌提一點意見，希望今後耀邦同誌不要輕易地就一些未經核實的材料作帶有實質性的批示，以免和實際情況脫節。”

關誌豪現已年屆七旬，在20年後我采訪他時，他仍然脫口向我背出了這幾句話。他說：“後來有人說我不該寫這段話，但我無怨無悔。我寫的沒錯，工人日報的《情況參考》封麵上明明白白地寫著是‘內部材料，未經核實’嘛，對未經核實的東西當然不該輕易下結論。”這份《調查報告》送上去的第二天，關誌豪打電話給胡耀邦的秘書梁金泉，問耀邦看了沒有，什麽態度。梁秘書回答：耀邦看了，沒說什麽，用紅鉛筆在那段話下麵畫了曲線。作為胡耀邦的老部下，在以後的幾年，春節時關誌豪仍然都要到耀邦家去拜拜年，但耀邦從來沒跟他提起過這件事。最後，關誌豪一再對我說：耀邦是個好人，關鍵時候他保護了我們！

在我找到的所有資料裏，有一份1980年12月21日中國青年雜誌編委會寫給團中央書記處書記高占祥的《關於討論胡喬木同誌講話的情況報告》。這份報告提到，編輯部聽了傳達胡喬木同誌12月13日的講話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胡喬木的這個講話我沒有找到。但從這份報告看出，胡喬木的講話有這樣一些內容：一是對《中國青年》開展人生意義討論的過程提出了一些嚴厲的批評；二是對編輯部在《調查報告》中引用了他有關潘曉的那段話表示不滿。他這樣批評編輯部：“為了批評耀邦同誌，當然不是說總書記不能批評，用了我的話，造成一種印象，好像我講的話是對的，他講的話是不對的，使我很不愉快。”三是批評編輯部“對耀邦同誌的批評做得過分了”。

在這份報告的最後還透露了這樣幾條信息：總政治部把新華社的《國內動態清樣》第3028期作為《政治工作參閱件》轉發了全軍；在11月26日召開的全國思想工作座談會上，胡耀邦對潘曉問題有此一說──“潘曉不是真潘曉，是塑造的潘曉，是兩個人的信合起來的。”一些地方便據此將“潘曉討論”簡單地理解為“《中國青年》製造的一場大騙局”，從而已滋長出全盤否定這場討論的趨向。《中國青年》雜誌編委會提請團中央書記處“能通過適當形式對這場討論作出全麵的估價”，以免“這樣下去會將已經取得的好成果也否定掉”。

事實上，在討論如此被批評的情勢下，團中央書記處根本不可能通過什麽形式來作全麵的估價了，惟一能做的隻可能是讓編輯部盡快收場，以免遭致更多更嚴重的批評。12月11日，第12期《中國青年》出版。關於人生觀討論的版麵縮減到八頁，並且宣布發完本期後，群眾性的筆談討論結束。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第12期所發的文章再沒有一篇是青年的討論稿，群眾性的筆談實際上在第11期就結束了，或者說戛然而止了。

從第5期到第12期，《中國青年》關於潘曉討論一共編發了110多位讀者的110多篇稿件，約十七八萬字；在討論開展的7個月時間裏，編輯部共收到來信來稿六萬多件，其中不少信稿是幾十、上百青年聯名寫的；討論期間，《中國青年》的發行量由325萬急劇上漲到397萬；關注和受這場討論思想影響的青年以千百萬計……

宣布群眾的筆談討論結束容易，但要宣布整個討論結束卻很難。這個難就是編輯部如何作總結。對於討論中提出的諸多問題，無論是回答青年，回答社會，回答生活本身，還是回答種種非議，編輯部不能沒有一個自己的觀點和態度。

在距宣布群眾筆談討論結束三個月之後，1981年第6期《中國青年》才姍來遲地發表了編輯部的總結文章《獻給人生意義的思考者》。這篇文章為什麽會整整拖了3個月？人們傳說它是經過高層把關通過的，具體經過是怎麽回事？

已經從《中國婦女》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職位上退休的郭楠檸和她的老伴陳漢濤在家裏解答了我的疑問。按照以往開展討論的做法，編輯部最後總是約請理論界的著名專家來寫總結文章，這一次原也這樣打算。但是，找去找來，這次沒有哪個專家願意寫，都說這場討論涉及的問題太廣泛了，各種思想觀點太豐富複雜，沒有親身參加過討論的全過程，很難寫這個總結。找不到專家，編輯部先決定由參與主持潘曉討論工作的六七個人共同研究，結果人太多，想法差異太大，根本沒法統一思路。又指定由幾個人分頭寫，寫出來的稿子還是不行。最後社領導決定，給一個月時間，由郭楠檸和當時任文藝部副主任的陳漢濤夫婦倆開一回“夫妻店”。

 領受了重任，郭楠檸和陳漢濤重新看了一遍討論中發表的所有文章和內部資料，又花了很大功夫去讀馬克思的有關論述，然後梳理材料，提煉問題，明確觀點，真正是廢寢忘食地苦幹了一個月，終於完成了18000字的初稿。這篇文章分“重新探索人生意義是曆史的需要”、“正確認識‘人的價值’”、“科學地看待‘公’與‘私’”、“在振興祖國的奮鬥中開拓人生之路”四部分，其中的第二、三部分是文章的重點，著重回答了討論中集中爭論的兩個問題。

關於如何看待“人的價值”。文章充分肯定了青年們在討論中提出的“社會應重視‘人的價值’，集體應重視‘個人價值’，個人應自覺地按照社會需要提高‘自我價值’”的觀點，指出：長期以來慣於把“人道主義”、“人性”、“人的價值”等與“人”沾邊的東西都當成資產階級或修正主義，是一種誤解；馬克思主義從來就是重視“人”和“人的價值”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從根本上說，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社會主義社會應當在客觀許可的範圍內，努力滿足每個人正當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需要，逐步創造使每個人全麵發展其品格、才能、體力和多樣化個性的條件；而個人實現和提高“自我價值”的關鍵是要正確地認識和處理“自我”與社會的關係，努力使“自我”與社會達到和諧統一。

關於如何對待“公”與“私”的問題。文章認為，“公”與“私”的基本關係是既統一又對立，首先是統一的，其次才是在一定條件下是分裂的甚至是對立的。因而，在通常情況下，“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是可能的，有它存在的合理性，隻有在“公”與“私”出現分裂、對立時，“主觀為自我”才難以同時實現“客觀為別人”。“公”與“私”的問題反映在人生觀上，大致可分為高、中、低三種層次：第一種是先公後私，公而忘私：第二種是奉公守法，勤懇勞動，養家糊口；第三種是目中無公，唯私是圖。對這三種人生觀的態度是，第一種信奉推廣，第二種承認和超越，第三種反對。文章特別指出了要正確對待多數人容易接受的中層次人生觀問題，強調不能把“提倡的”當作“必須遵循的”去要求所有的人，當然也不能因為“允許存在”就反對需要“提倡”，從而不努力去“超越”。

總結文章寫好後，編輯部考慮到潘曉討論在社會上的巨大影響，決定送請中宣部長王任重審閱。王任重很快批複說，稿件閱過，基本可以，請中宣部理論局再組織幾位專家幫助看看。於是，中宣部副部長王惠德、理論局局長洪禹約請了邢賁思、汝信等五位專家與郭楠檸、陳漢濤夫婦一起座談討論了三天。幾位專家對文稿的基本觀點和論述方式沒有提出實質性修改意見，隻是部分專家提了一些具體表述問題。郭楠檸、陳漢濤又認真修改了一天，刪去了一些有爭議的語句，然後再次送給王惠德副部長審閱。

應該說，這篇總結文章是得到中宣部首肯的，但其觀點和態度主要代表了編輯部的立場，在當時形勢下已算一份難得的對潘曉討論的公正答卷。這從文章發表後引起讀者強烈反響就是證明。《中國青年報》全文轉載了這篇總結；《人民日報》也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摘要。至此，攪動了全國青年人心的“潘曉討論”終算有了一個體麵的對得起讀者的正式結束。

 華中工學院黨委告狀。胡耀邦批示“這件事用不著再大肆翻騰”。

 《中國青年》“編者按”公開認錯。六萬多封珍貴來信化為紙

 漿……

雜誌上的“潘曉討論”結束了，但人們對於“潘曉討論”的討論卻餘波翻騰──

1983年12月，在距“潘曉討論”結束近三年以後，華中工學院黨委分別向胡耀邦等領導人和有關部門送上一份題為《〈中國青年〉〈中國青年報〉關於人生意義討論散布大量錯誤觀點必須澄清》的材料，並在所附的信中稱：“在這次清除精神汙染中，我院黨委宣傳部和共青團委組織幾個同誌查閱了《中國青年》和《中國青年報》一九八0年下半年開展關於人生意義的討論發表的所有兩百多篇文章，發現這場討論散布了大量的錯誤觀點和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對青年是嚴重的精神汙染。這一討論在青年中造成的嚴重的思想混亂，至今未予澄清。因此，建議在這次清理精神汙染中，必須對兩青年報刊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這次在青年中影響很大的所謂‘關於人生意義的討論’認真進行清理。”

《中國青年》幸甚！“潘曉討論”幸甚！幸甚的是胡耀邦施以了援手。關誌豪一再告訴我的“耀邦是個好人，關鍵時候保護了我們”的“關鍵時候”就是這一次。

胡耀邦於12月12日在華中工學院黨委的來信上這樣批示：“……青年報刊一些好心腸同誌，為了教育青年，喜歡把一些錯誤的思想行為匯集起來，並加以係統化，然後加以評論。這種作法，過去就有。結果，反而產生了副作用，欲益反損。但我們一些同誌不注意接受曆史教訓。這件事用不著再大肆翻騰，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這個批示，雖然也批評《中國青年》不接受教訓，但肯定了是“好心腸”，是“欲益”，最重要的是一言九鼎地表了態“這件事用不著再大肆翻騰”。這就使那些想“大肆翻騰”的人沒了脾氣。

不過，逃過了被作為“精神汙染”典型的“清理”，但在內部“提高認識”的檢查卻不得不作。此時，原社長兼總編輯關誌豪已調離，新的《中國青年》編委會承擔了向團中央書記處寫《關於“潘曉討論”問題的檢查報告》的任務。在這份《檢查》裏，編委會自己給這場討論扣上了幾條“罪狀”：一、把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錯誤觀點係統化了、條理化了，特別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這一提法變成了一部分人的口頭禪，造成了極壞影響；二、為個人主義思潮泛濫開了綠燈，衝擊了共產主義教育工作，給許多地方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其他實際工作帶來了困難；三、使一些意誌消沉的青年更加“看透了一切”，以至於失去生活信心，走向虛無主義道路。《檢查》對這場討論中的“平等討論”、“不板著麵孔訓人”也作了否定，認為這導致了“從整個討論看，是正不壓邪，反麵文章說得‘有理有據’，有文采，打動人心；相反，正麵文章發得不夠，並且顯得幹巴巴的，缺少感染力、說服力。”

這份《檢查》自然是屬於不得不自打耳光一類，而且是關起門來在“自家的大人”麵前打，倒也不算太難堪。問題是這種關起門來自打耳光的檢討似乎並不能過關，為了消除“潘曉討論”的影響，還須到大庭廣眾中去打給大家看看。1984年第1期《中國青年》發表了《“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錯在哪裏？》的專文。這篇專文的四個小標題分別為：“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的實質是個人主義；劃清個人主義與個人利益的界限；樹立共產主義人生觀最現實。從這四個小標題就不難看出，那篇經過中宣部把關的總結文章被推翻了。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在這篇專文前，編輯部加了一個“編者按”公開向社會作了檢討──

1980年《中國青年》第五期發表了一篇署名潘曉的文章《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並以此為發端，在刊物上組織讀者開展《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的問題討論。編輯部開展這次討論的出發點是好的，廣大青年積極參加討論的熱情也應該肯定。但是，由於我們工作失誤，這場討論的社會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響。我們要認真吸取教訓。現發表《“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錯在哪裏？》這篇文章，作為我們對討論引導不夠的一個彌補。

對這個隻有二百來字的“編者按”，作家盧躍剛有一段精彩的評論，令我過目不忘：“這家曾深受青年信任和愛戴的嚴肅雜誌，今天突然換了副麵孔若無其事，大而化之地告訴讀者說，我們都幹了件與社會毫無益處的蠢事。當年曾熱情參加潘曉討論的千百萬青年和社會各界人士，因此似乎不得不承當‘社會效果不好’的汙辱。一場引起廣泛的震動，讓人冷靜思考，持續經久，影響巨大的社會性大討論，也仿佛成了一場鬧劇。……”

一件蠢事！一場鬧劇！這個“編者按”就這樣對潘曉討論作了最後的類似於蓋棺的定性。

和這個定性一樣同為曆史遺憾的還有，那代表了千百萬社會各界人士的六萬多封信，堪稱為文革結束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思想寶庫的六萬多封信，沒有經過任何社會學方法的處理，就被當成“廢紙”讓造紙廠的汽車拉去化為紙漿了。在中國思想史上，以前沒有過、以後也不會再有如此壯觀的大規模的全國討論了，尤其不會有如此豐富如此袒露的思想作為供人們研究的樣本了……

……………………

邯鄲晚報2001年8月17日第6版

【題頭】1980年――1981年，由《中國青年》雜誌發起了一場轟動全國的人生觀大討論。這場出現於改革開放初期，極富理想主義色彩的大討論可以說打動了整整一代中國青年。它已經作為一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被存貯在曆史的櫥窗。而直接引發這場討論的，是兩個青年給編輯部的來信：《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他們一個叫潘禕，一個叫黃曉菊，編輯部將他們組合成了一個後來成為經典理想主義者形象的稱謂：潘曉。

20年過去了，如今的“潘曉”生活得怎樣、又在幹些什麽？記者最近在北京找到了“潘曉”之一，已過不惑之年的潘禕，了解到這位理想主義者的過去和現在……

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者”――

潘曉，今安在？

       （此處有一幅照片，是我在北京經濟台主持節目時照的。）

他引發了大討論，自己卻成為“精神病患者”被迫退學

       潘禕（音yi）說，他是個很少回憶過去的人，盡管他的生命軌跡從來都沒有抹去“過去”的印記。

       潘禕出生在江蘇宜興，祖父是當年宜興乃至江南有名的買辦，父親很早就參加了革命。20年前，父母還下放在青海，他一個人寄住在北京的親戚家，他很不快樂，有些孤僻，除了學習，再也沒有生命樂趣了。1977年恢複高考，潘禕以超過錄取分數線好幾十分的好成績意外落榜。他被告知，因為積壓了大量人員，他是在校生，還可以來年再考。早就盼著換個生活環境的潘禕不得不在親戚家又呆了一年。第二年，潘禕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北京某學院。可渴望已久的大學生活很快就令他失望了。該學院是一所生源全部來自北京的學校，1979年春節，是潘禕入校後的第一個春節，同學們全都回了家，他不願再去親戚家，獨自一人呆在宿舍樓內，與書和酒為伴。除夕之夜來臨了，他卻陷入了極度孤獨之中。漆黑的校園，隻有他的宿舍裏亮著鬼火似的孤燈。他感到一種被塵世拋棄的絕望……煙越抽越厲害，酒越喝越烈，與書的緣分卻越來越淺。終於熬過了春節和寒假，可新學期裏的潘禕心情並沒有好轉，他越來越消極――上了大學又怎麽樣？我這樣能有什麽前景？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這年5月31日，潘禕在學校操場上喝下了深棕色的濃縮來蘇水……

       他被救了過來，他的自殺成了學校裏的一個非常事件。他更孤獨了，頭痛失眠，神情恍惚。

       1980年4月7日，輔導員找到潘禕，說有一個雜誌社想了解青年的思想狀況，到學校來開座談會，係裏讓他去參加。會議還沒有開始，團委書記又把他叫了出去，雜誌社的編輯想單獨跟他談談。

       潘禕走進會場隔壁的一個小房間，在這裏，他見到了《中國青年》雜誌社的編輯馬麗珍。馬麗珍是常州人，離潘禕的老家宜興非常近，他們是老鄉。馬麗珍真誠的笑容感動了充滿戒備之心的潘禕。他漸漸敞開了心扉，說起了心事，說起了自己人生觀的變化和轉折……馬麗珍要他把這些內容寫出來。

       告別時，馬麗珍誠懇地邀請他：“你今後周末就到我家去吧，我給你燒家鄉菜吃！”

       在去過馬麗珍家幾次後，馬麗珍告訴潘禕，編輯部決定搞人生觀討論，看了他寫的東西，認為比較具有普遍性，問他敢不敢拿出來讓青年們評論和探討。潘禕爽快地點了點頭說：“我死都不怕，還怕什麽評論？”與此同時，一個叫黃曉菊的普通女工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雜誌社經他們同意，把兩人寫的東西揉在一起，以“潘曉”的名義作為讀者來信發表了。這封信很快就引起了全國性的共鳴，從1980年8月到1981年上半年，無數的人參與其中，討論所涉及的範圍越來越大，反響越來越強烈……

       但潘禕卻被學校送到了北京安定醫院，該院開出了一張潘禕很久以後才看到的診斷證明，上麵寫著：“重型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潘禕被勒令休學一年。

潘禕回到青海，父母十分著急，寫信到寫信詢問。學校回信的大意是：經研究，同意你們提出的潘禕同學自動退學的要求，請盡快委托有關人員到學院辦理退學手續……希望潘禕同學安心養病，早日恢複健康。

就這樣，潘禕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學校推薦到了那場討論中，又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學校轟出了校門。當潘禕知道父母和學校背著他作出退學決定後，非常生氣，不顧父母勸阻，留下了一句“我要去北京討公道！”便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青海。

在北京舔盤子當裝卸工蹲監獄，直到成為叢書編輯和網站信箱主持人

回到北京的潘禕遇到了很現實的問題：食宿。

一開始，他住在北京火車站候車室，沒多久，因為老被查票，潘禕在溫暖的候車室內過夜的資格被取消了。好在北京的天氣漸漸轉暖，立交橋下或者高層建築的樓梯拐彎處成了他的棲身之處。餓了，這個身高1.87米的年輕人就去餐館舔盤子。在最艱難的時候，潘禕猶豫再三，給馬麗珍打了個電話。

馬麗珍迅速向雜誌社領導匯報了潘禕的情況，同時發動所有關係，為潘禕找工作。最後，在團中央、中國青年雜誌社和馬麗珍以及當時身為全國青聯委員的北京第一個賣大碗茶的張占英，為潘禕在前門聯社找了個裝卸工的工作，就住在倉庫裏。這時候，潘禕已經整整在北京流浪乞討了兩年。但他並沒有因此而安定下來――1983年10月，他忽然被抓進了公安局！

事情的起因很簡單，一次，潘禕和司機到廣安門車站提貨，司機在他裝完貨後去驗票蓋章時，順手拿了一塊焊錫。車開出門後他才告訴潘禕，要潘禕為他保密，條件是他拿出一半的錢借給他買英文打字機。那時候，潘禕正在自學，渴望擁有一台打字機，他點頭同意了。這一點頭，換來的是有期徒刑3年零6個月！

在勞改農場，因為潘禕的勞改態度較好，且在當時還算是個知識分子，他被調到勞改農場教研組，給犯人教初中和高中數學，並參加監獄的文化宣傳活動。他教的犯人考試成績在農場名列前茅，他組織的文藝演出更是一次次在整個農場比賽中拿冠軍。在為犯人教書的同時，潘禕的求知欲也被激發出來，他請家人為他在北京人文函授大學報了名，在獄中開始了該校法律專業的學習。這期間，潘禕常常被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折磨得痛苦不堪。1987年4月10日，潘禕邁出了監獄大門。這時候，他的父母已返回了北京，他手持地圖終於找到了在北京的家。

生活開始對潘禕露出了笑臉……回家不久，他便收到了北京人文函授大學的結業證書。潘禕回家後的第一份工作，是給實驗室刷瓶子，一分錢一個，潘禕幹了兩天。第三天，他就跳槽了……在《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裏，他找到了一個跑腿打雜的編務工作。這套叢書結束後，潘禕又走進了另一套叢書……《二十世紀文庫》， 成了一名編輯。

潘禕漸漸在文化圈內有了小小的知名度，他並不滿足隻做一名編輯，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走進了中關村一家公司，做起了副總經理，負責人力資源等方麵的管理工作，主要和年輕人打交道。這份工作，潘禕並沒有幹太長時間，但跟年輕人交流，自此成了潘禕最樂意做的事之一。

潘禕漸漸“老”了，但他特殊的人生經曆和永遠的熱情，使他並沒有停止思考人生，他成了許多年輕人傾訴人生苦悶的“夥伴”。1999年底，中華英才網請潘禕在網上開辦“老潘信箱”，專門回答網民在求職、生活、人生等方麵遇到的各種問題。他給自己定了個原則：不好為人師，隻把信箱作為一個平台，在這個平台上，大家平等交流，說說心裏話，說說對事物、對人生的看法。2000年初，“老潘信箱”正式開通，立馬就成了中華英才網上最火爆的兩個信箱之一。參與其中的，絕大部分是18到24歲的年輕人。

20年後，他還在繼續尋求人生的答案

20年前，20歲的潘禕因為討論人生而被迫改變了自己人生之旅的方向和歸宿。20年後。已經不再年輕的潘禕卻利用互聯網和那些20歲左右的年輕人繼續著那些討論。一位年輕的朋友給老潘發來電子郵件，上麵滿是苦悶的話：“最近我很鬱悶，我的老板虐待我，我的女朋友小燕兒也飛走了，我想搶銀行，可我不敢，我想當騙子，可我不會，我想做白領，可我不懂，我想當三陪，可是不行。人生的路呀，為什麽越走越窄……”

接到郵件後，老潘很是痛心，他又想到了20年前 的自己。這樣一個年輕人，如果得不到及時的指點和幫助，他的未來令人擔憂！他迅速給這位網友回了信：“既然選擇了生，就要為此付出點代價。我非常同情您的處境，也理解您的苦悶，我想，換了我處在您的位置，也會感到無所適從的。可是，我以為，第一，生活未比都像我們所相象的那樣，一片光明，也不會總是那樣黑暗；其次，在考慮讓自己從這種狀態擺脫出來時，可選的方案一定要能使自己積極地活下去，而不是違法亂紀、殺人越貨等為人類所不齒的行為！”

通過和老潘幾次“信談”，這位不知名的網友漸漸開朗起來，他給老潘發來的最後一個電子郵件說：今天早晨起床後，看到窗外明媚的陽光，心情忽然非常好，我忽然發覺，眼前原來並不是黑暗一片。盡管未來還要麵對很多問題，但我相信，我一定有信心渡過難關……此後，這位網友從網上消失了。老潘相信，他現在一定過得很好。

北京一位已婚的劉姓女子，因為婚姻和事業都出了一些問題，非常絕望，甚至要自殺。她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寫來了信。老潘接信後很慎重，思考了整整一天後，把她約在一家麥當勞餐廳麵談。在餐廳，老潘看到的是一個滿臉苦大仇深的女子，問候的話還沒有說完，她就不停地抱怨起來，抱怨老公對自己不好，抱怨單位的領導刻薄……到最後，她竟然委屈得失聲痛哭，惹得旁人頻頻向他們行注目禮。

她一哭，老潘反而放心了，他最不願意和麻木到絕望的人對話。他平靜地回憶了當年，自己的自殺，自己乞討和蹲監獄的經過……劉女士停止了哭泣，眼睛越瞪越大，像聽一個天方夜譚的故事。老潘的人生故事顯然打動了劉女士。與老潘相比，她的煩惱又算得了什麽呢？她終於想通了，笑著走出了麥當勞。

老潘仍然在不停地思索和探求著。盡管討論已經過去了20年，盡管時代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認為，人生觀問題作為一個經典問題依然困擾著一代又一代人，隻是其具體表現形式發生了變化。老潘說，這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它橫亙在每一個新誕生的生命麵前，你思索，也許很痛苦，但不思索，也許更痛苦。

去年年底，“老潘信箱”因故停辦後，老潘“痛苦的思索”一直在繼續，他通過撰寫大量文章，傳遞著自己的聲音。他還把自己的資料和信箱放在好幾個網站上（比如www.ok360.com），以方便年輕人了解他、熟悉他。他覺得，自己有理由這麽做，也應該這麽做。

2000年5月，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潘曉討論――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對多年前的那場討論進行了總結和反思。

目前，潘禕在中央電視台《商務電視》專欄做統籌和策劃工作，同時，他還是多家報刊的特約撰稿人，大量撰寫關於求職、關於人生等方麵的稿件。他的人生態度依然積極，性格也越來越隨和開朗。盡管在北京這座大城市裏，他似乎永遠是一個流浪漢，永遠是一個另類，但他依然在堅定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

《中國新聞周刊》2004年10月18日出版

第28頁

潘曉：“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

文革過後的1980年。一代中國青年從狂熱盲目，轉向苦悶迷茫。這不是什麽青春期的憂鬱，而是在社會巨變中的追問和求索。正如當時的北島在詩中所呼號的：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明白這一點，才會理解，為什麽“潘曉”一封訴說內心苦悶的來信，會引起如此巨大的社會共振。

潘曉，還記得這個名字嗎？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發表在《中國青年》雜誌上。那個23歲少年包含著淚水的激越訴說，在1980之夏引發了全國範圍一場關於人生觀的大討論。

“這樣大規模的討論，再也不會有了。潘曉是一個符號，他屬於那個年代。”時任《中國青年》總編輯的關誌豪24年之後說，當年“雜誌的發行量達到了369萬份。”

6萬人看完文章以後給她寫信，但“潘曉”並不是一個真人。

人們像觸電似的，在“潘曉”式的苦悶和疑惑中“發現了自我”。如果說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標誌著中國政治思想的重大轉變，那麽1980年這場討論則標誌著中國人人生態度的轉折。

這是一場樸素的，自發的，產生於民間的思想解放運動。它不像前者那樣經過深思熟慮和反複醞釀，具有複雜的政治背景和和高深理論。這場討論，正因為其情緒化的訴說，才將人們壓抑已久的自然人性迸發出來。

（此處圖片是1980年《中國青年》雜誌第5期封麵，下麵文字“1980年夏一場人生觀大討論由此爆發。”）

“潘曉”回憶——帶著傷痛的思考

為了追述這段曆史，記者拿著一些舊資料和照片，找到了當年的責任編輯、現於複旦大學人口所任教的馬笑冬。她攥著拳頭回想，一些模糊的東西漸漸清晰起來……

潘曉討論和當時的社會背景有著密切的聯係。1980年的中國，文革剛剛結束不久，社會充滿了困惑，舊的意識形態仍然占著統治地位，但它已經受到了懷疑和挑戰。例如，當時有些青年穿起了喇叭褲，社會上議論紛紛。說這是學西方的頹廢派。有些單位就在大門口設了崗，見誰穿就把褲腿剪掉。當時的中國就是這樣，沒有什麽個人的事情政府和社會是不可以幹涉的，小到穿衣，中到夫妻打架、離異，大到就業、離職，全都有人管。

編輯部發現青年中有很多苦悶，於是走進學校、工廠、街道開了不少座談會。在一次座談會上，青年們說了許多心裏話，一半以上的與會者都哭了。他們最大的苦惱是政府宣傳的價值觀念和現實生活距離太遠；政府宣傳忘我的精神和大公無私，但生活中人人都為自己著想；政府說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前途遠大，但現實卻是瑣碎的、日複一日的平淡無奇的生活。

我注意到了黃曉菊。她心誌很高，可是初中畢業就被分配進了工廠；她相信愛情的純潔堅貞，但遇到的卻是背信棄義的人；她相信工人是大公無私的無產階級，但發現他們隻是庸庸碌碌的，整天為柴米油鹽忙活的普通人。她非常失望，於是喊出了“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就是這句話，後來成了人生觀大討論的標題。

另外一個編輯馬麗珍發現了一個男青年，叫潘禕，他當時是北京經濟學院的學生，也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有過家庭不幸，造成了他心靈上的創傷，他身體不好，在大學裏和大家又不和群，比較孤僻，甚至還自殺過。

我們向潘禕和黃曉菊約稿，將兩篇來稿修改拚合，兩個人的名字各取一個字，“潘曉”就這麽誕生了。

原來兩篇文章都很長，我集中了他們的精華，也保留了他們的感情色彩。比如，黃曉菊說，生活的磨難使她明白了一個真理：“任何人，無論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就像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規律，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直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隻要每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也都成為必然的了。”這話說得真是絕妙，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用正統的意識形態是解釋不了的。

（此處有討論開始的編者按背景，上麵自上而下排列依次為黃曉菊、我和馬笑冬過去與現在的照片，我的照片是2000年南開大學出版社上的兩張照片。）

今天看來，當年這場討論是在文革後開始的一場“思想啟蒙”。我們要建立的是一個尊重人、關懷人的社會空間。

文章發表後，讀者來信鋪天蓋地，電話不斷。人們寫信批評她的觀點，但沒有人懷疑潘曉的率真與坦誠，這個虛構人物的命運牽動了億萬人的心。郵局離我們雜誌社走5分多鍾就到了，過去郵遞員背著個綠郵包給社裏送信。潘曉討論開始後不久，郵局的人就用大郵袋了，再後來每天都用“蹦蹦車”來拉。讀者送給潘曉的禮物紛至遝來，要專門騰出地方放。

更有意思的是，有不少青年打電話、甚至跑到社裏來說自己就是潘曉，說信中的經曆和想法和自己一模一樣。辦公室裏三天兩頭可見自費從不同省份來到雜誌社訴說感想的讀者。當時雜誌社已經不能像過去那樣按部就班地運作了，社裏從各編輯部調集了一些骨幹，又把過去五層一個堆放東西的大辦公室騰出來，還臨時雇了兩個讀者中的積極分子初選討論的稿子。這種轟動效應，是社裏任何一個人也沒有想到的。

有一天，胡喬木的辦公室忽然打電話來，說胡喬木為潘曉討論的事要和社裏的領導談一談。誰都知道，胡喬木是黨內著名的理論家，當時是中央書記處書記，社裏敦實緊張起來，不知是凶是吉。

那是1980年6月18日下午，胡喬木來了，隻有少數幾個社領導參加會晤。我們這些年輕編輯都沒心思幹活，在那裏瞎猜測。不知等了多久，會散了。編輯部主任上樓來了，她說，胡喬木支持這個討論，他比我們的思想還要解放，談了很多很好的觀點，我們當時高興得幾乎歡呼起來。

胡喬木說：“潘曉討論引起了千百萬人的關心與興趣，我也是這千百萬人中的一個。”他還說：“他們歎息了，或者發出了錯誤的牢騷，我們不應該惱怒，也不應該置之不理，而應該弄清楚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並且認真地幫助他們找到希望所在。”胡喬木還希望這個討論再開放一些，不要急於收場。他能把話說到這個地步，我們能不高興嗎？

三年後，反“精神汙染”的時候，像潘曉討論這樣比較“自由化”的討論，受到了不點名的批評接著，由於人人都明白的原因，總編輯被調離了雜誌社；編輯室主任也傷心地離去；另一個主要的討論發起者也走了，隻有我一個人還留在了社裏。

關於這場討論，《中國青年》共收到6萬多封讀者來信，國際上重要的通訊社都做了報道。後來，香港有個記者寫了篇文章被“內參”轉載，裏麵說：中國曆史上的四個代表人物是：孔子、魯迅、毛澤東、潘曉。把潘曉和這些巨人並列在一起當然是很不合適的，但反映了這場討論對中國青年和社會思想的影響。

1999年，為慶祝建國50周年，中央電視台播放了曆史文獻片《新中國》，每天一集，從解放戰爭講到改革開放。我沒想到也給了潘曉討論幾分鍾的鏡頭，其中還有當年發稿的簽字記錄。鏡頭從上往下慢慢搖，先是我的簽字，我當時是責任編輯，然後是編輯室主任和總編輯的簽字。

當然，鏡頭是不能觸及實質的。正像我在1980年5月的編者按中所寫的：“在人類曆史上，每一次較大的社會進步前夕，差不多都發生過人生觀的大討論。彷徨、苦悶相對於麻木、僵化是一直曆史的進步。人生的意義是什麽，這是80年代的特定內容。”

迷茫過後——不同的人生

盡管這是一場載入史冊的席卷全國的大討論，但發起者與參與者都是小人物。原型潘禕、黃曉菊，編輯馬笑冬、馬麗珍等，有著迥異的人生經曆，他們因這場討論走到一起，然後又分道揚鑣。

“潘曉”之一黃曉菊今年已經48歲了，已“下海”多年。雖然已經發福，但依舊是已個熱情而且生動的女人。她的家用各地淘來的布和稀奇古怪的小玩意裝飾。她喜歡一個人去看現代舞，和兒子一起為李少紅的先鋒電影《戀愛中的寶貝》而流淚。她每天一小段一小段地寫下生活感悟。“和潘曉不同，我的人生從來不是灰色的。”

24年前，黃曉菊因為嚴重的關節炎在北京小湯山療養院住院，她把自己關在屋子裏三天，拉上窗簾，跪在地上，用病床作桌子，“掏心掏肺”地寫處了8000多字的長詩。“我已經忘了約稿的要求，隻是在傾訴。”

從小沒有和父母一起長大的她，在感情上始終沒有“家”。她將一腔無以宣泄、無以傾注的情感都傾吐在了稿件之中。

“潘曉”被具體化為實實在在的黃曉菊後，她換過幾個工作，因為“潘曉”而被視為異端，最終被社科院資料室辭掉，不得不當了第一批下海者，從此生活在“體製外”。

生活裏，她也追求那種純而又純的東西，雖然經商多年，但卻從來沒有為生意上的事上過飯桌，以說虛與委蛇的話，她就先“口吃”起來。

“人生的路無論是‘寬’是‘窄’，都搖哭著、笑著、罵著、唱著走下去！”黃曉菊雖然沒有丈夫（離婚），沒有穩定的工作，沒有國家福利，但她心滿意足，“潘曉對我沒什麽影響，我有獨特的人生。”

馬笑冬則和黃曉菊擁有完全不同的人生和同樣理想主義的生活方式。“我老是向往書裏那種人生，像蘇聯小說《葉爾紹夫兄弟》講的那樣，是平常的生活，卻是火熱的。”

上山下鄉她是第一批，而且是去了離北京最遠的雲南。1976年，她在大學畢業後又自願到東北插隊，這在當時是個異數，卻是她理想主義一以貫之的結果。

1999年她從美國東北大學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當年便直奔貧瘠荒涼的黃土高坡，在安塞這個地方研究中國的貧困問題，一住就是幾個月，連著去了3年。

這個看起來有點冷的女人，一提到黃土高坡就立刻熱淚盈眶，“相對於潘曉的思想建設，對我來說，走入這塊土地，喚醒這塊土地，才更有意義。”

馬麗珍後來去了《中國婦女報》，幾年前在副社長任上退休。

潘禕現在已經是資深媒體策劃人了，這20幾年對他來說真是“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因為潘曉，他被開除學籍，而後漂在北京，甚至做過牢，賣過大碗茶；多年的掙紮之後，如今他有了越來越多的人生選擇。

他討厭和人談起這場討論以及此後的人生感想，並撰文稱，“希望口無遮攔地說點別的，而不是一本正經的裝腔作勢。”

但他葉不得不承認，“我因為討論人生而被迫改變了自己人生之旅的方向和歸宿。這是我無法打破的一直宿命吧。”

……………………

2008年2月1日出版《人物周刊》

28年“潘”＋“曉”

發表時間： 2008年01月31日 16時41分 評論/閱讀(0/5)本文地址： http://qzone.qq.com/blog/622006398-1201769192

黃曉菊曾經是時代情緒的先知先覺者圖/薑曉明

1980年，他們的一封信引起整整一代青年的思想共鳴

本刊記者彭蘇發自北京

寒意潛入。星巴克的玻璃旋轉門再一次被推動。

一位女士進入，張望片刻，遲緩地走到跟前，起初，臉上掛起應酬的笑容：“您是那位《南方人物周刊》的記者吧？我就是黃曉菊。”

口氣如同電話裏，“采訪時間一個小時夠了吧？”

盡管如此，應酬中也暗藏著她的精心：整齊打理的發型、兩道描繪過重的眉、一抹淺淺的唇紅，還有，她眼中的精氣。

不遠處，80後侍應生陌然看著。咖啡店裏，青春洋溢與年過五旬，交相對映。

80後，又有多少人知道黃曉菊“紅”在1980？

28年前，她也曾推動過一扇“門”——一代青年的思想閘門。

起因是1980年第5期《中國青年》雜誌上，一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這封信的主要執筆，便是黃曉菊。

“一個關於人生觀討論的選題”

1980年第5期《中國青年》。封麵上，湛藍天空下，一枝白玉蘭春意盎然，蜜蜂在花瓣上飛舞。幹淨、樸素，沒有“導讀”與“要目”。

“我敢斷言，至今仍有上百萬人珍藏這期雜誌，‘潘曉來信’代表了他們的青春與共鳴。”《中國青年》雜誌社編委會副主任彭明榜篤定地說。

2000年，他參與編輯《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潘曉討論’》一書，從而查閱了大量關於“潘曉來信”的討論檔案，采訪了一個個當事者：

“組織討論是《中國青年》抓重大思潮，讓青年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種傳統方式。當時，青年中流行的口號是‘一切向錢看’，‘講實惠’成為一種時尚。於是，它成為雜誌的選題，交由編輯馬麗珍主持。那時，領導幹部特殊化正是群眾議論的熱點，‘講實惠’搞不好就牽扯到這上麵，比較敏感，不好收場。所以，她不想做。

她想到從群工部收集來的一摞信，多是青年人述說人生苦惱，看透社會，找不到出路等，模糊感到有一個新話題要產生。”

《中國青年》雜誌社早期辦公地點在北京三裏屯，馬麗珍和時任總編關誌豪住在同一單元，回家路上，馬向關表示想開展一個關於人生觀的討論。

《中國青年》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檸讓馬麗珍和另一編輯馬笑冬共同完成，接下來，“二馬”每天奔走於北京的機關，學校，商店，工廠，召開各種層次的座談會。

座談會上，青年人的思想充滿困惑：“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雖在1978年被確立，舊的意識形態已受到了懷疑，但仍然占據統治地位；青年人穿喇叭褲，被批判成學西方頹廢派，有些單位直接在門口設崗，見誰穿就把誰的褲腿剪掉；穿衣、夫妻關係，再到就業、離職，政府無不幹預；政府一方麵說青年人要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而現實生活卻是日複一日地毫無生氣；政府宣傳要忘我的精神和大公無私，但生活中人人都為自己著想。

在一次座談會上，馬笑冬認識了第五羊毛衫廠的青年女工黃曉菊。通過幾次交談，她覺得黃曉菊的經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問她願不願意毫無隱瞞地寫出來供青年討論，黃表示同意。

也在這前後，“二馬”到北京經濟學院去開座談會，經濟學院的團委書記李慶堃向她倆推薦了二年級學生潘禕。李慶堃說，這個學生很灰，不久前剛尋過短見，可以和他聊聊。

“潘曉”出爐

“一係列座談會後，馬笑冬她們從中選了十多人寫稿，我是其中之一。”黃曉菊說。

小鋼勺在咖啡杯中舒緩攪動，回憶如漣漪泛起。

“那會兒，我因為嚴重的關節炎正在小湯山療養院養病。人在生病時，容易思考人生，十幾間病房就我一人，靜極了。”

她拉上病房的窗簾，跪在地上，把病床當桌，“‘掏心掏肺’地寫呀寫，早忘了約稿的要求，一個勁在那兒傾訴。”

“我母親響應號召，遠赴內蒙支邊，與當地一名解放軍結婚。身為長女，我從小患上小兒佝僂病，被送回北京，在外祖父家長大。什麽是血緣？什麽是家庭？什麽是親情？雖然後來結婚生子，在形式上，我完成了一個女人應有的過程，但感情和心理上，我始終沒有找到‘有家’的感覺。

“我天生就沒有所謂的‘正常’，天生就有無以宣泄、無以傾注的情感缺憾，天生就有一種‘叛逆’性格和無以名狀的‘憤怒’，有一顆敏感而近乎神經質的心。”

她痛感：同齡的好朋友對我的痛苦給予過真切的同情，但說不上真正理解；社會的說教空洞而虛偽令人徒生反感；從小學五年級就趕上“文革”爆發，更沒機會從知識的海洋中汲取豁達與智慧；嚴重的關節炎，使我步履維艱；低陋的街道小廠裏與一群命運對之不公的殘疾人為伴……這些就是我當時所處的主客觀環境。”

纏線球是“主客觀環境”裏的具體工作。對於生存能力，黃曉菊特別自信，“不管多難的活，我保準幹得又快又好。”

幹完活後，她就跑去問同事，如果讓你選擇，你是願意讓毛主席接見你，還是看一眼演佐羅的阿蘭•德龍？

你說，人活著到底是為什麽？難道你打算一輩子就這樣織下去，紮下去？

領導對她忍無可忍，她偏幹讓他們堵心的事。

“有一次，眼瞅著變天了，暴雨即將來臨。離下班還有幾分鍾，車間主任拍板放我們早點回家。一個廠領導卻偷偷躲在暗處，把早走的人記在本上，在月底貼出大布告，宣布扣發我們的當月獎金。”

在場的工人敢怒不敢言，“就我犯傻啊，我覺得這事不對，在開廠會的時候，我站出來說，我能說兩句麽？”

最後，她索性越級，一狀告到領導的上級那兒，6元錢的獎金發下來了，她卻從此成了廠子裏“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主兒。

我相信組織。可我給領導提了一條意見，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團的原因……

我求助友誼。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點過失時，我的一個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說的知心話悄悄寫成材料上報了領導……

我尋找愛情。我認識了一個幹部子弟。他父親受“四人幫”迫害，處境一直很慘。我把最真摯的愛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撲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傷的心去撫摸他的創傷……可沒想到，“四人幫”粉碎後，他翻了身，從此就不再理我……

為了尋求人生的意義，我觀察著人們。我請教了白發蒼蒼的老人，初出茅廬的青年，兢兢業業的師傅，起早摸黑的社員……可沒有一個答案使我滿意；

我求助於人類智慧的寶庫——拚命看書，希望從那裏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讀黑格爾、達爾文、歐文的有關社會科學方麵的著述；……可是，看書並沒有使我從苦惱中得到解脫。……

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

3天後，一篇8000字的長文，分“靈魂的鏖戰”、“個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認”和“心靈的惆悵”4部分，一蹴而就。

不久，黃曉菊和潘禕的稿子送到了編輯部。

記者一直無法聯係到潘禕。彭明榜說，“他的個性不太好打交道。也不喜歡記者采訪。”

於是，我們隻能從潘所寫的《那場討論改變了我幾乎全部的人生》，尋找當日行蹤。

潘禕的父母都在青海，上中學時，他寄居在北京親戚家，“總體上不舒服，性格也因之而變得孤僻乖張。”1980年，他考入北京經濟學院經濟數學係。

1979年春節，是我上大學後的第一個春節，除夕之夜，校園牆外的爆竹聲響成一片，而牆內漆黑一團，偌大個校園，隻有我在的宿舍亮著鬼眼似的燈火，那時，極度的孤獨和絕望充斥了我的所有，於是便在雪茄煙和烈性酒裏昏昏沉沉地熬過了那個春節，寒假和灰白的春光——上了大學又怎麽樣？於如此的環境會有什麽前途？這樣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來之路，何去何從是也？……直至是年五月，到處歌舞升平，我卻情緒越來越惡化。31日，我在黑暗一片的學校操場裏喝下了那深棕黃色的濃縮來蘇水。

1980年4月7日午休後，一個雜誌社想了解青年的思想狀況，到校召開座談會，每個班指派一個學生，係裏讓我去參加……可就在會議要開之際，團委書記李慶堃來把我叫了出來，說雜誌社的編輯要找我單獨談談。

在辦公室裏，《中國青年》的編輯馬麗珍問我對中國的現實怎麽看。這樣，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語不驚人死不休地，我跟她直說得口幹舌燥，從下午不到兩點說到六點多鍾。

周日，潘禕被馬麗珍請到家中，馬讓他把自己的人生觀轉變過程寫一下，他答應了。

“再到她家，她說，編輯部已決定搞人生觀討論，看了我寫的那個玩藝，認為比較具有普遍性，問我敢不敢拿出來讓青年們評論和探討。我說，死都不怕，還怕什麽評論？拿去便是。……不久後，‘潘曉’出籠了。”

大討論

3年前，馬笑冬罹患老年癡呆症，已無法與人交流。

她曾告訴彭明榜，看到黃曉菊的稿子時，她大吃一驚，特別是那段“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

“我的天哪，我們怎麽討論啊？沒想到她感悟力這樣好。”她以黃的來稿為主，糅進了潘禕的一些話，還有座談會上聽來的一些東西，再將潘黃二人的名字，各取其一，合成“潘曉”，就這樣“潘曉來信”完成了。

“全國多少青年和潘曉一樣，在希冀著心靈的甘露，在渴望著點燃青春的炬火。”

“真實，有時雖然是醜惡的，但它要比那些粉飾和虛偽的東西有力一百倍！”

“一個誠實人的心聲，能喚起一大群誠實人的共鳴！”

出刊不久，編輯部開始收到讀者參與討論的來信。17日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不足一個月就收到了兩萬多封信。

同年6月，時任中宣部部長王任重在《讀者來信摘編》上批示，讓《中國青年》雜誌社編輯部“向書記處寫一個情況反映”。6月18日下午，時任黨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來到了雜誌社。

胡喬木針對潘曉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作出評價：“一個人主觀上為自己，客觀上為別人，在法律上經濟上是允許的。在工廠勞動，勞動得好，得了獎勵，受了表揚，他也為社會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個善良的公民，他客觀上是為了別人的，因為他做的不是壞事，不是損人的……對上述這種人不能恥笑，不能否定。”

8月20日，中央電視台播放采訪黃曉菊的專題報道。“‘潘曉’這一下被具體化了，成為了實實在在的黃曉菊。”

“那期雜誌發行了397萬份，算是《中國青年》的高峰。”辦公室內，彭明榜頗是感喟。

此後，他不再作聲。環顧四周，90年代的黃漆家具，老式的布麵沙發，破舊的背椅，地上的腳印斑斑駁駁。

1980年9月23日，工人日報社的內刊《情況參考》第212期刊登了兩封群眾來信。一封是“山西娘子關電廠寧翠榮”寫的《此種做法弊多利少——有感於潘曉上電視》，另一封則是“北京石月”寫的《鄰居眼裏的潘曉》——“各類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麵對她的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評論、吹捧，使她從一個‘無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國人人矚目的‘風雲人物’”；“黃在生活中，‘主觀為自己’是做到了，‘客觀為他人’還差得很遠”。

幾天後，中宣部《宣傳要聞》第74期轉發了這兩封信。胡耀邦在其上作了批示：“請有關部門查查這件事，報刊、電台有個獵奇的思想，沒有解決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聞單位參加的例會上傳達了該批示。

一時間，“潘曉討論”出事了，傳遍北京城。

1983年12月，華中工學院黨委向中央有關部門送上一份題為《〈中國青年〉〈中國青年報〉關於人生意義討論散布大量錯誤觀點必須澄清的材料》。對此，胡耀邦說，“這件事用不著再大肆翻騰，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雖然不再“大肆翻騰”，但“提高認識”的檢查還是要做：原社長關誌豪已被調離，1984年第1期《中國青年》上發表了《“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錯在哪裏？》的專文。在“編者按”裏，編輯部向社會公開檢討：“……由於我們工作失誤，這場討論的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響，我們要認真吸取教訓。”

“參與‘潘曉討論’的6萬多封來信，全被當成廢紙，化為紙漿。”直到2000年，《中國青年》紀念“潘曉討論”20周年，“算是自己給自己平了一個反”。

“潘”“曉”的命運

“當年袒露的思想觀點，在今天的年輕人看來不算什麽。但在80年代初真會被看成異端、另類、大逆不道，還真得需要點勇氣，犯點傻，才能豁得出去。”黃曉菊微笑說。

那封信讓她“一夜成名”。大學生們紛紛請她參加活動，和她共同討論“費爾巴哈”、薩特的“存在主義”。

“廠門口每天站著陌生人，口口聲聲說要見‘潘曉’，要和她談人生，談理想。”

這讓廠裏很為難，“放進來不行，可老待在門口也不是個事。”

她想到一個“書多，讀書人多的地方”去工作，《中國青年》幫她調進了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發行部。

但很快，她就發覺，在這裏她並沒有得到認可和接受，“我似乎是作為‘有越軌思想’的人被安置在出版社的主流之外，時刻被人‘關注’。我沒有可以表現或發揮一下自己的可能，甚至沒人可以交流，我不想隻求一份工資或一個飯碗，我又開始不安心了。”

一次，她在報紙上看到了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圖書資料員的廣告，她去應聘並通過了考試。

“這樣，我從一個‘有學問人’的地方，挪到了另一個‘有更大學問人’的地方。”

“在展開人生觀討論以後，黃曉菊在各大學做報告。在北京化工學院做報告時，她結識了台下很崇拜她的一個大學生，後來，這男生成了她的丈夫。”

潘禕記道，1980年5月末，他被人帶去了北京安定醫院檢查。

“一個實習醫生在聽了他人對我病狀的描述，並與我交談了不到五分鍾後，讓我出診室。很久以後，我才看到診斷證明，上麵這樣寫著：重型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學校據此診斷，勒令潘禕休學1年。其後他一直為複學，“陷入與校方複雜而艱苦的糾纏裏不可自拔”。

1981年3月20日，潘禕正式收到了學校發來的退學決定。“就這樣，我在不知情下，被學校推薦到了那場討論當中，又在不知情下，被學校轟出校門。”

得知退學是父母與學校的共謀，他異常憤怒，宣布與家庭脫離關係。

他隻身回京，到處流浪。“黃曉菊曾為我介紹到三裏河鐵二區一個殘疾人自建的窩棚裏居住，那個殘疾人又瘸又瞎，正用盲文寫作，我去住的條件是幫他將盲文改寫成普通文字。”

“潘禕是來找過我。他總說我們是‘潘曉’，應該如何如何。可我不這樣想，有沒有‘潘曉’，我都是我。”在社科院當圖書管理員，黃曉菊依然“個性”。

“大知識分子們”都覺得她“不太聽話，喜歡自作主張，按自己認為對的辦，不能不折不扣地服從上級”。

自然而然，當所裏第一次實行人事製度改革時，她第一個被解聘。

比她小4歲的丈夫也離開了她。“生活是現實的。生下兒子後，他常問我，你不是‘潘曉’嗎？怎麽和其他婦女沒兩樣？”

生計陷入困境，半夜裏，她常從焦慮中驚醒。她暗忖，先把兒子全托，然後下海南自謀生路。

1988年，黃曉菊到達海南。在《海南特區報》，除了寫稿，她還要去拉廣告。“我那種跟‘學問人’一起便能提升自己品質的謬想已蕩然無存。”

“拉廣告應求著人家吧？我不。被人晾在一邊，我就直接上前問他，你是怎麽回事啊？到底行不行啊？”拿到700元業務費後，黃曉菊一度回到北京。

兒子在幼兒園裏天天盼她，攢著兩塊糖舍不得吃，放在口袋裏都化了，說要留給她。想想自己從小遠離父母，兒子又步了她的老路，黃曉菊心如刀絞。

“我真的不應該再離開孩子，可為了生存，我必須離開。”這一次，她去了深圳。

在深圳找工作，跑爛兩雙鞋後，黃曉菊在一個日本人家裏做起了“女傭”。

“女傭”在當地叫“搞家”，“我長這麽大，從沒一片屬於自己的安穩的屋簷，婚姻也沒給過我一個家，我哪裏會‘搞家’？”

懷著滿腔無奈，她走進了日本人的家。男主人是一家工廠廠長，有位韓國籍太太，叫索榮花。

“這是一個性格極其堅韌的韓國女人。為了養家，她沒有名分地跟著腿部殘疾，比自己年紀大一輪的老男人。並且，真心誠意地愛他，照顧他。她知道我不會幹家務，卻沒有告發過我，而是手把手地教我。”

索榮花讓她對自身有了反省，“我覺著自己過去空談理想，驕矜而浮躁。”

“我每天跟著索榮花，一絲不苟地做好每件家務，內心開始變得誠實，情感變得純樸，人也變得平和。”

1年後，日本人被炒魷魚，台灣人頂了他的職。

“得到他們夫婦恩惠的女工，紛紛辭職，表示不滿。隻有我左思右想，最後選擇留下。丟了工作，兒子怎麽養？生活怎麽辦？”

索榮花走了，再也沒聯係過她，“我這一生，從沒一個人像她那樣無條件地對我好。”

轉眼間，她的眼圈紅了，“真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她噙著淚，苦笑著重複當日的“經典話語”。

1993年，黃曉菊結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搗騰起服裝生意。做生意，她依然故我，隻進自己喜歡的貨，若有人不懂欣賞，她還忍不住跟人爭論不休。

“我不算成功，不會趕流行，不愛與人套近乎。”若要出麵應酬，她勉強答應後，走在半路中，又會折回去。

有時，她坐在店裏某個角落，安靜地看點書，“年輕那會，讀到可心的句子，會使勁抄啊，與人分享。現在興奮了，也想拿起電話，可打給誰呢？”

另一個主人公潘禕1983年在馬麗珍的幫助下，在前門聯社做起了裝卸工。8月，全國“嚴打”開始，“同去提貨的司機拿了一塊放在貨場上的焊錫，並要求我保密。”

9月，司機被抓，10月，潘禕被傳訊，這一關就是4年。出獄後，他刷過瓶子，當過編務，做過發行。90年代後，他曾一度頻繁跳槽，在許多公司做過“人事廣告部經理，副總，總裁助理”。

90年代末，潘禕做起了自由撰稿人，“他在網絡上，取名‘大俠’，發表一些關於經濟方麵的觀點。”彭明榜說。

在彭的記憶裏，潘的最後一份職業是在“中華英才網”主持“老潘信箱”，“專門解答求職者和職場中人的種種問題。”

“以前，我因為討論人生而被迫改變了人生之旅。如今，在互聯網上，我又與那些年齡18到24歲的年輕人繼續著人生的話題。我不知道這對於我是不是一個難以打破的宿命。”

“後來據說，他出國了，大約去了挪威。”彭明榜不敢肯定。

“如果真是這樣，那他就是找他妻子去了。”黃曉菊猜測道。這又是一個謎。

……………………

百年語錄——1900—1999中國人的聲音

總有一些話在我們耳邊縈繞，它們深刻地影響了時代，存留在人們的記憶中。一百年，人們不僅做，而且在說———社會在底層沉重地變動，語言在表層耀眼地浮動。那些時代的話語，往往表現了一個時代的精神氣質。今天，當我們站在世紀之交，回首過去百年，穿過事件的叢林，可能會發現，這些話語構成了最醒目的路標。是為百年語錄。

1900年

梁啟超：“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

一百年前的新世紀宣言。《少年中國說》強調：“造成今日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製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

辜鴻銘：“當所有列強都成為原告、法官和劊子手時，我猜想皇太後將不得不賠———賠———賠！但如果我是皇太後，我將拒絕賠———即便列強把我抓起來送到聖赫勒拿島———除非列強答應將來不再派來三種東西———日耳曼猶太高利貸狗、（法國的）黑龍騎兵和（英國的）愛管閑事之輩到中國來。”

是年八國聯軍洗劫北京，次年清政府與列強簽訂辛醜條約，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

1911年

林覺民：“汝幸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幸偶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卒不能獨善其身！”

《與妻訣別書》，4月24日，林覺民旋即在黃花崗起義中犧牲。

1912年

孫中山：“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必使中華民國之基礎，確定於大地，然後臨時政府之職務始盡，而吾人始可告無罪於國民也。”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1月1日。

1915年

陳獨秀：“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

《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9月15日，新文化運動由此發端。青年，從此以嶄新的麵貌和整體的形象，登上中國曆史的舞台。

1916年

胡適：

“文字沒有古今，卻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作“欲”，今人叫作“要”。

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

古人叫作“溺”，今人叫作“尿”。

本來同是一字，聲音少許變了。

並無雅俗可言，何必紛紛胡鬧？

至於古人叫“字”，今人叫“號”；

古人懸梁，今人上吊；

古名雖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嚐不妙？”

胡適是白話文運動的倡導者。新文化運動的學術思想論爭，一半都是在嘻笑怒罵中進行的。

1910年代

錢玄同在《新青年》上著論，說凡四十歲以上的都可以槍斃的了。胡適同他訂約，說“到你四十歲生日，我將贈你一首新詩，題曰手槍”。

痛惡老大之中國，疾呼青年之價值。新文化運動中之最激進言論。

1918年

李大釗：“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馬克思主義迅速在中國傳播，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率先歡呼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闡明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

魯迅：“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每頁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仔細看了半天，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寫著都是‘吃人’！”

“救救孩子……”

《狂人日記》。

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蒼生何！”

這是麵對民國後一派經濟凋弊、政治動亂，一名中國知識分子表達的舍我其誰的使命感。此後遂有1922年由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梁漱溟、胡適等16位知識分子簽名的政治宣言《我們的政治主張》；有1945年由昆明文化界著名人士聞一多、羅隆基、潘光旦等342人聯名發表，提出促成聯合政府的《關於挽救當前危機的主張》。

1919年

蔡元培：“弟在大學則有兩種主張如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

這是作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回複林琴南攻擊北大學風的信中的話。一代風氣和學術傳統由此而開。

1926年

魯迅：“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

《紀念劉和珍君》。魯迅雜文戰鬥精神的最好體現。

1927年

陳寅恪：“凡一國文化衰亡之時，高明之士，自視為此文化的寄托者，輒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靜安先生，是其顯著之例。”

這是陳寅恪挽剛剛沉湖自盡的王國維的話。是時，北伐軍即將打到北京。

1928年

周文雍、陳鐵軍：“我們要舉行婚禮了，讓反動派的槍聲作為我們結婚的禮炮吧！”

廣州起義失敗後，兩位共產黨人2月6日就義於廣州黃花崗刑場。刑場上的婚禮，是革命時期愛情最好的詮釋，它鑒證了愛和信仰的雙重重量。

陶行知：“劃出地方數處貢獻人類，俾抱有改造社會之學者，得以運用科學方法，實現極樂世界。”

陶行知在當年全國教育會議上的提案，一個教育理想主義者的烏托邦。是年北伐宣告結束。

1933年

李烈鈞：“先從自己的平等做起，而後可以打破對外的不平等。”

這是一位參加過討袁戰爭的老英雄在抗日戰爭前夕發出的警語，與那句著名的“攘外必先安內”的謬論相比，李烈鈞把反抗外侮與改造中國的邏輯關係說得異常透徹。

1935年

中共中央：“大家都應該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

《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又名《八一宣言》。

田漢：“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用我們的血肉鑄成我們的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刻，每個人都被迫著發出了最後的吼聲。”

《義勇軍進行曲》，本來是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歌，但在上映之前，便已廣為傳唱。1949年定為代國歌。1978年國歌曾重新填詞，但不久即恢複田漢舊詞。

胡適：“為免除許多無謂的文字上或名詞上的爭論起見，與其說‘全盤西化’，不如說‘充分世界化’。”

這一年中國知識界發生了“建設中國本位文化”與“全盤西化”的大論爭。

1936年

張學良：“各位同胞們，我們的槍，不是打中國人的。”

西安事變捉蔣後，張學良在西安市民大會上的講話，12月16日。

1941年

毛澤東：“實事求是。”

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的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實事求是”是我黨的思想路線。

1944年

毛澤東：“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

這是毛澤東在為中央警備團一位普通戰士而舉行的追悼會上的講話。從此，“為人民服務”成為黨和人民政府開展工作的最根本的出發點。

1946年

聞一多：“今天，這裏有沒有特務？你站出來！是好漢的站出來！”

7月15日，最後的演講，在李公樸追悼會上。聞一多最後說：“我們不怕死，我們隨時準備像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後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果然，在演講完回家的路上，聞一多即被國民黨特務暗殺。

1948年

朱自清、吳晗等一批清華大學教授：“為反對美國政府的扶日政策，為抗議上海美國總領事館卡寶德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對中國人的誣蔑和侮辱，為表示中國人民的尊嚴和氣節，我們斷然拒絕美國具有收買靈魂性質的一切施舍物資，無論是購買的或是給予的。下列人員拒絕美援平價麵粉，一致退還配購證，特此聲明。”

毛澤東在名篇《別了，司徒雷登》中說：“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即源於此。

馮玉祥：“馮玉祥十二歲當兵，一九四六年退役，做了五十五年的丘八，看不出捆綁來的壯丁能打勝仗，看不出違背人民利益的軍隊，會得到最後的勝利。”

10月10日，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發表國慶演講。一個老兵的經驗之談。馮玉祥是在評論國民黨“剿共一年零三個月”的“成績”時說這番話的。“東北國軍形勢危殆，共軍到長江北岸，連南京城門也關閉了。”

1951年

魏巍：“在朝鮮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東西感動著；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縱地奔流著；它使我想把一切東西，都告訴給我的朋友們。……這就是：我越來越深刻地感覺到誰是我們最可愛的人。”

自魏巍發表戰場親曆的長篇報道《誰是最可愛的人》，“最可愛的人”遂成為50年代初全國人民對誌願軍戰士的普遍稱謂。

1954年

毛澤東：“現在我們能造什麽？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1953年，我國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新中國在一窮二白的家底上開始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

1957年

馬寅初：“實行計劃生育是控製人口最好、最有效的辦法。”

馬寅初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即後來被批判的“新人口論”。

毛澤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好像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毛澤東在莫斯科接見中國留學生代表時說。

1959年

彭德懷：“浮誇風氣，吹遍各地區各部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跡也見之於報紙，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

一個老共產黨員以極大的勇氣對“大躍進”的反思。廬山會議給毛澤東的信，7月14日。

1959年

馬寅初：“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一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投降。”

馬寅初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良心回擊對他的批判。

1962年

於右任：“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隻有痛哭。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

國民黨元老於右任絕筆詩《國殤》，1月24日作於台灣。

鄧小平：“劉伯承同誌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現在要恢複農業生產，也要看情況，就是在生產關係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采用哪種形式。”

鄧小平發表講話《怎樣恢複農業生產》，7月7日。著名的“貓論”即來源於此。

雷鋒日記：“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

雷鋒的行為和生活態度影響了幾代青年的價值觀。至今，每年三月還會有學雷鋒的軍人義務修車等活動。國內媒體報道說美國西點軍校也高懸雷鋒像。

1966年

鄧拓：“作為一共產黨員，我本應該在這一場大革命中經受得起嚴峻的考驗。遺憾的是我近來舊病發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給黨和人民增加負擔。但是，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

自盡前絕筆。選擇死亡有時候也是選擇尊嚴。“文革”中死難的殉道者還可以列出老舍、吳晗、傅雷……一串很長的名單。

1968年

食指：“當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

當灰燼的餘煙歎息著貧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

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這首詩的名字是《相信未來》。在物質和精神都極為困頓的時候，它激勵和鼓舞了一代知識青年的生存信念。整個“文革”期間，全國下鄉知青總數超過1600萬。

1971年

周恩來：“現在，門打開了。”

是年第31屆世乒賽在日本舉行，美國乒乓球代表團應邀訪華，隔絕了22年的中美交往大門開啟，小球轉動了大球，史稱“乒乓外交”。

1973年

顧準：“相信絕對真理的人和狂熱的基督徒一樣，都討厭庸人氣息，讚美一天等於二十年的革命風暴。”

我們借用青年學者朱學勤的一句話作為評注：“幸虧有顧準，才挽回了這個民族的思想界在那個可恥年代的集體名譽。”

1976年

王立山：“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

是年清明，北京上百萬人自發聚集天安門廣場，悼念已故總理周恩來的活動演變為大規模的對當權者的抗議活動。這是當年流傳最廣的一首詩。

1978年

《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現成條文上，甚至拿現成的公式去限製、宰割、裁剪無限豐富的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這種態度是錯誤的。”

5月11日《光明日報》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公報這樣評價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對於解放思想，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隨後，平反冤案開始了，改革開放開始了。

1980年

潘曉：“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

《中國青年》雜誌當年5月號發表的一封來信，一場規模空前的人生觀討論由此引發，來稿超過6萬封。其時思想禁忌初開。

1981年

北大學生：“團結起來，振興中華！”

3月20日，北大學生慶祝中國男排獲勝遊行口號。青年的愛國熱情從這個口號爆發出來，迅速傳遍全國。

1986年

崔健：“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

歌曲《一無所有》。80年代理想青年的苦悶和呐喊。

1988年

民諺：“拿手術刀的不如耍剃頭刀的，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

一個博士在學校旁擺煙攤，知識分子收入問題備受關注，輿論稱為“腦體倒掛”現象。11年後，高知識高收入比比皆是，“知本家”成為新興流行詞匯。

1992年

鄧小平：“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

1月18日至2月21日，視察南方講話，把改革開放繼續推向深入。

1996年

宋強等：“中國可以說不。”

是年《中國可以說不》以暢銷書的姿態麵世，書中的民族情緒引起爭議。

中國青年報1999.12.29. 。

……………………

北京青年報2000年3月29日頭版欄頭【新聞回訪】《追尋今天的潘曉》見20版（有去年中國經營報茅碩拍的大頭照）

20版〖新聞回訪〗

人生的路這樣走過

追尋今天的潘曉

要提及人生觀的討論，人們不會忘記二十年前那場席卷全國的人生觀大討論。而這場討論的起因就是那篇署名潘曉的《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的讀者來信。五月，就是這場討論的二十周年，當年討論的年輕人已是四十不惑的中年人，那當年的潘曉今天在哪裏，如今他的路是窄是寬呢？

新聞背景：1980年5月《中國青年》雜誌刊登出一篇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其中一名女工的坎坷精力發出對現實與理想的困惑。文章一經刊登，在全國青年中引起強烈反響。這場討論持續到翌年3月結束。《中國青年》雜誌的最高發行量達到369萬份，讀者來信總計6萬封。有青年稱“這是他們第一次敢於向媒體吐露真言”。

這封反映出一代青年困惑的讀者來信，實際上是由雜誌社編輯綜合多封讀者來信而成，並取其中的代表人物潘煒和黃曉菊共同構成“潘曉”這個名字。

黃曉菊：人生的路還是沒有定論

以出現在媒體上的數量相比，現在的黃曉菊要遠遠少於潘煒，可是20年前，黃曉菊卻是作為潘曉的原型出現在中央電視台傻瓜出現災難工廠學校的主席台上，不經意間潘曉這個思想典型成為了人物典型。從平凡女工到明星人物，黃曉菊既有崇拜也有非議。人生觀討論的熱潮退去之後，黃曉菊也開始從媒體中隱去。

▊閉門7天回顧20年

最近在《中國青年》雜誌社編輯的強烈要求下，黃曉菊開始躲進賓館為人生觀討論20周年撰稿。前日下午記者來到她所在的賓館。在此之前也曾聽到過她的很多傳言：身材臃腫，像下工女工，甚至待人苛刻。可是在打開門的那一刹那，笑容化解了一起成見。房間很安靜，沒有電視也沒有音樂，隻是書桌上擺放著厚厚一遝稿紙，筆跡不是很工整，書桌有一些潦草。這就是7天以來在賓館閉門寫作的成果――20年的總結。

黃曉菊仍然不減當年的熱情和善談，一個原本略帶傷痛的話題在非常輕鬆的環境下開始了。

也許是7天來審視過去的結果，對於那場討論黃曉菊沒有任何顧慮：“我覺得當時的討論價值在於他的真摯和情感。‘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這句話隻是我當時的感覺，不是什麽結論，寫作說這個話可能很普遍了，像廣告詞唱的‘每一天我為我充當向導，高興就好’。”可當年在信發表之後，黃曉菊還為信中的直率和敏感而後怕。

寫作作為一個初三孩子的母親、五家店鋪的女老板，黃曉菊對於過去並不太在意，“平時很少想起那長討論，討論完了就放下，當時我很真誠，對人生有一些看法，但之後我還是要做回我自己吧。”

▊一場討論兩種人生

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封信和這場討論還是改變了黃曉菊原來的生活軌跡。從思想典型變成人物典型，黃曉菊成為潘曉的替身。一個初中畢業生，一個普通的紡織女工，一夜之間成為家喻戶曉的焦點人物，工廠的工作也經常因為讀者的來訪中斷。在《中國青年》雜誌社的幫助下，黃曉菊調往出版社工作。之後，她又憑借自學在某科研所的招聘中入選。

“我非常喜歡那個閱覽室，如果他們不解聘我，說不定會一直留在閱覽室，裏麵窗明幾淨的，非常安靜，好多好多書。”但是安靜的日子沒過多久又再次喧鬧氣力。因為沒有按院裏的限額訂閱雜誌，而自己是潘曉的身份也被同事知道了，不到一年黃曉菊就被解聘了，此時曾是潘曉崇拜者的丈夫也提出離婚。無奈之下，黃曉菊隻好成為了最早一批下海者之一。在北京的女人街成為最成功的攤主，又獨自一人下深圳做一個南部淘金者。

▊這些書我一輩子都看不完

（此處有一張去年中國經營報茅碩為我拍的大頭照，下書“20年後的潘煒曆盡滄桑”）

現在黃曉菊已經在5個商店打理起自己的店鋪，“他們可能覺得我會很有錢，可是我沒有。我不算帳，我不知道用多少。做服裝生意也隨心所欲。我現在是拿自己的錢去賠自己的個性。我不是一個特別規範的經營者，有的時候一倉庫的貨都賣不出去。”黃曉菊對數字不敏感，實在不像是一個生意人。在賓館住了7天，也沒能記住門牌號碼。

現在黃曉菊住的還是小姨的房子，她和兒子住一間。狹窄的房間裏最醒目的東西是書，滿滿一書櫃，本來就不大的單人床一半都被書占據了。書在黃曉菊的生活和實驗話劇、電影並排為三大愛好，“王朔、艾丹的書，我買來後都沒來得及看，生意忙沒法看。我都不愛朝裏睡，看見床上這麽多書，我覺得我這輩子都看不完。”

離婚之後，黃曉菊一個人支撐家，每天早上6點鍾起床，進貨、發貨、安排店鋪裏的工作，然後就開始奔波。“四十幾歲，還沒有一個家，按照正常人的說法，我應該是過得挺差的。我和兒子睡上下床，他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他什麽時候能有一個房間，我聽了特別難受。”

▊我在尋找讓我沉下去的東西

在羊毛衫廠的老朋友眼中，黃曉菊和20年前沒什麽變化，還是那麽的激昂、獨立。但是黃曉菊自己審視這20年已經是“俺現實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改變自己，但不超過3次和不必要的人吃飯。我的孩子改變了我很多，對孩子我必須報以最大的寬容。”

20年前，為編輯部寫的思想總結是在療養院完成的。黃曉菊非常清楚得記得當時是以散文體寫的，原稿有七八千字，可惜的是原稿已經沒有了，現在隻留下編輯部的摘要。“如果說那個討論到今天能得出什麽結論，我想人生是永遠沒有結論的，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答案，沒有哪個人能詮釋別人的人生，沒有哪個人能夠代表那麽多人說話。”

（此處有一張我80年休學返回青海途中路過西安時照的像，下書“1980年“潘曉”之一的潘煒”）

《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節選

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翅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裏。人生的路，怎麽越走越窄，可我一個人已經很累了，仿佛隻要鬆一口氣，就意味著徹底死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過天主教堂的禮拜，我曾冒出過削發為尼的念頭，甚至，我想到過去死……心裏真是亂極了，矛盾極了。

已逾不惑的黃曉菊直到現在也沒有固定的想法，“我一直不知道以後怎麽生活。我總覺得會換地方。我在尋找讓我沉下去的東西，也許是空門吧。”

潘煒：我更願意談談現在

作為潘曉的一半，潘煒曾經一度成為焦點人物，當時的學校、報紙充斥著關於他的各種正麵、負麵消息。但精力過退學、入獄、流浪、經商，潘煒越來越少的出現在媒體上。隻有從零星的報道中才能捕捉到他的點滴蹤跡：1997年在《中國青年》雜誌上發表討論的首篇文章，1998年在記者的陪同下回到母校索要畢業證書。今天在目前最為時髦的因特網上開辟“老潘信箱”。

▊老潘信箱網上指點人生

上周五記者按照潘煒提供的抵製找到他在航天橋附近的住所。潘煒和他年輕的妻子已經早早等在門口，昏暗的燈光下，站在走廊盡頭的潘煒夫婦顯得瘦長而單薄。看見記者，潘煒揮了揮手，這事才發現他的身高的確異於常人（事後才知道潘煒有1.9米高），而他的妻子在身高上與他非常相配。進門時，潘煒習慣性的彎了彎腰。潘煒的房間很小，小到隻能放下一張書桌、幾把椅子，臥室裏也隻有3樣家具以及兒子睡的小床，屋子不是很整齊，但還是能看出整理過的痕跡，最醒目的是滿滿一桌的動物玩具和擺在書桌上的電腦，電腦的屏幕遊移著“壞蛋鬧鬧，不要哭也不要吵”。

在廚房、客廳、衛生間連為一體的房間裏，潘煒談起了討論之後的20年。話題從桌上的電腦開始。年初，中華英才網推出“老潘信箱”的職業谘詢欄目，而它的主持人就是20年前困惑於人生意義之中的潘煒。桌上的電腦是，中華英才網為他提供的辦公工具，辦公地點就是這間三位一體的房間。每周三天的工作時間，內容就是憑借自己早年間在公司麵試別人以及接受別人麵試的經驗，為網友解答求職中遇到的問題。

我們的交談不時被電話打斷，有媒體約稿的，也有潘煒約的稿，除了為網友釋疑解惑，每周六潘煒還要為一家電腦雜誌做編輯，在接受采訪的同時他還要為自己的版麵組織稿件。除此之外，潘煒和工作表上還有電視節目的策劃，報紙的撰稿、企業的顧問。看上去挺忙的潘煒卻自稱是“無業人員”，沒有固定的辦公地點，沒有固定的收入，沒有醫療保險。“1998年我總共的收入才5000多元，曾經因為心髒病差一點就不在了，我心髒是在透支體力和進行掠奪性的資源開發，加上我年輕時的超負荷體力勞動，真有些不堪重負。”說及過去，潘煒的眼睛有一些濕潤，為了不讓記者看出，他用咳嗽來掩蓋過去。

▊沒有監獄的生活我隻能算活了一半

1980年參加討論後的潘煒變得更加孤傲，與學校格格不入。1981年在得知父母瞞著他辦理了退學手續後，潘煒從青海回到北京討說法，為此父母與他脫離關係並斷絕經濟往來。無處棲身的潘煒住過火車站的候車室，住過自製的窩棚，住過大樓裏的過道和立交橋的橋底。在城市流浪乞討的生活曆經兩年左右之後，潘煒終於告別了那段灑脫的生涯。在《中國青年》雜誌社編輯的幫助下，潘煒得到一份裝卸工的工作，每天要抗上百個100多公斤重的大包，來往於車輛和倉庫之間，還經常要到火車站貨運場提貨，但是得到了棲身之所――倉庫。可就是這個裝卸工的崗位給潘煒帶來了3年半的鐵窗生涯。

1984年，因為拿了一塊放在貨場上的焊錫，以盜竊罪潘煒被判入獄3年半。對這段曆史，潘煒的坦然超過我的想象：“沒有監獄的生活，我隻能算活了一半。”出獄後為了自食其力，他開始了一輪新的奔波。第一份外出的工作機會，是在實驗室刷瓶子，一個一分錢。第二份工作是在編輯部做些跑腿打雜之類的編務工作。潘煒的生活開始和媒體和出版社打起了交道。

但不久之後，他的簡曆中也開始出現各種主任以及公司經理的頭銜，從出版社到房地產公司到電腦公司，跳槽對於潘煒成了家常便飯。

▊潘曉已經成為一種符號化的標識

現在媒體和朋友在提及潘煒時還是無可避免地聯想到潘曉。“這件事對我的影響，可以說已經成為一種符號化的標識。一係列為我所不願提及或已經懶得再去認真解釋的說詞和往事，常常在不同場合被不同的人，懷著不同的居心，以不同的方式或強迫或帶有些樂不可支抖落出來，甚至是用那些雖然看上去是關心我，其實是帶有某種非人道性質的關懷和好奇，讓我感到無地自容或者厭煩至極。”今天的潘煒，那場討論、那封信已是如煙往事。

不管願意與否，20年之後，潘曉的影響依然沒有離開過潘煒。如果說當年的潘煒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詩強說愁”。那現在的潘煒則是“如今盡識愁滋味，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球。”不再寫詩歌散文的潘煒開始寫起了經濟評論，潘煒的文章中幾乎沒有表揚的，而且大多都是和時下觀點背道而馳。已入不惑的潘煒對未來不敢做任何打算，也許能要回學曆，也許能找到一份穩定。

▊文/本報記者鍾鷺

……………………

1980年5期《中國青年》

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

編者的話

我們在研究青年，青年在研究社會、人生。

青年們常有這樣的體驗：當他認為人所堅信和追求的東西突然失去的時候，當光陰的流逝使他痛感自己碌碌無為的時候，當因某種情景的觸發而使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一個嚴肅的問題就會象逼視著自己的法官那樣出現在眼前：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

這個老問題又被提出來了嗎？對，又被提出來了！但它卻帶有八十年代的特定的內容。

了解這十幾年沉浮變遷的人們，都不難理解青年們探索人生 所走過的艱難曆程。

象潘曉一樣，他們原來也真誠地相信世間一切都是美好 ,真誠地願意為革命、為信仰獻身。然而十年動亂衝毀了這一切：理想與現實竟有著這樣驚人的距離，人生的旅程竟是這樣的艱辛，人生的目的經又是這樣模糊、把握不住？！他們彷徨，苦悶……

但他們不願意走向虛無，而是在探索，艱苦地探索！“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他們是帶著過去的創傷來探索人生的。

他們是帶著受到現代科學發展的吸引的眼光來重新審視人生的。

他們是帶著自己對祖國命運和人類前途的關注來思考人生的。

象以往多次發生 過的情形一樣，在人類曆史上每一次較大的社會進步的前夕，差不多都發生過 一場人生觀的大討論。歐洲文藝複興時期關於人性論、人道主義的討論，俄國革命前夕關於人本主義和新人生活的討論，我國五四時期關於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等等，都曾經對社會的前進作出過貢獻。

今天，在我們的民族經曆了如此巨大的災難之後，在我們的國家急待振興 的重要關頭，在科學文明已經如此發展的當代，人生意義的課題，必然地、不可免地在青年當中又重新被提出來了。

應說，彷徨、苦悶對於麻木、僵化是一種曆史的進步。我們無須諱言我們的社會還有弊病。它並不因為一些人的忌諱，或另一些人的憤世厭生就自行消失。但是，在十年動亂的血與火的洗禮中，在經曆了種種挫折、危難的鍛造之後，我們共和國的年輕一代，沒有背棄時代的責任，作為他們的主流設更堅強 了。他們背負著民族的希望，腳踏著祖國的大地，高舉起新長征的火把，又頑強地挺進了！對於人生意義的思索和尋求，將成為年輕一代在人生旅程中的新起點。

應該怎樣看待社會？怎樣對待人生？當理想和現實發生矛盾的時候怎樣才能生活得有意義？一個人生命的價值何在？－－讓青年們自己來討論這些嚴肅的問題吧！

這裏，我們把潘曉同誌給編輯部的一封坦率、誠懇的來信發表出來。潘曉同誌說：“青年們的心是相通的。”我們相信，在一場對人生意義的廣泛的、平等的、科學的探討之中，青年們會有所收益。潘曉同誌和更多的青年，會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上，找到指引自己前進的路標！

……………………

從“潘曉討論”看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曆史與觀念成因

賀照田

【內容提要】本文以相當的篇幅聚焦發生於1980年的“潘曉討論”（人生意義討論），尤特別詳盡解讀、分析了引爆此場攪動了一代人的大討論的署名“潘曉”的來信，不僅僅是因為過去有關此討論的分析、敘述遺漏了此討論中許多對曆史理解有幫助的內涵，更因為過去這些把握、敘述無法清楚呈現出此討論對理解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史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對準確理解今天極困擾中國大陸的虛無主義問題所具有的重要意義。而30年後本文對此討論強光聚焦，一方麵當然在試圖揭示此討論所蘊有的多方麵曆史認知內涵，另一方麵則試圖通過重新細膩解析、把握此討論的方式，有力揭示出此討論對理解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史、對準確理解此精神史中的虛無主義問題所具有的關鍵意義，從而希望因此能為我們思考當代中國大陸和身心感受、精神狀態、價值感覺、心理意識方式有關的問題，提供必要的理解幫助線索。

【關鍵詞】潘曉討論曆史挫折精神史理想主義虛無主義

Abstract：This paper is focused on the famous “Pan Xiao discussion” （about the meaning of life） which took place in 1980. Special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will be given to the letter under the name of “Pan Xiao” which had triggered the great discussion that stirred the whole generation. Past accounts and analyses of this discussion have left out much of its content that may help towards our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More importantly， these accounts and analyses have failed to show how important the discussion is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especially the nihilism that is plaguing the Chinese people today. Through exquisite re-interpretation and re-analysis， this paper tries not only to demonstrate the multifarious historical comprehensions provided by the discussion， but also to show how crucial the discussion can be to our precise understand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piritual history， in particular the issue of nihilism. We may also gain some clues for our reflection on the issue pertaining to body-mind sensation， spiritual status， value feelings， and the way of mental consciousne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the Pan Xiao discussion， historical setbacks， ideological history， idealism， nihilism

一

如果我們適當拉開距離，從比較的視野來看中國大陸當代的一些重要精神現象，便可發現，上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的精神史狀態其實是非常特殊、非常令人困惑的。

一位走過世界很多地方的台灣朋友便曾感慨道：他沒有見過世界上有任何一個地方像中國大陸這樣，無論在日常語言表現還是日常生活氛圍上，如此以錢為中心。他這個觀察對我觸動很大。首先，他的觀察讓我更加意識到此問題的特別性。先前我注意到這一問題，主要是通過中國曆史先後的比較，而現在他拉出此一問題則基於更大的空間視野。其次，他的觀察實際觸及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通常認為，一個社會如果有很長時間的富含倫理關懷的社會日常生活積累，那麽這個社會應該不容易被商業邏輯和消費主義所穿透。而從這個角度來看，上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社會的表現恰恰是一個反例，因為中國大陸不僅有幾千年日常生活的積累，而且社會和文化又被認為特別強調倫理，那為什麽這樣一個社會就其表現言，反如此容易被市場商業邏輯穿透、被消費主義氛圍所深切籠罩呢？

而一位美國牧師則因基督教在中國傳教前後結果的不同，意識到中國大陸在後毛澤東時代在精神和文化方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位牧師除基督教在中國傳布的基本情況外，對中國了解很少。他以為，在近現代，西方傳教士可以直接到中國，當時他們想盡各種辦法傳教，且當時傳教往往連帶了許多教育、醫療方麵的便利乃至經濟上的利益，但是在整個中國近現代，不管是天主教還是基督教，從信教的人數來說傳教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而與此相對，上世紀90年代以後，西方的傳教士被禁止到中國傳教，利益資源進入也極受限製，但90年代以後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卻是快速的，信教人數甚至經常是以幾何級數增長的。對這前後令人驚詫的差異，這位牧師總結為：這一切應該感謝毛澤東，毛澤東把中國的惡龍殺死了，使得基督教的福音在中國容易傳播了。①有意思的是，這位對中國了解很少的牧師，卻根據基督教在中國前後傳播快慢的對比，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當下中國大陸精神史狀況與中國共產革命與這一革命的延續——毛澤東時代獨特的社會主義實踐有高度內在關聯。但由於這位牧師對近代以來中國曆史了解過於有限，使他想不到繼續去問，中國共產革命和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雖然意識明確且強烈地打擊中國傳統文化，但這一革命與社會主義實踐所試圖構造出的人的精神主體與社會文化氛圍，卻是明確排斥宗教的。而且不僅毛澤東時代，“文革”結束以後，與毛澤東時代有承轉關係的70年代末、80年代的理想主義，主流也是反宗教的，至少是非宗教的。所以，毛澤東時代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打擊，並不必然使中國社會往快速接受宗教的方向發展。但有意思的是，曆史卻確實在短時間內快速向這位美國牧師所看到的方向發展。而注意到中國大陸此方麵的曆史實際過程，比這位美國牧師的理解複雜，同時，也便意味著，要解釋此美國牧師注意到的這一重大曆史現象，這中間實有很多未被這一美國牧師意識的問題與曲折需要我們去討論、解析。

上述兩個重重關涉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問題的觀察，一從空間帶出的比較視野切入，一從時間帶出的比較視野切入。相比，給我印象同樣深刻的一位韓國朋友對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問題的觀察整理，則是聯係世界社會主義實踐在主體問題方麵所遭遇到的困境這一角度給出的。這位朋友是韓國80年代學生運動中湧現出的理論家。他從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20世紀社會主義的思想與實踐中汲取資源，展開了他80年代一係列的思想、理論活動。80年代後期他被捕入獄，在他入獄期間，發生了蘇東巨變。巨大的衝擊與困惑使他90年代一出獄便動身到中國來，他要親眼看看實行中的社會主義。而這次中國之行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社會主義實踐並沒有產生相應的社會主義的主體。這次中國行形成的這一問題給他的衝擊如此強烈，以致不僅他多年後跟我們相見時，仍對使他當年整理出這一問題的細節記憶猶深，而且這一問題也極大程度影響著他接下來研究與思考的問題設定。

對他的這一問題高度共鳴，在我不是因為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挫折和主體問題的關聯，而是因為此主體問題和困擾我的中國問題根本相關。並且我們的差別不僅在問題的源起，還在對問題的處理進路。這位朋友在被他總結的“為什麽社會主義的實踐沒有產生社會主義的主體”問題所刺痛後，便相應調整自己的研究與思考。一方麵他仍承認整個馬克思主義在太多方麵所具有的分析、批判力量，另一方麵他也承認馬克思主義有關主體問題的思考薄弱。為此，他開始致力於把馬克思主義和當代法國思想有關主體問題的深入思考結合。而致力於具體曆史解析的我，則會在承認這位朋友總結的犀利性，並對其理論抱負深加期待外，會認為他這樣一種哲學、理論的問題設定與展開方式，固然重要，但卻不能把我帶向我更關切的對當代中國大陸曆史更深入的叩問。如此說，是因為在他那樣一種問題設定中，他不用去探問中國大陸處於他所見的這樣一種特殊的精神狀態，和中國獨特的社會主義實踐的關聯關係如何這一問題。而對比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實踐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對主體問題的高度關注，不僅在思想上高度關注共產主義新人的培養和打造，而且為此進行了大規模的實踐摸索。而這，在我看來，無疑為把握“文革”後中國大陸精神史所必需討論。也就是，要曆史貼近地解析中國大陸精神主體問題，實離不開對這位韓國朋友所見90年代中國大陸社會看起來很有問題的精神狀態，和毛澤東時代大規模共產主義新人主體打造的努力間是一種什麽樣的曆史關聯關係的厘清。尤其考慮到這中間還橫亙著，和毛澤東時代理想主義有著直接承轉關係，並在80年代還有著相當曆史位置的理想主義，卻在1992年中國市場經濟改革迅速鋪開的氛圍中蹤影迅失的現象，就更可以想見，這中間一定有著許多對理解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史問題非常重要的待發之覆。而這些則當然都是致力於曆史解析的我必需麵對和回答的。

因為他們對中國大陸精神史問題觀察和討論的刺激，更因為我處身此曆史中的困惑與困擾，和我對這些困惑、困擾試圖加以問題化的努力，使我近年一直膠著於中國大陸當代精神史課題，並逐漸聚焦於此精神史課題中的虛無主義問題，試圖對它的形成與流變進行有力的把握，以一方麵勾畫出它的當代中國大陸曆史特質，一方麵對它所以形成與如此演變的曆史、觀念原因給以相應分析。

讓我從當代中國大陸很多知識分子都相當習慣的觀念式談論的精神和價值問題，轉向對大陸當代精神問題的曆史分析，並逐漸聚焦為此精神史中的虛無主義問題，和2005年一位大學生自殺的直接觸動有關。這位大學生自殺前的遺言，及她一位親密同學對她自殺的反應，讓我明確意識到，知識界通常有關精神、價值乃至自殺問題的、沒有具體分析為媒介的觀念式討論，在具體的生命事件麵前其實是無效的，不僅不能幫助當事人去建設性地整理自己的經驗，紓解自己的鬱結情緒，也不能幫助我們去貼近理解和體會這類令人心痛的生命事件當事人某些特別的心理和情緒，當然更談不上去切實體會和理解這類事件所由產生的曆史與社會機製。

以這一令人心痛的事件為契機，我開始認真思考我先前注意到的如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那位台灣朋友觸碰到的，雖然我問題化此點的脈絡不同。我問題化此點，是注意到，中國傳統上本是一個高度關注倫理的社會（梁漱溟便把中國社會、文化此種特點特別點出，稱為“倫理本位”），中國社會主義教育又是一種強理想主義教育，那為什麽在改革開放啟動不到20年的時間裏，中國大陸社會在表現上卻變成了日常生活極被商業邏輯穿透、日常語言和心態氛圍極受市場邏輯和消費主義籠罩與幹擾的社會了呢？第二個問題則是，中國人向來被認為有很強享受生活、承受苦難的能力（羅素當年來華便深驚異於中國人享受生活的能力，李澤厚更命名中國文化此種特質為“樂感文化”）的民族，為什麽在“新時期”②短短的時間內，中國的自殺率卻如此高速攀升呢？第三個問題則是上邊那位美國牧師觸及的宗教問題。隻是在我，使我悚然於當代中國大陸的宗教問題的，是新興宗教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大陸的快速傳播，和我對中國曆史上新興宗教大規模傳播通常所伴隨的結構性條件，與此大規模傳播可能導致的多方麵後果的了解與思考。

對這些明白有著重要性問題的再審視，使我更加確認曆史維度對理解、把握中國大陸和精神有關的現實的意義。因為上述精神現象在相當重要的層次都和它們所處身的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史機製密切有關，因此，不直接討論這些重要精神現象，而討論中國當代精神史的基本構成機製，不僅實際有助於開顯和這些重要問題直接有關的曆史層麵和曆史環節，而且這些層麵與環節的開顯，還有助於我們理解其它同樣產生於此曆史的精神現象與事件。

而把自己的思考理解為對虛無主義的處理與關心，非意在把我對當代中國大陸問題的思考與在西方被思考得相當深入的虛無主義問題相比照，因為這不僅超出了我的能力，也非我關注所在。在我，使用虛無主義一詞，首先意在對那些在中國大陸知識界有關精神方麵問題的討論中總愛錯過的東西的強調。在中國大陸知識界對太多和精神有關問題的討論中，始終存在著把精神問題快速歸結為其它問題或快速抽象化的令人不安的表現。比如，把精神問題快速歸結為資本主義問題、現代性問題、社會經濟問題、社會製度社會規劃不合理③問題等，或快速抽象為終極關懷缺少、信仰缺失、人文精神缺失問題等，甚至直接歸結為隻要有人類社會便會存在的永恒性精神問題等。不否認，這些討論有它的揭示力和啟發性，但同樣不能否認的是，過於快速的解答常常解消問題，阻礙我們因問題本身的要求而可能尋蹤進行的對問題後麵曆史幽微的探尋。而這當然，也就阻礙我們去發現，隻有通過曆史幽微探尋才能抵達與去除的，未被我們正麵意識的曆史糾葛、觀念糾葛所加給此曆史中人的困擾與傷害。

因此，虛無主義的使用在我不是為了快速劃定所討論問題的性質，賦予所討論問題以形狀，而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向曆史開放，並通過此曆史開放反過來賦予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史討論、虛無主義使用以具體的曆史內涵、當代中國內涵。而也隻有通過充分地回置曆史，我們才能更深、更準確地看到我們習慣談論的市場社會、現代性問題，我們習慣批判的製度運行、社會規劃，和我們精神狀態、生活狀態的多方麵關聯關係。而也隻有以此為條件，我們的觀念反思、我們的社會分析與批判，才能真實地而非邏輯想象地麵對和內涵我們的精神問題、生命問題。

這樣一種試圖通過更多打開曆史，來開啟對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史更深入觀察與理解的意識與努力，使我對中國大陸知識界相關方麵的認識狀態越來越不滿意。比如，當前中國大陸日常語言狀態、日常生活氛圍為什麽如此被市場邏輯和消費主義氛圍所籠罩和穿透的問題，通常便被直接解釋為市場經濟和消費主義影響的結果。但當你接下來問，世界有那麽多地方都在搞市場經濟和消費主義，為什麽都沒有出現當前中國大陸這麽極端的情況，他便會相應解釋說這是因為毛澤東把中國傳統文化、傳統價值觀給破壞了。但如果你接著再問說毛澤東時代過去後的80年代，還是有很明確很強的理想主義的存在，他們就會說80年代末的事件把此理想主義摧毀了。但假使你到此仍然追問，80年代末的事件主要是政治和社會的事件，而不是一個精神史事件，為什麽在短時間內卻引發如此大的精神史後果，這個談話通常就進行不下去了。也就是，雖然中國大陸知識界在有關問題上的這樣一些解釋，觸及了和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史根本演變軌跡相關的諸多曆史方麵，卻不能否認，這些觸及常常籠統並似是而非，而非清晰審視把握後，確實有力地敘述這些方麵與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史所以如我們所見這樣一種演變軌跡間的實際曆史關聯關係。

那麽，如何才能有力突破此種有關當代精神史似是而非的直觀理解狀態，而深進曆史內在去理解、把握此精神史問題呢？經過幾年的閱讀和思考，我以為，要真正深進“文革”以後中國大陸精神史內在，必需首先細心麵對毛澤東時代和其後精神史關聯上的複雜性。就是，在看到毛澤東時代曆史挫折直接帶給“文革”以後中國大陸精神狀態的巨大影響時，還必需同時看到，“文革”後中國大陸精神麵貌的基本麵所以如我們所見形成，除毛澤東時代的直接影響外，還和“文革”結束後，無論是一般當事人，還是政治精英和知識分子精英均未能很好地意識和思考其時的精神史問題相關。也就是，“文革”後中國大陸精神史形成我們所見的那樣一種狀態並不是必然的，而是曆史和曆史中的我們的觀念狀態結合起來才產生出的結果。而也隻有以對這一對接下來精神史軌跡形成具根本位置的環節的澄清為背景，我們才可明了接下來諸多曆史事件和觀念嬗替所帶給此精神史的，為什麽會是如我們所見這樣一種曆史後果。

二

而要仔細審理毛澤東時代和後麵精神史狀況的複雜關係，最方便的就是回頭重新認真審理充分呈現著此複雜性的，在上世紀80年代初席卷了一代人的那次人生意義大討論，也就是“潘曉討論”。關於“潘曉討論”的過程、規模及其重要的曆史位置，當代中國大陸很有代表性的著名記者、報告文學家盧躍剛有著極扼要的整理與敘述。④在近年一次采訪中，盧躍剛概述道：

“潘曉討論”（也叫“人生觀大討論”）由《中國青年》雜誌社發起，《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兩大報紙跟進，持續時間近半年⑤。“潘曉”是當時兩個青年名字拚合而成的名字，潘曉那封提出了“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倫理命題和“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的惶惑長信⑥，發表在《中國青年》1980年5月號上。那時的《中國青年》發行398萬份⑦，至少有1500萬人讀。《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當時的發行量分別是220萬和240萬，分別有1000萬以上的讀者，絕大多數是青年。數千萬青年被卷進一場涉及社會倫理和人生觀的大討論，用“波瀾壯闊”來形容不為過。應該說，1980年代的大門是“潘曉討論”開啟的。“潘曉討論”的思想史價值被遠遠低估了，它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有兩個：一、挑開了問題；二、培育了1980年代的青年精英隊伍。“潘曉討論”是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運動，是新聞媒體麵對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人，特別是青年人的精神危機作出的反應。

采訪中，盧躍剛把“潘曉討論”跟八十年代另外兩次後來被談論多得多的重要討論“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爭論”與“姓‘資’姓‘社’大討論”相提並論。他強調說：“1980年代社會思潮波濤洶湧，其標誌是三次大爭論。第一次是‘潘曉討論’，第二次是‘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爭論’，第三次是‘姓“資”姓“社”大討論’。”

盧躍剛接受《新周刊》的這篇扼要訪談⑧所以讓我印象深刻，一方麵當然是他對潘曉討論極要言不煩的敘述整理，另一方麵則是他對潘曉討論曆史位置的高度強調。我近些年對當代中國大陸曆史的集中研讀越有進展，越讚佩盧躍剛對潘曉討論在當代中國大陸曆史上具有重要位置——重要到不下於我們看重的另外兩個大討論“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爭論”、“姓‘資’姓‘社’大討論”——的論斷。但支持這樣一個論斷，意味著同時也給自己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既然這三次討論曆史位置都很重要，為什麽這三次討論在後來曆史書寫中所受到的待遇卻如此不同。後兩次討論，特別是“姓‘資’姓‘社’討論”，在太多自認有自己獨立認知品格的中國大陸80年代曆史書寫中都是被大書特書的，相比，潘曉討論不是略過不書，便是被輕筆帶過。用盧躍剛的話說，就是“‘潘曉討論’的思想史價值被遠遠低估了”；用我的話就是潘曉討論的實際曆史位置相對於它在曆史書寫中的待遇是如此不平衡。這樣，潘曉討論為什麽會被有關曆史敘述重視不足，本身便成為一個需要追問的問題。要知道許多曆史書寫者當年曾親曆這場討論。且如以被震撼的程度和他們思考與情感卷入的程度，這當中不少曆史書寫者其實都可視為這場討論的當事人。有事件本身重要的條件，有有關這事件基本麵向的書寫並不需要特別觸犯禁忌的時代環境，又有許多可說實質意義上的當事人本身便是曆史書寫者的便利，那為什麽此事件在當代中國大陸曆史書寫上卻暗晦不彰呢？

在相當意義上，這個采訪中盧躍剛闡述他所強調的這三次大討論實質的方式，便可相當程度上讓我們理解，潘曉討論何以在當代中國大陸自認有獨立品格的曆史書寫上暗晦不彰的問題。盧這樣定位這三大討論：“三個爭論表麵上分別是倫理問題、哲學問題、改革目標的爭論，本質上是政治爭論，爭論的形態基本是‘左’、‘右’之爭。這股社會思潮的背後，是20世紀中國第二次‘西學東漸’，即學術界以‘新啟蒙’為特征的‘理論新潮’，展開了所謂的‘文化反思’。”⑨也就是，盧這樣一種處理、定位80年代這些思潮的方式，其實也是大多自認有獨立品格的曆史書寫者麵對80年代曆史，特別是其中知識思潮與社會思潮的典型方式。但問題是，這樣一種自覺不自覺麵對與處理當代曆史的方式，總是有充分的曆史有效性嗎？以盧此訪談中所提的這三次大討論為例，不否認，這三次討論都有其重要的曆史、政治後果，但問題仍然是，因此它們的本質就真的可以界定為政治爭論嗎？顯然潘曉討論不宜如此界定，“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爭論”如此界定也會遺漏很重要的東西。並且，雖然潘曉討論實際展開中有與盧所言的第二次“西學東漸”即學術界的“新啟蒙”交集，但討論中的原點，此曆史中人的精神曆程和如何整理此精神曆程經驗、如何對具有此一經驗曆程的身心進行再安置，則都更是在直接回應曆史、回應此曆史中人的身心、精神之痛，而和“新啟蒙”思潮因對一些觀念的信任而產生的自信狀態不同。不僅不同，而且當我們真深入了此討論的曆史—思想意涵，我們會發現，自以為對當代中國大陸主體、自我問題有效的新啟蒙思潮，其所強調的“人的再發現”、“大寫的人”，其實對此曆史中眾多感受精神困擾的生命，隻有一定程度的對治有效性，而並不能真含納、消化潘曉討論中已透露出的、引起時代廣泛共鳴的大多精神身心問題。

也就是說，盧與中國大陸大多非官方自認有獨立品格知識分子書寫80年代通常運用的“改革、反改革”視角，第二次“西學東漸”“新啟蒙”視角，加上因大陸環境限製公開會被壓抑、隱晦，但在海外頗為盛行的“爭自由、民主、人權，反專製”曆史書寫視角，都不適合正麵架構潘曉討論，更不用說給其正麵且貼近的分析了。也就是說，在潘曉討論麵前，我們的曆史書寫所暴露的，已不是遺漏在此曆史中實際有位置，但未以引起廣泛關注的事件顯露在我們麵前的曆史線索、曆史要素，而是我們的曆史書寫甚至不能正麵處理，如潘曉討論這般以如此醒目方式表現在我們麵前的事件所直接昭示著的曆史線索、曆史要素。而如果我們的曆史書寫，連潘曉討論這種已爆發出來的，對我們的思考與看曆史的方式以直接強烈挑戰的契機都不能應接，可以想象我們的當代史敘述與我們實際所處身的曆史—現實世界有著怎樣的落差了。而這不能不讓我們警醒，如果我們不是努力地去叩問使我們的問題與思考產生的曆史，而是自覺不自覺地以現存當代史敘述為我們的曆史—現實思考前提，那我們自以為對此曆史—現實充分有效的思考與理解，與我們實際存身的曆史—現實世界存在重要偏差也就毫不奇怪了。也就是，在現在這樣一種有關中國大陸當代史敘述如此不理想的情況下，有關曆史—現實負責任的思考，不可避免地要把它的一部分意識與注意力轉向對過快成型的相關曆史敘述的省視，與對此相關曆史—現實的再探問。否則，自以為為了中國的思考反可能在實質上脫中國。而如此，是因為他們關於中國曆史—現實的指稱本身便似是而非。

三

既然認定我們已有的曆史敘述與相關思考，還沒有找到深進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史內在來理解把握此精神史構造與演進機製的方式；既然認定潘曉討論在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史認知理解上實具有關鍵性地位，那麽一種負責任謹慎的作法，自然是盡可能避免任何先入為主，而努力於進入“潘曉討論”的曆史脈絡，仔細體會討論者所使用的方式，認真掂量他們每一句表述，以不漏過每一個曆史皺褶。而要做到這一切的前提，當然是不能斷章取義。這樣，一方麵因為擔心自己作選擇時會遺漏有重要性的信息，另一方麵更因為引爆此討論的、以潘曉之名發表的這封著名的信“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事實上以極為扼要的方式蘊含了，對理解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史構造和所以如此構造眾多關鍵性指示信息，使我決心把這封信及《中國青年》編者為這封信所寫的編者按用楷體諸段引述，並把我對每段的相應評注用宋體附在所評注的段落後麵，以詳盡展開我對這封信所關涉到一切的理解。下麵就是這封著名的信、《中國青年》的編者按和我對它們的理解。⑩

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

編者的話

我們在研究青年，青年在研究社會、人生。

相比後來種種自覺不自覺從他們自己習慣的曆史架構來敘述、界定此潘曉討論所產生的種種隔膜，當年《中國青年》這篇即時而出的編者按，對這場他們推動的重要討論，卻是相當敏感不隔的。{11}

青年們常有這樣的體驗：當他認為他所堅信和追求的東西突然失去的時候，當光陰的流逝使他痛感自己碌碌無為的時候，當因某種情景的觸發而使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一個嚴肅的問題就會象逼視著自己的法官那樣出現在麵前：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

編輯這段描述在“文革”結束後幾年是相當真實的。而這和剛過去不久的毛澤東時代密切相關。毛澤東時代動不動就歸到意義問題的話語氛圍，普遍雖然不免狹隘的理想主義宣揚與要求，與對意義有強烈明確感覺才算人生活得有意義的意義感認定方式，使那個時代有向上心的青年對虛無感過度敏感、過度反應。當然，反過來，也就容易出現對意義問題的追問和對意義問題追問的共鳴。而不管是對虛無感的過度敏感，還是對意義感的過度渴求，都和中國大陸80年代中期以後的情況很不一樣。（當然，當時和後來對虛無與意義的指稱也蘊含著差異。）

這個老問題又被提出來了嗎？對，又被提出來了！但它卻帶有八十年代的特定的內容。

了解這十幾年沉浮變遷的人們，都不難理解青年們探索人生所走過的艱難曆程。

編輯的敏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編輯也是同一大曆史的過來人（特別是年輕編輯），{12}也都有程度不同的幻滅感、惶惑感，並對何謂有意義等，與大家有相同、至少相近的感覺與理解。

象潘曉們一樣，他們原來也真誠地相信世間一切都是美好的，真誠地願意為革命、為信仰獻身。然而，十年動亂衝毀了這一切：理想與現實竟有著這樣驚人的距離，人生的旅程竟是這樣的艱辛，人生的目的竟又是這樣模糊、把握不住？！他們彷徨，苦悶……

通過概述潘曉來信的內容來概述一代青年。中間所透露出的強烈共鳴感，說明潘曉所述也強烈地打中了他們。當年直接推動潘曉討論的《中國青年》編輯馬笑冬事後的回憶便證實，她自己當時也被主要構成“潘曉來信”的青年女工黃曉菊的信所震動，{13}而她自己當時所以這麽投入於這場討論，是她自己和“這個討論有深深的共鳴”，“也受著教育”，“思想也在發生變化”。{14}

但他們不願意走向虛無，而是在探索，艱苦地探索！“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正如我上麵所指出的，毛澤東時代對意義的感覺與認定方式，強烈影響到一代人對人生應該存在樣態的理解，而這樣一些非常強的感覺和理解，使他們對虛無感有著極強的反應。要不我們很難想象其時潘曉討論會激起那麽強烈、廣泛、深刻的反響。

他們是帶著過去的創傷來探索人生的。

編輯清楚看到一代人思考、感受和他們前麵強烈經驗不可回避的關聯關係。

他們是帶著受到現代科學發展的眼光來重新審視人生的。

和上麵一句既和潘曉信內容配合，又符合編輯對很多認真青年實況的觀察不同，這句則主要反映了編輯認為的應該。這反映了那個時代對科學的廣泛信仰，和自覺不自覺認為科學與包括倫理、價值在內的很多領域問題很有相關的認識理解狀態。而這種狀態使得當代很多變革和人們變革時的信心，都是在借助我們今天詬病的、沒有和科學主義劃清界限的理解、表述形態中作出的。

他們是帶著自己對祖國命運和人類前途的關注來思考人生的。

這確實是那時代許多青年的特點，也是整個潘曉討論給我最深刻的印象之一。而這也和毛澤東時代有關，因為毛澤東時代談論意義問題，總在要求把個人人生意義和集體意義、大曆史意義聯結。

象以往多次發生過的情形一樣，在人類曆史上每一次較大的社會進步的前夕，差不多都發生過一場人生觀的大討論。歐洲文藝複興時期關於人性論、人道主義的討論，俄國革命前夕關於人本主義和新人生活的討論，我國五四時期關於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等等，都曾經對社會的前進作出過貢獻。

和一些當時被公認為特別重要的曆史關頭作類比，讓我們看到，編輯對他們發動的這場討論和接下來曆史展開的重大關係，實有著不乏冒險，但卻被接下來曆史展開證明為敏銳、正確的預感。當然，這段和接下來一段編者按也讓我們看到，尚未經過反思啟蒙、反思現代性、反思激進主義、反思科學主義諸思潮洗禮的80年代，大陸思想界通常表述所具有的一些特點。

今天，在我們的民族經曆了如此大的災難之後，在我們的國家急待振興的重要關頭，在科學的文明已經如此發展的當代，人生意義的課題，必然地、不可免地在青年當中又重新被提出來了。

這段表述，既反映了編輯希望把人生意義問題，和當時從國家到社會普遍輿論都認為重要的國家振興直接結合起來的願望，也反映了那個時代大陸的國家雜誌，實際具有的實踐空間與其雜誌實踐操作方式之間的密切關係。就是，當雜誌把所要的討論的問題和國家目標關聯起來敘述，它實際上的自主實踐空間就往往可相應擴大。

應該說，彷徨、苦悶對於麻木、僵化是一種曆史的進步。我們無須諱言我們的社會還有弊病。它並不因為一些人的忌諱，或另一些人的憤世厭生就自行消失。但是，在十年動亂的血與火的洗禮中，在經曆了種種挫折、危難的鍛造之後，我們共和國的年輕一代，沒有背棄時代的責任，作為他們的主流是更堅強了。他們背負著民族的希望，腳踏著祖國的大地，高舉起新長征的火把，又頑強地挺進了！對於人生意義的思考和尋求，將成為年輕一代人在人生旅程中的新起點。

這段編者按反映了編者清楚看到潘曉來信所呈現的苦悶、憤激情緒的兩麵性，一方麵是苦悶、虛無、破壞性的憤世嫉俗，另一方麵是對這種狀態的強烈不滿、不甘，對意義感明確、強烈與熱烈、飽滿人生的充分渴望。而與這一兩麵性所對應的，可往建設性和破壞性截然相反方向發展的可能性，讓編輯特別希望，通過正麵麵對這一問題，讓這具兩麵性的精神、心理能量往他們所希望的方向發展、定型。雖然，對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編輯實際上也給不出任何實質建議，隻好於此反複頌禱。

確實，此後相關曆史展開證明，這一時期年輕一代人“對於人生意義的思考和尋求”，成為了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史的關鍵結點。而要讓此結點成為編輯所希望旅途方向的新起點，前提是必需成功思考、處理此有著特定曆史、精神內涵的“人生意義”問題。而令人遺憾的是，不管是討論的實際展開還是此後曆史的展開都未能很好地思考、處理此有著特定曆史、精神內涵的“人生意義”問題，而這，對此後曆史的影響，對此後曆史中人的影響又是什麽呢？這本來是思考當代中國大陸曆史，特別是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史、虛無主義問題必需特別加以追問的，但實際上，後來的思考者和曆史書寫者，不僅沒有特別加以追問，而且實際遺忘了當年《中國青年》編者按本來已初具形狀的對這一曆史關要的整理——特別是她們對此曆史關要重要曆史位置的清楚意識。在相當的意義上，本文其實正可視為對這些編輯第一時間的問題整理、第一時間的曆史感的認真重返，以便對這一曆史結點、關要重新作檢討和接續工作。但願我此一工作不會辱沒她們當年的敏銳性和責任感。

應該怎樣看待社會？怎樣對待人生？當理想和現實發生矛盾的時候怎樣才能生活得有意義？一個人生命的價值何在？——讓青年們自己來討論這些嚴肅的問題吧！

這裏，我們把潘曉同誌給編輯部的一封坦率、誠懇的來信發表出來。潘曉同誌說：“青年們的心是相通的。”我們相信，在一場對人生意義廣泛的、平等的、科學的探討之中，青年們會有所收益。潘曉同誌和更多的青年，會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上，找到指引自己前進的路標！

把問題的性質、嚴峻性和重要性揭明給問題最直接的當事人，提議當事人思考、討論當然是對的。可惜的是，或一定是，揭明和討論的結果，並未使存在非常不同可能性的問題狀態，向編輯所最期待的目標方向——個人充實、積極，同時又直接扣連到中國振興事業上去。而這一有著很強時代特色的希望目標的設定，由於過快把個人充實和國家迅速發展糾結在一起，反不利於對問題複雜性的厘清，當然也就影響編輯們本希望發揮的介入引導作用。但如此，不光是編輯們在認識上缺少準備，當時國家和知識界一般思想理論狀況也大約如此。比如，當時直接介入此討論的中國共產黨內主管思想文化宣傳工作的理論家胡喬木，雖然從他的談話中，可見他的敏感性和經驗豐富，但從實質上並未超出此編者按。{15}而這，隻要細讀引爆整個討論的潘曉來信“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便可清楚，僅有著同情、理解，有著願望，是不足以麵對這一討論挑戰的……

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

如注{6}所述，這封署名潘曉的來信是當時《中國青年》的編輯馬笑冬根據青年女工黃曉菊、大學生潘瑋的來信與座談時聽到的一些表述加工合成的。但由於加工合成時主要以黃曉菊的信為主，且不僅主要內容，一些最關鍵的表述也來自黃曉菊的信，因此，這封信完全由黃曉菊的角度和感覺道出。{16}由於這封來信以一種既具體、感性又扼要、極富衝擊力的表述集中表現了曆史挫折所帶給一代人精神和心理的深刻影響，它可能是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除毛澤東幾封因個人特殊地位、特殊情勢和國家之力而引起巨大影響的信之外，受到最廣泛、熱烈對待的一封信了。

編輯同誌：

我今年二十三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複存在，我似乎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反顧我走過來的路，是一段由紫紅到灰白的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絕望的曆程；一段思想的長河起於無私的源頭而最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曆程。

起始便如此概述自己的經曆，使得這封信開始便很明確，作者對自己的人生軌跡感到非常困擾。也就是，雖然自己在認真麵對世界和自己，但結果卻和自己希望的狀態背離，而這不光讓自己悲傷，還讓自己困擾。

過去，我對人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學的時候，我就聽人講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雷鋒日記》。雖然還不能完全領會，但英雄的事跡也激動得我一夜一夜睡不著覺。我還曾把保爾關於人生意義的那段著名的話：“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回憶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記本的第一頁。日記本記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個本上。這段話曾給我多少鼓勵呀。我想，我爸爸、媽媽、外祖父都是共產黨員，我當然也相信共產主義，我將來也要入黨，這是毫無疑義的。

這段敘述不長，卻讓我們扼要可知，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打造共產主義新人的核心方式，其時青少年理想主義的特點和意義感構成方式。

後來我偶然看到一本過去出的小冊子《為誰活著，怎樣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開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對人生的看法：人活著，就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著，就應該有一個崇高信念，在黨和人民需要的時候就毫不猶豫地獻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種獻身的激情中，在日記裏大段大段地寫著光芒四射的語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著英雄的樣子。

這段和上段通貫，扼要但清楚地向我們傳達著，毛澤東時代所期待的共產主義新人的核心內涵，和打造此共產主義新人的典型方式與邏輯。

可是，我也常隱隱感到一種痛苦，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實總是和頭腦裏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銳的矛盾。在我進入小學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開始了，爾後愈演愈烈。我目睹了這樣的現象：抄家、武鬥、草菅人命；家裏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準備檢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輕人整日汙言穢語，打撲克、抽煙；小姨下鄉時我去送行，人們一個個掩麵哭泣，捶胸頓足……。我有些迷茫，我開始感到周圍世界並不像以前看過的書裏所描繪的那樣誘人。我問自己，是相信書本還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師長還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但當時我還小，我還不能對這些社會現象進行分析。況且過去的教育賦予了我一種奇怪的能力，這就是學會把眼睛閉上，學會說服自己，學會牢記語錄，躲進自己高尚的心靈裏。

這段所講的各種“文革”現象，是在幾年裏前後發生的，有一個過程，並且隻在大中型城市，特別是北京這類大型城市才普遍。且除她遭遇的這些事實帶給她以困擾外，她如此強的困擾，還來自於毛澤東時代理想主義如下結構性不足：毛澤東時代號召人們去關注大問題，去召喚人們的崇高感、使命感，但於此同時，卻對人們真實的日常社會生活問題、自我身心狀態問題著力不夠，更談不上充分正麵處理與思考，人們該如何安排這些真實的日常社會生活問題、自我身心狀態問題，這些問題與那些大問題、崇高問題是什麽樣關係，等等；卻往往過快、過直接地把人們日常社會生活問題、自我身心狀態問題，歸結為大視野、大心胸、崇高感、使命感沒有建立起來的結果，而這等於在思考和實踐上取消了這些真實的日常社會生活問題、自我身心狀態問題的獨立位置。有意思的是，這樣一種方式在80年代後，以擺蕩到另一極端的樣式存在著。就是，我們變得過於習慣，把任何以日常生活、日常身心理由敘述出來的問題，都當成問題必然本有形狀來認定，而過於不把人們的日常經驗與敘述放在一個給著視野、心胸、崇高感、使命感以適當位置的結構性狀態中來看、來分析。顯然，現今這種過快認定問題的性質和形狀，與毛澤東時代對這類問題的實有位置重視不足，都有嚴重問題。

可是，後來就不行了。生活的打擊向我撲來。那年我初中畢業，外祖父去世了。一個和睦友愛的家庭突然變得冷酷起來，為了錢的問題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親竟因此拒絕給我寄養費，使我不能繼續上學而淪為社會青年。我真是當頭挨了一棒，天嗬，親人之間的關係都是這樣，那麽社會上人與人的關係將會怎樣呢？我得了一場重病。病好後，借助幾個好同學的力量，給街道辦事處寫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在一家集體所有製的小廠裏，開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時候，我仍然存在著對真善美的向往，也許家庭的不幸隻是一個特殊的情況，我現在已經踏上了生活，生活還是充滿誘惑力的，她在向我招手。

此段流暢敘述中間，其實夾雜了和作者整理問題的方式、思考問題的方式相關的曲折。就是，在感歎中，作者其實不自覺包含了把自己家庭經驗抽象為“親人”，並用“親人”、“社會”在關懷上通常存在的等級，進一步把自我經驗推為“親人”關係都如此，那“社會”上人與人關係會怎樣。

但這一邏輯在實際上馬上遇到了挑戰，因為事實上是同學幫助，街道辦事處同情，使得她可以脫離家庭自立，對未來產生新的幻想。但她的問題是，並沒有因認識到同學和街道辦事處屬社會範疇，因此便質疑自己不自覺的推導。而這類思考、分析上的不細致，對潘曉的感覺定型與經驗定性影響非小（詳下）。

但是，我又一次地失望了。

我相信組織。可我給領導提了一條意見，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團的原因……

我求助友誼。可當有一次我犯了一點過失時，我的一個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說的知心話全部悄悄寫成材料上報了領導……

“文革”爆發的同時是毛澤東時代理想主義發展到頂峰。這理想主義的典型表現方式之一，就是要求人們超越中國傳統特別強調的親情、倫理、為人處事之道等，要求人們超越新文化運動以來被突出強調的個人愛情等，全身心投入共產主義事業。而這種全身心投入共產主義事業，當然要求人們不論是處理同事關係、上下級等關係，還是友情、親情、愛情等關係，都要以當時理想化的共產主義道德、行為為準則。但“文革”發生初期是毛澤東時代理想主義衝動衝到最高點，也是它迅速由盛轉衰的轉捩點。而在理想主義實質已經大大受損，但其外形與公開氛圍仍強調其理想主義要求時，便會發生潘曉這兩段所敘述的情況。就是，潘曉對幹部作的，是按照她所受的教育和當時的理想主義號召去作的，但她所碰到的公開時會強調這種方式正確的幹部卻早已不表裏如一，而且此不表裏如一，在理想主義已大大衰退的“文革”中期以後通常氛圍裏，還會被很大程度默許，乃至視為當然。而潘曉的朋友對潘曉所做的，看起來是符合理想主義要求的做法，但在實際上可能隻是出於自我利益對此理想主義加以手段利用。至少，由於當時這種以理想主義之名或理想主義所推薦的形式為理由，但實際為謀取自己利益的行為存在相當普遍，使得當有人把真正的理想主義衝動做法猜測為私利推動時，很多人會想當然接受。而這些構成著潘曉此兩小段經驗與心理敘述的曆史—結構背景。

我尋找愛情。我認識了一個幹部子弟。{17}他父親受“四人幫”迫害，處境一直很慘。我把最真摯的愛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撲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傷的心去撫摸他的創傷。有人說，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愛情，隻有在愛情裏才能獲得生命的支持力。這話不能說沒有道理。盡管我在外麵受到了打擊，但我有愛情，愛情給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沒想到，“四人幫”粉碎之後，他翻了身，從此就不再理我……

注意，在踏入社會之前親情方麵已遭到挫折的潘曉，她踏入社會之後尋求支撐的表述順序是組織、友誼和愛情。為什麽會如此？要知道，過去中國人碰到人生困擾，他可能是在自然中積極找安慰，在自我身心的積極調整中獲致平靜，等等。也就是，這順序也和中國共產革命的曆史演進有關。

中國共產革命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想把人生的意義感、身心的充實感完全轉到對革命本身的參與、投入。在1949年後，1966年“文革”前，這革命在一般人眼裏是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所建造的國家來保證的，而毛澤東並不和這個黨與國家分離，而隻是被作為黨和國家正確的象征。就此言，“文革”前期的特殊之一，是毛澤東和黨與國家的某種分離，就是不再是黨與國家，而是毛澤東才是此革命的保證。但經過了“文革”前期的疾風暴雨，黨和國家再建後，在一般人眼裏，毛澤東與黨和國家又複歸了統一。這種情況下，投入革命，當然就要相信組織。所以，當潘曉尋找人生支撐時，組織成為其意識裏首先出現的希望所在就完全不奇怪。

相比，友誼在此革命中，雖然不能像組織那樣，經常在邏輯上和實際上成為革命的支點，但在實際中，有關友誼的強調與書寫還是非常普遍的，即使到最極端的用革命來衡量一切的“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在革命壓倒一切的話語邏輯中，友誼仍在當時公開表述和書寫中以革命友誼、革命戰友的名義存有一席之地。不像愛情，到了“文革”前的提倡革命化時期（1963年至“文革”爆發），特別到“文革”初期的公開話語和公開書寫中，已經出局。

但愛情的出局是短暫的，“文革”前提倡革命化之前的話語和書寫，特別是60年代以前的革命書寫中，愛情占有相當的地位，而且即使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話語和書寫中一時出局，愛情也未被正麵特別攻擊和否定。

所以，當親情在潘曉作為一個選項已被排除的情況下，“文革”後期潘曉尋找人生支撐的選項依次是組織、友誼和愛情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和此時的革命構造和此構造所由來演進的曆史所塑造出的心理感覺秩序密切相關的。

而這也為我們理解80年代上半葉特別強調愛情對人生的核心支持意義提供著重要線索。在革命使得對人生提供意義的其他重要選項被早早排除一代人視野之外後，個人的經驗和“文革”終結所揭發出來的一係列問題，是黨和國家的去魅與被懷疑，並連帶使得被正麵糾纏於此黨和國家發動的革命的友誼的形象連帶受到傷害。這種情況下，直至60年代初始終在此革命中存在的親情、愛情，卻因在“文革”中未被負麵化的出局，既在人們視野中正麵存在，又未受到“文革”帶給人們的挫折的連帶傷害。

相比，親情範圍的明確限定又不利於毛澤東時代帶給青年們的理想化感覺模式，而愛情因其範圍的不限定和浪漫感覺的連帶則可滿足人們理想化的衝動與幻想。也就是說，80年代上半葉中國大陸關於愛情對人生提供著最根本支撐性意義的熱烈賦予與想象，亦是與此前中國革命的曆史遺留下來的曆史—心理結構條件密切相關的。

我躺倒了，兩天兩夜不吃不睡。我憤怒，我煩躁，我心理堵塞得象要爆炸一樣。人生啊，你真正露出了醜惡、猙獰的麵目，你向我展示的奧秘難道就是這樣！？

連結上麵討論可知，潘曉根據自己的經曆所得出的有關人生的憤激結論，實際上是在特定的曆史規定視野，特定的意義寄望理解中受挫而得出的。也就是，她在信開始講的她的深深失落，講的“一段思想的長河起於無私的源頭而最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曆程”中的她自以為的“長河”，其實也是被封閉在特定視野，特定意義感理解中的，而非真經曆了多種人生、真檢視了萬千世界。

為了尋求人生意義的答案，我觀察著人們，我請教了白發蒼蒼的老人，初出茅廬的青年，兢兢業業的師傅，起早摸黑的社員……可沒有一個答案使我滿意。如說為革命，顯得太空，不著邊際，況且我對那些說教再也不想聽了；如說為名吧，未免離一般人太遠，“流芳百世”“遺臭萬年”者並不多；如說為人類吧，卻又和現實聯係不起來，為了幾個工分打破了頭，為了一點小事罵碎了街，何能奢談為人類？如說為了吃喝玩樂，可生出來光著身子，死去帶著一副皮囊，不過到世上來走一遭，也沒什麽意思。有許多人勸我何必苦思冥想，說，活著就是活著，很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樣活得挺好嗎？可我不行，人生、意義，這些字眼，不時在我腦海翻騰，仿佛脖子上套著絞索，逼我立刻選擇。

注意，是對虛無感的不甘，促她尋求。但她不可能想及，她去請教的對象，實際和她一樣，大多同樣被封閉於特定的視野、感覺和語言狀態中，同樣被時代的大起大落所困擾、失落。也就是，革命尚在公開表述中是一切合法性的來源，它加給人的視野、感覺與語言狀態亦未被人們找到方式脫去，在這種情況下問意義，“自然”、合法的回答當然是“為革命”，“為全人類”的解放，但偏偏這時已是革命理想主義形骸化的時候，口頭上侈談的壯麗大詞，恰恰像人們行為的反諷。而這種情況下所談的實在、活著，由於在相當大的意義上是在壯麗大詞不僅不能激起人們相應的正麵感受，反像反諷時，對壯麗大詞相關一切的反彈，因此，對實在等的談論便表現為隻在乎物質利益的。而這種自以為完全脫開大詞的虛空回到真實的反彈，由於是擺到另一極端，當然不僅不可能開拓潘曉有關生活、人生的理解，而且由於它自以為實在其實極端所連帶出的生之乏味表現，反會反過來刺激潘曉把視線從日常生活、日常工作移開，到這些之外尋找意義。

我求助人類智慧的寶庫——拚命看書，希望從那裏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讀了黑格爾、達爾文、歐文的有關社會科學方麵的著述；讀了巴爾紮克、雨果、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魯迅、曹禺、巴金等人的作品。可是，看書並沒有使我從苦惱中得到解脫。大師們像刀子一樣犀利的筆把人的本性一層層地揭開，讓我更深刻地洞見了人世間的一切醜惡。我驚歎現實中的人與事竟和大師們所寫的如此相像，不管我沉陷在書本裏還是回到現實中來，看到的都是一個個葛朗台、聶赫留道夫式的人物。我躺在床上輾轉反側，想呀，使勁地想，苦苦地想。慢慢地，我平靜了，冷漠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給了我深刻的啟示：人畢竟都是人哪！誰也逃不脫它本身的規律，在利害攸關的時刻，誰都是按照人的本能進行選擇，沒有一個真正虔誠地服從那平日掛在嘴頭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麽忘我高尚的人。過去那些宣傳，要麽就是虛構，要麽就是大大誇大了事實本身。如若不然，請問所有堂皇的聖人、博識的學者、尊貴的教師、可敬的宣傳家們，要是他們敢於正視自己，我敢說又有幾個能逃脫為私欲而鬥爭這個規律呢？！過去，我曾那麽狂熱地相信過“人活著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為了人民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現在想起來又是多麽可笑！

在某種意義上，潘曉的經驗並不那麽具有普遍性。比如，因為理想主義的形骸化，因為人們的精力和熱情沒有其它社會管道可以接納，這就使得“文革”後期大多數家庭生活更緊密了，親情對人們的生存、生活更重要了。從這點看，潘曉的家庭遭遇{18}，便不那麽具有普遍代表性。又比如，雖然理想主義形骸化在“文革”後期是普遍性問題，但幹部們的表現，比如腐敗問題跟大陸後來比簡直就不算問題，官僚化問題也受著其時猶強的革命心理、平等心理與氛圍，當時有相當空間可供存在的奪權鬥爭（就是說，如果一個官僚有把柄被別人抓住，此種其時廣泛存在的鬥爭空間，便可能使得有人會以這把柄為口實，利用這鬥爭空間，打倒此官僚）等製衡。如果上麵所說不錯，那為什麽在相當意義上有著特殊性的潘曉的經曆與情緒，與她對自己經曆和情緒的整理，卻會引起人們，特別是當時青年如此強烈的共鳴和反應呢？這就需要我們從更結構性的意義上看潘曉和一代青年的情感與心理真實。因為這和參與“文革”一代青年人的成長經曆，和“文革”給他們的承諾與期待密切相關。一方麵“文革”把他們帶到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開辟曆史新紀元——不僅克服使蘇聯變修的社會結構與人的主體狀態，而且迅速在中國開出一個保證中國永不變修、保證中國通向共產主義的新天新地；另一方麵，“文革”具體的展開，則讓這一代被承諾者看到，現實和成長時被灌輸的“現實”敘述存在很大的落差，彌漫、籠罩一代人的理想主義理解與衝動，和按其設計的把全社會卷入的“文革”實踐中存在的種種讓他們很難思議問題，則讓原來因此而憧憬、熱烈到極端的人們，迅速從此理想主義頂峰跌落。而此理想主義，不僅被認為提供著曆史未來的意義，也被認為提供著個人人生的意義。這樣，“文革”的挫折，在一代人那裏，便和通常的曆史、社會、政治挫折不同，和實際挫折帶給人們的打擊和傷痕比，對這一代很多人而言，更大的打擊和挫傷其實是心理和意義感的。（因為，這一代人中不少本有為革命而準備經受血與火的洗禮的意識，但此種意識得到支撐的前提是這革命本身是代表真理和曆史進步方向的，所以，對有這些意識的人，最摧毀結構的打擊不是受苦、犧牲，而是這自認革命根本就不是他們認為代表真理和曆史方向的革命。）既是短時間內巨大的心理勢差帶給人們的尖銳衝擊，也是以這革命正確為背景的被教育要強烈、真誠麵對生命意義問題一代人的生命意義感的失落。而正是同時在這幾個方麵，潘曉強烈的情緒，尖銳的整理，把曆史的挫折和人生意義感的挫折特別突出連結起來的方式，打動著一代人。也就是說，潘曉這封信所以攪起如此大的波瀾，其關鍵不在其經曆細節的代表性，而在個人經曆後麵的情緒性真實、心理反差的結構性揭示。正是這一情緒性真實和結構性揭示，而不是個人經曆的代表性，賦予著此封著名的信對一代人的召喚力量。

而潘曉這段有關她碰到問題後閱讀與思考的敘述，則讓我們清楚地看到，不僅潘曉的心理朝向和經驗整理、反應模式深受她所在曆史限製，而且她的閱讀與思考也相當受限於她所處身的曆史。在潘曉因為困惑而開展的閱讀中，黑格爾、達爾文、歐文等，在中國大陸屬於馬克思主義形成的來源範疇。被界定到馬克思主義來源裏麵，使得他們容易在毛澤東時代被翻譯、出版、收藏，既相對容易得到，閱讀上也有相當合法性。而潘曉為思考提到的文學家，則主要屬於在60年代上半葉特別激進前，被列為值得閱讀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係列。這當中，隻有雨果通常被列為與批判現實主義同樣具有一定合法性的積極浪漫主義作家，且與通常被談論的其他積極浪漫主義作家比，雨果許多作品中現實批判的比重是非常強的，對雨果這些作品的評介、肯定方式，也是和評介、肯定當時界定為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家作品基本相同的。從潘曉敘述的上下文中，對她構成深刻印象的應該也是雨果這些作品，或作品中的這些要素。也就是，在潘曉，雨果實際上也是被作為批判現實主義作家閱讀的。而在潘曉閱讀這些被目為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家時，當時和這之前，中國大陸對這些作家、作品的介紹是有著一定格套的，而這格套顯然對潘曉閱讀這些作家、作品大有影響。

從潘曉這段信和上段信，我們可以看出，對潘曉人的理解的表述給以直接影響的雖然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但對她人性判定給以關鍵性影響的，除她個人經驗外，便是她所提到的這些文學。而這些文學所以不是使潘曉質疑她已有的關於人生的憤激結論，而是使她對她已有關於人生的結論更加自信，除她強烈心情對她閱讀時不可免的影響外，也和她所處身曆史對這些被歸為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家和作品的界定、闡發方式有關。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至“文革”前，對歸入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和作品的敘述評介裏，會特別突出這些作家作品對人性惡的一麵的揭露，隻是揭露的同時會強調：這一人性惡的存在，特別是一素樸純潔人格青年如何變成讓人扼腕的人格，是因為罪惡資本主義製度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存在。今天跨入社會主義就完全不同了。這樣，就用這些作品再否定一次在青年人眼裏、心裏已經批倒批臭的剝削社會的同時，對青年人已經確信不疑的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製度的道德性、優越性再作一次論證。而潘曉的閱讀，因為她已有的社會主義相關經驗帶給她的挫折感，一方麵使得她實際去除了這種處理方式批判資本主義製度、肯定社會主義革命這一邏輯層麵，另一方麵卻特別深受這一處理方式——脫作品複雜性的對社會和人性惡的犀利描寫的強調。這樣，在潘曉的意識中，大師描寫的革命前人性、與她所經曆的革命後人性便都被她脫脈絡、脫結構、脫複雜性地並置在了一起，從而推出比她先前相對拘於一個狹窄的時空對人生真相的感喟，更絕對也更虛無、更憤激關於人性本身的結論。

對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雙重性格的人。一方麵我譴責這個庸俗的事實；另一方麵，我又隨波逐流。黑格爾說過：“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這幾乎成了我安慰自己、平敷創傷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個高尚的人，但我是一個合理的人，就象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樣。我也爭工資，我也計較獎金，我也學會了奉承，學會了說假話……做著這些時，我內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爾的話，內心又平靜了。

這段陳述非常清楚地呈現著編者按中已注意到的潘曉式情緒、憤激、虛無感的兩麵性。就是她接受不了看起來既被自己親身經驗所證實，同時又被對世界、人生、人性認識得特別深的傑出文學家、思想家所證實的有關人性的結論。因此，這結論不是把她統一起來，而是讓她更為分裂。不是讓她因此變得平靜，而是讓她更苦惱。用信上的原話就是：“對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雙重性格的人”。這分裂感，讓她對她做的，人們在日常生活當中很容易陷入的一些事情與心情，比如，爭工資，計較獎金，學會了奉承，學會了說假話，也都深感痛苦。以致她要用黑格爾的話“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來平複自己。也就是，她看起來決絕的虛無感下麵，是熱烈的朝向反方向的理想主義激情，是對價值和意義問題的高度企望。

認識清楚此點，就應該同時清楚，要真的建設性麵對潘曉的問題，就必需思考如下問題：如何在順承、轉化此寶貴的理想主義激情，為此理想主義激情找到新的穩固的支點的同時，消化和吸收因此理想主義的挫折所產生的強烈虛無感、幻滅感能量和衝力。在這一意義上，潘曉討論可說給了時代認清——該討論所反映的時代精神張力狀況實處於關係到今後精神史基本麵貌的轉捩點——這一關鍵以絕好的契機。可惜的是，在圍繞潘曉來信引發的討論展開中，像編者按這樣，意識到討論的關鍵，意識到潘曉信件所反映的精神構造具有兩麵性的不少，但卻也都像編者按這樣，在初步意識到問題的複雜性後，都未能因之更進一步把握潘曉問題所對應的曆史與精神構造，並在此進一步把握的基礎上，把它再進一步整理為——可讓我們的解決問題實踐有明確方向的明晰問題。而這，當然會影響我們對潘曉討論核心何在的清楚認識，當然也會影響關於如何解決潘曉困擾問題的思考有效性。

當然，我不甘心渾渾噩噩、吃喝玩樂了此一生。我有我的事業。我從小喜歡文學，尤其在經曆人生艱辛之後，我更想用文學的筆把這一切都寫出來。可以說，我活著，我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它——文學。

然而，似乎沒有人能理解我。我在的那個廠的工人大部分是家庭婦女，年輕姑娘除了談論燙發就是穿戴。我和她們很難有共同語言。她們說我清高，怪僻，問我是不是想獨身。我不睬，我嫌她們俗氣。與周圍人的格格不入，常使我有一種悲涼、孤獨的感覺。當我感到孤獨得可怕時，我就想馬上加入到人們的談笑中去；可一接近那些粗俗的談笑，又覺得還不如躲進自己的孤獨中。

既然潘曉關於人性的思考結論實際上不能麵對、安排她的困擾，那，她生活中的追求能不能幫她一定程度解決或至少緩解她的分裂感呢？這裏，她講到她的文學追求，和她的工作環境不理想。在她的眼裏，她所在的集體工廠的同事們，主要是家庭婦女，不是家庭婦女的年輕姑娘們也不是談論燙發就是談論穿戴，她們的表現讓她覺得粗俗。

我不懷疑潘曉敘述的真實，我想問的隻是，潘曉所詬病的這些同事談論燙發和穿戴表象的背後麵是什麽？要知道毛澤東時代那樣一種籠罩氛圍和動員能力，很少人能完全自外於曆史的撥弄。因此，一個表麵愛談論燙發和穿戴的人，很可能和表象上也斤斤計較工資和獎金的潘曉一樣，另一麵則是對原則和理想的肯認（雖然可能不像潘曉那麽強烈）。也就是，使潘曉陷入兩麵性衝突的曆史結構，她的同事們難道就能完全與此無關嗎？所以，潘曉若能突破同事們這些看起來好像自然表現著她們內在的表現，很可能會發現她們和自己一樣，也同樣受困於此曆史。在相當的意義上，她們談論燙發、穿戴，並不因為她們僅僅安於此，而還和她們不知道怎麽去整理她們的經驗和心情，整理她們看到的問題和現象有關。而一旦當潘曉發現她們同樣無法自外於此曆史，同樣受此曆史撥弄時，潘曉對同事們的了解也就深入了她們的內在。並且，由於在曆史的共通中，每一個人的軌跡又有她的特別性，這樣，潘曉也就在實際上擁有了對自己所處身曆史展開的更多認識。而正是在這樣的認識互動中，人們會在同構中發現特別，在特別中發現同構。而如此，對世界的更多了解，也是把自我不斷對象化的契機。而隻有不斷地把自我對象化，我們才能更多地把主觀感覺、莫名情緒變成可以被關照、分析的對象，從而免於自己因無法把自己的情緒、心境對象化，而過受主觀感覺、主觀情緒困擾。而這種對自我理解的加深，又可進一步提供理解他人和世界的契機。這樣，自我和他人的交流才會在突破表層語言、表層行為的層次上，在自我和他者之間形成一個正麵不斷互相推動深入的、有利於每一個人自我理解不斷加深的正相關辨證關係。而一旦以這樣一些突破表層語言、表層行為的互相理解為媒介，我們就能在我們日常生活、日常工作中創造出更基於內在經驗、更基於自己內在真實困擾與歡樂的溝通、交往來，立基於此的友誼、互動，也才可能既有利於每一個人建設性自我發舒，在發舒中建設性自我審視、自我培力，同時又能彼此充分實現出情感安慰連帶、認知啟發連帶和身心培力連帶。

而現有潘曉此段敘述，不僅缺乏隻有突破人們的行為、語言表象，才能深進人們在特定曆史結構、特定曆史階段共通經驗層的思考意識，以尋求建立基於每個人更內在經驗的交往的自覺努力，反根據人們的表層表現，先入為主地對人們的本質做一個認定，並自覺不自覺依此認定認為自己高於對方。而一旦這樣，便也意味著潘曉不可能真的根植於自己內在需要，在日常情境中創造出——對自己對他人都具深層共感、相互安慰培力作用的交往互動關係來。而一個不自覺習慣在革命正確、革命所掀起的集體昂揚氣氛中獲得生命意義感的自我個體，當這些習慣的支撐遠離了她時，如果不能很快找到有利於她自我支撐的充實方式、培力方式，她的自我也不可能是堅韌的。這也就是為什麽潘曉一方麵把自我設定得更高，另一方麵卻常常“孤獨”到不能承受此自認更高的自我，而想加入到她本鄙視的人們談笑中去的原因。但由於她的加入並不以她檢討她對自己與同事的設定為前提，因此她的加入也就不可能成為突破此種交往，形成新的交往的契機。也就是，潘曉的此種加入，並不會改變女工們原有的表層且散漫的交往狀態，當然也就更沒有對潘曉重要的，既有助於潘曉把自我客觀化又有助於潘曉自我培力交往狀態出現的可能。

於此，我們清楚看到的是，已判定自我為人生支點的潘曉的實有自我，卻是一個當外在昂揚氛圍退潮後，她自我也承受不了自我的自我，而她對日常工作、日常生活中人們的理解和她的自我理解，又使得她不能在一個本潛存著相當可能性的環境中，創造出對她自己對別人的精神安慰與培力都深有幫助的環境氛圍和交往關係來。

我自己知道，我想寫東西不是為了什麽給人民作貢獻，什麽為了四化。我是為了自我，為了自我個性的需要。我不甘心社會把我看成一個無足輕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來表明我的存在。我拚命地抓住這唯一的精神支柱，就象在要把我吞沒的大海裏死死抓住一葉小舟。

既然潘曉不能從日常工作、日常交往互動給潘曉在理智上認定的自我以特別的支撐和培力，那她選定的文學事業能不能給她理智認定的人生支點自我以特別的滋養、培力呢？從後麵潘曉的陳述看，她要“拚命抓住”的在她的感覺是唯一精神支柱的文學，對她自我狀態的改變並沒有起到她寄望的作用。怎麽理解這一點呢？當然，她對人性的認定會影響她對世界的觀察，對自己經驗的反芻；她讀文學經典的方式，也妨礙她通過這些優秀文學的學習通向豐富的世界和把世界進行有意味的文學賦形。也就是說，她不突破她在信中顯現的一些東西，她不易通過文學找到有效地不斷深化自我理解、世界理解的方式，並用容易對此過程正麵展開有助益的文學來充實之、磨礪之的方式。而隻有如此，文學才可幫她不僅突破她已有這些——看似決絕實則讓她不安的結論對她生活、閱讀的影響，而且才可讓她的文學熱愛和她對自我、對世界的深入理解正麵互動起來，才可真的為她重構自己日常生活、日常工作氛圍提供契機。

但即使拋開這些積極的可能不談，從小喜歡文學，說明文學中間總有讓她契合、安慰乃至一時飛翔起來的東西。而這樣文學未嚐不可成為讓她生活中記掛、優遊，為她不安的自我提供平衡的東西。但可惜的是，此段信中“我不甘心社會把我看成一個無足輕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來表明我的存在”這句話卻透露出，看似她在決絕地宣布“我想寫東西不是為了什麽給人民作貢獻，什麽為了四化。我是為了自我，為了自我個性的需要”，但實際上她的自我中心隻是一個表象。因為，表麵看起來文學的選擇在潘曉是為了自我而作的選擇，實際上她作如此選擇的最內在動力是為了不讓社會看輕。這樣，看似以自我為中心的決絕便因實際著眼於社會的視點，而且是最容易被社會看到與反應的視點，而實質使她因這自以為自我中心的選擇脫逸出了自我的軸線。這就涉及到她為什麽在這個階段選擇文學作為自我努力的事業問題。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國大陸可說是一個文學成為突出焦點的時代，許多文學刊物都是幾十萬的發行量，一個人寫小說得了全國獎，會馬上成為全國知名的人。但問題是，此種主體構成方式，如果因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個時代的氛圍焦點為文學而選擇文學，那麽到了1992年以後同樣的主體構成方式、構成邏輯會使他們選擇什麽呢？當然是市場，因為，1992年以後和市場相關的一切成為中國大陸社會最具籠罩性的氛圍。所以，文學雖然更易跟潘曉當時困擾的自我問題相關，但由於她麵對文學時已有的一些慣性，更由於她麵對文學的方式，因她自我有問題的邏輯而易過受社會表現出的文學風向的影響，加上她賦予自己寫作以引起別人重視這一外在目標重壓，因此，她的文學事業追求，不僅不能積極有效支撐、滋養她的自我，甚至不能為她消極提供記掛、優遊、興趣寄托這樣一些有助於自我平衡的作用也就毫不奇怪了。

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就象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的了。這大概是人的規律，也是生物進化的某種規律——是任何專橫的說教都不能淹沒、不能哄騙的規律。

當然，比潘曉具體遭際更讓人不安的是潘曉事業感的構成方式。潘曉的事業經驗讓我們了解到，潘曉式自我構成的另一個重要層麵是，她的自我強調並沒在事實上導致以自我為軸心的思考與事業追求設計，而是在追求的核心感上，自覺、不自覺以社會最流行的視點與氛圍為軸線。也就是，以自我實現為目的的衝動，實際上快速懸擱了自我問題；不僅懸擱了自我問題，而且誤以為此懸擱狀態在真實麵對自我，而此誤解，事實上不利於有關自我問題探討的進一步建設性展開。

這段信裏出現了整個潘曉討論中最有名的，也是討論中最被聚焦的話“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其實這句關鍵的話和接下來那句相對被忽略但同樣重要的話，“所以我想，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的了”，並不必然對，也並不必然錯。對錯要看它們是怎麽進一步被賦予內涵的。有關自我和他者的問題，孔子有非常精彩的思考。孔子表揚“古之學者為己”，批評“今之學者為人”，他又說“為己成物，逐物喪己”。如果從字麵看，潘曉的“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和孔子講的“為己成物”是一樣的。那麽，在孔子處，“為己”為什麽要表揚呢？“為己”為什麽能成物呢？這其中便隱含了對理想的自我與他者辯證關係的把握，和這種辯證關係理解的建立對實踐所具有的重要指導意義問題。因為，以對自己的深入理解為媒介，我們才可以達致對他人和世界、對曆史更深入的理解，而對他人和世界、對曆史的深入理解又可成為進一步深化自我理解、進一步找到準確設定自己實踐的媒介。這樣，關注自我和關注世界就會成一種正相關相互推進關係。而隻有當你對他人和世界有深入的理解時，你在想對世界貢獻你的善意時，你才能準確沿著他人和世界本身的生機脈絡，真正做到在克服問題的同時，最大限度順暢此生機脈絡，而不是因看不清對象脈理，事實上在把自己認定的善強加給別人和社會，或是把我們自己肯認的價值和原則直接強加給別人和社會。此所以“為己”難得，“為己”能成物也。而如果沒有此以“為己”為媒介的辯證過程，哪怕是真心為善，哪怕是施為具普遍性的原則與價值，也會因不識他人和特定世界脈理，不能根據他人和特定世界脈理確定自己的施為點、施為方式，從而既不能使自己的善和自己歡愛的價值真正植根於施為對象，而且會反過來破壞施為對象原有的生機構造。因此，孔子才會警告一心“為人”的今之學者，這種一心“為人”，將實質使得今之學者所懷抱的價值和善越來越抽象，不僅不利於他人和世界，且會誤導對自己的認知與理解，而這也就真成了孔子批評的“逐物喪己”。

也就是，清楚解析潘曉“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和“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的了”表述，在什麽語義情況下可能最具建設性非常重要，但對本文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清楚解析這幾句核心性表述在潘曉的脈絡裏對潘曉的實際意涵。也就是，當我們結合上下文，我們看到的是，賦予自我以基點意義的潘曉，本身卻是在以投身革命為意義，並在對此革命正確的信仰和革命所激蕩起的強烈氛圍中獲得他們充實感的曆史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這樣，排除他們從其它方麵獲得生命充實感和意義感的這革命本身的受挫，必然產生著他們的信仰和意義危機。而他們針對這意義危機的反應卻不能不受此革命所帶給他們視野和習慣反應方式的影響。而這樣，一方麵是他們迫切需要在短時期內獲得有力支撐自我、安穩充實自我的精神資源；另一方麵，他們自我過去的條件使他們很難在短時期內自己解決自我支撐、自我充實的問題。也就是，這種情況下強調自我，自我的條件是先天不足的。這種不利的曆史情況下，加之潘曉在日常工作、日常生活中開展不出能使自己生存感、意義感焦灼感到安慰、紓解的環境與氛圍；自己選定的追求目標又實質、迅速地偏離自我問題的軸線，實際轉向了和自我真實困擾無關，或少相關的社會流行氛圍、社會流行視點。這樣，無論她的日常生活、日常工作，還是她的特別追求，便不僅都無助於自我身心狀況、意義感受狀況的充實與改善，而且自以為的“為我”—自我中心實際上也成了孔子所說的逐物喪己。這些情況合起來，潘曉所強烈感受到的自我無法承受自我的狀況的出現也就毫不奇怪了。而這些都清楚顯示著，無論在日常生活、日常工作中，還是在潘曉選定的事業中，潘曉自以為的“為我”，其實都跟她“自我”碰到的關鍵問題很少真正正相關幫助關係，而這些意味著她所宣稱的“主觀為自我”，“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在她以之為動力所開展出的實踐形態中恰恰都沒有被實質落實。本來她所提的“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和“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的了”，是要扭轉先前完全把人生意義放置於外在曆史的問題，但悖論的是，她觀念上的反轉並沒導致實際樣態的反轉。因為，正如我們前麵清楚指出的，她自以為以自我為中心的事業追求設計實際上仍是以外在視點為中心的。而這次轉向外在，由於很大程度上是被社會通行氛圍決定，因此和先前以革命為旨歸的指向外在不同。當革命在潘曉眼裏還沒有充分暴露出問題時，它包含了符合世界史原理的真理的承諾，為民族為世界更好未來奮鬥的崇高感召喚，和相配合的能不斷激蕩人們身心的一整套語言係統、工作氛圍、生活形式的創造。而這些，在以一般社會氛圍為旨歸的外在方式中，要不是缺如的，要不是弱化的。因此，潘曉此時以自我為中心意識動力的轉向外在，在身心狀態上，完全不能獲得她先前虔信革命時所獲得的那樣一種身心效果也就是必然的了。

按說，一個人有了事業，就會感到充實、快樂、有力量。可我卻不是這樣，好象我在受苦，在掙紮，在自己折磨自己。我處處想表現出自己是強者，可自知內裏是脆弱的；我工資很低，還是要買大量的書和稿紙，這使我不得不幾角錢幾分錢地去算計……我有時會突然想到，我幹嗎非要搞什麽事業，苦熬自己呢？我也是一個人，我也應該有一個溫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個賢惠的妻子、慈愛的母親。再說，我真能寫出什麽來嗎？就算是寫出來了，幾張紙片就能攪動生活，影響社會？我根本不相信。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它在哪裏。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可我一個人已經很累了呀，仿佛隻要鬆出一口氣，就意味著徹底滅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過天主教堂的禮拜，我曾冒出過削發為尼的念頭，甚至，我想到過去死……心裏真是亂極了，矛盾極了。

有了上麵的解析，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麽潘曉經過認真思考後設定了自己的事業，並致力於自己所設定的事業，不僅不“充實、快樂、有力量”，卻感覺自己是“在受苦，在掙紮，在自己折磨自己”。因為，正如我們上麵所討論的，潘曉思考上轉到自我中心，並沒有開展出對其實際“自我”問題真有幫助的實踐方式來，相反，無論在生活、工作還是事業上，實際上都是對此最讓她苦惱問題的懸擱。這樣，她越是致力於她自己選定的事業與生活樣態，她越是不能從中感到她本期待的對她“自我”問題的回饋。而這些，雖然沒能生出她對她整個思考的質疑，卻讓她對她過去認為當然的“人應該（按著自己接受的真理）認真活著”發生了質疑，以為自己的問題就在有過多追求，以為隻要自己卸掉這些抱負就可以免掉這些掙紮、折磨。這些掙紮、折磨也讓她把視線投向報刊常講的：“現在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每個人都應該投入這一偉大時代，以不辜負時代，不辜負自己”，對自己困擾的意義問題所可能具有的意義。細味她的表述，我們可以看出，潘曉並沒有否認70年代末、80年代初時代具有當時報刊所說的意義，但從她切身經驗，她切身所在環境與氛圍來看，這一被認為具有特別曆史意義的時代，並沒有為困擾潘曉的意義問題、自我身心問題直接給以啟發和改善。這樣，就潘曉的切身感覺，時代即使偉大也和她無關，而隻是和她越來越覺得茫無出路的自我並置著。這也就是為什麽她講：“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它在哪裏。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可我一個人已經很累了呀，仿佛隻要鬆出一口氣，就意味著徹底滅亡。”可惜，在潘曉討論中，雖然有不少人被這段話打動{19}，但少有人深味這段話的理論和曆史含義。因為如果認真對待這段話的曆史和理論含義，認真對待這段話的挑戰，整個潘曉討論應該有所不同吧。

在潘曉討論中，發言主脈之一就是，潘曉的問題是“文革”錯誤曆史形成的，而現在已經扭轉了那一錯誤方向，因此潘曉應該熱情投身到新的時代中來。在這點上，我們看80年代曆史特別著重的觀察與鋪敘曆史的視角——“改革、反改革”的對立，在對潘曉困擾的反應上沒什麽不同。不管是我們界定為改革派，還是反改革派，他們共同的反應都是：“文革”錯了，但我們已經撥亂反正了，青年應該投身於這一正確的事業獲得身心的充實和意義。相比，後來我們認定的反改革派說撥亂反正，主要意味著曆史已經回到50年代那樣一條正確的道路上來。而改革派則認為這一意義上的撥亂反正不夠，要繼續改革，因此呼籲青年投身到支持改革的事業當中去，以此獲得自己的人生意義。也就是，無論改革派還是反改革派，他們在這裏其實都不自覺蘊含了同樣的假設：曆史的正確會使得投身於其中的人們獲得人生意義感和生命充實感。卻未去想，看起來潘曉們的人生問題困擾起源於曆史的錯誤，那曆史再擺回到人們認為正確的軌道上（當然，實際是不是正確？在何種意義上正確？其實都應該再討論，我此處隻是就當時許多當事人的感覺而言），人們就能自然獲得生命意義感、身心充實感麽？潘曉此處對自己經驗的表述，已明確告訴我們，所謂曆史回複正確，如沒在此回複中蘊含對生命和意義問題的特別關注與有效針對處理，此種回複即使從另外一些角度看堪稱正確和偉大，卻仍可能對人生意義問題、生命身心充實感問題無效。而如此，實際意味著，潘曉從討論一開始，就宣布了直接讓人們投身討論者自認正確的時代曆史，以解決人生意義問題的討論路徑是無效的，或效果非常有限的。而潘曉的這一宣布，也等於實質宣布，中國大陸新時期從一開始就缺少——從此特定曆史中人的意義感狀態出發的有效反省和設計。

正是這樣一種膠著於人生意義，但卻無論是經過她自己認真思考所得出的、以自我為支點結論後她所開展出的人生狀態，還是在新的時代宣傳氣氛下為她所瞻望的熱鬧時代，都不能給她的生命困擾與意義焦慮以有效幫助的情況下，在她的心理活動中出現了自殺衝動和宗教衝動。而宗教快速發展和自殺率快速增長，雖然是兩個在中國大陸90年代以後才成為越來越受矚目的問題現象，但一葉知秋，潘曉的經驗其實也在清楚顯示著這兩個後來才讓我們輾轉反側的問題，和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自我狀態，以及沒有找到合適方式麵對這一狀態之間的深刻曆史聯係。

但潘曉的宗教和自殺衝動並沒有成為現實，為什麽會如此？仔細看潘曉這封信，我們便可以理出一些認識線索，首先，這裏有潘曉此段表述中便帶出的以宗教和自殺為強烈負麵的時代氛圍的抑止作用。其次，我們看到的是毛澤東時代前邊給她的昂揚主體，雖然讓她在受理想挫折打擊時倍感痛苦，但不能否認，潘曉在毛澤東時代確立起的這一主體是一個相當有承受力的主體。其三，毛澤東時代有關意義問題的強調和有關意義問題的整理方式，一方麵使意義問題被快速凸顯出來，尖銳折磨著潘曉；另一方麵雖然毛澤東時代所提供的有關意義問題的整理方式、整理語言不夠理想、不夠精細，影響潘曉以更複雜、更細膩準確的方式整理與思考自己的經驗，但這畢竟是一套有關主體、意義的語言，這套語言在使得潘曉把問題簡單化的同時，也對它作了有相當呈現力的捕捉。而這捕捉意味著潘曉在相當程度把她的焦慮與困擾對象化，而對象化又意味著使人相當程度擺脫更傷害人的莫名焦慮、莫名折磨。其四，毛澤東時代所遺留給潘曉她們一代人的理想主義和意義衝動，在讓他們痛苦時，也因這理想主義曾經是多麽強的普遍性存在，不管潘曉多麽否定她周圍的環境，但實際生活和時代氛圍中其實有著很可跟潘曉理想主義衝動共鳴和溝通的要素。潘曉的信所獲得的廣泛反應，和這中間幾種反應都在心理上不隔，就清楚說明著這一點。也就是，毛澤東時代在造出抑止那時代人們往宗教和自殺方麵趨向時，同時給了那時代人們一個比較強力的主體，和一個能相當程度把那時代人們意義焦慮對象化的語言，和使人們理想主義衝動不那麽孤獨的語言環境、時代環境。而這些都是使人們在強烈精神困擾時不至於邁出自殺一步的資源。但如果後麵的人活於相近的精神史機製，卻又不具備這麽多有利條件，又沒有有效替代性資源出現，大規模信教和自殺現象的出現也就不奇怪了。而潘曉來信所呈現出的潘曉討論和後來讓人輾轉反側現象的清楚關聯，更讓人們對潘曉討論沒能足夠建設性展開，而扼腕不已。

編輯同誌，我在非常苦惱的情況下給你們寫了這封信。我把這些都披露出來，並不是打算從你們那裏得到什麽良方妙藥。如果你們敢於發表它，我倒願意讓全國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們的心是相通的，也許我能從他們那裏得到幫助。

潘曉

1980年4月

（編者注：參加問題討論的來稿，請在信封右上角注明“問題討論”字樣。）

潘曉這封信的結尾，現在讀起來讓人有一語成讖的感覺。就是，這封信雖然引發了大陸青年的廣泛回想，印證了潘曉“青年們的心是相通的”，並攪動了上上下下、方方麵麵，卻真的沒有引出什麽“良方妙藥”。對潘曉問題的回應，雖各有自己的經驗背景，自己的思考脈絡，總起來卻不外幾種。一是直接重彈“文革”理想主義老調，在當時甚遭青年反感，沒什麽作用；一是強調投入有意義、正確的曆史，卻沒有進一步構想此曆史應該具有什麽樣的觀念邏輯、觀念氛圍，什麽樣的工作組織方式、日常生活方式、精神文化方式才可能真正麵對吸收潘曉的問題；一是支持以自我為支點，但卻未分析整理，應該通過一種什麽樣的方式和努力才能使此自我被自我承受，什麽樣的自我構成方式、構成邏輯才能既使自我是充實的，社會又能得到很好的組織；一是強調平心回到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發現價值。這是整個討論中最樸實但非常有價值的部分。黃曉菊、潘禕後來身心相對有所安置，都跟後來踏入這一方向有關。{20}不過，這一方向的討論者在當時雖然都用自己的經驗或潘曉其實也承受過很多關心（比如，因同學幫忙，街道辦事處同情，找到最初的工作等）來反駁潘曉的偏激，論證自己的建議，由於這一討論方向未能更進一步深進潘曉問題的核心機製，因此當時對黃曉菊沒有構成影響。但說這一討論方向有價值，不是他們直接給出了什麽有力分析，而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累積中確有很多資源，值得我們反複去分析、探查。不過，日常生活若想有托得住曆史和此曆史中生命的能力，也不是易事，要不中國大陸今天的日常生活就不會表現得如此被市場邏輯、消費主義氛圍穿透和籠罩了。

至於更接下來把潘曉討論架構在新啟蒙思潮或改革思潮中來理解，不僅會模糊潘曉討論所連帶出的特定曆史、生命質感，而且由於新啟蒙思潮和改革思潮在有關人的問題上各有自己的展開脈絡，是以，把潘曉討論架構於新啟蒙思潮和改革思潮中去敘述、理解，實際上等於抹去了潘曉討論所提給我們的問題。因為，80年代中國大陸的新啟蒙思潮有關人的呼籲，首先指向種種外緣對人的侵害；而有關人的主體性等更進一步討論，雖然大大關涉主體的充實發舒等抽象層次看和潘曉討論有關的重要問題，卻從未能對此實在曆史中主體生命、意義困擾的構成有深進內在之分析，因此，80年代新啟蒙思潮對當代人生命困擾、意義困擾問題少有幫助也就毫不奇怪了。而當代中國大陸的改革思潮，由於在實際上把當代大多數中國人假設為特別在乎自己物質利益改善的小生產者，因此，在製度和管理規劃上實質都是致力如何充分調動人們的“主觀為自己”，以最大限度“客觀為別人”快速發展中國的經濟建設。隻是，這樣一種和潘曉“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相合，去除了潘曉此結論中實際包含的對生命意義問題的關注。因為從潘曉所以得出此結論的源初動力和展開動力看，這一結論無疑源於對意義本身的強烈衝動與關懷。{21}

也就是，由於此改革不僅缺少著對曆史—現實中生命問題、身心問題的正麵關心和回應意識，而且它自覺不自覺地根據有關當代中國大陸曆史中人的假設所開展出的製度、管理規劃，還會破壞著此曆史雖未能被重新意義賦形，但實質存在的對此曆史中人們的意義感、身心感需求有幫助和安慰作用的曆史空間和曆史要素。這樣，此改革雖然為人們生存提供著多方麵的改善，但僅就潘曉的意義、身心問題脈絡來看，此改革所給出的製度、管理規劃，以及與此相配合所造出的相關氛圍，反在為潘曉的意義、身心關懷造成越來越不利的現實條件、現實氛圍。{22}

既然直接的潘曉討論不能給潘曉的困擾以幫助，而時代被認為相關的最活躍的思潮和實踐也都實質不能給潘曉的困擾以幫助，那受此困擾的人的最好辦法當然就是盡量懸擱此問題，盡量不要去麵對它，以避免直麵它所帶給自己的尖銳刺痛。但在人們懸擱的同時，如果曆史的發展中並沒有相應發展出解決它或緩解它的方案與資源，卻在損耗著社會和人們生活中原有的資源，那曆史終將把越來越多的人卷入生命意義困擾，而不管我們是不是如潘曉那樣去固執地賦形它，尖銳地直麵它。

四

有了對“文革”後中國大陸精神史問題把握的一些前提性問題的初步澄清，又有了通過解讀內蘊豐富的潘曉來信所作的對把握理解“文革”後中國大陸精神史，特別是其中的虛無主義問題具關鍵性位置的，“文革”後波及一代人的意義危機問題的曆史質地與邏輯機理的細致碰觸，使我們有條件以扼要的方式，對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史所以如此演進，其如此演進和此曆史中人們觀念意識、實踐規劃間的相關關係等重大問題，給以提綱挈領的整理與分析。

簡要地說，中國在建設現代國家上所經曆的坎坷，使得大多數中國人對表現出相當新氣象的中國共產革命的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抱持了高度的期待與熱情，而新中國成立後在對治先前遺留下來的問題方麵和開創新局麵方麵所表現出來的突出成效，更使得大多數中國人對當時的國家領導者毛澤東與共產黨有著熱烈的信任乃至信仰{23}。而中國共產黨在它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所開創出的各種充分開掘社會潛能、調動社會能量、充分組織社會的技藝，在新中國成立之初這樣一種有利的社會心情下，更是把自己開掘、調動、組織藝能發揮到了極點，從而在不多幾年內便實現了對整個社會的充分組織。{24}而接下來中國大陸正是在領導者對自身所認定的邏輯、所認定的理想有著高度自信，社會、民眾對毛澤東、共產黨有著高度信任乃至信仰，其時社會又被國家高度統合幾方麵情況下，國家、社會一起展開對中國傳統倫理的批判與破壞的，以期用當時所理解、認定的共產主義倫理、情操取代中國傳統倫理，以期造就全麵擁有這些倫理和情操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新人，以承擔共產主義在中國乃至全世界實現的曆史重任。

對比中國傳統倫理情操和50 ～ 70年代強調的共產主義倫理情操，重要的不僅在兩種倫理情操內容要求上的差別，重要的還在這些被提倡乃至強加的共產主義新倫理、新情操，實被置於當時所講述的意識形態正確之上，置於國家領袖與共產黨的領導正確之上，而非象中國傳統倫理那樣，雖然無論就起源和現實都和一定意識形態相關，但在表現和感受激發上卻更被置於其時理解相當穩定的天地自然的構造、個人良知，和與此天地自然、良知相配合的社會構造原理、日常生活原理之上，並和能與這些原理配合的人生境界感、個人身心充實狀態、行為的價值感和意義感之間，發展出了相當有機的契合關係。也就是，一個傳統中國人的生命意義感，可來自自己身心、行為與天地秩序、個人良知相合，或弱一點的人與自然生機的相通、諧和，身心的泰然、安定，和與宗教感有關的個人修行、積德行善所帶來的救贖可能，以及在家族、社區、朋友等具體倫常關係中的責任位置所要求於自己的踐行落實，等等。而這時提倡的共產主義新倫理新情操，雖然也要求把這些倫理情操落實到日常工作、日常生活與個人身心狀態中去，但就其根本構成狀態來說，其實質支點仍在其所依賴展開的意識形態正確{25}、國家領袖與共產黨的領導正確。而這樣的倫理構造方式，也便因其構造而存在著相應危險，就是如果出現對先前狂信的意識形態邏輯的不信，對先前狂信的國家領袖和共產黨的不信這種曆史狀況，便會連帶產生對先前曾熱烈努力以獲得與擁有的被推薦的倫理和情操的不信乃至反感。

而“文革”曆史挫折帶給一代人的正是對先前意識形態敘述與毛澤東、共產黨一貫正確的激烈懷疑。所以，“文革”後一代人的精神危機，不僅僅因為曆史的挫折所引發的對毛澤東時代所倡導的精神與價值的懷疑，還因為此挫折在基本構造層次上搖動著人們曾虔信或跟從的價值、精神，並在根本上摧毀著這價值和精神的真理論述。而這一觸及根本構造的精神、心理、信仰危機，加上先前傳統價值倫理、身心資源被強烈打擊後的虛弱（也即無法及時提供替代性資源），使得“文革”結束後中國大陸相當部分人群，特別是精神、人格形成關鍵期處於毛澤東時代共產主義新人打造籠罩性氛圍的當時少年、現在青年的一代中，一方麵彌漫著因狂熱而虛脫，因熱烈而冷漠，因狂信而虛無的精神狀態與心理；另一方麵，與這種虛脫、冷漠、虛無相對，在相當一部分人群中，雖然其先前高漲的理想主義精神亦受到此曆史挫折的強烈打擊，但卻沒有影響到他們認為人應該對曆史、國家、民族、社會承擔責任，和認為人應該追求有明確意義感的生存方式這兩種精神取向所構成的理想主義內核。而相對於上述兩種情況，其時更普遍的是我們於潘曉例子中看到的情況，就是，在同一個人身上，一方麵是真實的虛無情緒，否定一切價值的衝動，另一方麵是同樣真實的理想主義衝動，對意義感的強烈渴望。而後者正是先前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留給“文革”後的中國最寶貴的遺產之一。所以，當時如果能清醒意識此一方麵虛無情緒、虛無心理蔓延，一方麵理想主義衝動猶強的精神史局麵，便應該一麵考慮如何轉化此理想主義——使它在不放棄試圖為曆史、國家、民族、社會承擔責任並於此獲得意義感的精神動力內核的情況下，能夠把對大曆史、大政治課題的關懷，和在日常工作、生活情境中找到具體形式，並從中獲得具體充實感相結合；一麵考慮如何轉化、吸收當時的虛無心理虛無情緒——也即細致考慮，把對大曆史、政治課題的關懷與把此關懷在日常生活、日常工作情境的意義植基，與克服個人在曆史挫折的遭際中所形成的生命意義感危機問題相結合。可以想見，當時若有這兩種意義的結合的自覺展開，中國大陸當代精神史的局麵肯定會和我們實際所見的曆史局麵不同。如此說，是因為“文革”結束後的虛無心理、虛無情緒很大程度上是我們在潘曉信中所看到的，尚是一種未真正定型的情緒與心理，一種因受挫折而對先前狂熱狀態的反彈反應，也即當時多數自認虛無者的心底裏並非真以沒有責任感、沒有擔待為好。而所有這些，在在都為當時可能的精神史新局麵開展提供著有利的曆史條件。

令人遺憾的是，當時不僅國家，而且知識界都對這樣一種時代精神倫理狀況、時代精神倫理課題沒有足夠清楚的意識與思考，{26}否則，潘曉問題的有力提出，正提供了絕好進一步認清狀況，並在認清狀況的情況下開啟有關實踐的細膩思考的契機，從而使國家和知識界可以更好地正視：一方麵理想主義猶強，但其存在形式過於依靠和大曆史、大政治課題關聯，一方麵理想主義遭遇曆史挫折所引發的廣泛虛無主義問題其時不僅猶未定型且內存強烈意義渴望的特點，以深化順承轉化現存理想主義資源、消弭現存虛無主義問題的思考；同時在這樣一種現實感與思考視野下，謹慎對待傳統倫理資源的複蘇和轉化問題，謹慎對待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中豐富的精神倫理文化思考與實踐摸索的再定位與轉化問題，並謹慎尋求和引入可配合這樣一種曆史問題意識、精神倫理狀況的外部相關資源。而一旦如此，中國大陸的精神倫理狀況肯定將和我們現今實際所見的令人扼腕的精神史現實非常不同。

然而，中國大陸當代精神史事實上卻是以我們所見到的這樣一種曆史過程展開的。今天回頭檢視這段中國大陸精神與身心的曆史，必需認識，此曆史所以會如我們實際所見展開，固然和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實踐的特別規劃與追求，與此規劃與追求遭遇巨大挫折根本相關，還和“文革”後大陸國家與知識界不知道如何準確整理此曆史挫折帶給一代人的精神史問題——認清此一代人精神困擾的實質構造，並相應於此構造、此構造內具的資源和此精神困擾所處身曆史與社會中所具有的正麵資源，積極有效應對毛澤東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嚴峻精神史課題——根本相關。假如我們今天的回視性檢討還不能認識“認識”在此精神史軌跡的形成所實際占據的重要位置，我們就還會把“文革”後精神史不理想演變的起源僅僅歸於毛澤東時代曆史遺留給後麵曆史的宿命規約。而這樣，不僅妨礙我們更深入地把握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史的實際複雜構造，也妨礙我們充分看清此曆史中所蘊含的、有益於我們改善我們精神現狀資源的多方麵存在。而這樣，當然也就不可能推動我們去追問何以這些積極性的資源在“文革”後精神的曆史中未能發揮積極的作用，並進而反思這些積極性資源未能發揮更積極作用，和我們相關觀念性氛圍、觀念性邏輯、實踐意識、實踐規劃的不足是一種什麽樣的曆史相關關係，當然也就更談不上從這一反思所建立的曆史感和現實感出發，積極重構我們的觀念與實踐意識。

而“文革”結束後，國家與知識界對時代精神問題理解和把握上的不足，在在表現於國家和知識分子對“潘曉討論”的反應和參與上。如太多曆史已經敘述過的，“文革”中許多問題乃至罪行是在盲目理想主義的推動下出現的。而80年代初出現的這場高度撥動其時社會心弦特別是青年心弦的“潘曉討論”，如前所述，正是以一代人理想的破滅為背景的。從討論發起和最主要的展開場所《中國青年》{27}介紹的情況和發表的討論文章來看，{28}其時無論是帶有國家背景的理論家還是主要出於自己理解的知識界，都未能找到足夠有效的方式準確把握、整理此討論所呈現的意義危機問題背後的曆史與觀念構成機理，更遑論以此討論為契機，把此討論已一定表現出的精神身心問題、主體問題及其背後的曆史、觀念問題，定位為當代中國大陸核心思考與實踐必需特別加以省思與安排、處理的時代基點性課題。因此，當時不論是被視為改革派活躍人物的阮銘的文章《曆史的災難要以曆史的進步來補償》{29}，還是《中國青年》特別組織撰寫、中宣部深度參與的署名“本刊編輯部”的文章《獻給人生意義的思考者》{30}，其所作的實際建議中心意旨都在呼籲青年投身他們認為正確的曆史進程中去。這樣的呼籲有其作用，但因不能真正深進“潘曉”從她的經曆與思考中引出的結論——“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的了”——背後真正的曆史與觀念含蘊，當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推動潘曉更具建設性和說服力地去重新整理自己的經驗、剖析自己的問題。何況，在潘曉的陳述中，潘曉已經清楚地宣示，她的問題不可能僅僅通過政治、經濟路線的調整便得到解決，所以她會說：“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裏。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可我一個人已經很累了呀，仿佛隻要鬆出一口氣，就意味著徹底滅亡。”

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在新時期發端這段時期，除社會經濟有比較多新思考外，國家和黨內主流是希望其它方麵都能擺回到50年代反右前他們記憶中的黃金時代。但透過上麵對潘曉來信的分析，我們可以看見，20年過去了，人們的世界感、自我感、黨和國家感都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人們的精神構成狀態、構成方式，社會氛圍與社會心理的構成狀態、構成方式，也都大為不同。這種情況下，在50年代有效的方式，在80年代若沒有相應環節、氛圍、媒介配合，是很難在潘曉們身上有同樣建設性效用的。而要有效建立出這些相應環節、氛圍、媒介，無疑需要有人足夠有力地洞識與揭明“潘曉”所以得出以“自我”為支點結論背後的曆史與觀念機製，有人足夠有力地洞識與揭明“潘曉”的轉向“自我”為什麽又承受不了“自我”背後有問題的觀念、行為構成機製。但當時轟動一時的潘曉討論，卻沒有人足夠有力地洞識與揭明使得“潘曉”出現這些結論與現象背後的曆史與觀念與行為構成的機製，其結果當然是人們自以為有效的建議實際效果有限，而反過來則是“潘曉”的名言“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脫她的曆史、思考脈絡，脫她的看起來決絕虛無、實際極端渴望意義的強烈緊張結構流行。{31}

在相當意義上，潘曉這一名言在當時廣泛流行是必然的。不僅僅句子易記、易上口，不僅僅內含的憤激等複雜性情緒配合了一代人的心情，而且因為它在處理意義問題時的方式，實質延續了毛澤東時代處理意義問題最常用的自我—他人（或集體）模式，並且它在處理意義問題時，既以回到自我麵對了一代人曾經經曆的以完全投出自我為理想卻遭遇了巨大挫折的經驗，又以此回到自我實際對別人有益的承諾，回應與安慰著毛澤東時代理想主義衝力仍帶給人們的——人不能隻為自己活著的那樣一種意義理解、意義反應模式。所以，潘曉此句名言最初脫潘曉脈絡和結構的流行，並不意味著接受者便不蘊有和潘曉相近的脈絡與結構，當然也不意味著參與流行這句話的人真以為潘曉這句名言是熨帖進他們內心的解答，而隻明確說明著討論中自以為解決了潘曉困擾的無論是國家還是知識界分析與建議的無效。

可惜的是，這一相當程度包含著對自己的挫折情緒性反彈的結論卻脫脈絡脫結構流行所表征的時代相關課題，不僅未能再引起時代的關注，成為時代的思考焦點，反而在接下來改革的曆史展開中，被各種“人是自私的動物，但人隻要理性地追求自利便可導致好的現代社會”這類有關現代社會構成的簡單想象的思潮所補強；更被改革實踐中，以此時代中大多數人未脫過分關注自己實在物質利益的小生產者狀態，因而改革的實際核心之一便為調動此務實熱情的觀念氛圍與實踐規劃所補強。當然此兩種補強的另一麵，都是取消潘曉此表達實際蘊有的強烈意義關懷維度。

相比，潘曉討論除引起社會廣泛反響，卻未能在對時代精神史課題來說最為重要的——理想主義的順承與轉化，和虛無主義的解析與吸收——課題上有真正進展，討論後無論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脫脈絡脫結構的流行，和更其後“人是自私的動物，但人隻要理性地追求自利便可導致好的現代社會”這類有關現代社會構成的簡單想象思潮的流行，雖然比起潘曉討論時人們曆史、心情的實感都更鮮活的狀態與討論時廣泛熱烈的氛圍，更不利於人們對理想主義的順承與轉化和時代虛無狀況的解析與吸收這一關鍵課題的體貼與進入，但還是為潘曉關切的主體問題的思考展開留有一定餘地，因為所謂的“自我”、“自利”、“理性”，隻要我們在追問“何謂自我”、“何謂自利”、“何謂理性”時實際明確賦予它們有關身心、意義的充分內容，人們便可在不反駁“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人是自私的動物，但人隻要理性地追求自利便可導致好的現代社會”這些本來可疑的命題下，含納潘曉實際最關心的主體問題、意義身心問題。而一旦如此，也便意味著實際展開：如何才能形成理想的自我狀態？如何在當時的環境條件下開展出有效的工作實踐、生活形式才能使此理想的自我狀態實現出來？而對這些問題的正麵思考，又有助於推促人們細致觀察此特定曆史—現實中的人，並著力從此特定曆史—現實中尋找資源，而這樣便意味著由主體和意義問題再切入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與思考的曆史重新成為可能，而這一可能又意味著從現時代所出的曆史縱深，對現實情境中身心意義感狀況進一步理解成為可能，而這當然使得進一步從中國大陸內部發現資源來對我們的生活和工作組織重構成為可能。

相比上述對潘曉討論後相關潛在契機的期待，實際引導著此改革製度和管理規劃方向的，有關時代大多數人特別著重實在物質利益的假設，則不僅在社會經濟生活的重組規劃中，往它認為人們所是的狀態中驅導著現實中更為複雜的人們，而且在相關理解狀態和理解氛圍上，對潘曉那內裏存在高度緊張的“自我”；對接下來可能不如此緊張，但仍有著張力結構或張力潛埋的“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流行中的“自我”；以及對看起來字麵邏輯配合，但實際卻很少甚至全無與潘曉緊張連帶的簡單現代社會構成想象，“人是自私的動物，但人隻要理性地追求自利便可導致好的現代社會”中仍可撐出相當有關意義、身心討論空間的“理性的自利”等，便都在這種有關現時代大多數人的狹隘的經濟主義、物質主義認定、理解中，被實質取消和關閉。而比對已有觀念狀態潛含的張力的取消更具破壞性的，是此種對此具體曆史中人性的經濟主義、物質主義假設，與在此假設基礎上對效率的特別追求方式所導致的社會經濟製度與管理製度重新改革規劃。因為這些規劃不僅極易極大限度地無視社會經濟組織生活中人的存在感、身心安定感、發舒感問題，而且會自覺不自覺破壞掉原有社會經濟組織生活中有利於精神、身心慰安的工作組織形式與氛圍，和與之相間相伴的有利於精神、身心慰安與發舒的文體組織形式與氛圍，與貫穿於其中的——基於人們日常工作、日常生活的真實互動產生出的相互理解、相互同情——所建立起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關係與連帶氛圍。

但此種對“文革”後人們實際存在的身心、精神問題極為不利的觀念氛圍與實踐邏輯，所籠罩、彌漫的主要是社會經濟領域。如果文化思想領域有關人的思考，實質含蘊了“文革”後一代人的身心、意義感問題，那不僅有這些問題的人們可從中獲得自我認識、自我把握的資源，而且以此自我認識、自我分析為媒介，人們還可相應有意識地重構自己的日常身心狀態、日常生活方式，以有效對治自己身心、精神困擾。而能對人們身心問題認知和更具意義、身心含蘊的日常生活的建設有實質幫助的思想文化狀態，也一定是可以製衡、批判以對曆史中大多數人簡單的物質主義認定為出發的社會經濟規劃作法和觀念意識的。

有意思的是，在上世紀80年代占據中國大陸思想文化關鍵地位的人道主義與異化論思潮、新啟蒙思潮，雖然都以對人的關切為中心，但正如我前邊所述，這些對“人”熱烈關切、激動呼喚的思潮，雖有著對此前曆史各種非人表現的嚴厲批判，但由於未能真正深進“文革”後人們身心、精神困擾形成的曆史與觀念機製，因此，這些思潮有關“人”的呼籲和思想論證展開，盡管有其多方麵建設意義，對此曆史中人深層精神、身心困擾卻幫助有限。而且這些思潮，特別是在80年代最具主潮地位的新啟蒙思潮，由於實際上在把當時社會中絕大多數人設想為深受中國封建傳統影響的、未擺脫小生產意識的被啟蒙對象，故這一思潮一邊堅持人的尊嚴、強調“大寫的人”，一邊同時不感矛盾地熱烈支持當時以時代大多數生產者都過於在乎自己物質利益為假設的改革。這一頗讓人感覺吊詭現象的存在，是因為整個新啟蒙思潮當時實際隱含了一個未被它自己突出，但和同時代改革規劃者們相通的感覺和邏輯，就是，對過於注重實際利益的小生產意識者們來說，不是啟蒙觀念，而是發達的社會化商品生產，才是改變他們為現代人的最主要利器。{32}

但不管80年代在中國大陸思想文化方麵占據著顯赫位置的人道主義與異化論思潮、新啟蒙思潮有多少問題，其有關“人”，有關“主體性”的熱烈頌揚，仍包含著關於“人”昂揚而又開放的理解。相比，最早被混雜在新啟蒙思潮內，但在80年代中基本成型，以後越來越實質占據著思想文化領域有關“主體”、“自我”感覺與想象的一些蔓延於文學藝術美學哲學的思潮，則因其有關“主體”與“自我”越來越明確的感覺方向賦予、意義方向賦予，從和社會經濟改革非常不同的理解、感覺方向上，同樣起著關閉對時代曆史中“自我”問題複雜性理解與進入的可能的作用。

如此，是因為這些密切關涉“主體”、“自我”問題的思潮，主要是在對先前極端集體主義進行反動的心理動力下展開的。而這一反動並沒有經過細致認知過程，以在此細致認知基礎上超越先前有問題的集體主義觀念形態的同時，吸收轉化此前革命與社會主義實踐包含著豐富摸索，在不同時段、不同空間有著不同意義的集體主義，而是把集體主義籠統抽象化為壓迫的來源，對之進行直接對反。這樣一種對集體主義的反動方式，導致了80年代中期以後這些思潮中，充斥著沒有在真正思考如何才能形成理想自我的情況下，便以為隻要忠實地堅持自我便是為自己為時代負責任的觀念邏輯。而這樣一些把“自我”堅持絕對化的思潮，不僅不會再有意識去觸碰——“潘曉”所以得出以“自我”為支點結論背後的曆史與觀念機製這類問題，而且這些思潮所造成的決絕、自信氣氛，也不易使人有動力、有清晰意識去觸碰——“潘曉”轉向“自我”為什麽又承受不了“自我”——這類它們的邏輯要真具現實課題消化力，本來必需去觸碰的問題。

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認為80年代中期前後這些思潮開始在中國當代人文思潮展開中占據了關於自我思考的霸權地位，事實上等於在思想上關閉了轉化先前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所遺留下來的理想主義精神遺產的可能性，並因忠實於自我的律令，和在文學藝術中把對反此先前有問題的集體主義、理想主義的虛無、懷疑、犬儒、頹廢姿態和情緒審美化、意義化，事實上在推動此革命與曆史的挫折所遺留下的尚未足夠定型的虛無情緒真的往價值虛無方向定型。而這種過於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由於既缺乏對當時中國大陸自我問題機製的曆史—現實認識，又缺乏對自我充實、理想自我如何形成等問題的深入理論認識，使得墮入此種個人主義的個人不僅不能從中找到有助於真實自我支撐的資源，反因這些思潮風氣易造成的人們脫日常倫理、日常責任狀態，更容易受到各種社會風氣、欲望、好惡的左右。也即此種自我強調反而導致墮入此種個人主義的個人缺少真正思考自我、充實自我、保護自我、承受自我的能力，而更容易受到各種社會邏輯、商業、大眾文化等所挑動的氛圍、欲望、矛盾的衝擊與塑造。{33}

沒有如何順承、轉化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理想主義的思想上的幫助，而隻有對這理想主義不利的觀念邏輯的蔓延，在在這些都使得先前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遺留下來的理想主義在80年代的延續主要仍以參與大曆史的方式存在。而在80年代參與大曆史的主要形式就是支持改革開放，反對反改革開放。而正是這樣一種對曆史的責任感激情在80年代使得此理想主義找到了時代形式，並布成了陣營。這樣，80年代中國大陸的理想主義雖因上述種種不利而有不斷被削弱、蛀空之勢，但在知識界，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中，卻一直是製約、平衡虛無主義、自我中心的個人主義蔓延的重要力量。可惜，這樣一種方式與力量在1989年受到了沉重打擊，從而喪失了製約和平衡虛無主義與簡單自我中心個人主義的作用。可正是在這樣一種不僅理想主義激情被再次削弱，而且理想主義激情一時喪失了時代具體形式的精神倫理情勢下，人們迎來了比80年代更劇烈的1992年以來的中國全麵經濟、社會、文化變動。

五

從精神史的視角看肇端於70年代末並於1992年充分鋪開的當代中國大陸改革，一個需要首先關注的現實便是：大多社會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都是一個相對較長的過程，在某種意義上是現代進一步、傳統退一步的過程，這使得相對完整的傳統形態在相當長時間內可以和現代形態共存，而這些條件使得此當中的人們，有相對充裕的時間較從容地基於經驗省思的立場，來轉化傳統，調適現代。相比，當代中國大陸的改革則是由有高度緊迫感和操控能力的現代國家主控的，短時間內從一種現代形式轉向很多方麵差別極大的另外一種現代形式。時間上的急劇、空間上的同時展開和內容方麵的廣泛、幅度上的強烈，在在都使得此曆史進程中人，很難有相對平穩的心態、相對從容的時間、相對可靠的思考感受支點，來麵對自身，麵對自身所由出的曆史，並以這相對充分些的整理為基礎，思考自己的生命連續感、生活意義感和身心的安定感諸問題，當然更談不上做到以這些維度的細密思考為基礎，對當代社會生活方式和相關文化方式作細致深入的分析與檢討。

更不幸的是，當代中國大陸的改革雖然確乎是從一種現代性轉向另一種現代性的改革，但由於：在城市，這意味著無數的個體被從除經濟維度外尚包含政治、倫理、精神、文化意涵的社會主義單位共同體中釋放出來；在鄉村，則意味著無數個體被從組織嚴密、管理嚴格，同時規劃設計亦包含政治、倫理、精神、文化內涵的農村集體經濟共同體中釋放出來——因此，中國大陸當代這種從一種現代性轉向另一種現代性的改革，事實上也伴隨著個體被從生活—倫理—精神共同體中釋放出來這一巨大問題，這樣，就使得中國大陸當代的改革就精神—主體層麵言，其所遭受的壓力便是雙重的，一方麵處身於此境遇中的中國當代個體必需承受從一種現代性到另一種現代性的快速壓迫性轉變，另一方麵他還必需同時承受從傳統直接邁入以市場經濟為經濟主體形式的現代型社會所要承受的精神—主體問題。

而使得這一切更嚴酷的是，時代本身帶給此曆史中個體的不利，沒有因為應該超出這不利的國家與知識分子的介入，一定程度緩解這些加在個人精神—主體上的困擾，反因為他們的介入，讓問題變得更難承受了。如前所述，知識分子的介入，不僅無助於此改革處境中人生命連續感、生活意義感和身心的安定感諸問題的建設性思考和整理，反在一些環節和氛圍上關閉著此曆史中人（典型如潘曉）開啟出的討論契機，和因這些契機或許導致的建設性生活摸索。而國家在推動改革時，由於以此曆史中大多數個人為實質關切在物質利益的小生產者，為自己改革推動的人性假設，而導致——在保留下來的公營單位，由於與此假設相應的管理方式、分配方式和氛圍的改變，破壞著在通常集體中可能有的對此集體中人的多方麵意涵；在被改革釋放出的個人，由於難逃和國家這一假設相應的一係列邏輯與氛圍，使得這些被釋放出的個體，即使自組合作，也很難有中國傳統合作中通常會有的相互間的團契{34}關係。而這也是我為什麽說，國家和知識分子介入，加重而非緩解了這些結構性壓力。

其次，中國傳統精神倫理既已在中國改革前三十年社會主義的曆史中遭到長期嚴厲、全麵的打擊，而中國革命和三十年社會主義曆史所遺留下來的理想主義又沒有被有意識地順承、轉化；不僅未能被有意識地順承、轉化，自己找到新時代形式的這理想主義的自然承傳，先是遭到80年代以來一係列社會、文化思潮的侵蝕，後在1989年遭到致命一擊。所有這些，在在都使得在90年代最需要此理想主義來平衡市場意識形態和消費主義氛圍的時候，此理想主義已先潰不成軍。凡此，都使得1992年中國大幅度邁向市場經濟的時候，有關經濟的感覺與邏輯不僅得以迅速左右著人們的經濟行為，而且得以迅速籠罩乃至一時左右著人們有關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的感覺與想象。

顯然，沒有先前三十年過於自信的社會主義對中國傳統精神倫理的激烈行為，沒有接下來改革時代對中國革命和前三十年社會主義實踐所遺留下的精神遺產的措置失當，沒有1989年對這雖然越來越削弱，但力量猶存的理想主義能量的致命一擊，我們很難想象，此一被視為有著幾千年倫理本位傳統的中國，有著毛澤東時代幾十年理想主義強調和教育的中國，會在市場的降臨中潰敗到如此地步，且是如此一種潰敗方式——不僅多少年積累下來的日常生活感覺和日常倫理感覺如此容易地被商業邏輯、商業媒體關於生活的理解與想象所穿透；而且有關何謂人生成功、充實的感覺與想象也一時間變得如此貧乏，以致在太多人那裏主導此感覺與想象的隻是可計算的經濟擁有，和商業文化、大眾文化給定的享受理解所對應的享受的多少，及可方便轉換為這些計算與享受的相關進展，等等。而這種關於人生的單一感覺氛圍，對那些在其它目標更能找到生命充實感和意義感的人們，除了誤導之外，基本提供不了積極幫助資源，反而因在實際上造成使他們的追求不易被理解和欣賞的語言和感覺環境，使他們這方麵的人生取向常常遭致多餘的壓力和誤解。而即使對那些可主要從經濟成功獲致其人生意義感、充實感，也在經濟方麵進展順利的人們來說，此表麵豐富多彩，實質單一的氛圍，雖使他們的人生因此受到超量的承認與肯定，但由於人生問題終究不能都用經濟的方式解決，所以即使是這些專注於經濟，也能充分從經濟成功中找到意義感、充實感的人們，一個完滿的人生也要從文化和社會生活中汲取營養，但這種表麵豐富、實質單一的氛圍也難為這些單一壓迫性氛圍的寵兒們提供方便、有效的營養；更何況，那些試圖從經濟的成功尋找自己的人生支撐的人們，還有太多無緣與此成功夢想的，對這些人而言，這種表麵熱烈、豐富實質單一的氛圍，不更使他們的不成功變得難以忍受嗎？

其三是，由於80年代以來主導了社會文化基本走向與感覺的人文社會思潮，或對精神主體問題關注不夠；或其意識、無意識的中心在和先前過分強調的集體主義論題對反；或在此問題上延續過去有效，但今天效果相當有限，乃至招人反感的分析模式、語言模式；或感覺到當代的精神倫理問題的重要性和複雜性，但由於不能厘清它們所以產生、所以如此表現的社會、曆史、觀念、心理機製，因此仍然找不到建設性分析、介入方式。而所有這些知識思想狀況，在在都使得，當被從共同體中拋出的個體出現身心焦慮和意義危機感時，這一個體從時代思潮中並不能得到有效幫助，不要說不能從中得到直接對治的資源，甚至得不到使自己的身心焦慮感、虛無感在一定程度上被對象化把握的認知幫助資源。

所以不避冗長地談論中國當代個人主體所處身的曆史條件與文化、觀念氛圍，是要從曆史的維度揭明，中國當代的虛無情緒與意義危機感受紮根於中國前三十年社會主義實踐的挫折，而這三十年中對中國傳統精神倫理多方麵的沉重打擊，使得通過社會機製的自然運轉吸收這些情緒和心理的能力大為削弱；這種情況下，如何措置、轉化和在有力措置、有效轉化基礎上張大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曆史遺留下的理想主義，用此理想主義來克服吸收此虛無情緒和心理，便變得極為重要。而所以此理想主義必須經過轉化後才具有吸收、克服此虛無情緒、虛無心理的功能，是因為此理想主義和此虛無情緒、心理是同一曆史的兩麵，本身並不直接具有洞識此曆史、克服此曆史相關問題機製的能力。可惜當時的多數思想者對這種精神、主體局麵不僅沒有清晰的認識，而且不少人在實際效果上做的是削弱而不是轉化此理想主義，是張大和合法化此虛無、頹廢情緒與心理。而此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遺留下來的理想主義，由於在上世紀80年代仍然沿用的是掛靠大曆史責任目標並以之為自己支點的前三十年社會主義時期形成的慣性模式，因此在1989年中國的曆史頓挫中受到致命打擊。這樣，90年代以後，一個個體所處的精神情境，便是相當程度上被合法化並進一步張大的虛無氛圍，缺少必要社會連帶感的個人主義觀念理解與氛圍，在以上幾種氛圍中產生出的商業理解所操控的鋪天蓋地的大眾媒體，最後當然是和這一切互相加強的市場邏輯和消費主義，而這些，在在都使得90年代主體所處的氛圍已比一般市場—消費社會中的主體多了很多不利。這種氛圍下產生出的自我意識和主體狀態，或被這種氛圍導引，重塑出的自我意識和主體狀態，大多深陷這種缺少社會連帶感的、試圖隻以自我感覺為中心線索的個人主義。而這種個人主義由於形成的過程中缺少使其生命強韌的資源培力，又困於開創植根自己內在真實需要的環境與氛圍，因此，個人在不得不麵對外界時，便不得不是分裂的——一方麵以自我感覺、自我利益為中心；一方麵又強烈追求外在承認，並以外在主導性氛圍所規定出的路徑和標準為承認指標，而這事實上意味著不顧自己的精神—主體狀況無批判地隨順外部氛圍、外部邏輯。但確實，沒有這種廣泛的人格分裂作為背景，我們實在很難解釋，向來被認為具高度享受生活能力的中國人，何以在短時間內自殺率急劇攀升到如此地步。相比自殺表征的此種自我意識、主體狀態對自我生存的損害，此種自我意識方式、主體狀態對社會行為，特別是政治行為的影響同樣巨大，而這種影響的根源便在此看起來高度自我中心的個人主義，在不得不麵對外界時，反而是最容易隨順外界氛圍、外界邏輯的。

不過，也正是因為這樣一些問題存在，和這些問題所造成的對中國大陸當代史中生命個體的傷害和社會機體的傷害，反過來也使這社會中存在著強烈追索意義問題的動力。而於此也可讓我們人文研究者清楚看到人文研究對此曆史中人存在的高度迫切意義——即在今天，人文研究絕不是時代錦上添花的裝飾，和文明要較好維持不可或缺的環節，而是時代、曆史、曆史中人要真正走穩走好的關鍵條件。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前麵的時代錯誤正為今天的人文研究發揮重要且迫切作用提供著曆史舞台。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期待著，人文研究、人文思考在七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中有力地參與了曆史推動之後，能重新出發，成功揭明今天精神—主體困頓的曆史與觀念機製，並從中尋求出能讓我們安置住我們精神—主體的資源與道路。

如此，中國幸甚！你說，不是嗎？！

【注釋】

①這位牧師把龍理解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征，並站在一種狹隘的基督教立場上，以其為阻礙福音在中國傳布之惡。這樣，毛澤東時代的反傳統，便形象地被這位牧師描述為殺死妨礙先前基督教在中國廣泛傳布的“惡龍”。

②中國大陸把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來至今稱為“新時期”。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新時期”開始標誌，是因為在這次全會上，明確確定了告別“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等一係列關係此後曆史展開的重大方針。

③主要指侵犯人權、侵犯人的尊嚴的製度設計和實踐作法，與缺少社會經濟保障製度，等等。

④要了解“潘曉討論”開展更詳細的情況，請參閱彭明榜：《“潘曉討論”始末》，載《中國青年》編輯部（編）：《潘曉討論：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 ～ 29頁。

⑤《中國青年》的潘曉來信刊於1980年5月，討論來信從6月號開始刊發，11月截止，12月及以後的有關文章不再是群眾來信。盧躍剛此處說“將近半年”，應該是特指刊登青年自由來稿。

⑥1980年初，《中國青年》編輯部在確定要在雜誌上推出有關人生觀的討論後，為了組織好討論，當時的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檸讓編輯馬麗珍和馬笑冬作進一步調研。為此，馬麗珍和馬笑冬在北京的機關、學校、商店、工廠召開了各種層次的座談會，正是通過這一係列調研和座談會，馬笑冬認識了當時北京第五羊毛衫廠的黃曉菊，馬麗珍結識了當時在北京經濟學院讀大學的潘禕。後來《中國青年》1980年第五期發表的署名“潘曉”的信“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便是馬笑冬根據黃曉菊和潘禕的來信，以黃曉菊的為主（包括人生經曆和主要觀點，包括“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就象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的了”，這樣信中一些最有影響的觀點，都是黃曉菊的原話），融進了一些潘禕和在座談會聽到的表述，加工而成的。馬笑冬並在黃曉菊和潘禕中各取了一個字，命名來信人“潘曉”。至於這封信的編者按，則是馬笑冬草稿，郭楠檸定稿的。見彭明榜：《“潘曉討論”始末》，載《中國青年》編輯部（編）：《潘曉討論：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第10 ～ 14頁；葉維麗、馬笑冬（口述），葉維麗（撰稿）：《動蕩的青春：紅色大院的女兒們》，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236 ～ 241頁。

⑦此處關於《中國青年》當時的發行量398萬份，不知道盧躍剛該數字的來源為何。根據1980年6月18日當時在任的《中國青年》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關誌豪回答胡喬木詢問，當時《中國青年》的發行量為335萬份。見關誌豪：《胡喬木接見〈中國青年〉負責人》，載《中國青年》編輯部（編）：《潘曉討論：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第293頁。

⑧訪問者為李公明，廣州美術學院教授，專業貢獻外，也是當代中國大陸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

⑨上引盧躍剛觀點均見http：//www.china.com.cn/chinese/feature/933524.htm。

⑩信和編者按見《中國青年》1980年第5期，第2 ～ 5頁。

{11}關於當時的《中國青年》為什麽能成功推出把握青年和時代脈搏這樣準、這樣深的一個討論，本身就是一個值得討論分析的課題。而前引《動蕩的青春：紅色大院的女兒們》第6章“新時期”中的“馬笑冬：催生潘曉”節（第236 ～ 246頁）、彭明榜的《“潘曉討論”始末》雖沒有對這一課題深入討論，但已經能讓我們了解到，《中國青年》能作出這一討論，至少和當時的時代氛圍，他們自己的責任感和他們自己的困擾，當時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等，都有著直接關係。

{12}葉維麗、馬笑冬（口述），葉維麗（撰稿）：《動蕩的青春：紅色大院的女兒們》，第6章“新時期”中的“馬笑冬：催生潘曉”節。

{13}彭明榜：《“潘曉討論”始末》，載《中國青年》編輯部（編）：《潘曉討論：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第13頁。

{14}葉維麗、馬笑冬（口述），葉維麗（撰稿）：《動蕩的青春：紅色大院的女兒們》，第241頁。

{15}而從已有相關材料中，我們雖然可看到當時更重要的領導人胡耀邦做事的寬厚（尤其和胡喬木相比），但從所知相關材料看，胡耀邦無疑是對潘曉討論的曆史重要性敏感不足的。有關潘曉討論胡耀邦和胡喬木的介入請參閱彭明榜：《“潘曉討論”始末》；關誌豪：《胡喬木接見〈中國青年〉負責人》。

{16}這也是當中央電視台報道潘曉時，由黃曉菊出麵代表潘曉的最主要原因。

{17}黃曉菊原信寫的是，她愛的是一個華僑子弟，當時編輯覺得不符合其時呼籲華僑為祖國建設盡力的氛圍，改成了幹部子弟。於此也可見其時氛圍之一斑。

{18}有意思的是，黃曉菊和潘禕都是父母在外地，本人從小就被寄養在北京親戚家長大的。

{19}我和現今大學生互動的經驗，讓我驚訝地發現，竟有那麽多現今學生被這段話深深觸動。

{20}參見黃曉菊：《笑著哭著唱著罵著走過來》，載《中國青年》編輯部（編）：《潘曉討論：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第61 ～ 74頁；潘禕：《那場討論改變了我幾乎全部的人生》，載《中國青年》編輯部（編）：《潘曉討論：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第75 ～ 100頁。

{21}但吊詭的是，改革關於大多數人真正關心在實際物質利益的假設，不僅得到本來就特別在乎實際利益，和因對前麵偏執理想主義的反彈，而在心理上認為隻有物質利益的改善才是實在的人們心理上的熱烈呼應，而且，它也可從潘曉這種本對意義有強烈關懷者身上汲取著參與熱情。而這一吊詭情況的出現，就是上麵已分析過的，潘曉在乎意義的方式使她轉向自我，而她自我邏輯的問題，反會很容易使她的事業追求指向一般社會氛圍所指向的方向，這樣，本應成為此改革許多設計直接抗力的潘曉們，反可能吊詭參與著她們本該反抗的很多氛圍與邏輯。

{22}關於中國大陸改革中有關問題，我會在接下來撰寫的論文《當代中國大陸經濟主義的特質及其曆史與觀念成因》中作詳細討論。敬請有興趣的讀者關注。

{23}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的成就與問題的扼要敘述與分析，請參閱《劍橋中國史》第14卷，《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5—1965》，第2章“新政權的建立和鞏固”（弗雷德裏克•C•泰韋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第55 ～ 149頁。

{24}關於這些方麵，我即將發表的《從梁漱溟和修正後的梁漱溟視角看現代中國的共產革命》一文有更詳盡的討論，對這些討論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

{25}即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實現敘述為世界史的必然原理，把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現存狀態敘述為正在自覺且正確執行此世界史原理。

{26}潘曉來信的編者按和胡喬木對這一討論的重視，讓我們看到他們對這一討論的重要曆史位置有著敏銳的判斷。但“敏銳”不等於“清楚”，而為什麽他們能“敏銳”？為什麽“敏銳”後卻不能發展成“清楚”？本身也都是重要的曆史課題。很期待有誌者來正麵展開這些課題。

{27}很多媒體都卷入了此討論，而其中尤以《中國青年》雜誌、《中國青年報》發揮的作用最大。

{28}《中國青年》雜誌發表的直接參與或關涉討論的文章分別見1980年第5 ～ 12期和1981年第3期、第6期，1984年第1期。而1984年清除精神汙染運動氛圍壓力下的這篇《“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錯在哪裏》，跟1981年6月以“本刊（指《中國青年》）編輯部”名義發表的文章《獻給人生意義的思考者》相比，尤反映著在麵對時代精神問題上的退步，不僅論斷上機械退回毛澤東時代的表述，而且態度、語氣上也隔膜、生硬。

{29}阮銘文章見《中國青年》1981年第12期。

{30}有關這篇編輯部文章《獻給人生意義的思考者》的撰寫定稿過程，彭明榜的《“潘曉討論”始末》有要言不煩的記載，見《中國青年》編輯部（編）：《潘曉討論：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第24 ～ 27頁。有意思的是，彭文還透露，這篇作為討論結束定音的文章本想請理論界的著名專家來寫，但所找專家都以“這場討論涉及的問題太廣泛了，各種思想觀點太豐富複雜，沒有親身參加過討論的全過程，很難寫這個總結”（第25頁）為理由推掉了，但文章的定稿仍請了當時有影響有地位的理論家邢賁思、汝信等詳加參與、推敲。

{31}有意思的是，清除精神汙染時《中國青年》所作的檢討中，自我批評之一就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的錯誤思想變成了一部分人的口頭禪。”中國青年雜誌社編委會：《關於“潘曉討論”問題的檢查報告》，載《中國青年》編輯部（編）：《潘曉討論：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第307頁。

{32}有關此方麵更詳細的討論，請有興趣的讀者關注我接下來要撰寫的論文《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啟蒙知識分子的政治感及其曆史與觀念成因》。

{33}關於此點，請參閱拙文《後社會主義的曆史與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觀的變遷》關於1985年後中國大陸文學思潮狀態的整理，見賀照田：《當代中國的知識感覺與觀念感覺》，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34}不知道怎麽表達，借用了這個已被使用在基督教作為特指的詞。因此，讀者不能在基督教意義上，而隻需在這個詞本身引發的意義感上理解我的使用就剛剛好。

賀照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

大學百年，最堪回味……

校園中的新新人類有自己的語言，如我靠、哇塞、這事得好好策劃、創新、創業、開卷考試：最大的受益者是複印店老板。……十年浩劫後的中國傷痕累累，但這並不影響流行歌曲、喇叭褲進入大學校園。……大學生不再那麽“清高”，以“經濟收入高”為擇業標準，強調專業對口……

插上創業的翅膀，讓夢想飛翔（90年代中期以後）

大學校園最“酷”口頭禪

校園中的新新人類，渾身散發著新潮氣息，他們有自己的語言，如我靠、哇塞、記得呼我、給我發E－mail吧、最近很忙、建個網站吧、這事得好好策劃策劃、創新、創業、讚助不好拉啊。

校園魔鬼詞典

創業：我要過把癮。

逃課：一千個愛你的理由。

戀愛：為未來生活打草稿。

抽煙：尷尬時，女生可以笑、可以捏衣角，男生隻有用抽煙來應付。

網聊：沒什麽更崇高的理由，男男女女，都期待著一場不負責任的豔遇。

開卷考試：最大的受益者是複印店老板。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1978－90年代初）

潘曉來信

1980年，《中國青年》發表了署名潘曉的來信《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

“潘曉”訴說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經曆：原來真誠地相信人世間一切都是美好的，真誠地願為革命獻身。但是，十年動亂衝毀了這一切，由此產生了我對存在的迷惘。冷漠中形成了這樣的生存價值觀：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他人。

潘曉來信激起了大學校園裏的人生觀價值觀的一場爭論。他們紛紛暴露心中的傷痕，尋找自我發展的方向。

“從我做起”

十年浩劫後的中國傷痕累累，但這並不影響流行歌曲、喇叭褲進入大學校園。“不關心政治，談情說愛，不求上進”、“吃喝玩樂的一代”成為世人對大學生的主要評價。

“幹社會主義，要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在“五四”運動61周年的日子裏，清華化工係七七屆同學提出了這個響亮的口號，並迅速引起高校學子的強烈共鳴。這是中國青年的一次新覺醒。

崔健的“一無所有”

“我要給你我的全部，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當崔健站在舞台上大吼“一無所有”時，許多大學生就像初次接觸“朦朧詩”那樣，“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但有不少學生熱烈歡迎這種表達方式，競相模仿，以狂熱的歌聲表達自我。

“經商熱潮”中的大學校園

商品經濟的發展，讓社會上的經商熱潮波及到大學，學生的自主生活能力和商品經濟觀念強化。大學生的擇業觀念出現新趨向：金錢的魔力越來越大，大學生不再那麽“清高”，以“經濟收入高”為擇業標準，強調專業對口。

中國，象牙塔的鑰匙丟了（1949－1978）

高校院係調整

1952年下半年，全國高校院係調整改變了我國不能培養各種技術人員的落後狀況。但調整沒有充分認識到文科、社會科學、政法、財經等學科的重要性，普遍降低其招生比例，甚至取消一些基本專業，機械剝離文、理、工科，不利於培養複合型人才。

老三屆與上山下鄉

1968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已開始兩年。初中、高中和大學中已積壓了66、67、68三屆共9個年級、應當畢業而沒有分配出去的學生，俗稱老三屆。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主席決定青年學生命運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城市不戀，工礦不留，郊縣不去，堅決上山”，上山下鄉的熱潮在高校中掀起。

“臭老九”的文革命運

文革中，歧視知識分子的“左”傾思潮發展到極點。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越降越低，他們被放在“叛徒”、“特務”、“走資派”等八種要批倒鬥臭的對象之後，於是有了“臭老九”之稱。學校無法正常運轉了，整天都是對教授們的批鬥，許多名教授被迫害致死。

1975年5月，毛主席借用京劇《智取威虎山》情節，詼諧地說：“老九不能走，還是要。”

雪，落在象牙塔的土地上（1901－1949）

世紀廢墟中的洋化教育

教會大學是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的標誌，他們企圖以此實施奴化教育。當時著名的教會大學有聖約翰大學、金陵大學、華中大學等。隨著“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反奴化教育的興起，中國各地收回教育權的運動此起彼伏，聖約翰大學學生曾全體退學，中國教員全體辭職，另創光華大學。

蔡元培和北大變革

蔡元培大刀闊斧地變革北大，在“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下，國內大批學術精英薈萃北大。北大看蔡元培，全國大學看北大，中國掀起了一輪大學改革的風氣。

教授治校與西南聯大

抗戰時期，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南移，組成西南聯大。西南聯大實行教授治校，教授不怕校長，更不怕教育當局。不合適就走人，自由流動，教授們都知道自己的價值。

……………………

對話與交流

北京電視台《國際雙行線》欄目組 編

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1年9月第1 版

求職

編導：徐劍 李琦 趙亮

主持人：張蔚 姚長盛

嘉賓：潘禕（資深職業顧問）

克莉斯婷•瑞恩（美國人，北京大學留學生）

蔣北麒（聯想集體人力資源部總經理）

道格拉斯（美國一步飛公司總裁）

       姚長盛：觀眾朋友，大家好！今天這個話題是“求職”，現在有請我們這個節目的頭兩位嘉賓。

       張蔚：這位是來自美國的克莉斯婷•瑞恩小姐。

克莉斯婷：謝謝。

張蔚：克莉斯婷，你來中國已經有九個月了，是嗎？

克莉斯婷：是的。

（抓楨 四人全畫麵 ）

張蔚：你現在在哪裏讀書？

克莉斯婷：我在北京大學讀書，學習中文。

姚長盛：這位比較高大的男士是叫潘禕，一般人稱他叫老潘。我給大家介紹一下潘先生過去的簡曆。潘先生是位名人。二十年前，也就是我小時候，寫過一篇作文叫做《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那個作文題就是潘先生給出的。那時候全國有一場人生觀大討論，有一篇文章叫做《人生的路啊，為什麽越走越窄》。今天在座的這些三十歲以上的人，都會記住一個名字：潘小，是兩個人名的組合，“小”就是黃小菊，“潘”就是今天的老潘。老潘今天做的職業是？

潘禕：我現在在中華英才網開了一個信箱，主要是為一些求職的朋友、網友，在線為他們解答一些問題。

張蔚：您自己本身也有很多次求職的經曆。

潘禕：我從80年代開始一直到現在，好像都在不停地求職。（笑）

姚長盛：大概有多少次，能記得嗎？

潘禕：有兩種麵試，一個是針對我自己直接求生的需要，另外一種是現在我所做的工作的需要。大概前前後後參加了有二百多次麵試了。（笑）

姚長盛：這裏，給克莉斯婷念一段簡曆，這是一個很有特色的簡曆，這裏麵有這麽幾句話是描述自己的，叫“幹練通達，體貌端正，堅毅泰然，坦蕩真誠，正直幽默，睿智進取，熱誠豪放，灑脫精明，博采剛強，名利兼就，金戈鐵馬，連卷西風”。

克莉斯婷：聽起來像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求職者，我以前沒碰到過這樣的人。我知道多少簡曆上會寫，這個人做過什麽、有哪方麵的經驗、是什麽樣的人等等。所以這份簡曆對我來說很新鮮。

張蔚：那你的簡曆中都包括哪些內容呢？

克莉斯婷：我的學曆。

張蔚：學曆。

克莉斯婷：工作經曆，可能還有誌願工作的經曆。

張蔚：但是不包括性格、照片、身高、體重等任何個人資料。

克莉斯婷：個人資料應該是像姓名、地址一類的內容。

張蔚：看來在中國找工作，寫一份簡曆跟國外有很大不同，你通常把一大堆個人資料寫在上麵，還得把自己包裝得很好，以便推銷自己。

姚長盛：今天可能有一些應屆的大學生。

張蔚：就在我們現場。

姚長盛：大家自己準備一份簡曆的時候，都有一項是“愛好”，好像是最後一欄。每個人在填愛好的時候，都要煞費苦心地來思索一番。有一位先生在搖頭。

觀眾1：我覺得我根本沒有煞費苦心，因為我喜歡什麽我就寫什麽，這是很簡單的。比如我喜歡乒乓球，我就寫我的愛好是乒乓球。

張蔚：會不會知道你應聘單位的人事經理特別喜歡打乒乓球，然後就說你打得特別好。（笑）

觀眾1：我覺得我自己找工作，可能要送出十份、二十份，甚至五十份經理，我沒法一一考慮對方，我隻能把自己有什麽特點寫在那兒，如果你喜歡，就好，如果你不喜歡，我沒必要改變自己，或者虛早自己的身份，或者是別的什麽。

張蔚：那你跟這個潘先生意見好像有點不同。潘先生那邊是盡量地包裝自己，能迎合這個工作的需要。你是我是我，喜歡不喜歡隨你的便。

觀眾1：我就把我的能力、我受的教育、工作經曆擺出來，那種無欲則剛的態度，然後你不要我沒關係，但我不想太多地改變我自己。此處不留我，自有留我處。

姚長盛：有沒有在填自己愛好的時候煞費苦心的？

觀眾2：我覺得還是有的。就看你找什麽樣的工作，像他那樣的吧我理解，如果你要到外企工作的話，你說你喜歡打乒乓球，我估計沒有幾個老板喜歡打乒乓球，我覺得他們喜歡打，至少是喜歡打籃球吧。

張蔚：或者高爾夫球更貴一點。

觀眾2：高爾夫太貴了。可能他們喜歡爬山，如果我要去申請外資企業的話，我可能會選擇一些運動型的，我不會選擇我喜歡書法呀，或者什麽畫畫呀，我覺得到外資企業去，好像沒人會欣賞你的書法。

姚長盛：你如果去中資企業應聘該怎麽樣？

觀眾2：中資企業的話，那我可能會寫得比較實際一些，因為我覺得美國人比較喜歡運動，中國人喜歡安靜嘛。

張蔚：不知道是不是觀眾朋友都同意她的說法？

觀眾3：我也快要畢業了，所以我花了很多工夫準備簡曆。我認為，美國人的簡曆與其他國家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們主要寫簡曆和以前的工作經曆，可個人愛好可以表現你的個性，所以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個人愛好不應該是編造出來的，加上它隻是用來幫助體現你的個性。經曆的其他部分體現你的技能，個人愛好則使你展現得更加全麵，沒準兒你的愛好會引起招聘者的注意。愛好在你的簡曆中顯得很突出，但這不是應該花很多時間去準備的，你隻需寫下你真正的愛好就可以了。

張蔚：所以應該實話實說。

姚長盛：我們現在回到台上。剛才潘先生也聽到了，很多人其實對自己怎麽準備一份簡曆都有特別獨特的心得。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你這份簡曆跟他們這些心得有些什麽不一樣的地方？

潘禕：剛才有的朋友講到了，就是說我就是這樣，我就是如實地描寫自己，這裏麵可能會遇到一些什麽樣的問題呢？就是說你這麽一個標準化的東西，你沒有對自己進行包裝，事實上，現在不管是我們作為一個人來說，還是作為某一個商品來說，你要想讓別人知道那麽你在這之中一定要進行很多很多的……

姚長盛：你說的你自己的這種包裝。

潘禕：這個實際上包括很多，他為什麽要去做廣告呢？我說簡曆本身就是第一個你自己的廣告，你讓對方能夠認知你，如果這一步你自己都忽視它，那麽我可能說，你的成功率會低。

姚長盛：克莉斯婷，你同意潘先生的意見嗎？

克莉斯婷：這個嘛，你當然應該包裝自己，以便推銷自己，你的目的是把自己推銷給別人，但同時，有些人可能會表達得相當自負，認為我這個也能做，那個我也能做，這就說明你什麽都能做了嗎？那可不一定。

張蔚：我覺得美國人是不是都有點全能意識：

克莉斯婷：對，是這樣。說到這兒，就我個人而言，我不太喜歡這樣，我這也行那也行，我無所不能，這就是我為什麽做得很好的態度。我當然想找到工作，但我不會喜歡遇見這樣鋒芒畢露的人。

姚長盛：現在台上已經出現分歧了，潘先生說包裝還是必要的方式，包裝也是把自己推銷出去的一個非常必要的手段，而且包裝當中有很多學問。今天我們現場也請到了兩位招聘者，坐在這邊這位男士叫道格拉斯`愛爾蘭，他來自美國，是一步飛公司的總裁。

姚長盛：坐在這邊的這位是聯想集團人力資源部的總經理蔣北麒先生。您給我們所有的現場的朋友，還有我們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一個建議，就是什麽樣的簡曆最能吸引您？

蔣北麒：我是傾向於呢，作為一份簡曆來說，是需要適當的包裝的。從我個人看簡曆的情況來說呢，我有一個綜合的感覺，就是這份簡曆我看起來、我讀起來，有沒有那種眼光一下發亮的感覺。

姚長盛：就是看到什麽地方您覺得眼睛發亮了。

蔣北麒：你比如說吧，我現在假如要招聘一個研發工作師，那麽很顯然，我眼光比較容易發亮的地方，師他的一個技術背景。他假如師說在外企從事比較長時間、而且專業也差不多有研發的經曆，或者說呢他師一個清華大學計算機專業畢業的，碩士生或者博士生，我會感覺到眼睛一下發亮。

姚長盛：那您看潘先生這份簡曆會心動嗎？

蔣北麒：噢？

姚長盛：您就直說沒關係。（笑）

蔣北麒：其實我現在感覺，作為潘先生的這種經曆我肯定是心動的。首先這份簡曆寫起來，不是說簡簡單單地拿這份簡曆我就能夠跟別人去進行比較，而是首先感覺這是一份比較特殊的簡曆，所以我肯定會非常有興趣地再讀一遍，讀一遍之後，我會產生出新興趣，我想見一麵。

張蔚：道格拉斯先生，你會在簡曆中尋找什麽，什麽東西能使你眼光發亮？

道格拉斯：每次我登出一則招聘廣告，我可能至少收到上百份簡曆，我會花大約半分鍾的時間瀏覽一份簡曆。

張蔚：每份簡曆隻花半分鍾？

道格拉斯：同時決定使、可能行或者不行。

張蔚：很殘酷。

姚長盛：我讚同潘先生關於包裝的許多意見，但我不讚成實用主義，這使一個市場，你在推銷某種東西，你在推銷某種對你十分有用的東西，你得說服別人，相信這種東西的價值，而且你隻有半分鍾的時間，這使個廣告，如同雜誌上的廣告一樣。

張蔚：那你有什麽辦法能通過這半分鍾的考慮呢？

道格拉斯：你有什麽策略別讓你的簡曆歸入北否定的一類，這使第一步。如果你能使簡曆被列入可能行的一類，你就已經成功了一大半了。有一些情況是肯定會遭到拒絕的，一份長達二十頁的簡曆，我沒有時間去讀它，申請一份工作隻要寫滿一頁紙就足夠了，我不會有時間讀。在簡曆上寫上你在學校學過什麽課程，如果你有經濟學的學位，我會知道你上過什麽課。如果你是學會計學的，我頁知道你上過哪些課程。因為招聘者並不笨。

（抓楨 道格拉斯畫麵 ）

張蔚：沒錯。不要低估招聘者的智商，簡曆應該是你最好的作品範本，因為我並不認識你，對你一無所知。

道格拉斯：我會把簡曆和你的性格聯係起來，因此如果簡曆上的字跡小而又小，打印效果又極差，肯定不行。

姚長盛：我覺得潘先生的臉色已經越來越不好看了。（笑）

潘禕：在市場上被別人說“不”的時候也很多了，而且呢，我想我應該又二百多次麵試的經曆，這個裏麵成與敗太平常了。所以我現在已經是一個常敗將軍了。

張蔚：我剛才講的都是不行的一類，也舉了一些例子，但一份能引起你注意的好簡曆會是什麽樣的呢？你能給克莉斯婷提點建議嗎？

道格拉斯：實際上我帶來了一份坐得很好的簡曆，其實就是我自己寫的。（笑）

張蔚；是嗎？

道格拉斯：簡曆中最應該注意的是格式，你可以看到日期是從前往後寫的，這樣職業的發展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職位要用很大的字體寫，這樣我就能從時間上看出應聘者的職位是越升越高的，招聘者都願意看到個人的發展。在詳細內容裏，開頭要用很搶眼的詞句，因為每個人都又職責，所以要用，“我創造”、“我協調”、“我開發”、“我設計”這類的詞。這樣當別人讀到我的簡曆時，他們就能感到，我是事件中的主導者，而不隻是我對某事負又職責，那樣意味著，是公司把這個責任交給我，而我這樣寫則表明我是主動的。教育背景呢，我覺得不是那麽重要，主要還是看你的經驗，我知道這裏有文化的差異，在中國，在北大或清華畢業會有很強的優勢，如果你不是北大或清華畢業的，你就得著重其強調你的工作經驗。然後是技能，特別是電腦方麵的，比如你會用什麽軟件，你會使用什麽辦公設備等等，以及其他跟你的職位或領域相關的技能。還有要簡短的一點就是，你應該在寫簡曆之前，先選擇好要應聘的職位。

張蔚：克莉斯婷，你還有什麽疑問嗎？

克莉斯婷：如果應聘者沒有實際經驗怎麽辦呢？我是說，如果隻做過臨時工作的話。

道格拉斯：我想你可能會為自己的一些經驗感到驚訝，這取決於你如何描述它，這又說明你剛才提到的所謂“誇張”，我要說這不是誇張，而是“定位”，如果你在某個機構做過誌願者，那你就又了做協調工作的經驗。如果你還又其他的誌願者為你工作，那你就有了管理的經驗，你得從自己不多的工作經驗中，提取有用的東西，並且要使用商業詞匯，企業有他們專用的詞匯，他們使用“管理”、“協調”、“財務管理”一類的詞。“財務管理”就是負責公司的財務，不要說“我記賬”、“我負責日常收支”或“我計算日常收支”等。

張蔚：把話說得婉轉些。

道格拉斯：對，這和成功與否有很大關係。

張蔚：假設你看了克莉斯婷的簡曆，而她的簡曆符合你剛才所說的所有要求，很完美，並且已經過了第一關通過了你的半分鍾瀏覽，現在她要來參加你的麵試。克莉斯婷，在麵試的前一天你會做些什麽？

克莉斯婷：緊張，我會很緊張的。

張蔚：那你怎麽緩解緊張情緒呢？

克莉斯婷：我不知道具體會做什麽，我隻能說，我會真實地展現自我以及我的經曆。

張蔚：你會特意準備麵試時的衣服嗎？

克莉斯婷：會的。我記得有一次麵試我穿得比較正規，因為我了解那家公司，知道他們期待什麽，雖然我應聘的職位不高，他們還時要求穿正規的服裝，這時我事先就知道的，所以我會讓自己看起來職業化一些。

張蔚：比如穿套裝。

克莉斯婷：是的。我會穿得比較正規。

張蔚：很好。

姚長盛：潘先生呢，你有沒有一身麵試的行套。

潘禕：以前有過。

姚長盛：是什麽樣的呢？

潘禕：也是西裝，不過我這個人穿西裝不好看。（笑）

姚長盛：那為什麽還要預備一身西裝呢？

張蔚：中山裝，我覺得您穿中山裝好看。

潘禕：但是現在呢，我們現在也是國際化了，作為一個所謂的職業化的人來講，你必須受職業化的這種裝扮，這是最開始的一步，就是說你怎麽能夠讓人見你第一麵的時候，覺得你還行，至少是這個行當之中的人，而步是說，穿了一個長袍馬褂，去了以後人家說，你到這兒來幹嗎來了。好像不太對勁。（笑）

姚長盛：您對您過去那身行套滿意嗎？

潘禕：沒有什麽滿意不滿意，我說了我自己穿那身西裝很別扭。

張蔚：小姚，你去道先生的公司去，有沒有采訪到一些素材回來。

姚長盛：我去過道先生的公司，我還讓他下麵的秘書以權謀私，幫我做了一份定額分析。我為什麽姚做那個呢？我感覺它特別的新鮮，從來沒有過這種印象，去一個地方要做一個性格分析，然後我才能算邁出第一步。除了性格分析之後，好像後麵還有各種各樣的題讓你來做。給我整個的感覺是，道先生那個地方很格式化。

道格拉斯：實際上我們想做的是真正理解每一個人，我們要使人與職位相配，這就是招聘工作要做的。當然在簡曆上每個人都說，自己有責任心、外向、個性強、證實、值得信賴。這樣寫事很自然的，通過做一些客觀的測試，我們就能為你簡曆裏的內容找到真實的根據，用一些更加客觀得標準來測量人得品質。

姚長盛：我們在一步飛公司正好碰到一個人去麵試，一個很完整的麵試過程，我們拍下來了。讓我們看一看拍下來的一段素材。

（看大屏幕）

解說：這是一家由美國人在北京開的外企職介公司，明天都會有很多人來這裏麵試。今天我們根這位小夥子一起走進了這家公司，他希望能在這兒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招聘人員1：現在要做一個測試，開始要做一個個人性格分析，全部做完之後，可以看見一個選項框。好吧，你先做這個。做完之後你來找我。

解說：今天的麵試除了做這樣的測題，還有一些其他的內容。

招聘人員2：我現在是給你做一個麵試的錄像，提供給外強企公司，使他們能通過這個錄像了解你。高先生，我想問你的第一個問題是：你的老板、你的同事對你的評價是什麽？

高先生（應聘者）：我想最大的評價是說我做事過於認真，有些目標給自己定得特別高但是根據現在的狀況可能有些做不到。

招聘人員2：現在你正通過什麽樣的方式來提高自己、完善自我？

高先生：第一，當然是上一些課啦，讀一些書。第二，多接觸一些朋友，一些老師、同學，開闊一下自己的視野。大家交流一下，可能會得到一些信息。

招聘人員2：你找一份新工作想要得到什麽，這對你來說為什麽重要？

高先生：做市場是一項很全麵的工作，它包括銷售、財務、做預算等。它能激發你最潛在的能力。

招聘人員2：謝謝你到這兒來麵試。下麵要檢查你的簡曆。

記者：感覺如何？

高先生：稍微有點緊張。

記者：回答這些問題容易嗎？

高先生：說實話，這些問題其實在這之前我也想到過，有所準備，但是可能表達方麵還是有一些出入，總歸是麵試嘛。

記者：作為一個中國人，回答一個美國公司設計的問題，感覺有些什麽地方不適應？

高先生：就是像剛才做的測試吧，感覺就有一些，畢竟是在國內土生土長的嘛，思維方式呀還是屬於國內的，跟他們的思維方式，還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別。

記者：你比如說，舉個具體的例子。

高先生：我們借著美國人的表達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東西，總會有很多東西自己表達不出來的。因為你要借著別人的方法，這是別人的東西。

記者：你的意思是在回答一些問題當中，你下意識地模仿美國人的方式？

高先生：有這種傾向。

記者：那我估計這肯定模仿不好。

高先生：對，我覺得這種模仿其實是很不好的。是別人的東西，而不是你自己的。

記者：但是你也模仿了。

高先生：怎麽說呢，因為特定的環境下，有時侯是你不自覺地模仿，雖然你想表達真實的自我，但是，環境迫使你做出一些模仿的動作來。

記者：那你的意思，剛才這個麵試，沒有把你完全的自我真實表達出來？

高先生：隻能說有百分之七十或百分之八十，不可能完全表達出來的，這也是不現實的。

（大屏幕結束）

姚長盛：好，剛才是一個中國人到道先生公司做了一次麵試，我們今天也請到了德國漢高人力資源部的經理張國維先生。這個麵試者覺得挺委屈，我到這個地方答這些東西，我不太擅長。因為我老是在用一種揣測的心理在琢磨，他們需要我做出一些什麽樣的回答。

張國維（漢高（中國）投資公司人力資源總監）：我覺得還是剛才談到一個包裝的問題。實際上包裝的定位，不能美化，而是把它職業化。那麽職業化的定義又是什麽呢？就是雙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看懂。

姚長盛：現在你覺得剛才我們這個麵試者做到職業化了嗎？

張國維：我覺得他完全是處於被動，所以呢，就算他找到這種職位，我覺得他是幸運的，但是，這是一種被篩選的過程，而不是主動表現的過程。

姚長盛：如果你有什麽建議，比如你想給他提一個什麽樣的建議，你覺得他長才做的什麽地方有大幅的修改餘地？

張國維：如果我是這個人的話，我會拒絕做這樣的測試。

姚長盛：就是說不應該做，現在把話筒交給那個不應該去這個公司麵試的人

高先生：剛才我說到，因為在表達方式上，這是一個美國的公司嘛，他的性格測試，包括他的錄像等各個方式，用他的美國人的方式，一個量化的方式來表達我個人的素質呀、能力呀，可能就感覺起來不是很舒服了，確實有一種被篩選、像賣東西的感覺，不是很舒服。我還是喜歡那種大家敞開談，聊天的感覺比較好。

姚長盛：你雖然感覺不舒服，但是你去了。

高先生：這是一種機會嘛，為了機會你可能要付出一些代價，包括我個人的隱私。（笑）

姚長盛：但是剛才張先生說了，這不是機會，你不應該去。

高先生：可能對於張先生這樣的高級人才來說，就不是機會了。對我這種中級或者下級的人，可能就是一種機會。比方說，如果再過十年的話，我可能就不會去了。

姚長盛：你再給我仔細描述一下，因為那天咱們談的時間比較段，你對這次麵試是什麽感受？

高先生：第一個感受是，最後的效果會怎麽樣，自己沒有把握。第二個是，他對我的這個測試，這個評估，會是一個什麽樣子，更沒有把握。第三，我的素質、我的能力有沒有表達出來，他的一個性格測試，還有一個計算機、語言的測試，還有一些方麵的測試，是不是真的把我的能力表達出來，我還是表示懷疑。

姚長盛：你那天跟我說做那個錄像的時候，回答了五個問題，你一出來就後悔了，你說你回答得好像不太好？

高先生：對對。時間比較緊，讓你在幾秒鍾之內，表達、包裝得都比較好是非常困難的，畢竟自己的閱曆、經驗，都不可能達到那種水平。

姚長盛：就是說做假的時間還是短。（笑）

高先生：不能說做假，應該說表達真實自我的時間太段了。

姚長盛：表達真實自我，你願意再表達一次嗎？我們讓道先生來做個評判，今天再給你錄一次像。

高先生：我希望聯想能聘用我。（爆笑，掌聲）

姚長盛：怎麽評價剛才這位先生，他覺得在不同的文化當中，找不到那種認同感，他後來選擇聯想。

道格拉斯：我想有的人很適合在跨國公司工作，有個人可能更適合留在國內的公司。

張蔚：道先生你給高先生出了一些很難回答的問題，而他顯然對自己當時的回答很不滿意，你覺得他可以答得更好，我們何不做個遊戲，調換一下角色，由你來為大家回答那些問題，看看你完美的回答是怎樣的，你願意嗎？

道格拉斯：可以。

高先生：你在先職位中想要得到什麽，為什麽這對你很重要？

道格拉斯：我的下一個又一個職位對我來說，應該是很有挑戰性的，我從我受的教育和從事的管理工作的經驗中，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希望能在一個快速成長的公司中學有所用，希望這個公司能給我機會，讓我在戰士自己能力的同時不斷得到提升。

姚長盛：聽起來不錯。（掌聲）

高先生：你事業中取得的最重大的成就是什麽？

道格拉斯：我最重大的成就是來到了中國，並開辦了一家小公司，它現在已經成為北京地區最好成績的人力資源服務機構。

姚長盛：再給他掌聲。

張蔚：你覺得他這個回答跟你的回答相比——

高先生：那當然是兩個層次了。（笑）

姚長盛：你比他好，是吧？

高先生：我比他專業。（笑，掌聲）

張蔚：謝謝。

姚長盛：好的，謝謝您。有沒有人願意對道先生剛才的回答最一個評價？

張國維：我覺得你的回答要取決於誰來麵試你，如果要是一個美國人麵試你，可能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回答。但是如果是我來麵試你，我覺得這個也許是你的回答，也許是你背的一個答案，你知道什麽是最佳答案，所以你答出來的東西可能得的都是滿分。但是對公司來講呢，沒有意義。所以如果我麵試你的話，我不會問這些固定的問題。

姚長盛：問他一個問題，沒關係，隨便問。

張國維：你能告訴我，你個人最強的是哪方麵嗎？（有點咄咄逼人）

道格拉斯：我想我能在極短的時間內，處理棘手問題，當我遇到困難時我會毫不猶豫地做出決定。

張國維：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理解錯的話，你認為你處理問題的能力非常強，對吧？

道格拉斯：是的。

張國維：那麽現在我想如果你在麵試的時候，公司給你一杯水，正好你沒有拿住，灑到你身上你會怎樣？

道格拉斯：我會繼續麵試，我會為我出的錯表示歉意，然後不再注意它，而是繼續下麵的麵試。

張國維：如果說你是一個非常好的解決問題的人，通常你不應該隻有一個方麵，除了你剛才告訴我的這個方法以外，再舉出兩個和它不一樣的方法。

姚長盛：我打斷一下，謝謝張先生。

道格拉斯：你看我能在漢高謀個職位嗎？

張國維：你還是當你的老板吧。

姚長盛：不過，我們應該把更多的掌聲給道格拉斯先生。我覺得他的回答最起碼有一點，非常自信。（掌聲）

道格拉斯：謝謝。

觀眾4：如果道格拉斯是到一家廣告告訴應聘做創意導演，那麽他對於弄灑水，或是如何著裝一類事的反應會是不同的；但如果他是應聘銷售經理，或是人力資源經理，就會有使自己適應公司文化，同時也事適應工作的問題，這個職位是什麽級別，有哪些能使你成功的因素。

張蔚：您認為他剛才那些回答怎麽樣？

觀眾4：我認為是很好的回答，但要看應聘什麽工作，要是你想找個人做營運管理，他的回答就很適合；如果你要找的是教師或接待員，他的回答就可能很糟。

姚長盛：我剛才看了張先生麵試道格拉斯先生的這個對話，有點不寒而栗，就是最後那幾個問題，不知道老潘有沒有被人這樣刁難過。

潘禕：有呀，因為我大概是經理比較多了，就是在麵試的方麵，經理得比較多了。

姚長盛：你給我們舉一次您被刁難得不堪忍受的例子？

潘禕：當然有很多情境設置的問題，比如說，你要是都了一個辦公室裏麵，你進去的適合屋裏麵坐著兩個人，那麽正好是這兩個人在說你的壞話，如果你已經把門推開進來了，你怎麽辦？就類似這種問題。

姚長盛：那你是怎麽回答的呢？

潘禕：那我就一笑了之。

姚長盛：蔣先生，您這個公司是不是也經常這樣刁難人？

蔣北麒：我覺得不管這個供求關係是誰求誰，實際上是存在著誰求誰的問題，有些市場供需已不一樣了。但是不管是怎麽樣，雙方在麵試時，包括過程，包括問題，應該本著一種平等的（精神）。張先生剛才的那個問題，實際上我覺得，語氣可能有點過於咄咄逼人，我感覺換一種語氣，可能會更好一些。

（抓楨 蔣北麒畫麵 ）

張國維：簡短解釋一下。比如說您為什麽沒有溫柔起來，我簡短不應該用“刁難”二字。就是通常的比較典型的麵試，是用他的過去來判斷他的將來，因為你以前是成功，所以我讓你講很多的例子，我不是說刁難，而是說我想從現在來判斷你的將來，你可以舉出一千個一萬個你以前處理過的問題，我現在想看看，你真正處理問題的方法，這不是刁難而是說，我想從你現在的反應來判斷你是不是有這個能力處理任何一件事情，不同的人看待它是不一樣的，我會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麵試的方法，是對我的挑戰，而不是刁難。

姚長盛：我能不能問一問現場的觀眾，有誰喜歡這種挑戰。

觀眾5：我想介紹一下我曾經在福特麵試的經曆。當時福特找了我，就在福特辦公室麵試。他問了我一些通常會問的問題，比如你有什麽樣的失敗的經曆呀。

姚長盛：但是他還問了你一個特別的問題。

觀眾5：他當時確實問了我一個特別的問題，他說你現在想做什麽，就是說你自己喜歡什麽東西。我當時回答我想讀書呀。當然是比較糟糕的回答，他覺得不滿意。他說你還想做什麽，這時候我就看到他的秘書坐在旁邊，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兒，我說我還希望和一個漂亮的女孩兒吃一頓豐盛的晚餐。

姚長盛：任何你被開除了？（笑）

觀眾5：沒有。他說：“對，人人都希望。”所以，我覺得應聘實在有可能是一種糟糕的經曆吧。但總的好講不會太糟糕。隻要你確實對自己有自信，覺得自己能夠做這樣的事情，不會是很糟糕的經曆。

觀眾6：我參觀通過了一次這樣的麵試，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標準化麵試的最後一輪。我一坐下就被問及一些有關個性的問題，和剛才那些問題非常類似。那是家很大的公司，開始並不覺得所有問題都很個性化，這通常是在第一輪麵試中。之後會接觸到更深入的個性化問題，你確實會覺得自己好像是另外一個人，另一個應聘者。可現在事情就是這樣的，而你需要接受它，順應它。我想在跨國公司，有那麽多的競爭者，就得這麽做，我想也沒有其他的方法。

張蔚：通過麵試之後，最好的結果當然是成功了，但是我覺得有很多人，現在有很多失敗的經曆。

姚長盛：像一開始咱們說的有可能被拒絕。

張蔚：我不知道蔣先生，還有道格拉斯，您們怎麽樣來拒絕您認為不合適的人？

姚長盛：比如說您願意給潘先生麵試的機會，潘先生去了，您覺得這個職位不適合潘先生，或者潘先生不適合您的職位，您最好會怎麽拒絕潘先生？

蔣北麒：就我個人而言，我恐怕不會當麵說：潘先生，你一、二、三、四，怎麽不行。我們就會說，比如：潘先生，對於這個崗位的情況，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地考慮一下，您等一下我們的消息。

張蔚：您不覺得這個有一點……

蔣北麒：過於虛偽了。

姚長盛：潘先生，在您二百多次麵試的經曆中，哪次您覺得被拒絕得挺舒服的。

潘禕：被拒絕都是不舒服的。比如說我向一個女孩子求愛，她拒絕了我，怎麽樣我都不舒服，這是肯定的。（笑）

張蔚：克莉斯婷，你能接受怎樣的拒絕方式？

克莉斯婷：我當然不希望被拒絕。不過，我想被拒絕也是你不得不接受的現實，特別是能夠自己的經驗達不到職位的要求，就可能被拒絕，你所能做的就是采取積極的態度，這是你必須麵對的，你會從失敗中學到一些東西，想想哪方麵可以做得更好，並努力改進，你就會取得進步。因為，如果你認為沒有得到這份工作，而這是唯一的機會，並因此消沉，這是不行的。你應該采取積極的態度，不斷前進。

道格拉斯：通常你會經曆九次失敗，才會有一次成功。所以要做好思想準備，接受失敗，積極進取，不斷努力。（掌聲）

張蔚：其實我們說的是一個求職的話題，但是我從剛才他們的談話裏也體會到，這個求職隻是人生當中麵對的很多挑戰中的一項。

姚長盛：對。

張蔚：不管是對求職的失敗，對婚戀的失敗，還是對其他方麵的失敗，都要有一個正常的心態。

姚長盛：觀眾朋友有沒有人有過失敗的經曆，被積極之後是怎樣一種心情？

觀眾7：很沮喪。這個機會錯過了，很長時間特別怕出去麵試。其實你從失敗中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你知道自己很幼稚，或者是缺乏經驗呀，然後你再去麵試的時候，一旦得到一個機會，發揮你的特長，你會自信心大增，你會做得很好。

姚長盛：你現在已經從那種沮喪當中回來了？

觀眾7：我現在不斷地去麵試別人，也別別人麵試。我覺得就是這種成功和失敗之中，你會學到不同的經驗，會變得很成熟。

觀眾8：我總結出一條，漫漫人生路，關鍵包裝要適度。在招聘當中不要過於講究包裝。

姚長盛：還有後麵兩句嗎？

觀眾8：我把它整體念一下：漫漫人生路，包裝要適度；關鍵靠自己，機遇要抓住。

姚長盛：謝謝。（掌聲）

觀眾9：我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我的專業就是搞跨國文化交流。通過剛才大家談的這些東西，我覺得就是在總結失敗的時候，應該從不同的文化角度上看，應該有個文化的背景。比如說吧，剛才的美國公司，他用他們的標準，他考試的方法可能在美國是一流的，但是拿到另一個國家不一定是一流的。還比如剛才這位先生就覺得非常不舒服，我覺得這就是一種跨國文化的衝突。

姚長盛：您的意思就是說我去一個公司麵試，如果我被拒絕了，很有可能不光是我個人的失敗，有可能是跨國文化交流的一種失敗。

觀眾9：一種衝突。但是我覺得主要的還是你自己的實力，你的專業學得非常好，但是如果你不注意跨國文化的一些問題，也有可能會功虧一簣。

張蔚：謝謝。

姚長盛：謝謝您。今天我們用這麽長一段時間，討論了求職從怎樣準備簡曆、公司怎樣看簡曆、怎樣著裝、怎樣去麵試、怎樣回答一些挑戰性的問題到怎樣麵對被拒絕。我希望通過我們這個節目，能夠對現場的觀眾朋友以及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有一個幫助，希望大家能夠真正地找到一個好的工作；希望像道格拉斯、像蔣先生那樣的招聘者能夠找到你們意中的那些千裏馬，也希望像潘先生、像克莉斯婷小姐那樣找到你們真正的伯樂。（掌聲）

……………………

魯豫有約裏可查找潘曉采訪的三個網址：

http://www.phoenixtv.com/PHW/single_page/0,1601,1-60-82669,00.html

http://www.phoenixtv.com/PHW/single_page/0,1601,1-60-82700,00.html

http://www.phoenixtv.com/PHW/single_page/0,1601,1-60-82705,00.html

其中內容是：

歲月磨礪“潘曉”的人生（一）

2002年03月19日 11:19 

魯豫：《魯豫有約》播出了張海迪那一期節目之後，鳳凰網站轉給我一些觀眾的反饋，其中有一封電子郵件引起了我的注意，來信的人說，他有一個朋友叫潘禕，生活經曆非常的坎坷，而且是當年風雲一時的，引起很多青年人討論的那篇文章《生活的路嗬，為什麽越走越窄……》當中的主人公潘曉中的“潘”，通過這份信我們找到了潘禕，還找到了潘曉當中的“曉”——黃曉菊，於是《魯豫有約》第一次在一期節目當中，出現了兩個主人公潘禕和黃曉菊。 請您評論

1980年，《中國青年》雜誌第5期登載了一封隨後家喻戶曉的讀者來信，信的署名人是“潘曉”，信的標題是《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在那個思想被嚴重禁錮的封閉年代，這個標題足以轟動中國，它所引發的討論規模僅次於真理標準大討論。但與真理標準大討論不一樣的是，人生道路的寬窄問題，使潘曉曆盡劫難，遭受了不應該遭受的苦難。大討論從1980年夏初，一直延續到1981年早春，《中國青年》達到曆史記錄中的最高發行量——369萬冊——但潘曉險些被當作“精神汙染”的糟粕典型進行清算。而直到90年代，國人才知道，潘曉實際上是兩位青年的合名兒。他們的信改變了青年人對社會生活的認識，也從此改變了他們自己的一生。

潘禕：不是，你看我們倆在一塊兒的時候，你的最直接的印象，第一印象你覺得是什麽？

魯豫：一個男的，一個女的。

潘禕：俊男靚女。

魯豫：對，對，我喜歡聽人自我表揚。

潘禕：你看我們這一胖一瘦，說相聲差不多，這社會主義優越性全在她那兒了，我一看就……

魯豫：那你身高也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

潘禕：沒有，我現在頭發也沒了，什麽都沒了。

魯豫：你們上一次見麵就是去年，前年？

潘禕：前年。

魯豫：她跟當時變化大嗎？

潘禕：她反正不像過去那麽，那時候還是一個妙齡少女，那簡直是人見人愛那種了，

魯豫：現在不是嗎？

潘禕：現在我覺得要是在大街上，老遠看見她，一看反正就是富婆形象了，就是那種少男，還很有那種財富夢的那個少男，看到她可能還動點心，其他的我覺得夠嗆了。

魯豫：他比當年開朗很多吧。

黃曉菊：講話什麽好了些，好象平和了些。

魯豫：他以前我想肯定不會有跟人調侃，什麽開玩笑啊……

黃曉菊：我看見的時候，好像那時候不是那樣，那個時候好像特別不順的時候，正是也沒地兒……學校正跟他折騰著呢，那會兒正是挺年輕吧，就是不太…沒看見他太開玩笑，後來一大段的（時間）就沒有什麽消息了，然後再看見他的時候，就是覺得，哎喲真的是，都已經變成一個大人了。

在黃曉菊眼中，再度與她聚首的潘禕已不再是意氣風發的少年。時光飛逝22年，卻仿佛彈指一揮間。而當年，潘禕剛剛考入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曾是躊躇滿誌的天之嬌子，他敢說真話，也從不諱言他在現實生活中看到的一切。

魯豫：我跟潘褘和黃曉菊的談話是分開來進行的，因為他們都表現人生經曆並不相同，分開來談可能更好，我也這麽認為，這樣可能他們兩個人講得更放鬆，更充分一點，潘褘給我的第一印象是有點冷，好像有一種距人於千裏之外的感覺，但一坐下來聊起來之後，我又發現冷隻是他的外表而已，時間已經讓潘禕變得平和了很多。不過他自己都講當年的他性格非常極端

潘禕：我是78年上了北京經濟學院，現在叫首都經貿大學了，然後79年，是上大學以後，就感覺好像那時候覺得好象還天之驕子，那時候剛恢複高考，上了經濟學院，然後那時候就覺得，哎呀上大學是一件很不錯的事，那個時候戴著校徽一出去以後都覺得，啊天之驕子，真是都了不得，自己一下也不知道自己姓什麽了，我是誰啊，好家夥，我太牛了，大學生了。

結果後來在學校裏麵，呆了一段時間以後，感覺就覺得不對了。那個時候社會上就覺得原來設想的大學生都是一種很單純的，很潔淨的，很令人向往的一種生活，當你真是置身到那種環境裏麵去的時候，你發現就是你周圍有很多那種老三屆，包括那些從工廠裏麵，從部隊裏麵，從機關裏麵的出來，然後到這兒來上學的人，他們把社會上當時流行的一些風氣全帶到學校裏去了，我當時覺得怎麽會這樣呢，學生生活應該是很樸素的一種生活，結果大失所望。

魯豫：你能舉個例子嗎？怎麽樣把社會上一些不好的風氣帶到校園裏來？

潘禕：比如說就是在那兒什麽相互攀比，有的人呢他家裏是高幹，他自然生活條件就很好，然後他就在那兒……比如說，排擠，或者是奚落那些家境不是很好的那些人，包括這個學生幹部之間彼此議論，什麽在這兒勾心鬥角等等這些事情全出來了。這些應該都是他們在社會上已經磨煉了很長時間才能有這種積累，可是對於我們學生，在校生，那就是很陌生的東西，而且很驚訝，怎麽會這樣，我們想象大學裏應該是，至少和我個人所想象的那些東西完全不一樣，結果就很悲觀。到78年上學是秋季入學，到79年春天，那個時候我自己就已經非常非常鬱悶了，鬱悶到了極點，就覺得那個時候活著沒勁。

校園中的世態炎涼讓剛滿20歲的潘禕感到心灰意冷，無以寄托，更讓他無法接受的是，校園裏的苦悶甚至無法在家裏得以寬釋。那個時候，潘禕的父母尚在青海支邊，潘禕住在北京的姨媽家，屢遭白眼，飽嚐寄人籬下之苦。

魯豫：聽說那時候你自殺過一次，是嗎？

潘禕：對！79年的5月31號，那個時候就是在大學裏麵，大家誰都覺得不可理解，怎麽會呢？這大學有多少人想上，還上不去呢？

魯豫：你選擇……

潘禕：服毒，就是喝一種濃縮的來蘇水。

魯豫：喝了多少？

潘禕：至少大概有500毫升

魯豫：是什麽概念，服完以後非常危險？

潘禕：肯定就，因為當時我已經停止呼吸了，他們說（停止呼吸）大概有30分鍾了。

潘禕：後來我才知道，我們班的和我們係裏麵，我們係有兩個班，同年級有兩個班，那個其他那些很多同學，包括我們班的那個當時的輔導員，他們都發現（我）很異常，脾氣暴躁，就是不願意跟人正常交流。現在想來人家都是好心在跟我說點什麽話，那個時候我就非常冷漠，覺得我跟你沒什麽好說的，然後跟誰都是這樣，然後可能是他們派了幾個人們在離我特別遠，我根本看不見他們。

魯豫：一直跟著你？

潘禕：他們就一直在跟著我，結果發現我倒在地上以後，馬上就衝上來了，幾個同學，就抬著我就往校外跑，後來是朝陽醫院給搶救過來。當時也趕得特別巧，朝陽醫院有三個科的主任，一個是職業病科，一個是口腔科，一個是外科的主任正好都是那天晚上值班，這是一個我趕巧了的地方，第二個趕巧的地方就是說，當時我是大學生，正好我又是好像上大學不容易，結果最後就給搶救過來了

魯豫：等於有很多巧合，你撿了一條命回來。

潘禕：對對，但是我自己當時並沒覺得這個能繼續活下來有什麽好的？

魯豫：你當時有沒有比如說留一份遺書，或者寫點什麽東西，再告別，再決定告別這人世之前。

潘禕：沒有。

魯豫：就這麽決絕什麽都……

潘禕：我覺得沒什麽可說的，那個時候就是很孤獨，沒有什麽特別好的朋友，或者是它不存在這種客觀基礎，也沒有這種條件，一直就是這種決定的孤獨吧。

魯豫：和潘褘完全不同的是，黃曉菊給我的印象是很樂觀，快人快語，但和潘褘相同的是，她也覺得小時候離開父母的那一段生活，給她這一生都造成難以愈合的傷痕。

黃曉菊：那我有我的特殊性，為什麽我成了這個潘曉，我也想過為什麽我是這個潘曉？我有我很特殊的東西，你比如說，我從小被我媽媽就是送到北京來撫養，送到我姥姥家，還有我外祖父去世的時候，我外祖父是我的天堂，是我童年的天堂，我外祖父去世的時候，我們家開了一個，潘曉的文章裏也寫了，就開了一個會嘛，是大家都來，我媽媽也來了，都來了坐在這裏，就說我姥姥今後的生活怎麽辦？那個會我在，但那個時候我是個孩子，是個小孩，所以當時就是家裏說的時候，大女兒應該給多少錢，二女兒給多少錢，大家就特別激烈了，就是好像那意思就不痛快了吧，反正就是我看，現在也模糊了，反正那個時候就給我嚇傻了。

魯豫：你一下看到世態炎涼了。

黃曉菊：對，我就覺得這怎麽回事兒啊，這是你們的母親，然後呢，你們的父親沒有了，你們怎麽就在這裏頭會說出這個，我一個月不能給十五，你得給十塊，怎麽回事，怎麽可以當著這個老太太爭這個事呢，那個是一個傷害吧，我就覺得怎麽錢這麽重要呢，這怎麽一下子就變臉了，說這事，說這麽激烈，這個給十塊錢，這個給十五錢，就這麽姐姐不是姐姐，弟弟不是弟弟的了，我就不明白，實際現在看起來也沒有什麽大不了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確實的困難，那個時候我媽媽在內蒙嘛，我爸爸是當兵的，五個孩子，我老大，那也可想而知她的困難，是吧？

魯豫：你主要就是提前幾年接觸這些事情，比如再過幾年你也可以理解？

黃曉菊：是，就把我氣死了，我一下就覺得世態炎涼，然後呢，就到什麽程度，我外祖父去世一年以後，我就得了一種關節炎，就是內風濕性關節炎，這個在醫學上叫做不死的癌症，真的就是那種痛苦，那種絕望，那種不知道怎麽辦了，弄到心裏去，弄到一個孩子的心裏去，我覺得，那個太受刺激了，後來那個時候就慢慢關節炎就顯出來了。

患上嚴重的關節炎之後，黃曉菊並沒有因此而得到多一點的家庭溫暖。她遠離父母，隻能獨自咀嚼著這段肉體痛苦與精神苦悶交織而生的歲月。和潘禕相同，黃曉菊在尋求人生之夢的長途中，孤立無援，艱難而進。（未完）

歲月磨礪“潘曉”的人生（二）

2002年03月19日 11:56 

魯豫：對於潘曉，潘褘和黃曉菊都不願意多談，黃曉菊就對我說，如果你對我這個人感興趣，我們有很多都可以聊，如果隻談潘曉的話，我沒有什麽話好說，因為潘曉沒有讓我的生活變的更好，或者變的更不好，而潘褘也說，潘曉隻是一個符號而已。 請您評論

1980年春天，《中國青年》雜誌決定籌備組織一批有關人生觀討論的話題，於是幾位編輯奔走在北京的工廠、商店、國家機關，不久，他們便來到首都經貿大學，潘禕作為學校推薦的學生代表，獲得了一個意外的發言機會。

魯豫：那後來《中國青年》到了你們學校，團委就向他們推薦了你。

潘禕：對，是這樣的，他們當時去了三個人，在我們學校開座談會，事先我根本不知道，因為那個時候，從自殺過來以後，然後一直就還處在那個精神比較恍惚，然後徹夜失眠，然後就有的時候就不上課。我們那個輔導員就說，別的人都在那兒做作業，你又不做作業，你就去吧，反正每個班學校規定每個班都得出一個代表，結果這時候給我弄到大會議室，給我叫到大會議室旁邊的一個小房間，一開門，裏頭已經坐著一個人了，是誰呢，就是後來做這場討論，一直到現在人們說她是我幹媽什麽之類的，就是馬麗珍，就是現在是中國婦女報的副社長，她當時坐在裏麵。等於是一個很不自覺的狀況，就是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我們學校，應該算是校方吧，被我們學校把我給推上去了。

當天我和那個馬玉珍，馬玉珍她就問我，她說你對人生怎麽看，坐那兒就說唄，我記得大概說了有四個小時，彼此之間這種交流大概有四個小時，那個時候我肯定是看什麽都不順眼，覺得這個不行，那也不行，什麽整個這個社會是完蛋了，什麽整個世界是沒戲了，要不然我不會死，對吧？如果說我覺得這個世界還是有那麽一點光彩，或者是有那麽一抹藍天的，大概我也不會選擇那種方式， 最後她就覺得我這個人很偏激，她就說讓我寫寫。寫吧，寫了大概有多少？幾千字的東西吧，分為幾個曆程吧。

魯豫：《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以第一人稱的方式，講述了一個23歲的青年人在經曆文革、家庭紛爭、失戀等一係列變故後，逐漸從一個樂觀向上、對未來充滿幻想的人，變的孤僻、迷惘、不知人生意義何在，現尋求青年朋友的幫助。

魯豫：那裏麵有很多事例選的都是黃曉菊的事例，還是也有你的事例？

潘禕：當時好像可能《中國青年》是這樣概括的，就是說主要選黃曉菊的經曆，選用我的一些觀點。寫完之後，又去馬麗珍家，交給他們了，等再過一個星期的時候，他就問我了，他說我們仔細看過你給我們寫的那些東西，你敢不敢把你的這個觀點拿出來讓其他青年來討論一下，讓他們來鑒別一下你說的到底對還是不對？我覺得死都不怕，還怕什麽討論啊，也沒想到最後弄成這麽一個事，而且因為這個事，到現在，我今年40多了，到現在還在為這個付出代價，那時候是決然沒有想到的事情， 就說討論，你愛討論討論唄。

《中國青年》的編輯們最終采用的是潘禕和黃曉菊的文章，並從他們名字中各取一個字，最終以“潘曉”的化名發表了《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文章與人們的真實生活產生強烈共鳴，但也同時引起軒然大波，這場人生觀大討論的“輿論導向”也悄然發生了變化，這使得潘禕的命運急轉而下，陷入危機。

魯豫：你們同學知道那潘曉的潘就是你嗎？

潘禕：我們校方領導知道這個事，大概不是從我這兒傳出去的，因為我一直就是抗上。

魯豫：當時校方找你談話了？

潘禕：不談話，但是他就是說你就休學，就不讓你上學。

魯豫：正因為這信。

潘禕：他不能直接這麽說。

魯豫：他用了什麽理由？

潘禕：他都說你現在你這個身體狀況不好，你有精神病。

魯豫：去看過醫生嗎？他們就說你有精神病？

潘禕：帶我去過，帶我在安定醫院去過，去過好幾次。

魯豫：大夫給你下這結論嗎？

潘禕：當時他找了一個實習大夫，那實習大夫就是說診斷為重型。（校方說）這個你看看，這是精神病專科醫院，給你做出的診斷。然後就……

魯豫：你覺得你有嗎？當時，自己看過診斷以後，你覺得我的確是這樣的？

潘禕：反正那時候我就覺得休學就休學唄，無所謂，反正那時候我都不在北京了，討論其實最熱鬧的時候，我不在北京，我在青海，就是回到我父母哪兒去了，後來琢磨來琢磨去，不對，這事要是這麽弄的話，你說我精神病，覺得要是背著這麽一個名聲的話，你包括以後會對我以後的生活，包括以後是不是選擇工作，是不是繼續學習等等，它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在暑假的時候，我就回到北京，跑到安定醫院，然後我去找他們那個主任，我說你看看給我做出這麽一個診斷，然後他們主任又幾次給我會診以後，他們做出結論就是說這個所謂的重型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它的這個診斷不能成立，因予否定，目前潘褘的精神狀態恢複正常，他給我做了一個醫院的一個正式證明，可是我交給我們學校的時候，我們學校說那不管，我不管，你當時的確是，這個是安定醫院自己的責任，就即便是誤診也是他們的責任，那現在你已經休學了，你就不能再上學。

在學校強烈要求下，潘禕的父母違背兒子的意願，私下代簽“退學同意書”，造成潘禕同意退學的事實。知道這個消息後，潘禕與父母斷交，隻身一人留在北京，開始了一年多的流浪生活。

魯豫：從學校出來以後，先幹了什麽？

潘禕：就什麽都幹不了了。你是什麽身份啊，我到辦事處，我得把我的檔案，我不能在學校放著吧，我得放到我的街道辦事處，那隻能又回到我姨媽那裏去了，我隻能把檔案放到她那兒，她就是說，你檔案可以放這兒，你人不能住我這兒，那我就沒有地方可住，我到那個街道辦事處，辦事處說你的這個待遇，你還不能算是待業青年，你算是社會閑雜人員，你的這個待遇和一個勞改釋放犯沒什麽區別，也就是說你不要指望著我給你找工作，不可能的。

魯豫：那要吃飯總得工作，第一份工作做什麽呢？

潘禕：沒有，沒有工作，

魯豫：那找啊？

潘禕：找不著啊，所以隻能流浪，隻能去要飯，隻能去吃別人剩下的東西。

魯豫：你真的去要過飯嗎，那個時候？

潘禕：對啊，對啊。

魯豫：就在北京那個時候去要過飯？

潘禕：就在北京，你知道我一天，那時候就是我自己還可能有一點生活的積蓄，但是我平均下來的話，我就是說如果我這種狀態我能一天是多少錢呢，一天是六分錢。

魯豫：我不明白，你說的這要飯就是我們現在像大街上我們看到的那些……

潘禕：不是，我當時可能還算是比較，至少穿著上還不至於那麽，就是說像現在可能，拿一個小茶杯在那兒，我不是那種，我就是到飯館裏麵，就在那兒坐著，然後別人吃完了以後，吃剩下的東西，我過去就吃了，沒辦法，那也給我餓得夠嗆，而且也沒地方可以住，一開始住在北京站那個候車室裏，住在那個候車室裏麵，我記得……

魯豫：聽潘褘講他在北京流浪、要飯的時候，我心裏非常的難受，而當初因為潘曉，黃曉菊離開了工廠，調到出版社，後來還結了婚，雖然婚姻隻維持了很短的時間，但婚姻帶給她一個兒子，當時相對於潘褘來說，黃曉菊的生活要明亮許多。

黃曉菊：那個時候潘曉這件事情，我覺得，其實從我個人角度，就是我愛說吧，愛說愛張羅，愛社會上什麽這事那事兒的，那會兒弄那個街道工廠多煩呀，我就社會上參與什麽寫作班，就在那個班裏頭，弄出來的《中國青年》雜誌社的采訪。那時侯是大廣泛地聊，在《中國青年》雜誌社一個編輯部的房子裏麵，那個時候還有好幾十人呢吧，我都忘了，反正各個什麽樣的人都有，我覺得我在會上說的不多，反正也說了，我記得我代表我們工廠裏那些年輕的殘疾的那些人。這可怎麽辦哪？我們就這樣生活？生活就是這樣的，我認為這樣不對啊！你們不是《中國青年》雜誌社嗎？你們得給這些人呼籲呼籲啊！得給我們想出一個生存的辦法。我覺得就是說我就帶著這個，簡直一肚子的話，我就去了。

魯豫：當時講話的腔調也就是你現在跟我講話這樣：你們這樣不給不行，你們得看看我們生活是這樣的嗎？這樣慷慨激昂的？

黃曉菊：你覺得現在我特慷慨激昂嗎？

魯豫：也不是，就是語氣非常流暢，聲音挺高亢的。

黃曉菊：從小就這樣。

魯豫：以前一直這樣？

黃曉菊：對，所以我記得那時候，所以那個時候，《中國青年》雜誌社搞了這麽一封信，這些震撼人心，我覺得就是跟他的編輯（有很大關係），把這個形象弄成那樣一個……

魯豫：因為看那封信裏麵那個人多苦呀，那裏麵有多少事是你自己的事。

黃曉菊：對呀！可是我告訴你，那是事實，沒有一件事是假的。

魯豫：所以那封信不是你特主動給報社的，是討論會完了以後，聽了你的……

黃曉菊：不是這樣，討論會完了以後，可能這潘褘也給你們介紹了，這所有他後來參加會議的人回去自己寫文章去，把你對人生的想法寫出來。

魯豫：從中選出你的了？

黃曉菊：哎——當時我記得還是一個詩體的散文，就這麽長的一句詩一句詩排著，那是什麽事呀！

魯豫：都是大段大段排比句式似的那樣……

黃曉菊：對對！這麽大張紙，然後一篇一篇寫了好多，後來就是都交了，大概他們就是把我這裏麵什麽外祖父呀這個經曆全都是 再有呢，就是把這些和潘褘那些關於讀書的內容弄到一塊兒，就這麽著，所以呢，自己還覺得跟一般女工有點不同，心裏頭好象還有點事。

魯豫：那沒想到有這麽大的事吧？寫了那封信以後是個意外。

黃曉菊：沒想到，確實沒想到，這真是個意外，那時候也把我自己也真是驚訝了一大把。（未完）

歲月磨礪“潘曉”的人生（三）

2002年03月19日 11:58 

與潘禕比起來，黃曉菊在“潘曉事件”之後並沒有經曆如此劇烈的顛簸。她曾在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中頻頻露麵，也就因此遭致攻擊，影響到了她的工作，但黃曉菊我行我素，依然頑強地在人生軌道上獨自前行。潘禕呢，雖然曾在朋友幫助下找到過幾份工作，結束了流浪生活，但他的生活再未進入正軌，中間還遭遇到人生中的一場重大磨難。 請您評論

歲月荏苒，一切成為過眼雲煙。大約在1990年的時候，大多數人已經徹底忘掉了那場令人激蕩的人生觀大討論，而引發大討論的兩位主人公也先後找到社會位置。盡管不甚滿意，但畢竟可以安身立命。潘禕已經成家立業，但仍然居無定所，過著閑雲野鶴的生活。

魯豫：我現在說起潘曉，你覺得在說你還是說別人？

潘禕：潘曉是個符號，這種符號呢，其實它已經從一個具體的活生生的個人，已經經過了時間，再經過就是人們現在對這個事情的，什麽算是文過飾非也好，還是怎麽樣也好，它已經抽象成了一個符號，就是說這個它是過去存在的一個曆史現象，而這個曆史現象它具體是不是由兩個人構成的，或者是由幾個人，或者是由一代人構成的，這個具體的人，我個人認為，我覺得已經沒有什麽太大的關係了，至於說潘曉這個事情，潘曉這場討論，和由這場討論給我個人帶來的很多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我覺得偶爾，茶餘飯後，或者是比如說，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是可以說，但是已經不是很重要了。

魯豫：你覺得你的生活從什麽時候才開始真正的跟周圍的人都差不多，真正算走上正軌了？

潘禕：沒有，到現在沒有。

魯豫：到現在也沒有？

潘禕：沒有，因為我剛才談到就是當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我必須要比別人付出更多更多更多，所以我現在……

魯豫：你怎麽知道你要比別人付出更多？

潘禕：因為很多在別人來說，輕而易舉能得到的東西，我得不到。

魯豫：您舉個例子。

潘禕：比如說工作，如果說，我有本科文憑，那麽我可以去，比如說像有些企業裏麵，這樣的，可是我現在呢，我還是一個就是，我現在的準確身份，就是說這個社會身份，他應該是一個求職者，我的那個檔案一直在街道裏，雖然說我從事了這麽多工作，

而這些工作都是我的朋友，或者是怎麽樣提供給我的，也就是說我在社會上，我不可能用我的身份找到工作，那麽這個實際上，我在這個過程中，那實際上就是一直得為這個付出代價。

魯豫：但從外人來看，現在你的生活，如果我不知道你是潘曉是誰，潘禕是誰，我就大概聽說，現在做什麽工作，怎麽怎麽樣，我覺得這人過的還挺不錯的，有一個挺好的工作，在我看來一個挺好的工作，在電視台，這麽多人的一個新的節目在做著，剛剛陪太太在挪威上完學回來，從外人看來一切都是不錯的，

潘禕：但是各種辛酸隻有自己知道。

黃曉菊是一位樂觀開朗的女人。至今，她仍獨自帶著孩子，過著她自己認為悠閑的平凡生活。她開了兩家服裝專櫃，自己是自己的老板。

魯豫：那如果現在你在看當年潘曉那一段，你覺得那一段是生活當中的一個亮點，還是一個比較灰暗的時候，還是很平常的一段。

黃曉菊：不，在我自己，就我個人而言，那段是我特別灰暗，特別低潮，又病又不得了的那一段時間出生發生這件事情，但是這件事情本身我覺得也不是一個恥辱，也不是一個灰點，也不是一個亮點。

魯豫：它是一段經曆。

黃曉菊：對，就是一段經曆，而且呢，就說客觀上應該說對社會而言，是個好事，是個好事，但是就個人而言，沒有什麽你又怎麽樣了，又，就我認為，就是這樣，跟我還是那個，就是說我是潘曉的一部分，但我不是她，不等於她

魯豫：那你現在感情生活呢？

黃曉菊：沒有，女朋友，就幾個女朋友，沒有男朋友，基本上沒有吧，也有一個在澳洲吧，也是好多年以前，反正保持聯係，但是好像生活好幾年了，都特別不一樣了，好像回來以後，也覺得……也說不到點上了，好像也是

魯豫：還有期盼嗎？你說你不會去排斥呀？

黃曉菊：我不去，那一定不去，可以去找。不一定，找也找不著，一定是找不著，就是等吧，等機緣來不來。

魯豫：因為你兒子會長大，你兒子已經長大了，將來長大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將來……

黃曉菊：是，那我這樣啊，我早給我自己，晚年我想好了，我就是說為什麽還要做幾年這個生意呢？我要多掙點錢我要開一個酒吧，這樣的一個東西，然後有朋友回來，有一個場所。 （完）

……………………

【南方都市報】改革開放30年百名風雲人物候選人出爐 (2008-09-16 09:22:46)

標簽：雜談 

分類：宇間傳音 改革開放30年百名風雲人物候選人出爐/名單

星島環球網 www.stnn.cc 2008-09-16

按：今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年，濃重的紀念意義無非是為新的執政方針找到合法的“解放思想”依據，安慰自己步子邁的再大點。這個南都的排行榜，缺憾的一點可能是忽略了不少文化上的時代標誌和符號，學界的變化也沒有過多的提起。

【星島網訊】《南方都市報》主辦的“改革開放30年風雲人物評選”近日選出百名候選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前夕，將從中選出30年最有代表性的30人。《南方都市報》稱，他們曾經在曆史的重要節點，敢為天下先，表達一代人的呼聲，成為一個時代的符號。

100名候選人：

丁磊（001）

網易首席架構設計師。1997年6月創立網易公司，將網易從一個十幾個人的私企發展到今天擁有近2000員工、在美國公開上市的互聯網技術企業。他曾一度雄踞中國個人財富榜首富位置，探索了門戶網站發展新模式，在網絡遊戲方麵大有斬獲。重歸網絡新聞陣營，漸成氣候。

於光遠（002）

中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1977年初，於光遠第一個站出來，提出要進行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問題的討論。1992年，於光遠完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論》，這是中共十四大召開前，唯一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書。

小崗村18戶村民（003）

1978年底，安徽鳳陽縣小崗村嚴俊昌等18戶農民搞起了“大包幹”，他們賭咒發誓，簽下分田到戶“生死契約”，正式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

馬雲（004）

阿裏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1999年初，馬雲回到杭州以50萬元創業，開發阿裏巴巴網站。阿裏巴巴的發展模式被國際媒體稱為繼雅虎門戶網站模式、亞馬遜b2c模式和ebay的c2c模式之後的第4種互聯網模式。

馬洪（005）

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首屆中國經濟學獎得主。1984年9月他上書中央，建議把“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提法寫進《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中；1988年3月，他又提出了“進一步解放思想，為市場經濟正名”。

馬化騰（006）

深圳市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騰訊公司創始人之一。他改變了中國人際交往和信息溝通的方式，創造了一種網絡時代的文化，更引領出一個全新的商業模式。

馬勝利（007）

曾被稱為“中國企業承包第一人”。1984年因承包石家莊造紙廠而名動天下，“學習馬勝利”成為全國性的熱潮。然而，他就像一顆流星，輝煌後即告隕落———1995年10月，馬勝利被免職。

王石（008）

萬科集團董事會主席。1984年，王石組建“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1988年，企業改組發行股票，更名為“深圳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在深圳證券交易所正式掛牌上市。

王選（009）

兩院院士，被人們譽為“當代畢昇”。他研製的漢字激光照排係統引發了我國印刷業“告別鉛與火，邁入光與電”的一場技術革命。

王朔（010）

以描述理想主義破滅後北京青年的苦悶、頹廢和玩世心態著稱。王朔小說與崔健搖滾樂、星星畫展等，一起構成了上世紀80年代新文化解放運動的核心，對批判和解構一個時代陳舊壓抑的思想起了推動作用。

王海（011）

職業打假人。引發了“英雄還是‘刁民’？”“是新型消費者還是鑽法律空子？”的“王海現象”，還帶領一批人成為職業打假人。

王蒙（012）

曾任文化部部長、《人民文學》主編。他開創了新時期國內意識流小說創作先河，倡導“作家學者化、學者作家化”掀起大討論。

王小波（013）

富有創造性的作家，創作了“時代三部曲”：《黃金時代》、《白銀時代》和《青銅時代》。他的作品在他逝世後盛行於世。有人欣賞他雜文的譏誚反諷，有人享受他小說的天馬行空，有人讚揚他激情浪漫，有人仰慕他特立獨行。在這些表象的背後，他一生最珍貴的東西，是對自由的追求。

牛根生（014）

蒙牛集團董事長。所創辦的蒙牛集團，為企業界增添了兩個標誌性名詞，一是“蒙牛速度”，二是“蒙牛現象”；為中國乳業創造了三項全球紀錄：液態奶銷量居全球第一，年均增長速度居全球乳業第一，自主研發的特侖蘇牛奶奪得全球乳業最高獎“產品創新獎”。

仇和（015）

現任中共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據有關媒體報道，仇和在擔任宿遷市市長、市委書記期間，以“個性化”施政方式努力創新與嚐試，以“鐵腕”風格推進當地經濟改革和社會發展，大膽挑戰某些體製局限，一度引發爭議。

巴金（016）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文革”結束後，劫後餘生的巴金開始徹底反思人性與良知。晚年嚴苛的自我考問和懺悔精神，在當今的中國思想界和文藝界仍具有振聾發聵的感召力。“講真話”，這是一代文豪給我們的世紀留言。未了的心願是建立“文革”博物館。

鄧亞萍（017）

乒乓球曆史上最偉大的女子選手。先後獲得14次世界冠軍頭銜；在乒壇世界排名連續8年保持第一，成為唯一蟬聯奧運會乒乓球金牌的運動員，並獲得4枚奧運會金牌。

鄧麗君（018）

台灣著名歌唱家、一代歌後。鄧麗君也可能是大陸最早的娛樂偶像。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時候，鄧麗君的歌曲是一種具有顛覆效果的符號。她那清甜圓潤、纏綿柔情的歌聲，讓大陸聽慣了激昂高亢的革命歌曲的年輕人耳目一新。同時遭到了“權威”們的大麵積抨擊，被斥為“靡靡之音”。

厲以寧（019）

著名經濟學家，對於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從中國經濟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製改造中國經濟的構想。他的理論與政策主張促進了中國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

厲有為（020）

從1990年到1998年，曆任廣東省委常委、深圳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市長和市委書記，厲有為不僅見證了小平南巡，而且經曆了兩場轟動全國的大辯論：一場是學者發起的“特區不能再特論”，另一場則是1997年所謂“首都理論界人士”對其《關於所有製若幹問題的思考》一文的“圍剿”。

龍永圖（021）

博鼇亞洲論壇秘書長，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1992年1月出任外經貿部國際司司長，開始參加中國的複關談判。1994年被任命為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部長助理，1997年被任命為副部長。1995年1月至2001年9月期間，作為首席談判代表，成功結束了長達15年的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

葉選平（022）

原全國政協副主席。1980年調到廣東省工作，曆任副省長、廣州市市長、省長，是廣東改革開放重要的參與者和見證者。葉選平在廣東11年的辛勤汗水換來了人民的一個封號——“實幹家”。

史玉柱（023）

巨人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巨人網絡集團有限公司CEO.遊離於最成功的商人和最著名的失敗者之間，轉換於“中國首富”和“中國首負”之中。

馮根生（024）

中國青春寶集團董事長兼總裁。1988年全國評出的首屆20名優秀企業家之一。他將一個中藥小作坊帶成了全國中藥業的領軍者。1984年，他率先在全國試行幹部聘任製，全廠員工實行勞動合同製，第一個打破“鐵飯碗”。1991年在全國掀起了一股“為企業領導人鬆綁”的大討論。1998年，引出了著名的“馮根生難題”。

呂日周（025）

2000年2月，呂日周在沉寂了整整10年後，出任長治市委書記。隨之，他以慣有的“呂氏風格”在長治市發動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革“實驗”，一份《長治日報》把“呂式”輿論監督發揮得淋漓盡致，也把呂日周推到了爭議的浪尖峰頂。現為山西省政協副主席。

年廣久（026）

“傻子瓜子”公司創始人，被譽為“中國第一商販”，他是第一代個體“暴發戶”的代表，是改革開放的風向標，他一生被鄧小平三次點名，他命運的起承轉合暗合著個體經濟的發展進程。

任正非（027）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總裁。勵精圖治十多年，把華為建成了中國IT界的標杆企業。他關於企業“危機管理”的理論與實踐曾在業內外產生過廣泛影響，名篇佳作《華為的冬天》曾經被許多企業作為企業危機管理的範本。

任仲夷（028）

改革開放的先驅人物。以思想解放、作風開明著稱。較早提出“由窮變富”是革命的目的、較早提出“生產力標準”問題；第一個提出“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原則；在遼寧期間，批判“兩個凡是”，平反張誌新等冤假錯案。主政廣東五年，為探索廣東的改革開放和在全國先行一步作出重大貢獻。

莊世平（029）

著名僑領和愛國人士。1979年，他參與廣東經濟特區政策法規的製定，他率先在深圳特區設立分行，使南洋商業銀行成為第一個在我國經濟特區設立分行的港資銀行。

劉國光（030）

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首屆中國經濟學獎得主。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改革和發展的諸多領域，包括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經濟體製和經濟發展兩重模式轉換、宏觀調控的理論與實踐等方麵的理論和政策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劉鴻儒（031）

中國證監會第一任主席。1992-1995年，出任中國證監會主席期間，劉鴻儒堅持公正、公開、透明的監管政策，並主持改革了股票發行方式。證監會此時出台的《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證券交易所管理辦法》等，為中國證券市場的規範發展奠定了基礎。

劉永行兄弟（032）

1982年，劉氏四兄弟（劉永言、劉永行、劉永美、劉永好）相繼辭去公職到農村創業，從孵雞、養鵪鶉開始，完成原始積累，並成立希望集團。1995年，四兄弟明晰產權，進行資產重組。到1999年底，希望集團已發展成為以飼料為主，涉足食品、高科技、金融、房地產、生物化工等行業的全國性集團公司。

江平（033）

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終身教授。他在中國當代法學複興的過程中，起到了一個機械修理師的作用。他是國內法學界研究和傳播羅馬法和西方民商法的先驅，也是我國民商法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為推動我國的立法工作做出了重大貢獻。

杜潤生（034）

黨內農村問題改革派代表，農村改革重大決策親曆者。1980年在中央長期規劃會議上，提出先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產到戶。1981年冬，杜潤生所在的研究室根據中央精神起草了一錘定音的“一號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經營製度，結束了包產到戶長達30年的爭論。

李寧（035）

1982年世界杯體操賽上，一人獨得男子全部7枚金牌中的6枚，創造了世界體操史上的神話，被譽為“體操王子”。1989年退役後，李寧創立“李寧”體育用品品牌，開創了中國體育用品品牌經營的先河。

李灝（036）

1983年後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機關黨組副書記；1985年起曆任廣東省副省長、深圳市市長、深圳市委書記兼深圳市市長；1993年任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灝在擔任深圳市委書記、市長期間，大力推動了深圳證券交易所的建立。

李東生（037）

TCL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裁。將一個國家沒有投入一分錢的地方小企業運作成中國電子信息工業前五強，並在國內電子業率先建立起了一個遍布全國的營銷網絡。

李宇春（038）

她以全國觀眾公開投票352萬餘票成為2005年度“超級女聲”總冠軍，從一個普通女孩一躍成為娛樂圈最火爆的人物。她的成名被視為今天中國公眾意識崛起的標誌，他們認同以一種公眾化的參與方式，接受了多元的文化價值觀。

李連傑（039）

被譽為“功夫皇帝”。上世紀80年代初，這位少年武術冠軍被香港導演挖掘主演《少林寺》，引發了一股功夫熱。這也是內地改革開放後與香港在娛樂圈交流上的最初嚐試。90年代末李連傑進軍好萊塢，成了繼成龍之後又一個東方巨星。

李穀一（040）

我國著名歌唱藝術家，“內地流行音樂第一人”。1980年，一首抒情婉轉的《鄉戀》傳遍大江南北，李穀一從此家喻戶曉，也曾一度被錯誤批判為“大陸的黃色歌女”。

李金華（041）

全國政協副主席。1999年6月，上任審計長不到一年的李金華所作的審計報告對國務院53個部門和直屬單位的審計發現，43個部門擠占挪用財政資金31.2億元。報告被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們稱讚為“多年來最好的一個審計報告”。2003年6月，他以“空前激烈的措詞”點名批評了財政部等四個中央部門，“審計風暴”一詞在社會上不脛而走。

李彥宏（042）

中文搜索引擎百度公司總裁，創業最成功的“海歸”代表。1999年回國創建百度，用三年時間將百度做成全球著名的中文搜索引擎公司。2005年8月5日，百度在美國上市。

李嘉誠（043）

華人首富。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總經理，香港著名的塑膠商、房地產巨商。

楊“百萬”（044）

本名楊懷定，上海第一批證券投資大戶。楊“百萬”通過親身投資經曆影響了更多的個人投資者關注並投資股市，在證券市場的繁榮和擴大影響過程中起到了示範作用。

楊利偉（045）

中國“飛天第一人”。2003年10月16日早晨6點23分，當年38歲的他乘坐“神舟”五號載人飛船成功返航，順利完成我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任務，中國隨之一躍成為世界載人航天俱樂部的第三個成員。

楊國強（046）

碧桂園創始人、掌門人，2007年4月20日，碧桂園在香港掛牌上市，持有95.2億股的25歲大股東、其女楊惠妍一舉超過玖龍紙業的董事長張茵成為新一代內地女首富，身家約為666.4億港元。

步鑫生（047）

曾任浙江海鹽襯衫總廠廠長。在步鑫生帶領下，小廠打破“大鍋飯”，一年後成為全省行業領頭羊。1983年其事跡成為全國典型，“步鑫生神話”轟動全國。1988年因決策失誤和管理不善，被免去海鹽襯衫總廠廠長的職務。

吳江（048）

當年胡耀邦的重要理論助手。胡耀邦主政中央黨校時他任哲學考研室主任，思想解放重要陣地《理論動態》第一期即是他的文章《“繼續革命”問題的探討》。

吳仁寶（049）

“天下第一村”帶頭人、江蘇省江陰市華西村老黨委書記。在長達48年的時間裏，在他的帶領下，華西村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成為“全國典型”，曆經數十年風雲變幻，始終屹立潮頭“紅旗”不倒，外界譽稱“天下第一村”。

吳南生（050）

廣東三個經濟特區的主要開拓者。1979年負責籌辦廣東省3個經濟特區，兼任廣東省經濟特區管理委員會主任，並同時兼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市長。1982年，“經濟特區成了走私通道”等傳言滿天飛。陳雲讓其寫材料，他寫了13稿，第13稿是在病床上完成的。陳雲看後批示：“特區還是要辦的”。

讓開放做一個沙灘上的美女

    吳敬璉（051）

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首屆中國經濟學獎得主。始終鮮明地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主張。1992年4月，吳敬璉向中共中央提出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我國經濟改革目標的建議。2000年，吳敬璉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場經濟”，也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市場經濟，警惕滑入“權貴資本主義”的泥坑。

何享健（052）

美的集團董事局主席。1992年，何享健毅然推動美的進行股份製改造；1993年在深交所上市，成為中國第一家由鄉鎮企業改組而成的上市公司；1997年推動事業部製改造，為集團“二次創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001年完成了公司高層經理人股權收購，進一步完善現代企業製度。粵美的成為中國MBO第一案例。

何振梁（053）

北京申奧重要功臣，國際奧委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原國際奧委會副主席。兩次參加北京申辦奧運會，作為主要智囊為申奧耗盡了心血。

餘秋雨（054）

著名的學者和散文作家，上世紀90年代，曾以散文集《文化苦旅》震動文壇，從此打出“學者散文”的旗幟。

汪道涵（055）

原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1993年4月，汪道涵受權與台灣的海峽交流基金會領導人辜振甫舉行會談，“汪辜會談”實現海峽兩岸高層人士公開接觸商談，標誌著兩岸關係的曆史性進展，並推動了兩岸事務性、經濟性商談。

張藝謀（056）

“中國電影第五代”的代表人物。他的處女作《紅高粱》在上世紀80年代末中國電影中獨樹一幟。這是中國內地電影進入西方世界的“創世紀”，它第一次讓西方世界知曉中國內地“有電影”。

張朝陽（057）

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1998年2月正式推出第一家全中文的網上搜索引擎———搜狐。2000年7月12日，搜狐在美國納斯達克成功上市。

張瑞敏（058）

海爾集團首席執行官，中國家電企業的第一位CEO.“老三屆”，接父親班當了工人。1984年接手青島電冰箱廠，將這個瀕臨破產的小廠發展成今天的海爾集團。他和海爾成為經典的MBA案例，他是“中國的經營大師”。

陳天橋（059）

盛大網絡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EO，中國網絡遊戲產業的奠基人和領軍人物。1999年創辦盛大，2003年盛大在納斯達克上市。陳天橋的創業經曆打造了中國個人創業史的又一個神話。

陳景潤（060）

世界著名解析數論學家之一，攻克了著名數學難題“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1978年，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使陳景潤成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年輕人最崇敬的人物之一。

林若（061）

1924年10月生，廣東潮安人。1982年12月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1985年7月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1990年5月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1991年1月-1996年2月任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林若繼任仲夷主政廣東，其時正值廣州、珠三角繼特區之後對外開放；各項改革措施輪番出台。

林毅夫（062）

北大經濟學教授、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出生於台灣的林毅夫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後第一位從西方學成歸國的經濟學博士，是改革開放以後第一位在國際最權威的經濟學學術雜誌發表論文的中國大陸經濟學家，也是第一位出任世行要職的發展中國家人士。

易中天（063）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被喚作“學術超男”。自從2005年登上央視百家講壇，因其白話式的幽默分析受到觀眾追捧，他的《品三國》一月賣出百萬餘冊，有人褒他是文化偶像，有人則貶他有辱斯文。

金庸（064）

武俠小說大師。他的小說進入內地後掀起了一股武俠熱。近年，金庸宣布修訂小說，在讀者中引起了極大的爭議。更有金庸研究專家認為，金庸對自己的作品不自信。

周冠五（065）

首鋼總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他率領首鋼成為我國第一批改革試點企業，積極探索國有企業改革的新路子、新方法。他創造的首鋼承包製對國有企業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示範。

周瑞金（066）

皇甫平。曆任解放日報黨委書記兼副總編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1991年，他主持寫作了署名為“皇甫平”的《做改革開放的領頭羊》係列評論，一掃當時國內對於改革開放的遊移態度。

鄭必堅（067）

理論家，中國高層智囊，“和平崛起”提出者。上世紀80年代胡耀邦親自點將鄭必堅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特別助理兼政治秘書。上世紀90年代初，他又站出來為市場經濟的改革取向辯護，後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

宗慶後（068）

娃哈哈創始人。1987年，42歲的宗慶後依靠14萬元借款，創辦了娃哈哈公司的前身———杭州市上城區校辦企業經銷部。後來，娃哈哈一度成為中國飲料的龍頭企業。娃哈哈被達能並購後風波不斷。他在扮演中國企業家中的“民族英雄”。

郎平（069）

著名女排運動員和教練員，20世紀80年代世界女子排球界“三大主攻手”之一，有“鐵榔頭”之稱。從1981年到1986年，中國女排創下世界排球史上第一個“五連冠”。女排精神成為一個熠熠生輝的符號。

項南（070）

改革開放先驅人物，1980年起主政福建。如果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初期主要有兩艘航船———廣東號和福建號，那麽，任仲夷和項南無疑就是最優秀的船長。有人評價說：“如果說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那麽項南就是福建改革開放事業的開拓者和先鋒。”

榮智健（071）

中信泰富集團主席，曾被評為“中國內地首富”。出身中國近代著名的商業世家，爺爺榮德生是中國棉紗大王，父親榮毅仁曾擔任過中國國家副主席。

胡福明（072）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主要作者。該文像一顆“重磅炸彈”在思想理論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動，成為批判“兩個凡是”的檄文，深刻地影響了現代中國的曆史進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大討論。

柳傳誌（073）

聯想創始人，聯想控股有限公司總裁，知識型創業者的典範。1984年柳傳誌以20萬元人民幣創辦了聯想。在他的領導下，聯想成長為一家大型企業集團。他摸索出了中國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中民營高科技企業的發展道路。

鍾南山（074）

“抗擊非典第一功臣”。他不僅醫術精湛，更尊重科學，敢醫敢言，他勇敢地否定了衛生部所轄國家疾病預防控製中心關於“典型衣原體是非典型肺炎病因”的觀點，為廣東及時製定救治方案提供了決策論據，使廣東成為全球非典病人治愈率最高、死亡率最低的地區之一。

段永基（075）

“中關村的裏程碑式人物”，四通集團董事長，新浪網董事長。曾任北京中關村科技發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總裁職務，該公司被稱為北京的“矽穀”。段永基是一位備受推崇的民營企業精神領袖，他被認為是中關村的“村長”。

俞可平（076）

中央編譯局副局長，《民主是個好東西》作者。以《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名噪一時，有人叫好，有人批判。他的“善治政府”和“增量民主”理論被解讀為中央政治層的主流思維。

姚明（077）

NBA賽場上的中國文化代表。這個身高2米多的中國男人向世人展現的不僅是他的球技，在各個方麵，他都成為了中國文化的代表。姚明在樹立中國人的國際形象方麵所發揮的作用也許已經超過了其他一些原有的宣傳手段。

袁庚（078）

廣東蛇口工業區管委會原主任。1978年10月，袁庚出任香港招商局第29代“掌門”，招商局蛇口工業區則是新中國的第一個開放點。“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一口號，正是由於袁庚的振臂一呼而盡人皆知。

袁偉民（079）

原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舉國體製的標誌性人物。曾指揮中國女子排球隊分別於1981、1982和1984年曆史性地取得三項世界大賽冠軍，使中國女排在世界排壇上首次取得“大滿貫”、“3連冠”的曆史性突破。

袁隆平（080）

國家雜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雜交水稻之父”、中國工程院院士。他被媒體譽為“本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中國科學家”，他培育的雜交水稻成為“改變中國人民生活產生最大作用的科學成果”。

倪潤峰（081）

曾任長虹董事長兼總經理。1988年他開始領導長虹後，長虹企業產品、產量、利稅連續5年在全國同行業中位居第一。他曾屢次挑起彩電大戰，讓家電行業成為競爭最充分的行業之一。他大手筆囤積彩管演繹了“倪式戰爭”的高潮，也埋下了長虹深陷泥潭的苦果。

高西慶（082）

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曾對證券市場的法製化建設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1988年參與起草《中國證券市場白皮書》。後又與其他人共同起草《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設想》，參與起草國務院《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並參與推進H股的發行。

高耀潔（083）

被稱為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醫學專家。多年來，她自費進行艾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並從2000年開始將主要精力放在對艾滋遺孤的救助方麵。她勇敢地說真話，揭開了中國河南省欲說還休的艾滋病肆虐的內幕，2001年獲得在華盛頓召開的“全球健康理事會”喬拉森•曼恩健康與人權獎，2002年7月獲“亞洲之星”榮譽。

容誌仁（084）

廣州最早的個體戶之一，也是全國第一位被媒體廣泛報道的個體戶，作為個體經濟代表，受到中央領導的接見。

常光南（085）

原廣漢縣委書記。1980年4月15日常光南和同事作出一個曆史性的決議：撤銷向陽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恢複向陽鄉人民政府。雖然“秘密”會議有“不聲張、偷偷幹”的約定，但此舉仍迅速震動全國。

“蛇口青年”（086）

1988年1月13日，深圳蛇口舉行了一場“青年教育專家與蛇口青年座談會”。座談會記錄流出後引起巨大爭議。《人民日報》推出記者調查《“蛇口風波”答問錄》及39封讀者來信。這場曆時月餘的大討論如一聲思想驚雷震撼了神州大地。甚至有人把它讚譽為“第二次關於真理問題的大討論”、“蛇口五四運動”。

崔健（087）

中國搖滾教父。1986年，《一無所有》以爆破式的發音唱出了在急速變化的環境下成長的年輕一代的彷徨、對真實和自尊的追求、對人性解放的渴望，崔健以一己之力掀起了中國青年的一場精神解放運動。

梁湘（088）

深圳特區的大規模建設起自梁湘。梁湘1981年3月接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市長。一到深圳，馬上找到負責基本建設的副市長羅昌仁，要他不要局限在兩平方公裏，要按照設計藍圖，在38.5平方公裏的範圍內全麵幹起來。用他的話說，要做，就幹脆把“餅”做大。於是就有了“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話。

梁廣大（089）

珠海原市委書記、市長，曾親身見證小平兩次南巡。是在中國五個特區裏持續任一方要員時間最長的官員。一向被人稱為“梁膽大”。從1984年任珠海市市長到1998年退休，一幹就是14年。

尉文淵（090）

上海證交所創建人之一。1990年他就任上交所第一任總經理時年僅35歲，被稱為“全球交易所中最年輕的老總”。同時，尉文淵還兼任上海證券登記結算公司董事長、《上海證券報》總編等職。1995年因“327”國債期貨事件辭職。

魯冠球（091）

他把一個鄉鎮農機修配廠發展成為了一個世界聞名的現代企業集團。改革開放初期，他率先試行股份合作製，吸收社會法人入股。魯冠球近30年的創業經曆，就是中國個私經濟30年從萌芽到輝煌的曆史。

溫元凱（092）

著名經濟學家、金融投資專家。首個向鄧小平提出恢複高考和開放出國留學製度建議者，中國第一部企業破產法的提出者，以《中國大趨勢》一書風靡全國。在進入華爾街後，從化學家變為金融家。

溫州“八大王”（093）

改革開放初期的爭議人物。1982年初，中央下發緊急通知，以“投機倒把罪”抓了一批走在市場經濟“風口浪尖”上的人，溫州有8個人被列為重點打擊對象，史稱“八大王”事件。時任溫州市委書記的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溫州經濟搞活無望”，他組織聯合調查組，對全部案卷進行複查，成功“翻案”。

雷宇（094）

海南開發的先驅。主政海南的兩年期間，海口從一個小鎮變成了一個城市的模樣，為今天的海南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1996年，當61歲的他從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的職位上主動退下來時，再成新聞人物。

廖冰兄（095）

著名漫畫家，1979年他創作了《自嘲》，對人們依然停留在僵化思維裏進行了諷刺，推動了思想解放。

潘嶽（096）

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2002年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題為《對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思考》的“政改報告”。2005年初他又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環保風暴”。現在他力推規劃環評，並直言最大阻力是部門、地方利益割據。

潘曉（097）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曉”、題目為《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的讀者來信發表在《中國青年》雜誌上，信中說：“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裏”。1980年夏，這封信可謂“石破天驚”，引發了全國一場關於人生觀的大討論。

潘石屹（098）

中國房地產界的另類。他一次次處於是非的漩渦，一次次不按常理出牌，因此為世人所矚目。在中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中，潘石屹的每一個建築作品都以城市標誌性符號引領這個城市的建築潮流，在市場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薛暮橋（099）

中國經濟學泰鬥、市場經濟拓荒者。倡導和推動經濟體製的市場取向改革。1979年，他發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被譽為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啟蒙教材。1990年，寫出《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幹理論問題》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把改革理論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為最終確立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做出了重要貢獻。

霍英東（100）

香港著名實業家，“紅色資本家”。最早響應中央政策，參與內地改革開放事業。先後在廣東建了四座大橋，即大石大橋、洛溪大橋、沙灣大橋及三善大橋。創建中國首家中外合作五星級酒店白天鵝賓館。積極捐助國家科學及教育事業，積極推動中國重返奧運，推動北京舉辦2008年奧運會。生前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

給我一個支點

-- 張朝陽與潘曉論談青年成功與成才

張朝陽：搜狐公司CEO，1964年出生，1993年獲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 （以下簡稱“張”）

潘禕（潘曉）：1980年人生觀大討論當事人。現為自由職業者。（以下簡稱 “潘”）

潘：在同齡人中，你算是機遇好的，無論在國內國外，這種機遇差異人與人之間有多大？

張：有句老話說：機遇屬於那些有準備的人。因此，在相同的環境下，不同的 人麵對機遇將會有不同的反應和產生不同的結果。我認為那些在不同領域取得成就 的人都是非常聰明和勤奮的人。我所說的“聰明”絕不是簡單意義上的高智商，而 是這樣一種品質：能夠在各種紛繁複雜的信息和自我認識過程中，知道自己適合做 什麽，明確自己的目標，並且知道什麽才是完成目標最重要的因素。那麽我所說的 “勤奮”則是隨時隨地可以行動起來並且堅持不懈工作到底的精神。我相信，任何 一個成功者都不可能缺少這兩種要素。勤奮、智慧與否則是人與人之間成功與否的 重大差距。

潘：我們都在談機遇，可機遇對於每個人來說意義是不同的。盡管我們可以說 在機遇麵前人人平等，但實質上，在發展的層麵，我們目前所碰上的機遇遠要小於 這種機遇所帶給我們的挑戰，並且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會出現不同的人擁有信息 數量不同而有起跑線的不一致。人們在觀念上總覺得現在的機遇有史無前例的張力 和上行空間，但是，如果我們靜下心來審時度勢，也許會得出令人驚詫的結論，那 就是如今的成功也許比過去來得快，可也去得快，而熱炒的那些成功，更多的不過 是過眼煙雲，非常淺顯，且其中充斥著浮躁、功利、短視和投機的個人、企業和社 會心態及取向。像巨人集團、沈陽飛龍等的垮台殞落，就是對市場經濟中的偽成功 的注釋，也給了我們很多警示。

潘：現在有機遇成本這一名詞，不同的時代機遇成本不同，有些人需要付出幾 十年，而像現在年輕人隻需幾年，你認為你的機遇成本多大？比以前的人更需要什 麽？這個年代會持續多長時間的機遇優勢？

張：現在的人比以前更需要務實、真誠。在這個信息化高度發展的社會裏，每 一個人在每時每刻對待一件事情的態度和做法都會成為組成他個人信譽的一部分， 這些部分的綜合則很有可能是造就他成功的基礎。此外，我認為“行動”是非常關 鍵的。從純智力因素來看，中國人是非常聰明的，但是應試教育壓抑了中國孩子的 動手和行動的能力。我們可以看到事實上很多成功的人除了有好想法外都比較善於 將這些想法變成現實。作為搜狐公司的CEO，我一直努力在公司內部樹立一種“行動” 文化，我們經常說的幾句話是“justdoit”、“makethingshappen”。操作精神對 於每個人來說實在是太重要了，任何一個想法再美好和神奇，如果不能操作或是實 現，就等於零。在今天，越來越開放的中國社會讓人們有更多嚐試成功的機會。比 起20年前，青少年有更多的途徑比如書本、學校、電視、互聯網等來學習新知，開 闊眼界。他們可以掌握這麽多的信息是一件好事，這讓成功有了更好的基礎。機遇 對於每一個時代都是均等的，任何時代都有成功的土壤和成功的英雄。

潘：就互聯網來說，成功來得很快，顯得很容易。事實上，雖然我們看到成功 的成本可能是下降了，可這種成功也許是很脆弱的。從新浪上市不久就跌破發行價， 亞信上市也跌了很多，網絡經濟作為新經濟的代言人的形象受到各界的懷疑和批評 等現象上可以看出，互聯網是非常美國化的，其標準及其所承負的價值觀等也是美 國式的，在方法論上更多地恒定著實用主義的模式。在中國辦企業，必須要和中國 的現實結合起來，並通過自身的努力，將經營環境搞得好些。現在中國每天都平均 有幾家互聯網公司開張，有一窩蜂的傾向。而這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對中國的進步 有益，還是值得我們拭目以待的。

潘：21世紀新興產業除了互聯網還有哪些？互聯網的機遇是什麽？

張：總的來說，隨著高科技互聯網不斷的深入發展，對於中國，隨著WTO的加入， 每一個產業在21世紀都獲得前所未有的巨大發展機會，都可以成為新興產業。21世 紀的機會就是商業（Business），而商業的發展又會不斷創造機會。

潘：高科技並不僅僅是互聯網，像生命科學、新材料學科、新能源學科等也都 是高科技的有機組成部分。令人感到很尷尬的是，人類現在可以乘宇宙飛船遨遊太 空，可以觀察到微觀粒子，但對自身的了解卻出奇得少。例如殉情失戀或抑鬱狂躁 而自殺，抑或苦悶彷徨悔恨暴虐，千百年來延續至今，未得妥善解除。這些都是人 類應該付出很大精力和勞動去對待的。但是相對起網絡領域而言，其他領域要花費 更多的時間、精力和代價，成功的路途要更漫長而坎坷。因此，在很多人的成功坐 標係裏，就把這些需要長期專注於非常專業化並從事係統性很強的工作看作是成本 太高乃至無法承受，而把象限縮短到觸手可及的利益上，這可能會形成機遇的缺失， 更會造成高科技結構上的失調，對於社會的良性發展不利。也許在今天，青年人首 先要調整自己，才能坦然麵對成功。

潘：國際互聯網帶來機遇的同時又帶來什麽挑戰？

張：對現存不適合市場發展的各種現狀和問題提出質疑和挑戰，也是我目前正 在思考的問題。 潘：在網絡大腕兒中，你是在國外留學多年，又回來搞網絡，在實力上有什麽 優勢和不同？

張：在國外留學的經曆使我對西方優秀的商業運作和管理經驗耳濡目染，從而 在商業上更注重務實，更懂得如何做一個Business。但比較中西方的不同，各有特 點。中國人蘊涵著非常優秀的一種文化素質和精神風貌，中國人對待家庭、教育、 思考、勤奮、信息傳播等方麵都是非常積極的，這種文化品質非常難得。另外一方 麵，中國人又常常會太過含蓄，太多精力花費在琢磨不可知的難以捉摸的事情上， 往往忽略對事情本質的思考。相比之下，西方國家則比較簡單明了，很多事情處理 方法也簡單明了，justdoit，而事實上問題確實就這麽簡單，這就是西方形式邏輯 的優勢之處。我相信，如果能將這兩者合理有機地結合起來，將創造21世紀的經濟 奇跡。

潘：搜狐是個較為成功的企業，但有時還是不能免俗。我今年參加北京春季人 才交流會，看到搜狐全是用英文做招聘展櫃。我問其緣故，說搜狐是外企。就算張 朝陽拿了綠卡、搜狐的資金大多數是美國人的錢，可在中國本土上，還是應該避免 語言進而文化（當然，還有年齡、學曆、經驗、社會關係等方麵）的歧視。我把這 些問題說給搜狐的人力資源總監，他們從來沒有從這個角度看待過。從中可以看出， 在其企業運作中尚有不足。也許到了該你運用自己的西方管理知識的時候了，這也 許就是實力吧。

潘：原來你說過，辦網絡公司想每周隻工作兩天，而現在你每周7天滿負荷工作， 這種工作方式將持續多久，年輕時還行，將來怎麽辦？ 張：其實對於我本人來說，最大的願望就是工作和休息沒有太大區別。我是一 個活在互聯網裏的人，隻要在互聯網上，工作、遊戲、休閑都可以。沒準兒在未來， 人們會把工作室放在一個島上，邊玩邊工作。

潘：而談到企業的管理者，大家都稱之為職業經理人。我們的傳統是打江山者 坐江山，這也是59歲現象的致因之一。我做過些統計，我們的企業家們很多不是學 管理的，年齡偏大，學曆偏低，而且在一個企業裏的時間偏長。一般而言，從實踐 上看，職業經理是以企業經營管理為職業的社會階層，一般具有六方麵特性：其一 為良好的職業操守，能達到職業道德和專業規範的要求；其二為成熟的職業心態， 能較好地把工作熱情和務實作風結合；其三為明確的專業分工，能夠擁有專業優勢； 其四為受薪階層，通過自己的管理經驗與技能參與社會交換，獲得報酬；其五為可 變動性或可替代性，即能夠進入人力資源市場並合理流動；其六為良好的職業能力， 能夠把所經受的教育培訓和職業經驗恰如其分地發揮在職業過程之中。

由此得知，我們麵對機遇，可能還是從提升自己應對挑戰的能力做起的好。

……………………

《青年研究》1993年第9期

“潘曉討論”是非功過評說

－－訪關誌豪、謝昌逵、魏群

本刊記者  李春玲

今天許多人還依稀記得十多年前曾有過一次吸引了千千萬萬青年人的關於人生意義的大討論，那是在1980年第五期的《中國青年》雜誌上刊登的一封署名潘曉的來信所引發的，這封題為“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的信這樣寫道：

“我今年二十三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經不複存在，我似乎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反顧我走過來的路，是一段由紫紅到灰白的曆程；一段從希望到失望、絕望的曆程；一段思想的長河起於無私的源頭而最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曆程。

“過去，我對人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學的時候，我就聽人講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雷鋒日記》。雖然還不能完全領會，但英雄的事跡也激動得我一夜一夜睡不著覺。我還曾把保爾關於人生意義那段著名的話：“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回憶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記本的第一頁。……我開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對人生的看法：人活著，就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著，就應該有一個崇高的信念，在黨和人民需要的時候就毫不猶豫地獻出自己的一切。……

“可是……我眼前所看到的事實總和頭腦裏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銳的矛盾。……我目睹了這樣的現象：抄家、武鬥、革菅人命……

“那年我初中畢業，外祖父去世了。一個和睦友愛的家庭突然變得冷酷起來，為了錢的問題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親竟因此拒絕給我寄養費，使我不能繼續上學而淪為社會青年。我真是當頭挨了一棒，天嗬，親人之間的關係都是這樣，那麽社會上人與人的關係將會怎樣呢？……

“但是，我又一次失望了。

“我相信組織。可我給領導提了一條意見，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團的原因……

“我求助友誼。可當有一次我範了一點過失時，我的一個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說的知心話全部悄悄寫成材料上報了領導……

“我尋找愛情。我認識了一個幹部子弟。他父親受“四人幫”迫害，處境一直很慘。我把最真摯的愛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撲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傷的心去撫摸他的創傷。……可沒想到，“四人幫”粉碎之後，他翻了身，從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在床上輾轉反側，想呀，使勁地想，苦苦地想。慢慢地，我平靜了，冷漠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給了我深刻的啟示：人畢竟都是人哪！誰也逃不脫它本身的規律。在利害攸關的時刻，誰都是按照人的本能進行選擇，沒有一個真正虔誠地服從那平日掛在嘴頭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麽忘我高尚的人。過去那些宣傳，要麽就是虛構，要麽就是大大誇大了事實本身。如若不然，請問所有堂皇的聖人、博識的學者、尊貴的教師、可敬的宣傳家們，要是他們敢於正視自己，我敢說又有幾個能逃脫為私欲而鬥爭這個規律呢？……

“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就象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她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的了。這大概是人的規律，也是生物進化的某種規律－－是任何專橫的說教都不能淹沒、不能哄騙的規律！……”

正是這封坦誠的信引來了六萬份青年的來信參加這場“人生意義”的大討論。許許多多青年人正是在這場討論中第一次認識了“自我”這個詞，第一次認真考慮在社會統一的宏大目標之下好存在著自我價值、自我設計和自我追求。十多年過去了，我們的社會、我們的青年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回頭再來看這場“人生意義”的大討論，可能對它有更深刻的認識和更新的理解。

我們分別邀請了下列同誌對潘曉討論進行回顧、分析和評價：

關誌豪先生：當時的《中國青年》雜誌社總編，是這場討論的主要發起者，現任《科技經濟縱橫》雜誌社社長。

謝昌逵先生：一位長期從事青年研究的理論工作者，當時任青少年研究所《青年研究》編輯部主任。

魏群女士：現任《中國青年》雜誌社理論部主任，當年也是雜誌社的編輯之一。

一、為什麽要開展這場討論

李：關先生，當時您以及《中國青年》編輯部的成員為什麽決定發表潘曉這封信，是出於同情潘曉的不幸經曆還是意識到了她在信中提出的問題和觀點具有普遍意義和深遠影響？

關：對於潘曉信中所提出的問題我們並不是從這封信才開始意識到，早在幾年前我們就注意到了在青年中普遍存在著與潘曉類似的困惑和感受。

1978年5月，我們為確定《中國青年》雜誌複刊第一期的主題，編輯部兵分七路到七個省市深入到農村的生產隊、知青點、工礦企業的車間工段、大學和中學的年級班組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調查研究。我們發現，許多青年人在經曆了文革之後有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產生了“看破紅塵”、“做人沒有意思”的思想。他們的人生態度從抱怨到消沉甚至感到絕望。信仰危機在青年中乃至更大範圍蔓延、發展。

李：我記得當時有一篇小說叫“當晚霞消失的時候”，在青年中非常受歡迎。它說的是一個青年在經曆了文革的風風雨雨、坎坷顛簸之後，理想幻滅，精神空虛，最終轉而求助於宗教，虔誠地到耶穌那裏去尋求新的信仰支柱和心理慰藉。

謝：潘曉信中的一句話“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占”極為典型地表達了當時青年人的心態和苦悶。這種心態的產生有著極為深刻的社會背景。一方麵是由於文革中形成的人必須絕對服從神的意誌的意識形態，在這種意識形態中，人們不需要也不會自己進行思考與選擇，他們的意識、觀念和行為都為神的意誌所左右、支配和控製。但突然毛澤東這座神“動搖”了，人們心中的迷茫、空虛，是可想而知的。青年的一代感到無所適從。另一方麵，長期的那種僵化難變的體製和人際關係網絡也是造成青年們“前途無望”的根源之一。解放後，我們的社會結構極其缺乏橫向和縱向的流動，一個人出身什麽家庭，他很可能永遠處於這個家庭所隸屬的社會階層之中；一個人一開始從事什麽職業，他可能一輩子固定在這職業某一台階上，這種固定的、僵化的關係網絡束縛壓抑著人們，年輕人個人發展的機會極少，隻能一條道走到底，這一成不變的社會結構隻能使青年的人生道路越走越窄，越走越感到失望。

關：當時受極左思想影響的“全紅式”思想教育方法也強化了青年的幻滅感和絕望心態。當時有一個青年舉了一個非常生動的例子來形容我們這種理想教育：你們搞的全紅教育，是把我們關在一個封得嚴嚴實實的小屋子裏，隻開著一個小小的窗口，而窗口上放滿鮮花，我們就以為外麵全是鮮花，但當我們走出自己的小屋步入社會時才發現根本不是這麽回事，我們難以接受這個真實的現實。文革結束之後，許許多多社會弊端、醜惡現象暴露得更明顯了，青年感受到的是他們長期接受的理想與現實之間完全相矛盾。

針對青年中普遍出現的這種看破紅塵的思潮，我們下決心要在青年群體中發起一場人生意義的大討論，通過青年們的自我教育，相互啟迪，重新喚起他們對人生的熱愛。

潘曉的這一封信並不是一封完整的原始來信。它是我們的編輯根據北京的一位工廠女工黃曉菊的個人經曆和另一位叫潘一的青年的觀點綜合而成的一封信。“潘曉”的經曆和感受很有代表性，她有過理想，後來由於生活的坎坷，理想破滅了，陷於苦悶之中，但她又不甘於就這樣了此一生，她想探求人生的意義，卻又陷於許多消極悲觀的論點不能自拔。正如胡喬木同誌當時講的：“潘曉提出的問題是現時代相當範圍裏的一個問題。”因此，一石激起千層浪，相當青年在來信中說潘曉講出了他們的心裏的話，潘曉的思索引起了人們的再思索。

李：這樣說來，當時你們開展這場討論的主要出發點是出於青年思想教育工作的需要，是為了引導年輕人走出思想上的低穀，重新喚起他們對生活的熱愛，樹立新的思想和追求。那麽當時你們有沒有意識到在這場人生觀大討論中，一種新的價值觀念在青年中產生並逐漸擴展，那就是對自我價值、個人利益的肯定，以致於在以後的十多年中，青年人對潘曉信中提出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觀點，遠比“人生的路啊為什麽越走越窄”這句話的印象要深刻得多。

關：解決看破紅塵的問題，可以說是我們開展人生觀大討論的一個主要目的。但是同時我們也意識到，看破紅塵這種心態的形成有著深厚的社會根源，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這裏有必要改變一個我們政治思想教育領域中長期存在的傳統的極左意識，比如否定合理的個人利益，壓抑和扼殺個性自由。就象林彪說的，狠鬥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暴發革命。其實這種做法不僅在文革中盛行，甚至在文革前就已經開始了，任何一點個人的合理要求都被戴上個人主義的帽子，被指責為小資產階級情調、修正主義的苗子。這給青年人造成的壓抑很大。我們在思考，個人價值是隻屬於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也應有？公和私到底是什麽關係？我們認為這個問題與看破紅塵思想的產生是有聯係的，要解決青年看破紅塵問題就得從這裏入手，也就是說，要承認青年的合理追求，給予他們自我思索的權利，也要承認我們工作中的一些失誤，隻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引導青年向前看，否則，引導青年向前看就成了空洞的說教。

謝：《中國青年》雜誌當時開展這場人生意義大討論，更主要的恐怕是從工作的角度出發。至於這場討論中提出的對個人價值和個人利益的肯定，會對後來成長的年輕人以至整個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這在當時恐怕很少有人能意識到，就是我們這些從事理論研究的人也沒有真正認識到這一點。隻是在十幾年後的今天回頭來觀察我們社會的變化和人們價值觀念的變化，我們才認識到潘曉討論是有著曆史性意義的。

二、關於討論本身的爭論

謝：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思想解放運動的開始，周揚同誌稱為中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正是在這時，人們從長期的思想禁錮中掙脫出來，邁出了最初的幾步。我們社會的整體發展極為需要思想解放啟蒙運動，不僅需要從文革十年的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而且需要從長期壓製人性的中國傳統的封建意識的枷鎖中把人解放出來。五四運動起到了啟蒙的作用，給這些封建枷鎖帶來了衝擊。但以後由於戰爭與政治的原因，一直沒有切切實實地開展過思想啟蒙運動。倒是近十多年來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實踐在某種程度上解決了這個問題，但由於缺少有遠見的思想家理論家從事思想啟蒙工作，很容易出現短期行為，走向極端。可見，思想的啟蒙、人性的解放是社會發展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這個問題不解決最終會成為我們社會進一步發展的羈絆。幸虧當時有一個潘曉討論，它可以說是啟蒙的一個重要步驟。當時提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把我們從神的禁錮中解放出來了，毛澤東這個神沒有了，那麽人呢？人處於什麽境地呢？人的真正需要是什麽呢？人的價值是什麽呢？人與社會與他人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潘曉討論使我們開始思考這些問題，使我們開始認識我們自身，可惜的是，潘曉討論沒有深入下去，沒有回答清楚這些問題。

李：潘曉討論涉及到了一些根本性的人生價值問題，而這些問題直到今天仍困擾著人們，那麽當時的討論為什麽那麽快就結束了呢？為什麽在這之後沒有再繼續討論這些問題呢？

關：我們當時開展這場討論是頂著相當大的壓力的。這場討論不僅在青年中引起極大的爭論，而且在我們的青年教育工作者中，在主持輿論宣傳工作的領導中也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對於應不應該開展這場討論，怎麽開展這場討論，討論中如何把握方向以及這場討論產生的作用等問題一直存在著爭議，直到今天仍然是眾說紛紜。正如前麵所說的，我們開展這場討論主要是從如何切實有效地教育青年、引導青年這一工作角度出發。當時的思想教育工作往往是抓問題整人；樹立一個對立麵，大批一通，實際上是不讓人講真話，不讓人發表不同意見。我認為這種做法不能真正解決青年的問題。我想應該嚐試一種新的思想教育工作方法。我們開展這場討論就是讓青年有一個說心裏話的地方，讓他們把自己的真實想法說出來，讓他們自己進行爭論、分析和判斷，當然我們要加以引導。實際上，有許多青年通過這場討論又重新喚起了他們奮發向上的勇氣。有一個叫周曉東的青年在來信中寫到：“潘曉的信，促使我下決心給黨中央負責同誌寫了一封‘自薦信’，請求黨和人民交給我一個最窮的公社或某個局部地區，我有信心叫它五年改觀……”周曉東的信引來了無數個張曉東、李曉東，他們說：“如果你自薦成功，請允許我們和你一起幹吧！”

在討論進行期間，胡喬木同誌的秘書打來了電話，說喬木同誌對討論非常感興趣，想來編輯部詳細了解討論的情況。陪他一起來的好有當時的團中央書記胡啟立同誌，他們對討論表示了肯定的態度。胡喬木同誌當時說：“青年們講講自己的苦悶和失望沒有什麽不好，誰沒有過苦悶和失望呢？感到苦悶和失望的青年把自己的心情講出來，這表示他們對討論究竟還是抱著希望和信任，他們究竟還是在尋求答案，盡管許多現有的答案不能使他們滿足。青年們伸出了手，難道能夠把這伸出的手打回去嗎？難道不應該把他們伸出的手緊緊地握住，然後再鼓勵他們拿出勇氣和信心繼續前進嗎？”胡喬木同誌還要我們在討論中放得更開一些。

這些領導同誌的支持，使人生觀討論成了一個思想教育工作成功經驗在全國加以推廣，許多部門邀請我去介紹情況傳授經驗。但是後來發生的一件事又使整個輿論來了一個大轉彎。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們的工作失誤引起的。

這場討論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許多人在問到底有沒有潘曉這個人，也有人冒充潘曉。為了排除這些誤解，當時雜誌社一位副總編帶著黃曉菊和黃所在單位的黨支部書記接受了一次電視采訪，這就把潘曉這個思想典型變成了人物典型。黃曉菊的一些同事和熟人對她平時為人處事有一些看法，他們認為不應樹這麽一個人為典型，《工人日報》還發了一篇未經審核的群眾來信“鄰居眼中的潘曉”，指責潘曉是如何的落後。一些領導同誌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認為“人生的路越走越窄”這種提法太消極，他們認為我們開展這場討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其結果帶來了消極的不良影響。

李：這些同誌根據什麽認為潘曉討論產生了消極影響？您認為這些批評哪些是有道理的哪些是沒道理的？您本人對這場討論有什麽評價？

關：這些同誌認為潘曉討論沒有起到因勢利導引導青年走上正確人生觀的作用，反而助長了青年的消極情緒，把青年中原本存在的消極的東西係統化、理論化了，實際上是把青年的思想越搞越亂。這些批評的主要依據是，這場討論散布了“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錯誤觀點。我認為，這裏的要害，一是怎樣分析“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這種觀點的實質；二是要弄清楚在討論中對這種觀點作了什麽樣的分析和引導。否則，這種指責就失之於武斷。

潘曉的信提出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反映的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為公”和“為私”的關係問題。“為公”與“為私”既有統一的一麵又有矛盾的一麵。“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不是高層次的人生觀，但也不能全盤否定。胡喬木同誌當時就指出：“一個人主觀上為自己，客觀上為別人，在法律上，經濟上是允許的。在工廠勞動，勞動得好，得了獎勵，受到表揚，他也為社會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個善良的公民，他客觀上是為了別人，因為他做的不是壞事，不是損人的。”

1981年3月，編輯部在這場討論結束時，發表的《獻給人生意義的思考者》明確指出，人生觀分三種層次：第一種高層次的，明確把“公”放在首位。第二種中層次的，基本上也是把“公”放在首位，但有時對“私”考慮較多。第三種低層次的，目中無“公”，唯“私”是圖。我們認為，對於極端利己主義人生觀應該唾棄和鬥爭。對於中層次人生觀應該承認和超越，對於高層次的人生觀應該加以推崇。

我個人認為，這次人生觀討論是在認識自我的問題上的一個啟蒙。過去我們社會教育中沒有這個東西，把這當成了資本主義的東西。我們長期經曆的是自我反省、自我檢查、自我否定，但現在的青年強調的是自我開發、自我設計、自我肯定，這種人生觀對社會是有益還是無益？我認為是有益的。為什麽現在要搞股份製、承包製、包產到戶等，因為這些形式刺激了人們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激發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當然現在也要講奉獻精神，但不能那這個標準來要求所有的人，你可以宣傳這種人，但不能去批判那些不損害他人而追求個人利益的人，要是那樣的話，就是在批判大多數人。

李：其實，在某一點上這些批評者說得也是事實。在潘曉討論之前，我們所接受的整套理想教育，可以說是一個嚴密的、鐵板一塊的信仰體係，在這個體係中，絕對集體主義和完全否定個人利益是支撐這個體係的一根關鍵性的支柱。潘曉討論在根本上動搖了這根支柱－－這就是自我價值的發現。從今天回過頭來看，可以發現這根支柱一垮，這整個信仰體係就麵臨著危機，人們就要尋找新的信仰，確立新的觀念，從這一點來講，的確是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了”。這種混亂對於舊的信仰體係來說，的確產生了不利的影響，起到了破壞和瓦解的作用。

謝：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需要的是肯定個人利益和自我價值，需要充分調動青年的主觀能動性來解決當時經濟瀕臨破產，各種問題成堆，積重難返的局麵。改革的進程證明，年輕人積極參與了社會建設、促進了經濟發展，譜寫了又一篇青年運動的新篇章。所以潘曉討論中提出的問題，以及對個人價值的肯定應該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當我國的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發展到目前階段，在一部分人中間出現了極端個人主義、唯利是圖、金錢崇拜，這又需要一些新的更高層次的東西來抑製這種極端個人主義趨向的發展，這又是另一回事，我們不能要求十幾年前在缺乏個人主義和否定自我價值氛圍中進行的潘曉討論能提出一個十全十美的答案。

三、討論的繼續

李：潘曉討論中所提出的許多關於人生價值的問題並沒有得到充分的解答，這些問題在今天的形式下是否具有了新的意義呢？

魏：潘曉討論已經過去十多年了，在十多年中，人們的生存環境、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都發生了變化。因此，當我們再來審視“人生道理的寬與窄”的命題時，我們發現，答案已遠非從前。當年曾經因“無路可走”而憤世嫉俗的青年們，不再有“山窮水盡”的哀歎，如今他們的尷尬和迷惘竟是無法窮盡的選擇使他們眼花繚亂，舉棋不定。用他們自己形象的比喻來說，他們麵對的不僅是人生的十字路口，而是呈放射狀的米字路口。麵對米字路口的選擇，他們內心最大的惶惑與衝突是：究竟該走哪條路？選擇的痛苦相對於無可選擇的痛苦是一種進步，多樣化選擇的可能拓寬了人們的思維的空間－－多元化思維。

作為潘曉原型的黃曉菊的這十年來的個人經曆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那次人生討論之後，她進入了代表中國文化的最高殿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當報刊管理員。但經濟的窘迫和生活的壓力使她頓悟：這種置經濟環境於不顧的嚐試，隻能使人陷入無法擺脫的困境，無法生存何談發展，於是，她離開那神聖的殿堂，隻身闖入海南，但最終難以適應那裏的經濟競爭的壓力而退卻了。後來她又再闖深圳，在那裏她當過女傭，當電台的客串主持人，還為時裝公司采購時裝。麵對生活的瑣碎和無奈，她已經忘卻向世人宣泄：“人生的路越走越窄”，而隻管埋頭去踏踏實實地踏出一條路來，她已經顧不得計較自己是成功者還是失敗者，而隻顧一個勁地朝前走。

有一對長期從事《資本論》研究的夫婦這樣解釋他們棄教從商的選擇：我以為最現實最明智的選擇就是既要考慮社會發展進步的方向，又要充分考慮個人價值實現的程度，二者結合產生最大的效應。

謝：現在的青年所麵臨的問題與潘曉那一代人當時所麵臨的問題是有很大的區別，但在本質上他們麵臨的還是同一個問題：人生的價值到底是什麽？隻不過他們的提問的方式和側重的方麵有很大的不同。當今青年的價值選擇傾向是明顯的，下海經商，在經濟領域中獲取成功，既能證明自我價值，又能滿足物質上的享受。即使不下海經商，也希望獲得一個收入豐厚的職業。金錢、個人利益、物質欲望的滿足程度在當今青年的價值體係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但是這些就意味著人生價值的全部嗎？青年人有選擇的困惑，選擇之後仍然有困惑。現在越來越多的青年人開始思考潘曉當年提出的問題：個人與他人與社會是種什麽關係？金錢與理想、物質欲望與精神需求是什麽關係？下海越深的人可能在這方麵的困惑更多，因為他們更深地體驗到了商場中的人情淡漠、唯利是圖、不擇手段、毫無信義等等現象，可能他們自己也這麽幹，但內心又感到痛苦、孤獨、對人缺乏信任感，這也許就是追求個人利益和價值所要付出的代價。那麽這就是人生的價值嗎？人活著就是為這些嗎？人活著到底為什麽？這是潘曉討論中提出的問題，今天的青年仍然麵臨著這個問題，隻是潘曉那一代直截了當地提出問題並思考著尋求著答案。而今天的青年暫時為物質享受和金錢所迷惑，但他們最終還是要麵對這個問題的。所以我說人生價值的討論沒有繼續下去非常可惜，我相信，進一步的人生價值的討論、進一步的思想啟蒙是有必要的，極端個人主義和金錢至上的人生觀不會是青年人所要的最終答案。倒是如何回避對人本身問題的探討，任由商品經濟擺布和引誘人們的思想，輕視教育、文化和道德的作用，那才是危險的。

……………………

我親曆的“潘曉討論”

分享人：小澤健次 來源：互聯網 時間：2014-10-20 閱讀：22次 大 中 小

分享： 微信

《中國青年》雜誌1980年5月至1981年3月開展的《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的問題討論(讀者簡稱為“潘曉討論”)，可以說是當時思想解放浪潮中的一個浪頭。我自始至終參與並且具體主持了這個大討論。

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我在《中國青年》工作期間，曾經主持或參與該雜誌多次開展的問題討論，而“潘曉討論”是我記憶最深刻的。這不僅是我的一次工作，更是我的一段人生，它包含著我在經曆了“文革”的精神失落後，對生活理想和人生意義的痛苦思索和艱難尋求。我同參加討論的廣大青年一起思考，一起激動，一起感受探求的艱辛和感悟的愉悅。今年是實行改革的30周年，重提“潘曉討論”，真實地、具體地回顧一下這個討論的基本情況(包括我作為主持者當時的真實思想)，該是不無意義的吧。

呼喚與尋求

“潘曉討論”是1980年5月見刊的，而這個問題的醞釀和提出卻早在半年以前。當時我是《中國青年》雜誌的編委兼思想教育部主任(討論開始後不久，改任副總編兼思教部主任)。我一直認為：組織“問題討論”是《中國青年》曆代編輯者在自己多年工作中辛勤實踐、認真總結所建立起來的一個好傳統，是提出重大主題、抓思潮、引導青年自我教育的一種好形式。麵對著當時社會的種種矛盾和青年心態，我認為，經曆了“文革”十年停刊又複刊的《中國青年》尤其是思想教育部，抓住當時青年中一些重大的思潮性問題來開展討論，以努力推動青年進步和社會發展，應該是責無旁貸的。於是，在結束了《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學習陳景潤?》的“紅專”大討論之後，我又緊接著在思教部提出如何針對當時青年思想開展下一輪問題討論的設想，並要部裏的兩位編輯馬笑冬和馬麗珍先做一些初步的了解和材料搜集。隨後，馬笑冬和馬麗珍即從群工部的青年來信中提出了兩個方麵的問題。一是怎樣看待“講實惠”問題。這個問題在當時青年中是個思潮，一封讀者來信闡述的觀點有相當深度，也極具代表性，可以作為開展討論的基礎。二是人生觀問題，當時也有不少青年來信。馬麗珍主張討論有關人生觀方麵的問題。我認為這個意見是可取的，人生觀問題在當時青年思想中是更帶根本性和更普遍的問題。但是，這還隻是一個寬泛的概念，還不是一個有特定內容、可以開展討論的具體選題。比如，我曾主持或參與的《人生的幸福是什麽?》《人生的最大快樂是什麽?》《什麽是革命青年的理想生活?》等，都屬於人生觀方麵的問題討論，但特定內容卻各不相同因而具體選題也各不相同。經曆過“文化大革命”和麵對改革開放新形勢的這一代青年人生觀問題的特點是什麽?問題的主要矛盾和核心是什麽?應該確定什麽具體選題才能承載這個討論的特定內容?應該從哪個方麵切入問題才能很好引發和展開討論?等等，還須要進一步調查。我把開展人生觀問題討論和進一步調查的設想提到編委會和編前會上，得到了多數同誌和社長兼總編輯關誌豪、副總編輯王江雲及其他編委的支持。於是，我同思想教育部的馬麗珍、馬笑冬一起做進一步的調查、研究。這可以說是“潘曉討論”最初的工作班子。

以後三四個月時間，我們在機關、學校、商店、工廠等處，在幹部、學生、教師、工人、科技人員……中間進行了各種層次的、多方麵的座談、探討，同時還訪問和請教了一些專家、學者。我參加了所有訪問和大多數的調查會。在我和馬笑冬、馬麗珍一起參加的一次工廠、學校和商店的青年座談會上，我感到馬笑冬請來參加座談的青年女工黃曉菊的經曆和思想有相當的代表性。在交談中，她對自己的觀點無所隱瞞，願意發表出來供青年共同探討。她提供給編輯部的原稿7000多字，4個小標題：“靈魂的鏖戰”、“個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認”和“心靈的惆悵”。文稿詳細敘述了自己“文革”前後的不幸經曆、信念破滅，自己當時處境的困難，自己的迷惘以及對人生意義的追索等等。我認為，可以以黃曉菊的經曆和思想作為基礎，同時吸收馬麗珍聯係的大學生潘褘來稿中一些較有理論特色的語言和觀點，再加上我們這一段時間調查的情況，綜合整理一個當代青年探索人生意義的思想典型，以此引發討論。我即請馬笑冬按此要求起草初稿，我修改後簽發。關誌豪終審後同意發表，做了一些刪改；王江雲也同意。於是，征得黃曉菊和潘褘的同意，以“潘曉”署名給編輯部的信《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加上《編者的話》，作為這場討論的發端。

通過潘曉的信提出討論的主要是三個方麵的問題：

其一，對社會和人際關係的看法——“人都是自私的。”潘曉說。這是當時一部分青年的看法。潘曉曾經相信組織、求助友誼、尋找愛情，可生活向她展示了醜惡的麵目。於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給了她“深刻的啟示”：“在利害攸關的時候，誰都是按人的本能進行選擇的。沒有一個人真正虔誠地服從那平日掛在嘴頭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因此，她的結論是：“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就像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

其二，對“個人價值”的呼喚——十年浩劫，青年目睹了人的基本權利喪失殆盡，人的尊嚴被肆意踐踏，人的存在連同人本身都無足輕重，毫無意義。於是，重新評價“自我”、“實現自我”就成了那個時代許多青年人重建人生信念的強烈要求。潘曉說：“我想寫東西，隻是為了自己，為了自我個性的需要，我不甘心社會把我看成一個無足輕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來證明我的存在。”

其三，理想和現實的矛盾——這種失落感在當時青年中最為普遍。潘曉說：“我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複存在。”“過去，我對人生充滿美好的憧憬和幻想。相信‘人活著就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在日記裏大段大段地寫著光芒四射的語言。”可“文革”中，她目睹了抄家、武鬥、草菅人命，“文革”後，又備嚐了人際關係的虛偽和社會的冷漠，“為什麽眼睛看到的事實總和頭腦裏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銳的矛盾?是相信書本還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師長還是相信自己?”這也是當時許多青年的提問。

從一開始，我們就認定，潘曉，不是某一個具體的人，而是曆史大轉折初期階段迷惘和追索中的青年的典型，“彷徨、苦悶對於麻木僵化是一種曆史的進步”。曆史上每一次較大的社會進步的前夕，每一次大轉折的開始，差不多都伴隨著一場人生意義的大討論，例如曾經發生過的歐洲文藝複興時期關於人性論、人道主義的討論，俄國革命前夕關於人本主義和新人生活的討論，我國五四時期關於科學、民主與人生觀的討論。對這場討論如何開展，作為主持人，從一開始我就明確提出幾條：一要麵對現實，講真話；二要平等探討，群眾參與；三要實事求是，科學、辯證地分析和回答問題，不搞“兩個極端”。“探討人生，必須從講真話開始。”這是青年的呼聲。他們說：“真實，有時是醜惡的，但較之虛偽和粉飾要有力一百倍。”我很清楚，這次討論與以往曆次討論有一個根本不同：以往提出討論時，編輯部大都有了答案，該怎樣引導，最後如何結論，都心中有數。這次卻事先沒有答案，不知最後如何結論，而是編者和讀者共同來尋求。但我相信，在一場人生意義的坦誠的、平等的、科學的探討之中，潘曉和類似潘曉這樣迷惘中的青年，是會受到啟迪，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上找到自己前進的路標的。我把這些想法寫進了《編者的話》，表明了我們對潘曉的困惑的同情和對她坦誠發問的鼓勵，點明了討論的意義和我們的方針、原則，確定了討論的基調。王江雲審閱後批字：“我看可以了。”關誌豪也同意這樣發表。就這樣，在1980年的第5期《中國青年》上，我們在“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的通欄標題下，把“潘曉”的信《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連同《編者的話》一起發表出來，把對人生意義的思考提給了80年代的中國青年和中國社會。

兩個沒有想到

我自己也沒有想到，“潘曉”的信和編者的話發表後，會引起如此空前巨大的反響。僅僅25天時間編輯部就收到各地青年寄來的信、稿18000多件，很多青年還寄來了錢和物，沒有留下姓名、地址，隻留下了對潘曉的期望……

他們說：“這是我第一次在別人那裏聽到自己心中的歌。雖然這歌聲裏充滿了淚水和火焰，但它實實在在是我們心中最真實的歌。”

他們說：“由於這真實、這坦誠和它所蘊含著的理解與信任，《中國青年》為我們原本冷漠了的心房，投進一束溫暖的光。”

6月18日下午，胡喬木同誌來到《中國青年》編輯部，這也是我未能想到的。胡喬木同誌說：“這個討論引起千百萬人的關心和興趣，我也是這千百萬人中的一個。這是一場很有意義的討論，凡是關心青年一代成長的人都應該有興趣。”“青年們講講自己的苦悶和失望有什麽不好……這表示他們對社會究竟還是抱著希望和信任。”“他們歎息了，或者發些錯誤的牢騷，我們不應該惱怒，也不應該置之不理，而應該弄清楚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並且認真地幫助他們找到希望的所在。這裏最需要的是年長一代人的耐心和熱情。”胡喬木同誌還希望，這個討論再放開一些，不要急於收場。

對於人生意義的討論如何繼續進行，關誌豪和編委會給予了大力的支持，決定采取兩項措施：一，擴大篇幅，繼續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以推動討論進一步開展；二，增加人力，強化編輯力量以保證及時、認真地處理每天湧入編輯部的大量稿件，使討論的群眾性得以更充分的體現。

於是，除了原來參與的馬麗珍和馬笑冬，在全社各部門的大力支持下，又抽出各部門的編輯，增加了陳漢濤、陳群、杜文勇、王燕生、王彥君、崔維德、方延曦、鄧捷、孫宏林、陳四長等，大都是各編輯部門的骨幹編輯。仍由我負責主持討論，領導擴大的工作班子。我又寫了編者按語《寫給參加討論的青年朋友》，表明擴大和深入討論的意圖。文藝部副主任陳漢濤負責(崔維德和馬麗珍協助)從數量巨大的信稿中選編出10600字的《信稿摘登》，把有代表性的各種不同觀點提供給讀者進一步思考和討論。人生意義討論的篇幅由每期8頁增加到16頁、20頁。發表了武漢趙林同誌的《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等有相當思想分量的文章。

“人生意義的思考”喚起了萬千青年的熱情，群眾性的討論一直延續到年底。7個多月的時間編輯部收到全國各地各個方麵不同身份、層次的人寄來的稿件達6萬多件，其中不少還是幾十名、上百名青年聯名寫的。大學生(其中不少是研究生)來稿的數量相當多，成為這次討論的一大特色。

對於潘曉和她的觀點，多數青年的回答是：有同感，但不能完全同意；同情，但希望她奮起。

從第5期到第12期，我們一共編發了110多位讀者的110多篇稿件，近20萬字。討論期間《中國青年》的發行量上升到了390多萬份。每一期《中國青年》在人們手中傳閱，被“翻卷了邊，留下了那麽多的汗漬手印”。

關於“潘曉上電視”的風波

討論開展不久，即有越來越多的讀者打電話或直接到編輯部要見“潘曉”；許多新聞單位也相繼提出要求直接采訪“潘曉”；社會上還出現了被人指為“潘曉”和自己冒充“潘曉”的事件等。盡管我們從一開始就向各方麵說明了“潘曉”隻是一個思想典型，沒有隱瞞過那封信的任何事實，但擋不住那麽多想見“潘曉”的願望。因此，當中央電視台向我們提出采訪“潘曉”時，編委會商量決定：由黃曉菊作為“潘曉”的代表來接受中央電視台的采訪，說明情況，消除誤解，以止息求見“潘曉”之風。當時我雖然覺得這有違“潘曉隻是思想典型”的原意，但也沒有其他對策。這個決定征得了黃曉菊、潘褘和黃曉菊單位領導的同意。編委會決定由我負責帶黃曉菊接受中央電視台的采訪。盡管黃曉菊按照我的囑咐如實地講了那封信問世的真實情況，說明她本人並不就是“潘曉”，以及開展討論以來自己受到的鼓勵和重新投入生活的信心等，但畢竟，原本是一個思想典型的“潘曉”，同生活中真實存在的一個人在公眾麵前直接聯係在一起了，由此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這是編委會，尤其是我本人考慮不周的一個失誤，在外界形勢的衝擊下沒能始終堅持把思想典型與生活中的真人嚴格區別的原則。

8月20日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播出這個訪談以後，9月23日工人日報社內刊《情況參考》即刊登了兩封關於潘曉的群眾來信。第一封信《此種做法弊多利少——有感於潘曉上電視》，指責報刊、電視台等各類媒體對潘曉“誇了又誇”、“吹了又吹”、“捧了又捧”、“抬了又抬”，要求“盡快刹住這股風”。第二封信《鄰居眼裏的潘曉》，把黃曉菊本人說成潘曉，然後列舉了黃曉菊的種種缺點和不當言行。幾天後，中宣部《宣傳要聞》轉發了這兩封信。9月30日胡耀邦同誌批示：“請有關部門查查這件事，報刊、電台有個獵奇的思想，沒有解決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聞單位參加的例會上傳達了這個批示。於是，“潘曉討論出事了”的消息在北京許多單位傳開了。緊接著，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刊登了記者徐光耀寫的《北京羊毛衫五廠負責人談“潘曉”和她的信的問世情況》，把潘曉的信說成是“完全出於《中國青年》雜誌編輯之手”。一些地方更據此將“潘曉討論”說成是《中國青年》製造的一場大騙局。

為了回答《工人日報》的兩封信和徐光耀的文章，以澄清事實，辯明是非，我受編委會委托，帶領幾個同誌對有關情況做了進一步詳細了解，並起草了《關於工人日報等單位反映“潘曉問題”的調查報告》，就“關於潘曉的信問世的情況”、“關於輿論界是不是‘大肆吹捧’潘曉的問題”、“關於潘曉上電視的問題”、“關於‘鄰居眼裏的潘曉’問題”，進行了答辯。《調查報告》6000多字，在充分擺明事實的基礎上，據理說明：(1)刊物上以潘曉名義發表的那封信主要經曆和觀點都是黃曉菊的原稿和談話中有的，編輯部隻是做了必要的整理和刪節、補充，這是屬於編輯的正常工作範圍，說這封信就是編輯部“編”出來的，不符合事實。(2)各新聞單位對人生觀問題討論的報道，都是從肯定鼓勵青年人嚴肅探討人生、支持宣傳工作青年工作進行改革的角度來談的，沒有一篇宣傳過潘曉本人，也沒有對潘曉的信做過不恰當的評價，輿論界並沒有對潘曉“大肆吹捧”。(3)黃曉菊是以一個有苦悶、有弱點而敢於說心裏話的問題提出者的身份上電視的，那種認為一上電視就是“樹”、就得是先進青年的看法是一種誤解。(4)經過編輯部再次調查，黃曉菊的具體情況與鄰居講的有較大出入。

編委會審定並同意了這個《調查報告》，關誌豪在報告的最後加了這樣幾句：“我們給胡耀邦同誌提一點意見：希望今後耀邦同誌不要輕易地就一些未經核實的材料做帶有實質性的批示，以免和實際情況脫節。”10月30日《調查報告》上送胡耀邦和王任重、朱穆之等領導及中宣部，同時還送給了各家新聞單位。

這就是1980年秋天，關於“潘曉上電視”的風波，《中國青年》給予社會的一個實事求是的、公開的回答。

一直以來，都聽到一種說法：是因為“潘曉”上電視才給討論帶來了厄運。其實，這場討論的遭遇和命運，歸根到底，是由這場討論的內容和討論的方式決定的。在當時“真理標準討論”等思想解放形勢的鼓舞下，青年思考和追索人生意義所質疑的，不隻是“文革”十年的非常時期，而是由“十年”追溯到“十七年”，觸及到了多年來堅持的社會意識形態、政治思想、價值觀念、道德標準等更深層的根源；加之討論明確提出的“講真話”“群眾參與”“平等探討”的方針，要求衝破思想禁錮，在科學的基礎上來重新檢驗這一切，這就不是能為所有人歡迎的。

1983年12月，距“潘曉討論”結束近三年後，在“清除精神汙染”的運動中，有的大學黨委等還狀告“潘曉討論”，說“這場討論散布了大量的錯誤觀點和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對青年是嚴重精神汙染”，“至今未予澄清”，要求“認真進行清理”。對此，胡耀邦同誌批示：“青年報刊一些好心腸同誌，為了教育青年，喜歡把一些錯誤的思想行為匯集起來，並加以係統化，然後加以評論。結果，反而產生了副作用，欲益反損。但我們一些同誌不注意接受曆史教訓。這件事用不著再大肆翻騰，注意一下就可以了。”這個批示雖然批評《中國青年》不接受教訓，但肯定了是“好心腸”、“欲益”，同時指明“這件事用不著再大肆翻騰”。這個批示，減輕了當時對於“潘曉討論”和《中國青年》的壓力。

關於總結文章《獻給人生意義的思考者》

曆時7個月的群眾性討論結束了，編輯部對於討論中提出的諸多問題該有個什麽樣的態度呢?

按照以往的做法，我們請思想理論界的專家來寫這篇總結文章。我拜訪了一些同誌，但他們大都認為，由於這場討論涉及問題的廣泛和各種思想觀點的豐富複雜，沒有親身參加過這個討論的全過程，難於掌握青年心態及討論中涉及到的種種思想矛盾，很難寫這個總結。當時的大形勢有所變化，“風向”開始轉了。胡喬木在1980年12月13日的講話中，一改幾個月前的表態，轉而嚴厲批評“潘曉討論”的做法。要求批判“錯誤思潮”的壓力越來越大。這可能也是無法請到專家來寫總結的一個重要原因。於是，我們回過頭來求諸自己，由原來工作班子中的六七位同誌一起研究。由於人太多，各人的想法差異很大，無法進一步討論總結文章抓什麽主要問題，基本觀點是什麽。於是，改為由兩位同誌按各自的想法分頭寫作。但寫出的稿子，大家看後認為，主要問題不清楚也缺乏分析，沒有討論和修改的基礎。最後，關誌豪同誌提出，我有責任使這個討論善始善終，由我來寫總結，陳漢濤參加；但他對總結該如何寫沒說什麽意見。

我們花了一個月，完成了文稿。題目定為“獻給人生意義的思考者”。全文分四個部分：一，重新探索人生意義是曆史的必然(後改為“需要”)；二，正確認識“人的價值”；三，科學地看待“公”和“私”；四，在振興祖國的奮鬥中開拓人生之路。

第一部分主要是對這場討論的發起由來、曆史背景、必然性和必要性等做出解釋。

20世紀80年代初之所以有這樣一場人生意義的大討論，是緣於當時的社會矛盾、時代需要和青年思想。我們把內在的深刻原因主要歸納為三條：一是一代青年對十年動亂的深刻反思，要求在實踐檢驗的基礎上清理過去的人生信條，重建新的人生信念。二是麵對當時社會的不正之風、諸多弊端和現實生活中的種種難題，青年們感到原有的簡單的、水晶般的人生觀解答不了複雜問題，因而要求找到一種實實在在的精神支柱和可供遵循的、正確的行為準則。三是改革開放的新政策新觀念及其同舊有做法和觀念的衝突，要求人們在科學的基礎上重新審視和評判舊有的種種價值觀念(包括人生觀)——或者肯定，或者否定，或者修改，或者做新的理解……重建科學的、可信可行的人生觀，是一代青年成長的需要，也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需要。《中國青年》經過大量調查、深入研究，決心開展這場討論，是基於深厚的曆史必然和需要。

文章的第二、第三部分是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回答討論中集中爭論的兩個問題。

一個是關於正確認識“人的價值”。我們充分肯定青年們在討論中提出的觀點：“社會應重視‘人的價值’，集體應重視‘個人價值’，個人應自覺地按照社會需要提高‘自我價值’。”

長期以來，我們習慣於把“人道主義”、“人性”和“人的價值”等與“人”沾邊的東西，都當成資產階級或修正主義的。這是一種誤解。馬克思主義從來就是重視“人”和“人的價值”的。

再一個是關於“公”與“私”的關係。這是人生觀的一個中心問題。首先，它們相互依存，相互轉化。其次，“公”與“私”又存在著矛盾，在一定條件下又是分裂的甚至對立的。正由於“公”與“私”既統一又矛盾，所以“主觀為自我”與“客觀為別人(社會)”之間也是既統一又矛盾的，“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社會)”這個命題具有正確和錯誤的兩重性，關鍵在於“一定條件”。

第四部分主要回答怎樣認識和對待現實社會的問題。須要明確的一個基本認識是：我們的社會還有弊病，但同時存在著同弊病作鬥爭的力量；我們的社會還有黑暗，但光明麵畢竟占主導地位。經曆過祖國滄桑的人，會公正地看到，我們的時代畢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的祖國已經從十年浩劫的巨大創傷中站起來了。我們確信，曆史的災難必將以曆史的進步來補償。而科學地認識社會，是為了找到前進的路標；對人生意義的真切理解，還須要投身於創造與改革的社會實踐——人生的真諦，不在“自我歸宿”中；“自我”的實現，應該在振興祖國的神聖事業裏。

編輯部考慮到這個討論在社會上的廣泛影響，決定把文稿送請中央宣傳部部長王任重同誌審閱。王任重同誌很快批複說：稿件閱過，基本可以，請中宣部理論局再組織幾位專家幫助看看。中宣部副部長王惠德同誌、理論局局長洪禹同誌約請了邢賁思、汝信、顧錦屏、王貴秀和嚴家其五位專家，與我和陳漢濤共同討論。王惠德同誌和專家們都明確說，專家的意見僅供參考，接受什麽、如何修改，還是你們作者酌定。從2月23號至25號，討論三天。我們先介紹了《中國青年》開展人生意義討論的基本情況，陳述了我們寫作總結的思路和思考。專家們對此十分感興趣，因此介紹和陳述占了很多時間。然後大家對文稿各抒己見。專家們對文稿的基本觀點和論述方式沒有提出什麽修改意見，隻是有的專家提了一些具體表述問題，如對於社會不正之風的批判措詞應緩和一些，又如對於認識上存在爭議的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觀點是否不宜多引和展開闡述。對這兩方麵的問題，專家們的看法並不一致，進行了一些爭論。我和陳漢濤也談了對這些意見的看法。26號，我倆認真修改並打印，花了一天時間，主要是刪去一些關於不正之風的和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有爭議的語句。27號上午把修改稿送交王惠德同誌。28號下午，王惠德同誌即閱畢退回。

隨後，團中央主管宣傳的書記高占祥同誌肯定了稿子，但提出要加上共青團十屆二中全會號召青年投身四化建設要有“腳踏實地的創業精神”、“勇於獻身的氣概”，要當“身體力行、兢兢業業的‘實幹家”’等話語。我們按此意思在文稿第四部分增加了一段話。至此，總結文章最後定稿。

1981年3月，第6期《中國青年》以10頁篇幅，登載了《獻給人生意義的思考者》，署名為“本刊編輯部”。

總結文章登出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讀者紛紛致函編輯部。他們說：《獻給人生意義的思考者》“是對‘人生意義’問題討論的一篇公正的答卷”；“受到很大震動，淚水奪眶而出”；“真是雪中送炭，忍不住成段地摘抄下來”；“我決不讓‘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心靈創傷繼續‘留’下去，要同億萬青年一道開拓人生的道路”……

《中國青年報》全文轉載了總結文章，《人民日報》以整版篇幅刊登摘要。

從1980年5月開始的這場有曆史意義的“人生意義”大討論，以1981年3月第6期《中國青年》刊出總結文章《獻給人生意義的思考者》為標誌，宣告結束。以後，《中國青年》上還發表過什麽有關“潘曉討論”的文章，那已經不屬於這個討論本身了。1983年“清除精神汙染”運動中，我因主持這個討論而受到嚴厲批評，要我作檢查，說“潘曉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宣揚個人主義。我不能認同這種說法，拒絕檢查。隨後，就調離了中國青年雜誌社。嗣後，《中國青年》刊登了對“潘曉討論”的批判和檢討。

盡管我遭受不公正的批評和很大的壓力，可我對於主持“潘曉討論”從不後悔，我畢竟做了一件我很想做的有意義的事，我自己也從中受到啟迪，獲得很多教益。

責任編輯吳思

歡迎轉載：http://www.92to.com/wenhua/2016/01-26/941843.html

……………………

1994年2期《青年研究》

“潘曉”討論前前後後

郭楠檸

在50年代至80年代，從“雷鋒”到“潘曉”，《中國青年》曾經幾十次地提出過各種問題在青年中開展討論。今天，曆史地回顧《中國青年》的這些討論，可以理解，它們當然都帶著年代的印記。有些討論有不同程度的簡單化和片麵性的缺陷，但貫穿其中的主調，是對理想與真理的追求和為國家人民作奉獻的赤誠，這也是客觀事實。“雷鋒”並非是推給青年的一個“神”，“潘曉”也覺不是高舉的一麵“個人主義的旗幟”。在筆者參加和主持過的所有討論中，“潘曉討論”是記憶最深刻的。由於諸種原因，對這個討論曾時毀時譽，或浮或沉。可我始終認為：80年代初期《中國青年》開展的這場人生觀大討論，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新時期思想解放浪潮對青年成長的新的呼喚；是同代人、不同代人之間的一次真誠的積極的對話；是報刊宣傳中一次最廣泛、最動情的群眾參與；是讀者、作者和編者的一次共同的尋求－－“潘曉討論”不隻屬於編者，屬於一家刊物，更屬於一個時代和那個時代的萬千青年。

呼喚與尋求

“潘曉討論”是1980年5月見刊的，而這個問題的醞釀和提出卻是早在半年以前。我們提出了兩個方麵的設想：一是怎樣看待“講實惠”問題，這個問題在當時青年中是個思潮；二是人生觀的問題，這在當時青年思想中更普遍更具根本性，但問題的主要矛盾是什麽？應該從哪些方麵入手？尚需進一步調查。

在一次青年座談會上，我們發現青年女工黃曉菊的經曆和思想有相當的代表性。在交談中，她對自己的觀點無所隱瞞，願意發表出來供青年共同探討。她提供給編輯部的原稿7000多字，4個小標題為：“靈魂的鏖戰”、“個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認”和“心靈的惆悵”。詳細敘述了自己“文革”前後的不幸經曆，信念破滅和自己當前處境的困難，自己的迷惘以及對人生意義的追索等。我們以此為基礎，在文字上作了必要的調整、修改和個別地方的補充，並且吸收了另一青年來稿中的某些語言。征得同意，以“潘曉”署名給編輯部的信作為開展人生意義討論的發端。

潘曉信中主要提出3個方麵的問題：

其一，對社會和人際關係的看法－－“人都是自私的，”潘曉說：“不可能有什麽忘我高尚的人。”她說，她曾經相信組織，求助友誼，尋求愛情，可生活向她展示了醜惡的麵目。於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給了她“深刻的啟示”：“人畢竟是人，誰也逃脫不了他本身的規律。”她的結論是：“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就像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

其二，對“個人價值”的呼喚－－十年浩劫，青年目睹了人的基本權利喪失殆盡，人的尊嚴被肆意踐踏，人的存在連同人本身都無足輕重，毫無意義。於是，重新評價“自我”、“實現自我”就成了那個時代許多青年重建人生信念的強烈要求。潘曉說：“我不甘心社會把我看成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來表明我的存在。”

其三，理想和現實的矛盾－－這種失落感在當時的青年中最為普遍。潘曉說：“過去，我對人生充滿美好的憧憬和幻想。相信‘人活著就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在日記裏大段大段地寫著光芒四射的語言。”可“文革”中，目睹了抄家、武鬥、草菅人命；“文革”後，又備嚐了人際關係的虛偽和社會的冷漠。“為什麽眼睛看到的事實總和頭腦裏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銳的矛盾？是相信師長還是相信自己？”這也是當時許多青年的疑問。

潘曉，是曆史轉折初期、處於迷惘和追索中的青年典型。

“彷徨、苦悶對於麻木僵化是一種曆史的進步。”我們認為：探索本身就是對於社會理想的追求。潘曉的信，確是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某些無可回避的現實，觸動了某些敏感的問題，但也反映出認識的片麵性。在這場培訓中，我們從一開始就明確了幾條：一要麵對現實，講真話；二要平等探討，群眾參與；三是實事求是，科學、辯證地分析和回答問題，不搞“兩個極端”。在一場人生意義的坦誠的、平等的、科學的探討之中，潘曉和類似潘曉這樣處在迷惘中的青年，是會受到啟迪並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上找到自己前進的路標。

基於這樣一些想法，在1980年的第五期《中國青年》上，我們把“潘曉”的信《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連同《編者的話》一起公開發表出來，把人生意義的思考推向了80年代的中國青年和中國社會。

兩個沒有想到

我們自己也沒有想到，“潘曉”的信和編者的話發表後，會引起如此空前巨大的反響。僅僅25天時間編輯部就收到各地青年寄來的信、稿18000多件，很多青年還寄來了錢和物，沒有留下了姓名、地址，隻留下了對潘曉的期望……

他們說：“一個誠實人的心聲，能喚起一大群誠實人的共鳴。”

他們說：“這是我第一次在別人那裏聽到自己心中的歌。雖然這歌裏充滿了淚水和火焰，但它實實在在是我心中最真實的歌。”

他們說：“由於這真實、這坦誠和它所蘊含著的理解與信任，《中國青年》為我原本冷漠了的心房，投進一束溫暖的光。”

6月18日下午，胡喬木同誌來到《中國青年》編輯部，這也是我們未能想到的。胡喬木同誌說：“這個討論引起了千百萬人的關心和興趣，我也是這千百萬人中的一個。這是一場很有意義的討論，凡是關心青年一代成長的人都應該有興趣。”“青年們講講自己的苦悶和失望有什麽不好”，“這表示他們對社會究竟還是抱著希望與信任”，“他們歎惜了，或者發些錯誤的牢騷，我們不應該惱怒，也不應該置之不理，而應該弄清楚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並且認真地幫助他們找到希望所在。這裏最需要的是年長一代人的耐心和熱情。”胡喬木同誌還希望，這個討論會要放開一些，不要急於收場。

編輯部對於人生意義的討論如何繼續進行，決定采取兩項措施：一，擴大篇幅，繼續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以推動討論進一步深入開展；二，增強人力，強化編輯部力量以保證及時、認真地處理每天湧入編輯部的大量稿件，使討論的群眾性得以更充分地體現。

於是，人生意義討論的篇幅由每期8頁增加到16頁、20頁。發表了武漢趙林同誌的《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等不同觀點的文章。

“人生意義的思考”喚起了萬千青年的熱情，群眾性的討論一直延續到年底。7個多月的時間編輯部收到全國各地的稿件達6萬多件，其中不少還是幾十名、上百名青年聯名寫的。大學生、研究生來稿的數量相當多，成為這次討論的一大特色。全國高校。幾乎沒有一所置身於討論之外。而多數稿件又都是少則幾千字，多達數萬字。一半以上的來稿不但講述了自己的觀點，還講述了自己類似潘曉和比潘曉更為艱難坎坷的人生經曆。

十年浩劫喚醒了整整一代青年，從尋找個人出路進而尋找社會出路。他們付出血淚代價的同時也學會了思考。

－－他們說：迷惘和思考不光有痛苦，還有覺悟的快樂。我們成長了，重新相信了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真理，已不是帶著神話暈暉的迷信，不是陰謀家手中的工具，而是科學的世界觀，是解放自我和人類解放的思想武器。

－－他們說：嚴酷的生活可以使人絕望毀滅，也可以使人油滑世故，但它還可以使人堅強成熟。我找到了人生的真諦：它不是在分享者的私囊裏，而是在創造者的雙手中。

－－他們說：處在這個曆史轉折時期的中國青年，若想成為一個真正的強者，他就應該把自己置身於人民之中。不錯，太陽是以自己的存在為前提，把光和熱散發給廣闊的太空，但它的前提是早已存在的宇宙。

－－他們說：“自我”是偉大的，但它隻有在不斷完善中，才能得到光輝的實現；“自我”是偉大的，但它隻有在為整體的奮鬥中，才能得到光輝的實現；個性是偉大的，但隻有在共性的解放中，它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放。

對於潘曉和她的觀點，多數青年是：有同感，但不能完全同意；同情，但希望她奮起。

閱讀這些稿件催人淚下也令人欣喜。

從第5期到12期，我們共編發了110多位讀者的稿件，近20萬字。這個時期的《中國青年》發行到了390多萬份，而且每一期《中國青年》在人們手中傳閱。

關於總結文章《獻給人生意義的思考者》

曆時7個多月的群眾性討論就要結束了，編輯部對於討論中提出的諸多問題該有一個總結－－無論是回答青年，回答社會，還是回答生活本身。雜誌社決定由我和陳漢濤同誌兩人來寫這總結。

我們認為，這篇文章不應是對複雜問題的簡單肯定或否定，而應該求得一種實事求是的符合辯證思維的積極認識，要能體現這代青年艱苦探索人生要義的思想收獲；要尋找和提出一種適應新時期新形勢和改革開放要求的新的人生思路。幾經修改，終於寫成題為《獻給人生意義的思考者》的初稿，共18000字，全文分4個部分：重新探索人生意義是曆史的需要；二，正確認識“人生價值”；三，科學地看待“公”和“私”；四，在振興祖國的奮鬥中開拓人生之路。

第一部分主要是對這場討論的發起由來、曆史背景、必然性和必要性等作出解釋。

80年代初期之所以有這樣一場人生意義的討論，是緣於當時的社會矛盾、時代需要和青年思想。我們把內在的深刻原因歸納為三條：一是一代青年對十年動亂的深刻反省，要求在實踐檢驗的基礎上清理過去的人生信條，重建新的人生信念。二是麵對當時社會的不正之風、諸多弊端和現實生活中的種種難題，青年們感到原有的人生觀解答不了複雜的問題，因而要求找到一種實實在在的精神支柱和可供遵循的、正確的行為準則。三是改革開放的新政策新觀念及其同舊有做法和觀念的衝突，要求人們在科學的基礎上重新審視和批判舊有的種種價值觀念（包括人生觀）－－或者肯定，或者否定，或者修改，或者作新的解釋……

重建科學的、可信可行的人生觀，是一代青年成長的需要，也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需要。文章的第二第三部分是從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回答討論中集中爭論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關於正確認識“人的價值”。我們充分肯定青年們在討論中提出的觀點：“社會應重視‘人的價值’，集體應重視‘個人價值’，個人應自覺地按照社會需要提高‘自我價值’。”

第二個問題：關於“公”與“私”的關係。這是人生觀的一個中心問題。為了防止概念的混亂，我們把文章討論的問題界定為“社會主義社會中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關係”。

如何對待“公”與“私”的問題，反映在人生觀上，主要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種，高層次的，先公後私，先人後己，公而忘私，是崇高的革命的人生觀。第二種，中層次的，“奉公守法，勤懇勞動，養家活口”，基本上也能把“公”放在首位，可以按照法律、政策或社會公德的要求犧牲一定的“私”，但容易在先公後私與先私後公之間搖擺。具有這種人生觀的人較多。第三種，低層次的，目中無“公”，唯“私”是圖，損人利己，損公肥私。這是極端利己的人生觀。應該怎樣對待這三種人生觀？我們旗幟鮮明地提出：對於革命的人生觀，是信奉和推廣；對於極端利己的人生觀，是唾棄和鬥爭；對於中層次的人生觀，則是承認和超越－－對別人是“承認”，於自己則是“超越”。

這裏，最需要的是一個科學的態度、辯證的思維。除了應該區分什麽是“提倡”的，什麽是“反對”的，還有必要明確什麽是“允許”的。不能把“提倡的”當作“必須遵循的”去要求所有的人，從而打擊了多數。當然也不能因為“允許存在”就反對需要“提倡”，從而不努力去“超越”。人生意義討論的總結，承認中間層次的人生觀有存在的合理性，又指出它的局限性，提醒青年防止向低層次滑落和提倡向高層次努力，這就為改革開放的健康發展和青年踴躍投身改革開放的大潮起了輿論方麵的助推作用。當然，在改革開放已實行了十幾年，黨的“十四大”已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今天，再來認識這些問題，是會容易得多，可這場人生意義的討論和上述觀點的提出，是在13年以前。

第四部分主要闡述怎樣全麵地辯證地認識社會，強調青年投身於祖國的神聖事業，在創造和改革的社會實踐中真切理解人生意義，開拓人生之路。

這些，就是我們當時總結時的主要思考和基本內容。

編輯部考慮這個討論在社會上的廣泛影響，決定把文稿送請中央宣傳部部長王任重同誌審閱，王任重同誌給予了熱情的支持，很快批複說，稿件閱過，基本可以，請中宣部理論局再組織幾位專家幫助看看。

經專家和團中央領導審閱修改後，1981年3月，第6期《中國青年》以10頁篇幅，登載了《獻給人生意義的思考者》，署名為“本刊編輯部”。

總結文章刊出後，引起了強烈反響，後來，《中國青年報》全文轉載了總結文章，《人民日報》也稍作刪節後以整版篇幅轉載。至此曆時10個月的“潘曉”討論宣告結束。

作者單位  《中國青年》雜誌社    責任編輯     勞遜

……………………

胡喬木同誌關心人生意義的討論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同誌，看了第五期和第六期《中國青年》後，對潘曉同誌信中提出的問題和人生意義的討論十分關心。6月18日下午，喬木同誌親自來到《中國青年》編輯部，詳細了解討論的情況。喬木同誌說：

這個討論引起了千百萬人的關心和興趣，我也是這千百萬人中的一個，這是一場很有意義的討論，凡是關心青年一代的成長的人都應該有興趣。

青年們都想在一個適當的氣氛中把自己的心掏出來，講講自己的經曆、苦悶、失望和希望，尋求問題的答案。青年們講講自己的苦悶和失望有什麽不好，誰沒有過苦悶和失望呢？感到苦悶和失望的青年把自己的心情講出來，這表示他們對社會究竟還是抱著希望和信任，他們究竟還是在尋求答案，盡管許多現有的答案不能使他們滿足。青年們伸出了手，難道能夠把這伸出的手打回去嗎？難道不應該把他們伸出的手緊緊第握住，然後再鼓勵他們拿出勇氣和信心繼續前進嗎？

潘曉提出的問題是當前很多青年的共同問題，所以會引起這樣廣泛這樣熱烈的討論。潘曉的問題當然要答複，但是講幹巴巴的道理不行。你要答複她和其他許多青年的問題，首先得要同他們一道思想，感受，理解和同情他們所遭遇的一切，然後再學會說怎樣的話才能讓他們願意聽和聽得進。

我們的社會有弊病，同時存在著同弊病作鬥爭的力量，而且這個力量已經走向上風。1976年到1980年的編年史說明，曆史進步的潮流是不可逆轉的。領導這個潮流的人並不是孤單的少數人，他們同大多數人結合在一起。雖然前進的道路上障礙還不少，但是要戰勝這個前進的力量是不可能的，要這個前進的隊伍放下他們手中的火炬是不可能的。現在各個崗位上還有各式各樣的人，不少基層單位還有壞人壞事，但也都有打擊這些壞人壞事的積極分子，好的共產黨員和好的領導人。好人好事並不像一些青年同誌所感覺的那樣老是占劣勢，相反，光明總是在鬥爭中不斷增長，當然也永遠不會有百分之百光明的極樂世界。這就是我們麵前的一幅人類前進曆史的圖畫。人生的道路是複雜和曲折的，如果人們的處境比較暗淡，我們通常就沒有權利叫他們非按著快樂的調子非唱不可。他們歎息了，或者發些錯誤的牢騷，我們不應該惱怒，也不應該置之不理，而應該弄清楚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並且認真地幫助他們找到希望的所在。這裏最需要的是年長一代人的耐心和熱情。

……………………

黃曉菊信

從〔人生的路越走越窄〕到〔米字路口〕的選擇

生活是一個永恒的謎。

10年前，一個署名“潘曉”的青年投書本刊，提出“人生的路，怎麽越走越窄”的困惑。沒想到，刹那間，在全國數萬萬青年的心中引起強烈的共鳴和震撼。鋪天蓋地的信件稿件紛紛寄往編輯部，於是，引發出一場全國性的人生觀大討論。這疑問，這困惑，這痛苦和由此而產生的思考屬於這一個時代。

10年過去了。雖然，10年隻是曆史長河中一個十分短暫的瞬間，但是，經曆著改革開放風雨洗禮的中國卻發生了曆史性的變遷。人們的生存環境發生著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著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也發生著改變。因此，當我們再來審視“人生道路窄與寬”的命題時，我們發現，答案已遠非從前。當年曾經因“無路可走”而憤世嫉俗的青年人們，不再有“山窮水盡”的哀歎，如今他們的尷尬和迷惘竟是無法窮盡的選擇使他們眼花繚亂，舉棋不定。用他們自己形象的比喻來說，他們麵對的已不僅是人生的十字路口，而是呈放射狀的米字路口。麵對米字路口的選擇，他們內心最大的惶惑與衝突是：究竟該走哪條路？是做學問，還是倒股票？是端著鐵飯碗，還是單練攤……選擇的痛苦相對於無可選擇的痛苦是一種進步，多樣化選擇的可能拓寬了人們思維的空間－－多元化的思索，不拘一格的答案－－踏著曆史巨人的步履，今天的青年在人生的浩瀚蒼穹中尋找著新的星座。

“潘曉”隻顧朝前走

黃曉菊，10年前那個署名“潘曉”的女孩子如今已經是30好幾的人了。10年，不僅改變著他的外貌－－燙著頗新潮的短發，著一身粗獷的仔服，掛一圈仿古的石塊獸骨項鏈，一派很現代，很見過世麵的模樣；10年，也改變和豐富著她對人生之路的探尋和對人生意義的理解。

隨著一位記者的追蹤，我們看到了她人在旅途中的一步一個腳印：

那次“人生討論”後，她通過人才交流中心考入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當報刊管理員。能夠進入代表中國文化的最高殿堂，終日埋在書堆裏更加深層地探討人生的問題，她興奮得不能自已。那時候，一年經她手訂閱的報刊有500多種，可是有一次，賬上少了19元錢，她被停聘了，每月隻發給60元的生活費。那時她已和丈夫離了婚，一個人帶著兒子，所謂人生意義的討論在這樣的壓力下顯得越發蒼白。她因此而頓悟：這種置經濟環境於不顧的嚐試，隻能使人陷入無法擺脫的困境。無法生存談何發展，於是，她走出那神聖的殿堂。

伴著南下大軍的風塵，她隻身闖入海南，成為一家報社的記者，可是每每敲開一家家企業的大門時，她的自我感覺卻非常的差：拿效益工資，拉不到廣告就養不活自己，所謂新聞的誠實和職業的道德隻能用來就飯吃。她幾乎沒有拉到一個廣告，可是她這一回誰也沒怨，隻怨自己：“你看人家怎麽就站住了腳，那個叫梓梓的女記者，文章寫得相當漂亮也不失分寸地聯係到許多廣告。有個大學生一時找不到工作，上大街賣羊肉串，你敢嗎？為了生存，他們可以命令自己把內心世界鎖上，然後權當自己是一部功夫片裏的演員，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完全進入角色。而我自己呢？也是這部功夫片裏的演員，卻老想著我兒子怎樣，台下有沒有老相識看見我這副模樣？北京的沉悶我受不了，海南的爆炸我也受不了，高不成，低不就，活該！她又一次認識到自身的那種酸腐氣與自命不凡在現實生活中是多麽的礙事，她恨自己。

再闖深圳，那兒聚集了一幫南下的文化人，或許會氣味相投。可是，費勁巴拉隻有“阿巴桑

”（女傭）在等待著他。當女傭？我就是這麽一塊料，她的心顫抖了一下，卻很快恢複了平靜，海南的教訓她記在心裏：“權當一次出國吧，與日本人生活在一起，了解日本人的起居飲食和文化，也劃得來。”於是，日本人把一個家交給了她。居室和衛生間的整潔是日本人的特點，她兩膝跪地整整擦了兩天，終於一塵不染，沒有誰逼她這樣幹。她覺得這是她一生中做得最老老實實的一件事。

後來，她又闖入深圳第一家，也是全國第一家的期貨公司“經紀人學習班”，她做了一個發財的夢，然而考試那天，她突然發表了一分鍾的告別演說：“我是多麽希望能成為中國新一代的經紀人，可是，與在座的相比，我畢竟落伍了。假如我年輕10歲，我一定不放過你們。”“嘩－－”，在場的老師同學都鼓起掌來，她揚長而去，淚水灑脫了一路。後來，她又戴著耳機，手拿話筒，成為深圳電台“月亮灣”節目的客串主持人。

後來，北京一家時裝公司看上了她，請她到廣州、深圳采購時裝。

當然，也就在這同時，她終於徹頭徹尾地明白了：生活絕不是用虛榮和夢想組成的服裝，人生的路就是在本沒有路的地方踩倒一片荊棘，把一個個帶血的腳印連接起來，延伸下去，便成了路。她 甚至感悟到：踩路的過程就是體現和實現自我價值的過程。或許價值的等級順序仍然是一種有高低之分的順序，但不可跳過哪個等級，每一個等級的價值都必須以個人良知的認真抉擇及生命的塑造才能獲得。麵對生活的瑣碎和無奈，她已經忘卻向世人宣泄：“人生的路越走越窄”，而隻管埋頭去踏踏實實地踩出一條路來，她已經顧不得計較自己是成功還是失敗者，而隻顧一個勁朝前走。

值得注意的是，“潘曉”用10年艱辛或者說20年（加上“文革”10年）的艱辛所換來的認識和人生結論，如今已經作為一種價值觀念早已為一茬初涉世事的大學生們，小青年們所接受。說他們比上一茬人更講實際也好，追逐實惠也好，不排除這種功利性的經濟目的，但是這茬人對於生活的態度似乎從一開始就更注重貼近和符合生活本身的需求，以適應生活。他們不想重蹈哥哥姐姐們追求政治理想化生活而備遭“嘲弄”的覆轍。他們的生活觀是有所準備的。一位應屆大學畢業生這樣談及他在國際快餐廳打工的體驗和感受：前一段時間，我在國際快餐城打了近3 個月的工，要說感受嗎，我隻能跟你說，曾有個朋友邀我再到那裏就餐，我死也沒有去。因為我已看不到那裏的一草一木。那裏的美一片地我都擦過，每一塊玻璃，每一個桌角我都抹過，甚至那不為人見的牆角旮旯，也被我擦得象鏡麵一樣一塵不染。在那裏，指著冒尖的飯盒，老板向我吼：能不能一人抬？不能抬，給我走人！在門外，頂著烈日用刷子刷最肮髒的水泥地麵，誰都心裏明白，那是永遠刷不幹淨的，但是要刷，那是為了不讓你手閑著，為了讓更多的人駐足觀看，以招徠生意。不說了，打工的艱苦太多了，更別提自尊心所受到的刺激和傷害了。當然有苦也有樂，我忘不了，半夜收工回家，渾身所有的毛孔都那麽通暢，這是隻有體力勞動者獨享的，那股發自心底的自食其力的豪邁；我更忘不了與老板的“矛盾”和“鬥爭”所帶來的愜意，最初，我們這些計時仔沒有任何福利待遇，隻是一天幹巴巴的10塊錢，可是我們幹的卻是超負荷的工作。我和我的夥伴們抱起團，一麵集體向本部門經理反映，甚至派出代表直接跟老板交涉，一麵聯絡了所有的白班、晚班大廳服務的工仔準備罷工。老板一步步向我們妥協，我們有了月獎金、加班費、促銷獎、高溫費、存車費、適量的飲料等等。3個月的時間一晃而過，3 個月的苦與樂，榮與辱我們都承受了，當我們接過汗津津的工資時，心裏是踏實的。當然，我也清楚以出賣廉價勞動獲取報酬，是生存最原始的方式，這不是我的最終，我會爭取最高級的方式。但它作為最初的邁向人生境界的第一個台階，又是必不可少的，我踏在上麵很踏實，因為我知道，如果我從上麵不得已摔下來時不會一腳踩空，摔得太慘。

星座唱明白了《國際歌》

剛從海南歸來的何硯來不及洗去滿身的征塵，就匆匆地與朋友們談起5個月海南生活的切身感受：“你說咋整的，到了海南，咱就覺得自己的路咋越走越窄，可是看人家的路就那麽寬。仔細想一想，可不咋的，咱就一技，還不咋過硬，可人家身揣好幾技，拿得起放得下。人家那小姑娘到歌廳能造一把，上電台當節目主持人，能唬一氣，和公司“大款”搞公關，能侃得雲山霧罩。咱有啥，團幹部，坐了十幾年的機關，別的特長沒養成，嘴皮子功夫還湊合吧，可是又楞不舍得放下架子，拉下臉來。海南是真需要人才，也真讓你施展。在那裏，叫人“炒魷魚”是挺偉大、挺自然的事，沒被“炒”過，沒跳過槽，那正經叫人看不起，因為被“炒魷魚”，說明你至少敢跟老板炸刺兒，跳槽就更意味著你有本事。在那裏，隻要你真有能耐，退一步海闊天空，進一步光明大道，否則，就是進一步死路一條，退一步一條死路。在那裏，雙向選擇給你提供了機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現在天天被一種緊迫感催得喘不過氣來，得抓緊時間多學點東西，甚至聯裁縫，打字這些我都想學。你有實力，才能以不變應萬變，實力是最重要的……”

對於何硯這樣的認識，“星座壹仁廣告設計所”的老板鍾星座，給予十二分的認同：“人生的路越走越窄，還是越走越寬。取決於自身的實力。當隻有別人選擇你的時候，路越走越窄，而你去選擇別人的時候，路越走越寬，條條大路通羅馬。”鍾星座說這番話時，神情格外自信，顯然，他對此頗有體會。

星座是著名電影理論家鍾惦斐先生的第4個兒子。當年惦斐先生給兒子起名“星座”時，絕想不到這個“四阿哥”日後會成為廣告製作業一顆耀目的星座。然而，就是這顆“星座”

偏偏沒有繼承老爺子一生鍾愛和為之獻身的電影事業，硬是摔碎了北京電影製片廠攝影助理的鐵飯碗，當上了中國廣告製作業的第一個個體戶。其實，他最本質地繼承了老爺子的血脈和骨子裏的精髓：真正的人生就是要導演出與眾不同的劇目。

星座從黑龍江建設兵團紮進北京電影製片廠一幹就是11年，時間愈久，他愈感到一種強烈的壓抑。中國電影不好看，或是商業片，不值得看，或是文人片，老百姓看不懂，自己遮沒耗在這裏，就毀了。他喜歡包裝性強、意念性強的藝術，他希望找到適合自己藝術個性發展的土壤。千尋萬覓中，他發現中國的影視廣告象是一片沙漠， 待綠化，他迫不及待地一試身手。一個偶然的機會，他把“張裕葡萄酒廣告”隆重推出，立馬摘取了當年全國廣告一等獎的皇冠，他從中認識到自身的能力；又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幫助一個德國廣告商打了一個月的工，收入頗豐，從一個月30元到3000元的收入對比中，他找回了自身的價值。 對路子了，影視廣告這個新鮮的領域象勾魂似的把他緊緊拽住不放。然而，舊體製是以限製人的自由創造性為代價的，它常常將人的創造性奇想和創造性才能關進儲藏室裏，讓這一切永久地躺在落滿灰塵的記憶裏麵不得實現。想幹的是事幹不成，不願幹的事又非幹不行，多別扭，星座無法這樣日複一日地拖下去，他想到了辭職。

起先去找父親，父親有些不理解，在鍾老眼裏，兒子的腦子裏裝著那麽多奇思怪想，不搞電影就糟蹋了。然而，當他看過“

……………………

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中國問題報告》

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     馬立誠  淩誌軍/著

潘曉來信激起軒然大波

剛剛從“文化大革命”中走出來的青青年人，是帶著創傷思考人生的。

他們原來真誠地相信世間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真誠地願意為革命獻身。但是，十年浩劫衝毀了這一切：理想與現實竟有這樣驚人的距離，人生的旅程怎麽這樣艱辛？

他們在苦苦地探索，真誠地交流。

在這種背景之下，《中國青年》雜誌1980年5月號發表的署名潘曉的《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這封來信，一下子打中青年人的心，在廣大青年當中激起軒然大波。

這封著名的來信說：

“我今年二十三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經不複存在。”

“過去，我對人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學的時候，我就聽人講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雷鋒日記》。雖然還不能完全領會，但英雄的事跡也激動得我一夜一夜睡不著覺。我想，爸爸、媽媽、外祖父都是共產黨員，我當然也相信共產主義，我將來也要入黨，這是毫無疑義的。”

“在我進入小學不久，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爾後愈演愈烈。我目睹了這樣的現象：抄家、武鬥、革菅人命。家裏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準備檢查；比我大一些的年青人整日汙言穢語，打撲克、抽煙；小姨下鄉時我去送行，人們一個個掩麵哭泣，捶胸頓足……。我有些茫然，我開始感到周圍世界並不象以前看過的書裏所描繪的那樣誘人。我問自己，是相信書本還是相信眼睛……”

“我初中時，外祖父去世了。一個和睦友愛的家庭突然變得冷酷起來，為了錢的問題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親因此拒絕給我寄養費，使我不能繼續上學而淪為社會青年……我得了一場重病。病好後……被分配在一家集體所有製的小廠裏……”

“我相信組織。可我給領導提了一條意見，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團的原因……”

“我求助友誼。可當有一次我範了一點過失時，我的一個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說的知心話全部悄悄寫成材料上報了領導……”

“我尋找愛情。我認識了一個幹部子弟。他父親受‘四人幫’迫害，處境一直悲慘。我把最真摯的愛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撲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傷的心去撫摸他的創傷……可沒想到，‘四人幫’粉碎之後，他翻了身，從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兩天兩夜不吃不睡。我憤怒，我煩躁，我心裏堵塞得象要爆炸一樣。人生嗬，你真正露出了醜惡、猙獰的麵目……”

“為了尋求人生意義的答案，我觀察著人們。我請教了白發蒼蒼的老人，初出茅廬的青年，兢兢業業的師傅，起早摸黑的社員……可沒有一個答案使我滿意。如說為革命，顯得太空，不著邊際，況且我對那些說教再也不想聽了；如說為名吧，未免離一般人太遠，流芳百世和遺臭萬年者並不多；如說為人類吧，卻又和現實聯係不起來，為了幾個工分打破了頭，為了一點小事罵碎了街，何能奢談為人類？如說為了吃喝玩樂，可生出來光著身子，死去帶著一副皮囊，不過到世上來走一遭，也沒什麽意思。有許多人勸我何必苦思冥想，說：活著就是為了活著，很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樣活得挺好嗎？可我不行……”

“我求助於人類智慧的寶庫－－拚命看書……我讀了黑格爾、達爾文、歐文……巴爾紮克、雨果、圖格涅夫、托爾斯泰……大師們象刀子一樣犀利的筆把人的本性一層層地揭開，讓我更深刻地洞見了人世間的一切醜惡。我驚歎現實中的人與事竟和大師們所寫的如此相像……慢慢地，我平靜了，冷漠了……人畢竟都是人哪……在利害攸關的時刻……沒有一個真正虔誠地服從那平日掛在嘴頭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

“對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一個雙重性格的人。一方麵我譴責這個庸俗的現實；另一方麵我又隨波逐流。黑格爾說過：‘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這幾乎成了我安慰自己，平敷創傷的名言……”

“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就象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她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的了。這大概是人的規律，也是生物進化的某種規律－－是任何專橫的說教都不能淹沒、不能哄騙的規律！”

這封來信真誠坦率地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彷徨、苦悶和思考何盤托出，立即在青年中引起了極大反響。各地青年的來信如同洪水一般湧進編輯部。

《中國青年》雜誌隨即就潘曉來信展開了討論。

這場大討論震動了全國。從5月號開始，一直討論到年底12月號。《中國青年》共收到6萬多件來稿。其中有不少信稿是幾十名、上百名青年聯名寫的。這個數字，打破了解放以來報刊專題討論來稿數量的記錄。投稿的人有各個行業各個部門的青年、團員，也有不少成年人和老年人，還有香港、澳門和美國的來信。在八期雜誌中，共編發111位作者的111份稿件。許多青年在來信中表示自己和潘曉有著類似的遭際和心路曆程。他們認為，潘曉說的是真話。潘曉的思想反映了相當多的青年思想發展過程。“四人幫”統治時期“假、大、空”盛行，令人厭惡。潘曉能把探求人生意義的心裏話坦率地說出來，是一個曆史的進步。有彷徨、有痛苦，總比麻木和僵化強。

討論中的意見大致有這樣幾種：

一種意見認為，“人活著是為了使別人更美好”。許多革命者所受挫折比潘曉還大，但他們不改初衷，為了理想不惜獻出生命，這樣的人生態度才是正確的。因此，“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是錯誤的人生觀。

另一種意見認為，“人活著是為了使別人更美好”不是科學人生觀的表述。共產主義道德不是禁欲主義，不是基督教道德。人的“自我”和“為別人”不是截然對立、隻能側重其一的。人考慮“自我”是正常的，是人性的特點。“自我”是偉大的，但探索“自我”不能躲進孤獨和哀怨中。“自我”離不開社會。生活中有許多假惡醜，也有許多真善美。“自我”隻有在不斷完善中，在為整體的奮鬥中才能得到光輝的體現。人生的河流是由為自己、為別人等各種泉源匯合而成的。要承認“為自我”有存在的合理性。合理的解決，應是發展的“合題”：“主觀為社會，客觀成就我。”

還有一種意見讚成潘曉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認為黃河本身必須有豐富的水源和生命力，才能成為中華民族的搖籃。人的活動，首先是要滿足自己生存需要，然後才能去滿足別人。為自己的生存和生活而奔波，不是自私。隻有為自己的利益寧願去損害別人利益才是自私的。

還有比較偏激的青年說，“個人乃是世界的中心和基礎”，“自我就是一座宏大精深的宇宙”，“自私是人的本質”。從動物的“自保”到人的“自我”就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說謊、欺詐、恭維、奉承是人生的要諦。”“一切總體主義的觀念都是個體靈魂被歪曲的結果，是個人本質異化的結果。”“我的一切就是為表現自我，要給外物都打上我的烙印。”

在討論中，各種觀點進行了有針對性的交鋒。編輯部有意識地編發稿件，對比較偏激的觀點，擺事實、講道理，平心靜氣進行說服。

許多人在信中都高度評價《中國青年》敢於發表潘曉的來信並就此展開討論，說：“這也是中國報刊前所未有的光榮－－不同的聲音發出了，說明我們的神經衰弱症正在好轉。”來信還說：這樣的討論，可以使青年有一個研討人生的機會，互相交流，在切磋中共同前進。他們認為：在人類曆史上每一個較大的社會進步的前夕，差不多都發生過一場人生觀的大討論。歐洲文藝複興時期關於人性論、人道主義的討論，俄國革命前關於人本主義的新人生活的討論，我國五四時期關於科學於人生觀的討論，都曾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前進做出過貢獻。今天，在我們民族經曆了這樣大的災難之後，在國家亟待振興的關頭，討論人生意義，必將能促進新時期所需要的思想解放和社會改革。

在討論過程中，當時分管意識形態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就這次圖書館大討論發表了談話，《人民日報》發表了評論員文章《人生觀討論值得重視》。這使人生觀大討論在全國產生了更大的反響。

《中國青年》雜誌在1981年1月號上發表了總結這次大討論的文章：《六萬顆心的回響》。

總結文章沒有擺出居高臨下的態勢教訓青年，而是大量引用青年人來信來稿中的話，引用編輯部在各地召開的座談會上青年的發言，表示了態度。

總結文章引用英雄事跡之後指出：人不都是自私的，有自私的人，也有高尚的人。我們還是應該提倡公而忘私，先公後私，助人為樂的精神。

文章說：“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不是先進的人生態度。在利己中利他，是較低的要求。人應該在實現整體中去實現個體。

文章引用了一些青年人拚搏精神的事例之後說：人生的真諦在於創造。

文章說，這次大討論，加深了青年之間的理解，加深了長輩對青年一代的理解和信任，同時增添了海外赤子對祖國的關心和期望。

的確，這是在三中全會之後解放思想的大潮流中一次非常生動引人，非常成功的人生觀大討論，凡是從當時經曆過來的人都對這次大討論經久難忘。

……………………

巨變之中求索 潘曉：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

--------------------------------------------------------------------------------

http://www.hicns.net2004年10月18日 21:54  中新海南網

Annie write:

pls enter the below address and u can see all the infomation.

http://www.hi.chinanews.com.cn/hnnew/2004-10-18/13991.html

中新海南網10月18日消息

文革過後的1980年。一代中國青年從狂熱盲目，轉向苦悶迷茫。這不是什麽青春期的憂鬱，而是在社會巨變中的追問和求索。正如當時的北島在詩中所呼號的：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明白這一點，才會理解，為什麽“潘曉”一封訴說內心苦悶的來信，會引起如此巨大的社會共振

本刊記者/文曄

潘曉，還記得這個名字嗎？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發表在《中國青年》雜誌上。那個23歲少女飽含著淚水的激越訴說，在1980之夏引發了全國範圍一場關於人生觀的大討論。

“這樣大規模的討論，再也不會有了，潘曉是一個符號，他屬於那個年代。”時任《中國青年》總編輯的關誌豪24年之後說，當年“雜誌的發行量達到了369萬份”。

6萬人看完文章以後給她寫信，但“潘曉”並不是一個真人。

人們像觸電似的，在“潘曉”式的苦悶和疑惑中“發現了自我”。如果說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標誌著中國政治思想的重大轉變，那麽1980年這場討論則標誌著中國人人生態度的轉折。

這是一場樸素的，自發的，產生於民間的思想解放運動。它不像前者那樣經過深思熟慮和反複醞釀，具有複雜的政治背景和和高深理論。這場討論，正因為其情緒化的訴說，才將人們壓抑已久的自然人性迸發出來。

“潘曉”回憶——帶著傷痛的思考

為了追述這段曆史，記者拿著一些舊資料和照片，找到了當年的責任編輯，現於複旦大學人口所任教的馬笑冬。她攥著拳頭回想，一些模糊的東西漸漸清晰起來……

潘曉討論和當時的社會背景有著密切的聯係。1980年的中國，文革剛剛結束不久，社會充滿了困惑，舊的意識形態仍然占著統治地位，但它已經受到了懷疑和挑戰。例如，當時有些青年穿起了喇叭褲，社會上議論紛紛，說這是學西方的頹廢派。有些單位就在大門口設了崗，見誰穿就把褲腿剪掉。當時的中國就是這樣，沒有什麽個人的事情政府和社會是不可以幹涉的，小到穿衣，中到夫妻打架、離異，大到就業、離職，全都有人管。

編輯部發現青年中有很多苦悶，於是走進學校、工廠、街道開了不少座談會。在—次座談會上，青年們說了許多心裏話，一半以上的與會者都哭了。他們最大的苦惱是政府宣傳的價值觀念和現實生活距離太遠；政府宣傳忘我的精神和大公無私，但生活中人人都為自己著想；政府說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前途遠大，但現實卻是瑣碎的、日複一日的平淡無味的生活。

我注意到了黃曉菊。她心誌很高，可是初中畢業就被分配進了工廠；她相信愛情的純潔堅貞，但遇到的卻是背信棄義的人；她相信工人是大公無私的無產階級，但發現他們隻是庸庸碌碌的、整天為柴米油鹽忙活的普通人。她非常失望，於是喊出了：“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就是這句話，後來成了人生觀大討論的標題。

另外一個編輯馬麗珍發現了一個男青年，叫潘，他當時是北京經濟學院的學生，也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有過家庭不幸，造成了他心靈上的創傷。他身體不好，在大學裏和大家又不合群，比較孤僻，甚至還自殺過。

我們向潘和黃曉菊約稿，將兩篇來稿修改拚合，兩個人的名字各取一個字，“潘曉”就這麽誕生了。

原來的兩篇文章都很長，我集中了他們的精華，也保留了他們的感情色彩。比如，黃曉菊說，生活的磨難使她明白了一個真理：“任何人，無論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就像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隻要每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也都成為必然的了。”這話說得真是絕妙，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用正統的意識形態是解釋不了的。

今天來看，當年這場討論是在文革後開始的一場“思想啟蒙”。我們要建立的是一個尊重人，關懷人的社會空間。

文章發表後，讀者來信鋪天蓋地，電話不斷。人們寫信批評她的觀點，但沒有人懷疑潘曉的率真與坦誠，這個虛構人物的命運牽動了億萬人的心。郵局離我們雜誌社走5分多鍾就到了，過去郵遞員背著個綠郵包給社裏送信。潘曉討論開始後不久，郵局的人就用大郵袋了，再後來每天都用“蹦蹦車”來拉。讀者送給潘曉的禮物紛至遝來，要專門騰出地方放。

更有意思的是，有不少青年打電話、甚至到社裏來說自己就是潘曉，說信中的經曆和想法和自己一模一樣。辦公室裏三天兩頭可見自費從不同省份來到雜誌社訴說感想的讀者。當時雜誌社已經不能像過去那樣按部就班地運作了，社裏從各編輯室調集了一些骨幹，又把過去五層一個堆放東西的大辦公室騰出來，還臨時雇了兩個讀者中的積極分子初選討論的稿子。這種轟動效應，是社裏任何一個人也沒有想到的。

有一天，胡喬木的辦公室忽然打電話來.說胡喬木為潘曉討論的事要和社裏的領導談一談。誰都知道，胡喬木是黨內著名的理論家，當時是中央書記處書記。社裏頓時緊張起來，不知是凶是吉。

那是1980年6月18日下午，胡喬木來了，隻有少數幾個社領導參加會晤。我們這些年輕編輯都沒心思幹活，在那裏瞎猜測。不知等了多久，會散了。編輯室主任上樓來了，她說，胡喬木支持這個討論，他比我們的思想還要解放，談了很多很好的觀點。我們當時高興得幾乎歡呼起來。

胡喬木說：“潘曉討論引起了千百萬人的關心和興趣，我也是這千百萬人中的一個。”他還說：“他們歎惜了，或者發出錯誤的牢騷，我們不應該惱怒，也不應該置之不理、而應該弄清楚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並且認真地幫助他們找到希望所在。”胡喬木還希望這個討論再開放一些，不要急於收場。他能把話說到這個地步，我們能不高興嗎?

三年後，反“精神汙染”的時候，像潘曉討論這樣比較“自由化”的討論，受到了不點名的批評。接著，出於人人都明白的原因，總編輯被調離了雜誌社；編輯室主任也傷心地離去，另一個主要的討論發起者也走了，隻有我—個人還留在了社裏。

關於這場討論，《中國青年》共收到6萬多封讀者來信，國際上重要的通訊社都做了報道。後來，香港有個記者寫了篇文章被“內參”轉載，裏麵說：中國曆史上的四個代表人物是：孔子，魯迅，毛澤東，潘曉。把潘曉和這些巨人並列在一起當然是很不合適的，但反映了這場討論對中國青年和社會思想的影響。青年》共收到6萬多封讀者來信，國際上重要的通訊社都做了報道。後來，香港有個記者寫了篇文章被“內參”轉載，裏麵說：中國曆史上的四個代表人物是：孔子，魯迅，毛澤東，潘曉。把潘曉和這些巨人並列在一起當然是很不合適的，但反映了這場討論對中國青年和社會思想的影響

……………………

開放編年史 | 1980：未完成的追問

經濟觀察報2018-05-28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編者按：1978年至2018年，是一段我們曾經以不同年齡積極參與的曆史，一個我們曾經以不同角色生活在其中的真實世界。我們曾經驅散陰霾，信心百倍；我們曾經備受挫折，心灰意冷。但是最終，我們沒有迷失方向，我們勇敢地邁進了一個新的時代。

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之機，恰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沉思的時刻，使我們可以回望曆史深處，記錄榮與衰、權衡利與弊、評議長與短、分析得與失，從而得以探尋那些隱藏在表象之下的、牽係國運進程的變革力量。

相對於這一持續40年的大變局，40篇巨細混雜的文章著實難以再現其全貌，甚至配不上這一段空前絕後的曆史。然未有涓涓細流，何來曆史長河之奔湧？哪怕是還原一部分記憶，也有助於我們從曆史中汲取力量，將改革推向新的境界。

劉溜/文

一

1980年年初，尚未開春，寒氣很重。25歲的青年女工黃曉菊獨自來到北京郊區的小湯山療養院療養，她的關節炎又犯了。關節炎已折磨她多年，使她步履維艱。這是最為厲害的一次發作，她幾乎不能行走，膝蓋、踝關節全是腫的，深入骨髓的疼痛令她的心情更為抑鬱。

與此同時，21歲的大二學生潘褘也在苦悶中度日。幾個月前，潘褘喝下濃縮來蘇水自殺，被搶救過來，重新回到這“悲慘的世界上”。

那本是一個令人振奮的年代。劉少奇在含冤死去11年後得到了平反，全國下半旗誌哀；最高人民法院開始審判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華國鋒辭去職務，“兩個凡是”的時代終結。

年輕人熱切地尋求表達和發言的機會。1979年，北京西單出現大量大字報，對中國政治體製提出看法和要求，號稱西單“民主牆”，於當年年底被取締。1980年，北京各高校學生直接競選區裏的人大代表。在潘褘的印象中，那是他所見識過的選舉活動中最火熱的一次：“火熱到什麽程度？火熱到人人都可以報名、自薦。經常在一堂課快結束時忽然闖進來一個人，走到講台上就開始講我是誰誰，我的競選主張是什麽。學生還成立了北京高校競選聯盟。這場學生運動規模雖不大，但質量很高。”

那又是一個苦悶的年代。“文革”不僅造成了文化的荒漠，也造成了心靈的荒漠。那一年劉心武發表了《愛情的位置》，一位當時還在農村插隊的知青給作者寫信說，當他在田野裏幹活時，忽然電線杆上的高音喇叭裏開始廣播《愛情的位置》，聽見“愛情”兩個字他嚇了一大跳，“覺得發生了政變”。

麵對世界眼花繚亂的變化，從荒漠狀態中驚醒過來的人們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社會的困惑首先出現在青年人中，他們還未形成穩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剛剛接受了一個個被強加的價值理念，隨即就眼看著這一個個理念不斷地被否定；偶像崇拜曾是他們的生活基礎，如今卻造成了他們無法填補的內心空虛。

《中國青年》的編輯們覺察到了年輕人這種普遍性的苦悶。1980年4月，黃曉菊和潘褘分別接到《中國青年》馬笑冬和馬麗珍兩位編輯的約稿邀請，二人各寫了一篇文章，後來被合成一篇《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以讀者來信的方式發表在《中國青年》1980年第5期。署名的時候，編輯從他們二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個字——“潘”和“曉”。

這篇並不算長的文章開頭便是一種絕望的口氣：“我今年23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複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然後“潘曉”曆數了自己在家庭、單位、朋友、戀人麵前所遭受的挫折，作者發現，《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雷鋒日記》已經不合時宜，葛朗台、聶赫留道夫式的自私自利的人物卻比比皆是，社會公開宣揚的理想和道德在現實麵前是那麽蒼白、可笑、缺乏說服力。

由此潘曉得出一個結論：“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了。”

但潘曉還是感到困惑：“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裏。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

潘曉的困惑也正是許多年輕人的困惑。很快，潘曉的來信引起了無數年輕人的共鳴。《中國青年》持續發表討論文章，總共8期，一直到當年的第12期，共收到讀者來信6萬多封，有數千萬人參與了這場有關社會倫理與人生觀的大討論。這是一場中國曆史上為數不多的全民性大討論，是改革開放後中國青年接受的第一場思想洗禮。

就這樣，潘曉，一個半虛擬的人物，一個追求自由、追求自我的勇敢者，一個與現實格格不入的孤獨者，一個探求人生意義的困惑者，成了1980年最為深入人心的人物。

黃曉菊、潘褘這兩個素不相識的年輕人，從此被一個共同的名字——“潘曉”聯係到一起。1980年他倆曾有過會麵，卻並沒有給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短暫的照麵之後，他們走著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27年後，當他們回過頭來看這場人生觀討論，二人的看法也相去甚遠。不過，他們懷著不同的感情、或情願或不情願地承認，他們的人生都因為這場討論而發生了某種改變。

二

潘和曉，是性情截然不同的兩個人。

黃曉菊很美麗，身材苗條，經常穿一身與眾不同的中式對襟裝，那是她扯來布料請裁縫按自己的主意做的。她熱情開朗，一遇到相投的人便恨不得向對方掏心窩子。她性情激烈，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工廠都被視為不受歡迎的叛逆者，25歲的她已經有過幾次因發表不滿的言論而被好友告發的經曆。

那幾年世界變化劇烈，她心目中那個“非常之人、偉大的人、真正意義上的男人”——毛澤東已經過世，然後是有關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改革開放啟動，中國曆史轉向。黃曉菊當然關注這些變化，但她真正關注的不是政治，而是個人的根本問題——人為什麽活著？活著有什麽意義？她希望找到一個確切的答案。

在廠裏，她經常向同事們提出一個開玩笑式的選擇題：“假如你有機會得到毛主席或阿蘭•德龍的接見，兩者隻能選一，你會選哪一個？”那時正是《佐羅》風行全國的時候，阿蘭•德龍迷倒了無數男女，對這個問題，很多人陷入了兩難。“其實到現在為止，我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麽選擇。”她笑著說。

她參加了工人俱樂部的文學創作班。他們往往在下班後聚在一起探討人生問題，她的發言總是尖銳而慷慨激昂。她引起了一個前來參加活動的人的注意，這個人就是《中國青年》雜誌的編輯馬笑冬。

在小湯山的一個月裏，黃曉菊跟新相識的病友也是走到哪兒討論到哪兒。在那裏她還遇到了被稱為“中國的保爾•柯察金”的吳運鐸。她苦悶，煩躁不安，總覺得這樣活著是不對的，她有許多理想：她想成為影視編劇，但那時沒有這個專業；她想當一名心理谘詢師，但要考數學，她對數學毫無信心；她還想當記者、譯製片配音、律師、教外國文學的老師。但因為身體不好，她隻能接受分配，到一家殘疾人工廠——北京第五羊毛衫廠當一名女工，在簡陋的廠房裏與身患各種殘疾的人為伴。

潘褘則是一個孤僻的問題青年，187米的高個兒，異常的瘦。這位北京經濟學院數學係計算機程序設計專業的大二學生，從小寄居在親戚家，深有寄人籬下之感。他說自己是“抵觸社會，背叛人民”，實際上他高度關注社會。1976年“四五運動”時，他天天泡在天安門廣場，1979年西單出現“民主牆”時，他又幾乎天天泡在那兒。

他極其敏感，自尊心極強。1978年12月，他上大學後，學校第一次舉辦越野比賽，誰都不知道誰的底兒，其他參賽者都穿著小背心小褲衩，隻有潘褘一人穿著長衣褲，他想的是“萬一丟臉就神不知鬼不覺地中途開溜”。結果他超過一個又一個人，快到終點時，他的同班同學說，前麵隻剩一個人了。他沒有開溜，獲得了亞軍。“這長跑放大了，基本上就是我的人生，在各方麵我的先天條件都不是很好，所以盡量低調。”他說。

三

《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中描述的種種挫折，大部分都是黃曉菊的親身經曆。

黃曉菊是跟著外公外婆長大的，那是一個革命家庭，外公外婆都參加過抗日戰爭。20世紀50年代初，母親去內蒙古支邊，與當地一位解放軍連長結婚。她一歲半時父母把她送往外婆家撫養。

外婆家在北京兒童醫院對麵的一棟兩層的紅色筒子樓裏。雖然父母不在身邊，但在外婆家，她得到了眾星捧月般的寵愛。

“我不管信起什麽來都特別熱烈，特別認真。”她說。在她上小學和初中時，共產主義的美好遠景曾令她激動不已，她覺得生活應該是那樣：人人平等、各取所需、各盡所能。她每天狠鬥私念，自我批判，去街上貼大字報，渴望成為黃繼光、雷鋒那樣的英雄人物。夜裏聽到廣播說毛主席發表了新的文章，她就毫不遲疑地起床，去參加遊行。有時坐在公交車上，她會突然旁若無人地大聲念起《毛主席語錄》來。

她喜歡看書。“文革”後期，一批世界名著開始秘密流傳開來，《紅與黑》、《簡•愛》、《約翰•克利斯朵夫》、莫泊桑的短篇小說等，她都看了。

“這些書多好啊，它跟正常人的思維更接近，有喜怒哀樂、愛恨情仇，很豐富。而革命狂雖有激情，但多空洞啊，激情過後什麽都沒有，沒有人性的東西。”

那時她已是十六七歲的大姑娘了。“那個時候，男女同學互相不說話，如果喜歡的話都以特別扭曲的形式表現出來，吵啊，打架，不能有正麵的表達。老師、家長都嚴令禁止談戀愛，說這是肮髒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

黃曉菊不再這麽認為，她對一個要好的女同學講起《簡•愛》和《紅與黑》，並說：“怎麽能說愛情是肮髒的呢？我覺得挺美好的啊。”女同學聽得直點頭。女同學家境不好，特別樸實，黃曉菊經常帶些大白兔奶糖分給她。她喜歡跟樸實的女孩子交朋友。

不久後，政治老師組織全班同學發起了一場“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階級鬥爭”，批判對象就是黃曉菊，罪名是看黃色小說。

政治老師剛說完，她看到那名女同學就騰地站起來，換了一張義正詞嚴、非常革命的臉：“我揭發黃曉菊，她讓我看資產階級小說，還給我買糖，收買我！我們貧下中農不吃你的臭糖！”

黃曉菊氣極了，哐的一下摔門而去，絲毫不管班上正開著批判會。

從此以後，班上隻有極少的同學敢再跟她說話。突如其來的背叛給她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她震驚、焦灼、困惑、孤立無援，甚至自我懷疑：“是不是自己真的壞？可能自己真的是資產階級了吧，《紅與黑》裏的東西跟革命肯定是背道而馳的啊。”

她的中學時代就是在這樣的不斷挨批中度過的。先是被揭發，然後是接受批判，沒完沒了的煎熬。她看書，寫日記，批判自己，就這麽過來了。

數年之後，她看到劉心武的《班主任》，才想到政治老師可能也是挺變態的，可能也是因為自己的生活出了問題而把氣撒在學生頭上。

更多年之後，她才看清了這件事的影響——它殘忍地毀掉了她對別人乃至最親近的人的信任。“人心怎麽那麽險惡，怎麽那麽壞，一個小女孩背叛另一個小女孩，那麽無辜、那麽小的臉，居然翻成了那樣，太可怕了。”

18歲，因為嚴重的關節炎，黃曉菊幾乎走不了路。她因此而免於下鄉插隊，並分配進了殘疾人工廠。在北京第五羊毛衫廠的流水線上，軋衣服，繞線，她都幹過。後來她學會了修補毛衣的技術，能把落針的地方不露痕跡地修補好，還帶了徒弟。她在羊毛衫廠一待就是8年。

生活的流水線給她帶來了新的反叛和背叛，更重要的是，帶來了她的初戀。她喜歡高大的、陽光的男孩，當然還得能跟她探討人生。她的初戀情人正是這樣的。這段戀情持續了一兩年，他們連手都沒有拉過，經常談論人生問題。她覺得非常美好。

後來她的戀人悄然離開了她。她去他家找他，卻發現住的已是另外的人家。連告別都沒有，他就出國了。留下她獨自傷心，為此她一直耿耿於懷。

四

潘褘的情況更糟。

潘褘1959年生於北京，父親是原國家航空部機關幹部，母親是醫務工作者，他是老大，有個弟弟。全家在支邊建設中遷往青海，潘褘寄居在北京的親戚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從此對很多事抱敵視態度。

二十來歲時的潘褘“集無政府主義、相對主義、虛無主義於一身”，“除了順從最高統帥外，所有人都可以反”。他憤世，乃至厭世。

1979年春節，他沒有回家，一個人在學校過年，整天在雪茄煙和烈性酒裏昏沉度日，被極度的孤獨和絕望所包圍。5月31日晚，這個大學一年級學生在操場上喝下了濃縮的來蘇水，被及時發現送至醫院。醒來後的潘褘對醫生說的第一句話是：“我不感謝你們，因為你們又把我送回到這悲慘的世界上來了。”

1980年4月，輔導員找到潘褘，讓他參加《中國青年》來校了解青年思想狀況的座談會。他在座談會上一言未發，會後被特別叮囑“不要走”，《中國青年》編輯馬麗珍與他單獨談了近四個小時。隨後他應邀寫了一篇關於人生觀的文章，與黃曉菊的合在一起發表。除了學校和《中國青年》雜誌社，幾乎沒有人知道他也是潘曉，他近乎刻意地保持低調。

但在1980年7月，潘褘被校方帶到北京一家醫院檢查。一個實習大夫給他下了診斷：重型精神病。1981年2月2日，校方黨組織給潘褘父母致信，要求潘褘自動退學，潘褘的家長簽了字。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潘褘退了學，由此對父母產生了不滿，退學後立即斷絕了與家裏的聯係。

“開始時，我住在北京火車站候車室。一次，我發高燒，連續三天滴水未進，更沒有食物充饑，隻是倒在長椅上昏睡，到了第四天，才扶著牆到盥洗間喝了些涼水，回到那椅子上繼續坐著，直到退燒才走出候車室。”兩年中找不到工作，他要過飯，當過搬運工，睡在橋洞和火車站。1983年，他被牽涉進一樁盜竊案，正趕上“嚴打”，坐了三年半牢。他不希望有人去探監，出獄時也沒有通知家人。

此後他什麽活計都幹過，房地產、廣告公司、圖書出版、軟件、計算機設備、營銷……“坑蒙拐騙都幹過，五花八門”。他還一度在中華英才網開設“老潘信箱”，為年輕人解決就業及人生困惑。“一不留神還蒙了個良家婦女，還生了個孩子”，兒子如今12歲。

早年寄居，大學被逐，以及之後的牢獄生活，使他覺得自己永遠是個邊緣人。“我在社會中的競爭力非常差，大學未畢業，什麽都沒有，剩下的就是觀察思考能力及勤奮，這些彌補了自然的劣勢。”

潘褘認為，那場人生觀討論是他人生中的災難事件。“人生觀討論使我失去了正常人的福利資格，生活權利被剝奪了。1980年，當所有右派摘了帽子時，我卻被驅出校門，顛沛流離。”

“我現在還在為曆史、為那場討論付出代價。有人說我應該和《中國青年》雜誌打官司，又不是我自己想參加那場討論。如果正常畢業，當時包分配，大學生很稀缺，進國務院部委的不少，可能也弄個官當當，現在沒這個機會了。都是那場討論，弄完後又把我轟出來。”

五

潘曉討論也沒有給黃曉菊帶來好運。

這封來信掀起了令人始料不及的熱浪，甚至引起了國家領導人的關注。1980年6月，黨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來到《中國青年》編輯部，對這場討論予以肯定，並建議要讓潘曉現身出場。

潘曉不是一個人。潘曉是兩個人。潘曉是一代人。27年之後，潘曉之“曉”認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現在也覺得沒有錯，有沒有更高的道德？也許有，但我沒有找到。”但潘曉之“潘”卻說，“潘曉討論打開了中國社會的潘多拉盒子，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現在世風日下的開端。”

到七八月間，潘曉討論熱到了極點。《中國青年》將原來每期8頁的專題版麵擴大到20頁，發表了許多講述和潘曉類似甚至更為悲慘的經曆的來稿，第8期還發表了武漢大學曆史係學生趙林寫的《隻有自我是絕對的》一文，文中提出：“如果說學習其他學科的最終目的是改造世界，那麽學習哲學的目的，就是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眼中的世界——自己變了，世界也就變了——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

那時候，越來越多的讀者和記者提出要見潘曉，還出現了很多冒充潘曉的人。編輯部把讀者們寫給潘曉的一小部分信件轉交給黃曉菊。

8月，在雜誌社的安排下，黃曉菊作為唯一的“潘曉”出場，在《中國青年》的編輯部裏接受了中央電視台的采訪，20日采訪在《新聞聯播》播出。黃曉菊在采訪中說的一句話——“我們不能因為社會上存在著垃圾就像蒼蠅那樣活著”，立刻成為名句傳播開來。

節目播出後，馬上有報紙發表匿名文章，列舉黃曉菊的種種缺點，比如脾氣壞，對姥姥不好，等等。

1980年年底，形勢“急轉直下”，開始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潘曉討論後來被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發端，與之並列的還有高校學生競選事件。

但黃曉菊的心情還算不錯。她跟杭州的一對姐妹書信來往探討人生問題，並成為好朋友。她還去杭州跟她們見麵，在她們家住了幾天，整日爭論不休。她還去了武漢，跟趙林聊得也頗為投機。她發現自己的困惑不僅僅是她個人的，而是許多人共有的，這讓她感覺好多了。

當年，她離開了工作8年的工廠，在《中國青年》雜誌社的幫助下，進入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發行部，不久後又成為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資料員。她結婚了，但由於她的“大女人”傾向，她離了婚，隻身帶著三歲的兒子生活。

“一定要自己主宰自己，不能沒有我自己的意誌，這是我人生的一個最主要的調子。我是個大女人，天生的，沒辦法，弄得滿身都是硬傷和內傷。”她說。

不久後，她又失業了，南下海南，當過記者、保姆和廣播電台熱線主持人。1993年，她回到北京，開起了服裝店。

六

“潘曉”討論已經過去27年，當年喊出“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的人，也一路有驚有險地走到了今天。潘和曉，都已是中年人了，各自經曆了失業、離婚，閱曆甚豐，但那些人生的困惑並沒有退去，甚至仍在加劇、加深。

潘褘從2002年起投身電視行業，並迅速找到了感覺，如今他是好幾個電視台的欄目策劃人。他每天喝半斤二鍋頭，每天寫一篇長達幾千字的時評，用郵件發給數十人，並自嘲為“垃圾郵件”，從不間斷。他的頭發已變得稀疏。他拒絕消費，不買車，不買房，不旅遊，不用手機。

“不可能解答困惑，反而是加劇了。”他說，“人生的道路不存在寬窄抉擇，而是交叉的十字路口。其實人生選擇機會並不多。既然來到這世界上，有機會體察喜怒哀樂，就要學會如何淡定地去把握。”

黃曉菊已經52歲了，上樓梯時，要很費力地往上挪腿，她的關節炎還沒有痊愈。

她是個熱情奔放的女人，說話語速很快，斬釘截鐵，即使微笑也幅度很大。她喜歡一切直接的、激烈的東西：咖啡、川菜、現代舞、爵士搖滾、實驗話劇、哲理書、有特色乃至誇張的服裝。

接受采訪那天，她用心修飾了眉毛，穿一套銀灰的羊毛衫裙，身材有些發胖。說到1980年時，她的眼睛流光溢彩：“那時我才95斤，是個美女呢！”隨即又笑：“見到我是不是有些失望？很多人想象中潘曉應該是憂鬱的、內向的。”

前兩年，她的初戀情人從美國回國，雙方見了麵，多年不能釋懷的黃曉菊終於可以當麵質問了：“為什麽不告而別？”對方驚奇地答：“難道我沒有告別嗎？我記得向你告別過的呀。”多年等到的竟是這樣一個回答，那一瞬間，黃曉菊覺得生活真是荒唐，讓人哭笑不得。

由於用心不夠，她的服裝店從最多時候的八家縮減到現在的兩家。她的大部分心思仍然放在一直以來的追問上。她跑去看話劇《活著還是死去》，這個名字吸引了她。她正在看克裏希那穆提的書，心生疑惑：“他要我們停止思慮不要多想，這怎麽能做到呢，怎麽能不想呢？”

她還有文學夢，寫過十幾萬字的隨筆。

“主要興奮點還在於探索人生，雖然沒什麽結果，跟商品社會也不搭界，還有人覺得當了半生潘曉也沒得到什麽名利，這是幹嗎呢，但它是我生命本身的呼聲，我一定要想明白。那怎麽了？誰也攔不住，要是想不明白，我的靈魂會不安，心裏會難過，當然要探討了。這是生命本身的訴求，這就是意義，這就是最大的意義。”

“開始覺得會有正確的、明確的答案，後來知道不會有，永遠不會有，可能每個人找到自己的答案就好了，對自己而言是正確的。”

潘和曉仍是那樣不同。潘褘認為20世紀70年代末以後出生的這一撥獨生子女為主的年輕人，即所謂80後，沒有責任感，沒有合作意識，沒有精神追求，不關心國家大事，隻關心自己。而黃曉菊在與自己兒子的相處中感到了一種驚異，兒子22歲了，正在當兵，喜歡玩電子遊戲，曾對母親苦苦追問人生意義的做法表示不解：“想這些幹什麽，過得快樂就行了。”黃曉菊覺得，像兒子這樣單純地追求個人的快樂幸福，“也沒什麽不好，雖然我自己辦不到”。

七

對於當年那場波瀾壯闊的人生觀討論，也許還未到蓋棺定論的時候。在這一問題上，潘和曉的態度也大相徑庭。

潘曉討論提出了兩個很有名的觀點：一個是潘曉來信中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另一個是隨後武漢大學學生趙林的“隻有自我是絕對的”。在多年來集體至上、國家至上的整體氛圍中，這種對個人與自我的強調和推崇無異於一種革命。

黃曉菊的觀念一直延續著這種思路，“盡可能地忠於我自己，我生活中發生的一係列事情，包括離婚，都是如此”。

作為最知名的“潘曉”，黃曉菊經常被人問到在幹些什麽，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我知道他們內心有種期待，我那時有那種想法，好像我現在應該有一個更大的想法，不應該是現在這樣子，就這麽安於自己的狀態，有這個潛台詞。其實我始終沒有放棄這種努力和探求。”她說，當她覺得自己的思考比較成熟時，她會寫點什麽，以不負這些人的期待。

潘褘則毫不客氣地對待潘曉討論：“當人們對它歌功頌德、戀戀不舍時，我就沒有一點感恩戴德。”

撇開個人恩怨，潘褘對它也是批判有加。他認為，從過去的大公無私說教，到絕對的自我，是一種矯枉過正：“潘曉討論打開了中國社會的潘多拉盒子，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現在世風日下的開端。社會上對於那場討論，很少從這個角度去清算。

“所謂自我才是絕對的，我感覺到應重新評價，不應停留在對人物事件情景的回憶上，不應停留在對過去的感懷上，應該看到它特定的曆史背景。它是在一種荒漠中出現的，在一場浩劫之後，一定會出現放蕩、墮落。這些毒素會找個突破口，即便沒有潘曉討論，也會有其他的突破口，這是必然的。

“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也算是打破了堅冰，打破了意識形態的禁忌，但當它釋放了惡，這個社會卻根本沒有把它收回去的本事，這才是可悲的。

“這一二十年來，這種價值觀走到了極致，物極必反。什麽是自我？自我是否應受到約束？是否應該在一種人類的良知、法律的約束下？人終於回歸自我，回歸的是什麽？是回歸魔鬼的一麵，還是天使的一麵？如果隻回到魔鬼的一麵，就太可怕了。經過27年，中國社會給了當時提出的響當當的口號一個非常切實但非常滑稽的回答。我們看到的是喪盡天良的不法商販，看到的是可以為區區小利製造毒奶粉。”

27年後，漫長的生活依然沒有吞噬黃曉菊，也沒有撫平潘褘。這個因經曆了巨大的社會變革而日新月異的國家，依然沒有為27年前那場大討論提供足以令人信服的解讀。我們一直被那個簡單的命題所困擾。

附：1980大事記

劉少奇平反

2月23～29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關於為劉少奇同誌平反的決議》。5月17日，劉少奇追悼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

政治生活準則

3月15日，中共中央公布《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

3月19日，鄧小平對《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問題提出了三條指導思想。隨後，他又陸續談了對起草曆史決議的意見。

經濟特區

5月16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批準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決定在廣東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頭市和福建省的廈門市，各劃出一定範圍的區域，試辦經濟特區。

領導製度改革

8月18～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鄧小平在會上做了《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

農業生產責任製

9月14～22日，中共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著重討論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問題。

公審林彪、江青兩個集團主犯

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公審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的10名主犯。

（本文出自經濟觀察報2008年編著的《開放中國：改革的30年記憶》一書）

……………………

柯澤采訪劄記

發布時間: 2010-04-27 16:02 來源: 荊楚網文化頻道 進入電子報

作者簡介：柯澤，西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新聞學博士、高級記者、碩士研究生導師，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在站博士後研究人員。

一段過於沉重的曆史， 一個過於沉重的人物

——《潘禕自述：我這二十年》

上這期節目時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壓力也特別大，因為在此之前《往事》已成功錄製《銘刻雪山》等第一批三期節目，播出後好評如潮，《往事》這樣一個剛創辦不久的欄目一下子引起了全台上下以及社會的廣泛關注。這次我一個人連上兩期節目(另一期是《羊教頭丁廣泉》)，采訪錄製是否成功，有可能影響到全台上下以及社會對《往事》欄目的評價。

更為重要的是，這是一段過於沉重的曆史，也是一個過於沉重的故事。一個曾經自殺的青年，一個當年參與了那場青年人生觀大討論的大學生遭到了無情的退學處理，然後又流落街頭，乞討為生，後又因所謂的盜竊罪被捕入獄。最後又回歸社會，還原成為社會上的普通一員。這到底是個人的悲劇還是社會的悲劇?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那段曆史和這一人物?又該如何表現那段曆史和人物?這些問題不斷地困饒著我。

討論節目方案時，欄目組內也有不同的擔心，有人對潘禕這個人物提出不同的看法，甚至持否定意見，我說，如果完全否定潘禕這個人物，我們就不必做這期節目。

並不是我特別偏愛潘禕這個人物，而是我看重他特有的那種個性，那種獨立人格。記得黑格爾曾經說過，人是靠思想站立起來的，為什麽20年前中國會發生那場轟轟烈烈的人生觀大討論?因為那時的人們已開始學會獨立思考，學會了以自己的眼光去看這個世界，所以有學者說，那場討論實際上是當時中國社會心靈解放的呐喊，是中國市場經濟的思想啟蒙。20年前，潘禕，黃曉菊，還有千千萬萬其他中國青年擔當了這一曆史角色。

潘禕很義氣，也很講信用，第一次與他電話聯係時，他就非常痛快地答應了我們的采訪要求，並保證到時一定來武漢錄製節目，以後一直是這種態度。做我們這種談話節目，最擔心的是節目嘉賓突然中途變卦，說好來的，到時又不來了。記得《中國婦女報》的馬麗珍老師中途有些猶豫，我擔心她到時來不了武漢，就與潘禕聯係，希望他出麵做點工作，但潘禕拒絕了，他說，這是她自己的事，由她自己決定。可見潘禕這人也很講原則。

錄製時現場氣氛十分緊張，因為司馬南盡往敏感處問，盡往潘禕的痛處戳，在場的人都擔心潘禕強烈反彈，弄得不歡而散，謝天謝地，潘禕始終保持配合姿態;而且因為司馬南咄咄逼人的主持風格，潘禕身上非常個性化的東西竟也非常自然而然地展現出來了。

錄製結束後，潘禕拍著我的肩膀得意地說：“你看，怎麽樣?我說不會給你弄砸的吧。”我覺得他真的不像40多歲的人，他率真得那麽可愛。

赴北京外采前，我看到有文章介紹說，現在的潘禕是一個成功者，是一個富有者，但我親眼看到的潘禕並非如此，他現在仍然住在北京的一個小胡同裏，租住在兩間很小的民宅中，家中隻有一張床，連最基本的家具都沒有配齊;他似乎很少開火做飯，灶台下卻亂七八糟地堆放著一些紅星二窩頭空酒瓶;不過他家裏有一件很顯眼的東西，一台配置齊全的電腦，潘禕說，他幾年前就買了那台電腦。

在錄製現場，潘禕說過一段話讓我十分感動，他說：“我一直覺得我不是一個成熟的人，我好象一直拒絕成熟，我不覺得成熟對一個人來說一件好事，至少對我來說。”

……………………

《北京青年報》1999年8月8日星期日[第3版]-[特別報道] 

署名“潘曉”的作者之一潘禕

科學實踐創造價值

真善美是一個統一的整體

年齡稍大一些的人也許會對十八年前發生的一件事記憶猶新：1980年，第五期《中國青年》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署名“潘曉”的來信，題目是：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文中提出了兩個命題：一是“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麽忘我高尚的人”；二是“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由此引發了80年代第一場人生觀問題的大討論，吸引了全國千千萬萬的青年人參與。當時《中國青年》直接收到的來信就有六萬封。

今天，正值世紀之交，多元文化共同生存，在這相對自由寬鬆的空間中，重提“人生觀”問題，對於弘揚時代主題，確立思想主流卻是非常必要的。

提到人生觀，必然要談到人生價值問題。所謂“價值”，正是以人為標準、與人的地位和命運相關才存在的，研究價值歸根到底正是研究人、關心人、幫助人。縱觀古今中外哲人對價值本質的理解，其基本類型都包括了真、善、美等形式。孟子說“充實之謂美”，荀子進而提出“全粹為美”，西方柏拉圖則標示“善自體”的最高價值，康德也說：“在我頭上者，閃爍眾星；在我心中者，道德之律則”。而馬克思主義哲學則將人生的理想和目標概括為“真、善、美”。

所謂真，是指客觀世界自身的變化，發展規律。“求真”，就是要做真人，辦真事，以孜孜不倦的態度去追求真理，了解客觀世界本身的內在聯係。

所謂善，是意誌活動的對象，包括人的道德行為以外的許多事物的社會功利性質，也就是指符合人的目的性。

所謂美，是指在實踐中真善的形象體現，是真與善的統一。真是人生美的基礎，善是人生美的條件，人生美就是在這種合規律性（真）與目的性（善）的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積極的動人的感性形象。

生活中真、善、美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人生價值和目標的實現就是真、善、美的實現。人生活動的目的是為了使客體滿足人的需要和追求、實現人的自在和自為，使人獲得真、善、美和自由。凡是有益於人的身心健康，有益於人的成長進步，有益於人的創造活動，有益於真、善、美的追求的客體對象和人生活動，就是有意義的人生。反之，就是無意義的或者有害的。近來，李洪誌打著“真、善、忍”的旗號，到處宣揚他的一套謬論。的確，中國自古就有“忍”的說法。俗語說，“忍一下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但這種“忍”是為了調和人際關係，創造美好的生存狀態，歸根結底也是為了追求人生的完美，與李洪誌的荒唐之語實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總之，一個人的價值，既不能靠命運的賜予，也不能靠鑽營和取巧；一個人的價值，隻有通過自己切切實實、腳踏實地的勞動才能創造。真、善、美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

……………………

讀者反饋

http://www.zaobao.com

logo 社論/言論/天下事  14/05/2000

中國青年思想啟蒙20周年

——“潘曉討論”曾觸動千萬中國青年神經

● 周銳鵬（北京特派員）

2000年的5月，35歲以上的中國知識青年和壯年人會共同紀念什麽日子？

“五四運動”81周年？不，他們心裏想得最多的可能是20年前的那場“潘曉討論”——一件不再出現於重要官方媒體但卻曾經觸動千萬中國青年神經、足足影響了一整代人的事。

當年的“始作俑者”《中國青年》雜誌，在最新一期裏大篇幅紀念“潘曉討論”20周年，標題是：《新時期的思想啟蒙》！

許多人隻知道中國1978年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打開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其實，1980年《中國青年》幾名年輕人以筆名帶動的“潘曉討論”，更是深遠地影響了“文化大革命”後陷於思想迷茫的數以千萬計中國青年。

那場討論，始於《中國青年》一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

那是1980年的中國，是每一個人都必須“學習雷鋒”的年代。“人生的路越走越窄”？這樣“灰暗”的話公然出現在刊物上，曾讓許多人驚嚇得目瞪口呆。

當年的“23歲女青年潘曉”在那封向編輯訴苦的信裏說：“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裏……”

潘曉曾經“對人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曾經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雷鋒日記》的英雄事跡“激動得一夜一夜睡不著覺”。

潘曉在信裏說，她“當然也相信共產主義”，“將來也要入黨，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在我進入小學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開始了，爾後愈演愈烈……我有些迷茫，我開始感到周圍世界並不像以前看過的書裏所描繪的那樣誘人……”

初中畢業的潘曉發覺家庭突然變得“冷酷”起來，會“為了錢的問題吵翻了天”。

因為“母親拒絕寄撫養費”，潘曉不能繼續上學，被分配到一家集體所有製的小廠裏。

她說：“我相信組織。可我給領導提了一條意見，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團（共青團）的原因……我求助友誼。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點過失時，我的一個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說的知心話悄悄寫成材料上報了領導……我尋找愛情。我認識了一個幹部子弟。他父親受‘四人幫’迫害，處境一直很慘……可沒想到，‘四人幫’粉碎之後，他翻了身，從此就不再理我……”

“為了尋求人生意義的答案，我請教了……可沒有一個答案使我滿意。如說為革命，顯得太空不著實際，況且我對那些說教再也不想聽了……”

“過去，我曾那麽狂熱地相信過‘人活著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為了人民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現在想起來又是多麽可笑！”

20年前的《中國青年》發表了這樣一封“離經叛道”的信，並且圍繞著這封信展開了討論。

20年後的今天，《中國青年》人生版主編彭明榜執筆寫紀念文說，當年毫無心理準備的人們讀到那封信的時候，第一個反應是“觸電”、“感覺有一顆炸彈在心裏爆炸”、“渾身顫栗”、“激動得流淚”……。

1980年5月11日《中國青年》發表“潘曉”的信後，讀者來信就源源而來。開始幾天，郵差是背小郵包送信，不久就改用大郵袋，再到後來，每天都用“蹦蹦車”（老舊的車）。

當年的《中國青年》從第5期到第12期，關於“潘曉”的討論一共編發了110位讀者的110篇來信來稿，十七八萬字。那隻是6萬多件來信來稿中的一小部分。

那時的《中國青年》發行量也從325萬本激增到將近400萬本。

潘曉有一句話，更成了那個時代中國青年的口頭禪：“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

當年在《中國青年報》工作、現任《人民日報》評論員的馬立誠寫文章說，當時“文革”剛結束不久，假話大話空話已經把耳朵磨出繭子，大部分人都陷入麻木僵化中。“潘曉討論”有如一塊天外巨石砰地落入水中，強大的衝擊攪得全國青年心潮起伏。

但“潘曉討論”並不是給每個人都帶來光明。憤怒的批評出現在一些機關的“內參”裏；檢舉信湧向中共中宣部、黨中央。

從那場討論的旋風中走過來的人回憶當年事說，是胡耀邦在關鍵時候“保護了我們”。

胡耀邦在“真理標準大討論”中是鄧小平的先鋒大將，立了大功，被重用主管宣傳。

即使在“潘曉討論”結束3年以後的1983年12月，華中工學院的黨委還向胡耀邦等中央領導人檢舉“潘曉討論”，表示要“清除精神汙染”。

而“潘曉討論”能逃過被作為“精神汙染”典型“清理”掉，是幸得胡耀邦的批示：“這件事用不著再大肆翻騰，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不過，由於巨大的壓力，1984年1月的《中國青年》雜誌還是發表了“檢討”，自認“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響”。

造成不良的影響？

從“潘曉討論”中成長起來、今天的《中國青年報》策劃部副主任盧躍剛可不是這麽看。恰恰相反，盧躍剛說，“潘曉討論”是一場真正的思想解放運動。

他說，“真理標準大討論”更像一場政治運動，是為了具體的政治目的服務的，而“潘曉討論”則以青年、以民間社會為主體，全社會參與，沒有組織領導，沒有動員大會，沒有空洞的口號。

“中國改革的真正的思想啟蒙，來自於‘潘曉討論’。”盧躍剛說：“因為這場討論所涉及的哲學、倫理學、文化學等方麵的問題，更具有啟蒙的特征，更具有思想史的特征。”

他說，60年代初期，《中國青年》雜誌曾推出一個影響全體中國人的“英模”——雷鋒。雷鋒是在斯大林式的專製體製下製造出來的“共產主義道德楷模”。80年代的“潘曉”則恰恰是對雷鋒的大否定。

毛澤東為《中國青年》雜誌社題詞時發出了“向雷鋒同誌學習”的指示，隨後林彪題詞：“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緊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卷起了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的狂風，也埋下了“文革”的種子。而“潘曉”則喚醒在文革後精神迷惘的青年人重新認識“自我”。

策劃這次紀念活動的《中國青年》人生版主編彭明榜說，當年不少人因為積極參與那場與“盼曉”諧音的討論而使自己的前程受到程度不同的不利影響。

即使20年後的今天重提“潘曉討論”也並不是沒有障礙。他們在策劃和修改有關紀念文章時，必須發揮“拔釘子”的技巧——將文章中有可能引起權威人士反感的觀點一一刪去。

有趣的是，如今的年輕人已很少很少為“潘曉”遭遇的問題而迷惘無助。

彭明榜說，正是當年“潘曉討論”的思想啟蒙為今天的青年擁有“更自由的價值取向”掃清了障礙。

他說，“潘曉討論”是中國期刊史上的一個傳奇，是中國思想史上一闕回聲不斷的絕唱。

       上一頁    下一頁    前七天新聞

……………………

兩個潘曉的命運

2007年05月02日09:46  來源：北京日報

 1980年5月《中國青年》雜誌刊登了一篇題為《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的“讀者來信”，署名潘曉。

潘曉在信的開頭說，“我今年23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複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回顧我走過來的路，是一段由紫紅到灰白的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絕望的曆程；一段思想的長河起於無私的源頭而最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曆程。”

接下來，潘曉曆數了自己在家庭、單位、朋友、戀人前遭遇的挫折，得出結論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雷鋒日記》與現實生活太遠，葛朗台、聶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倒比比皆是。信的結尾說:“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

真實的“潘曉”其實是兩位青年的集體筆名，他們是兩個互不相識的年輕人??北京經濟學院的大學生潘?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廠的女工黃曉菊。《中國青年》的編輯馬麗珍把他們的人生思考捏合在一起，“潘曉”各取了他們名字中的一個字。

在《中國青年》上掀起一連數月的討論後，黃曉菊接受中央電視台的采訪，從幕後走到台前，一舉成為備受爭議的新聞人物。

當時黃曉菊與另一位潘曉??潘?也接觸過，但感覺不投緣，覺得潘?“孤僻，太學生氣”。後來通過幾次信，就一直沒有聯係了。當初的潘?可能確實是孤僻的。在成為潘曉之前，他曾於1979年5月31日服濃縮來蘇水自殺，脫險之後潘?對醫生說:“我不感謝你們，因為你們又把我送回到這悲慘的世界上來了。”

至於自殺的原因，潘?說“沒有什麽特殊原因”。細說來，是因為父母支援三線去了青海，潘?自幼一個人寄居在北京親戚家裏，心理比較灰暗，而1979年春節之後更趨極端，終於選擇了自殺。也正是因為這次自殺，使潘?向來學校采訪的馬麗珍傾訴了4個小時。

黃曉菊自幼也有與父母分開的經曆。母親1950年代支邊到了內蒙古，父親是當地的一名軍人。黃曉菊從小患上佝僂病，被送回北京的外婆家。十幾歲時，黃曉菊患上關節炎，初中畢業後被分配到街道毛線廠，日常的工作是跟老爺爺老奶奶一起纏線球。在廠子裏，她是最能幹也最不安分的工人，早早完成自己的定額後就跑到一邊跟工友聊天:“如果現在讓你選，你是願意讓毛主席接見你，還是看一眼演佐羅的阿蘭?德龍？”“你說，人活著是為什麽呀？難道就一輩子這麽織下去，紮下去？”

領導見黃曉菊跟這個聊跟那個聊，尤其反感，問怎麽回事。黃曉菊說自己已經完成了定額。領導說，“完成了定額可以幫助別人。”“那要定額幹嗎呀？”黃曉菊脫口而出。

還有一次，離下班還有五六分鍾，天空陰霾，電閃雷鳴。因為工人很多腿腳不靈便，而且又沒帶傘，車間主任拍板讓大家趕緊回家。一個廠一級的領導卻悄悄躲在工廠大門後頭，把早走的人的名字記在他的小本子上，並在月底的時候貼出大布告，宣布扣發這些人的當月獎金。“所有人都敢怒不敢言。可我覺得這事不對。”開廠務會的時候，黃曉菊走了進去，問:我能說兩句嗎？

在廠子裏，黃曉菊的“能說”是有名的，領導不願聽，但眾目睽睽之下也不好讓她閉嘴。黃曉菊說:第一，你們的執行方法是不對的，我們走是車間主任決定的，所以車間主任有責任；第二，廠一級領導如果覺得車間主任的做法不對，當時應該把我們阻攔在工廠門口，勸我們回去，再創造5分鍾的價值。可廠領導卻像抓特務一樣躲在大門後頭。難道廠裏的目的就是罰我們6塊錢嗎？

領導以“廠務會的決定”推諉。黃曉菊把狀告到北京市紡織局工會。6塊錢的獎金補發下來，她也在廠子裏成為不受歡迎的人。

在《中國青年》發表文章，在中央電視台亮相，這並沒有改變黃曉菊在廠裏的處境。“你一個普通工人，有什麽資格、什麽能力？”她經常能聽到這樣的冷言冷語。無奈，黃曉菊辭掉工廠的工作。經馬麗珍介紹，黃曉菊先後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和社科院民族所資料室工作過，幹發行和查書取報的活。

即便在思想活躍的知識分子紮堆的地方，黃曉菊也是個異類。“也許出軌的思想和言論會對正常的工作秩序產生威脅，單位實現人事製度改革的時候，頭一個被停聘的是我。”

1988年，黃曉菊丟了資料室的飯碗，離了婚，沒學曆。為了自己和3歲兒子的生計，黃曉菊衝到剛剛建省的海南，在《海南特區報》當“記者”，但實際的工作是拉廣告。嚐夠被掃地出門的尷尬之後，到深圳給日本生意人當保姆，到電台當熱線節目主持人……最後讓她安頓下來的，是在西單附近家門口開的一個小小的服裝攤位。黃曉菊慢慢站穩腳跟。

大學的那位潘曉，命運也坎坷。潘?自己說當年北京經濟學院不滿“思想有問題”的潘?被塑造成全國聞名的“典型”，把他帶到北京一家醫院，由一位實習大夫診斷為“重型精神病”，並在潘?不知情的情況下與他的父母簽訂了自動退學協議書。

此後潘?多年顛沛，還曾因盜竊案坐了三年半牢。近幾年，潘?做過在線谘詢、電視節目策劃等多種職業，日子過得也還好。至於沒有結果的大學生涯，隻是他“人生的路”中的一個片段罷了。(易水摘自3月29日《南方周末》，作者石岩)

……………………

《北京青年報》2000年5月4日星期四[第3版]-[主題教育]

論壇開幕式匯聚20年風雲人物

現場嘉賓縱話今昔說青年

追尋80年代初那段歲月中青年人激揚與求索的足跡，探討新老兩代青年成功的代價與環境……“新世紀•新青年”青年論壇便在20年來青年代表人物的現場討論交流中拉開了序幕。以下便是4月26日開幕式上嘉賓的精彩發言。

穀建芬（《年輕的朋友來相會》曲作者）：創作這首歌的時候，“文革”的創傷還沒有撫平，而“四人幫”粉碎後春天的到來又在感染著我為青年們寫出更好的作品。在這種心態下，才有了這首歌。今年，如歌中所說的正好過了20年，沒想到媒體這麽關注這首歌，感謝社會還記得這首歌。如果能再唱20年，對我來說簡直是個夢，但我有信心。

潘禕（1980年人生觀大討論當事人）：20年過去了，可以供我們選擇的機會比大討論時要多多了。我現在做著各種事情，包括在網絡上開設“老潘信箱”，給朋友們進行有關求職擇業的解答。我並不是指導教育他們，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視野廣、反應快，他們也給中年人帶來了壓力。能目睹這樣一個年代也是幸運，總能聽到新鮮事。現在社會也存在著浮躁和投機的心理，遊戲沒有規則，個人主義惡性膨脹。我們那時說自我，是有前提的，即不傷害他人的利益。而現在，造假、販私、腐敗，都是以犧牲他人的幸福為代價，很值得憂慮。

1983年華山搶險英雄集體部分成員：我們當時是80級學生，是恢複高考後的第三屆學生，我們這些學生的特點是急迫感和使命感很強。所以在我們之前四醫大出了張華，我們又參加華山搶險，這些都不是偶然的。當時我們做了這些事，也沒有覺得這有多麽了不起，因為我們是憑著一種本能，把它看做應該做的事，對我們來說助人為樂也是一種快樂。雖然過去了20年，但我們覺得不管到什麽時候，人還是要有一點精神的。

張蓉芳（80年代中國女排隊員）：1980年在美國斯普林斯高原基地訓練，由於長途跋涉加上高原反應，12名隊員中有8人都嘔吐不止，但訓練還是不能停止。那時感覺袁偉民特別像魔鬼。當時我和大家都恨不得上去揍他。可是，當我們拿到了世界冠軍，站在領獎台上時，過去吃的苦和所有的怨恨似乎都一筆勾銷了，那時覺得教練挺好的。成功就得付出代價，女排的成功實際上代表著一種艱苦奮鬥、梅花香自苦寒來的精神。現在年輕人的成功可能是要比我們那時的時間短，時代畢竟不同了，我覺得現在就是他們的。

馬雲（清華大學停學創業者）：很多人隻看到了我們拿到了660萬風險投資，可卻不知道開始創業時也是很苦的。去年8月份創業時，我們隻有一間宿舍，裏麵放著20多台機器，溫度高達48度，我們窮得連電扇都買不起。如今從創業到成功也許從時間上不會像當初女排取得世界冠軍那樣長，但同樣需要拚搏精神。

萬新恒（北京大學計算機專業博士生、北京大學研究生會主席）：女排成功靠拚搏，時代不同了，除了需要這種拚搏的精神，年輕人還需具有綜合素質。北大老師常常告誡我們要頂天立地，即既要有與世界先進水平相對照的眼光和胸懷，又要了解自己的祖國和人民。我們年輕人現在做得怎麽樣，將決定國家20年後會怎樣。

任鳴（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副院長）：成功不僅依靠努力，還有其他一些因素，其中，堅持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女排還是IT，能有人觀看和喝彩就是成功。

劉恒（《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作者）：我認為把人群分成成功與不成功意義不大，應該一視同仁。隨著社會進步，現在出現了傑出人物平凡化和平凡人物傑出化的趨向。對於傑出人物來說，成功是很易碎的，一個偶然的機會就會喪失並接受更大的打擊。而隨著教育機會的普及、信息時代的到來以及市場經濟這個現實的動力，更多的平凡人在努力奮鬥，並隨時有傑出的可能。我將人隻分做善良與不善良，用善良的態度去生活，同時有進取之心，就會處理好自己的生活，並完成一份責任。麵對激烈的競爭，失敗的幾率大大提高了。這時候，挫折感也會增加，采取什麽態度，關係到人生的質量。

李素麗（勞模）：每個人做工作都不分好壞，因為大家都不容易，都付出了艱辛。幹我們這行有句話，跑不完的路一圈又一圈，說不完的話一遍又一遍。但我沒把工作看做任務而當做樂趣。隻要得到乘客的認可信任，我就高興。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成功。

李寧（體操王子）：我個人認為，人生的成功首先是自己要快樂。要積極健康地生活，要學會把握機會，把內在潛力發揮出來，實現自我的價值。

從左至右：■穀建芬■李素麗■李寧■劉恒■潘禕■張蓉芳■任鳴

……………………

呂永林：重溫那個“個人” ——關於一個久已消散的文學史印跡

內容提要：從當代文學之個人主義敘事的角度看，踩在1980年這個時代臨界點上的“潘曉”形象無疑是一根界樁，一個路標，其所呈現的“個人問題”也無疑最為遼闊、最為幽深。在《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這個小小的文本裏麵，始終包含著一些後來的個人主義敘事作品所無法傳遞甚至無法想象的東西，並且越是遠離那個為1980年代所特有的上下文，這些東西就越是難以被真切地表述出來。

自成為近、現代史的一個重要概念以來，個人總是被裝置在各種社會力量謀求自由、解放或者實施囚禁、壓迫這類大工程裏，並且無論是所謂被開啟、被廢黜以及被重啟，或是所謂被建構、被解構以及被重構，作為對象的個人總是處在一種不斷被編織與重織的過程當中，而作為主體的個人則不斷領受著認同與反動、在家與喪家的感覺。換句話說，自成為人類政治史、思想史、文學史等等的一個核心問題以來，個人便再也沒能擺脫其始終“成問題”的曆史際遇。因此，走近那些在當代文學史上始終“成問題”的個人形象，既可能意味著從此陷身於一個極其複雜多樣的敘事之陣，麵對繽紛萬象的言說而焦慮倍生，也可能意味著經由某種知識譜係學與考古學式的思想耕耙，從此切入一種新的精神圖景之萌生過程。正是在此途中，某些久已消散的曆史印跡每每會在不經意間再次折射出動人的光芒，而發生於二十多年前的“潘曉討論”便是其中之一。

一、關於新時期文學中個人主義敘事的起點

1980年春天，《中國青年》第5期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曉”的信——《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以下簡稱《窄》），結果引發一場關於“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全國性大討論，此即當時著名的“潘曉討論”，後來有論者甚至稱之為“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迄今為止，人們似乎習慣於將“潘曉討論”理解為當代一個重要的思想史事件，但在我看來，“潘曉討論”同時也是一個重要的文學史事件。

首先，作為整個討論的中心和此次討論中最為關鍵的文本，《窄》完全可以被視作一件書信體文學作品：

1.大量抒情性的語句製造了此信最為核心的文本氣質——隨想式的自白。第一人稱、諸多人生苦難的鋪陳與疊加、濃烈熾熱的情緒、毫無距離感的敘述口吻、散文化的行文，例如“潘曉”多用這樣的句子訴說自己：“我從小喜歡文學，尤其在曆盡人生艱辛之後，我更想用文學的筆把這一切都寫出來。可以說，我活著，我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它——文學。”

2.通覽全信，形象化是其最基本的表現手段。盡管《中國青年》編輯部相關人員“編寫”此信的初衷是向廣大讀者和組織提交“一份思想典型材料”，然而在此信的實際“編寫”過程中，形象地塑造“潘曉”這個典型人物形象卻對信件的展開起到了實質性的推動作用，在此信中，四下散漫的思想火花被眾多的感性經驗和人生圖景支撐著，離開它們的搭建，那句“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思想傳遞就會黯淡許多。

如果我們能夠稍稍開放我們的文學觀念，而非絕對地將其約束在近、現代以來的種種“純文學”範疇之內，那麽《窄》就不但是一件承載了“潘曉”個人之經驗直觀與反思的思想性文本，而且是一件承載了“潘曉”個人之經驗直觀與反思的文學習作。如此一來，那場由《窄》引發和圍繞著《窄》而展開的“潘曉討論”自然也就可以被理解為一個當代文學史事件，而不僅僅是一個與當代文學史相關的事件，一個隻是可以被帶入文學史敘述的思想史事件。

其次，如果我們能夠進一步打開我們的文學史敘述框架，而非繼續將其關押在當代“審美性”神話日益保守且傲慢的屋簷之下，那麽整個“潘曉討論”就不會因《窄》一文在審美形式上的不夠成熟典雅而淪為一個非正宗、不入流的文學史事件。如果我們能夠進一步摒棄那種長久盤踞在文藝經典圖譜上的文化精英心態，稍稍朝著文藝大眾的方向開啟一下視野，那麽整個“潘曉討論”勢必會成為一個重大的、同當時諸多“文學青年” 發生靈魂性關聯的當代文學史事件。

換言之，《窄》這件作品具有著同其思想史價值相契應的重大文學史價值，而從今天來看，其中彌足珍貴的地方在於：正是因之而來的整個“潘曉討論”首次較大規模地捅開了新時期文學領域個人主義話語的生存空間。然而在現有種種對新時期文學的敘述中，大都認為1980年代早期的文學領域並未出現公開、獨立的個人主義話語，即便有些許萌芽或苗頭，也往往是依附在當時的人道主義話語中，雖然當時的人道主義話語在總體上色彩也比較駁雜，不乏同個人主義相交之處，但在文學領域則主要是由一些通俗版的人道主義觀念在發揮作用，通常局限於在不違背官方主導型意識形態的前提下要求恢複某些普遍、抽象的“人性”，因此和眾人所預設的個人主義相去甚遠。如此直至1980年代中期，隨著《無主題變奏》、《你別無選擇》等現代派作品、“第三代詩歌”、“先鋒文學” 等文學樣式的出現，隨著一種以“非社會”、“非群體”和要求人的內部差異性為旨趣的“美學個人主義”的出現，新時期文學領域個人主義話語獨立的生存空間才被打開。正是在這樣一種將當代文學領域的個人主義敘事過多預約為“美學個人主義”的思路上，不少當代文學史敘述不但排除了1980年代初文學領域個人主義話語獨立、公開存在的可能性，也否定了其潛伏存在的可能性。然而張辛欣發表於1981年《收獲》第6期的《在同一個地平線上》就明顯具有肯定個人主義的敘事姿態，此外據徐星本人所言，他的《無主題變奏》也早在1981年就寫好了，隻是以為這種風格的作品在當時根本不可能發表，直到1985年他看到劉索拉《你別無選擇》的麵世，才想到是可以拿出來投稿的，如果再將那部分確如某些批評所言“排除了表現‘自我’以外的東西，把‘我’擴大到了遮掩整個世界’” 的“朦朧詩”作品也納入個人主義敘事範疇的話，那麽1980年代早期認同個人主義的文學創作就絕不在少數。韓少功曾經回憶說1980年代初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很多文學創作者都是“個人主義的信徒”，是“個人主義狂熱的支持者”，他並且分析道：“個人主義是商品經濟與民主政治的人格基礎，是某種社會製度的心理性格內化。農民承包土地，工人超產有獎，作家享受稿酬，都體現出當時對個人價值的重新肯定和重新利用。《中國青年》雜誌開展由‘潘曉’引起的大討論，提出‘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可以看做這一潮流的自然結果。在這個潮流中，文學與個人主義最具有天生的親緣性。……張承誌說：‘藝術就是一個人反抗全社會。’說的是哲學和美學，但個人主義者們聽來就特別順耳。‘自我’這個詞最開始在文學圈流行，後來成了青年人中一個使用頻率最高的詞。” 這無疑又從敘事主體的角度證實了當時文學領域個人主義敘事存在的巨大潛力。其實，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個人主義敘事作品數量的多寡，而在於由它們所征兆的這一敘事形態是否具備了被推上文學潮頭的必要條件？答案是否定的。需知當時個人主義常常是同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一起，被官方意識形態視作文革思想餘孽或資產階級自由化觀念流毒，因此從正麵肯定個人主義的文學作品根本不可能同“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作品一樣，能夠有條件聚攏起來形成一股合流，並在主流意識形態那裏獲得其政治合法性，這從“潘曉討論”在1983年差點被列為“清除精神汙染”就可以看得出來。更令人歎惋的是，1980年代早期的個人主義敘事不僅當時沒能成為主流文學樣式之一種，後來也沒能以個人主義敘事的名義進入各種文學史的敘述，所有這些都使得一個重要的文學史事實——新時期文學中獨立、公開的個人主義敘事的出現其實並不晚於或者說並不十分晚於“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被長期掩埋著，等待著後來者的考掘。

接下來，本文就以《窄》中的“潘曉”形象為結點，對1980年代初的某種同後來乃至今天的個人主義敘事存在諸多差異的個人主義敘事進行一次具體而微的解讀。

二、“潘曉”——那個踩在時代臨界點上的“個人”

《窄》一信的內容主要有三：

鋪墊在最前麵的是一種個體性的創傷敘事。在《窄》中，“潘曉”對自己所受創傷的表述又可分為如下幾個方麵：

1．對其個人在文革中所受苦難的回憶與追認，這與那些被當時官方意識形態所認可的”傷痕文學”的敘述基本相同——無論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的實質被新政權定性為“極右”還是“極左”，“資產階級修正主義”還是“封建主義”，其終究被視作罪魁禍首。

2．以其個人的愛情遭遇為例，對文革後人與人之間仍在繼續的互相傷害進行經驗指認與感性分析，得出現實庸俗與人性醜陋的經驗性認知。

3．對那些以共產主義話語為核心表征的集體主義信仰實施拆除手術，聲稱已看透“人生來就自私、就要競爭”的真麵目，從而覺得自己曾經有過的對“人活著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等等信念的狂熱追求是“多麽可笑”，既傳遞出一種受欺騙感，也傳遞出一種因無法徹底甩掉以往精神寄托而導致的內心分裂之苦。

很顯然，在“2”和“3”中《窄》已經同主流的“傷痕文學”分道揚鑣。

接下來是“潘曉”對“個人本位”觀念的闡釋和認同。在《窄》中，這方麵的內容表述雖然不多，但它卻構成了整封信的言語支點。其中就有那段曾經讓無數讀者為之動容的話：“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就象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成為必然的了。這大概是人的規律，也是生物進化的某種規律——是任何專橫說教都不能淹沒、不能哄騙的規律！”

躲在最後麵的內容，則是《窄》的靈魂所在。對個人主義的思想認同所帶給“潘曉”的並非從此心中一派安寧，反倒是一種發生在個人主義觀念內部的激烈衝突與掙紮：是選擇縹緲卻誘人的“偉大的事業”呢，還是選擇平庸無奇的日常生活？作為一個普普通通的青年人，“潘曉”一方麵“不甘心渾渾噩噩、吃喝玩樂了此一生”，不甘心社會把她“看成一個無足輕重的人”，因此像當時無數的文學青年一樣決心以文學作為自己的事業，試圖用作品來表明她的存在，她“拚命地抓住這惟一的精神支柱”，就像在要把她吞沒的大海裏“死死抓住一葉小舟”，另一方麵，她又對“幾張紙片就能攪動生活，影響社會”的想法深感懷疑，與此同時，日常生活的壓迫、磨損以及魅惑也時時縈繞著她——“按說，一個人有了事業，就會感到充實、快樂、有力量。可我卻不是這樣，好像我在受苦，在掙紮，在自己折磨自己。我處處想表現出自己是強者，可自知內裏是脆弱的；我工資很低，還要買大量的書和稿紙，這使我不得不幾角錢幾分錢地去算計……我有時會突然想到，我幹嘛非要搞什麽事業，苦熬自己呢？我也是一個人，我也應該有一個溫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個賢惠的妻子、慈愛的母親。”在此種種情形的交相逼迫下，某種精神上的危機不斷迸發出來：“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裏。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可我一個人已經很累了呀，仿佛隻要鬆出一口氣，就意味著徹底滅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過天主教堂的禮拜，我曾冒出過削發為尼的念頭，甚至，我想到過死……心裏真是亂極了，矛盾極了。”或許是受了寫文章應當“首尾呼應”的觀念的影響，《窄》的這個收尾又把我們又帶回到它的開頭：

“我今年23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複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回顧我走過來的路，是一段由紫紅到灰白的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絕望的曆程；一段思想長河起於無私的源頭而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曆程。”

在今天，雖然“崇高”、“偉大”、“理想主義”等等這些曾經顯得無比“堅固” 的字眼日漸頹圮，但重讀《窄》的這句開頭，依然能夠感受到某種由一個新生的自我對另一個剛剛死去的自我所發出的無限感傷與哀悼。我們知道，《窄》是一件在黃曉菊和潘禕二人來稿的基礎上經由馬笑冬之手編輯加工再經《中國青年》編輯部集體把關而成的作品，因此至少在部分創作者的群體意識或無意識層麵，它正是1980年代初的許多個人在以共產主義話語為核心表征的集體主義信仰或者共同體幻象坍塌之後，一時又找不到新的足以支撐下一段生命旅程之自我認同的產物。不過也正是在種種新的生活方式和生存觀念才剛剛冒芽，還沒有強健到足以對自我實施其精神專製的曆史性時刻，《窄》這個小小的文本讓我們看到了當代自我認同的多個故事性，以及當代個人主義敘事的多種選擇性，其中既有集體主義的信仰殘餘，也有個人主義的新政宣言。而在個人主義的新政宣言裏，也是既有個人主義之宏大敘事——“攪動生活，影響社會”的激情召喚，亦有個人主義之小敘事——“安心過好自己的小日子”的細密糾葛。其中最讓人覺得需要留神的是，在潘曉的個人主義宏大敘事願望和集體主義信仰殘餘之間，似乎還存在著某種隱秘而又曖昧的關聯。盡管潘曉在闡釋其“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的個人主義觀念時有言：“我想寫東西不是為了什麽給人民做貢獻，什麽為了四化。我是為了自我，為了自我個性的需要。”然而接下來她還是不由自主地提到了“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並且習慣性地使用了在以往文學敘述中十分常見的一個意象——“太陽”，還特別強調了其“照耀萬物”的客觀功能，似乎想借此來建構一種其個人與他者及整個世界之間的契合關係，縱觀全信，潘曉這種個人主義宏大敘事的最大動力來源似乎並非其當時的現實生活本身，而恰恰是其原有的集體主義信仰。

從過去社會主義實踐的曆史後果來看，集體主義信仰對某些個人的全方位浸潤很可能會造成其對共同體生活及其相關想象的無限向往與迷戀，如其對所謂“自我與他人同在、與萬物同在、與整個世界同在”的熱切渴望，對那種“覺得自己的命運與整體休戚相關，血肉相連”之生存感受的深度入迷等等，而統治集團用以滿足這些向往或迷戀的方式就是操持種種或虛構或真實的共同體宏大敘事，如進行鋪天蓋地的意識形態宣傳，如發動全民性的社會運動。當以共產主義話語為核心表征的集體主義信仰大廈發生坍塌之時，很多人以往那種對共同體生活的向往或迷戀心理並不會即刻便隨之坍塌，而是很有可能被帶入新一輪的自我認同過程當中。或許正是因為有了這一曆史慣性的巨大推動作用，在新一輪的自我認同之初，與以往集體主義宏大敘事尖銳對峙的個人主義小敘事才沒能迅速上升為一種普遍性的時代精神，而多是由個人主義宏大敘事擔當主角。對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借當時武漢大學大三學生趙林寫給潘曉的那封《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來加以進一步說明。趙林在其信中寫道：

“和你一樣，過去，我信仰共產主義，把犧牲自我以謀求人類的幸福當作自己生活的宗旨。我為牛虻流過眼淚，更為保爾的事跡所感動，我渴望著一種獻身於人類偉大事業的壯舉。……但是，生活很快就讓我看到了它的真麵目。……於是，我終於明白了，個人乃是世界的中心和基礎。……從此以後，我開始在薩特的存在主義和歐美文學中的超現實主義裏麵去挖掘自我，我從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尋找馬克思主義對人性的態度，我從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叔本華、尼采等人的思想中去了解社會的本質，得到很多啟示，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嶄新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也許是大逆不道的，但它卻是從我經曆的痛苦中掙紮出來的。……關於保爾的那段人生名言，我並沒有改變態度，隻是有了新的理解，一個人隻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充分認識了自我，必然使生命之光煥發得比庸庸碌碌的人更明亮；在沒有個性自覺的困惑中的悲觀厭世，必然會虛度年華。狂熱產生於遺棄自我，悲觀失望也產生於對自己估量不足。總之，一切非進取的生活態度，一切奇怪荒誕的社會行為之所以產生，根本原因就在於否定了個人(或個人主義)和自私。被發掘了的自我就是一座宏大精深的宇宙，人們將在裏麵發現無數的寶藏。快去發現自己吧，快去讓個體的能量全部釋放出來吧！……我從來就是一個進取心極強的人。和你一樣，最近我也在寫作品。我充滿了信心，非寫成功不可！我寫小說也是為了表現自己，發現個人的價值和普遍的人性，發泄內心的情緒，在外物身上打下自我的烙印。這種進取不是為了功利效果，而是為了滿足自我擴張和表現的要求。我相信自己的能力，我也相信在努力提高個人價值，充分表現自我的過程中將會產生對整個社會有利的客觀效果。因為自我和社會在發展趨向上並不是相反的。”

從趙林的以上言語中我們首先可以感受到一種所謂“自我”的話語虛構性與曆史流動性——自我並沒有什麽先驗的本質，而隻是一個個被人翻開並予以講述的故事，關鍵就看人們選擇什麽樣的版本，如何去講述了。更重要的是，在這種自我的話語虛構性與曆史流動性中，我們還可以捕獲到趙林試圖將以共產主義話語為核心表征的集體主義和西方現代個人主義縫合在一起的精神幻象。從其各自的曆史形態來看，集體主義往往不可避免地屬於一種大敘事，而個人主義則有著可以在種種大敘事與小敘事之間自由出入的變通本領，再進一步看，無論是在其經典表述還是在其通俗表述中，集體主義宏大敘事又隻能是一種同一性的宏大敘事，因為共同體本位這一不可逾越的底線決定了集體主義敘事必定需要某種“元話語”作為整個敘事大廈的地基，而個人主義宏大敘事則既可為同一性宏大敘事，亦可為差異性宏大敘事。如此看來，同一性宏大敘事恰恰構成了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一個話語交叉點，然而再加仔細辨認就會發現，由於個人本位乃個人主義不可逾越的底線，因而個人主義的同一性宏大敘事就隻能是一種自我擴張型的宏大敘事，它與集體主義中共同體本位的同一性宏大敘實可謂南轅北轍。然而趙林對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施以縫合的情形表明，在未被嚴格區分和仔細辨別的情況下，並搭乘著人類的某些精神幻想機製，僅僅外在形式相同的同一性宏大敘事就足以在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之間架起一道被“誤認”的橋梁。

這也剛好回答了：為什麽在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交接班時，那種已經被抽去集體主義內核而塞入個人主義內核的同一性宏大敘事卻被許多人想當然地當作以往集體主義的精神傳統繼承下來？為什麽以個人主義宏大敘事取締集體主義宏大敘事的行動可以不被理解為一種起義或嘩變式的革命與斷裂，而被理解為一種新的、更加科學且更加現代的繼承和發揚？在1980年代初，這種經由同一性宏大敘事的幻想性橋梁而將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連接在一起的個人絕非隻有趙林一個，而是有無數人在此思想路徑上並肩前行。譬如在當時的文學界，無論主流的或非主流的、中心的或邊緣的，安分的或叛逆的，有許多作家都熱衷於所謂人道主義的普遍立場，儼然以人民代言人自居，然而所謂“代言”一詞本身，就時常隱匿著以個人為中心的主體、對象兩分之思維定勢，又因當時正值新一輪的自我意識大覺醒，“他者”意識的極度匱乏幾乎是一種全民性的精神疾病，再加上攜帶著巨大曆史慣性的同一性宏大敘事也似乎找到了新的曆史動因，從而所謂“代言”很容易會變成一種創作主體的文學殖民行為，即完全按照自己的意誌去發現他者，診斷他者，啟蒙他者，改造他者。那時，顧城就一邊強調“新我”的誕生，強調“自己應作自己的主人走來走去”，一邊又強調願意“沿著同伴用失敗探明的航線，去發現新的大陸和天空”，強調要用自己的詩歌“去驅逐罪惡的陰影”，去“照亮蘇醒或沉睡的人們的心靈”，然而一旦個人偏執於自己的主觀想象，他的所謂“照亮”可能恰恰是一次新的欺淩與暴虐，令人遺憾和震驚的是，詩人最後用竟是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了這一點。也正是在其時，張辛欣小說《在同一地平線上》中的男主人公不時將自己勇猛紮身於社會競爭的行為闡釋為一種“純夢幻的理想在現實中變態的追求”，他認為，“不管每一個人在用什麽樣的速度、節奏活著，整個社會，跟大自然，跟生物界一樣，都被安排在生存競爭的和諧之中”，而“整個世界就在競爭中推進”，於是“個人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在這裏就被提升為一種從總體上結構社會、推動世界的核心方式，因此也就成為一種個人抵達其“與萬物同在”這一舊有理想的新穎道路。亞裏士多德雲“詩比曆史更真”，作為一個小說人物的“他”似乎挑明了其所處時代真正主流的精神狀況——1980年代初期的“能人”與“強者”們似乎更加渴望能在自我擴張、自我實現的過程中向全世界大聲傾泄一句指向某種同一性共同體幻象的宣言：

“我就是曆史！”

這便如張頤武討論王小波在1980年代的獨特性時所思及的那樣：那時的文化氛圍有一種熱忱，把一切都理解為精神解放和主體超越“異化”，是一種自我實現的結果。我們都有一種強烈的、浪漫的熱情，一種狂飆突進的狂熱。這些新的理想，替代了“文革”後已經徹底破碎的理想，這種時代氛圍其實抓住了每一個人。

但是同《窄》相比，《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又具有明顯的文本單一性特征，這也是《窄》之後幾乎所有已刊來信的共同特點。麵對“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這樣一個在人世間亙古盤桓的問題，眾人都太急於給出自己的“蓋棺定論”。好在1980年的“潘曉討論”從整體上恰恰構成一種較為民主化的對話格局，並且始終沒有出現哪一種講述個人的“故事”上升為統治型故事的跡象，這是特別值得我們珍視的地方。我們看到，在作品《窄》及整個“潘曉討論”中，一方麵是種種小敘事正在公然興起：潘曉的年輕工友們大多沉溺於以燙發、穿戴等等時尚“小情趣”為征兆的日常享樂之中，並以此作為生活的第一要義，也正因為如此，她們都覺得潘曉過於“清高”、“怪癖”；而潘曉自己也常常會萌生倒向“小日子”的衝動；上海的一位中學生則幹脆認為“人生道路就是為金錢、地位、個人幸福”。另一方麵則是與存在之整體性這個人類經典故事息息相關相關的宏大敘事也獲得了新的敘事支點——個人主義。與此同時，以共產主義話語為核心表征的集體主義雖然喪失了其一時的話語竟爭力，但作為一種信仰殘餘，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參與構成了1980年代初所特有的精神氣質。

三、一種為1980年代初個人主義敘事所特有的複雜性與掙紮

最難能可貴同時也在情理之中的是，作為整個“潘曉討論”導火索的《窄》恰恰屬於一個未完成的、非閉合性的文本，它裏麵存在著諸多不確定，諸多縫隙，諸多可能。與同時期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中的人物基本都找到了他們各自契合主流意識形態的奮鬥目標或精神旨歸不同，同時也與從“代言”角度切入對整個社會製度之疑慮的《苦戀》、《飛天》等部分“傷痕文學”作品不同，《窄》首次從單個個人的敘事角度將“文革中的個人成問題，新時期的個人也成問題”作為一個重大的精神命題提了出來，這是其尤為深刻的文學史意義。換句話說，在《窄》中，潘曉始終是作為一個“提出問題”的個人形象出現的，她的生活不僅在文革當中“成問題”，在文革後的新時期依然“成問題”，而且成的是大問題，大到對其當下的生活構成了嚴重的威脅，甚至令其簡直“無法重新生活”。

對潘曉而言，“照耀萬物”式的個人主義宏大敘事一方麵固然顯示出強大的精神召喚力，一方麵卻又沒有強大到足以讓潘曉從此能夠坦然直麵一切的地步。

首先，雖然“處處想表現出自己是強者”，但性別（女）、性格（一方麵鄙視“庸俗”，一方麵又“隨波逐流”，敏感，缺乏足夠的意誌力和自信心）、年齡（已經23歲，年齡優勢正在迅速喪失）、職業（普通職工）、學曆（中學生以下）、家族條件（至少目前沒有什麽可供調動的較大資源，且處於分裂狀態）等等因素又合力決定了潘曉在當時社會結構中的相對弱勢地位，而那種弱者不得不經受的日常生活（“我工資很低，還要買大量的書和稿紙，這使我不得不幾角錢幾分錢地去算計……”）的反複磨損難免會讓潘曉產生悲觀情緒。

其次，潘曉對自己的文學創作能力乃至文學本身的社會影響力也一直心存懷疑：“再說，我真能寫出什麽來嗎？就算是寫出來了，幾張紙片就能攪動生活，影響社會？我根本不相信。”這樣一來，個人主義宏大敘事在潘曉這裏就遇到了重大的障礙：“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裏。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

最後，似乎還有什麽未被說出的東西在《窄》中影影綽綽地波動著。前麵我們已經討論過，經由某種精神上的幻象與誤認機製，在“潘曉”及趙林等人的個人主義宏大敘事之內，恰恰殘留了集體主義宏大敘事的諸多身影，而具體到“潘曉”這裏，便是在其當下的“照耀萬物”同其以前的“人活著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這兩種願望之間，存在著某種個人試圖將過去和現在、想象與事實予以統一或者縫合的隱秘衝動。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教育與逼迫下，那種內在於個人主義話語的人與人的對峙性終究會像一柄尖刀捅入以往共同體想象的心髒——在“潘曉”當時的集體主義信仰當中，“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乃獲得個人幸福生活與存在價值的根本方式，因而自我總是懷揣著想要與他者融為一體、同獲自由解放的美好願景；而在其1980年的個人主義宏大敘事當中，個人本位觀念的絕對前置必然會將自我與他人割裂開來，此時自我要想想抵達某種與他人同在的心理效果，就隻能選擇自我無限擴張的路徑，以啟蒙、引導、幫助、改造等等自以為是的名目去征服他者、殖民他者，使他者在其表征上統一於自我，然而由於缺乏真正的愛和犧牲精神的升華與浸潤，自我與他人終究不可能實現全方位的契應與交融。

因此“潘曉”所發出的“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的焦灼之問，就至少裹挾了以下幾層意思：

1．集體主義信仰的崩潰使文革後的潘曉從此喪失了一個巨大的精神想象空間和靈魂寄寓之所，一種曾經可以被期待、被感受的生活共同體正在不斷隱沒，而留給潘曉的隻是孤獨、失望和哀悼式的懷想；

2．個人主義觀念的確認使他人首先在經驗層麵成為與“我”格格不入的異己之物，成為橫亙在“我”與世界之間的無數堵石牆，甚至成為無數座正在不斷擴張的建築，不僅擋住“我”的去路，而且蠶食“我”的生存空間，而“我”所能選擇的就隻有冷冰冰的競爭或者退縮；

3．個人主義宏大敘事的種種困難不斷朝“我”砸來，個人似乎隻剩下個人主義小敘事這一條道可以選擇，而這恰恰是“我”最不甘心接受的。

在為《潘曉討論——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寫的一則短評裏，張頤武嚐作如此反思：“現在看來，那時的‘潘曉’的想法當然是矛盾的，一方麵，她對於人生中的種種世俗的經驗有深切的失望和抨擊，並不認可那種個人的現實利益。但另一方麵，她提及的有關‘個人’的爭取成功和奮鬥的願望卻變成了後來的普遍的社會願望。在這裏可以看到兩種不同的‘現代性’的矛盾交織、衝突斷裂的複雜與微妙，也打開了後來種種巨變的閘門。”

從文學史角度看，正是以上所述構成了“潘曉”與《煩惱人生》中的“印加厚”、《一地雞毛》中的“小林”、朱文筆下的“小丁”或陳染筆下的“黛二”等個人主義者形象大不一樣的地方。在所有這些文學人物裏麵，盡管每個人於其生活當中都成問題，都有著各自的生存焦慮或精神焦慮，但稍加辨別我們就會發現，踩在1980年這個大的時代臨界點上的“潘曉”所成的問題無疑是最為遼闊、最為幽深的。她的問題是一個當代個人被扣押在集體主義敘事與個人主義敘事、宏大敘事與小敘事之臨界點上的問題，因此其中不僅僅有某個既定敘事形態內部的問題，更有各個敘事形態之間彼此衝突與縫合的問題。就此而言，潘曉就是一根界樁，一座沒有確切指向的路標。在《窄》這個小小的文本裏麵，始終包含著一些後來的文本所無法傳遞甚至無法想象的東西，並且越是遠離1980年代，這些東西就越是難以直接顯現自身。因此，當近在咫尺的《奮鬥改變命運》一書以“解密‘潘曉討論’始末”開篇，卻以逢迎當下主流時代意識形態的所謂“個人奮鬥”終局時，這種對曆史的簡化與改寫就會因其太過明顯的蓄意性和投機性而叫人生疑。

2011-5-23 16:41:25

選自“炎黃春秋”文化區

……………………

潘曉同誌的來信

《中國青年》雜誌社編輯部：

我萬沒想到，《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在第五期《中國青年》發表之後，孤寂、痛苦和絕望中的我，一下獲得了全國數以萬計同代人的關注和聲援。麵對這從未經過的場麵，我簡直找不出合適的詞句來形容我此時的心情。

是你們，一反以往社會上那些“君主”、“神父”、“長官”們慣於板起的教訓人的麵孔，帶著朋友、姐妹、兄長的熱忱向我這將被淹沒在塵埃之下的無名角落走來。是你們，將心比心，設身處地，使我終於鬆開了緊繃的雙唇，像孩子一樣不顧一切第把久藏的淚水和心聲向你們、也向這社會拋了出來。當然，它不是理智的結果，也不是預知的表明，更不是“價值論”的產物。它所以引起共鳴，是因它赤裸裸的心髒的跳動。這種珍於一切的、最真誠的心靈的交流，用任何最動人的感激之詞加以報答，都隻能是對它本身格調的貶低。然而，我不能否認，這一顆顆並沒有僵死的心髒的頑強跳動，雖不見得個個都能與我合拍，卻在事實上以它們坦白的呐喊、執著的強調、中肯的勸慰重新鼓蕩期我自認已經冷卻的血液。我那毫無顧忌的自我發泄的感情激流中，開始分離出一股雖則弱小但卻十分清晰、並初次湧動的同情感、責任感、使命感的支流。我常常捧著一封封來信：16歲的“小囚犯”、偏遠山區21歲命定的“膠皮大車的繼承人”、那麽不願意看到醜惡的正直善良的戰士，和那些用身軀鑄成理性的火炬向我走來的強者……我，在感奮和淚水中睡去，又從內疚和不安中醒來，一次一次急不可待地再奔向更多更多的心靈……

我何以回答大家呢？！

有誰踢開一塊攔路的石頭，隻是為了永遠回味那石頭的份量呢？“潘曉”不會滿足於隻做“潘曉”。此時此刻，她麵對一雙雙期待的眼睛，隻想把自己用青春和掙紮寫成的文字早日拿出來。再品品“舊生活”的苦酒，也聽聽“新生活”的招喚。用隻能以真誠為最高價值的第一次的“作品”，來驗證她所聽想象的那條唯一的出路是否存在；來驗證有人認為的這樣一種觀點：“在弊病難以避免、新舊更替的社會條件下，麵對現實，一個真正的強者並不是隻能做個可歌可泣的社會‘犧牲品’，而應該成為一個有理念、有自信、更有一套結合自身特點的最科學、最巧妙、又最現實可行的辦法的創造者。他主觀上要求改變命運，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以求更充分、更自由、更全麵第解放自我、發展自我、完善自我的願望，不僅可以，並且也隻能在客觀為別人行方便、為同類人的自然結合體－－社會－－提供需要，同時也為整個人類世界的文明進化發生自身的效力中得以最好的實現”是否存在著普遍的規律性；來驗證假使一意無視他人的存在，無視人群組合形式的存在，隻尊重自我的存在，是否必然是“越走越窄”。除此之外，我將無以麵對用最寶貴的精神食糧在命運危機中救助我的同代青年、前輩長者、後學少年……

想過去，“潘曉”曾睜著疑慮、迷惘的眼睛探索明天；講現在，“潘曉”仍睜著激奮、驚異的眼睛摸索今天；看將來，“潘曉”還會睜著冷靜、深沉的眼睛求索明天。“討論”作為一種形式，總有一天會結束，而強者心靈的追索是永遠也不會停息的！我還要說：因為我們還活著，因為我們還年輕！

在此，我也想請你們在有機會的時候，代為轉告胡喬木同誌，感謝他的關懷，使我初臨社會那種忐忑不安的心情得到了安慰。我願意經常得到那些開明長者的指教。

謝謝！

潘曉

7月24日

（以上文章均選自《中國青年》1980年第4期）

……………………

潘曉討論——20年後的聚會

即使是《中國青年》雜誌的年輕編輯，這一天也無法理解這些參加座談會的人為什麽這麽激動。就因為又提起了“潘曉”？提起了那場20年前的討論？20年，太遙遠了，那時的年輕編輯、“潘曉”的當事人、參加討論的讀者和關注著這場討論的專家如今大多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紀，可是當他們20年後在《中國青年》編輯部重新聚首的時候，漾溢在外表的激動其實是源自內心的自豪——那場大討論的意義和價值已經被曆史證實，而他們正是這場改變了多少人、或者說改變了一代人命運的“潘曉討論”的發起人、當事人、參與者……那時他們當然年輕，他們在感受著中國社會巨大變革的同時推動了一場讓人真正認識自己、意識到自我價值的思想啟蒙運動。

20年後，他們又坐在了一起。20年前創建了中國人才學的學者雷幀孝坐在一邊默默地讀著剛剛出版的《潘曉討論——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這本書，其中“潘曉”之一的黃曉菊寫的回憶文章讓他感慨不已，他說：“我覺得最高興的是今天能看見這麽多的老朋友。我一看見黃曉菊，就想到一句詩：進門莫問興衰事，察看容顏便可知。我真的為你的現狀高興，也為你的將來高興。我剛才一直在這裏躲著看你的文章，差點就流淚了。”如果不是參與者，你可能無法理解雷幀孝的這種感受；但如果你有興趣了解一下20年前中國青年的生存環境和思想氛圍，再看看20年來我們是怎樣一步步衝出思想牢籠讓每個人的個性得以自由展示的，你肯定會對這些“老青年”們肅然起敬。作為這場大討論的組織者之一、當年《中國青年》編輯部思教部主任郭楠檸說：“過去神聖的，今天也依然神聖，隻不過我們的理解更深刻，內涵更豐富。”

郭楠檸這句話說得太有時代色彩了。因為今天我們已經很少注意“神聖”這兩個字了，好像隻有在談論我們的愛情的時候會偶爾使用。20年前，這個詞卻與一代人的命運連係在了一起。但這也許不值得感歎，可能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20年前一代人的神聖追求正是為了現在一代人的自由輕鬆……

正是在一個自由與輕鬆的上午，“潘曉討論20年座談會”在《中國青年》編輯部進行著，“潘曉”的兩位主人公潘礻韋和黃曉菊再一次成為人們注意的目標。當年主持“潘曉討論”的《中國青年》編輯部的老編輯馬麗珍、馬笑冬、郭楠檸、陳漢濤、王彥君又回到了闊別多年的雜誌社，孫立平、王東成、雷幀孝、朱正琳、陸建華、盧躍剛、祝華新等專家也來到這裏，這一天是5月30日，一個沒有什麽特別之處的日子。

■黃曉菊：這本書裏的文章，基本代表了20年後我的經曆和想法，還是很真實的。

■潘(礻韋)：對於今天，我想談的更多的不應該是我個人的什麽事情。

■郭楠檸：過去神聖的，今天依然神聖。

■馬笑冬：潘曉討論所重申的實際是，每一個人自己價值的體現和個人發展是整個社會進步和發展的前提。

■朱正琳：一個人，他有可能既說真話，也說假話。關鍵在於能說。

■雷幀孝：如果你們要搞一個征文，說不定會收到幾十萬封來信，因為受這場討論影響成為人物的遍地都是。

■彭波：這場討論在中國20世紀的思想史、青運史、改革史上都應該有它的地位。

《中國青年》編輯部

《潘曉討論——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

內容提示

解密

潘曉來信是怎樣問世的？《中國青年》為什麽要發表這樣一封石破天驚的來信？幾張小小的紙片怎樣強烈地攪動了生活？胡喬木親臨《中國青年》編輯部出謀劃策；工人日報的內刊登了兩封群眾來信；《中國青年》給胡耀邦“提一點意見”；中宣部請專家幫助“看”總結；華中工學院黨委告狀；胡耀邦指示“這件事用不著再大肆翻騰”；六萬多封珍貴來信化為紙漿……

命運

潘曉討論的三個主角黃曉菊、潘礻韋、趙林20年來各自走過了怎樣的坎坷際遇？他們當前的生存境況如何？在曆盡滄桑之後他們是否有所怨懟？他們現在的人生觀念怎樣？三篇酣暢淋漓的長篇自述告訴你……

聲音

這裏是潘曉討論的原聲錄音，是感動過整整一代人的文字。這些文字帶著眼淚浸著心血，推心置腹，披肝瀝膽。它們是當年千百萬人的心聲，是六萬多封珍貴來信的精選。它們都是寫給那個叫“潘曉”的女孩的，不是情書勝似情書。那是一代中國青年思想的初戀，感天動地，轟轟烈烈……

檔案

這些材料是內幕的內幕，對於所有關心潘曉討論這一事件的人們，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也無論是出於好奇還是深入的追溯，它們或許都最具可讀和趣味。在時間麵前，曆史沒有秘密可言……

本書由《中國青年》編輯部編輯、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郵購價25元（含郵資）。郵購地址：100034北京西城區官園中國青年雜誌社群工部；電話：[phone]

……………………

潘曉討論叩問人生自講真話始

2009/09/14 01:28    來源：YNET.com 北青網  北京青年報    吳菲

■“潘曉來信”以黃曉菊（上）的經曆和思想為基礎，同時吸收了潘褘（下）來稿中一些語言和觀點  “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

1980年5月，《中國青年》雜誌一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發端了一場全國範圍的青年人生觀大討論。7個月6萬餘封來信潮湧而至，“潘曉討論”自此留名。 “那是一個民眾‘自我’意識覺醒迸發的年代，那是自下而上民間思想解放運動突進之燃點，那是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甚至有人說，是它，開啟了中國的“八十年代”。

29年過去了，“潘曉討論”，無論是發起人，還是參與者，所有當事人韶華不再，曾經的激情和共同的迷惘，以及曾為它們付出的代價，隔了這麽多年的時光和變遷看回去，渾然舊時月色，隻道尋常，卻道天涼——

今人視之平淡的獨立思考和自由表達，原來曾那麽來之不易。

■35封信一個主題

——人生苦惱困惑

1980年，馬麗珍39歲，在《中國青年》雜誌思想教育部當編輯，麵臨頭一次擔綱一個討論，急於找一個“好搞的選題”。組織“問題討論”是《中國青年》曆代編輯建立起的傳統，提重大主題、抓思潮，引導青年參與、自我教育。“老編輯告訴我，討論就是‘三部曲’：有一個好開頭；中間要引導得好；最後結尾要能把得住。就跟一個工程一樣。”

此時，馬麗珍想起抽屜裏那35封信。之前7年群工部工作延續下來的習慣，她有空還愛回去翻看讀者來信。那35封被她挑出來的信都在講同一個主題——人生苦惱困惑、看得到“人皆自私”看不到出路……選題通過了。接下來是一個多月的調研，“我們下到機關、學校、商店、工廠，在幹部、學生、教師、工人、科技人員中間做各種層次多方麵的座談、討論，同時還訪問和請教一些專家學者。”時任思教部主任的郭楠檸回憶。

馬麗珍的同事馬笑冬那年30歲，給她印象最深的是青年們的苦悶：“—次座談會上，一半以上的與會者都哭了。1980年的中國，‘文革’剛結束不久，社會充滿困惑，舊的意識形態仍主導，但懷疑和挑戰已開始。有些青年穿起了喇叭褲，社會上議論紛紛，說這是學西方的頹廢派。有些單位就在大門口設了崗，見誰穿就把褲腿剪掉。當時的中國就是這樣，沒什麽個人的事情是政府和社會不可以幹涉的，小到穿衣，中到夫妻打架、離異，大到就業、離職，全都有人管。尊重人關懷人的社會空間沒有。青年們最大的苦惱還是當時宣傳的價值觀念和現實生活距離太遠。”

一係列這樣的座談會後，“馬笑冬她們選了十多人寫稿，我是其中之一。”當年25歲的北京第五羊毛衫廠女工黃曉菊說。後來她那篇近8000字的稿子成了“潘曉來信”的主要原型。自小親情遠離、身體多病，環境絕望、多思且叛逆，“在我想寄托卻無以寄托、想傾訴卻沒聽眾、想呼喊卻聽不到回聲時，《中國青年》使我成為‘潘曉’的一員，傾吐了長期抑鬱的心聲。”

此後經年，黃曉菊坎坷曆盡，但勤思敢言的性情不改。25歲之年的那場“爆發”讓她至今感念：“回首往事，我想，那場討論的真正價值或許不在它得出了什麽結論，找到了什麽答案，而在於它第一次引發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對自我存在的重新認識。他們不再盲目地輕信灌輸、服從指令，而是醒悟到：作為一個人，一個有獨立大腦、獨立思維的人，凡事有權也應該問一個為什麽！”

■一封“潘曉來信”

——一代青年的心聲

1980年，21歲的潘禕在北京經濟學院經濟數學係上本科二年級，專業是計算機程序設計。

“又開座談會，每班都得去人，別人都上課，就我閑著，非叫我去。”“閑著”的原因，是這個身高1米87的21歲北京男生剛在1979年的最後一天喝下一整瓶濃縮來蘇水自殺未遂。臨到開會，一直對他關心有加的團委書記李慶堃把他叫出來，推進會場隔壁一間辦公室。在那裏，他第一次見到了穿列寧裝的馬麗珍。

“潘禕高、瘦，一臉緊張，兩手緊握著拳頭。一開口，滔滔不絕跟我談政治，對社會的看法、對‘文革’的不滿；講哲學，講自私是生存法則，一大套理論。那些東西如果當時拿出來，肯定人家認為他是反動的。”

最終，一如原思教部主任郭楠檸2009年的回憶，“以黃曉菊的經曆和思想為基礎，同時吸收潘褘來稿中一些較有理論特色的語言和觀點，再加上一段時間調查來的情況，由馬笑冬執筆綜合整理”出了那封“潘曉來信”，並在征得黃曉菊和潘褘二人同意後，以“潘曉”署名、《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為題，加上《編者的話》，做了《中國青年》雜誌“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討論的發端。

1980年第5期《中國青年》雜誌的封麵，是湛藍清空下的白玉蘭。

“彷徨、苦悶，相對於麻木、僵化，是一種曆史的進步”。

“人類曆史上每一次較大的社會進步前夕，差不多都發生過一場人生觀的大討論。歐洲文藝複興時期關於人性論、人道主義的討論，俄國革命前夕關於人本主義和新人生活的討論，我國五四時期關於科學、民主與人生觀的討論等等，都曾對社會的前進做出過貢獻。”

當日寫在“編輯的話”裏的這些句子，依舊鏗鏘。當日之人的壯誌和期許，也力透發黃的紙頁觸手可及。在“潘曉來信”的背頁，是“本刊評論員”文章《一代新人的崛起——談“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時代意義》，裏麵有一句話是這樣寫的——

“與其詛咒黑暗，莫如燃起明燭。”

■每天千封讀者來信

——引發全國性討論

反響超出任何人的想象。

雜誌5月11日麵世，14日就開始收到讀者參與討論的來信，17日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之後就一直保持在每天千件左右。到6月9日總計即已突破兩萬。“從郵局到雜誌社步行用不了5分鍾，過去郵遞員都背著個郵包送信。‘潘曉討論’開始後不久，就改用大郵袋了，再後來每天都用‘蹦蹦車’拉。”

“雜誌社已不能像過去按部就班運轉，社裏從各編輯室調集了一些骨幹，把過去一個堆放東西的大辦公室騰出來，還臨時雇了兩個讀者中的積極分子來幫忙看信。”“讀者送給潘曉的禮物紛至遝來，稿紙、郵票、筆記本、書、花束……樓梯下麵堆不下了，要專門騰地方來放。越來越多的青年打電話、甚至到社裏來說自己就是‘潘曉’，說信中的經曆和想法跟自己一模一樣。辦公室裏三天兩頭可見自費從不同省份來雜誌社訴說感想的讀者。”

馬麗珍接待了很多來訪者。“那期《中國青年》都傳成手抄本了。年輕人你抄給我，我抄給他，激動得不得了。一個16歲的勞改犯，因打架被判刑的，他就是看的朋友給他的手抄本。後來他保外就醫，從內蒙古坐了兩天兩夜的悶罐車過來。小夥子餓得，我先把他帶到食堂，四個二兩的大饅頭吃下去才有了點勁，坐下來慢慢說。就談談心裏話，他說：‘要為解決問題我就去檢察院了。來這兒就為《中國青年》是可以談心裏話、講真話的地方。’說完就走了。”

到8月，“熱”到了頂點。“人生意義討論”在一本雜誌裏所占篇幅由最早的8頁、16頁，增加到20頁；來稿中不斷有“異峰突起”，武漢大學曆史係三年級學生趙林一篇《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就幾乎取代“潘曉”成了後期討論的主角；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國際大通訊社紛紛聚焦；社會上甚至出現一些被指認為“潘曉”和自己冒充“潘曉”的人。

最終，為說明情況、消除誤解、以止息求見“潘曉”之風，編輯部在征得潘禕本人和黃曉菊單位領導的同意後，安排黃曉菊作為“潘曉”的代表接受了中央電視台的采訪。8月20日，《新聞聯播》後，全中國人從電視上認識了黃曉菊的臉。自此，原本是一個思想典型的“潘曉”，同生活中真實存在的一個人直接聯係在一起了。這一次“出場”帶來的意想不到的後果，讓“潘曉討論”的命運無可挽回地急轉直下了。

12月11日出版的第12期《中國青年》上，關於人生觀討論的版麵縮減到8頁。編輯部宣布發完本期後，群眾性的筆談討論結束。“潘曉討論”戛然而止。

時代影響

“潘曉”開啟了閘門各種思想得以奔湧而出

1980年，從第5期到第12期，《中國青年》關於“潘曉討論”一共編發了110多位讀者的110多篇稿件，近20萬字；討論開展的7個月裏，編輯部共收到來信來稿6萬多件，其中不少是幾十、上百青年聯名所寫，來自大學生（其中不少是研究生)的信稿尤其多；討論期間，《中國青年》的發行量由325萬急升至397萬，加之《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的跟進，共計有數千萬青年被卷進這場涉及社會倫理和人生觀的大討論中。

媒體研究者盧躍剛認為，中國新聞媒體作為真正意義上的“公器”是從80年代開始的。80年代中國新聞界的主題詞是“啟蒙社會”、“推進改革”，意識形態主要是反左，其精神特征是一些編輯、記者相當自覺地反省“假、大、空”宣傳對社會、國家、人心的危害，相對獨立地進行新聞判斷，進而推動社會進步。其中“潘曉討論”最為典型。“可以說，‘潘曉討論’是一次真正自下而上、自發的思想解放運動，是新聞媒體麵對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人，特別是青年人的精神危機作出的反應”。

“‘潘曉討論’的思想史價值被遠遠低估了。應該說，80年代的大門是‘潘曉討論’開啟的。它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有兩個：一、挑開了問題；二、培育了80年代的青年精英隊伍。”一如盧躍剛此言，“潘曉討論”參與群體“質地”之優異，至今讓馬麗珍深以為傲：“我們的討論之所以有深度，是因為實際上那個時代的精英幾乎全都參與了。”

1980年，現任湖南大學教授的雷禎孝36歲，因在國內首倡的“人才學”和“自我設計”一度影響巨大，是當時思想解放運動的組成部分。當日他參與“潘曉討論”的來稿被刊於《中國青年》第8期上，他在文中預言：“這次人生意義的討論，將導致對社會的改造。”“苦悶彷徨相對於以往的麻木僵化，已是一個曆史進步。從苦悶彷徨再前進一步，就可以進入創造。曆史上任何一次青年普遍的苦悶彷徨都造就出一批改造社會的傑出人才。五四時期的人生觀大討論如此，這次人生觀討論，也必然導致一批優秀青年起來立誌改革。”

那一年，現複旦大學圖書館館長、曆史學家葛劍雄35歲，在複旦念研究生二年級。之前他曾做過13年中學教師，“從年齡講我也是‘潘曉’這一代人，但我又比他們早了一代，因為我做過教師，還不是一般上課的老師，是負責學生管理工作，叫做‘紅衛兵輔導教師’，後來改稱團委書記。我是幫助來執行那套愚昧做法的人。別人有困惑還能發牢騷，我再困惑也得裝出另一副麵孔根據報紙上的說法來教育學生，還要有自己的‘創造’……”身曆過那種“人格分裂”的痛苦，所以對“潘曉討論”作為“異端”的價值才更為推崇：“這封信能公開發表本身就具重大意義，它顯示出當代中國的政治氣候開始寬鬆，人們可以發表與官方正統觀念不同的觀點。”“之前從出生到‘文革’結束，我們都生活在二元世界中——非黑即白，一如革命領袖告訴我們‘你要麽革命要麽就是反革命’。就像閘門裏關著一直洶湧澎湃的潮水，‘潘曉’開啟了閘門，各種思想的潮水得以奔湧而出。之後人們就慢慢開始比較能接受不同的、異端的、以前看不慣的思想。這其實是一個很艱巨的過程。”

光陰的故事

不一樣的“潘曉”一樣的人生悲欣

“潘曉”們各有各的故事，不同情節，一樣悲欣。

“一夜成名”後的黃曉菊，生活曾短暫地多出以往沒有的色彩，如頻頻被邀參與社會活動，在香山頂上跟大學生們辯論薩特、費爾巴哈，一個小她4歲的大學生崇拜者最終還成了她丈夫。但廠門口每天站著陌生人，口口聲聲說要和她談人生、談理想，讓本就覺得很頭疼的廠裏更加為難。廠子呆不下去了，輾轉過兩個她一心向往的“書多”、“讀書人多”的地方，最終還是失業。丈夫也離開了她。生下兒子後，丈夫常問她：“你不是‘潘曉’嗎？怎麽也和其他婦女沒兩樣？”

後來她沒有再結婚，把3歲的兒子送去全托後，隻身南下，在海口當過拉廣告的“記者”，在深圳幫一家日本人做家務。曾以為隻要跟“有學問的人”在一起就可以提升生命品質的天真的靈魂，在艱辛的生活中慢慢變得安穩。今天，黃曉菊已能把生活料理得和服裝生意一樣風聲水起。

趙林，武漢大學哲學係教授。1980年，趙林26歲，武大曆史係本科三年級。當日，一看到自己的來信被《中國青年》以《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為題刊出，便自知“逃無可逃”。他在給黃曉菊信中說：“由你和潘禕拉開序幕的這場大討論，很可能接下來將由我扮演主角。”果然，不僅雜誌上頓成眾矢之的，還一腳邁入到學校的各種人生觀討論的“汪洋大海”中。他一個性本靦腆、敏思訥言之人，被逼得在各種批判氣氛濃重的討論場合為捍衛自己觀點放手一搏，生生練出好辯的習慣和滔滔口才。

1981年趙林考研，據說當日他打開政治考卷一看——“你認為人的本質是自私的嗎？”他考試成績優異，卻被夢寐以求的哲學係拒之門外，因為發表的那封信。而後曆經消沉和振作，12年後他還是如願考取了武大哲學係的博士，並在2001年作為武大辯論隊主教練，帶隊登上了國際大專辯論賽亞軍的領獎席。

馬麗珍，2001年從《中國婦女報》副總編位置上退休。2000年，“潘曉討論”20周年之際，由《中國青年》編輯部編寫、彭波主編的《潘曉討論——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一書出版。59歲的馬麗珍被請去座談，見到馬麗珍，彭波笑：“‘潘曉’那年，我在北大上學，還給您投了稿的。” 時光馬不停蹄，當日青年已是《中國青年》又一任總編。

最讓人一言難盡的是潘禕。29年前一眾“潘曉”裏他年紀最小。21歲前，他的經曆單純如紙，21歲後，他經曆了被送到精神病院看病、被“自動退學”、被父母脫離關係、流浪、進監獄、離婚、打官司……

他幹過小工、裝卸工、跑腿兒打雜的編務、圖書發行、人事廣告經理、總裁助理、自由撰稿人……今天，他供職於一家電視台，有個網名叫“何必”，他那個自2003年11月以來風雨無阻每天一“博”、動輒就字數上萬的博客，以“一個人的報紙”在思想界聲名赫赫。半百之年，他仍孑然一身、腰板筆直，倔強敢言一如年輕之時，隻是當日的青蔥鬢發，一絲無存。

“潘曉討論”29周年的元旦，50歲的潘禕往博客裏貼了篇13萬字的《2008年我拒絕接受‘潘曉討論’所有采訪的前前後後》。之前之後，對“潘曉”往事再不置一詞一句。“曆史不能假設。過去我是誰無關緊要，關鍵是，現在的我是不是還能夠做些什麽！”

■供圖/馬麗珍

……………………

潘曉討論:思想解放運動的真正起點

--------------------------------------------------------------------------------

作者：彭明榜   主題： 社會倫理－個人與社會   日期：2002-05-07   閱讀330 次 

五四來臨，《中國青年》雜誌回顧了２０年前一場大討論。有人說它代表一代人的覺醒

，是中國市場經濟的精神啟蒙，它一度也險些被當作"精神汙染"的典型進行清算。它曾讓當年

千萬青年為它哭為它笑為它激動為它爭辯為它深思，也讓千萬今天的中年頻頻回首……

我敢斷定，今天仍有上百萬的人珍藏著這期雜誌！因為珍藏它，是珍藏一頁最激動自己的

青春，是珍藏一份刻骨銘心的共鳴，是珍藏一段驚濤拍岸的心旅。

那就是１９８０年５月的《中國青年》雜誌。

２０年前的那個五月，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不經意中翻開它。他們猝不及防地發現，他們翻

開了一片電場、一聲驚雷、一陣震撼……

那就是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這是一封飽含著人生

經曆的痛苦和創傷的信，那交織其中的沉重、幽怨、鬱悶、誠摯和激憤即使在今天讀來也仍然

令人動容--

我今年２３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複存在，我

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反顧我走過來的路，是一段由紫紅到灰白的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

、絕望的曆程；一段思想的長河起於無私的源頭而最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曆程。

過去，我對人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學的時候，我就聽人講過《鋼鐵是怎樣煉成

的》和《雷鋒日記》。雖然還不能完全領會，但英雄的事跡也激動得我一夜一夜睡不著覺。…

…我想，我爸爸、媽媽、外祖父都是共產黨員，我當然也相信共產主義，我將來也要入黨，這

是毫無疑義的。

在我進入小學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開始了，爾後愈演愈烈……我有些迷茫，我開始

感到周圍世界並不像以前看過的書裏所描繪的那樣誘人。我問自己，是相信書本還是相信眼睛

，是相信師長還是相信自己……

那年我初中畢業，外祖父去世了。一個和睦友愛的家庭突然變得冷酷起來，為了錢的問題

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親竟因此拒絕給我寄撫養費，使我不能繼續上學而淪為社會青年。…

…我得了一場重病。病好後……被分配在一家集體所有製的小廠裏……

我相信組織。可我給領導提了一條意見，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團的原因……我求助友誼。

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點過失時，我的一個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說的知心話悄悄寫成材料上報了

領導……我尋找愛情。我認識了一個幹部子弟。他父親受"四人幫"迫害，處境一直很慘。我把

最真摯的愛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撲在他身上……可沒想到，"四人幫"粉碎之後，他翻了身，從此

就不再理我……

我求助於人類智慧的寶庫--拚命看書。我讀了黑格爾、達爾文……巴爾紮克……大師們像

刀子一樣犀利的筆把人的本性一層層地揭開，讓我更深刻地洞見了人世間的一切醜惡。我驚歎

現實中的人與事竟和大師們所寫的如此相像……（我）看到的都是一個個葛朗台、聶赫留道夫

式的人物……在利害攸關的時刻，誰都是按照人的本能進行選擇，沒有一個真正虔誠地服從那

平日掛在嘴頭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

過去，我曾那麽狂熱地相信過'人活著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為了人民獻出生命

也在所不惜'。現在想起來又是多麽可笑！

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

就像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

已。所以我想，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

就成為必然了。

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

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裏。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可我一個人已經很累了呀……

我把這些都披露出來，並不是打算從你們那裏得到什麽良方妙藥。如果你們敢於發表它，

我倒願意讓全國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們的心是相通的……

今天的人們在讀到這封信時，或許已不以為奇。畢竟時代已經是經過改革開放大大前進了

的時代。信中講述的經曆和創痛已經屬於"昨天的故事"，信中關於人生的種種困惑和想法相對

於價值多元的現在也已不再振聾發聵，而輿論環境的大為寬鬆也已使得這封信大膽直言毫無隱

諱的表達方式不再顯得離經叛道。

但是，時光倒回２０年，在那個炎熱的五月裏，毫無任何心理準備的人們，在不經意地讀

到這封信的時候，他們的第一反應不能不令今天的人們不可思議。"觸電""感覺有一顆炸彈在

心裏爆炸""渾身顫栗""激動得流淚""恐懼"……在已經泛黃的雜誌和內部材料刊登的一封封來

信中，我讀到了大量的類似字眼。

他們不可能不感到觸電，不可能不感到有炸彈在心裏爆炸，不可能不流淚，甚至不可能不

感到恐懼--這封信太真實了。在此之前的報刊上，從來沒有過這樣真實的東西。它的痛苦、它

的對此前說教式的教育的控訴、它的對那些被奉為金科玉律的人生觀念的膽大妄為的挑戰和顛

覆、它的對一直被壓抑的自我價值的呼喚和呐喊……都讓人們震撼，同時也使人們感到了一種

宣泄的快感。而且，因為這封信，他們心底裏的某些東西正轟然崩塌，以前一直蟄伏著的某些

東西又被猛烈地震醒……

"這是一顆真實的、不加任何粉飾的信號彈，赤裸裸地打入生活，引起反響。"在所有對這

封信的比喻裏，太原讀者賀海毅的這句話最為獨特而貼切。

信號彈既已升空，一場席卷全國的人生觀大討論隨之爆發。 

 潘曉的信真是編輯部"編"的嗎？

２０年來，對於"潘曉"這封信的"出世"，一直可謂雲遮霧繞。

它是以讀者來信的形式發表的，但它真是偶然的讀者來信嗎？後來又有一種頗為流行的官

方說法，說它是《中國青年》編輯部"編"的，它真是編輯部憑空"編"的嗎？黃曉菊和潘禕兩個

毫不相幹的人怎麽變成的"潘曉"？《中國青年》為什麽要發表這樣一封石破天驚的來信？

還是回到２０年前吧。那年年初，女編輯馬麗珍感到肩上的擔子很重，編委會安排她準備

主持一個題為"怎樣看待講實惠？"的討論。頭一年，《中國青年》剛開展過一場"可不可以在

青年中提倡學習陳景潤？"的討論，社會反響不錯。所以討論一結束，編輯部就立即部署開展

下一場。當時，青年中流行著一句很有名的口號"一切向錢看"，"講實惠"成為一種時尚。"講

實惠"被作為一個討論選題定了下來。但是，在真正著手做準備的過程中，馬麗珍越來越感到

難度很大，不好引導。那時領導幹部的特殊化正是群眾議論的一個熱點，而討論"講實惠"很容

易就會牽扯到領導幹部的特殊化。她想推翻這個選題。但推翻這個選題，必須要提出新的選題

。她突然想到自己的抽屜裏有一摞信，共３５封。那是她在一個下午到群工部看來信挑出來的

，說的都是關於人生苦惱、看透了社會、找不到出路等，其中一封講述自己不斷追求並引用了

屈原名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信尤其給她留下了印象。

現任中國婦女報社副社長的馬麗珍對她正式向總編輯關誌豪提議開展人生觀討論的細節記

憶猶新。她告訴我："那時候我們在三裏屯南３０樓一單元辦公，老關和我都住三單元。那天

下午下班後，我和老關一道回家。就在從一單元到三單元的路上，我向他講了開展人生觀討論

的想法。他讓我把那３５封信給他看看。第二天，他就同意了。"

定下了人生觀討論的選題，但怎樣破題、如何著手？思教部主任郭楠檸讓馬麗珍和另一個

編輯馬笑冬作進一步調研。接下來二三個月，"二馬"每天早出晚歸，奔走於北京的機關、學校

、商店、工廠，召開各種座談會。在一次座談會上，馬笑冬認識了第五羊毛衫廠的青年女工黃

曉菊。幾次交談，她覺得黃曉菊的經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就問她願不願意毫無隱瞞地寫出來

供青年討論。黃表示同意，馬笑冬便向她約稿。

在這前後，"二馬"到北京經濟學院去開一次座談會。院團委李書記向她倆推薦了二年級學

生潘禕說，這個學生很灰，不久前剛自殺過，你們可以和他單獨談談。"二馬"於是分開行動：

馬笑冬去參加座談會，馬麗珍去和潘禕單獨交談。

或許是因為這次談話改變了自己一生的命運吧，潘禕對這一天的準確日期記得特別清楚。

現已年過不惑、應邀在"中華英才網"上主持"老潘信箱"欄目的他一開口就告訴我："那天是１

９８０年４月７日！"他和馬麗珍從下午兩點多談到六點多。開始的時候，他的情緒很激動，

說的話也很極端，把社會說得很陰暗，說話時手都在顫抖。他告訴馬麗珍，他的父母在青海支

邊，他五六歲時就被留在了北京的姨媽家，從小就遭白眼，長大點後他跟姨媽鬧翻了，自從考

上大學，就再也不回家，過年時也一個人留在學校。１９７９年春節，整個學生宿舍隻有他的

窗口亮著燈光，像是一隻鬼眼，而校園外卻是爆竹連連，他覺得活著沒有意思……馬麗珍問他

願不願意把自己的經曆和思想寫出來供青年討論，他表示了願意，並答應寫稿。由於同情他缺

乏家庭溫暖，馬麗珍邀請他星期天去她家做客。後來他真的去了馬麗珍家，受到了熱情接待。

不久，黃曉菊、潘禕的稿子分別交到了編輯部。兩相比較，潘禕的不能用，但其中一些語

言和觀點可供參考，而黃曉菊的原稿有８０００多字，分為"靈魂的鏖戰""個性的要求""眼睛

的辨認"和"心靈的惆悵"四部分，基本可用。編輯部將這兩篇稿子交給了馬笑冬，由她執筆作

最後的修改。

經過很多周折，我終於和現在複旦大學人口所任教的馬笑冬取得了聯係。馬笑冬１９８８

年出國，１９９８年在美國波士頓的東北大學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１９９９年剛回到國內。

在電話裏，她告訴我，她看了黃曉菊的稿子，就在心裏說："我的天哪，我們怎麽討論呀？"她

尤其被"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就像太陽發光首先是

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那一段驚得目瞪口呆。她說她真沒想到，黃曉菊能有這樣好的

感悟力。所以，在編輯這篇稿子的時候，她想的時間要比黃曉菊想的多得多。最後見刊的那封

信，從人生經曆和主要觀點都取自於黃曉菊的稿子，很多話是原文，潘禕的一些話也揉了進去

，還吸收了一些在座談會上聽來的語言。最後，她從黃曉菊和潘禕的名字裏各取一個字合成了

"潘曉"這個筆名。因為覺得念起來挺順，就這樣定了。至於這個名字正好是"盼曉"的諧音，純

粹是一種巧合，當時並沒有從這方麵想。

對於這封信，馬麗珍這樣評價："它實際上是一份思想典型材料，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青

年思潮，而且基本是取材於黃曉菊的來稿，吸收了潘禕的一些語言，還吸收了座談會聽來的東

西，說它是'編'出來的不符合事實。但也不能因此說黃曉菊、潘禕就是'潘曉'。'潘曉'是個思

想典型人物，不是一個真人，不能個性化。所以我當時就跟潘禕說過，在外麵誰也不要說自己

是'潘曉'。"

誰是"潘曉"？這封信算是讀者來信還是算"編"的？這些問題在當時對於編輯部來說或許壓

根兒就沒被當成問題。編輯部當時考慮的隻是，這封信反映的是不是青年典型的思潮，能不能

引發讀者的參與和思考，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社會的反響，等等。

很顯然，以編輯部要引發一場討論的目的來看，經過馬笑冬編輯的這封信是超標準地"合

格"。它既體現了一代青年經過"文革"後痛苦的精神曆程和反思的成果，而且其《懺悔錄》式

的坦誠和直言不諱的表達方式又正好與當時青年的基本情緒和思想合拍。編輯部預料到它的發

表將引起不小的轟動。在由馬笑冬起草、郭楠檸作了很大修改的《編者的話》裏，字裏行間都

流露出了將引發一場大討論的預示："像以往多次發生過的情形一樣，在人類曆史上每一次較

大的社會進步的前夕，差不多都發生過一場人生觀的大討論。歐洲文藝複興時期關於人性論、

人道主義的討論，俄國革命前夕關於人本主義和新人生活的討論，我國五四時期關於科學與人

生觀的討論等等，都曾經對社會的前進作出過貢獻。"這段話固然可以理解為對８０年代初是

"一次社會較大進步的前夕"的敏銳感覺，更傳達出編輯部對將要發起的這場人生觀討論的自信

和樂觀！

然而，曆史總是常常超乎於人們的想像。 

胡喬木親臨編輯部幫助出謀劃策

夏天總是很熱。"潘曉討論"也"熱"了一個夏天。

刊有"潘曉"的信那期雜誌是５月１１日發行，１４日編輯部就開始收到讀者參與討論的來

信，１７日上升到100件，２７日突破了千件，之後一直保持在每天１０００件左右。據６月

９日的統計，不足一個月就收到了兩萬多件。對於讀者來信的漲勢，馬笑冬在電話裏向我介紹

得很形象："開始幾天，郵局的人是用背的那種小郵包送信，不久後就改為大郵袋了，再到後

來每天都用'蹦蹦車'。"

"潘曉"的幾張紙片就這樣似乎是很輕易地卻又是猛烈地攪動了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大量來信在就人生的意義發言的同時，幾乎都對這場討論本身表示了強烈

的感激和敬佩--

"全國多少青年和潘曉一樣，在希冀著心靈的甘露，在渴望著點燃青春的炬火。"

"真實，有時雖然是醜惡的，但它要比那些粉飾和虛偽的東西有力１００倍！"

"一個誠實人的心聲，能喚起一大群誠實人的共鳴！"

"謝謝敢寫的人和允許發表的人！"

……

和這些感佩的話語一起從全國四麵八方寄來的還有許多錢和包裹，熱心的讀者們在感動和

敬佩之餘，沒有忘記向"潘曉"這個"弱女子"獻上同情和愛心。

除了感佩，許多讀者還懷有種種疑懼。他們有的懷疑發表這封信是為了引誘青年談出真實

思想，是個"圈套"；有的替"潘曉"表示擔憂；甚至還有為《中國青年》擔心的，他們說《中國

青年》弄不好要挨批判，這場討論說不定會被"圍剿"……

其實，不能說這些擔心隻是讀者的杞人憂天。社會上對這封信也並非是一片叫好，基層的

一些領導對這場討論橫加壓製，將這一期《中國青年》當成禁書，有的人甚至寫信謾罵編輯部

是"縱火犯"。把社會攪起了這麽大的波瀾，編輯部也未必沒有一些忐忑--６月１１日出版的第

６期就明顯"保守"，所發表的幾篇討論文章四平八穩地照顧各方麵的觀點，特別是侯爵良的《

"為自我"又豈能"為別人" ？》一文簡直是說教。與此同時，編輯部通過政治理論部主任李禹

興將６月１５日編印的《〈中國青年〉讀者來信摘編》直接送交中宣部長王任重，此舉可以理

解為尋求中宣部對"潘曉討論"的關注和支持。李禹興與王任重有著幾十年的編者作者之誼，他

送交的這期《讀者來信摘編》題為《〈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討論在青年中引起強烈反響

不到一個月收到來信來稿兩萬餘件》。

不過，就當時的情勢而言，所有的擔心和忐忑確實顯得有些多餘，因為在進入６月中旬後

，"潘曉討論"可謂是吉星高照。《人民日報》首先報道了《中國青年》開展人生意義討論的消

息，並在爾後的評論員文章中稱讚這一場討論"把青年思想深處的東西端了出來，進行真正同

誌式的討論，是感人至深的"。新華社在報道這場討論的盛況時也肯定"隻有了解青年，才能幫

助青年；隻有實事求是，才能解決問題"。《中國青年報》甚至將"潘曉"的信摘要發表，之後

也開展了"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的討論專欄。６月２０日，王任重在李禹興上送的《讀者

來信摘編》上批示，讓編輯部"向書記處寫一個情況反映"，並表態說"對潘曉的同情、支援表

現了我們有許多'助人為樂'的好青年！可以報道！這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好風尚的表現！"

令編輯部感到最鼓舞的是６月１８日下午，負責意識形態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在團

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胡啟立的陪同下來到了編輯部。這一天天氣很好，胡喬木的情緒也很好。

在與編輯部負責人關誌豪、郭楠檸等將近３小時的談話中，他的臉上一直掛著笑。談話結束後

，他還興致很高地和編輯部全體人員合了影。

對於這次接見，第８期《中國青年》以《胡喬木同誌關心人生意義的討論》為題作了篇幅

為一頁的披露，發表了他的幾段講話──

這個討論引起了千百萬人的關心和興趣，我也是這千百萬人中的一個。這是一場很有意義

的討論，凡是關心青年一代的成長的人都應該有興趣。

青年們都想在一個適當的氣氛中把自己的心掏出來，講講自己的經曆、苦悶、失望和希望

，尋求問題的答案。青年們講講自己的苦悶和失望沒有什麽不好，誰沒有過苦悶和失望呢？感

到苦悶和失望的青年把自己的心情講出來，這表示他們對社會究竟還是抱著希望和信任，他們

究竟還是在尋求答案，盡管許多現有的答案不能使他們滿足。青年們伸出了手，難道能夠把這

伸出的手打回去嗎？難道不應該把他們伸出的手緊緊地握住，然後再鼓勵他們拿出勇氣和信心

繼續前進嗎？

潘曉提出的問題是當前很多青年的共同問題，所以會引起這樣廣泛這樣熱烈的討論。潘曉

的問題當然要答複，但是講幹巴巴的道理不行。你要答複她和其他許多青年的問題，首先得要

同他們一道思想、感受，理解和同情他們所遭遇的一切，然後再學會說怎樣的話才能讓他們願

意聽和聽得進。

我們的社會有弊病，同時存在著同弊病作鬥爭的力量，而且這個力量已經走向上風。……

如果人們的處境比較暗淡，我們通常就沒有權利叫他們非按照快樂的調子唱歌不可。他們歎息

了，或者發些錯誤的牢騷，我們不應該惱怒，也不應該置之不理，而應該弄清楚他們這樣做的

原因，並且認真地幫助他們找到希望的所在。這裏最需要的是年長一代人的耐心和熱情。

這幾段話說得真好，入理而且動情，充滿著一個革命長者的理解和慈愛！

實際上，那個下午，胡喬木的講話遠不隻這些，而且還有許多更精彩的內容。在長長的記

錄稿中，有許多段落令我在翻閱時強烈地感到此前沒有披露出來真是遺憾。比如，他這樣不厭

其煩地為編輯部出謀劃策──

你們的討論要搞到年底，但按你們第６期的辦法，恐怕不太容易維持。你們的第四篇文章

（指《"為自我"豈能"為別人"？》），青年一看要生氣的，其他幾篇也比較抽象。最後一篇講

的是外國的。寫文章的人都沒有講到自己的經曆，沒有講到自己的事情。老發表這樣的文章就

不會引起興趣，這樣下去就等於把火澆滅了。要用自己的親身經曆說明現在的表現。比如，說

現在的人生態度是積極的，可以講。用自己的經曆證明潘曉的觀點，現在的人生態度是消極的

，也可以發一些。有的遭遇比潘曉還悲慘，有的現狀比潘曉還困難得多，有的講現在都不知道

該怎麽辦，也有的說在現實麵前絕不投降。這樣錯綜複雜，討論才會豐富，這樣就搞活了。…

…潘曉還要讓她出場，還要寫信，不能一聲不響，沉默到年底怎麽行呢？人們就會感到怪了，

有人就要寫偵探小說了。……討論要有點波瀾，中間要奇峰突起，當然不要脫離總的題目……

又比如，他對潘曉的觀點"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作了這樣的評價──

一個人主觀上為自己，客觀上為別人，在法律上、經濟上是允許的。在工廠勞動，勞動得

好，得了獎勵，受了表揚，他也為社會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個善良的公民，他客觀上是為

了別人的，因為他做的不是壞事，不是損人的。……對上述這種人不能恥笑，不能否定。但是

，它還沒有提到一定的道德水平上。……為多數人還未看到的一種理想去奮鬥，去發明，去創

造，要求付出一般人不容易付出的努力，這是對共產黨員的要求，不能拿來作為所有的人的要

求。……為個人與為別人的答案允許不同，這樣才能讓他覺得有希望。……通過討論要使多數

人弄懂一個道理，我不去侵犯別人是道德的起碼要求。為自己和為別人是可以統一的，……為

人民的利益也有為自己的一份在內……要使多數人相信我們這個社會是為了各個人的利益的，

不然共產黨幹革命、搞四化為什麽？還不是為了各個人的利益？……"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

人"不違反我們的規範。當然也要提倡遇到別人有困難要去幫助。

在這裏，他不僅肯定了"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這個口號具有的合理性，而且還提出了

道德是分層次的觀點。這在當時說來應該算是很超前的。

出於尊重胡喬木不要急於下結論的意見，《中國青年》沒有全文刊登他的這次講話，但從

這一天以後，編輯部可以說是完全按照這個講話的精神來推動討論的開展：從第７期開始，將

原來每期８頁的版麵擴大到２０頁，而且發了許多講述自己和潘曉類似或者更悲慘經曆的來稿

；第８期讓潘曉在雜誌上出了場，刊登了一封對討論表示感動的《潘曉同誌的來信》；為了使

討論"有點波瀾"，第８期還發表了武漢大學曆史係三年級學生趙林寫的《隻有自我是絕對的》

一文。這篇文章編輯部本來已收到了一段時間，此前一直壓著不敢發。結果發出來後果然起到

了"奇峰突起"的效果，趙林也因此幾乎取代潘曉成了後期討論的主角。

一天比一天地熱，時間就進入了最熱的７、８月份，"潘曉討論"也在這兩個月裏"熱"到了

頂點：中宣部編印的《宣教動態》轉發了王任重讓編輯部寫的給中央書記處的情況反映，並印

發給了出席中央宣傳工作會議的代表；編輯部的領導被邀請到各種場合去作關於討論的報告；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國際大通訊社也作了報道；國內的報刊更是報道不斷；郵局的"蹦

蹦車"每天仍源源不斷地運來讀者的來信；越來越多的讀者或打電話或直接找到編輯部要見潘

曉；社會上甚至出現了一些被別人指認為潘曉和自己冒充潘曉的人；許多新聞單位的記者成天

堵在編輯部提出直接采訪潘曉的要求……

熱！太熱了！盡管編輯部從一開始就對各新聞單位沒有隱瞞過那封信的任何事實，並一直

堅持認為潘曉隻是個思想典型人物，黃曉菊並不完全就是潘曉，但擋不住那麽多人想見潘曉的

願望，或許也想到胡喬木說過的要讓潘曉"出場"的話，編輯部在征得潘禕本人和黃曉菊單位領

導的同意後，安排黃曉菊作為潘曉的代表接受了中央電視台的采訪。

８月２０日，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播發了采訪黃曉菊的新聞。本來是作為一個思想

典型人物的潘曉這一下被具體化了，被具體化為實實在在的黃曉菊了。雖然黃曉菊在億萬觀眾

麵前對那封信作了說明，最後的表態很"正麵"也很富於哲理，甚至也成為名言被許多人傳誦：

"我們不能因為社會上存在著垃圾就像蒼蠅那樣活著！"但是，黃曉菊的這一次"出場"還是無可

挽回地使"潘曉討論"的命運發生了急轉直下的變化。

"潘曉討論"的夏天結束了……

 《中國青年》向胡耀邦"提意見"，胡喬木"很不愉快"

進入秋天的時候，"潘曉討論"成了一棵風中的樹。

９月２３日，工人日報社的內刊《情況參考》第２１２期刊登了兩封關於潘曉的群眾來信

。

第一封信題為《此種做法弊多利少──有感於潘曉上電視》，寫信人署名為"山西娘子關

電廠寧翠榮"。這封信寫道："各類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麵對她的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評論

、吹捧，使她從一個'無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國人人矚目的'風雲人物'。其實，……她所發表

的那席'價值連城'的'高論'，隻不過是絕大多數青少年心目中也同時存在著的想法，她不過是

在一個極好的時機用極好的方式表達出來罷了。……像目前這樣調動所有的輿論工具，報紙、

刊物、電視等等將它誇了又誇，吹了又吹，捧了又捧，抬了又抬，是否有些過激了呢？……懇

切希望快快刹住這股風，這種做法隻不過是弊多利少，得不償失！"

第二封信題為《鄰居眼裏的潘曉》，署名為"北京石月"。這封信先說"街坊四鄰原來不知

潘曉是誰，一看電視才知道潘曉就在自己身邊，先知其人，後聞其名，有反胃似的不舒服。"

然後列舉了黃曉菊的種種缺點……

刊登這兩封信的第２１２期《情況參考》不過隻有薄薄的４頁紙，其份量卻一點不輕。幾

天後，中宣部《宣傳要聞》第７４期轉發了這兩封信。９月３０日，胡耀邦在這一期《宣傳要

聞》上作了批示："請有關部門查查這件事，報刊、電台有個獵奇的思想，沒有解決好。……

"１０月７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聞單位參加的例會上傳達了胡耀邦的這個批示。不幾天後

，新華社編印的《國內動態清樣》第３０２８期刊登了記者徐光耀寫的《北京羊毛衫五廠負責

人談"潘曉"和她的信的問世的情況》，實際上把潘曉的信說成了"完全出於《中國青年》雜誌

編輯之手"。

為了對這兩封信和徐光耀的文章作一個回答，《中國青年》雜誌編委會於１０月３０日向

胡耀邦、王任重、朱穆之及中宣部送交了一份長達六千餘字的《關於工人日報等單位反映"潘

曉問題"的調查報告》，同時也送給了各家新聞單位。這份《調查報告》主要就"關於潘曉的信

問世的情況""關於輿論界是不是'大肆吹捧'潘曉的問題""關於潘曉上電視的問題""關於'鄰居

眼裏的潘曉'問題"進行答辯。編輯部在擺事實的基礎上堅持認為：（１）刊物上以潘曉名義發

表的那封信，主要經曆和觀點都是黃曉菊的原稿和談話中有的，編輯部隻是作了必要的整理和

刪節，這是屬於編輯的正常工作範圍，說這封信是編輯部"編"出來的不符合事實；（２）各新

聞單位對人生觀討論的報道都是從肯定鼓勵青年人嚴肅探討人生、支持宣傳工作青年工作進行

改革的角度來談的，沒有一篇宣傳過潘曉本人，也沒有對潘曉的信作過不恰當的評價，輿論界

並沒有對潘曉"大肆吹捧"。（３）黃曉菊是以一個有苦悶、有弱點而敢於說心裏話的問題提出

者的身份上電視的，那種認為一上電視就是"樹"、就得是先進青年的看法是一種誤解。（４）

經過編輯部再次調查，黃曉菊的具體情況與鄰居講的有較大出入。

需要特別提出來一說的是，這個《調查報告》有兩個細節在後來對這場討論起到了頗值得

玩味的影響。第一個細節是，為了著重說明不能挫傷青年講心裏話的熱情的重要性，《調查報

告》寫了這樣一段話："胡喬木同誌說：'青年們伸出了手，難道能夠把這伸出的手打回去嗎？

難道不應該把他們伸出的手緊緊握住，然後再鼓勵他們拿出勇氣和信心繼續前進嗎？'我們是

這樣來做的。"第二個細節是在《調查報告》的最後，總編輯關誌豪加了這樣幾句："我們對胡

耀邦同誌提一點意見，希望今後耀邦同誌不要輕易地就一些未經核實的材料作帶有實質性的批

示，以免和實際情況脫節。"

關誌豪現已年屆七旬，事隔２０年我采訪他時，他仍然脫口向我背出了這幾句話。他說：

"後來有人說我不該寫這段話，但我無怨無悔。我寫的沒錯，工人日報的《情況參考》封麵上

明明白白地寫著是'內部材料，未經核實'嘛，對未經核實的東西當然不該輕易下結論。"這份

《調查報告》送上去的第二天，關誌豪打電話給胡耀邦的秘書梁金泉，問耀邦看了沒有，什麽

態度。梁秘書回答：耀邦看了，沒說什麽，用紅鉛筆在那段話下麵畫了曲線。最後，關誌豪一

再對我說：耀邦是個好人，關鍵時候他保護了我們！

在我找到的所有資料裏，有一份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１日中國青年雜誌編委會寫給團中央

書記處書記高占祥的《關於討論胡喬木同誌講話的情況報告》。這份報告提到，編輯部聽了傳

達胡喬木同誌１２月１３日的講話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胡喬木的這個講話我沒有找到。但

從這份報告看出，胡喬木的講話有這樣一些內容：一是對《中國青年》開展人生意義討論的過

程提出了一些嚴厲的批評；二是對編輯部在《調查報告》中引用了他有關潘曉的那段話表示不

滿。他這樣批評編輯部："為了批評耀邦同誌，當然不是說總書記不能批評，用了我的話，造

成一種印象，好像我講的話是對的，他講的話是不對的，使我很不愉快。"三是批評編輯部"對

耀邦同誌的批評做得過分了"。

在這份報告的最後還透露了這樣幾條信息：在１１月２６日召開的全國思想工作座談會上

，胡耀邦對潘曉問題有此一說--"潘曉不是真潘曉，是塑造的潘曉，是兩個人的信合起來的。

"一些地方便據此將"潘曉討論"簡單地理解為"《中國青年》製造的一場大騙局"，從而已滋長

出全盤否定這場討論的趨向。《中國青年》雜誌編委會提請團中央書記處"能通過適當形式對

這場討論作出全麵的估價"，以免"這樣下去會將已經取得的好成果也否定掉"。

事實上，在討論如此被批評的情勢下，團中央書記處根本不可能通過什麽形式來作全麵的

估價了，惟一能做的隻可能是讓編輯部盡快收場，以免遭致更多更嚴重的批評。１２月１１日

，第１２期《中國青年》出版。關於人生觀討論的版麵縮減到８頁，並且宣布發完本期後，群

眾性的筆談討論結束。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第１２期所發的文章再沒有一篇是青年的討論稿

，群眾性的筆談實際上在第１１期就戛然而止了。

從第５期到第１２期，《中國青年》關於潘曉討論一共編發了１１０多位讀者的１１０多

篇稿件，約十七八萬字；在討論開展的７個月時間裏，編輯部共收到來信來稿六萬多件，其中

不少信稿是幾十、上百青年聯名寫的；討論期間，《中國青年》的發行量由３２５萬急劇上漲

到３９７萬；關注和受這場討論思想影響的青年以千百萬計……

宣布群眾的筆談討論結束容易，但宣布整個討論結束卻很難。這個難就是編輯部如何作總

結。對於討論中提出的諸多問題，無論是回答青年，回答社會，回答生活本身，還是回答種種

非議，編輯部不能沒有一個自己的觀點和態度。 

 編輯部總結《獻給人生意義的思考者》給討論畫了句號嗎？

在距宣布群眾筆談討論結束三個月之後，１９８１年第６期《中國青年》才姍姍來遲地發

表編輯部的總結文章《獻給人生意義的思考者》。這篇文章為什麽會整整拖了３個月？人們傳

說它是經過高層把關通過的，具體經過是怎麽回事？

已經從中國婦女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職位上退休的郭楠檸和她的老伴陳漢濤在家裏解答了

我的疑問。按照以往開展討論的做法，編輯部最後總是約請理論界的著名專家來寫總結文章。

但是，這次沒有哪個專家願意寫，都說這場討論涉及的問題太廣泛了，各種思想觀點太豐富複

雜，沒有親身參加過討論的全過程，很難寫這個總結。找不到專家，編輯部先決定由參與主持

潘曉討論工作的六七個人共同研究，結果人太多，想法差異太大，根本沒法統一思路。最後社

領導決定，給一個月時間，由郭楠檸和當時任文藝部副主任的陳漢濤夫婦倆開一回"夫妻店"。

 

領受了重任，郭楠檸和陳漢濤重新看了一遍討論中發表的所有文章和內部資料，又花了很

大功夫去讀馬克思的有關論述，然後梳理材料，提煉問題，明確觀點，真正是廢寢忘食地苦幹

了一個月，終於完成了１.８萬字的初稿。這篇文章分"重新探索人生意義是曆史的需要""正確

認識'人的價值'""科學地看待'公'與'私'""在振興祖國的奮鬥中開拓人生之路"四部分，其中

的第二、三部分是文章的重點，著重回答了討論中集中爭論的兩個問題。

關於如何看待"人的價值"。文章充分肯定了青年們在討論中提出的"社會應重視'人的價值

'，集體應重視'個人價值'，個人應自覺地按照社會需要提高'自我價值'"的觀點，指出：這完

全符合馬克思主義重視"人"和"人的價值"的觀點，個人實現和提高"自我價值"的關鍵是要正確

地認識和處理"自我"與社會的關係，努力使"自我"與社會達到和諧統一。

關於如何對待"公"與"私"的問題。文章認為，"公"與"私"的基本關係是既統一又對立，首

先是統一的，其次才是在一定條件下是分裂的甚至是對立的。因而，在通常情況下，"主觀為

自我，客觀為別人"是可能的，有它存在的合理性，隻有在"公"與"私"出現分裂、對立時，"主

觀為自我"才難以同時實現"客觀為別人"。"公"與"私"的問題反映在人生觀上，大致可分為高

、中、低三種層次：第一種是先公後私，公而忘私；第二種是奉公守法，勤懇勞動，養家糊口

；第三種是目中無公，惟私是圖。對這三種人生觀的態度是，信奉推廣第一種，承認和超越第

二種，反對第三種。文章特別指出了要正確對待多數人容易接受的中層次人生觀問題，強調不

能把"提倡的"當作"必須遵循的"去要求所有的人，當然也不能因為"允許存在"就反對需要"提

倡"。

總結文章寫好後，編輯部考慮到潘曉討論在社會上的巨大影響，決定送請中宣部長王任重

審閱。王任重很快批複說，稿件閱過，基本可以，請中宣部理論局再組織幾位專家幫助看看。

於是，中宣部副部長王惠德、理論局局長洪禹約請了邢賁思、汝信等五位專家與郭楠檸、陳漢

濤夫婦一起座談討論了三天。幾位專家對文稿的基本觀點和論述方式沒有提出實質性修改意見

，隻是部分專家提了一些具體表述問題。郭楠檸、陳漢濤又認真修改了一天，刪去了一些有爭

議的語句，然後再次送給王惠德副部長審閱。

應該說，這篇總結文章是得到中宣部首肯的，但其觀點和態度主要代表了編輯部的立場，

在當時形勢下已算一份難得的對潘曉討論的公正答卷。這從文章發表後引起讀者強烈反響就是

證明。《中國青年報》全文轉載了這篇總結；《人民日報》也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摘要。至此

，攪動了全國青年人心的"潘曉討論"正式結束。

  華中工學院黨委向中央告《中國青年》的狀胡耀邦批示"用不著再大肆翻騰"

雜誌上的"潘曉討論"結束了，但人們對於"潘曉討論"的討論卻餘波翻騰。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在距"潘曉討論"結束近三年以後，華中工學院黨委分別向胡耀邦等領

導人和有關部門送上一份題為《〈中國青年〉〈中國青年報〉關於人生意義討論散布大量錯誤

觀點必須澄清》的材料，並在所附的信中稱："在這次清除精神汙染中，我院黨委宣傳部和共

青團委組織幾個同誌查閱了《中國青年》和《中國青年報》１９８０年下半年開展關於人生意

義的討論發表的所有兩百多篇文章，發現這場討論散布了大量的錯誤觀點和違背四項基本原則

的言論，對青年是嚴重的精神汙染。這一討論在青年中造成的嚴重的思想混亂，至今未予澄清

。因此，建議在這次清理精神汙染中，必須對兩青年報刊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這次在青年中影

響很大的所謂'關於人生意義的討論'認真進行清理。"

《中國青年》幸甚！"潘曉討論"幸甚！幸甚的是胡耀邦施以了援手。關誌豪一再說的"耀

邦是個好人，關鍵時候保護了我們"的"關鍵時候"就是這一次。 胡耀邦於１２月１２日在

華中工學院黨委的來信上這樣批示："……青年報刊一些好心腸同誌，為了教育青年，喜歡把

一些錯誤的思想行為匯集起來，並加以係統化，然後加以評論。這種作法，過去就有。結果，

反而產生了副作用，欲益反損。但我們一些同誌不注意接受曆史教訓。這件事用不著再大肆翻

騰，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這個批示，雖然也批評《中國青年》不接受教訓，但肯定了是"好心腸"，是"欲益"，最重

要的是一言九鼎地表了態"這件事用不著再大肆翻騰"。這就使那些想"大肆翻騰"的人沒了脾氣

。

不過，逃過了被作為"精神汙染"典型的"清理"，但在內部"提高認識"的檢查卻不得不作。

此時，原社長兼總編輯關誌豪已調離，新的《中國青年》編委會承擔了向團中央書記處寫《關

於"潘曉討論"問題的檢查報告》的任務。在這份《檢查》裏，編委會自己給這場討論扣上了幾

條"罪狀"：一、把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錯誤觀點係統化了、條理化了，特別是"主觀為自己，

客觀為別人"這一提法變成了一部分人的口頭禪，造成了極壞影響；二、為個人主義思潮泛濫

開了綠燈，衝擊了共產主義教育工作，給許多地方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其他實際工作帶來了困難

；三、使一些意誌消沉的青年更加"看透了一切"，失去生活信心，走向虛無主義道路。

《檢查》對這場討論中的"平等討論""不板著麵孔訓人"也作了否定，認為這導致了"從整

個討論看，是正不壓邪，反麵文章說得有理有據，有文采，打動人心；相反，正麵文章發得不

夠，並且顯得幹巴巴的，缺少感染力、說服力。"

 "編者按"公開認錯六萬多封珍貴來信化為紙漿

這份《檢查》自然是屬於不得不自打耳光一類，而且是關起門來在"自家的大人"麵前打，

倒也不算太難堪。問題是這種關起門來自打耳光的檢討似乎並不能過關，為了消除"潘曉討論

"的影響，還須到大庭廣眾中去打給大家看看。１９８４年第１期《中國青年》發表了《"主觀

為自我，客觀為別人"錯在哪裏？》的專文。這篇專文的四個小標題分別為："主觀為自我，客

觀為別人"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的實質是個人主義；劃清個人主

義與個人利益的界限；樹立共產主義人生觀最現實。從這四個小標題就不難看出，那篇經過中

宣部把關的總結文章被推翻了。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在這篇專文前，編輯部加了一個"編者按

"公開向社會作了檢討--

１９８０年《中國青年》第5期發表了一篇署名潘曉的文章《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

……》，並以此為發端，在刊物上組織讀者開展《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的問題討論。編

輯部開展這次討論的出發點是好的，廣大青年積極參加討論的熱情也應該肯定。但是，由於我

們工作失誤，這場討論的社會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響。我們要認真吸取教訓。現

發表《"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錯在哪裏？》這篇文章，作為我們對討論引導不夠的一個彌

補。

"社會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響"！這個"編者按"就這樣對潘曉討論作了類似

於蓋棺的定性。

和這個定性一樣同為曆史遺憾的還有，那代表了千百萬社會各界人士的六萬多封信，堪稱

為文革結束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思想寶庫的六萬多封信，沒有經過任何社會學方法的處理，就被

當成"廢紙"讓造紙廠的汽車拉去化為紙漿了。在中國思想史上，以前沒有過、以後也很難再有

如此壯觀的大規模的全國討論了，尤其不會有如此豐富如此袒露的思想作為供人們研究的樣本

了……

（選自《中國青年》，本刊略有刪

節，部分小標題為本刊所加）

潘曉之一自述：哭著笑著罵著唱著走過來

黃曉菊

 生命不斷，夢不斷。我想，"潘曉"的話題也許可以結束了。但"潘曉"似的思考卻永遠不

會停止。隻要有青年，隻要有生命，人生的路無論是"寬"是"窄"，都要哭著、笑著、罵著、唱

著走下去！ 

 遭遇"討論"

２０年前，因嚴重的關節炎，我住在北京小湯山療養院。就是在那裏，我接受了《中國青

年》雜誌馬笑冬編輯的約稿：把自己對人生的思考與困惑真實地袒露。

也許，我觀察社會和生活的角度，跟我特殊的經曆有關。50年代初，我母親赴內蒙支邊。

我是她和當地一名解放軍連長的大女兒。由於營養不良，我患了小兒佝僂病，被母親送回外祖

父家撫養。自此，一歲半的我就再也沒感受過母親溫暖的懷抱、父親寬厚的肩膀。什麽是家庭

？什麽是父愛母愛？在感情和心理上我始終沒有"家"。所以，我似乎天生就沒有大多數人所謂

的"正常"，天生就有無以宣泄、無以傾注的情感缺憾，天生就有一種"叛逆"的性格和無以名狀

的"憤怒"。

同齡的好朋友對我的痛苦給予過真切的同情，但說不上理解；社會的說教空洞虛偽而令人

徒生反感；從小學五年級就趕上"文革"爆發，更沒機會從知識的海洋中汲取豁達與智慧；嚴重

的關節炎使我步履維艱；低陋的街道小廠裏與一群殘疾人為伴……這些就是我當時所處的主客

觀環境。

我曾一頭紮進文學名著以圖忘卻身邊的世界；我也曾啃過叔本華、薩特，尋求拯救的良藥

；更曾傾情地投入愛情，想被人牽引，讓心靠岸。可是，我想寄托卻無以寄托，想傾訴卻無從

傾訴……

就在這時，《中國青年》找到了我。作為"潘曉"的一員，我傾吐了長期抑鬱的心聲。雖然

那聲音並不和諧悅耳，但人們原諒了它的率真、接受了它的坦誠。

回首往事，我想，那場討論的真正價值或許不在於它找到了什麽答案，更主要的在於它第

一次打破了長期的禁錮，引發了人們對自我存在的重新認識，對自身價值的深沉思考 。

那場討論大約持續了１０個月，寄給"潘曉"的６萬多封信都由編輯部統一處理，我本人能

看到的隻是一小部分。我被深深地觸動著，很多時候讀信讀得我淚流滿麵。即使是那些指責"

潘曉"是利己主義的邊防戰士的信也讓我感動。其實，讚同或反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顆

顆心懇切而真誠。都說知音難覓，而我在"潘曉討論"這個特殊的機遇裏，覓到了很多很多！

 失業

我渴望改變環境，渴望到一個書多、讀書人多的地方去工作。雜誌社了解我的願望後，幫

助我調入了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發行部。但不久我就發覺，在這裏我並沒有被接受。我沒有可以

表現或發揮自己的可能，甚至沒有人可以交流。

很偶然地，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廣告，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資料員，我去應聘並通

過了考試。

民族所的圖書閱覽室，窗明幾淨。在那裏，雖說我幹的隻是些查書送報的活，但我自得其

樂，因為我看了不少好東西、新東西。可惜好景不長。"潘曉"之事傳入民族所後，我感覺領導

看我的眼神開始怪怪的。也許領導認為，出軌的思想和言論會對正常的工作秩序產生威脅吧？

而且，我也的確不太聽話，喜歡按自己認為對的辦。於是，當所裏實行人事製度"改革"時，頭

一個被停聘的便是我。

我的"罪狀"有若幹，大部分現在都記不得了，但其中一條似乎有"貪汙"之嫌："外單位訂

購雜誌款１９.８０元，待領導問其索要時才從抽屜裏拿出來。"（拿出來的其實是匯款單，而

不是"款"。）還有一條是"利用工作之便，超範圍訂閱雜誌，私藏好材料，並用公家複印機複

印後據為己有。"

我當然不服氣。難道那些"搞學問"的整本整本地複印材料就全是為工作需要？而我印幾篇

文章就錯到該逐出所門？況且我剛離婚隻身帶著一個３歲的兒子，沒有安身之地，從起碼的人

道來講也不至於趕淨殺絕吧？經過一番上躥下跳的申辯和抗爭，我還是失業了。

"飯碗"被打碎了。生活怎麽辦？兒子怎麽辦？我無助，我憂慮……

我把兒子送進了全托幼兒園，然後出走海南去謀我們母子的生路。這件事我不知該怎麽跟

隻有３歲的兒子解釋，便采取了一個最蠢的辦法：悄悄開溜。

在北京開往廣州的火車上，我滿腦子都是兒子那雙期盼的眼睛和揮動著的小手。至此，我

那種跟"學問人"在一起能提升自己生命品質的謬想已蕩然無存。

 漂泊

一個床位，一張"記者證"，一本電話簿，我成了《海南特區報》的"記者"。沒有工資，一

個廣告提成２５％。我背起厚重的電話簿，走進海口多雨的天氣，敲開一扇扇並不友好的公司

大門。"不搞不搞（指做廣告），走，走，走……"我像要飯的一樣被人轟出來……

記憶中，我隻做成過一次廣告。那個廣告總額５０００元，按提成比例我應得１２５０元

。但沒想到的是，當那個雲南小夥把錢遞到我手裏時，隻剩了７００元。他告訴我：公司地址

是我幫你查到的，給社裏的廣告申請表是主任教你填的……

我用自己在海南掙到的這第一筆錢買了返程票。這７００元錢不多，對我卻有"裏程碑"的

意義。它是我開始"體製外人生"後淘到的"第一桶金"。

在北京下了火車，我連行李都來不及放就衝進了幼兒園。老師告訴我：你兒子不知中了什

麽邪，公園裏揀的小石頭、小花小草、亂七八糟的東西全往鞋裏頭塞。沒收幾次，還是改不了

。有一次他把兩塊糖藏在衣袋裏化成了一疙瘩，粘得到處都是。問他為什麽藏東西，他說他要

給媽媽留著……我聽得心如刀絞。

我真的不應該再離開孩子。可是，為了我和他的生存，我必須離開。民族所發的"待聘"工

資隻限時半年，他爸爸每月給的４０元撫養費還不夠一周的入托費。除了第二次出走，我別無

選擇。我決定去深圳。

在深圳求職並不順利。開始，我想找個文化單位，但我的學曆很難邁進這一行的門檻。退

而求其次，我想找個商貿公司。可我從未搞過經營，再加上３０多歲的年齡已沒有優勢。奔波

一個多月，鞋跑爛了兩雙，我一無所獲。

怎麽辦？打道回府嗎？我開始有些動搖。正在這時，我接到一個電話："是不是你想找工

作？有個給日本人搞家的活你幹不幹？"

那一夜我徹夜未眠：來深圳前，我有過許多設想，甚至連找個羊毛衫廠重當女工的打算都

有，就是沒想到要去"搞家"。我長這麽大，沒見過一片屬於自己的屋簷，我永遠是個寄居者，

婚姻也沒有給過我一個"家"。我哪裏會"搞家"？

說實話，見工的時候我沒有多少誠意，我一肚子的不服氣。我去"搞家"？我去做日本人的

"女傭"？！

經過一個月零１２天的奔波，在我口袋裏的錢花到隻剩最後３０元的時候，我在深圳找到

了一份我從沒想到過的"工作"--在日本人TOKOLOSANG廠長家"搞家"。

在這個"家"裏，我恪守規則，每早六點起床，六點半做好"全家人"的早餐。男人們上班後

，我陪廠長的韓國籍太太索榮花去買菜；到各個政府部門辦那辦不完的手續；洗衣服；打掃房

間；操持晚飯……

我很感謝索榮花。她使我在深圳那段似乎有些荒誕的生活，變得美好、珍重而值得懷念。

白天，我們兩個女人，在"家裏"相助相依。我們不說話，因為誰也聽不懂誰，但我們可以"瘋

"可以"鬧"，可以手拉手地上街，可以輪流為對方吹幹濕發……我們連比帶劃一天忙到晚，緊

張、快樂而充實。我了解到，她是TOKOLOSANG的第四個"太太"。兩年前，TOKOLOSANG把她從她

打工的韓國工廠裏領出來，給她的媽媽買了大房子，送弟弟到日本讀書，又把她帶到了深圳。

在她的心目中，他是她的恩人她的依托。所以，２９歲的她真的深愛著５２歲、並有腿部殘疾

的他。每天夕陽西下時，她都要靜靜地站在陽台上，朝著他的汽車駛來的方向張望……她看著

她的愛情，我看著愛情中的她，我的離鄉背井、舍家別子的生活竟因之而變得美好起來。

就這樣，在一年多裏，我們每天重複著幾乎同樣的家事。回想起來，那段打工生活給了我

很有益的鍛煉。我學著索榮花的樣，一絲不苟地做好每一件小事，決不討巧懈怠。在這過程中

，我的心變得誠實，情感變得純樸，情緒變得平和。我本來不善與人相處，但我和索榮花卻非

常融洽。後來，她的離去使我第一次感到失去一個人會那麽難受……

TOKOLOSANG被他自己的老板炒了魷魚，一位台灣人接替了他的位置。這時，我犯了一個錯

誤。這個錯誤讓我至今一想起來就別扭：台灣來的黃老先生７０多歲，硬朗而充滿朝氣。他一

到住所就對我說，我知道你是TOKOLOSANG太太的朋友，我們希望你能繼續在這裏工作。我跟自

己鬥爭了兩天。我想我應該辭職，我不能背叛索榮花。可是，丟了工作，兒子怎麽養？生活怎

麽辦？那兩天過得很不是滋味，我和索榮花都回避著對方的視線。最後一個早晨，她敲門進來

，指指她的頭發然後坐到鏡前。我拿起吹風機，另一隻手托起她的濕發。我的淚水和著她發上

的水珠一起流下來……

後來，經人推薦，我在深圳廣播電台"月亮灣"熱線節目客串過一段主持人。最初，我的感

覺挺好，聽眾反應也不錯。值得自慰的是，當時我是以我的真名參與節目的，而不是以"潘曉

"。但是，時間長一點後，我自己的心理發生了障礙：撥通熱線的聽眾中女性占多數，她們在

各自的生活中遇到了種種困惑，真心指望能得到幫助；而我除了通過聽筒講些無關痛癢的話，

並不能真正為她們做些什麽。漸漸地我感到我的聲音越來越空洞、矯情。終於有一天，我對自

己說："該閉嘴了！"就在這時，北京的親戚寫信給我：你的孩子上二年級了，為了他的前途，

你還是回來親自做他的監護人吧。

１９９３年春節我回到了北京。三年"淘金"，摸摸口袋，除了每月給兒子寄回撫養費，我

總共隻剩３０００多元錢。這就是我的所有收獲嗎？不！我收獲了一個無法用錢買到的寶庫，

那就是我的被生活證明過的自信心。我終於可以對自己說：作為一個人，我完全可以憑借自身

的力量，以堂堂正正的方式掙回自己的生活，掙回一個母親的尊嚴。這一份自信就是三年"漂

泊"給予我的報酬。

 

服裝店老板

這一次，是要在自家門口重新開始了！最初，受一個熟人之邀，到他的時裝公司去搞職業

培訓。又是一個耍嘴皮的活兒，沒意思。我申請去搞業務，被派去滿世界拉"代銷貨"。由於公

司的銷售場地較偏，很難有業績。怎麽辦？我想，東西不好賣也有花色款式太陳舊的原因，弄

點時興的說不定就好賣了。我就用自己的錢，從商店買來三米五米的花布，回家加工成自己想

像中既時髦又簡單的小坎肩、一條鬆緊帶做成的最隨意的那種裙子。沒想到，有幾種款式還真

受歡迎。

然而，公司的領導不認可我這種方式，認為這樣掙"小錢兒"有損公司的形象。我於是決定

自己幹！ 西單靈鏡胡同"女人街"。在那裏，我跟一個朋友"合資"租下了我們的第一個攤

位──３８號商鋪。

因為我有八年羊毛衫廠的工作經曆，我們就先從羊毛衫開始幹。我倆進第一批毛線的錢是

從我的一個同學老劉那裏借來的。兩萬元，不多，但那是雪中送炭。記得我去取錢時真的在下

雪。老劉把錢送到我手裏時說："拿著吧，不用打條。要是打條的話我就不借給你了！"我和我

的搭檔用這筆錢購進了第一批毛線。我倆白天輪流站櫃台，晚上紮進庫房分毛線，經常是通宵

達旦。

那些日子真是少有的辛苦，少有的全情投入。記得有一年，北京下了場罕見的大雪。為了

省幾個車錢，我倆還是騎車運線。寒風裹挾著大雪迎麵撲來，打得人睜不開眼，隻好下車推著

往前走。我們兩個"雪人"一路笑著、叫著、罵著，路人看我們像兩個瘋子……

大約不到一年光景，"女人街"因招商不力，無法繼續經營。但就我倆而言，我們的第一腳

踢得不算臭。一年下來，我有了５萬元的積蓄。

１９９４年，有家大商廈招商，我和搭檔鼓起勇氣，帶著自己早期的還十分不成熟的產品

衝了進去，先代銷，接著再做自己的專櫃，居然成功了！幾年下來，命運待我還真不薄，我搞

定了一家店又一家店，在"百盛"、"藍島"、"SOGO"等大商場裏都有了專櫃……

現在，我的人生之路似乎已經"寬"多了。人們常常問我還有什麽願望，其實我的夢想還很

多：我想把我的服裝公司辦得更有模有樣；我想辦一個"單親母親協會"，讓所有無助的母親，

有一個可伸手求助的地方；我一直欠缺與他人分享生活的能力，我真誠地希望能有所改變；我

還想開一個"雕刻時藝"那樣的書吧，請朋友們常來坐坐……

生命不斷，夢不斷。我想，"潘曉"的話題也許可以結束了。但"潘曉"似的思考卻永遠不會

停止。隻要有青年，隻要有生命，人生的路無論是"寬"是"窄"，都要哭著、笑著、罵著、唱著

走下去！

（選自《中國青年》） 

……………………

潘曉之二自述：人生觀討論與我的２０年

 潘禕

２０年前我因為討論人生而被迫改變了自己人生之旅的方向和歸宿。如今，我利用互聯網

又在與那些據調查主體年齡在１８到２４歲之間的年輕人們繼續著同樣的話題。或許這是我無

法打破的一種宿命吧。

成為"潘曉"

１９８０年，我在北京經濟學院經濟數學係二年級就讀，專業是計算機程序設計。

此前，我的父母都支邊在青海省大通縣，我在北京寄居在親戚家，性格也因之而變得孤僻

乖張。考上經濟學院後我從親戚家把戶口遷到學校，徹底離開了親戚家。

１９７９年除夕夜，校園外的爆竹聲響成一片，而校內漆黑一團，隻有我在的宿舍亮著鬼

眼似的燈。那時，極度的孤獨和絕望充斥了我，整天便在雪茄煙和烈性酒裏昏昏沉沉。這樣的

狀態愈演愈烈，直至是年５月３１日晚，學校組織的第一屆"紅五月歌詠比賽"正進行得熱鬧時

，我在操場上喝下了濃縮的來蘇水……

據後來同學告訴我，係裏早就發覺我的情緒不對，派了人遠遠地盯著。看到我倒下，幾個

人飛奔過來，抬起我就往校門口跑。那天也非常湊巧，朝陽醫院外科、口腔科、職業病科都是

主任值班。後來據醫生講，如果有一個人當晚不在，我也就沒了；而且，如果不是一個在當時

還較為稀缺的大學生，也可能就不救了--因為我已停止呼吸……

如此，在經濟學院那小得可憐的校園，我的事成了一個非常事件。我也成了一個"問題"學

生。隻有校團委李書記對我很照顧，多次找我談話，對我表示理解和同情……

１９８０年４月７日午休後，輔導員程大省到宿舍找我，說是一個雜誌社想了解青年的思

想狀況，到校召開座談會，係裏讓我去參加。我到會場後，剛在門口落座，李書記就來對我說

，雜誌社的編輯要找我單獨談談，說著把我領到了會場隔壁的辦公室。裏麵笑容可掬地坐著的

，就是後來與我結下忘年之交、當時在《中國青年》社思想教育部的馬麗珍。

她說，是學校向雜誌社推薦了我，說我輕生厭世，說我的思想和我的年齡很不相稱，說我

的一些言語在青年裏具有普遍性。我先滿懷戒備地聽著她的敘述。後來就跟她胡說八道，語不

驚人死不休地直說得口幹舌燥，從下午不到兩點說到了六點多鍾。談話間，她說起她也是江蘇

人，常州和宜興挨著，我們算是老鄉了；她的女兒上初中，但外語不好，讓我業餘時間給補習

一下；我可以把她的家當成自己家，有空就到她家去，至少可以變換一下口味……

周日，我真的去她家吃了家鄉飯，補習了英語。她讓我把自己的人生觀轉變過程寫一下。

吃人家嘴短，我就寫了。

再去她家，她說，編輯部已經決定搞人生觀討論，看了我寫的那個玩藝，認為比較具有普

遍性，不知我敢不敢拿出來讓青年們討論。

死都不怕，還怕什麽討論？我說。

再去她家，她說編輯部把我的那個玩藝，連同另一個女青年的什麽文字，搞成了一篇引發

討論稿。油印的稿子在這兒，你看一看。我拿著那個油印件，到了當時在《中國財貿報》上班

的堂兄那裏，請他看了。他說，如果雜誌社發這樣的稿子，膽量不小；你在其中沒有什麽重要

位置，應該問題不大。

於是，在不久後，"潘曉"出世了。

 

"自動退學"

學校得知我參加了這場討論，變本加厲地找茬兒。程大省帶我去安定醫院作檢查。一個實

習醫生在聽了程對我病狀的描述並與我交談了不到五分鍾後，就讓我出診室，交給了程一張我

很久以後才看到的診斷證明："重型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學校據此命我休學一年，並委托我堂兄陪同我回到青海。人生觀討論開始時的那幾個月，

我在青海無所事事，隻是與黃曉菊、黃帥寫些書信聯係。

我在青海呆著，越來越感覺不對勁。暑假中，我返回北京，校方不準食宿。我白天在《中

國青年》社解決膳食，晚上像賊一樣溜回宿舍。開學後，在雜誌社幫助下，再與校方就複學展

開交涉。學校又帶我去安定醫院，找了主治醫生，這次診斷為："精神憂鬱狀態，建議試行複

學"。我走進課堂，已是１１月下旬，大半個學期過去了，可學校仍讓我跟班考試，我自然不

能考好。

１９８１年１月放寒假，我再度回青海，父母對我的情況非常焦急，背著我給我的係主任

寫了封信。２月２日，經濟學院黨組給我父母回信，大意是："我們收到你們的信，經研究同

意你們提出潘禕同學以自動退學的要求……"此後，就收到了學校關於我的退學決定。就這樣

，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學校推薦到了那場討論中，又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學校轟出了校門

。

盡管家裏告訴我，如果我不自動退學，就要被勒令退學，這樣做是為了我好。我還是很氣

憤。我對家裏說我要回北京，要再度就此事討個公道。家裏很是怕事，把參加討論說成是我無

知和衝動的結果，不希望再有什麽意外發生，希望我能留在青海就業。當時記得最清楚的一句

話就是"哪兒的黃土不埋人"。但我就像被活生生地埋了那樣憋氣。我那個從來不會認錯的家長

得知我的決定很是生氣，便宣布自此與我脫離關係。

我隻身回京，馬上就遇到了實際的問題，如食宿、學習、就業等等。開始時，我住在北京

火車站候車室。一次，我發高燒，連續三天滴水未進，更沒有食物充饑，隻是自己倒在長椅上

昏睡，到了第四天，才扶著牆到盥洗間喝了些涼水，回到那椅子上繼續坐著，直到退燒才走出

候車室。在候車室總共住了不到十天，最後一個晚間的淩晨三時許，在睡夢中被一片嘈雜驚醒

，看到幾個警察在查票。輪到我時，一個年輕的警察用電棍對我指指點點，聲色俱厲地叫我拿

票，我說沒有，他不問青紅皂白地用電棍朝我身上揮舞著，我氣急了，大聲質問他有什麽權利

打人，把整個候車室的人都吸引過來看熱鬧。帶隊的警察過來，問明我的情況，解釋了沒有票

不能在此留宿，次日起不要再來了。

此後很長一段時間，我在立交橋下坐等天明，或是在前三門高層建築裏的樓梯拐角處蜷縮

著，聽到有人來，趕緊開溜，以免被當成什麽人扭送到執法部門不明不白挨頓臭揍。

那時我每天的生活費隻有６分錢，也就能買一個火燒。餓得不行，我就到餐館裏去，等人

家吃完了，趕緊吃點剩飯剩菜。 複學的事終被當成了癡人說夢。學校的黨辦主任告訴我

，不要找經濟學院打官司，你的處理決定不是學校做出的，而是經過上邊批準的；你如果想打

官司就應該找中國青年雜誌社去打！

多年後，我父親給我看了經濟學院經數係給他的一封信，主要內容是："關於您的孩子退

學一事，已於3月12日辦理完畢。潘禕可能想不通，他曾向中宣部、教育部反映過情況，領導

上也很重視，經再三研究認為作自動退學處理比較合適……"

團中央信訪處和中國青年雜誌社馬麗珍專門為了我的事找到我在京的親戚處，請求能讓我

留宿，遭到拒絕。我的戶口萬幸還是落到了我的親戚家，但所在街道辦事處很明確地說我不能

享受待業青年的待遇，隻能與那些勞改釋放人員同等對待。 我自己隻好在某建築工地偷

偷當小工，搬磚和泥，賺取點勞務費。馬麗珍的丈夫也為我找了個夜間看大門值班的活，幹了

十幾天。最後，還是團中央、雜誌社馬麗珍與當時身為全國青聯委員的北京第一家賣大碗茶起

家的張占英聯係，為我在前門聯社安排了當裝卸工的工作，住在倉庫裏。

 

入獄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１日上午９時許，兩個表情嚴肅的男人來到我所在的前門聯社，拿出

一張傳票，讓我簽了字，然後左右夾著我上了吉普車。

我知道是為了什麽--當年五六月間的一天上午，我和司機到廣安門車站提貨，司機在我裝

完貨後去驗票時，偷了一塊放在貨場上的焊錫。車開出門後才對我說，要我為他保密並直接將

那玩藝送到了他住處附近的一個人家。中午，他叫我跟他到那個人家去拿錢，說是可以拿出一

半借給我買英文打字機。

８月份，嚴打開始，他又找到我，再次請求我為他保密，並說如果事發我們倆一起承擔責

任比一個人要輕。我那時是完全的一個法盲，又講義氣，就答應了他。

到了預審室，我就按照事先與司機的約定講了。沒曾想，卻被送進了看守所，一呆就是８

個月。

自第二次提審開始，我就將真實情況予以陳述，卻被聲色俱厲地斷定成不老實。我提出要

請律師，但法院和看守所工作人員的置若罔聞和自以為是剝奪了我依法擁有的辯護權利。

１９８４年２月２９日，我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

３月５日接判決書那天，我被叫到法院的一個辦公室。一個樣子很和藹的女人找我談話。

她說她是《北京法製報》記者，"嚴打"在這裏幫忙，受領導委托想進行犯罪調查。當我說我並

沒有犯罪時，她好像並不吃驚，隻是進行著例行的采訪。

後來，我在執行單位看到了她寫的文章，發表在１９８５年第３期《文明》雜誌，題為《

潘禕是怎樣走進"死胡同"的》。這篇文章，將我寫成個一貫自私的人，說我的進監獄完全是"

自我膨脹"的必然。

我對這種行徑很是憤怒。為此，冒著被認為是不認罪服法而受懲罰的風險，滿腔激憤又不

無偏頗地寫下了萬言書《一個在押犯的自白》，轉出來交給已落實政策回到北京的家人，希望

能找個報刊發表，證明我的清白。但是，以我家對於這種事情的慣常思路和處理方法，這份《

自白》現在還躺在我的抽屜裏。

從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到１９８４年５月，我在看守所過了八個月，其間除了接受提審時能

見到陽光，其他時間都關在屋子裏，臉色煞白。到勞改場後，又整日暴曬在陽光下，進行隊列

訓練，紀律教育，下大田幹農活。因為個高，排隊在前，我被任命為小組長，幹活要比別人更

多些。後來，因為勞改態度尚可，又算個知識分子，我被調到勞改場教研組，給犯人教初中和

高中數學。

教學中我意識到了作為培訓者的我接受培訓的重要性，便尋了個北京人文函授大學，請家

人報了名，在獄中開始了該校法律係的學習，並在1987年取得了結業證書。

服刑期間，我與世隔絕，隻是從書報上感知社會，以致於刑期將滿時，我非常恐懼於即將

出獄。我擔心自己會像一個傻子那樣隻是個時代和潮流的局外人。

 

 出獄之後

１９８７年４月１０日，我邁出了監獄。

我從父母口中得知，他們在我出來之前很久就著手聯係我的就業，但難度非常大，隻為我

找到了些抄寫信封的活在家裏幹，每個信封１到２分錢。

我的第一份外出工作的機會，又是馬麗珍給找的。她這時已在中國婦女雜誌社工作，她的

一個同事的愛人在中國農科院就職，幫我找了一份給實驗室刷瓶子的活，１個１分錢。

我的第二份工作還是馬麗珍給找的。當年曾參加人生觀討論的一個人此時在《走向未來》

叢書的編委會裏負責，我被介紹去做些跑腿打雜之類的編務。

１９８８年，我結識了校友賈湛。他在北京當時很有名氣的某函授學校任職，並與一群人

在搞《２０世紀文庫》《現代文化叢書》等學術譯著。我加入了其中。後來，他自己搞了個企

業管理研究所，主要出版《企業家叢書》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著作叢書》。我在獄中讀

的大量書籍此時派上了用場。我被指定為叢書的編委，雖然報酬很可憐，但畢竟是興趣所在。

這樣，經過一年的努力，我從抄信封度日涉足進了文化圈。在企管所的兩三年中，我最自得的

業績是，從一個搞發行的門外漢，愣把一本４００萬字的《中國勞動人事百科全書》發行了１

０萬冊。

１９９１年後的幾年，我先後在原《中國青年》總編輯關誌豪退休後辦的《科技經濟縱橫

》、人民日報文藝部辦的《大地》、新華社辦的《中國名牌》等雜誌社做過發行負責人，但由

於種種原因，皆非順心如意。離開發行這一行後，我開始在各種官辦的、民辦的、合資的公司

間頻繁跳槽，管過人事招聘，當過廣告經理，做過副總、總裁助理等等，學到了些現代公司運

作的知識。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曾在一個假合資公司做過總裁助理。在此的經曆給我留下了難以磨

滅的感觸。我後來給很多報紙寫稿，曾寫過關於能不能和老板交朋友、與老板共事的原則、朋

友能不能一起共事等文章，其靈感和體會大多來源於此。

１９９８年，很偶然的機會，我結識了北京做人力資源的一幫編輯記者。開始時，我隻是

幫他們在電台做些人才節目，而後就更廣泛地為他們寫些這方麵的稿子。不知不覺中，我就很

不情願地成了一個自由撰稿人。而我過去不經意間從事的招聘麵試工作的經驗以及自己四麵八

方去求職的經曆倒為我在這一行說三道四提供了很感性的素材，傻嗬嗬地我又成了個冒牌的人

力資源專家。今年，因為朋友去了中華英才網，我便應邀在那上麵開了個"老潘信箱"，回答求

職者和職場中人的各種問題……

２０年前我因為討論人生而被迫改變了自己人生之旅的方向和歸宿。如今，我利用互聯網

又在與那些據調查主體年齡在１８到２４歲之間的年輕人們繼續著同樣的話題。或許這是我無

法打破的一種宿命吧。

（選自《中國青年》）

┈┈┈┈┈┈┈┈┈┈┈┈┈┈┈┈┈┈┈┈┈┈┈┈┈┈┈┈┈┈┈┈

   作 者： 彭明榜.

   來 源：

……………………

社論/言論/天下事 14/05/2000 

中國青年思想啟蒙20周年

——“潘曉討論”曾觸動千萬中國青年神經

--------------------------------------------------------------------------------

● 周銳鵬（北京特派員）

2000年的5月，35歲以上的中國知識青年和壯年人會共同紀念什麽日子？

“五四運動”81周年？不，他們心裏想得最多的可能是20年前的那場“潘曉討論”——一件不再出現於重要官方媒體但卻曾經觸動千萬中國青年神經、足足影響了一整代人的事。

當年的“始作俑者”《中國青年》雜誌，在最新一期裏大篇幅紀念“潘曉討論”20周年，標題是：《新時期的思想啟蒙》！

許多人隻知道中國1978年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打開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其實，1980年《中國青年》幾名年輕人以筆名帶動的“潘曉討論”，更是深遠地影響了“文化大革命”後陷於思想迷茫的數以千萬計中國青年。

那場討論，始於《中國青年》一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

那是1980年的中國，是每一個人都必須“學習雷鋒”的年代。“人生的路越走越窄”？這樣“灰暗”的話公然出現在刊物上，曾讓許多人驚嚇得目瞪口呆。

當年的“23歲女青年潘曉”在那封向編輯訴苦的信裏說：“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裏……”

潘曉曾經“對人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曾經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雷鋒日記》的英雄事跡“激動得一夜一夜睡不著覺”。

潘曉在信裏說，她“當然也相信共產主義”，“將來也要入黨，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在我進入小學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開始了，爾後愈演愈烈……我有些迷茫，我開始感到周圍世界並不像以前看過的書裏所描繪的那樣誘人……”

初中畢業的潘曉發覺家庭突然變得“冷酷”起來，會“為了錢的問題吵翻了天”。

因為“母親拒絕寄撫養費”，潘曉不能繼續上學，被分配到一家集體所有製的小廠裏。

她說：“我相信組織。可我給領導提了一條意見，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團（共青團）的原因……我求助友誼。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點過失時，我的一個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說的知心話悄悄寫成材料上報了領導……我尋找愛情。我認識了一個幹部子弟。他父親受‘四人幫’迫害，處境一直很慘……可沒想到，‘四人幫’粉碎之後，他翻了身，從此就不再理我……”

“為了尋求人生意義的答案，我請教了……可沒有一個答案使我滿意。如說為革命，顯得太空不著實際，況且我對那些說教再也不想聽了……”

“過去，我曾那麽狂熱地相信過‘人活著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為了人民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現在想起來又是多麽可笑！”

20年前的《中國青年》發表了這樣一封“離經叛道”的信，並且圍繞著這封信展開了討論。

20年後的今天，《中國青年》人生版主編彭明榜執筆寫紀念文說，當年毫無心理準備的人們讀到那封信的時候，第一個反應是“觸電”、“感覺有一顆炸彈在心裏爆炸”、“渾身顫栗”、“激動得流淚”……。

1980年5月11日《中國青年》發表“潘曉”的信後，讀者來信就源源而來。開始幾天，郵差是背小郵包送信，不久就改用大郵袋，再到後來，每天都用“蹦蹦車”（老舊的車）。

當年的《中國青年》從第5期到第12期，關於“潘曉”的討論一共編發了110位讀者的110篇來信來稿，十七八萬字。那隻是6萬多件來信來稿中的一小部分。

那時的《中國青年》發行量也從325萬本激增到將近400萬本。

潘曉有一句話，更成了那個時代中國青年的口頭禪：“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

當年在《中國青年報》工作、現任《人民日報》評論員的馬立誠寫文章說，當時“文革”剛結束不久，假話大話空話已經把耳朵磨出繭子，大部分人都陷入麻木僵化中。“潘曉討論”有如一塊天外巨石砰地落入水中，強大的衝擊攪得全國青年心潮起伏。

但“潘曉討論”並不是給每個人都帶來光明。憤怒的批評出現在一些機關的“內參”裏；檢舉信湧向中共中宣部、黨中央。

從那場討論的旋風中走過來的人回憶當年事說，是胡耀邦在關鍵時候“保護了我們”。

胡耀邦在“真理標準大討論”中是鄧小平的先鋒大將，立了大功，被重用主管宣傳。

即使在“潘曉討論”結束3年以後的1983年12月，華中工學院的黨委還向胡耀邦等中央領導人檢舉“潘曉討論”，表示要“清除精神汙染”。

而“潘曉討論”能逃過被作為“精神汙染”典型“清理”掉，是幸得胡耀邦的批示：“這件事用不著再大肆翻騰，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不過，由於巨大的壓力，1984年1月的《中國青年》雜誌還是發表了“檢討”，自認“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響”。

造成不良的影響？

從“潘曉討論”中成長起來、今天的《中國青年報》策劃部副主任盧躍剛可不是這麽看。恰恰相反，盧躍剛說，“潘曉討論”是一場真正的思想解放運動。

他說，“真理標準大討論”更像一場政治運動，是為了具體的政治目的服務的，而“潘曉討論”則以青年、以民間社會為主體，全社會參與，沒有組織領導，沒有動員大會，沒有空洞的口號。

“中國改革的真正的思想啟蒙，來自於‘潘曉討論’。”盧躍剛說：“因為這場討論所涉及的哲學、倫理學、文化學等方麵的問題，更具有啟蒙的特征，更具有思想史的特征。”

他說，60年代初期，《中國青年》雜誌曾推出一個影響全體中國人的“英模”——雷鋒。雷鋒是在斯大林式的專製體製下製造出來的“共產主義道德楷模”。80年代的“潘曉”則恰恰是對雷鋒的大否定。

毛澤東為《中國青年》雜誌社題詞時發出了“向雷鋒同誌學習”的指示，隨後林彪題詞：“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緊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卷起了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的狂風，也埋下了“文革”的種子。而“潘曉”則喚醒在文革後精神迷惘的青年人重新認識“自我”。

策劃這次紀念活動的《中國青年》人生版主編彭明榜說，當年不少人因為積極參與那場與“盼曉”諧音的討論而使自己的前程受到程度不同的不利影響。

即使20年後的今天重提“潘曉討論”也並不是沒有障礙。他們在策劃和修改有關紀念文章時，必須發揮“拔釘子”的技巧——將文章中有可能引起權威人士反感的觀點一一刪去。

有趣的是，如今的年輕人已很少很少為“潘曉”遭遇的問題而迷惘無助。

彭明榜說，正是當年“潘曉討論”的思想啟蒙為今天的青年擁有“更自由的價值取向”掃清了障礙。

他說，“潘曉討論”是中國期刊史上的一個傳奇，是中國思想史上一闕回聲不斷的絕唱。

……………………

生的路從“越走越窄”到“越走越寬”

潘曉 被一場大討論改變的人生

新京報 發布時間: 2008-06-12 作者:武雲溥 劉娜

1980年的她，是北京第五羊毛衫廠流水線上的一名青年女工，忍受著關節炎的病痛折磨，心煩意亂。2008年6月，黃曉菊坐在複興門百盛樓下的星巴克裏，慢慢喝一杯黑咖啡，朗聲談笑。她經營自己的服裝生意，一度把專櫃開進北京的多家大商場。她喜歡談心愛的兒子，“我希望他做一頭聰明的毛驢，可他想做一隻快樂的兔子。”黃曉菊說，“意思就是毛驢要幹活，要負責任，兔子吃完就睡，不用為了什麽去辛苦奮鬥———這就是我跟我兒子的根本衝突。”

人生的意義，想明白了嗎？

“哪能想明白啊？”黃曉菊擺手說，“隻不過現在感覺好些，不像年輕時候那麽焦灼了。”她笑了：“這是一個永恒的問題。”

黃曉菊，1955年生，原北京第五羊毛衫廠工人，做過記者、家政、銷售員等多種工作，現經營某服裝公司。1980年受邀為《中國青年》雜誌寫稿，是《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的兩位執筆人之一，該文引發了轟動一時的“人生觀大討論”，作者化名“潘曉”也廣為人知，成為一代青年的代言人。

C14-C15版采寫/本報記者 武雲溥  實習生 劉娜

攝影/本報記者 孫純霞

1 走出體製圍籬

1980年，黃曉菊一夜成名。

如火如荼的“人生觀大討論”持續了半年，就在爭議和壓力之下草草收尾。9月23日，工人日報社內刊《情況參考》第212期刊登了兩封群眾來信，指黃曉菊“在生活中‘主觀為自己’是做到了，‘客觀為他人’還差得很遠”。有關部門認為關於這場討論的報導有獵奇思想，批示調查。12月，華中工學院黨委向中央有關部門送上一份材料，指《中國青年》和《中國青年報》這場關於人生意義的討論“散布大量錯誤觀點”、“必須澄清”。於是當年第12期《中國青年》就減少了關於這場討論的版麵，宣布“到此結束”。

黃曉菊又從雲端摔回地麵。

她換了工作，從工廠調到出版社。“在廠領導看來，我做的這些事跟工作沒有關係，政治上也不安全，搞不好就會出事。”黃曉菊說，在《中國青年》雜誌社的協調下，她來到中國青年出版社，在發行部做一些賣書、運書的工作，沒有正式編製。“起初感覺還挺好，慢慢就反應過來，我被擱置在主流工作之外了，別說重用，連平等尊重都沒有。”一怒之下，她辭了工作，又去應聘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圖書資料員。“我還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那些知識分子不了解我，也沒機會跟我說話。”她平時管理圖書、剪剪報紙，偶爾和幾個差不多大的同事聊聊人生，居然也被別人看在眼裏，閑言碎語隨風而來。“領導私底下就跟大家說，你們別和那個黃曉菊在一起。我挺不明白的，和我在一起怎麽啦？”黃曉菊鬱悶地說。

最終她還是沒有保住這份工作。趕上體製改革，單位找了個借口，停聘黃曉菊。“先停聘，給你三個月時間找工作，三個月之後如果沒地方去，就變成解聘了。”

丈夫也在這時提出離婚，留下3歲的兒子給她撫養。

“特別傷心，特別絕望。”黃曉菊說，“我當時就賭了一口氣———離開你們，我照樣能活。”

1988年，黃曉菊把兒子送進全托幼兒園，隻身南下海南。

（下轉C15版）

2 南下闖世界

（上接C14版）

“我都已經不想再重複這些事情了。”黃曉菊兩手一攤，“你看，一不小心又講了一遍。”

海南沒有黃曉菊認識的人，她曾經的知名度也不管用，人們隻關心自己的荷包又鼓了多少。“租最便宜的房子，經常搬家，有時住在剛蓋好的樓裏，整座大樓就我一個人，晚上嚇得夠嗆。”幾經周折，黃曉菊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海南特區報》的“記者”———說是記者，其實是拉廣告的業務員，她手裏隻有一張“記者證”和一本厚厚的電話簿，每天硬著頭皮去敲一家又一家公司的門。沒有底薪，拉到一個廣告，就有25%的提成，黃曉菊經常被人像打發乞丐一樣轟出來。

“可能還是抹不開麵子。”黃曉菊分析自己失敗的廣告業務員生涯：“莫名其妙的那種尊嚴感，就覺得哪怕談不成生意，你也得尊重我，別不理我，有倆臭錢就拿人不當人。”她隻拉到過一筆廣告，總額5000元，應得提成1250元，不料報社裏的各路神仙雁過拔毛，最後到黃曉菊手裏的隻剩700元，這就是她在海南淘到的“第一桶金”。“這報紙沒有什麽文章，全是廣告，還有很多人爭搶，你一塊我一塊地劃分勢力範圍。”黃曉菊覺得很沒勁，就從這700塊錢裏抽出幾張，買了回北京的火車票。

回來之後她又犯難了。“我想我這是幹嗎呢，不就是為了掙錢養孩子嗎？”體製內的單位已無容身之地，黃曉菊隻能重返南方，這次她選擇了深圳。

“還是沒有合適的工作，高不成低不就。”黃曉菊咬咬牙，心想孩子等著交入托費，無論如何，不能再空著手回去，“就是掃大街，給我一把笤帚我也會去。”

她沒有去掃大街，在身上隻剩最後30塊錢的時候，找到了一份家政工作。雇主是個開工廠的日本老板，黃曉菊的工作除了做家務，主要是陪著老板的韓國太太打發時間。“我能跟她聊，一塊兒上街買東西，關係很融洽。”這份工做了一年多，經人介紹，黃曉菊又到深圳廣播電台去客串熱線節目主持人，每天解答五花八門的生活問題。“時間一長，自己心理有障礙了，我隻能講些無關痛癢的話，並不能真正幫到他們。”

這時，黃曉菊的兒子該上小學二年級了，為了照顧孩子成長，1993年春節，黃曉菊回到北京。“摸摸口袋，總共隻剩三千多塊錢。”

3 人生的路越走越寬

“我在百盛堅持了九年，這點很驕傲，當年同時進場的許多人，我是最晚撤出來的。”服裝公司老板黃曉菊說。

她的生意起步，也是偶然。回到北京後，有熟人介紹黃曉菊去一家服裝公司搞培訓，她覺得“耍嘴皮子”沒意思，轉去做銷售。“我在廣東陪那個韓國太太逛街，知道什麽樣的衣服才叫時髦。”黃曉菊進來的貨，很受顧客歡迎，她還有一副伶牙俐齒，總能說得客人動心。“在我的賣場裏，我能把一個原本特別抗拒這些衣服的人，幾句話說得服服帖帖，我拿哪件他穿哪件。”生意越來越好，黃曉菊的信心也越來越足，後來她幹脆自己創業，找朋友借了兩萬塊錢，在西單租下了第一個攤位，專賣羊毛衫。

曾經在羊毛衫廠工作八年的黃曉菊，做這行熟門熟路，辛苦一年下來，就有了5萬元的積蓄。她趁機擴大陣地，把朋友經營不善的服裝公司接手過來，先做代銷，繼而做專櫃，逐步進駐百盛、藍島、SOGO等十幾個商場。“商場裏那些管理人員黑著呢，經常要請他們吃吃喝喝，不然就把你的櫃台安排到很偏僻的位置。”黃曉菊不勝其煩，幹脆雇了一個人，專門負責這類應酬。“還是我中學時候的一個老師，脾氣好，願吃願喝願意挨罵，我就讓他替我去應付那些人。”黃曉菊笑說，想花錢買清靜，結果也清靜不了，自己的櫃台最後被轟到廁所邊上。“實在忍無可忍，我就不幹了。”

“不做服裝生意了？”記者問。

“櫃台都撤了，還剩一個小店，處理完舊貨，我就不想幹了。”黃曉菊說。

十幾年打拚下來，她覺得有些疲憊，是時候享受生活了。

“我去保利劇院看雲門舞集，特別喜歡，那是用肢體藝術表達對人生的感悟。”黃曉菊侃侃而談，“前陣子還看了金星的《上海探戈》，我還去後台找金星聊，很有意思。我還會揪著兒子陪我去798，看那些行為藝術，我天生喜歡奇怪的、新鮮的東西。”

“你兒子會不會覺得，媽媽太新潮了？”

聽到這個問題，黃曉菊哈哈笑：

“他跟我說，這太正常了，媽媽你就應該這樣———因為你是‘潘曉’。”

黃曉菊：理想職業是記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 來源:新京報 發布時間: 2008-06-12 作者:

■ 對話

新京報：你這種“懷疑人生”的性格，是怎麽形成的？

黃曉菊：可能是讀外國小說讀的吧，現在的年輕人會覺得讀《紅與黑》、《約翰•克裏斯多夫》那麽厚的書，多傻啊。即便在八十年代，這些書也不會幫你入團入黨，不會讓領導對你有個好看法，可是你內心會發生微妙的變化。比方說《簡•愛》，我覺得它首先強調了人的尊嚴，然後才是女人的尊嚴。

新京報：當時讀《簡•愛》，首先因為是個愛情故事吧？

黃曉菊：對，當然愛情很吸引人，但我還是讀出，愛情中也要相互尊重。

新京報：在當時的環境下，你感到不受尊重。

黃曉菊：根本就沒有個人的位置，所有人都歸於一種思想的指導，你隻知道自己是集體中的一顆螺絲釘，螺絲釘就不是人啊。我又不融入任何集體，生活再艱難也隻能自己扛著。

新京報：現在的年輕人倒是更張揚自我意識了，你能理解嗎？

黃曉菊：我跟我兒子的分歧就在這裏，兩代人的區別太大了，主要是思想背景不一樣。現在年輕人真是挺實際的。

新京報：但他們會有另外的困惑。

黃曉菊：對，所以我承認這種區別，並且尊重他們。沒有人給他們灌輸思想，可能會更接近人的本性。我不認為我的人生觀多麽正確多麽優秀，我總是不能融入主流社會，不想讓孩子也這麽另類。

新京報：你覺得人生還是有遺憾？

黃曉菊：遺憾就是沒有接受係統的文化教育，我不否認讀書的作用。如果是老虎，給它倆翅膀，保證如虎添翼。所謂“讀書無用”是講，如果是貓，添了翼也沒用。

新京報：現在的生活狀態你滿意嗎？比如，你幹過很多工作，現在做生意符合你的理想嗎？

黃曉菊：生活還好，至少我能養活自己，也能給孩子創造一個較好的環境。但職業上一直沒有實現理想———我理想的職業就是你這種，當個記者。我覺得我有特別好的表達和溝通能力，嘴皮子利索。

新京報：那你這麽好的溝通能力，為什麽以前在單位裏就待不下去？

黃曉菊：我不喜歡那些人，事兒吧唧的，為評個職稱什麽的勾心鬥角。我老是頂撞領導，那些特別規矩、想追求進步的人，也就不喜歡我。領導也拿我沒辦法，我就是不妥協。

新京報：你就沒有為什麽事情妥協過？

黃曉菊：有啊，我為了養育我的孩子，做了很大的妥協。

……………………

三 思想解放推動了社會變化           

       

------      中國詩壇大爆炸

       

黃          由1979年開始，延續到1980年，就像有個蒙麵容突然闖入一個和諧的家庭一

        樣、一批令文學界驚駭萬狀的“誰也讀不懂的”嚎隴詩登上了中國詩壇。

 金    

            這是思想解放的大潮在文學界的湧動，也可以說是中國詩歌的一次解放。

  書   

            今天的讀者對膝隴詩習焉己久不以為怪了。但當時的詩壇猶如發生了一場大爆

   屋   炸一般。人們把這些詩稱為“古怪詩”、“難懂詩”。

       

            詩人、評論家、編輯，還有大學生們，互相之間為這個蒙麵容爭論不休大動肝

------  火，甚至多年的熟人已夕之間怒目相向幾揮老拳。

       

黃          驚喜、唾罵、自豪、破滅、作壁上觀……在中國詩歌史上，還從來沒有這樣五

        花八門的猛烈放射。幾乎全國所有報紙都卷入了感情衝動的大辯論。這是十一屆三

 金     中全會之後，中國文學界規模最大也最為激烈的爭淪。

       

  書        其實，這股新詩潮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就開始醞釀了。一批出生於40年代未

        50年代初的青年，嚐試著用象征的詩歌樣式表達自己的苦悶、思考和反抗。如北島

   屋   （趙振開）的《回答》寫於1976年4月。舒婷的《珠貝——大海的眼淚》完成於

        1975年11月。

       

------      1979年，在揭露“四人幫”的詩歌熱潮中，（詩刊）於3月號發表了北島的

        《回答》。這首詩以象征主義的認知方式和創作方法。

黃     

            以它的開放式散射結構，以它的叛逆精神，使讀者感到陌生和震撼：’卑鄙是

 金     卑鄙者的通行證。

       

  書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屋       看吧，那鍍金的天空中。

       

            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

------ 

            冰川紀過去了，為什麽到處都是冰淩？好望角發現了，為什麽死海裏幹帆相

黃      競？我來到這個世界上。

       

 金         隻帶著紙、繩索和身影，。

       

  書        為了在審判之前。

       

   屋       宣讀那被判決了的聲音。

       

            告訴你吧，世界。

------ 

            我一不一相一”信！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

黃      名。

       

 金         我不相信天是藍的。

       

  書        我不相信雷的回聲，我不相信夢是假的。

       

   屋       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如果海洋注定要決堤，。

------ 

            就讓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陸地要上升，就讓人類重新選擇生存的峰

黃      頂。

       

 金         新的轉機和閃閃的星鬥。

       

  書        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

       

   屋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

------ 

            這首詩用強烈的意象組合，表達了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苦悶、思考和

黃      叛逆精神，同時也抒發了對未來的希望。就其思想深度和藝術成就來看，這首詩可

        稱為朦朧詩的代表作之一。

 金    

            到1980年，（詩刊）4月號刊出“新人新作小輯”，發表膝肮詩人顧城的（眨

  書    眼）．王小妮的（碾子溝裏，蹲著一個石匠），傅天琳的《一個快樂的音符）等作

        品。8月號刊出“春筍集”專欄，發表北島的（迷途）（習慣），楊煉的《織與

   屋   播》，舒停的《饋贈），王小妮的《印象二首）。10月號推出震動全國的“青春詩

        會”，發表了梁小斌的《中國，我的鑰匙丟了），江河的《紀念碑）等作品。

       

------      這些詩，與“四人幫”統治文壇時抬出的“小靳莊詩歌”及“批林批孔兒歌”

        相比，根本不同。與過去某一時期流行的“頭上，焊火噴光！腳下，風鉚堅鏘！這

黃      樣的鼓動詩相比，也發生了很大變化。

       

 金         朦朧詩的驟然出現，使一些習慣於傳統詩風的人大為惱怒。

       

  書        《北京日報》1980年7月8日發表《且說“誰也不懂”之類》一文，說這些詩

        “令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屋  

            《天津日報》1980年12月10日發表《朦朧的美與思辨的詩》一文，說：“如

        果思辨的詩商又晦澀，那就不僅不會有感染力，而且讓人望而生畏。”

------ 

            《雲南日報》1980年12月18日發表的一篇文章說：“讓人不懂的晦澀詩或很

黃      朦朧的詩，是脫離人民脫離生活的，是以藝術上的古怪來掩蓋思想上的空虛和生活

        上的貧乏。”

 金    

            陝西《人文》雜誌1981年第6期的一篇文章說：“朦朧詩的出現。是‘四人

  書    幫’毒氣在詩壇上的一種折光，是思想解放潮流中的一個倒轉的漩渦，是新生嬰兒

        身上一個可惡的膿包。

   屋  

            還有人寫文章說朦朧詩“是張天師的符咒”，”看來看去漆黑一片，無所謂詩

        美可言。“最好的辦法就是不看。”

------ 

            當然，朦朧詩也有根多支持者。北京大學教授謝冕稱讚朦朧詩是新的崛起，代

黃      表了未來的希望。他於1980年5月7日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在新的崛起麵

        前》一文中，指出中國詩歌自五四運動以後的“六十年來不是走著越來越寬廣的道

 金     路，而是走著越來越狹窄的道路”，詩壇充斥著，‘內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詩作。

        他毫不隱諱他說，希望就在這批青年人身上。他認為這些青年朦朧詩人是詩壇的主

  書    要衝擊力量。

       

   屋       《文匯報》1981年6月21日發表一篇文章，結合舒婷的《無題》一詩，反駁了

        所謂的“看不懂”。

       

------      《無題》片斷：

       

黃          “你怕嗎？”

       

 金         我默默轉動你胸前的紐扣。

       

  書        是的，我怕。

       

   屋       但我不告訴你為什麽。

       

            “你快樂嗎？”

------ 

            我仰起臉，星星向我蜂擁。

黃     

            是的，快樂。

 金     

            但是我不告訴你為什麽。

  書   

            “你在愛著。”

   屋  

            我悄悄歎口氣。

       

------      是的，愛著。

       

黃          但我不告訴你他是誰。

       

 金         有人說：“有的侍看上多少遍也不懂，隻能猜。”“星星向我蜂擁”這樣的詩

        句，比較費解。

  書   

            《文匯報）的文章說：“懂’，一般是指理性認識。而詩主要是用形象表達情

   屋   感，它要求讀者像作者一樣想象詩中的畫麵，感受這個畫麵所孕含的情感。隻有那

        些講道理的詩才要求讀者一定要弄‘懂’。‘懂’，是理智的思考，它不相信想象

        中的事情，它要求抑製情感的波動。例如被認為‘比較費解’的一句：‘星星向我

------  蜂擁’．如果用‘懂’的方法去認識，那麽我們無論如何也不懂，為什麽星星會向

        我蜂擁。但是當我們用想象去發現這個畫麵，用感受去體驗它的情感，我們反而不

黃      覺得它有什麽難‘懂’之處了。”“

       

 金         徐敬亞發表在《當代文藝思潮》雜誌1983年第：期的文章（崛起的詩群）說：

        懂和不懂是相對的。表麵懂了未必真懂，暫時不懂的以後會懂，接觸少而不懂的接

  書    觸多了可以懂，一部分人不懂的另一部分人懂。青年人認為京劇不好懂，山裏農民

        黨得交響樂不好懂。交響樂和京劇並不因為一部分人不懂就失去價值。為什麽對朦

   屋   朧詩就這樣不能容忍，必欲消滅之呢？徐文還指出，朦朧詩的產生首先是固為認識

        的深化和思想觀念的變革，用過於傳統的眼光不容易領會其中意味。

       

------      在這裏，懂和不懂的爭論，實際上包含著傳統和創新的爭論，包含著思想解放

        和不解放的爭論。這是圍繞朦朧詩爭論的本質之1997年10月出版的10卷本《中華

黃      文學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張炯、鄧紹基、樊駿

        主編）對蒙朧詩及其作者作出了這樣的評價：“北島的詩典型地表達了社會轉折期

 金     一代青年憤怒的呼喊和抗爭。他善於在詩中表現現實矛盾在他心中引起劇烈衝突的

        激情。在《回答》一詩中，對十年動亂的荒謬現實進行了尖銳有力而又形象的否定

  書    和批判。…‘北島的詩在冷峻的否定的外表下表現了作者在曆史轉折階段的憤意痛

        苦的心情，以及對於新的時代與現實的焦灼熱切的期待。他的詩有著較為開闊的視

   屋   界。”至於在藝術上，《通史》給予北島詩歌以正麵的評價，說：”他在詩中采用

        象征的藝術手法，打破固有的時空秩序，使時間和空間錯位，並且運用蒙太奇、跳

        躍、通感等技巧，以意象迭加表現了多層複合意蘊。”

------ 

            “傷痕文學”登上文壇思想解放對於文學發展的推動，在小說創作方麵也強有

黃      力地表現出來。70年代未80年代初，“傷痕文學”的出現是最顯著的例子。

       

 金         《人民文學》雜誌1977年10月號發表的北京作家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

        任》，是“傷痕文學”的發初之作。《班主任》通過對中學生宋寶琉、謝惠敏兩個

  書    不同形象的主動描寫，深刻地揭露了林彪、“四人幫”推行極左路線和愚民政策給

        廣大青少年帶來的荼毒和傷害，在全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屋  

            但是，“傷痕文學”這一特定概念的命名，卻是由上海青年作家盧新華發表在

        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的短篇小說《傷痕》確定下來的。

------ 

            《傷痕》通過主人公插隊青年王曉華與其母親骨肉分離的遭遇，揭露了極左路

黃      線和血統論給中國社會特別是給青年人造成的悲劇和災難。

        

 金         《傷痕》發表之後，引起轟動，在北京和上海分別召開的座談會上都發生了爭

        論。一些人批評《傷痕》誇大了社會主義的陰暗麵等等。盡管發生爭論，人們認

  書    為，在”四人幫”統治文壇時期，這樣的作品是絕對不能發表的。

       

   屋       青年女作家張抗抗1979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愛的權利〉控訴了“文化大革命”

        扼殺人的個性權利。

       

------      “傷痕文學”的主題，是揭露和抗議“文化大革命”的極左路線對人性的狀

        害，特別是對青年人的傷害。

黃     

            沿著這個主題發展，“傷痕文學”分別孕育和演變成了愛情小說和知青小說等

 金     不同的係列。

       

  書        在“口人幫”橫行時期，愛情是文學的禁區，在“四人幫”提倡的作品中，或

        是女人沒有丈夫，或是夫妻沒有愛情，總之大體是機械人。〈十月》雜誌1978年第

   屋   1期發表的劉心武的短篇小說《愛情的位置）衝破了這個禁區。這篇小說通過描寫女

        工孟小羽和男青年陸王春的戀愛曲折，恢複了愛情在文學中應有的“位置”。小說

        在電台播出後，10天之內就收到聽眾1000多封熱烈的來信。

------ 

            接著，描寫“文化大革命”中愛情生活的小說《公開的情書〉〈晚霞消失的時

黃      候〉先後發表。這些小說仍然具有鮮明的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極左路線的主

        題，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

 金    

            相比之下，知青題材的小說創作獲得了更大的成就。70年代未80年代初比較重

  書    要的作品有：甘鐵生的短篇小說〈聚會》，女作家喬雪竹的短篇小說《赫依寶格達

        的傳說〉，女作家徐乃建的短篇小說《柏楊的“汙染”〉，史鐵生的短篇小說《我

   屋   的遙遠的清平灣》，韓少功的短篇小說〈遠方的樹〉、〈西望茅草地〉，張承誌的

        短篇小說〈騎手為什麽歌唱母親〉，女作家王安憶的短篇小說〈本次列車終

        點》．女作家竹林的長篇小說《生活的路〉，葉辛的長篇小說《蹉跎歲月》；梁曉

------  聲的短篇小說《北大荒紀事》、《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長篇小說《今夜有暴風

        雪》等等。

黃     

            這些小說的作者都有上山下鄉的知青經曆，小說則以“文化大革命”中知青生

 金     活為場景，從各種角度觸及和揭露了極左路線給知青的生活各個方麵帶來的負麵影

        響．以及青年人的苦悶和迷茫。

  書   

            也就是說，前期知青小說仍然以“傷痕”為重要內容。

   屋  

            隨著社會向前發展，”傷痕文學”和以“傷痕”為重要內容的小說，就讓位給

        對時代新後題的追蹤。80年代中後期的知青小說的主題也發生轉移，或是著眼於發

------  掘民族文化，或是轉向對人物心理的深入剖析……

       

黃          在小說方麵，作為1978年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成果或是引起了波瀾而必須提及的

        還有：

 金    

            （1）一批“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公開出版。其中最著名的是手抄本

  書    小說（第二次握手）的出版。1973年，這本小說以手抄本形式開始在青年中流傳，

        當時它的題目又叫《歸來》或《歸國》，後被北京一傳抄者改名為《第二次握

   屋   手》。

       

            1974年秋，姚文元從一個情況匯報中得知這一消息，說：“這是一本很壞的東

------  西。”並下令追查。

       

黃          作者張揚是湖南山區的一個知青，當時30歲，被查獲之後關進監獄。這本書是

        他從1963年起，大體用了10年時間幾經修改完成的。

 金    

            小說的內容是描寫知識分子的事業、感情糾葛與愛國情懷，其中還寫了周恩來

  書    對知識分子的關懷。

       

   屋       粉碎“四人幫”之後，經各方麵努力，特別是《中國青年報）和中國青年出版

        社出麵仗義執言，張揚才得以釋放，《第二次握手》也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在1979年

        出版，隨即成為這一年的暢銷書。

------ 

            （2）70年代未80年代初，一批小說由於在不同方麵有所突破或觸及敏感題材

黃      而引起很大爭議，或者受到了批評。其中有短篇小說《在社會檔案裏》、《最後一

        幅肖像》、《思念你，樺林》，中篇小說《飛天》、《調動》、《太陽與人》等

 金     等。

       

  書        《於無聲處》和《丹心譜》引起轟動思想解放的潮流，也澆灌和催動了話劇之

        花。

   屋  

            1978年，上海青年劇作家宗福先以歌頌1976年“四五”運動的四幕話劇〈於無

        聲處〉一舉成名。

------ 

            1978年初，天安門事件還沒有平反，宗福先就衝破阻力，創作了《於無聲

黃      處》，可見他的膽識。

       

 金         《於無聲處》通過老幹部梅林與何是非兩家糾葛，再現了1976年中國人充滿風

        險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控訴了“四人幫”的滔天罪行。

  書   

            梅林深受“四人幫”迫害而堅貞不屈，她兒子歐陽平是天安門事件的勇士，

   屋   是•‘四人幫”通緝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何是非無恥投靠•‘四人幫”．雖然

        梅林是他的恩人，但他仍然昧著良心誣陷梅林一家人。

       

------      劇中表現出梅林和歐陽平是真正得到幹部群眾擁護的英雄，而何是非則遭到人

        們唾棄。兩相對比，有力地揭示了天安門事件前後尖銳、複雜、險惡的政治鬥爭。

黃     

            《於無聲處）情節緊張，結構嚴密，衝突激烈。

 金    

            這樣一出具有極大尖銳性並富有感染力的政治話劇，在圍繞天安門事件要不要

  書    平反的激烈鬥爭中公演，它所起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人們爭看爭說這出話劇，全

        國如飲狂泉。

   屋  

            前文已經說到．在1978年1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在發言中就

        提到了《於無聲處》的演出受到歡迎，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 

            陳雲在黨中央全會上邊樣肯定一出話劇，井以此支持自己的政治觀點，是十分

黃      罕見的。

       

 金         《於無聲處》是思想解放的產物，同時它也為推動天安門事件平反和推進思想

        進一步解放貢獻了力量。

  書   

            劇名來自魯迅的詩句：”於無聲處聽驚雷”。戲公演不久，”驚雷”爆響——

   屋   天安門事件平反了。•《於無聲處》演出之後，北京作家蘇叔陽創作的五幕話劇

        《丹心譜》1979年3月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搬上舞台，大獲成功。

       

------      （丹心譜）仍然是一出政治話劇。

       

黃          它表現了以方淩軒為代表的醫務工作者，為執行周恩來的指示研製治療冠心病

        新藥，與”四人幫”親信爪牙展開的一場驚心動魄的鬥爭。

 金    

            這個生活的小側麵，被蘇叔陽寫得有聲有色，波瀾迭起。它深刻地暴露出“四

  書    人幫”給人們心靈造成的創傷，有力地鞭打了投靠“四人幫”的風派人物莊濟生的

        卑劣靈魂。

   屋  

            這出話劇的人物刻劃有血有肉，性格鮮明，有力地推動了揭批“四人幫”的鬥

        爭，促進了當時的思想解放。“（人民日報）於1978年4月20日特別發表題為

------  《光彩奪目的話劇（丹心譜八的長篇文章，祝賀《丹心譜）的成功。

       

黃          這兩出政治話劇大獲成功之後，一大批著重反映重大政治鬥爭和社會問題的話

        劇相繼公演。1979年這一年，幾乎每個月都有一個反響強烈的話劇出現。陳白塵的

 金     《大風歌）．丁一三的《陳毅出山》．崔德誌的《報春花）．都鬱的《哦，大森

        林），趙粹雄的《未來在召喚），李龍雲的《有這樣一個小院），中傑英的《灰色

  書    王國的一線黎明》，邢益勳的《權與法》，趙衰、金敬邁的《神州風雷》．趙國慶

        的《救救她》，以及引起重大爭議的《“炮兵司令”的兒子》、《研究研究》．沙

   屋   葉新的《假如我是真的》，等等。這些話劇突出的特點就是思想解放，麵對現實，

        揭露社會矛盾，啟人深思。

       

------      廣大觀眾看得如癡如醉。解放以來，話劇界還從來沒有這樣烈烈轟轟的場麵。

       

黃          美術新潮令人口眩•小說《傷痕》所喚起的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恩，在美術

        界同樣表現出來了。

 金    

            粉碎”四人幫“之後，一大批青年畫家創作的帶有”傷痕“特點的繪畫湧現出

  書    來。如程叢林的《1968年X月X日雪》，高小華的《為什麽》，程宜明、李斌的

        《無知和有知》，邵增虎的《農機專家之死》，羅中文、雷虹等的《孤兒》．以及

   屋   由程宜明、劉字廉和李斌合作的連環畫《楓》。

       

            表現知青生活的有王川的《再見吧，小路），張紅年的《那時我們正年輕》，

------  何多等等人的《我們曾經唱過這支歌》．王亥的《春》等等。

       

黃          這些畫的作者，都是類似事件或經曆的過來人或目擊者，所以他們的作品能以

        減摯的情感和切膚的感受打動觀眾，使人受到心靈的震撼。比起“四人幫”統治畫

 金     壇時的偽藝術來，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恢複了藝術的自身價值，因而令人耳目一

        新。

  書   

            1979年落成的首都機場大型壁畫引起較大爭議。在七幅壁畫中，袁運生設計的

   屋   《潑水節——生命的讚歌》因畫了幾個裸體人物而遭到非議。直到後來“黨和國家

        領導人鄧小平、李先念、穀牧等同誌，以及輕工業部、文化部負責人到機場參觀時

        對此次壁畫創作給予了肯定和讚揚”，這個問題才告解決。

------ 

            中國畫壇自1979年活躍起來的另一標誌是各種畫家囪體和小型畫展紛紛湧現。

黃      其中有上海”海墨畫社”、西安“春潮中國畫學會”北京的“同代人油畫展”和

        “勁草木刻研究會”、武漢“行吟連環畫社作品展”、山東的“油畫壁畫研究

 金     會”、昆明的“申社”、遼寧的“紫羅蘭油畫展覽”、重慶的“野草畫會”鄭州的

        “綠城水彩畫研究會”、廣播電視美術工作者的“AV畫會”和雲南的“十人畫展”

  書    等等。

       

   屋       上海“十二人畫展”的前言寫道：“嚴酷的冰封正在消融，藝術之春開始降臨

        大地，戰勝了死亡的危脅，百花終於齊放……每一個藝術家有權選擇藝術創造的表

        現形式。”。

------ 

            從1979年到1980年在京連續三次舉辦的星星美展，以其更多地追求視覺審美

黃      而又富於思想探索的特點引起更熱烈的關注。

       

 金         《美術》雜誌報道說：“星星美展的展出，幾乎成了觀眾與美術界，尤其是青

        年議論的話題。讚成的，反對的，意見盡管不一，但反應都很強烈。”

  書   

            一次美展就留下了14大本觀眾留言。

   屋  

            展出的繪畫和雕塑（無題）《偶像》《街道生產組的補繡女工）〈聊齋組畫〉

        等等，在內涵和形式上有較為強烈的現代派傾向。這對於剛從十年浩劫中走出的觀

------  眾，無疑產生了很大的視覺衝擊力。

       

黃          作者雨筆和刀把對“文革”的思索展示在觀眾麵前，也啟發了觀眾的思考。

       

 金         當然，有一些人對此非常不習慣，斥之為模仿西方藝術。

       

  書        一位名叫阿蠻的作者撰文說：“從一件件作品中，可以看出在這些青年藝術家

        的心中有一個美好的世界。”他還說：“他們大膽地在形式上進行了嚐試和探

   屋   索。…‘星星美展能夠在中國美術館展出，是藝術民主的豐碩成果。體現了我們國

        家正在一天天好起來。

       

------      老作家馮亦代撰文，有批評，有鼓勵，他說：“創作這些畫與雕塑的年輕人，

        他們成長於有如噩夢一般的醜惡的十年。他們曆盡111了坎坷的生活道路，但他們

黃      還是珍藏著一個美好的靈魂……他們對於美好生活的憧憬，對於美的追求，使他們

        拿起了畫筆拿起了刀鑿，在畫布上，在木石上，留下了他們美好的希望……他們入

 金     世不深，所見者少，或技巧上下成熟，甚至還有模仿、生硬的痕跡，或是迷茫與低

        沉的調子，不過他們那種探索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書   

            潘曉來信激起軒然大波•剛剛從“文化大革命”中走出的青年人，是帶著創傷

   屋   思考人生的。

       

            他們原來真誠地相信世間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真誠地願意為革命獻身。但是，

------  十年動亂衝毀了這一切：理想與現實竟有這樣驚人的距離，人生的旅程怎麽這樣艱

        辛？他們在苦昔地探索，真誠地交流。

黃     

            在這種背景之下，（中國青年）雜誌1980年5月號發表的署名潘曉的《人生的

 金     路啊．怎麽越走越窄……）這封來信，一下子打中青年人的心，在廣大青年當中激

        起軒然大波。

  書   

            這封著名的來信說：

   屋  

            “我今年23歲，應該說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經不

        複存在。

------ 

            “過去，我對人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和希望。小學的時候，我就聽人講過《鋼

黃      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雷鋒日記》。雖然還不能完全領會，但英雄的事跡也激動得

        我一夜一夜睡不著覺。我想，爸爸、媽媽、外祖父都是共產黨員，我當然也相信共

 金     產主義，我將來也要入黨，這是毫無疑義的。

       

  書        “在我進入小學不久，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爾後愈演愈烈。

       

   屋       我目睹了這樣的現象：抄家、武鬥、草營人命。家裏人整日不苟言11，笑，外

        祖父小心翼翼地準備檢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輕人整日汙言穢語，打撲克，抽煙。小

        姨下鄉時我去送行，人們一個個掩麵哭泣，捶胸頓足……我有些茫然，我開始感到

------  周圍世界並不像以前看過的書裏所描繪的那樣誘人。我問自己，是相信書本還是相

        信眼睛“我初中時．外祖父去世了。一個和睦友愛的家庭突然變得冷酷起來，為了

黃      錢的問題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親因此拒絕給我寄養費，使我不能繼續上學而淪

        為社會青年……我得了一場重病。

 金    

            病好後……被分配在一家集體所有製的小廠裏……”

  書   

            “我相信組織。可我給領導提了一條意見，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團的原因……

   屋  

            “我求助友誼。可當有一次我犯了一點過失時，我的一個好朋友，竟把我跟她

        說的知心話全部悄悄寫成材料上報給領導……”

------ 

            “我尋找愛情。我認識了一個幹部子弟，他父親受‘四人幫’迫害，處境一直

黃      悲慘。我把最真摯的愛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撲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傷的心去撫摸他

        的創傷……可沒想到．‘四人幫’粉碎之後，他翻了身，從此不再理我……”

 金    

            “我躺倒了，兩夭兩夜不吃不睡。我憤怒，我煩燥。我心裏堵塞得像要爆炸一

  書    樣。人生啊，你真正露出了醜惡、猙獰的麵目“為了尋求人生意義的答案，我觀察

        著人們。我請教了白發蒼蒼的老人，初出茅廬的青年，兢兢業業的師傅，起早貪黑

   屋   的社員……可沒有一個答案使我滿意。如說為革命，顯得太空，不著邊際，況且我

        對那些說教再也不想聽了；如說為名吧，未免離一般人太遠，流芳百世和遺臭萬年

        者並不多；如說為人類吧，卻又和現實聯係不起來，為了幾個工分打破了頭，為了

------  一點小事罵碎了街，何能奢談為人類？如說為吃喝玩樂，可生出來光著身子，死去

        帶著一副皮囊，不過到世上來走一遭，也沒什麽意思。有許多人勸我何必冥思苦

黃      想，說：活著就是為了活著，很多人不明白它，可不是活得挺好嗎？可我不

        行……”

 金    

            “我求助於人類的智慧寶庫——拚命讀書……我讀了黑格爾、達爾文、歐

  書    文……巴爾紮克、雨果、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大師們像刀子一樣犀利的筆把人

        的本性一層層揭開，讓我更深刻地洞見了人世問的一切醜惡。我驚歎現實中的人與

   屋   事竟和大師們所寫的如此相像……慢慢地，我平靜了，冷漠了……人畢竟都是人

        哪……

        

------      在利害攸關的時刻……沒有一個人真正虔誠地服從那平日掛在嘴上的崇高的道

        德和信念……”

黃     

            “對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二十雙重性格的人，一方麵我譴責這個庸俗的現

 金     實；另一方麵我又隨波逐流。黑格爾說過：’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

        都是現實的。’這成了我安慰自己，平敷創傷的名言……”

  書   

            “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

   屋   客觀為別人。就像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

        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

        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的了。這大概是人的規律，也是生

------  物進化的某種規律——是任何專橫的說教都不能淹沒，不能哄騙的規律廣。

       

黃          這封來信真誠坦率地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彷徨、苦悶和思考和盤托

        出，立即在青年中引起了極大反響。各地青年的來信如同洪水一般湧進編輯部。

 金    

            《中國青年》雜誌隨即就潘曉來信展開了討論。

  書   

            這場大討論震動了全國。從5月號開始，一直討論到年底12月號。（中國青

   屋   年）共收到6萬多件來信來稿，其中有不少信槁是幾十名、上百名青年聯名寫的。

        這個數字，打破了解放以來報刊專題討論來稿數量的紀錄。

       

------      投稿的人有各個行業各個部門的青年、團員，也有不少成年人和老年人，還有

        香港、澳門和美國的來信。在八期雜誌中，共編發111位作者的111份槁件。許多

黃      青年在來信中表示自己和潘曉有著類似的遭際和心路曆程。他們認為，潘曉說的是

        真話。潘曉的思想反映了相當多的青年思想發展過程。“四人幫”統治時期“假。

 金    

            大、空”盛行，令人厭惡。潘曉能把探求人生意義的心裏話坦率他說出來，是

  書    一個曆史的進步。有彷徨、有痛苦，總比麻木和僵化強。

       

   屋       討論中的意見大致有這樣幾種：

       

            一種意見認為，“人活著是為了使別人更美好。”許多革命者所受挫折比潘曉

------  還大，但他們不改初衷，為了理想不惜獻出生命，這樣的人生態度才是正確的。因

        此，“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是錯誤的人生觀。

黃     

            另一種意見認為。“人活著是為了使別人更美好”不是科學人生觀的表述。共

 金     產主義道德不是禁欲主義，不是基督教道德。人的“自我”和“為別人”不是截然

        對立、隻能側重其一的。人考慮”自我”是正常的，是人性的特點。“自我”是偉

  書    大的，但探索”自我”不能躲進孤獨和哀怨中。“自我”離不開社會。生活中有許

        多假惡醜，也有許多真善美。“自我•’隻有在不斷完善中，在為整體的奮鬥中才

   屋   能得到光輝的體現。人生的河流是由為自己、為別人等各種泉源匯合而成的。要承

        認“為自我”有存在的合理性。合理的解決。應是發展的“合題”：“主觀為社

        會、客觀成就我。”

------ 

            還有一種意見讚成潘曉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認為黃河本身必須有

黃      豐富的水源和生命力，才能成為中華民族的搖籃。

       

 金         人的活動，首先是耍滿足自己生存需要，然後才能去滿足別人。為自己的生存

        和生活而奔波，不是自私。隻有力自己的利益寧願去損害別人利益才是自私的。

  書   

            還有比較偏激的青年說，“個人乃是世界的中心和基礎”，“自我就是一座宏

   屋   大精深的宇宙”，”自私是人的本質”。從動物的“自保”到人的”自私”就成為

        “社會發展的動力”。“說謊、欺詐、恭維。

       

------      奉承是人生的要諦。“一切總體主義的觀念都是個體靈魂被歪曲的結果，是個

        人本質異化的結果。…‘我的一切就是為表現自我，要給外物都打上我的烙印。”

黃     

            在討論中，各種觀點進行了有針對性的交鋒。編輯部有意識地編發稿件，對比

 金     較偏激的觀點，擺事實、講道理，平心靜氣進行說服。

       

  書        許多人在信中都高度評價《中國青年》敢於發表潘曉的來信並就此展開討論，

        說：“這也是中國報刊前所未有的光榮——不同的聲音發出了，說明我們的神經衰

   屋   弱症正在好轉。”來信還說：這樣的討論，可以便青年有一個研討人生的機會，互

        相交流，在切磋中共同前進。

       

------      他們認為：在人類曆史上每一個較大的社會進步的前夕，差不多都發生過一場

        人生觀的大討論。歐洲文藝複興時期關於人性淪、人道主義的討論，俄國革命前關

黃      於人本主義和新人生活的討論，我國五四時期關於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都曾經對

        人類社會的發展前進做出過貢獻。今天，在我們民族經曆了這樣大的災難之後，在

 金     國家亟待振興的關頭，討論人生的意義，必將能促進新時期所需要的思想解放和社

        會改革。。

  書   

            在討論過程中，當時分管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就這次人生觀

   屋   大討論發表了談話，（人民日報）發表了評論員文章《人生觀討論值得重視》。這

        使人生觀大討淪在全國產生了更大的反響。

       

------      《中國青年》雜誌在1981年1月號上發表了總結這次大討論的文章：（六萬顆

        心的回響）。

黃     

            總結文章沒有擺出居高臨下的態勢教訓青年，而是大量引用青年人來信來稿中

 金     的話，引用編輯部在各地召開的座談會上青年的發言，表示了態度。

       

  書        總結文章引用英雄事跡之後指出：人不都是自私的，有自私的人，也有高尚的

        人。我們還是應該提倡公而忘私，先公後私，助人為樂的精神。

   屋  

            文章說：“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不是先進的人生態度。

       

------      在利己中利他，是較低的要求。人應該在實現整體中去實現個體。

       

黃          文章引用了一些青年人拚搏精神的事例之後說：人生的真諦在於創造。。

       

 金         文章說，這次大討論，加深了青年之間的理解，加深了長輩對青年一代的理解

        和信任，同時增添了海外赤於對祖國的關心和期望占的確，這是在三中全會之後解

  書    放思想的大潮流中一次非常生動引人，非常成功的人生觀大討論，凡是從當時經曆

        過來的人都對這次大討論經久難忘。

   屋  

            喇叭褲、披肩發和迪斯科隨著思想解放的深入發展，中國人特別是城市居民的

        服飾打扮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 

            “四人幫”時期，由於封建意識濃厚，極左盛行，中國人的著裝被譏稱為千篇

黃      一律的“藍螞蟻”“灰螞蟻”。青年人以穿軍裝和軍便服力風氣，服飾打扮極為單

        調，反映了社會的沉悶和壓抑。

 金    

            三中全會以後實施改革開放的方針，社會活躍起來，人們的服飾打扮也有了生

  書    氣。從國外傳來的喇叭褲受到青年喜愛，並且從城市到農村迅速流行起來，與此同

        時，女青年的發式也打破了短發或辮子的模式，出現了新的花樣。表現年輕女性特

   屋   點和睦力的長發（又稱披肩發），受到女青年的青睞。至於男青年，則出現了蓄長

        發的時髦群。、但是，由於國家封閉日久，加上“四人幫”愚民政策的毒害很117

        深，服裝發式的更新同樣遇到了很大阻力。

------ 

            有些人批判穿喇叭褲是“頹廢”“腐朽”的表現，把穿它們的青年說成是“盲

黃      目模仿西方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甚至稱之為“流氓”。有些上了年歲的人發牢

        騷說：現在從背後發式上已經難以區別男女了。

 金    

            有的地方甚至動員團員、青年上街糾察，不許青年人穿喇叭褲。遇到不聽“禁

  書    令”的，就用剪子強剪。

       

   屋       某些城市的市政府還在報紙上公開刊登禁令說：留披肩發的女青年不準進入市

        政府大門。

       

------      一時間，青年人穿戴和發式問題成了社會各界議論和關注的熱點，議論紛紛。

       

黃          《中國青年》雜誌站出來為青年人說話了。

       

 金         該雜誌1979年第6期發表了郭思文寫的一篇引起了爭論的文章：《談引導——

        從青年人的發式和褲腳談起》。

  書   

            文章一方麵規勸青年說：“我們並不讚成青年人蓄長發、穿喇叭褲。不主張青

   屋   年在衣著、發式等問題上花過多的精力，青年應該把自己的精力用在工作、學習上

        去。

       

------      另一方麵，文章轉向重點：

       

黃          “但我們也不讚成在青年的衣著、發式等個人生活問題上過多地評頭論足和指

        摘幹涉。”

 金    

            “在林彪‘四人幫’橫行期間，青年人一律綠軍服，挽起袖口，強剪辮子，豁

  書    牛仔褲，沒收後跟稍高一點的皮鞋等等。這種•全麵專政’．我們還不曾遺忘。肅

        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應該也包括肅清它在文化和生活方麵散布的形而上學

   屋   的影響。”

       

            “毛主席在談到批評問題時，曾經指出，批評要注意大的方麵，不要隻注意小

------  的方麵，對個人的缺點，‘如果不是與政治的和組織的錯誤有聯係，則不必多所指

        摘，使同誌們無所措手足。’在個人生活愛好問題上，隻要不違反法紀，無傷於道

黃      德風尚，是應當允許求大同、存小異的，毋需強求一致，更不宜把一般生活愛好都

        聯係到思想原則問題上來分析批判。頭發的長短，褲腳的大小和思想的好壞並沒有

 金     必然的聯係。”

       

  書        “其實，就發式來說，中國男子自古是蓄發束髻的，我們今天的分式發、小平

        頭，都是從外國學來的；光頭，即古代的和尚頭。是來自於印度的佛教，也是‘洋

   屋   頭’……在褲腳問題上，中國的上著褲式是丐襠褲，褲腳是綁起來的。現在流行的

        褲式也是來自西方。難道要讓大家穿起丐襠褲才好？在18年後的今天看來，這篇文

        章所講的不過是人人都懂的常識，絲毫不成問題。可是當時，這篇文章的間世竟是

------  冒著極大的風險，很多人看了之後也是嘩若寒蟬，心裏同意這篇文章也不敢公開說

        出來。時代的潮流，終究是阻擋不住的。從這裏，你對中國國情及中國改革的特點

黃      也會有進一步的體會。”

       

 金         當時爭論極大的還有迪斯科舞蹈。

       

  書        迪斯科在思想解放潮流中傳進中國，立即受到青年人的歡迎。

       

   屋       1979年春，北京北海公園出現建園以來沒有的奇觀——每到傍晚，成千上萬的

        青年男女就提著錄音機，湧進公園大跳迪斯科。人員的密集程度快把公園漲滿。震

        耳的迪斯科音樂，湖邊和林中無數快節奏跳舞的男女，飛揚的塵上、成了京城從未

------  有過的一大奇觀。後來經政府有關方麵和公園營理人員多方費力做工作，才把北海

        公園迪斯科熱降了溫。

黃     

            迪斯科又成為當時爭淪的熱點。

 金    

            以至於某位領導人寫信給某省委書記，批評他以省委書記之尊，竟然支持迪斯

  書    科舞蹈，豈非咄咄怪事？但是，迪斯科也終於存在下來普及開去，並且在中老年人

        當中也獲得了廣泛認同。

   屋  

            朱逢博和李穀一的風波就歌曲而論，幾十年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中

        國老百姓習慣了“高、快、響、硬”風格的作品，有如宋詞中“大江東去”的豪放

------  派。大體是三路：

       

黃          一是普及麵最廣的革命歌曲，如《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團結就是力量》

        《我們走在大路上》《學習雷鋒好榜樣》等等，，“文化大革命”中的語錄歌、

 金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歌曲以及“樣板戲”中的某些唱段也具有革命歌曲的功

        能。由於過去這些歌常常伴隨或配合運動，因此相當流行，給人影響也非常大；二

  書    是美聲唱法的歌曲，如組歌《黃河頌》中的一些歌，《我騎著馬兒過草原》、《馬

        兒啊，你慢些走》《克拉瑪依之歌》等；三是民歌，如《東方紅〉〈洪湖水，浪打

   屋   浪》、《花兒為什麽這樣紅〉等。“改革開放打開國門之初，港澳台的流行歌曲伴

        隨著剛剛興起的“磚頭式”錄音機和盒式錄音帶，進入大陸。

       

------      流行歌曲一反“高、響、硬、亮”的特點，表現為“低、慢、弱、軟”，有如

        宋詞中“細雨斜風”“花褪殘紅…‘多情卻被無情惱”的婉約派。

黃     

            這就使很多聽慣了”高、快、向、硬”的耳朵感到陌生，不習慣，再加上流行

 金     歌曲的內容多表現情愛，與十幾年來所受的“革命意識”灌輸距離較遠，這就引發

        了強烈的反彈。

  書   

            歌名就不正經。什麽《甜蜜蜜）〈初吻》、〈給我愛〉〈不舍得你走》……

   屋   “情操低下，革命意誌喪失殆盡！再說，“用的是氣嗓子”，“離不開麥克風”，

        “裝腔作勢勾引青年”，“連五線譜都不識！更何況，鄧麗君竟然幹脆重唱一遍30

        年代的“漢好歌曲”〈何日君再來〉．錄入磁帶傳進內地，是可忍，孰不可忍？頭

------  腦比較僵一點的人猛烈申斥自不必說，音樂界許多人士則因為一些流行歌手缺乏專

        業訓練驟然大紅大紫而撇嘴不止。

黃     

            1979年、1980年，各種報刊發表的文章雨點般地砸向流行歌曲。

 金    

            請看一看當時報刊的言論和文章摘要：

  書   

            “解放前我在上海生活過幾年，那時什麽歌曲都有，有許多亂七八糟的舞場歌

   屋   曲和電影插曲。有周漩、白光那一套，日本人來了有李香蘭那一套，等等……這些

        歌曲大部分流行於舞場。但在音樂舞台上，在廣播電影插曲中，作為我們社會主義

        國家的文藝團體居然也向那種音樂靠攏，這是我想象不到的。聽說像香港某歌星的

------  唱法現在也有人黨得不過痛了，還嫌不夠刺激……這是資本主義社會某些人的心理

        狀態……生搬硬套地把反映那個社會的思想感情的歌曲搬到我們這個社會中來，顯

黃      然是爾恰當的……我們的社會需要培養人們高尚的情操，遠大的理想……”

       

 金         “不少同誌憂慮的正是相當一部分矯柔造作、嬌聲嬌氣的東西在一定範圍內傳

        播……有少部分青年人沒有理想，對祖國的前途也失去信心，思想空虛，就尋求精

  書    神刺激，某些海外流行歌曲正投其所好。”

       

   屋       “流行歌曲從總體上來說，大多是反映那個社會不健康的思想感情的……”

       

            “不管什麽風格，也不看什麽內容，都要用電子樂器來湊熱鬧。

------ 

            這不是對音樂作品的正確態度。”（以上見《人民音樂〉雜誌1980年2月

黃      號）。

       

 金         《人民音樂》1980年8月號的一篇文章還猛烈批評一些歌手和樂隊“把原來可

        能是真實的感情誇張到了做作、虛偽的程度，在內容上故作呻吟、一唱三歎，在旋

  書    律上濫用裝飾音和不合詞意不顧語言規律的跳躍；在演唱時又特別突出氣聲、假

        聲、不合情理的變換和誇大共嗚；在伴奏上，又常聽到一些古怪的配器手法和音

   屋   型，以及滑、顫、搖等手法的濫用等等。

       

            北京一家頗有影響的報紙在流行歌曲的激烈爭論中發表了一篇曆史小說，主要

------  內容是，孔子斥“鄭聲淫”。鄭聲即鄭國的音樂。

       

黃          “鄭聲淫”，即鄭國音樂多是歌詠愛情的。最後鄭國亡了。小說把鄭國滅亡原

        因算到了愛情音樂頭上，結論：“靡靡之音”就是“亡國之音”。

 金    

            （北京晚報）出來說話。該報1980年7月28日發表劉孟洪的文章說：被說成

  書    是漢好歌曲受到指責的30年代歌曲《何日君再來），實際上是進步電影〈孤島天

        堂）的插曲，是抗日青年上前線的惜別歌曲。

   屋  

            （何日君再來）是當時爭論的焦點之一，這就引發了一陣音樂考證熱。

       

------      （人民音樂）雜誌1980年9月號發表了幾篇文章對（何日君再來）進行研究。

        其中，體現編輯部觀點的南詠的長文（還曆史本來麵目）說：《何日君再來》不是

黃      漢奸歌曲，但它是一首富有商業氣息的調情的“黃色歌曲”。

       

 金         上海著名歌唱家朱逢博在唱《向台灣親人問侯〉和《窗前的燈光）這兩首歌

        時，運用了流行歌曲滑音、裝飾音的唱法，以增強感染力。但她遭到了很大非議。

  書   

            有人說這兩首歌是“黃色”的，說她想當港台那樣的歌星，走上了“歧

   屋   途”’。

       

            問題還遠不止於此。朱逢博在《文匯增刊》1980年第1期上發表文章說：“如

------  果說這些誣蔑攻擊和藝術還算沾點邊的話，那麽還有一些流言蜚語就是純粹的人身

        攻擊了。我還沒有結婚就替我生了各種各樣的孩子。如今我40幾歲了，仍給我編造

黃      著一出又一出離奇的‘豔史’。今年，居然又為我掀起了一場‘販賣錄音機被捕’

        的軒然大波。更令人氣憤的是把這種誹謗提供給香港報紙，不僅是想抵毀我的聲

 金     譽，還想毀滅我的藝術前途。”

       

  書        她痛心他說：“現在活躍在舞台上的年輕一代人，學習條件、經濟條件和物質

        條件比我更差……他們大多數人正在困難的環境裏生活，有的還沒等長成一棵草開

   屋   出一朵花就已經夭折了，有的剛冒出一點芽就給惡風吹倒了。我的一個學生就是給

        嚇得改了行北京的歌唱家李穀一受到了更大的壓力。

       

------      她演唱的〈鄉戀〉．受到了青年人的熱烈歡迎，但也受到了極為猛烈的攻擊。

        《鄉戀〉表現了漢代出嫁塞外的美女工昭君對長江故鄉的思念。這菌抒情歌曲的溫

黃      柔款款使它擔負了更大的罪名。

       

 金         有報紙說這首歌是“黃色歌曲”．“格調低下“，“毫無價值”。李穀一也從

        受人歡迎的“歌壇新秀”一下子變成了“黃色歌女”，變成了”大陸上的鄧麗

  書    君”，有些文章說她是“資產階級音樂潮流和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是“腐蝕青

        年的罪人”。

   屋  

            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鄉戀〉悄悄地從電視廣播中消失了。

       

------      李穀一還麵臨更致命的打擊。

       

黃          文化部的一位領導同誌向李穀一所在的中央樂團表示了意見：李穀一的演唱風

        格應該給予注意和引導。

 金    

            中國音樂家協會的一位領導也打電話給中央樂團說：李穀一這樣下去很糟糕。

  書   

            中央樂團的一位領導則更進一步，托人捎來一份“最後通碟”。

   屋  

            “如果再這樣下去，樂團的土壤就不適合她存在了，她應該去找適合她發展的

        土壤。”

------ 

            但是，熱情的聽眾給李穀一寄來一千多封支持信。一封信說：

黃     

            “他們說你是黃色歌曲，說你是黃色歌女，但發生在演出大廳的奇跡，那無數

 金     次的謝幕和經久的掌聲，是對這種汙蔑的最有力的否定！歌唱演員李穀一變成了全

        國新聞人物。

  書   

            1980年夏天李穀一去天津演出。那天節目單上沒有〈鄉戀〉，到謝幕時，情切

   屋   切的觀眾大聲喊：”《鄉戀》！《鄉戀》！歌聲響起來了，觀眾全體起立，合著拍

        節熱情鼓掌，舞台上下情感相通。

       

------      終於，思想解放的潮流占了上風。（鄉戀）在電視、廣播中又重新出現了。

       

黃          流行歌曲漸漸地為中老年人接受了，並且日益紅火地在中國發展起來，蔚為大

        觀。

 金    

            今天的中國，在大力發展嚴肅音樂和民族音樂的同時，正在成長為流行歌曲大

  書    國。

……………………

甘肅文藝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第四代人的精神－－現代中國人的就世情懷          宋強  喬邊  才旺瑙乳  夏吉林  劉輝  著

“潘曉討論始末”－－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

人物背景

潘禕：男，江蘇宜興人，1959年10月4日出生於北京，近視加散光，略有謝頂。1978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經濟學院，專業為計算機程序設計。曾服毒自殺，蹲過監獄，搞過圖書出版策劃，現為一家外資公司總裁助理。1980年5月他和黃曉菊的來信被編輯化名“潘曉”發表在《中國青年》雜誌上－－《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由此引發了那場曠日持久的人生觀大討論。

黃曉菊：女，1955年生，參加大討論時為北京第五羊毛衫廠的工人。後來相繼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在雲南販過服裝，現在仍做服裝生意，在北京的兩個大商城裏擁有自己的兩個攤位。

《中國青年》編者的話

（略）

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

（略）

胡喬木同誌關心人生意義的討論

（略）

潘曉同誌的來信

（略）（以上文章均選自《中國青年》1980年第4期）胡說！

潘曉今何在？

（略）（摘自1997年4月4日《南方周末》，原作者葉德英，本文略有刪改）

……………………

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

胡喬木同誌關心人生意義的討論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同誌，看了第五期和第六期《中國青年》後，對潘曉同誌信中提出的問題和人生意義的討論十分關心。六月十八日下午，喬木同誌親自來到《中國青年》編輯部，詳細了解討論的情況。喬木同誌說：

這個討論引起了千百萬人的關心和興趣，我也是這千百萬人中的一個。 這是一場很有意義的討論，凡是關心青年一代的成長的人都應該有興趣。

青年們都想在一個適當的氣氛中把自己的心掏出來，講講自己的經曆，苦悶，失望和希望，尋求問題的答案。 青年們講講自己的苦悶和失望沒有什麽不好，誰沒有過苦悶和失望呢？感到苦悶和失望的青年把自己的心情講出來，這表示他們對社會究竟還是抱著希望和信任，他們究竟還是在尋求答案，盡管許多現有的答案不能使他們滿足。青年們伸出了手，難道能夠把這伸出的手打回去嗎？難道不應該把他們伸出的手緊緊地握住，然後再鼓勵他們拿出勇氣和信心繼續前進嗎？

潘曉提出的問題使當前很多青年的共同問題，所以會引起這樣廣泛這樣熱烈的討論。 潘曉的問題當然要答複，但是講幹巴巴的道理不行。 你要答複她和其他許多青年的問題，首先得要同他們一道思想，感受，理解和同情他們所遭遇的一切，然後再學會說怎樣的話才能讓他們願意聽和聽得進。

我們的社會有弊病，同時存在著同弊病作鬥爭的力量，而且這個力量已經走向上風。七六年到八零年的編年史說明，曆史進步的潮流是不可逆轉的。 領導這個潮流的人並不是孤單的少數人，他們同大多數人結合在一起。 雖然前進的道路上障礙還不少，但是要戰勝這個前進的力量是不可能的，要這個前進的隊伍放下他們手中的火炬是不可能的。 現在各個崗位上還有各種各樣的人，不少基層單位還有壞人壞事，但也有打擊這些壞人壞事的積極分子，好的共產黨員和好的領導人。好人好事並不象一些青年同誌所感覺的那樣老是占劣勢，相反，光明總是在鬥爭中不斷增長，當然也永遠不會有百分之百光明的極樂世界。 這就是我們麵前的一幅人類前進曆史的圖畫。 人生的道路是複雜和曲折的，如果人們的處境比較黯淡，我們通常就沒有權力叫他們非接著快樂的調子唱歌不可。 他們歎息了，或者發些錯誤的牢騷，我們不應該惱怒，也不應該置之不理，而應該弄清楚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並且認真地幫助他們找到希望所在。 這裏最需要的使年長的一代人的耐心和熱情。

潘曉同誌的來信

《中國青年》雜誌社編輯部：

我萬沒有想到，《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在第五期《中國青年》發表之後，孤寂，苦悶和絕望中的我，一下獲得了全國數以萬計同代人的關注和聲援。 麵對這從未經過的場麵，我簡直找不出合適的詞句來形容我此時的心情。

是你們，一反以往社會上那些”君主”。”神父”。”長官”們慣於板起的教訓人的麵孔，帶著朋友。姐妹。兄長的熱忱向我這將被淹沒再塵埃之下的無名角落走來。 是你們，將心比心，設身處地，使我終於鬆開了緊繃的雙唇，象孩子一樣不顧一切地把久藏的淚水和心聲向你們。也向社會拋了出來。 當然，它不是理智的結果，也不是預知的表明，更不是”價值論”的產物。 它所以引起共鳴，是因它赤裸裸的心髒的跳動。

……………………

武雲溥 | 真誠和信仰被衝毀，人生窄路依然在走嗎？

六根 | 2015-10-24 08:17

真誠和信仰被衝毀，人生窄路依然在走嗎？

文 | 武雲溥

“我今年23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複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反顧我走過來的路，是一段由紫紅到灰白的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絕望的曆程；一段思想的長河起於無私的源頭而最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曆程。”

1980年5月，一封題為《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的讀者來信，刊發在《中國青年》雜誌上，署名“潘曉”。

這封充滿迷茫和懷疑的信，隨即引發了一場持續近半年、席卷全國的“人生觀大討論”。

回顧二十多年前的那場大討論，關誌豪仍曆曆在目。當時，他是《中國青年》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

“大討論引發的問題至今沒有解決，而類似的爭論，再也不會發生了。”關誌豪說。

一些曾經高高在上的偶像，在人們心裏崩塌了

1980年，是一個微妙的節點。

大變化已經發生，或者正在發生。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作出了《關於為劉少奇同誌平反的決議》，胡耀邦當選為總書記，鄧小平在會議上講話，指出“要一心一意搞四個現代化”。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公審林彪、江青兩大反革命集團。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接受華國鋒的辭職請求。

登上《中國青年》雜誌封麵的毛澤東。

一些曾經高高在上的偶像，在人們心裏崩塌了；以為可以一直走下去的道路，突然轉向了——青年們有些發懵，黃曉菊和潘禕也在這個群體當中。那年，黃曉菊25歲，是北京第五羊毛衫廠的一名女工，患有嚴重的關節炎，發起病來就疼得不能走路。小夥子潘禕則是北京經濟學院經濟數學係的二年級學生，寄居在北京的親戚家，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性格孤僻乖張，甚至有些心理不健康”。這樣兩個素不相識的青年，被《中國青年》雜誌的采訪聯係在了一起。

這本雜誌也剛從困頓中走來——創刊於1923年的《中國青年》是共青團中央的機關刊物，“文革”期間被查禁，1978年9月複刊。複刊號的主題是“破除現代迷信”，為了這個主題，關誌豪曾組織同事們深入農村調查，想要搞明白“現在的青年在想什麽”。結果發現，有兩個主要問題，導致青年們陷入迷茫：“一個是中央號召進行新的長征，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青年們的思想離這種觀念有很大的距離。不是說以階級鬥爭為綱嗎？怎麽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呢？”關誌豪說，“另一個問題是，青年們很明顯有一種委屈情緒，十年動亂給他們造成了深重的心靈創傷，他們的真誠和信仰被雪崩衝毀，感覺自己上當受騙了。”

曾經影響中國青年的《中國青年》雜誌。

為了解決第一個問題，複刊號發表了由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李洪林撰寫、經胡耀邦審閱的評論員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學》，提出要破除對毛澤東的迷信。這期雜誌反響極大，發行270萬份，甚至遭到黨內保守力量的查禁，成為“西單民主牆”運動的導火索。

第二個問題怎麽辦呢？《中國青年》編輯馬麗珍和馬笑冬提出，既然青年中存在普遍的人生困惑，是不是可以就此開展一次討論？這個建議得到了關誌豪的讚同，兩名編輯立刻行動起來，尋找具有典型性的青年代言人。

潘禕和黃曉菊進入了編輯的視線。“1980年4月7日午休後，輔導員到宿舍找我，讓我去開會，說是一個雜誌社想了解青年的思想狀況，到校召開座談會，每個班指派一個學生。”在潘禕的回憶中，那天，雜誌社編輯馬麗珍提出找他單獨談談，因為據學校反映，潘禕“輕生厭世，一些想法在青年裏具有普遍性”。

事實也的確如此。潘禕在後來的回憶錄中自述，在學校裏，他時常感到孤獨和絕望，沉浸在雪茄煙和烈性酒裏熬日子。“上了大學又怎麽樣？會有什麽前景？這樣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來之路，何去何從？”1979年4月31日，潘禕在學校操場上喝下濃縮來蘇水自殺，幸被同學及時發現，送進醫院搶救。悠悠醒轉的潘禕對醫生說的第一句話是：“我不感謝你們，因為你們又把我送回到這悲慘的世界上來了。”

《簡愛》曾是“資產階級黃色小說”。

黃曉菊的情況也不妙。她幼時患了小兒佝僂病，被母親送回外祖父家撫養。中學時代遭校方批判，因為她喜歡看《簡愛》和《紅與黑》這樣的外國小說，同學揭發她“看資產階級黃色小說”。18歲時，由於嚴重的關節炎，黃曉菊免於下鄉插隊，被分配進殘疾人工廠，在流水線上一呆就是八年。期間還經曆了一次莫名其妙消失的初戀，精神更加消沉。1980年4月，在北京小湯山療養院養病的黃曉菊，接受了《中國青年》編輯馬笑冬的約稿。

“我相信青年們的心是相通的”

“黃曉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為‘靈魂的鏖戰’、‘個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認’和‘心靈的惆悵’四部分。”關誌豪說，拿到兩個青年傾吐心聲的稿件後，編輯部決定，以黃曉菊的稿子為主，融合了潘褘的部分觀點，由馬笑冬修改後發表。文章的署名，從潘禕和黃曉菊的名字裏各取一個字，就叫“潘曉”。

刊載《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的《中國青年》1980年第5期封麵。

在這篇文章裏，“潘曉”曆數了自己受到的教育與現實相差太遠所帶來的困惑、理想從建立到幻滅的過程、在工作中因正直遇到的阻礙、尋求友誼和愛情時遭到的背叛、在尋找人生意義時感到的茫然……文末，“潘曉”寫道：

“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就像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了。這大概是人的規律，也是生物進化的某種規律——是任何專橫的說教都不能淹沒、不能哄騙的規律！

“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裏。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可我一個人已經很累了呀，仿佛隻要鬆出一口氣，就意味著徹底滅亡。

“我把這些都披露出來，並不是打算從你們那裏得到什麽良方妙藥。如果你們敢於發表它，我倒願意讓全國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們的心是相通的，也許我能從他們那裏得到幫助。”

“真正同誌式的討論，是感人至深的”

一石激起千層浪。

正如“潘曉”所說，“青年們的心是相通的”，雪片般的讀者來信從全國各地飛來。從5月27日開始，《中國青年》編輯部每天都要收到上千封來信，到6月9日，已經有兩萬多封信了。關誌豪記得，郵局的人開始用的是小郵包送信，不久後就改為背在肩上的大郵袋。許多來信在參與“人生的意義”討論的同時，還對《中國青年》發起這場討論本身表示了敬佩和感激。一些讀者還給潘曉寄來了錢物。

“潘曉”來信發稿原件。

讀者們說了些什麽？“大部分讀者的來信表示支持潘曉的觀點，也有一些人打棍子。”關誌豪說。1980年7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讀者國昌來信：

“十年浩劫，青年深受其害。他們有不幸的經曆，有苦悶的心聲；他們要訴說，要傾吐，要尋求人生道路的真諦。關心青年，幫助青年，就要讓他們把心掏出來，讓他們講真話，發點牢騷也不要緊。要讓青年們在一種民主的空氣中無拘無束地交流思想，探討問題，從中得到正確的結論。不讓青年說真心話，說了一點帶刺的話、‘出格’的話，就立即頂回去，或者不考慮青年的特點，大講幹巴巴的道理，那是不會收到好效果的。”

1980年7月29日，《人民日報》頭版又發表讀者馮斌來信：“社會上各種不正之風對青年的影響以及對青年的偏見都很嚴重。非議、壓抑、打擊，甚至欺騙、愚弄、毒害，這些現象嚴重地阻礙著青年的健康成長，強烈地刺激著青年已被損傷的心靈，造成不少青年內心更加痛苦，悲觀失望，有的走上了絕路。多年來，教育青年在思想上接受的是正麵的東西，但實際接觸到的卻不完全是他們想象的那麽一回事。”

“潘曉”來信發稿稿簽。

在發表“潘曉”的信之前，關誌豪就預計，這封信中提出的觀點“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將引發很大爭論，但他沒想到影響如此之大。

《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稱讚這場討論“把青年思想深處的東西端了出來，進行真正同誌式的討論，是感人至深的”，“為活躍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很可貴的新鮮經驗”。新華社和《中國青年報》也迅速跟進，肯定了“人生觀大討論”的重要思想意義。

1980年6月，中宣部部長王任重批示，讓《中國青年》雜誌社編輯部“向書記處寫一個情況反映”。6月18日下午，時任黨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喬木來到了雜誌社。

胡喬木針對潘曉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作出評價：“一個人主觀上為自己，客觀上為別人，在法律上經濟上是允許的。在工廠勞動，勞動得好，得了獎勵，受了表揚，他也為社會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個善良的公民，他客觀上是為了別人的，因為他做的不是壞事，不是損人的……對上述這種人不能恥笑，不能否定。”

1980年7月開始，《中國青年》擴大討論版麵，由原來每期8頁擴大到20頁，發表了許多講述和潘曉類似甚至更為悲慘經曆的來稿。8月，武漢大學曆史係三年級學生趙林寫的《隻有自我是絕對的》一文在雜誌上刊出，直言：“如果說學習其他學科的最終目的是改造世界，那麽學習哲學的目的，就是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眼中的世界——自己變了，世界也就變了——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更大膽的觀點不斷跳出，使得這場討論再度升溫。

1980年5月，關誌豪在看稿。

關誌豪說，雖然從一開始，編輯部就沒有隱瞞過“潘曉”是兩個人的事實，但很多人都想見到“潘曉”的真麵目。於是，在征得潘褘本人和黃曉菊單位領導的同意後，編輯部安排黃曉菊作為“潘曉”的代表接受了中央電視台的采訪。8月20日，“潘曉”的專題報道在央視《新聞聯播》播出，黃曉菊在采訪中說的一句話“我們不能因為社會上存在著垃圾就像蒼蠅那樣活著”，一時廣為傳播。

“潘”和“曉”的命運，被大討論改變

然而，到了1980年下半年，形勢急轉直下。

9月23日，工人日報社內刊《情況參考》第212期刊登了兩封群眾來信，指黃曉菊“從一個‘無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國人人矚目的‘風雲人物’”、“黃在生活中‘主觀為自己’是做到了，‘客觀為他人’還差得很遠”。

不久，中宣部《宣傳要聞》第74期轉發了這兩封信，胡耀邦批示：“請有關部門查查這件事，報刊、電台有個獵奇的思想……”

12月，華中工學院黨委向中央有關部門送上一份材料，指《中國青年》和《中國青年報》這場關於人生意義的討論“散布大量錯誤觀點”、“必須澄清”。

1980年的黃曉菊。

關誌豪記得，當年第12期《中國青年》不僅減少了討論的版麵，而且宣布發完本期後，討論就此結束。在持續8期雜誌中，《中國青年》共編發了一百多位讀者的稿件，約十七八萬字；編輯部共收到來信來稿六萬多封；討論期間，《中國青年》的發行量由325萬飛速上升到398萬。

1981年第6期《中國青年》，發表了編輯部的總結文章《獻給人生意義的思考者》，有關“潘曉”的大討論，自此偃旗息鼓。不過，到了1984年1月，《中國青年》又發表《“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錯在哪裏？》，在這篇文章的“編者按”裏，編輯部公開檢討：“由於我們工作失誤，這場討論的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響，我們要認真吸取教訓。”

“潘”和“曉”的命運，也被這場大討論所改變。1980年5月，潘禕被人帶去北京安定醫院檢查，醫生診斷他“精神分裂”，學校勒令潘禕退學。“學校得知我參加了這場討論，變本加厲地找茬。”潘禕在回憶錄裏寫道。

退學後的潘禕一度四處流浪，住過火車站候車室，睡過立交橋。1983年，他被牽涉進一樁盜竊案，趕上“嚴打”，入獄三年半。出獄後，他做過很多工作，始終認為“人生觀大討論”是自己的一場災難：“它使我失去了正常人的福利資格，生活權利被剝奪了。1980年，當所有右派摘了帽子，我卻被驅出校門，顛沛流離。”

2015年第四期《中國青年》雜誌。

一夜成名之後，黃曉菊也經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在“潘曉”聲名最盛之時，每天都有人在工廠門口求見，要和她探討人生，許多大學也請她去做報告。她結識了一個崇拜她的大學男生，兩人結婚幾年後又離婚。《中國青年》雜誌把她調進中國青年出版社發行部工作，後來她又跳到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做圖書資料員。1988年，黃曉菊隻身闖蕩海南，當過記者，做過女傭，1993年回到北京做服裝生意至今。“人生的路無論是寬是窄，都要走下去。”黃曉菊覺得，現在她腳下的路，已經寬多了。

關誌豪還在為當年的許多資料沒有保存下來而可惜，“人生觀大討論”休止後，六萬多封讀者來信都被焚毀。“這些信如果保存下來，將是研究青年思想史最好的資料。”關誌豪認為，如果那場討論能繼續深入下去的話，“關於青年思想的問題可能會解決得更好。”

重溫潘曉《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原文：

潘曉：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

編輯同誌：

我今年23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複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回顧我走過來的路，是一段由紫紅到灰白的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絕望的曆程；一段思想長河起於無私的念頭而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曆程。

過去，我對人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學的時候，聽人講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雷鋒的日記》。雖然還不能完全領會，但英雄的事跡也激動得我一夜一夜睡不著覺。我還曾把保爾關於人生意義的那段著名的話：“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回憶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記本的第一頁。日記本用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個本上。這段話曾給我多少鼓勵啊。我想，我爸爸、媽媽、外祖父都是共產黨員，我當然也相信共產主義，我將來也要入黨，這是毫無疑義的。

後來我偶然看到一本過去出的小冊子《為誰活著，怎樣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開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對人生的看法：人活著，就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著，就應該有一個崇高信念，在黨和人民需要的時候就毫不猶豫地獻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種獻身的激情中，在日記裏大段大段地寫著光芒四射的語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著英雄的樣子。

可是，我也常常隱隱感到一種痛苦，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實總是和頭腦裏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銳的矛盾。在我進入小學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開始了，而後愈演愈烈。我目睹了這樣的現象：抄家、武鬥、草菅人命；家裏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準備檢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輕人整日汙言穢語，打撲克、抽煙；小姨下鄉時我去送行，人們一個個掩麵哭泣，捶胸頓足……我有些迷茫，我開始感到周圍世界並不像以前看過的書裏所描繪的那樣誘人。我問自己，是相信書本還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師長還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但當時我還小，我還不能對這些社會現象進行分析。況且過去的教育賦予了我一種奇怪的能力，這就是學會把眼睛閉上，學會說服自己，學會牢記語錄，躲進自己高尚的心靈裏。可是，後來就不行了。生活的打擊向我撲來。那年我初中畢業，外祖父去世了。一個和睦友愛的家庭突然變得冷酷起來，為了錢的問題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親竟因此拒絕給我寄撫養費，使我不能繼續上學而淪為社會青年。我真是當頭挨了一棒，天嗬，親人之間的關係都是這樣，那麽社會上人與人的關係將會怎樣呢？我得了一場重病。病好後，借助幾個好同學的力量，給街道辦事處寫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在一家集體所有製的小廠裏，開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時候，我仍然存在著對真善美的向往，也許家庭的不幸隻是一個特殊的情況，我現在已經踏上了生活，生活還是充滿誘惑力的，她在向我招手。

但是，我又一次失望了。

我相信組織，可我給領導提了一條意見，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團的原因……

我求助友誼，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點過失時，我的一個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說的知心話悄悄寫成材料上報了領導……

我尋找愛情。我認識了一個幹部子弟。他父親受“四人幫”迫害，處境一直很慘。我把最真摯的愛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撲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傷的心去撫摸他的創傷。有人說，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隻有在愛情裏才能獲得生命的支持力。這話不能說沒有道理。盡管我在外麵受到打擊，但我有愛情，愛情給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沒想到，“四人幫”粉碎之後，他翻了身，從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兩天兩夜不吃不睡。我憤怒，我煩躁，我心理堵塞得象爆炸一樣。人生啊，你真正露出了醜惡、猙獰的麵目，你向我展示的奧秘難道就是這樣！？

為了尋求人生意義的答案，我觀察著人們，我請教了白發蒼蒼的老人，初出茅廬的青年，兢兢業業的師傅，起早摸黑的社員……可沒有一個答案使我滿意。有許多人勸我何必苦思冥想，說，活著就是活著，許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樣活得挺好嗎？可我不行，人生、意義，這些字眼，不時在我腦海翻騰，仿佛在我脖子上套著繩索，逼我立即選擇。

我求助人類智慧的寶庫——拚命看書，希望從那裏得到安慰和解答，但看書並沒有使我從苦惱中得到解脫，慢慢地，我平靜了，冷漠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給了我深刻的啟示。人畢竟都是人啊！誰也逃不脫它本身的規律，在利害攸關的時刻，誰都是按照人的本能進行選擇，沒有一個真正虔誠地服從那平日掛在嘴頭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麽忘我高尚的人。過去那些宣傳，要麽就是虛偽，要麽就是大大誇大了事實本身。

對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雙重性格的人。一方麵我譴責這個庸俗的事實；另一方麵，我又隨波逐流。黑格爾說過：“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這幾乎成了我安撫、平複創傷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個高尚的人，但我是一個合理的人，就象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樣我也掙工資，我也計較獎金，我也學會了奉承，學會了說假話……做著這些時，我內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爾的話，內心又平靜了。

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就象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成為必然的了。這大概是人的規律，也是生物進化的某種規律——是任何專橫說教都不能淹沒、不能哄騙的規律。

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它在哪裏。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可我一個人已經很累了呀，仿佛隻要鬆出一口氣，就意味著徹底滅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過天主教堂的禮拜，我曾冒出過削發為尼的念頭，甚至我想到過死……心裏真是亂極了，矛盾極了。

編輯同誌，我在非常苦惱的情況下給你們寫了這封信，我把這些都披露出來，並不是打算從你們那裏得到什麽良方妙藥，如果你們敢於發表它，我倒願意讓全國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們心是相通的，也許我能從他們那裏得到幫助。

潘曉

1980年4月

－END－

醉醒客叢書

購買請猛戳閱讀原文

《雨滴在卡夫卡墓碑上》李輝 著 《可以論》葉匡政 著

兩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散文家李輝作品！卡夫卡、奧威爾、赫定、凡高……通過尋訪，在曆史的縫隙裏忠直地解析人心和政治風雲，用史料輔佐記憶，為記憶補上血肉和肌理。 詩人、時評家葉匡政縱橫捭闔，針砭時弊，飽含激情地對當下的社會現狀、文化事件、影視江湖等進行剖析，展示了一個媒體人的獨特視角和文化擔當。

《錯認他鄉》韓浩月 著 《在書中小站片刻》綠茶 著

在異鄉、在路上、在銀幕上、在書裏、在鍵盤聲中、在酒杯裏……尋找故鄉。這時候的“故鄉”，已經不隻是具有出生意義的地方，她更多的像一個居所，一個掛在鳥巢上的居所。

一本與書有關的書，一些文人往事、書店懷想和閱讀隨感的書寫，一份20年甚至更久遠的書緣。帶著當代文人特有的氣質，坦誠地分享並找尋在紙頁間擁有共鳴的那個你。

《十字街騎士》潘采夫 著 《生如逆旅》武雲溥 著

一幅70後的江湖遊蹤圖，一部變革年代共通的家族史，一場衝擊內心的文化較量。把經曆當作線索，抽絲剝繭，在看似水到渠成的過程裏，感知時代脈搏的鮮活和血液流淌的殘忍。

大多數時候，我們內心承載的隱痛和歡喜都是沉默的，隻待某些契機將它們喚醒，造訪他人的內心世界，苦累嬉鬧、掙紮釋懷，故事好聽，講給你聽。

詳見

醉醒客：他們喝了八年酒，總算出了六本書

總序：醉能同其樂，醒能著以文

現場：六個老男人的迷醉與清醒

六根者誰

李輝 葉匡政 韓浩月 綠茶 潘采夫 武雲溥

醉能同其樂，醒能著以文

微信號：liugenren

長按二維碼關注六根

↙點擊閱讀原文，購買醉醒客叢書

 原網頁已由QQ瀏覽器雲轉碼

……………………

羊城晚報•2000.5.18-5.24 第8版 新聞周刊•名人軼事

【導語】20年前，《中國青年》發起一場長達10個月的人生觀大討論，時“潘曉”這個名字家喻戶曉；此後20年，“潘曉”走過了怎樣的人生之路？今天，“潘曉”又是怎樣的情況呢？

（此處有一張照片，是去年中國經營報茅碩為我拍的，下注：“因黃曉菊不肯出鏡，隻有請潘禕代表“潘曉”。”）

“潘曉”：20年前困惑人生 20年後指點人生

□張孝軍/文•圖

20年前那封題為《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的來信，署名取其中代表人物潘禕和黃曉菊構成“潘曉”。

潘禕：不管人生的路寬與窄，畢竟活著，這是一個基本命題

回顧這20年的人生曆程，潘禕的最大感受是：“這20年可以說是苦不堪言，使我作為一個不能正常生活的人體會到了不正常生活所帶來的辛酸和樂趣，這是其他人體會不到的。”

我曾經死過

潘禕是1959年出生的，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他才7歲。父親被迫離開北京去幹校，母親也遷往青海，他留在北京，寄養在姨媽家。由於無法承受姨媽的歧視和冷漠，上中學時他便離開姨媽家，住到學校去了。童年的這段痛苦經曆直接影響到他最初的思想。1978年，潘禕考上了北京經濟學院經濟數學係。1979年5月31日，潘禕突然產生了自殺的念頭，於是服了毒。他被送往醫院。搶救過來後，他竟然拋給醫生這樣一句話：“我不感謝你們，因為你們又把我送回到這悲慘的世界上來了。”

潘禕的思想狀況引起了校方的關注，《中國青年》的編輯到學校了解大學生的思想狀況時，校團委安排潘禕與《中國青年》編輯談了4小時。不久，《中國青年》編輯把一份署名“潘曉”的文章拿給他看，文中的一部分就是那天下午的談話內容，再加上黃曉菊的來信。

這篇文章使潘禕“一夜成名”，也為其後的人生埋下一個伏筆。

沒有監獄的生活隻能說活了一半

在人生觀的大討論後，潘禕變得更加孤獨，與學校及許多人格格不入。1962年，學校勸他“自動退學”，而他又與父母鬧僵，父母斷絕了他的經濟來源。潘禕成了一個無處棲身的“流浪者”。今天在火車站候車室睡一宿，明天在立交橋底下貓一夜。兩年多的城市流浪乞討生活讓他感到路“越走越窄”。為了生計，他看大門，刷瓶子，以微薄的收入來糊口安身。

1983年6月，潘禕謀得了一份裝卸工的工作。一天，他和司機拿了貨場的一塊價值800元的錫錠，以盜竊罪被判刑3年零6個月。

潘禕說：“對我個人而言，沒有監獄的生活，我隻能算是活了一半。監獄裏可以說是生活的最底線了。在這裏確定了我認認真真做事，老老實實做人的人生原則。”

1987年出獄後，潘禕開始在一些雜誌社做些編務工作，並與媒體、出版社打起了交道。多年的坎坷人生經曆和善於思索的頭腦終於使他的才華顯露出來。潘禕不停地更換工作，先後當過北京企業管理研究所所長、中國卓越出版公司出版發行部主任、人民日報《大地》月刊發行人、新華社《中國名牌》雜誌發行部主任，參與編輯了《中國勞動人事百科全書》、《行政管理學大辭典》、《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著作叢書》等。

幾年來，潘禕在不下20家企事業單位工作過，他依然有挫折和困惑，這是選擇太多的困惑，而20年前是無從選擇的困惑。潘禕說：“這是進步的一個明顯標誌。”

老潘在網上指點人生

潘禕自稱是“五無”人員：沒有職業，沒有房子，沒有固定的收入，沒有固定的地址，沒有醫療保險。但他的心態少了浮躁，而更多了平和和徹悟。潘禕在中華英才網上開設了“老潘信箱”，在網上對那些有人生困惑的網友解答求職中遇到的問題。20年前，潘禕困惑於人生；20年後，潘禕指點人生。

潘禕講述了今年3月28日發生的一件事。一個網友在網上對潘禕說，他想自殺－這已是第二次。潘禕立即與這個網友相約，親自跑去做這個網友的思想工作，這個網友終於打消了自殺的念頭。潘禕說：“有人說，老潘何必這樣認真呢？我不明白別人為什麽這樣想，我感覺人還是要有責任的。我不能隨波逐流，這就是我做人的原則。

潘禕現在給電台、電視台做策劃，給報紙開專欄，同時還主持一個電腦雜誌的欄目。潘禕說：“以前我曾說除了離婚和長期的病痛之外，該經曆的我都經曆過了。但現在不行了，1997年犯心髒病差一點死去，腰疼得有一段時間走不了路，再加上透支體力和掠奪性的資源開發造成的，我真怕承受不住。”

1998年12月25日，潘禕向首都經貿大學（原北京經濟學院）遞交《申請書》，請求恢複學籍。但到現在未有任何明確的結果。

潘禕感動了，那女孩子接受他的過去

顛簸流離的生活影響了潘禕的婚姻，有不少女孩子聽說了他的經曆後，轉身離去了。但潘禕堅持一點：“拒絕接受我的過去，那就別談未來了。”

有一天，一個小他10歲的女孩走進了他的生活。見麵的第一天，潘禕說：“想了解我，你去北京圖書館查一查，然後咱們再談。”這個女孩查了資料後告訴潘禕：“我知道怎麽一回事了。”“那我們還談嗎？”“我再來找你不就表明了我的意思了嗎？”

這時，潘禕感動了。這個女孩後來成為了他的妻子，他們現在有一個3歲半的兒子。

潘禕告訴筆者，家對他來說是最安全的棲息之地。每當看到兒子的笑臉，他在外麵的種種不快和困惑全都煙消雲散了－這一刻，他最幸福。

在回顧自己20年的人生之路時，潘禕說：“雖然我經曆的很多，結識的人眾多，但我感覺自己在觀念和行為上與人格格不入，是一個局外人。如果我將來壽終正寢，要立一個碑的話，上麵就刻3個字“局外人”。20年前討論人生之路的寬與窄，無論寬與窄，畢竟我們選擇了活著，而不是死，那就得走，這是一個基本的命題。

黃曉菊：我現在是站在泥裏看人生

黃曉菊是1955年出生的。參加人生觀大討論時，她是北京第五羊毛衫廠的工人。黃曉菊和潘禕原本不認識，是《中國青年》雜誌社把他們拉到一塊的。與潘禕相比，她前期的生活是比較順利的。

在《中國青年》的幫助下，黃曉菊調到了中國青年出版社，後又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當報刊管理員。1990年，因種種原因，黃曉菊被解聘了。在這之後不久，她離了婚，隻身帶著兒子生活。

這個時候對黃曉菊而言，真的是人生的路“越走越窄”。在經濟壓力下，她因此而頓悟：生存尚且困難，又何談理想、主義。

■    “女傭”生涯影響一生

於是，34歲的黃曉菊伴隨著南下的大軍，隻身闖海南。

她進了一家報社，成了廣告業務員，但她幾乎沒有拉到一個廣告。這次她沒有抱怨，她又一次認識到，自身的那種酸腐氣與自命不凡在現實生活中是多麽礙事。她於是再闖深圳，可是那裏也隻有女傭的活在等著她。“當女傭？我就是這麽一塊料？”她的心顫動了一下，但海南失敗的教訓提醒了她，它很快就恢複了平靜，“就當是出國打工吧。”在日本老板的家裏，她雙膝跪地整整洗了兩天，終於將整個家裏擦得一塵不染。沒有誰逼她，她覺得這是她一生中做得最死心塌地的一件苦差使。

在那位日本老板家中的另一段經曆，一直影響到她現在。日本老板的太太原本是韓國女工，她得悉黃曉菊的境遇後表示了同情。她從丈夫那裏要來了粘紙盒的活，粘一個3分錢。沒等黃曉菊同意，她自己就先做了起來。黃曉菊被震動了“日本老板的夫人用行動告訴她，要靠自己的雙手勞動來改善自己的生活！

再後來，他們將這些活攬下來，轉包給深圳的其他打工者，粘一個紙盒給2分錢。黃曉菊說，她日後做服裝生意的經營意識最初就是在那個時候養成的。

令黃曉菊終生遺憾的是，那位日本老板兩年後被免了職，日本老板的夫人希望黃曉菊和他們一起離廠，以給廠方一些壓力。出於生計考慮，黃曉菊沒有那樣做，而是留了下來。她估計那位日本老板的太太一輩子也不會原諒她。

黃曉菊一直希望等她做服裝生意攢夠了錢能夠拍一部小成本的電影反映她的坎坷經曆和這段複雜的情感故事，再辦一本雜誌專門探討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問題。

■    20年後理想更現實

後來，黃曉菊又闖進深圳第一家、也是全國第一家期貿公司“經濟人培訓班”。然而考試那天，她卻突然發表了1分鍾告別演說：“我是多麽希望能成為新中國第一代經紀人，可是，與在座的相比，我畢竟落伍了。假如我年輕10歲，我一定不放過你們。”在場的老師、同學們頓時鼓起掌來。她說罷揚長而去，淚水灑了一路。

稍後，當她戴上耳機，手拿話筒，成為深圳電台“月亮灣”節目的客串主持人時，她似乎又重新找到了當年參加大討論時的感覺。但當許多讀者傾訴苦悶的熱線電話不斷向她宣泄而來的時候，她又再度惶惑了：她自己都沒有考慮清楚的事實怎麽能那來去回答別人呢？

她重新又回到需要踏踏實實苦幹的行業中來。

1994年，她回到北京，加入到半日服裝公司。這以後，她跑銷售、搞設計、采購布料，什麽都幹。除了在南禮士路外，她還在北京的百盛購物中心牢牢地占據了一個銷售點，兩個地區的年銷售額加起來近200萬元。七二屆初中畢業，後來又通過北京職工業餘大學中文係學習的黃曉菊一直認為自己的文化水平還不高，但她終於徹底明白了：人生的路就是在本沒有路的地方踩倒一片荊棘，踩路的過程就是體現和實現自我價值的過程。她已經顧不得計較自己是成功者還是失敗者，而隻顧一個勁地朝前走。

直到如今，黃曉菊仍認為自己是個理想主義者，隻不過現在的理想和20年前相比要切合實際得多。她說：“20年前我是浮在雲上看人生，現在我是腳踏實地看人生。”

離婚後，黃曉菊獨自支撐者一個家，每天早上6點鍾起床，進貨、發貨、安排店鋪。現在做為一個初三孩子的母親、一個5家店鋪的老板，黃曉菊很少想起那場大討論。她說：“因為你必須回到現在，做自己一回。”“”

“隻有實實在在的奮鬥才是人生。”在紀念人生觀大討論20周年之際，黃曉菊用這句話總結了自己過去的20年。

……………………

一代人的精神畫像

——品評《八二屆畢業生》

李學武

他們是“一生而立兩世”的一代，經曆過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命環境。一世是迷亂與缺失，曾以青春揮舞著一麵信仰的大旗奔跑，最終卻發現，另有一隻揮旗的手是愚昧和輕信；好在磨難給他們閱曆、求知的欲望和能力。當曆史的機遇到來時，他們注定是承上啟下的一代。他們沒有能力選擇曆史，卻被曆史選擇，做一代人骨中的鈣，汗中的鹽，沒有後退的理由。他們不認識命運，卻為它日夜工作。他們是67.6萬人，共同擁有一個名字：82屆畢業生。

1977年，十年動亂剛去，國運衰微。複出工作的鄧小平清醒地認識到：“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拖住了。”他毅然決定恢複停止已久的高考製度，並在“政治審查”這一關口上廢止“唯成分論”。一個國家和幾十萬青年的命運就此改寫。1977年冬天，570萬考生參加高考，“計劃經濟”已久，國家一時竟拿不出這麽多紙張來印考卷，還是鄧小平，決定抽調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張。78年夏天，又有590萬考生出現在考場上。當時錄取比例是29：1，入學者最大30多歲，有著“青年與中年，雙重的肩”，最小者十幾歲，仍在“少不更事的年月”。1982年夏天，兩屆學生同時畢業。

1982-2002，20年，82屆的人生軌跡也是中國20年的軌跡。他們曾以赫爾岑在《往事與隨想》中的那段話自比：“我們正處在既來自過去，又達不到將來的中間環節，我們既看不到黃昏的晚霞，亦看不到黎明的微曦，未來的人們啊，你們也許永遠不可理解我們”；而現在，正如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科研處長陳昕所言：無論在政府還是科研機構，82界已經構成社會各個領域的中堅力量。2003年，一本名叫《82屆畢業生》的書麵世，卻不是功勞簿或紀念碑，而是對這一群體（Cohort）的精神畫像；研究他們的生命曆程（Life Course）的絕佳樣本。

全書分為六部分：“麵孔”，以訪談的方式勾勒學者陳平原、朱孝遠，藝術家張麗達、張小夫、迪麗娜爾，作家陳建功，政界商界精英徐瑞、陳曉光等人的人生速寫；“例外”，講述兩個未能畢業的“82屆人”，中山大學中文係77級學生劉軍和北京經濟學院數學係78級學生潘禕的無奈；“記憶“，82屆人的自述、回憶；“紀錄“，對“第五代“影人等82屆群體的掃描；“之後”，82屆人的孩子及教育；另有“插頁”，收入《招生處處長講述1977年高考的故事》、《清華大學一九七七級“世紀宣言”》等文章。選編者盡量棄決自己的“呱噪”，而隻讓82屆人的聲音回響。

在社會學領域中，“群體（Cohort）”指的是“在1~10年的時間裏，經曆了共同的大的生活事件（Significant Life Event）的人們（Glenn Norval）”。在進行群體展示時，本書並沒有僅僅局限於共同的生活事件和社會軌跡，也沒有單單挑出82屆人中的“成功樣本”，對“差異性”的考察是它的特色。如“麵孔”一部分，既有知名人士，亦有“瑞叔”這樣的人，53歲，擁有的隻是平淡普通的生活，過早到來的疾病和尊敬，生活對於他來說不過是等待。“例外”中記載的“公案”更讓人感慨。劉軍，當年的畢業論文《試論賈寶玉形象的時間性》因運用了西方人文科學，尤其是皮亞傑心理學的部分理論而被判為“沒有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指導論文寫作“，不能通過；反抗的結果是不能畢業。他的人生之路就此扭轉，2002年，其他人忙於以種種成果”紀念這20年“時，他卻“為一份但求溫飽的工作四處奔波”。他鄭重要求教育部組織專家重新評定論文，但可能到來的任何補償，也無法讓他的20年青春流轉。

在本書序言中，徐友漁先生這樣寫到：“這一代人必定會在歲月中消逝，但'82屆人'這個概念可能會在曆史上留下來。也許，這些人中會有若幹仁人誌士，成為民族的脊梁，使這個概念較為正麵和光輝。”這本書充當的是相機的職責，不管偉大平凡，努力為“82屆”在曆史的鏡像上留下一張反轉片。

（《82屆畢業生》，拉家渡主編，廣州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定價:25元。）

……………………

從淒怨中站起來

明益：

中國青年雜誌社王林先生轉來了刊有你給張老師的信和有關討論文章的刊物，命我以曾經喋喋而後默默的“過來人”身份謅以些許。我不敢違命，想來想去，這種討論是中青雜誌社的看家本領，且以給提供青年們說話的機會而不去尋求標準統一的結論著稱。同時，“每一塊墓碑下麵都埋藏著一部完整的曆史”。各自的生活經曆迥異，竊記不可言語造次，妄論是非，隻想一個長兄那樣和你談點體會，也算是重在參與吧。

讀了你的信，我又想起大學時代“人生觀討論”前後那段時期。那時我也曾感慨過世風日下，命蹇時乖，曾有過那樣多的抱怨、憤懣、惶惑與不平。標準變異，心態變異，方式變異，人物變異，否定的速度成為文明程度的衡量標尺，蔚為壯觀的桀傲不馴衍生了虛榮、自私、偽善、慳吝、功利無信、易受暗示、小家子氣、缺乏責任感的時代精神，誓死捍衛本已喪失的尊嚴以及原本未必適用的理想、信念和原則，躊躇滿誌地麵對將各自行為合理化的傾向，一往情深地將親朋擲下光彩耀目的火坑。存在隻是為了人格的徹底的崩潰作準備。崇尚相對，迷戀虛無，醉意朦朧之中要去應付一個危險而清醒的世界。人情荒漠物欲橫流的代價之一是人的尊嚴，選擇的方式未必強於方式的選擇，進而放肆地讚美偉大的陰陽倒置也未必會取代迷惘的禮尚往來與石破天驚。煙霧氤氳中瞥見生命也能象微分那樣無限分割，也有個什麽極限使之趨向黑暗遙渺的無窮。紛擾不寧的意誌與心滿意足的狀態僅為鼓騷鎮定摧枯拉朽的幻象。渾然不曉地為自己美麗多彩的夢境與前程挖掘了令人貽笑大方的墓穴，肩負憂傷心溢缺憾向著自己璀璨的墓地充滿溫馨與豪情地奔去。“生活真殘酷，我們要勇敢地忍受生活的誹謗。”從心理學角度這種壓抑與焦慮會使生活變得不順利因而洋溢艱險。這之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輟學、流浪、入獄，先後以看大門、扛二百多斤重的麻袋、刷瓶子、搬磚和泥為生，在都市裏追求著每日六分錢的生活水平，寒夜裏要在火車站候車室乃至立交橋下坐著苦等天明。大學時我曾因悲觀厭世而自戕，之後卻不斷地遇上各種客觀的生存危機。我所以能殘喘至今，大概是理想主義的緣故。

說到理想主義，這大概是你，也是我“不停地奮鬥”的重要原因。應該說你和我有一點是相同的，也是以為這一點使你我能假本刊得以溝通。那就是都曾經成為中國青年雜誌討論的話題，成為青年矚目的對象。由於輿論的作用，轉瞬間成為關注的焦點，心理壓力劇增，期望值徒然浮生，取得不切實際的價值判斷，當這種轉瞬而來的熱烈與繁榮轉瞬而去後，留下來的卻是激動人心的回憶與難以平抑的熱情，繼續不停地奮鬥，以期能再現往日輝煌，再度領略大家圍觀的風光（當然，我不是說這是你和我不停奮鬥的唯一動力與回報）。本非安常處順之人（否則不會被雜誌社相中去引發議論），更要抖擻人才撲朔功名了。事實上，輿論所注重的是人物與事件的典型性、廣泛性和即時性，作為刊社，力圖以焦點話題吸引讀者，因而渴求捕捉或製造新聞。一旦新聞不新，則社會自然予以忘卻，這就要求新聞人物不得形成阿德勒提出的專橫跋扈、自吹自欺、傲慢貶人的“優越情結”而應有一個清醒的自我地位判斷與取向。

潘曉之中的另一位，黃曉菊，也有與你相似的經曆。93年本刊曾經報道過她的生活，離婚、被解職、闖海南、拉廣告、赴深圳給日本人跪著擦地板，至今仍為時裝推銷員，麵對改革開放帶來的種種新異，常有昨日黃花的失落感，在經紀人培訓班上悲壯地揚長而去，身後留下了與時代漸長的距離。80年幫助搞人生觀討論並撰文述作的我國人才學發起者之一近來與我談起當年時也有改革的呐喊者並非改革的受益者之類的命題的議論。從這個意義上說，城裏人殺出圍城的難度也不比農村人小多少，而且曾經殺出來的人也有隨時可能被重新圍將進去打入冷宮。這些“遙想公瑾當年”如今“卻道天涼好個秋”，說明了什麽呢？

首先，不停奮鬥也就是我們的生活。對於日漸稀缺的理想主義者而言，生存與奮鬥在活著的意義上幾乎是等值的，換句話說，奮鬥基本囊括了我們的所有。象你一樣，我不管是在流浪、在獄中、在街頭。還是在現在單位，都不得地讀書，涉及了很多領域，哲學、經濟、法律、曆史、宗教、軍事、心理、音樂、體育、政治、文學……這已經成為慣性所驅或者說已經成為一種生存需要。盡管我現在從事的工作並非學術研究，但讀書本身即為目的以及其中的樂趣與我相伴久遠。同時，我也在新聞、出版、公關、廣告、書刊發行、機械加工、房地產、軟件營銷、人事、管理這些非我專業的領域一試身手，不停地探索，不停地奮鬥，漸漸地在行為上把自己與周圍協調起來，讓自己更能適應社會的變化，精神追求高遠與肉體囿於樊籠並存古已有之，至今亦然，這既是一種悲哀，也是一種機緣。

其次，關於成功，這是個見仁見智的概念。由於經曆、環境、素質、性格等各種因素及其在人格整合過程中份額的不同，成功的標準、影響及範圍可以大相徑庭。家庭貧寒卻恩愛如初的老夫妻算成功嗎？腰纏萬貫頤指氣使苟苟且且算成功嗎？名利兼就眾叛親離形單影隻算成功嗎？一往無前執著於將軍夢而總與機會失之交臂的士兵算成功嗎？以我來說，參與了《走向未來》、《二十世紀文庫》、《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著作叢書》、《中國勞動人事百科全書》、《行政管理學大辭典》、《中國一百人》等譯著的編輯出版，先後獲得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國公關協會、中國科學院的身份，至今為一集團公司總裁助理兼廣告公司副總經理，可我麵對擺攤販菜自得其樂的業主們、校園裏舉步維堅的莘莘學子們、酒館裏豪情萬丈猜拳行令海闊天空針砭時弊的民工們等等都時常有一種自愧弗如之感。我不以為我有什麽成功。比起80年，我除依然保持了激情和活力外，多了一些沉穩及對外界的膽識。如今個性強，進取心事業心亦然。起伏跌宕，有業績，更多失敗，可寧願失敗也不願無所作為。結識眾多，但常常在觀念與行為上與眾格格不入。輕視名利，可非恥於言利之人。富於想象力、主動性與創造性。勇於自檢自剖自我否定，敢於正視外部與自身的缺陷與過錯。愛好廣泛，不修邊幅。喜愛並善於麵對複雜、混亂而艱難的局麵。時刻不會忘記自己是個中國人。漠視權威與成規，尊重個人的情、理、責、權、利，重過程輕結果，以為個人體驗比規範來得切實而有效。懂得不可過分地向生活透支，每個人都以自己的行為向自己的良心負責。我不去嚐試做老板，而注重正直堅毅坦蕩真誠。畢竟，惶惑的生滲透了生的惶惑－－我依然，哪怕它洪水滔天！

再次，成功可以分解開來成為若幹片麵性、階段性的子目標，並尋求適當的途徑接近。你所學“屠龍之技”不過一些謀生手段，可這些對你處境的改觀並不能產生什麽直接的影響。其中，主要在於自我定位。如果目標高遠但不切實際，自然會產生動機與效果、理想與現實、手段與目的間的巨大差異，而這種差異的曠日持久則會產生手段向目的的異化（象討論中某些文章的觀點）和由於挫折積澱下來的失望與沉重及“昊大何不仁”的感慨。實際上，失敗算不了什麽，從失敗中挺起身來，撣調灰塵輕裝上路，從以往中汲取教訓，及時總結不斷進取，尋求積極的變化與自然而合理的行為方式，避免重蹈覆轍，以認真做事踏實做人的原則為前提，學會製造、捕捉和利用各種機會，這雖然老生常談，卻不啻合理的處事態度。同時，當前的青年中許多人功利性很強，目光短淺，自我惡性膨脹。利己主義泛濫，這是對傳統價值觀的反叛，在觀念的動蕩與浩劫後出現是可以理解的，從建構整個社會的道德體係上看，卻對觀念與行為有偏頗與狹隘的影響，就功過是非榮辱毀譽而言，呈現出利欲熏心酒色迷離無法無天唯此唯大的局麵。如此這般，我們在確定成功的標準以及接近成功的行經時，難免會因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而一葉障目辨不清路途與方向。

還有，如何看待奮鬥與成功的關係，這也是個悠久的話題。奮鬥是為成功？奮鬥就一定成功？奮鬥至今沒有成功原因何在？我倒傾向於，奮鬥的快樂就在於奮鬥本身而非其結果，如果目的性太強，奮鬥就會成為一場賭博，即使成功也會變得索然無味；倘若失敗或不成功則怨天尤人淒淒慘慘戚戚。巴爾紮克完成了《人間喜劇》這部巨著之後，功成名就，麵對鏡子中的自己，哀歎道隻平添了一頭白發，這倒給那些不遺餘力外傾型成功之人做了光輝的注腳。我國古時，那個在城牆上俯瞰眾生忙碌脫口而出其目的在於名利的皇天太子，那則“荒塚一堆草沒了”的寫照，也都為名利場描繪了黯淡的底色。至於未成功的原因，這可能是個係統問題，也就是說，需要從多方麵尋找症結所在，這在前麵已大略討論，不再重複。需要說明的是，一種積極樂觀向上的人生態度，是保持自信與進取的根本動力。而這些，大概要求我們麵對紛繁世界時常幽他一默。花自飄零水自流，“遼闊的宇宙，宏偉的人生”，青青芳草，迎風起舞，水天一色，風月無邊，淩浩渺之萬頃，歎吾生之須臾。

沉浮遞嬗中也許幾分調侃，常常陷於冬天熱夏天涼，豬八戒筆下的莎士比亞為何如此婀娜多姿，林黛玉會不會對米老鼠一見鍾情，歐洲的國花無疑是豬尾巴，凱撒大帝怎麽描繪的菲利普斯曲線之類的迷宮中不可自拔。最後，隻得以那位該死的英國大法官的話－－“如果我們的理論與事實不符，那麽一定是我們的理論錯了”來使這場大汗淋漓的冥想告一段落。假若我們能對結果與回報處之泰然，保持良好的應激反應能力，不斷調節自己以試圖減少生活中的挫折感，也許會有較好些的心理衛生狀況。

幸運的是，你碰到了張老師，她給了你十幾年的關懷，目睹了你的坎坷與困惑；對我，80年中國青年雜誌社那場討論的組織者之一馬麗珍也十六年如一日一直關注著我，與我成為忘年之交，看到了我的變化與自強不息，在我落難之時，在我得意之際，在一些報刊以我敗落為題借機發難之時，都呈現了成熟磊落、剛直不阿的品質與風格。這些都超過了她們的職業範圍，於此，我們一起向她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們都渴望擁有一片淨土、一抹天霞、一個樸實而豐富的空間。一種絢麗而清純的生活，渴望與人一同賞慕珠滴的晶瑩，共同描繪發人深思的未來，共同挽起激動人心的世界。這將是一個開始的結束，也是結束的開始，將是刻骨銘心的懷念與憧憬，將是獨有卻令人振爽的掘進遠足，將是充滿智慧與情感的深刻與悠遠。

被要求補寫如下

80年那場引發討論的文章，題為“人生的路，怎麽越走越窄”，反映出當時我們的困惑、迷惘與躁動。現在回頭看去，會怎樣說呢？路是“越走越窄”，還是“米字形”－－多歧路今安在？我以為，改革開放以後，對於每個中國人，自我實現、自我成就、自我奮鬥的機會大大地增加了。盡管許多方麵仍不如人意，可每個人生存與發展的環境寬鬆了許多，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誌向以及對自己的設計與定位謀求最佳兌現。隨著經濟的增長，就業、成才、致富、崛起等方麵的機遇層出不窮（當然，作為其對應物，失業、失意、破產、敗落等機遇亦然），問題在於我們是否能夠敏銳覺察充分把握合理利用之。一方麵，對於奮鬥者而言，桃李不言下自成溪，不可急求事功一蹴而就，不斷的積累和創造必然會有所成效。與其悲天憫人停車坐愛自怨自艾，不如腳踏實地著重自我素質的發掘與培養。另一方麵，則需要具有良好的學習能力，善於從實證和經驗兩個方麵對自己每走過的各階段做出判斷，並得到有效的反饋以及時調整行為目標，使之變成清晰可辨而又簡單易行的步驟。這之中，反思、借鑒、類比、觀摩，勇於實踐勇於失敗，似應成為必要的內容。經過“越走越窄”，如今，我能泰然麵對各種事態與結果，而不再去討論人生路的寬窄有無。不知這是沒落、成長抑或平和。

……………………

專家學子共話人生觀:人生的路是否越走越窄

本報訊（玉勝 記者占坤）20年前，《中國青年》雜誌刊登了一篇署名潘曉的文章《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引起全國範圍內一場轟轟烈烈的人生觀大討論。20年過去了，國家發生了巨變，人們的生活與思想也有很大轉變，然而至今仍有許多人對人生的意義苦苦思考。

日前，《中國青年》雜誌社組織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大、中國科學院、軍事科學院等社會道德倫理、心理、哲學方麵的專家學者及部分高校學生，在京召開新時期人生觀研討會。

會上，大家對20年來改革開放帶來的巨變及當今人們對人生觀的認識和看法，進行了熱烈討論。河北遠方集團公司總經理劉遠方是當年參加“潘曉討論”的熱血青年。他根據自己的人生拚搏經曆，交出一份人生觀答卷：“讓客觀利自己，使主觀為社會。”這一觀點引起與會專家學者的濃厚興趣。

北京師大原黨委書記周之良教授認為：現在青年人不再像過去那樣羞於談個人。關心自己，發展自己，成為多元化價值取向的突出表現。

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王銳生教授表示：人生觀離不開曆史觀。馬克思反對把個人和社會抽象地對立起來，社會整體的發展不應以犧牲大量個人為前提，隻有共同體之外的人，路才會越走越窄。

與會者一致認為劉遠方的追求和探索代表了一部分中青年的奮鬥人生觀，也給了人們一個很好的啟迪，人生的路越走越寬了。

                            《中國青年報》2000-11-19

……………………

《自由交談》張誌林/吳重慶  主編   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重溫潘曉事件：十八年後的複信/陳曉平

七十年代後半期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兩件大事－－“四人幫”垮台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把我國帶入一個新時代。隨著改革開放的展開，人們的精神麵貌也開始發生變化，其標誌之一，就是人們開始對過去長期所謂的“革命人生觀”或“價值觀”加以批判性的反思。剛剛跨入八十年代，一場關於人生觀的大討論便在青年人中間甚至在全國人民中不期而遇地展開了。

引起這場討論的是發表在1980年第5期《中國青年》雜誌上一篇寫給全國青年的信，即《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作者署名為“潘曉”。此文再次向人們提出那個古老而常新的問題：人生的意義究竟何在？人生的目的是利己還是利他？這封信的公開發表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它顯示處當代中國的政治氣候開始寬鬆，人們可以發表與官方正統觀念不同的觀點。“一石激起千曾浪”，此信立即在社會上產生了極大的反響，其後短短二十天內，《中國青年》編輯部竟收到參加討論的稿件超過一萬份，創下該雜誌社的曆史紀錄。隨後該雜誌每期都刊登一組討論文章，直到1980年結束；其中絕大多數文章都對潘曉的觀點表示共鳴、理解或同情，同時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示一定的異議或批評。

當時筆者正在西藏工作，看了潘曉的信後頗為感慨。筆者也曾懷有利他主義的道德理想，而且樹立這種理想的過程幾乎與潘曉是一樣的。正是由於這種道德理想，筆者大學畢業後自願報名去西藏，因此，潘曉所麵臨的道德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相似麵臨的問題。我當時也寫了一篇文章準備參加討論，不過，終因自覺觀點不夠成熟而未寄出。我之所以想加入討論的另一個原因是，我覺得絕大多數參加討論的文章都不如潘曉本人的信更深刻、更有份量。潘曉的信言簡意賅，情真意切，具有濃厚的時代氣息，即使今天看來仍發人深省、耐人尋味。現在我已過不惑之年，並且是一位大學哲學教師，當我重讀潘曉的這封信時，似乎覺得有義務來完成十八年前沒有完成的那篇討論文章。不過在此之前，有必要把潘曉的信完整地介紹給讀者，特別是介紹給那些從未聽說過那場人生觀討論的年輕讀者。我本想隻摘錄其中部分內容，但又覺得還是把全文呈現給讀者更好，我相信讀者在通讀此信之後不會覺得浪費時間。

現將潘曉的信全文抄錄如下。

（略。）

我自認為與潘曉的心是相通的，於是，我試圖給她以幫助，或者說，給我們大家以共勉，現回信如下。

潘曉同誌：你好！

你在精神上之所以倍感痛苦，是因為你在道德上找不到歸宿，處於進退兩難、無所適從的境地。你先前樹立的利他主義的道德理想雖然聽起來很崇高，但是離現實社會太遠，根本行不通；你現在認識到的利己主義－－用你的話說就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似乎現實可行，但總覺得不那麽崇高，不符合自己的道德理想。首先我要說，你有這種痛苦已經說明你是一個道德水平較高的人，因為這種痛苦是講道德的人才具有的。其次我要說，道德是有層次的，一個人必須學會在不同的道德層次之間靈活地過度和轉換；當然，這種道德的過度和轉換是有原則的，而不是隨心所欲的。

最低層次的也是最基本的道德準則就是你在實際生活中所體悟到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正如你所說：“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法製也就成為必然的了。這大概是人的規律，也是生物進化的某種規律－－是任何專橫的說教都不能淹沒、不能哄騙的規律！”不過，對此我要補充兩點。其一，要作到這點也並非容易的事情，因為要避免另一種情形發生：即主觀為自己，客觀害別人。其二，甚至在實際生活中主觀為自己而客觀害別人的情形是不可完全避免的，因此有必要規定：在什麽情況下“害”別人是允許的，在什麽情況下害別人是不允許的。舉例來說，在公平競爭的原則下，用自己物美價廉的產品來擊敗競爭對手，這種“害人”是允許的；反之，通過行賄受賄或偷稅漏稅等手段破壞公平競爭原則從而擊敗對手，這種害人是不允許的。這些調節或緩和人們之間利益衝突的規定就是法律，合理的法律規則是人們普遍接受的社會契約。因此，你所說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應當替換為更為準確的表述，即“主觀為自己，客觀遵法規”。一個人隻要做到這點，他便達到擊敗的道德水準，因而已經不是一個不講道德的人。

第二個層次的道德標準是：要自覺維護合理的社會法規。此規則要求人們不僅遵守合理的法規，而且要同違犯合理法規的現象作鬥爭。要鬥爭就會有犧牲，此時，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矛盾便凸顯出來。因此，這條規則不僅要求人們在客觀上是為公利他的，而且要求人們在主觀動機上也是為公利他的。舉例來說，你打算從事文學創作來體現自己的價值，你要把你的艱辛的人生經曆寫出來，這可以說是主觀為自己而客觀為別人。現假定你的作品中涉及到某位大人物的惡劣行為，因此這位大人物要求你放棄這項寫作，否則你將受到報複。這時，你便麵臨兩種選擇：其一，你出於主觀為自己的動機而放棄這項寫作，當然你這樣做也算不上違法，因而並不違法最基本的道德準則。其二，你出於主觀為社會的動機而堅持揭露這一大人物的惡劣行為，並因此遭受報複，使個人利益受到損失。你這樣做便達到了第二個層次的道德水平。顯然，達到第二層次的道德水準來得崇高，更符合你的道德理想。此外，你要注意到，我這裏所說的是要維護合理的社會法規。如果你身邊的社會法規是不合理的，你不但不能遵守和維護，而且要設法推翻它，為建立新的合理的社會法規而鬥爭，這就要冒更大的個人風險，因而需要有更高程度的克己奉公的主觀動機。

第三個層次的道德標準是要有超越感。具體地說，就是要明白，無論自己在遵守合理法規的前提下為個人利益而努力，還是為維護或建立合理的社會法規而鬥爭，都隻不過是盡了一個人的自然本性或社會本性，做了自己該做的事。因此，既不要在前一種個人奮鬥中感到自己渺小，也不要在後一種社會奮鬥中感到自己偉大；既不要為達到目的而沾沾自喜，也不要為沒有達到目的而灰心喪氣。要知道，盡人之理或盡人之性，重要的是自己行為的過程本身，而不是行為的結果。還要知道，自己盡人之理或盡人之性，正如一匹馬在原野上奔跑是盡馬之性，或一條魚在水池中遊動是盡魚之性；在這個意義上，萬物都是等價的，這就是中國道家哲學的“齊物論”觀點，有了這個觀點，人就有了超越感。

不過，問題馬上來了：如果一個人達到了第三層次的道德水準，那麽他是否就成為一個沒有常人情感的人，既然他把所有的事情都看作是一樣的？對此，我的回答是：不！因為一個人達到第三層次的道德水準，並不意味著他把前兩個層次的道德水準拋棄掉，而隻是不把自己僅僅限於前兩個道德水準：在平常情況下，他仍然應當在遵守合理法規的條件下十分努力地爭取自己的個人價值，這些利益包括物質的和精神的。當合理的社會法規受到侵害時，他應當為捍衛此法規而鬥爭，甚至不惜犧牲個人利益。當他在做這兩種事情的時候，他有著明確的目標，因而他理所當然地會為自己的成功或失敗感到欣喜或悲傷；第三層次的道德標準不是要取消他的這種情感而隻是節製他的這種情感。此標準所要求的超越感正在於使他不至於陷入某種情感而不能自拔。由此可見，這三個不同層次的道德標準不是彼此排斥的，而是可以兼容的，即每一較高層次的標準包容較低層次的標準。因此當一個人達到第三層次的道德標準時，他能夠恰當地在其他層次的道德標準之間進行過度或轉換。如果一個人試圖做到這一點，那麽，他便觸到了中國哲學的精髓，那就是極高明而道中庸。

潘曉同誌，在我看來，你之所以陷入難以自拔的精神痛苦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把前兩個層次的道德標準對立起來，似乎一旦主觀為了自己，就隻好永遠主觀為自己，或者，一旦主觀為他人就隻能全心全意地為他人，一點都不能考慮自己，即所謂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是過去甚至現在我國道德哲學長期灌輸的結果，我本人也曾深受其害。另一就是你沒有達到第三層次的道德水準，缺乏超越感。當然，這個超越感說起來容易，其實做起來是很難的，它需要一個人具備很高的悟性，用我國當代哲學家馮友蘭先生的話說，就是要有很高的覺解。你喜歡寫作，這是很好的事情，但你又時常為此感到苦惱，你擔心自己寫的東西未必能發表，即使發表也未必能“攪動生活，影響社會”。你的這些苦惱不是沒有道理的。首先，一個人從事寫作當然希望得到社會的承認，而作品被發表是被社會承認的重要標誌，因此，這種期望是道德的，它屬於第一層次的道德範疇。其次，你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對社會發生積極的影響，這是你的社會責任感，因而更是道德的，它屬於第二層次的道德範疇。第三，你沒有但你應當這樣想：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隻要自己盡到努力便已獲得道德上的成功，至於能否達到事業上的成功則另當別論。用中國舊時的話說，人有三種成功即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其中立功和立言除了自身之努力以外還需要自身的努力。因此，隻要我們盡到了自己的努力，便可心安理得地自認為是成功者，至少是道德上的成功者。這種自足感也是一種超越感。

以上意見是我在長期的哲學研究和對實際生活的研究中所得出的，也是我用以指導自己行為的道德準則。在你那封信發表十八年之後我才把這些意見講出來，單從時間上看確實遲了些，但從其理論內涵上看並不遲，因為你在信中提出的有關人生意義的問題是永遠不會過時的。謝謝你的信促使我思考了許多問題，以上意見如有不妥之處請批評指正。

陳曉平

1998年10月

在此有必要提及另外一個人的觀點，此人名叫趙林，他是那次人生觀討論中的一個重要人物。趙林的文章發表在當年的《中國青年》第9期上，其題目是《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此文觀點之鮮明，筆鋒之潑辣，立即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成為第二個討論焦點。文中這樣談道：

“在人們的傳統觀念中，常常把自私與為公對立起來，把利己與利人對立起來，兩者之間水火不容。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直到現在仍然支配著人們的思想。其實這兩者不僅不是對立的，往往還是一致的。在過去的十多年中，隻要一提到人，必定首先指的是整體，然後才是個體。似乎個人首先是作為集體的一分子，然後才是作為個人存在。一般先於個別，水果先於蘋果，這就是異化社會的邏輯程序。

“自私是一個廣義的哲學概念，它是動物的一種本能。在動物那裏表現為自保，在人身上則表現為自私。自私是什麽？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康德和黑格爾看到了這一點，認為曆史就是在惡中發展的。

“自私首先是一種自我發現：個人意識到自己的價值，意識到‘我’的重要意義。以往的一切總體主義的觀念都是個體靈活被歪曲的結果，是個人本質異化的結果。十年浩劫中有個口號，叫做‘狠鬥私字一閃念’，這是多麽野蠻的口號，那時卻被人們普遍接受了。在曆史上，任何一次大的社會改革，都是由於自我發現而引起的。歐洲文藝複興、啟蒙運動和浪漫主義，哪一個不是以個人自覺為前提？隻有在充分認識和提高自身價值的前提下，社會才能進步。

“我寫小說也是為了表現自己，發現個人的價值和普遍的人性，發泄內心的情緒，在外物身上打下自我的烙印。這種進取不是為了功利效果，而是為了滿足自我擴張和表現的要求。我相信自己的能力，我也相信在努力提高個人價值、充分表現自我的過程中，將會產生對整個社會有利的客觀效果。……

“……世界上確實‘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它就在你心中；你之所以彷徨、苦悶，是由於你沒有發現它；一旦發現了它，所有累倦的感覺，出世的思想，絕望的念頭都會消失。你就會發現自己已經接觸到時代的‘有力的臂膀’，你就會看到自己正在‘攪動生活，影響社會’。曆史是由人的活動組成的，而人首先是個人。所以每個自覺到自己價值的人都可以問心無愧地說：‘我就是曆史！’”

我們看到，趙林在文章中強調兩點：1•自私是動物的本能，個人是社會的基礎，所以自我意識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觀念；2•廣義的自我是超功利的，與社會一致的。因此，發現、擴張、實現這種自我，是“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在筆者看來，趙林的這兩個觀點都是正確的，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利己與利他的統一，現實與崇高的統一，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潘曉的疑難。應當說，在當時的文化背景下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是難能可貴的。不過在今天看來，趙林對潘曉疑難的解決還不夠徹底，其不徹底在於，趙林雖然提到“廣義的自私”和“狹義的自私”，但並未在這兩者之間給予明確的界定，相反有時將二者混淆起來。如，他的文章這樣談道：“當然，自私具有雙重效果，一方麵是個人自覺，另一方麵也產生了一些損人利己的後果。這種可悲的情況是由自私本身的特點決定的，在目前是很難避免的，將來看來也很難根除。隻要有人存在，就會有矛盾衝突，這都是由於自私而引起的。”在此，趙林把損人利己的可卑的自私與前麵談的那種具有社會感和使命的崇高的自私混在一起了。退一步講，即使趙林明確地區分了這兩種自私，那還有一個問題，即：如何由一切動物都具有的可卑的狹義的自私，升華到隻有人才能具有的崇高的廣義的自私？趙林在信中沒有涉及這個問題，然而，這個問題是至關重要的。筆者在上麵給潘曉的信種提出三個層次的道德水準，就是試圖對這些問題作出回答。

最後順便提及，當我讀到潘曉的信時我還在西藏日喀則地區交通局工作，而當我讀到趙林的文章時已成為武漢大學哲學係的一名研究生，而趙林當時正是武漢大學曆史係的一名應屆畢業生。於是，我們互相認識了，並且以後成為親密的朋友和同事。趙林的那篇文章使他成為武漢大學的一位知名人物，經常參加各種人生觀討論會。我記得在一次公開論戰中，其對手質問他，如果人人都隻想實現自我的話，那麽誰來當革命機器上的螺絲釘？趙林則反問道：如果人人都想當作革命的螺絲釘，那麽誰來作那個擰螺絲釘的人呢？由於趙林在文章或辯論中表達出一些不同凡響的觀點，這使他在不少領導甚至在某些“學者”眼中被看作異端分子，以至當他以優異的成績叩響武漢大學哲學係研究生的大門時竟被人蠻橫地拒之門外，他不得不轉到曆史係去讀研究生。趙林由於參加關於人生觀的討論而再次遭受人生的不公待遇，這對我們這樣一個充滿“大公無私”的道德訓誡的禮儀之邦及其高等學府來說是多麽具有諷刺意味呀！這種呼聲直到今天仍然不絕於耳。這裏有道德哲學方麵的原因，也有社會製度方麵的原因。我們每一個哲學和社會科學工作者有義務傾聽這種聲音，並為根除產生它的原因而盡我們的綿薄之力。

（報刊對潘禕的采訪報道）

2003年第2期《新世紀》第30頁

『跨頁是我與吳堅、徐淩功、宋湘生、李峙兵、常群等在航天橋雪域餐廳包間內聚餐時的六張單人照片。』

潘禕依然困惑

從無選擇到選擇太多

Pan Yi Still Perplexed Though Choices Rise From None

喝下濃縮蘇水剛剛被搶救脫險的潘禕，硬生生對醫生拋出一句話：“我不感謝你們，因為你們又把我送回到這悲慘的世界上來了。”

那是在1979年5月31日。一年後，這個“問題學生”被推入由《中國青年》雜誌社發起的那場人生觀大討論。

“這場討論確確實實改變了我的人生。我現在走了一條跟正常人不太一樣的路。”不過，潘禕認為自己“原來可能也不算一個正常的人”。

這組原計劃以60年代出生的人為起點的報道，確定1959年10月4日出生的潘禕開端，是因為被稱為“新時期的思想啟蒙”人生觀大討論，可以說是中國社會價值觀走向多元化和寬容性的標識。潘禕本人也認為，對人的評價，按年代劃分太過機械。

聽說他去了北歐，以為找他是件極複雜的事。不料，根據朋友提供的在京辦公室電話，撥通第一個便是潘禕接的。

他直言確實不記得我了，毫無閃爍和遮掩——畢竟，隻是三年多以前的一麵之交。之後再令我驚異的是：他那時的呼機竟還沒有廢棄，而且，沒有手機。

第二次見到潘禕，是聯係上他的第二天。

一眼便在飯桌上的諸多人中挑出了潘禕。三年前的夏天見到的潘禕，著短袖短褲，並未留意他1.87米的身高，隻覺分外地瘦；『這裏，有一張我大概兩歲多時的照片，肯定是在ok360網站上下載的，附照片說明【幼年潘禕】』現在，許是冬天穿著較多的緣故，胖些，站起來，卻外顯高。

“我從不遲到，雖然總是被人晾，但仍堅持。”雖然潘禕並不指責旁人的偏差，但他一板一眼的行事方式卻常令旁人不由得不如法而行。他最滿意的事，就是朋友們都認為他是個守信可靠的人。他的曲折人生也許與執拗個性一致；而接近古板的嚴謹，又似乎與他非常規的路跡背離。

不管人生的路寬與窄，活著，這是一個基本命題

潘禕至今確切地知道每一個特別的日子，記得每個關鍵人物的姓名。

潘禕生於北京，祖籍江蘇宜興。父親是原國家航空部機關幹部，母親是醫務工作者，他是老大，有個弟弟。全家在支援三線建設過程中遷往青海，潘禕在北京寄居親戚家，性格也因之而變得孤僻乖張。1978年，潘禕考上北京經濟學院數學係計算機程序設計專業。之後，他把戶口遷到學校，徹底離開了親戚家。

1979年5月31日晚，大學二年級的潘禕，操場上喝下了濃縮的來蘇水。被送到醫院，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四百多塊零一毛錢找回了一條命”。

據潘禕自己說，上大學之初，他的人生態度還是積極的，還拿過學校越野賽的亞軍獎牌，任校籃球隊中鋒，樂隊領奏。1979年春節，他沒有回青海父母家，同時因為不喜歡寄人籬下的感覺，也沒有去北京的親戚家，而是在學校的孤單冷落中度過。那個節日帶來的孤獨感和灰暗情緒，在開學後演變為“冷眼看人生”的消極心態，更多看到的是社會的陰暗麵，而且更少與同學交流。這種灰暗心理到自殺時發展到極致，並且“沒有什麽特殊原因”。

1980年4月7日午休後，輔導員到宿舍找到潘禕，讓他參加《中國青年》雜誌社來校了解青年思想狀況的座談會。這個在座談會上一言未發的學生，會後被特別叮囑“不要走”，“要找你單獨談”。後來據潘禕本人回憶，“我被叫到另一間小屋，回答問題近4個小時”。

『這裏有張我99年與北京電視台去西藏時的側麵像，照片附說明【1999年夏天在西藏布達拉宮】』

潘禕與《中國青年》思想教育部的編輯馬麗珍的單獨談話，及後來應邀寫的關於人生觀轉變過程的文章，與名叫黃曉菊的女青年的文章被綜合起來，以《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為題，署名“潘曉”，發表在《中國青年》1980年第5期，從而引發一場人生觀討論，持續了6個月。

學校反感《中國青年》雜誌竟然把潘禕這個思想有問題的學生樹成了“典型”。 1980年7月，校方把潘禕帶到北京一家醫院檢查。聽完校方的敘述和潘禕本人的辯解後，一個實習大夫給他下了診斷：重型精神病。後來潘多次找到醫院，醫生把診斷結果修改為精神憂鬱症。

1981年2月2日，校方黨組給潘禕父母致信，要求潘禕自動退學。潘禕的家長簽了字。

“就這樣，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學校推薦到了那場討論中，又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學校轟出校門。”

由於不滿父母代為作出的“同意自動退學”的決定，潘禕退學後即割斷了家庭的經濟來源。所在街道也將之視為與勞改釋放人員同類，這使他無法找到工作。從1981年到1983年，他流浪、乞討、睡火車站、睡橋洞，在前門賣過大碗茶，在北京站當過搬運工。有時每天的生活費隻有6分錢。那段生活裏給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自己獨自在火車站候車室苦捱高燒的經曆，“連續燒了四天，滴水未進，燒得實在沒辦法就起來坐坐，飯也沒得吃，到了第5天稍微好點兒，才扶著牆，慢慢地拖到洗手間裏喝了兩口涼水……”

就像浮雲，潘禕停不下飄遊。但是，雲沒有能力把握永遠留存在寬闊天空的權利，時而會幻化為雨或雪墜落，但又會升騰，回到自由自在的空中，永遠興致盎然地注視並思考著世界。

潘禕認為，現在再發起這麽一場人生觀討論，肯定沒人理睬。因為現在的媒體和訴諸於媒體宣瀉自己的渠道多了，比如網絡，要通過一個話題引起共鳴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現在的人生問題是不是就比那時少了呢？“不會的”——潘禕確信。“不管人生的路寬與窄，畢竟活著，這是一個基本命題。”

對成功或者失敗或者困惑並不很在乎

“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這是當年潘禕應《中國青年》之約寫的文章題目，後來被部分並入那篇引發討論的稿件。20多年過去，他領會到：“隻要人活著時，認認真真做事，老老實實做人，那你的人生，對他人對自己，都是有意義的。”

潘禕認為，這場人生觀討論中，造就了他一係列戲劇化的人生旅程。在不得已被架在了那個位置之後，才在這個位子開始了真正人生的思索。“我在非常不現實的情況下提出了一個理想的命題。這個命題放在今天算不了什麽，可在當時是不合時宜的。我沒有審時度勢。所以盡管有人說這場討論影響了一代人，我卻將為此承受了一生的代價。”

在困苦中，潘禕曾被扯進一起盜竊案而入獄。他解釋，一些媒體的報道是不負責任的。從潘禕口中了解到的經過是這樣的：『這裏有一張我與陳岱蓀的合影，照片說明【1992年與北京大學陳岱蓀】』做裝卸工時，一次與司機同去取貨後，司機繞道在一個朋友處卸下了一塊鋼錠，說是裝貨時順手“撿”的，要潘禕別聲張，事後給了他150元。1984年嚴打，有人捅出這事，司機問他怎麽辦，他說倆人扛著比一人強。於是有了三年半的鐵窗生涯（1983年10月至1987年4月）。

潘禕不喜歡被人看到落魄的樣子，不願人來探監，對家人也有意斷絕聯係。嚴格的封閉生活使他由對外界的無知發展到恐懼，臨出獄前夕，他甚至想過申請加刑，原因是監獄裏零星耳聞中國社會的飛速發展，深恐出獄後無法麵對。

服刑期間，潘禕的家人回到北京。出獄時他沒有通知家人，一個比他先獲釋的獄友來接他。他們照著家裏寄來的一張圖找到潘禕的家。他說後來與這位獄友也見過幾麵，但終因難以交流而不再刻意往來。

但事實上，他適應得挺快。

在人生觀討論前與潘禕長談的《中國青年》編輯馬麗珍介紹他給社科院的金觀濤作助理，抄稿，送稿，來往穿梭做些雜事。抄稿間隙，他會細讀那些文字，甚至會禁不住用鉛筆在旁邊作些改動。一些瑣事的處理使金認為他“是一個十分認真，辦事讓人放心的人”。

潘禕自此開始與一些學術機構建立了聯係，雖然多是打雜，但他的生活和交往開始逐漸體麵起來：有可能從事一些編務、出版、策劃工作。至90年代初，他已經開始專職或兼職任諸多機構的職務，並擔任一些機構的顧問，參與創意和策劃了一些社會活動，為電台、電視台撰寫項目計劃書，接收報刊約稿，並為一些產品和服務撰寫廣告。後來他紮進人力資源圈內，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產生不少作品。

他還參與編寫了《走向未來叢書》、《二十世紀文庫》、《現代文化叢書》、《企業家叢書》、《中國勞動人事百科全書》、《行政管理學大詞典》、《諾貝爾經濟學獎者著作叢書》、《最新全真托福詳解》、《開國第一刀》、《邊緣叢書》等等。

２０００年1月21日，中華英才網在國內首推在線職業谘詢，通過電子郵件和在線論壇為答疑解惑，這就是潘禕主持的“老潘信箱”。雖然由於種種原因隻持續了三個多月，但據說當時的日的訪問量超過10萬人次。

潘禕說：“沒有監獄的生活，我隻能算是活了一半。監獄裏可以說是生活的最底線了。在這裏確定了我認認真真做事，老老實實做人的人生原則。”

潘禕從不掩藏自己的經曆。出獄不久，人家給他介紹女朋友，他把自己的經曆和盤托出，嚇跑了好幾個女孩。

1995年10月，潘禕與一個小他10歲的女孩結了婚。她了解潘禕的全部曆史，仍然嫁給了他，即使在一些問題上並不讚同和支持他，但也不阻撓，算是尊重他的選擇。現在，兒子已有6歲。妻子與潘禕有約在先，不願自己被媒體關注，不要扯進自己和孩子。

2000年夫人出國留學，2001年10月他帶孩子前往北歐探親。2002年2月，潘禕獨自回國。在一家電視台的經濟節目擔任策劃。

多年來，潘禕一直沒有固定的工作，但他努力地幹著，他想著自己是個男人，得擔起養家糊口的責任。

潘禕認為，一般來講，５０年代出生的人責任感強，甚至從法律上講，可能不主張自己的權利也會承擔義務；６０年代的人學習能力強，但會稍稍追求一些權利義務上的對等，有什麽權利就盡什麽義務；７０年代的人，物欲更明顯，甚至可能為短期的利益放棄一段經久的友誼，但他們學習能力更強，但更現實。因為成長過程中已經接受到信息技術，信息汙染也增加。尤其７０年代後期出生的，大多是獨生子女，沒有責任感，沒有合作感，沒有精神，沒有歸屬感。８０年代出生的人今年最大的才２２歲，隻有個大概印象，就是：意氣風發，還不知天高地厚。

二十出頭就成為全國注目的人物，潘禕清醒地知道：“出名並不是因為我做了什麽輝煌的業績，完全是被人包裝出來的。但當時我並沒有清醒認識到這點。便覺得自己真是個人物了，很難再回到現實。另一方麵，因為有了這個虛晃的身份，又造成某些經曆，這種經曆在客觀上也使得我很難再恢複到原來了。說白了，我是個被輿論害了的悲劇人物。”

潘禕極少與同學往來。許多同學已經位高權重，但他認為那與他無關，“就是要飯也要不到他門上”。

潘禕說他對成功或者失敗或者困惑並不很在乎。

不設計未來，永遠生活在邊緣

1998年末，潘禕向母校北京經濟學院（現首都經貿大學）提交了一份《學曆、學籍、學位申請書》。他認為學校要求他自動退學，實際上把他推到了一個異常艱難的處境之中，至今他仍背著當時的處理所帶來的沉重的包袱，在生存、發展等方麵，他失去了正常人的資格。

申請的過程繁雜而艱難，結果不盡如人意。但潘禕放得下。他說這是他總結自己的一個環節。

在“申請書”中，潘禕對自己的描述是：經曆了諸多困苦，我尚未消沉，依然積極地在人生之路上奔波。

潘禕自稱是“五無”人員：沒有職業，沒有房子，沒有固定的收入，沒有固定的地址，沒有醫療保險。

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個邊緣人，應該是跨年代的或者是跨觀念的人。 現在做現在的節目，各種流派的專家他都要接觸、交流，要去理解他們不同的觀點。做到這一點，一方麵要有知識積累，另一方麵要有觀念上的寬容性，各種觀念要能接納、融合。

邊緣人的另一個標誌，就是永遠不可能進入主流。潘禕的工作永遠是兼職，這與他入獄經曆有關。“除非朋友，才能先幹起來。憑我的為人和能力，才帶來另外一個層麵的身份變化。”潘禕開始感到危機：“以前我曾說除了離婚和長期的病痛之外，該經曆的我都經曆過了。但現在不行了，1997年犯心髒病差一點死去，腰疼得有一段時間走不了路，再加上透支體力和掠奪性的資源開發，我真怕承受不住。”

幾年來，潘禕在不下20家企事業單位工作過。他依然有挫折和困惑，這是選擇太多的困惑，而20年前是無從選擇的困惑。潘禕說：“這是進步的一個明顯標誌。”

『這裏有一張與題頭同時的照片，附說明【他說他自己對成功或者失敗或者困惑並不很在乎】』

關於未來，潘禕說他沒有設計。“人生的困惑是一個永恒的主題。我不想再為這個困惑而困惑了。對於自己該承受什麽就承受什麽。這不是消極。也沒有做未來的設計，給自己今後20年做一個規定，我認為是超載，也太形式化了。我現在惟求，再回頭看過去的時候，不說有什麽豐功偉績，但至少我能說我是按我自己的原則生活著，這就行了。”

他把現代社會定義為“浮躁、功利而短視的時代”，並且認為，在他所能預見的未來，不僅改變不了，而且會越來越甚。

人到中年的潘禕把自己歸類為行動主義者。遇到失敗，他不考慮該怨誰，而是考慮該做什麽。

“禕”，字義為“美好”。潘禕說，以此為名，是父母希望他的生活美好。“實際上，美好隻是種願望，是個理想。現在，理想繼承了，美好卻沒有。時代開了個玩笑。”

名字意為美好，而本人卻是個失敗主義者。潘禕說，“|很諷刺”。

新年剛剛過去，得到潘禕又要失業的消息：“那個節目馬上就要停播了。而新的節目中沒有我的位置，隻好打道回府。”

文/許暉

……………………

1998年第9期北京紀事

封麵〈一篇文章改變一生〉

內文“一篇文章改變一生”

張琢真/文

1980年《中國青年》雜誌一封署名潘曉的來信以自己的親身經曆和感受道出深深的困惑：“人生的路，怎麽越走越窄”。霎時間，在全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一場全國性的人生觀大討論由此展開。曆史流經了十八年，當年參與討論的熱血青年現在都已入不惑之年，而作為當事者之一的潘?是如何走出當年的困惑，至今是活得瀟灑還是依舊困惑？

采訪潘?前，我曾讀到他的自薦材料，摘錄如下：潘?，男，1959年10月4日生於北京，身高1.87米，體重72公斤。謝頂。1978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經濟學院數學係。1980年一場人生觀討論成了時代的風雲人物。現任北京企業管理研究所副所長、三歐電子科技公司副總經理、《多媒體光盤》雜誌總編輯。為人幹練通達，體貌端正，堅毅泰然坦蕩真誠，正直幽默睿智進取，熱誠豪放灑脫精明，博才剛強名利兼就，金戈鐵馬簾卷西風，慎思獨索磊摯情。

他將人間的讚美之辭從容地借來用在了自己身上。

他的獨特和怪異，那段名噪一時的曆史，使我們坐在了一起。采訪自然是從那個古老又沉重的話題開始。

潘?：不願回頭說過去想過去。可你不說還偏讓你說。從1985年北京葉德英的采訪開始，後來湖南有一個女孩到深圳打工一分錢沒掙到還離了婚。《中國青年》雜誌要我以過來人的身份談點看法，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回眸過去。

（以下是一張照片，是1987年我和王慧傑去河北昌黎南戴河時她拍的最得意的那張，後麵一片未經破壞的黃金色的沙丘，我盤腿坐在沙子上。下注：1987年，剛出獄的潘?前途一片迷茫。）

其實我更想說的是，十八年前我並沒有故意要參與那場討論。黃曉菊（化名潘曉的另一個）怎麽想的我不知道。記得那時雜誌社來我校組織座談會，學校就讓我去參加。

張：是因為你的出類拔萃？

潘：是因為我的叛逆性格和我難以搞定的出類拔萃（笑）。當時我學的是計算機專業，這是學校新開的課。因為沒有經驗，許多課程設置不合理。比如數學剛講微分，物理就已經用上了積分。老師說甭管會不會，記下公式就行了。我認為這課上不上沒關係，光叫我們背公式了。就天天在宿舍看雜書。我還自殺過一次。學校認為我的思想和年齡不相稱，當時還告訴雜誌社，這個學生最好單獨找他談。輔導員卻哄我說，你去聽聽（座談會），不想聽就出來。我一去人家就請到一個屋。談話的編輯馬麗珍是江蘇常州人，我是宜興人，都在太湖邊上也算老鄉了。那時我父母還在青海。談話結束時馬老師對我說，以後有空就來家坐坐，我孩子正好考高中，你幫他補補課，我也給你燒些家常菜吃。

後來我就去了。在她家，馬老師說：你能不能把你那天說的東西寫一寫。因為當時能讀大學就很牛氣了，你還有那麽多的困惑和苦惱。後來我把大學寫了交給她，馬老師又問，你敢不敢拿出來討論？我想我都是死過一次的人了，還有什麽不敢的。就這樣，過了不久，我就在《中國青年》雜誌看到了那篇文章《人生的路，怎麽越走越窄》，署名是“潘曉”。馬老師說文章用的是我的思想，北京第五羊毛衫廠女工黃曉菊的故事。

這就是引發全國那場人生觀討論文章出來的全過程。我並沒有主動參與。後來陳希同在一次代表大會的講話中說：從1980年那場人生觀大討論到1989年的平暴……曆史就這麽把我放在了一個“資產階級自由化先驅”的位置。

張：這麽說那次討論帶給你的並不是一次輝煌？

潘：是的。他們憑空造就我這麽一個不現實的人，從兩個方麵我很難再和現實融合。輿論往往是“呼”地一下把一個人捧起，從此就不再管了。而當時的我隻有20出頭，一下就成為全國注目的人物，而這中出名並不是因為我做了什麽輝煌的業績，完全是被人包裝出來的。但當時我並沒有清醒認識到這點。便覺得自己真是個人物了一下子很難再回到現實。另一方麵，因為有了這個虛晃的身份，這個身份又造成某些經曆，這種經曆在客觀上也使得我很難再恢複到原來了。說白了我是一個被輿論害了的悲劇人物。

張：你認為那場討論給你以後的人生帶來了哪些影響：

潘：一是我自己的政治生活被迅速抹掉，也可以說從政治上我很快就成熟了。在全國幾十萬右派摘帽的同時，我又重新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二是這場人生討論我不得已被架在了那個位置，我也就在這個位子開始了真正人生的思索。三是從那造就了我一係列戲劇化的人生旅程。

張：如果說教訓的話有哪些教訓？

我在非常不現實的情況下提出了一個理想的命題。這個命題放在今天算不了什麽，可在當時是不合時宜的。我沒有審時度勢。所以盡管有人說這場討論影響了一代人，作為我卻為此承受了18年的代價。今後還會怎樣我也不知道。

張：能否說得具體些？

潘：那場討論過後，北京又出現了一些其它的事。如各大學校搞競選什麽的，中央很反感。緊接著就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從那以後，學校就找我的茬兒，勒令我退學。我不服，我要打官司。學校說要打找《中國青年》雜誌打，我們還要找他打呢。

張：當時的座談不是學校讓你參加的嗎？怎麽會引發這種結局呢？

潘：學校對我說，關於你的處理意見也不是我們做的決定。時過境遷，許多年以後，我碰到當時找我談話的校黨委辦公室主任，說起這件事，他說當時的處理的確太過了，一個青年學生有什麽思想問題都是正常的。

學校勒令我退學後，母親也從此和我脫離關係。沒有了經濟來源，衣食住無著。我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就睡在火車站。一天警察查夜，問我有沒有票，我說沒有，暴打我一通，把我轟出候車室。我就蜷在別人的樓道，住家以為我是小偷，又把我轟出來。後來我就和盲流一樣，在立交橋下安了一個窩。

張：這樣的時間大約維持了多長時間？

潘：一年。

張：你的父母怎麽忍心袖手不管？

潘：怪我自己從小太搗蛋了。一直讓母親傷心。我從小調皮到什麽程度，給你說一件事，那時我母親在醫院上班，我就溜進病房，把護士分好的藥攪在一塊，堵塞注射器針頭。搞得藥物全部報廢。後來我從青海回到北京住在我姨家，覺得她們一家對我不公平，她們一家住樓房讓我住防震棚，過年也不給肉吃。於是我就天天跟她們幹仗，最後得罪了她們一家。

1979年考上大學，第一學期放假，同學們都回家過年了，偌大一個校園，就我的小屋閃著一星鬼火，我孤獨地哭了。那時父親已和母親離婚，（放她娘的屁！！！）我也沒錢回青海。第而學期開學，我的情緒明顯跌落，覺得人生沒意思，原來想象學校是一座神聖的殿堂，可是那些學生就因為分數比自己高一點就惡語相向。既然沒意思，還活著幹嗎，我就自殺了，心髒停止跳動30分鍾，又被醫院救過來了。醒來後第一句話我對大夫說：“我並不感謝你們，你們又把我送回到這個悲慘世界。”後來就是那場人生討論。你想我的母親能不失望？

張：《中國青年》雜誌社從此也沒再問過你？

潘：後來還真是他們和團中央聯合幫我找到了全國第一個賣大碗茶的，讓我在他那兒幹。因為那時的街道都不要我，也不知學校給我檔案裏塞了什麽材料，哪兒都不敢要。後來我去找學校，你們不要我又不給我工作還往我檔案裏放黑材料，這不是把人往絕路上送嗎？後來學校撤了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奇怪的是入獄前我的檔案突然失蹤了。

張：看過報道說當時的“潘曉”走進“死胡同”成了在押犯，是因為一次盜竊？

潘：一些媒體的報道是不負責任的。經過是這樣的：那是我在做裝卸工，一次和司機取貨，取萬完貨司機說先不回去，去一個朋友那兒，後來在那兒司機卸下了一塊鋼錠，說是裝貨時順手“撿”的。他要我別聲張，事後給了我150元。1984年嚴打，有人桶出了這事，司機問我怎麽辦，我說倆人扛著比一人強，這樣我就被關進去了。判了三年半。朋友幫我過問這事，答案是，這個人刑事上構不成什麽罪，但不能放。明眼人都知道怎麽回事。

（以下是一張我和孫紀元和鬧鬧97年春天在潘希林羲家的照片。下注：現在的潘?與嬌妻愛子其樂融融）

張：你聽說現在有人對“男子漢”的評判標準嗎，有三個：下過放，蹲過獄，離過婚。

潘：的確，沒有入獄那段生活，我覺得我的人生隻活了一半。我不是鼓勵人們都去蹲監獄。那段生活給我的印象太深了。麵對那些監獄犯，你的個人英雄主義你的知識你的理想你的尊嚴都成了一堆垃圾。人簡直餓瘋了，可以為一塊窩窩頭、碗裏多出的一塊土豆打得頭破血流。每天坐著豎起耳朵就是聽那送飯車遠了又近了的聲音。晚上隻有排著隊說一二三同時側身倒下，這個姿勢一睡到天亮。中途誰要小便，起來了就再也別想插進。

張：就那環境，你還拿了一張自學法律證書？

潘：那是在看守所。在監獄就好多了。人身自由的空間少了，思維空間也就大了，那時除了和獄外的一個女孩保持連續，所有的關係都斷了。我將每月發放的2.5元錢積起來托那個女孩給我買書。因為我擔任了獄中的文化教員，所以我就借這個便利條件，看了許多經濟類、法律類的書，還有一些文學名著。後來刑滿釋放，我倒不想出來了。獄中有一種真實的野蠻，他想打你就打你，他想要你的東西就要你的東西，你很明確他的動機。相對你有一種低層次的安全感。至少不會擔心沒人照顧。一有事，看守就會端著槍來照顧你。而在社會上，你甚至不知道你的敵人來自哪個方位。但我也不能說申請加幾年刑呀。又想外麵的世界日新月異，三年的與世隔離生活我還不跟傻子似的。

可是真出來，不過如此。甚至覺得一些人還不如我，我的自信心慢慢得到恢複。

張：從獄中出來到現在，都在幹些什麽？

潘：幹得可雜了。做營銷、公關策劃、管理、新聞出版、寫作、編輯、谘詢培訓。

張：這些年的重新奮鬥，你覺得自己成功了嗎？

潘：我對成功或者失敗或者困惑並不很在乎。當然如果以今天的生命為終結，我覺得自己仍是一事無成。因為你今天的采訪並不是我現在做出了什麽業績，而是因為我的過去。但回顧這些年，我還是信奉了一個原則：認認真真做事，老老實實做人。這在目前的社會很重要。可再說我現在經營的不是錢，不是人際關係，我經營的是我的信譽。所以說仍然不是一個現實的人。我在給企業做策劃時，我要求“顧客是上帝”的信念貫穿於產品的全過程，許多老板接受不了，他們求的是短期結果，太急功近利。認為有錢就是成功，把階段性的成功說成是整個人生的成功，很難聽進別人的話。所以我認為中國沒有企業家。真正的企業家跟貴族一樣，不是一夜間就能暴發的，他需要精神內涵，需要一種文化的積澱。

張：你愛人是給你獄中寄書的那個女孩嗎？

潘：（笑）不是。是通過電腦紅娘征來的，比我小十歲，學醫的。

張：她沒有被你的經曆嚇跑？

潘：（笑）沒有。我和每一個女孩接觸時我都有言在先，這也是我做人的準則，否則對別人是不公平的。再說我也不會說謊。開始嚇跑了不少，後來的女孩就越來越大膽了，也許是那段曆史越來越遠了。不過到現在我愛人的父母還沒有接受我。我們的孩子兩歲了。他們也從沒來看過。讓我們自己去經營這個家和麵對這個社會給我們的一切不公。

張：你是指對你的不公仍然在繼續？

潘：不合理的現象隨時都在發生。前些日子，我愛人醫院要她搬家，我們沒地方可去，家什就扔在外麵也沒人管。後來好不容易找了一地兒，剛搬進去，因為房管接錯了電線，我的所有電器統統燒壞。還不敢打官司，因為住人家的房怕日後又遇到什麽困難。明天還要去區勞動局仲裁委員會起訴，給別人幹了四個月活，對方竟不付工錢。什麽倒黴的事都讓我給碰上了。不過我已經有了承受能力。

張：對於今後，你將如何設計？你認為現在走出了當年的困惑嗎？

潘：人生的困惑是一個永恒的主題。我不想再為這個困惑而困惑了。對於自己該承受什麽就承受什麽。這不是消極。也沒有做未來的設計，給自己今後20年做一個規定，我認為是超載，也太形式化了。我現在唯求做到的是，再回頭看過去的時候，不說有什麽豐功偉績，但至少我能說我是按我自己的原則生活著，也就是認認真真做事，實實在在做人這就行了。

發稿之際，接到潘?打來的電話：“昨天敗訴於區勞動仲裁委員會，”因為他們沒有再續第二次合同。

問他困惑不困惑，他超然一笑：“如果潘?某一天遇到一個驚喜，那一定是上帝睡著了。”

而今的“潘曉”之一，走過跌宕起伏的人生，已懂得不去過分向生活透支。有成功但更多失敗，他依然充滿激情和活力。如他自己所說：“總是這樣迷茫惆悵，總是這樣無畏剛強，總是那般孤傲自好，總會迎接明日風光。”

責任編輯高海濤

……………………

2000年3月5日 北京青年報下周刊打工北京 第20版

死裏逃生路更寬

（此處是一張2月29日在中華英才網上網時奚宇鳴給我拍的照片）

▊二十年前，他怒問蒼天，“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

▊二十年後，他觸電上網，指點人生，敘說生活本該這樣過

20年前，一封署名為潘曉的《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的公開信發表後，引起全社會的大討論。曾經苦悶徘徊的兩作者之一的潘禕曆經自殺、坐牢，並發誓要與《不容我的世界同歸於盡》，終於在好心人的幫助下活下來了，路也開始越走越寬。

今年1月21日他在中華英才網上開辟了一個“老潘信箱”，每日的訪問量都超過十萬。觸電上網的老潘一下子抖擻起來，精神專注中不見了昨日的迷茫，尋尋覓覓20年終於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標開始了他打工京城指點人生的網上生活。他的經曆或許對那些仍在苦苦追求的朋友有所啟示。

▉你救了我 我卻不感謝你

在他的成名因素中，他自身的經曆與機緣占了主要成份，童年、少年的他很少夥伴，他很孤獨。“文革”時期，他的父親被迫離京去幹校，母親也遷往青海。孤獨的他，因無法承受姨媽眼神中的歧視與冷淡，在上中學時離開了姨媽家，住進了學校。上大學後，他曾經因為心情苦悶走過自殺之路。“我不感謝你，因為你又把我送回到這悲慘的世界上來了”是他扔給當時救活了他的醫生的第一句話。他曾陷入極度的抑鬱之中。因為那封信而帶來的意外的成名，使他在自覺不自覺中走上探尋“人生意義”的不歸路。

▉睡車站，賣大碗茶，就象斷線的風箏，偶爾被樹枝掛住便做短暫停留

似乎要證明“人生”這一命題的沉重，成名的的人生路始終就不平坦。

1981年，他被要求從他就讀的大學“自動退學。後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因為找不到工作而四處流浪。他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就睡在火車站，趕上查夜，他又因沒票被轟出候車室。他也曾一度為生活所迫在前門賣過大碗茶，在北京火車站當過搬運工。

他就像一個斷了線的風箏一樣飄來飄去，偶爾有一棵樹枝掛住了他，他就做一個短暫的停留。

從80年代到90年代，他曾擁有的頭銜可以列出一長串清單。企業的營銷、公司的公關策劃、經理，出版社、雜誌社的編輯、編輯部主任、發行部主任、谘詢公司的市場研究員、顧問、高級顧問師以及電視台的節目主持人等等。他曾參與策劃的活動有很多，還參與編寫了像《走向未來叢書》、《二十世紀文庫》、《現代文化叢書》、《企業家叢書》、《中國勞動人事百科全書》、《行政管理學大詞典》、《諾貝爾經濟學獎者著作叢書》、《最新全真托福詳解》、《開國第一刀》、《邊緣叢書》等等。

雖然沒有紮根在某一片沃土上，飄來飄去的老潘變得更加見多識廣，而這些經曆帶給他的最多的還是人生的感悟。關於人生的意義，他認為：“隻要人活著時，認認真真做事，老老實實做人，那你的人生，對他人對自己，都是有意義的。”對於成功，他認為：“我編過很多書，先後有過一些令人羨慕的職務。但與一些人想比，這又不算什麽。對我而言，與曾經的我相比，除依然保持激情與活力外，更多了一些沉穩和應對外界事物的能力。”

▉用20年時間體驗活著要為別人做點事的道理

特殊的經曆，真實的感悟，讓不惑之年的比別人多了一份麵對紛繁世事的從容。於是從今年初開始，他成為中華英才網“老潘信箱”的主持人，通過電子郵件和在線論壇的方式為訪問者答疑解惑，指點人生。

“看了您的信，我覺得您遇到的問題可能是挺嚴重的，因為這不僅是簡單的求職、應聘技巧等方麵的問題，而是就業競爭力的問題了。”這是“老潘”在中華英才網（www.china-hr.com）上為一位網友解答的問題。這位網友年近30，已經變換了數次工作，卻總是找不到感覺，於是在網上向“老潘”求教。而回答這樣的問題或許正是他的專長。

網站還開通了直接寫信給老潘的信箱，承諾在收到信的24小時之內由老潘親自回複。至今，直接寫給老潘的信有百封之多。其中，類似“我在收入不高的國有銀行工作了10年，想換工作，可丈夫不太同意，我該怎麽辦？”“學非所用，前途不清，人生如何？”“職業大學的畢業生信心在哪裏？”“在國家機關呆了很久，跟蹤新技術，可對現在單位沒信心，怎麽辦？”“我是在美留學生，想回國，能否介紹國內情況以及我是否會受歡迎？”“職業測評怎麽樣？”“工作和興趣衝突怎麽辦？”“學機械的想改變攻讀方向怎麽樣？”“歲數大了，出國求學是否合適？現在開始學工商管理或者金融是否合適？”等問題比較普遍，提問者裏，多是本科以上學曆的，還有些是國外的留學生。

這些帖子和來信，大多言辭懇切，直麵人生，而老潘的答複，也體現了互聯網平等互動的特性，虛懷若穀，公平交流，理解不同的意見，鼓勵積極和有益的交流。

論年齡，老潘剛過40，也許還沒有足夠的資格談人生長短，可有了這些經曆，他的回答總是那樣沉甸甸的。每遇自己不清楚的問題，他總是去翻閱大量的資料，或者自己向有關部門谘詢後再回答別人，從來不對別人說：“對不起，請問別人”之類的話。這可能也正是老潘信箱受到歡迎的重要原因。“人活著，能為別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是我20多年來探求出來的人生意義。”過去，隻是聽別人說，而今，開辟利用20年時間去體驗了先哲們的先哲。

▊文並攝/本報記者 奚宇鳴

……………………

當代西方經濟學之集粹……《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著作叢書》簡介

目前，我國經濟學書籍可謂不少，但係統地反映經濟學最高理論水平的書籍卻寥寥無幾。在我國經濟發展急需理論指導的情況下，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缺陷。在經濟學界，能直接閱讀這些影響西方經濟發展的名著的人還不太多，而直接閱讀這些著作，對了解西方經濟學理論又十分必要。為了加快我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傳播西方經濟學中具有世界意義的、 代表最高水平的思想 、理論、 信息和方法，已成為當務之急。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編輯出版了這套《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著作叢書》正適應了這一需要。

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當今世界上最有影響的經濟學獎。它是1968年瑞典中央銀行在其建立300周年時，為紀念諾貝爾獎提供者而設立的基金。到1988年止，該獎已頒發20屆，共有26位歐美經濟學家獲獎。獲獎的經濟學家的經濟理論基本上代表了西方經濟學的主要成就，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有較大的影響。讀者通過這些著作能較全麵、 深入、 係統地了解和研究西方經濟學，從中吸取對我國經濟改革和經濟學發展有價值的東西。

當代西方經濟學家最顯著的特點之一是數學方法的應用。經濟學要反映經濟中的數量關係，因此，經濟學和數學早就結下了不解之緣。從十七世紀起，經濟學家就用數學公式來表述經濟理論。本世紀以後，經濟學家又把經濟理論、 數學和統計學結合起來，建立了經濟計量學，用於解決實際問題，並取得了重大進展。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說經濟學的數學化是經濟學精密化、 實用化的標誌。在獲獎 的經濟學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在這方麵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在流派林立的當代西方經濟學中，新古典綜合派是公認的“主流派”，這一派繼承並發展了凱恩斯主義，對西方各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理論都有重大的影響。因此，在獲獎的經濟學家中屬於這一派的有相當的比例。

這套叢書第一批共出版了五本著作。德布魯的《價值理論》是方數理經濟學的經典著作，他通過數學形式對一般均衡理論作了嚴謹而優美的表達。本書論述了在相當寬泛的條件下均衡物價的存在，以及在市場關係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分散最優體係的可能性。西蒙的《管理行為》，被西方學者譽為“劃時代的巨著”，奠定了現代組織學、現代決策理論、人工智能學等許多領域的理論基礎，並成為作者後來在心理學，計算機科學等領域作出傑出貢獻的起點。發展經濟學家 、黑人學者劉易斯的《發展計劃》，被稱為“有關發展中國家經濟計劃方麵權威的教科書”。作者主張通過經濟計劃指導經濟發展，他的理論分析來自他的實際調查和經驗。他主張“指導性計劃”，並以市場調節為手段，運用經濟杠杆保證計劃實現。引人注目的是，1986年的獲獎者、 美國公共選擇理論代表人物 布坎南有兩部著作入選。

《赤字中的民主》抨擊了凱恩斯的赤字改革，分析了政治結構與經濟政策之間的相互關係；《自由、市場、國家》則運用“政治經濟學”理論，分析了美國政治製度以及社會公正、個人選擇等方麵的問題，批評社會製度不可進行激烈改革的保守思想，認為有必要改革憲法，借以限製公債和赤字。這倆部著作都體現了作者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也反映了現代西方經濟學中日漸興盛的否定凱恩斯主義的趨勢。

這套叢書的選題，體現了編者的追求：權威性－－取該領域中經典性著作；時效性－－選擇最近獲獎者的作品或其他獲獎者的力作；現實性－－介紹我國改革和發展有借鑒意義的理論。

……………………

往事－－潘曉討論

?    1978－1998年中國青年的困惑和思考

1978年胡副明檄文：真理標準大討論

1979年潘曉來信：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

1980年電影《冰山搶險》引出的話題：麥克唐納＝雷鋒嗎？

1983年大學生張華該犧牲自己去救一名老農嗎？

1987年劉勇殺人是自我實現的悲劇嗎？

1988年成方圓走穴：是商品經濟意識的覺醒還是不務正業？

1989年王朔的痞子也值得欣賞嗎？

1990年知識分子下海是文人精神失落？

1997年王海是騙子還是法律衛士？

?    背景提示：

1980年，《中國青年》編輯部在同青年人的廣泛接觸中發現，10年動亂使青年在人生觀、道德觀方麵陷入迷茫，同時，他們又努力向前探索。編輯部認為彷徨、苦悶對於麻木、僵化是一種曆史的進步，繼續探索本身就表明青年對理想、對社會還有追求。針對這種情況，為發起討論編輯部進行了為期半年的醞釀準備工作。在大量召開座談會的情況下，北京羊毛衫五廠女工黃曉菊的一封8000字來信引起編輯部注意，編輯部將黃曉菊具有典型性的經曆和困惑與就讀於北京經濟學院的大學二年級學生潘一的觀點合為一篇《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的讀者來信在《中國青年》雜誌第5期發表，署名為“潘曉”。

文章發表後，引起廣泛的社會反響，在25天時間裏，編輯部就收到全國各地來信來稿18000多件。從第5期到第12期，《中國青年》共編發了110餘位讀者的稿件，近20萬字。這個時期雜誌發行量達到390萬份。

當時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喬木同誌對這場討論十分關心。1980年6月18日下午，胡喬木親自到《中國青年》編輯部聽取討論情況介紹，並指出“這是一場很有意義的討論，凡是關心青年一代成長的人都應該有興趣。”“應該弄清他們（青年）這麽做的原因，並且認真幫助他們找到希望所在。這裏最需要的是年長一代人的耐心和熱情。”同時他還希望這個討論放開一些，不要急於收場。

“人生意義的思考”喚起了千萬青年的熱情，群眾性的討論一直持續到年底。7個多月時間裏，編輯部共收到全國各地稿件6萬多件，其中不少還是幾十名、上百明青年聯名寫的。大學生、研究生來稿數量相當多，成為這次討論的一大特色。討論在全國引起廣泛反響，《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媒介都對此作了報道，《中國青年報》用了6個月的時間，拿出版麵，刊發討論來信；《工人日報》也在同時搞起了人生觀討論。

討論在寬鬆的環境下，取得了的效果（原文如此），何多青年通過討論重新振作起來。討論過程中，《人民日報》發表了評論員文章《人生觀討論值得重視》，《中國青年》雜誌社在1981年第一期發表了總結這此大討論的文章《六萬顆心的回應》。這場震動全國的大討論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解放思想的大潮流中一次非常動人、非常成功的人生觀大討論，也是中國青年傳統與現代人生觀世界觀的一次大衝撞，被青年工作者稱為“影響了整整一代青年的思想事件”。

?    討論策劃發起者

關誌豪1980年任《中國青年》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討論的主要發起者；

郭楠檸1980年任《中國青年》雜誌社副總編；

馬笑東1980年任《中國青年》雜誌社思想教育部編輯；

馬麗珍1980年任《中國青年》雜誌社群工部編輯。

?    “潘曉”思想原型

黃曉菊1980年24歲，北京第五羊毛衫廠工人，現就職於某服裝公司；

潘一1980年20歲，就讀於北京經濟學院二年級，現為自由職業者。

?    對討論主要發起者－－原《中國青年》雜誌社長兼總編關誌豪的訪問

 “潘曉討論”是社會思潮，是思想典型，是曆史時期青年思想發展的一個階段，它不是一個人典型；

關誌豪：一場文化大革命把國家經濟搞到崩潰的邊緣，給人們思想很大的創傷，青年是受創傷最大的一部分。他們從最早舉著紅寶書造反的虔誠，完全相信革命的神聖偉大，黨指向哪裏就打到哪裏，叫揪走資派就揪，自己的父母老師都鬥，叫鬥私批修就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結果整個文化大革命都錯了。麵對全錯的結果，聯係到人生經曆中的坎坷，比如父母的出身不好，就要不斷地劃清界線，如果有海外關係，就要交待、受審查，入黨入團就很困難。跟組織或同事講了真心話，就有可能受到批判，一旦有了這樣的事，再找工作就很難。麵對現實，青年人的信念破滅了。他們在思想上打了很大的問號－－這到底怎麽一回事？

1978年9月《中國青年》複刊，著重解決破兩個“凡是”的問題，對這種思潮我們在複刊的第二期發了劉心武的小說《醒來吧，弟弟！》，希望青年們回到紅塵中來。但光這樣是不夠的。我們了解到“看破紅塵，感覺一切都是假的，心灰意懶，苦悶、彷徨”的青年思潮，如何解決青年的苦悶，成為編輯部關注的焦點。為解決這個問題，玩弄進行了半年多的準備。當時媒介也很關注，一家報紙擺出一副批判的架式，說看破紅塵這種思想就是站在地球上拉著自己的頭發想離開這個地球，是空想、幻想。我們感到這樣對待青年是不公平的，他們的消極情緒是有非常深刻的社會曆史原因的，實際上是一係列左的做法在他們思想上集中起來的反映。我們認為應該有一塊地方讓青年講講話，訴訴苦，倒倒委屈，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加以引導。這時候我們就很注意看群眾來信，找青年座談。這裏麵就發現了黃曉菊自己的經曆，潘一對自己講自己的苦悶，所以就由編輯部同誌把它集中起來，用“潘曉”的名字把《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發表出來。

這封信發表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這場討論是必然的，至於是“潘曉”還是“李曉”或“黃曉”是偶然的。我們一定要找到有代表性的思想典型，用討論的形式來引導青年。當時在官方刊物上允許大家講真話，訴說心裏的苦悶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文章發表後，當時主管黨的意識形態工作的胡喬木同誌就很感興趣，通過他的秘書找到我們，到編輯部聽我們的匯報。胡喬木同誌充分肯定了這場討論，鼓勵我們“讓青年好好講講話，結論嘛，青年人會自己通過比較來解決的，不需要編輯部來作結論。”我向胡喬木同誌邊匯報邊談了近兩個小時。

讓青年把委屈苦悶講出來後，引導他們認識這樣一個問題，就是現實本來就不可能是一片光明，也不可能是一片黑暗，問題是光明麵占主導地位還是黑暗麵占主導地位。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按照粉碎四人幫，黨的三中全會的精神使光明麵占主導地位。“人為第美化現實”是當時思想教育的一些做法。青年中有種說法，“我們接受的是全紅教育－－把我們關在間小屋子裏，隻開一個小窗口，窗口外麵放了盆鮮花，玩弄看出去外部世界都是鮮花，可當我們走出門一看，現實就不是一回事。這之後我們不但理想破滅了，而且連尋找現實的勇氣都沒有了。”我們不人為地美化現實，而是引導青年科學地分析現實。現實有很多不合理、不健康、黑暗的東西，我們的任務就是要鬥爭，消除它。這種局麵在粉碎“四人幫”後逐漸形成。我們認為這樣的引導順理成章的，青年是容易接受的。討論結束後，依我看，大部分青年不是越來越消沉，他們覺得應該改變現實，去掉現實中不合理不美好的東西。

當時有一封青年來信很有代表性，這個青年叫周曉東，他的來信叫《讓我們用血肉擁抱世界》，他說：“由潘曉的信引起的人生意義大討論促使我下決心給黨中央負責同誌寫了封自薦信，請求黨和人民交給我最窮的一個公社或某個貧困地區，我有信心叫它5年改觀。如果我的請求得到批準，我將遵循黨的三中全會方針，依靠人民，踏踏實實地幹下去，我願把我的血灑在這片土地上。”周小東的這封信後又有了很多這樣的信。有的來信說：“如果你自薦成功，請允許我們和你一起幹吧，再苦再累我們不怕。苦在其中，樂也在其中，盡管我們心靈上還有創傷，但沒有忘記自己的責任，即使碰得粉身碎骨，也要為子孫後代留下一份用鮮血鑄成的遺產，一串向前邁進的腳印。”

這場討論6萬多封信，是非常寶貴的青年思想史料。比如青年對我們的宣傳典型，那種高大全的形象非常反感，有個青年來信說：“你們一向把人宣傳得完美無缺，但我在生產隊插隊時，看到一個生產隊長為了一個工分和社員爭得臉紅脖子粗，但我又親眼看到他把自己僅有的10塊錢給了一個孤兒。你們如何評價這個生產隊長呢？”人本來就是多側麵的，但我們對典型的宣傳根本恨不得把人說成從肚子裏就是好的，這不科學。撥亂反正在經濟領域、平反冤假錯案裏提出來了，但思想政治工作裏也有撥亂反正的問題，這場討論實際上是對我們長期在思想政治工作領域裏一些左的做法的發難陣地，是對思想政治工作裏左的做法的撥亂反正，是對尊重人性的啟蒙，是把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放到平等位置的教育方式的嚐試。所以當時《中國青年》不斷被傳閱，很多刊物都被翻得破碎了，最後我們做了份總結《獻給人生意義的思考者》，在1981年1月份發出來，胡喬木同誌說，這篇總結是站得住的。

後來雜誌社專門由十幾個人成立一個領導班子負責看來稿、編發稿件、請人寫文章，討論中除了那封“潘曉”來信是編輯部編發的，其他稿件都是讀者來稿。那時每天收到很多信，郵局說信用麻袋裝進來的。反響之大我們始料未及。

潘曉這封信主要是黃曉菊的經曆，也有潘一的觀點，但編輯馬笑東也是青年，在編這封信上下了很大功夫，很難說“潘曉”就是誰。由於討論影響廣泛，引來追問“到底有沒有潘曉這個人？”還有青年自認是潘曉。為了防止這種消極的東西，打消大家對討論真實性的懷疑，電視台找了好多次後，我們決定由這封信經曆的主要原型黃曉菊加上她當時所在的車間支部書記、《中國青年》雜誌副總編郭楠檸一起上了電視台。但有些媒體就此搞了篇未經核實的材料報到中宣部，題目叫《鄰居眼中的“潘曉”》，講“潘曉”是如何落後。其實我們並沒有把“潘曉”、黃曉菊當成先進典型來樹立，但她也不是個落後的典型，她就是現實的，她也曾經追求過，有過理想，她奮鬥過，後來失望了，這是成長的過程。上報紙、上電視要麽是先進的，要麽是落後的這本身就是形而上的宣傳方法。材料上去後，有領導批示說我們“好獵奇”，這等於把我們的討論變成嘩眾取寵了。我們當然接受不了。我就認認真真地寫了封很長的信。《鄰居眼中的“潘曉”》送到什麽範圍，我就送到什麽範圍，我想說明我們不是“獵奇”，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否則青年就消沉下去了，如何建立理想，怎樣才能重新喚起對生活的信念？這之後對討論的評價一下變調了，有了一些非難－－什麽這封信的題目消極，刊物上的那些話又如何如何了呀。真話不等於準確的話，隻有說了真話，才可能把青年引導到現實的道路上來。我們一直堅持討論，直到把總結發出來。討論的轉折就是這樣。

這有些可悲。我們不是沒有失招，上電視就不對，本來就是思想典型，這樣一弄就成了人物典型，有些發表的文章表達也不夠，但總可以想想，為什麽這樣一封信，就可以引起如此廣泛的影響，進行這麽熱烈的討論，青年講出那麽多有意思的觀點、語言，不值得總結一下嗎？至今為止，我都覺得可以對這場討論展開一場討論。

“主觀為自我，客觀為他人”是討論中較有影響的一個觀點。世界最大的冤案就是認為“自利”是可恥的。實際上我們反對的應是損人利己、損公肥私、投機倒把，不應該反對的是謀取自利，人總是要為自己的生存、發展、家庭很好地謀利益。這點喬木同誌在編輯部講得很清楚。1981年中國青年出版社要出一本關於討論的書，我們書裏的總結沒有提到“大公無私”，他們要我們加上，我們不加，他們說不加上就不給出，我說不出就不出。“公”“私”關係的問題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中講過。我對“毫不利己”的理解是對白求恩不遠萬裏來到中國，而且獻身在中國戰場上，在這個意義上，這種精神就值得提倡，但要所有的人都沒有私心是不可能的，毛澤東在內部僵化中就講過，從來沒有“大公無私”，而是“大公有私”。劉少奇在《黨員修養》裏也提到“公私兼顧”。跟喬木同誌匯報時的核心的講的就是這個。青年在來信中講，有些上海婦女住在小閣樓裏，早晨提著籃子買菜，然後上班，下班做飯，還能麵帶微笑，應該對這樣的婦女樹大拇指，我們認為這是對的，因為社會的物質財富是大多數普通人創造的。喬木同誌說，在工廠好好勞動，還能得到獎金，對個人對家庭都有好處。這一點在市場經濟裏更明顯了。他想發財，他就好好幹活，他不是為了革命，為了共產主義。所以青年人講得很清楚，人生觀教育要把領導人自己放進去。有時我們的教育在天上，老百姓在地下。

?    對“潘曉”原型之一黃曉菊的采訪

我們隻是在適當的時候，適當的曆史北京下，說了自己應該說的話。潘曉討論自始至終是很客觀的，客觀上成為了“潘曉”不代表主觀上一定要一“潘曉”的姿態演繹下去，我的歌總是要我自己唱。

1980年我作為北京第五羊毛衫廠的青年女工到《中國青年》雜誌社來開座談會沒有確定的主題，就是聽哥哥層麵的年輕人談對生活對人生的看法。這起源於不久前在上海年輕人中針對“講實惠”的風氣舉行的一次活躍的討論。討論會上大家發言比較踴躍。1980年那種社會狀態下，青年對人生還是充滿熱情、向往、探求的渴望，對一些不如意的事，在個性上和社會也有好多衝突。

由於我在一個有很多殘疾人的廠裏生活了8年，我了解這些雖有殘疾，但是很有思想的年輕人，我願意替他們表達。同時我也覺得《中國青年》唯一能表達青年心聲的刊物，有機會時我就要為我所了解的年輕人說句話。會上我發了言。會後編輯約我寫稿子，也沒有固定的標題，就是關於人生的看法。當時我關節炎比較嚴重，正在小湯山療養院治病，事件很多，座談會觸動了我很多想法，從童年挫折起，我把自己的生活在腦子裏過了一遍。我寫的稿子是詩體散文結構，裏麵有我家裏的一些事，像經濟狀況、對錢的看法，為什麽家裏要專門為生活費開討論會等事。那裏我們讀的書少，受的教育也片麵，我覺得人是不能提錢的，那怎麽能在親人間討論錢的問題呢？這些構成我作為年輕人的苦惱和痛苦。我把這些東西都寫出來了，雜誌社就主要取了一些我的經曆和寫的內容連同潘一讀書的過程編了一篇取名為“潘曉”的文章。

文章裏比較著名的固定是我在自己那篇文章裏寫的，我認為人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確實每個人做任何事都不可能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那裏不客觀的。所有人的出發點都是對自身有所突破和發展。在這樣生命本質的動機下，首先不傷害別人，其次如果能對客觀世界有好的影響，對別人有所幫助就更好。到今天看，我認為這樣的提法不一定很準確，或者有機械的一麵，但她的意思我覺得沒有什麽錯。

討論所引起的反響是我個人沒料到的。我們在很偶然的條件下，在很偶然的機會中表達了當時很年輕人（原文如此）沒有機會表達的想法。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沒有什麽，很普通。這就是在適當的時候，適當的曆史背景下，說了自己應該說的話。當時我們的想法都很真實，確實是我們自己想的。巨大的反響反過來對我自己也是個很大的震動。很多人的思想比我們要深刻得多，思想得也長得多。我也向別人學到了很多東西。

後來有很多青年把潘曉想成一個具體真實的人，想跟潘曉見麵，就到北京通過《中國青年》雜誌社找潘曉，還有不少人寄錢、寄物、寄學習用具，還有人打聽我到我們廠裏，給廠裏的工作造成影響，我就調了工作到中國青年出版社，後來我又自己考到中國民族所。以後我就叛逆了，離單位而出走，去了海南島，35歲時又去深圳打工。潘曉討論後，我是想撇開“潘曉”不談，找回我自己。我老想我究竟是誰？我原本是誰？我想我應該是怎樣就怎樣。我不想從此成為一個社會人物或者社會符號。我還是要遵從生命賦予“黃曉菊”本身的意義。我是黃曉菊，我不再是“潘曉”了。我覺得沒有必要，壓力太大了，你承擔不了那麽多真誠的心，那些賦予“潘曉”的願望。在深圳和海南的生活給了我很大的轉變。

我和潘一第一次見麵是在《中國青年》雜誌社，後來也有一些交往，但畢竟年齡有差異，文化背景也不同。我覺得他還是個學生，從學校到學校，而我早已進入社會，對我來說，路一開始就現實得多。

潘曉討論自始至終是很客觀的，客觀上成為了“潘曉”不代表主觀上一定要以“潘曉”的姿態演繹下去，我認為用“潘曉”演繹一生沒有必要。個人生活中的事要用個人生活曆史負責，而不是由“潘曉”來負責。至於客觀上把你推到社會舞台，在這裏你有了個表達，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這之後你能不能找回自己。對自己還有沒有基本的認定，如果因為這件事覺得很得意或失落，不是正常的。我不認為參與這場討論對我有什麽消極或積極的影響，但這場討論倒是讓我認識了好多直到今天還交往的很有價值的思想方麵的朋友，而且討論活躍了中國文化界的思想，而且給中國文化界很大的震動，這都是好事。我的看法大概和潘一不同吧。

為什麽直到今天我一直回避媒體，因為我有自己生命的主旋律，我要對自己的生命負責。我的歌總是要我自己唱的，這個調子是誰都不能奪走的。偶然有一天我進入了“潘曉”這個合唱，我就唱一下，唱完了我再唱我自己。這是我的生活態度。

?    對“潘曉原型”之一潘一的采訪

這場討論是我人生的大轉折點，從此我失去了正常人生活的資格，在社會上難以平等第麵對機會。就我個人的經曆看來，這是一場災變。一旦你被媒體放到一個位置後，自我感覺很容易不真實，沒有媒體會為你負責到底的。

潘一：潘曉討論是在1980年《中國青年》第五期見刊的，背景是《中國青年》雜誌社收到很多青年的來信，主要反映了兩個方麵的問題：進入80年代，工資收入幾十年一貫製外科下，每月開始有了幾塊錢的獎金，有些人為獎金爭得麵紅耳赤，青年受著傳統教育，像大公無私，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等，一些優秀青年對這種爭鬥很有看法，來信提出對“向錢看、追求物質利益對不對”等問題的困惑。另一方麵，我們所受的傳統教育說是被陰謀家把持的，像批林批孔，實際上是針對鄧小平的。文革中，林彪是副統帥，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突然叛逃，墜落在溫都爾汗，對國人是個很大的刺激，也是信心上的打擊。特別是在文革結束時，粉碎“四人幫”，毛澤東的夫人也是反革命集團的一員，這說明在高級領導人中是有階級敵人存在的。但誰是階級敵人呢？過去我們一直是比較臉譜化的，像京劇似的，隻要一出台就能看到，但是，在毛澤東的追悼會上，華國鋒念悼詞，王洪文就站在他的身旁，人們很難看出誰是反革命誰不是反革命。這些東西÷讓年輕人想，我們究竟應該信什麽樣的教育？我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對人生的信心、對社會的信任究竟能不能維持下去？於是產生了所謂的“三信”危機。在觀念的動蕩和浩劫中，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在行為上，或者說是道德體係上的崩潰和價值觀上的放縱與墮落。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年輕人回頭考慮最根本的問題，人活著究竟是為什麽？

這應是個很久遠的問題了。自從人有了自我意識之後，就開始談論這個問題。1980年是個特殊時候，社會正處於轉型期，從過去封閉的經濟體係和小農的娛樂方式中開始打開國門，“百廢待興，堅冰湧動”是對當時的說法。西方的東西湧進來，這些成熟的學說讓很多年輕人囫圇吞棗，但把這些理論和中國的現實一比較，就發現裏麵有很大的矛盾，產生了很多困惑。不知該向什麽地方走。西方60年代“垮掉的一代”喊出的口號在步入80年代的中國青年看來是很不可思議的。中國青年反思的機會很少，事實上他們根本就沒有反思的習慣，可以說到現在我們中國人也沒有建立一種反思的係統，一種反思的思想方法。在當時更不用說了。《中國青年》在接到這樣一些來信後，把兩個問題變成兩個選題，到工礦企業、學校、機關團體開青年座談會，傾聽青年意見和看法。舉行話題談論一直是《中國青年》很多的長項。

雜誌社到學校開座談會，學校的團委書記和我們係的主管領導向《中國青年》雜誌推薦了我。因為我1978年上大學，1979年在無任何大家能看得到的直接原因的情況下自殺，完全是輕生厭世。他們在和我接觸中發現我比較有思想，思想也比較個別。那天，輔導員對我說雜誌社要開個座談會，學校要我去，我本人對這類會是沒什麽興趣的，原打算坐在門口，開一會兒就開溜。結果一到會場，團委書記把我教出來，把我帶到另一個房間，說編輯要找我單獨談談。我進去後看到了笑容可掬的馬麗珍。於是我被單獨安排在房間裏和馬麗珍談了4個小時。也就是說我是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被安排到了這樣一個事件中。

在和馬麗珍談話過程中，我直到她是江蘇常州人，我的祖籍是江蘇宜興，當時我父母都不在北京，我在北京舉目無親，我們學校又都是北京生源，節假日同學都回家了，很多時候宿舍就我一個人，常常感到很孤獨，我人生觀的灰色包括當時想自殺等和這種孤獨不無關係。馬麗珍知道後希望我去她家，把她那裏當成節假日時可以去的一個地方。正好她的女兒考高中，要我給她補補英語，這樣在談話後接下來的星期天我就去了馬麗珍家。在她家吃了家鄉飯。

馬麗珍希望我把我的人生轉變過程寫一下，我隻好答應了。兩天以後，交給了馬麗珍。我把祖籍的人生觀分成幾個轉變過程，從小時候的學雷鋒到文化大革命時我們家受衝擊。我父輩都是搞文的，一顆紅心跟黨走，結果在文革中有的自殺，有的被抄家、批鬥。我的小姨下鄉，在車站上一家人抱頭痛哭，這和宣傳裏的歡欣鼓舞不一樣，那是傷心的哭，不是激動的哭。雖然那時我還小，沒有判別能力，但是覺得這些現象很奇怪。再到後來，1970年我母親所在的醫院整個都遷到青海去，那裏大家對政治不像在北京那樣敏感，生活也簡單，人也單純。我看到了另一種生活方式。林彪事件的發生，又使我和其他人一樣，建立在個人崇拜基礎上的精神依托被部分地摧毀掉了。後來我回到北京，寄居在姨家，充分意識到人和人之間的不公平。像念中學時，過節了大家都在吃肉，我隻能事先從學校食堂買回很多窩頭來，幾天裏就一直吃這個。我意識到自己和別人是不一樣的，別人能吃肉，我吃不到。我隻有尋求安慰，那就是書本。1978年上大學後，看到校園照樣存在不公平，大學生活沒能抹去我對生活的厭倦，甚至加劇了我的厭倦。這導致了1979年我的自殺。活過來還是簡單沒什麽勁。給《中國青年》寫的大致就這些。

交過東西兩三天後，郭楠檸、馬笑東、馬麗珍三人針對我寫的東西就不明白的地方問了些問題。接下來的星期天，我到馬麗珍家裏去，她說我的想法在青年人中比較典型，同時也比較尖銳，問我敢不敢把我的觀點拿出來和青年們討論一下。我說我連死都不怕，還怕什麽討論。再過一個星期，我就看到在《中國青年》第五期上署名“潘曉”的文章。

看過文章，我問馬麗珍“潘曉”是誰？她說這是綜合我和一個叫黃曉菊的女青年取的名字。這是我第一次知道黃曉菊。那時我20歲，黃曉菊24歲，折衷一下，“潘曉”這個女青年23歲。馬麗珍問我有什麽意見，我說沒有。

後來討論的巨大影響是我們始料未及的。討論起來後，《中國青年》用了10個月來做這場討論。後來許多媒體包括境外媒體對《中國青年》發起的這場討論進行了不同角度的報道。以至於1980年下半年成了人生觀討論年。直到後來人們說1980年的那場人生觀討論影響了整整中國一代人，同時談到改革開放的成就不說到人生觀討論就說不過去。

在文章發出來以後，雜誌社告訴了我和黃曉菊的相互地址，我們開始通了一段時間的信，後來約了個地方見麵。我印象中黃曉菊文學味比較濃，談話中她語不驚人死不休。

《中國青年》雜誌一直對外避而不談人物的具體情況，以至於當時有些媒體要采訪“潘曉”都被《中國青年》拒絕了。1980年第9期上登了幅照片，說潘曉在看群眾來信，實際上是黃曉菊的照片。後來9月中央電視台采訪潘曉時，也是黃曉菊上的電視。後來有的媒體在我倒楣時，說我四處聲稱我就是潘曉，純粹是無稽之談。事實上電視《中國青年》也問我要不要上電視，我說潘曉是個女青年身份，另外我是個“天之驕子”的大學生，別人會說你有什麽苦悶的，這是無病呻吟，這會在身份上不具有代表性。直到1997年《中國青年》登出《當年的潘曉有話要說》，才第一次在全國性媒體上正麵搞清“潘曉”的身份。

到1980年9月，黃曉菊的鄰居給《工人日報》寫了封信，被《工人日報》編成內參《鄰居眼中的“潘曉”》，胡耀邦作了指示，要好好查一查。《中國青年》為此寫了和調查報告，想澄清“潘曉”上電視，黃曉菊的鄰居反映的事是否真實等情況。1980年搞競選，1981年初，社會上已經開始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人生觀討論由於鄰居反映黃曉菊的情況也發生了一些逆轉。

我們學校在討論形勢大好時，說把一個不太好的學生樹成了“典型”，對我頗有非難，帶我到北京安定醫院，說我有精神病。在醫院還未確診的情況下，就根據實習大夫後來被否定的診斷斷規定我要休學。在《中國青年》雜誌社、團中央和我們學校交涉後，才讓我試讀，11月底我進了教室，理科的課程要求連續性，而學校要求我隨班參加考試，隻要一門不及格就開除學籍。後來學校說我違反了學籍管理規定。跟我們家裏人說我不自動退學就勒令退學。

家裏人一直對我不滿意。考上大學還自殺，還參加什麽討論，他們認定我吃飽了撐的－－“那些沒上大學的怎麽辦？人家就覺得路越走越窄（原文如此）？”他們問我。他們覺得與其讓學校勒令退學記入檔案，以後我工作不好辦，還不如自己主動退學。因為這事我跟家裏鬧得很僵，後來家裏什麽都不願管我。假期回北京後我就衣食無著。

黃曉菊說她非常讚同蔣子龍的一個觀點，要先做鬼後做人，就是在開始時要不擇手段。她說她參加這場討論要獲得兩個證，第一個證叫做讀書證，她可以任意看書；第二個證是通行證，她可以從她工廠那小集體裏跳出來。她的兩點基本上都辦到了。

這場討論是我人生的大轉折點，從此我失去了正常人生活的資格，在社會上難以平等地麵對機會。就我個人經曆看來，這是一場災變。討論導致我偏離正常人軌道越來越遠。

1997年底我第一次冠心病發作，現在腰脊椎全麵骨質增生，隱性尾椎裂，整個腰都完了。一旦你被媒體放到一個位置以後，自我感覺很容易不真實，沒有媒體會為你負責到底的。開頭幾年出去被人介紹說是“潘曉”時我還有點興奮，現在已麻木了。同時也沒人為你十幾二十年前參加過一場討論就對你另眼相看。現在的人都很功利。我是誰現在已不很重要。而且當年怎麽樣並不意味著現在怎麽樣。現在我更多地說我自己正在做什麽，人們認識我更多地也是現在的我。回頭看時，我不覺得參與這場討論我有什麽驕傲和光彩的，不過也沒什麽遺憾，這隻是人生的一段路而已。因為巧合自己被放到這個位置上。

我盡量和媒體保持一種友善的關係。一般我也願意配合媒體做一些事。

……………………

人生的詰問，20年回顧

薑海清

一九七八年，對於中國人來說是個具有標誌意義的年份。當我們今天回首這個特殊年份的時候，時光已經匆匆走過了二十年。

二十年，可以把青年變成中年，把夢想變成現實，把簡單變成複雜，可以在一個人的履曆表上寫滿生動的故事……那麽，二十年來，幾代中國青年的人生觀有了哪些變化，帶給我們怎樣的思考呢？

二十年前那茬年輕人，差不多都是建國後出生，唱著《讓我們蕩起雙槳》長大的。今天人們提起這一代人，多半會想到當年手拿“紅寶書”，熱淚盈眶地向領袖和國家表達忠誠的紅衛兵；也會想到那些領袖一聲號令，他們就義無反顧地告別大城市、開赴邊疆的知識青年。可以說，在他們剛剛懂得人生的時候，就自覺地、沒有選擇地把個人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連在了一起。今天，我們翻看當年的報紙，發現那時候很多年輕人都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黨叫幹啥就幹啥，我是一塊磚，生來任黨搬。對於那一代人來說，這真的不是一句戲言，他們在用自己的青春進行實踐。

這樣，到了1978年，國家的命運發生了轉折，年輕人的人生軌跡也有了變化的可能。在這種轉折和變化的麵前，很多人迷茫了，困惑了，不知所措－－那麽多年已經習慣了服從和被安排，習慣了崇拜和信仰，難到這一切都錯了嗎？

很多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大概還記得，當時出現了一大批描寫和反映人們、特別是青年的各種遭遇和心態的文學作品，象小說《班主任》、《傷痕》、《第二次握手》，電影《苦惱人的笑》、《生活的顫音》，這些作品用一種“傷痕”的符號，對社會和人生價值進行了反思。這種反思和探索從七十年代末開始一直到整個八十年代。我們今天還能回憶起當時在全國範圍內產生廣泛影響的幾次人生觀大討論。也許這些當年的討論命題如今已經不再能撥東我們的心弦，但那畢竟是一段記憶、一段曆史，記錄著我們成長的腳印。

1980年5月，《中國青年》發表署名潘曉的來信，題目是《人生的路，怎麽越走越窄？》引發了全國性的“人生觀”大討論。

1982年10月，《中國青年報》介紹了中國第四軍醫大學學生張華為搶救落水農民而壯烈犧牲的事跡，引發了“以大學生的犧牲換取老農民的生命是否值得？”的討論。

1983年5月4號，鄧小平題詞號召向張海迪學習，題詞的內容是：學習張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的共產主義新人。張海迪身殘誌堅的事跡在全國廣為流傳，引發了“人生的意義是奉獻還是索取”的討論。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從1981年到1988年，連續在國際賽場上奪冠的中國女排成為“拚搏精神”的象征，北大學生更借此喊出了“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愛國主義成為這個時期青年人生觀教育的主題。

到了九十年代，特別是1992年以後，中國青年在人生價值方麵的探索基本明朗，表現得比較穩定。經過多年的反思和探索，過去那種理想的、奉獻型的、無條件服從社會和國家需要的單一化人生追求，正在轉變成一種現實的、具有明確功利傾向、個人色彩突出的多樣化人生追求。

二十年，彈指一揮間。今天，當我們從容地說起二十年來中國青年人生觀的變化時，腦海中躍動的是一個個帶有明顯時代印記的人生故事。也許這些故事對於如今的年輕人來說已經顯得陌生而遙遠，我們依然想透過故事主人公的講述，和朋友們一起去體會一代青年人曾經有過的那種與國家共命運、時刻聽從黨召喚的純真和忠誠。

塗光晉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師，今年47歲，幾乎是共和國的同齡人，她的人生際遇也和共和國的命運緊緊相連：1969年插隊，1977年參加高考，1978年入學。用她自己的話說，她有著最正統的人生觀，在那一茬人中很典型。

人生故事

“我是1969年7月去的延安。如果按當時上山下鄉的政策，我們家兩個孩子，我哥哥已經去內蒙插隊了，按說我可以不去，但當時覺得不下鄉是一種恥辱，我們這一代人都是這樣。不管今天人們怎麽評論上山下鄉，我覺得這可能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經曆，因為當時我下鄉時17歲了，病退回城時20歲，這可能是人生觀形成的階段。我覺得這是我們一代人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階段。它對於我們了解中國社會、中國農民，對於自己一生應當怎樣去走，怎樣擺正自己和國家、人民的關係，都是非常重要的階段。

我覺得如果說在文革前我們這些人覺得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大學，中學也是北京市最好的中學，全校的高考升學率幾乎是99％以上，就是現在的實驗中學，當時叫師大女附中。所以覺得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大學，而且自己有信心考上最好的大學。但是文革一批17年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而且當時全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都上山下鄉了，當時真的感覺自己一輩子可能就當一個農民了。當時的心態也很正常。我們這一代人可能都是屬於比較聽黨的話，時刻響應黨號召的一代人。很多人當時離開北京的時候，火車一開眼淚都流下來了，我們這些人快樂無比，當時也是因為比較小，而且當時還是覺得有一種很崇高的追求吧。

從我父母來講，當時唯一的希望就是我能接受高等教育，因為我父母那一輩到我這一輩的所有的親戚幾乎都是大學畢業的，所以當時雖然我是農民，後來又當工人，這四年多的工人幹過車工、汽車修理工，我當時接到的通知的時候，正在汽車底下接油底、修汽車發動機，所以聽到這個消息，的確也比較意外，但從個人來說也很正常，因為上大學一直是我的一個願望，那時候我父親已經去世了，其實這也是我父親的遺願，我覺得能夠了卻自己的和父親的願望，的確是一種莫大的安慰。

當時我還非常清楚地記得我拿著通知書到北大報到的那一天。因為在這之前我曾經去過北大，因為我的同學有在北大當工農兵學員，當時我進北大校園的感受可以說非常深刻，首先我的成績比很多人高，上大學我也應該是其中之一，看到別人上大學的確很受刺激。當我自己拿著通知書走進北大校門的時候，我心裏的確非常激動，自己一個人圍著未名湖畔轉了一圈。而且我是憑著初中二年級的底子被北大錄取，當時我走進北大校門我真是覺得身上擔著一代人的責任，這不是一個口號，也不是好聽的一種宣言，這真是我心裏的一種感受。我不是覺得我這個人有什麽過人之處。真是時代變了，才使我們有這種機會。所以我自己真是有一種責任感，說得重一點，就是有種使命感。

我覺得現在祭壇給了我這種機會，真是應該非常非常珍惜。而且人生很短，當時我上大學已經26歲了，已經是個成年人了。我的人生觀那時候幾乎已經定型了，所以上大學時比那些剛從校門上來的同學多幾分成熟吧。自己該幹什麽、該學什麽、該在大學得到什麽，目的是很明確的。

上了北大以後我才指導我是我們班女生中最大的。我們班最小的女生比我小10歲，男生還有比我大五歲的。所以我們班上學的時候非常有意思，有的是他和他的孩子一起上學，他的孩子上小學，他上大學，而有的同學幾乎比他的孩子大不了幾歲，就像兩代人。

我覺得就象但丁的《神曲》，其中有一篇叫《煉獄》，我覺得我們可能是經過煉獄的人，對於人生的理解可能相對比較透徹，因為我們知道中國是什麽樣子，中國幾千萬連溫飽還沒有解決的人生是個什麽狀態。所以我們覺得自己活著自己來到世上這幾十年的確應該做一些踏踏實實的事情，包括對自己的國家、對自己所做的事業能夠做一些實實在在的工作，能夠對這個國家的發展起到一點點推動作用其實這就是一個人的最大的價值。”

二十年前，當塗光晉和她的同學們幸運地成了恢複高考製度以後第一撥入學的大學生的時候，或許他們並沒有真切地意識到這一年對於他們自己、對於所有的中國人來說意味著什麽。這一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國家開始全麵撥亂反正，每一個普通中國百姓也從各自的角度，開始了對過去十年的反思。十年動亂了一切價值判斷標準：理想與現實竟有這樣大的距離，人生的路究竟該怎樣走？麵對人生，許多青年人渴望得到指點和引導。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青年》雜誌1980年5月發表了署名潘曉的來信，題目是《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這封來信，一下子打中青年人的心，在全國範圍內引起很大反響，前後收到6萬多件來信來稿，打破了建國以來報刊討論來稿的記錄。如今，近二十年的時間過去了，這場關於“人生觀”的討論還在不斷地被人們提起。那封信的作者潘?和黃曉菊、責任編輯馬麗珍、當時的《中國青年》雜誌社長兼總編輯關誌豪在接受筆者采訪的時候，也從各自的角度回憶了這段往事。

瞬間回眸

潘?（男，十八年前正在北京經濟學院讀書）：“我父親整個這個家在文化革命中都受衝擊，我的少年時代家庭帶給我的至少是不那麽平和，署名時代給我留下扭曲的一個身影。上了大學，那時候感覺特別孤獨，覺得試圖去取得別人的理解、試圖去和別人溝通非常非常困難。那時候就養成一個習慣，去讀點亂七八糟的書，什麽哲學嗬，甭管讀懂讀不懂，那時就看到許多書裏提到過的東西以前根本沒聽說過，它給你昭示了新的一種景象、新的一種境界。看書上說高爾基自殺了，海明威自殺了，川端康成自殺了，尼采自殺了，等等吧，就覺得，嗬，對自己的生命也可以有這麽一種選擇。我覺得就是有點跑偏，越讀越偏激，也就導致了自己的輕生厭世。後來潘曉這篇東西由馬笑冬主筆把它給湊在一起的把黃曉菊的情況和我的情況湊在一塊兒了，馬麗珍當時跟我講，覺得我的思想比較有普遍性。如同我那種情況一樣，全國人都麵臨著一種－－大家都是對過去的東西進行一種揚棄，而對於新鮮的東西究竟會何去何從，無從選擇，揚棄了過去之後，究竟要選擇什麽？經曆了一場思想上的浩劫之後，人們在觀念上很難找到一個有規範性的、算是我們把它稱作道德性的或是一種社會倫理上的這麽一個點。”

黃曉菊（十八年前在北京第五羊毛衫廠當工人）：那時候才二十幾歲，比較年輕。由於得了比較嚴重的關節炎，八0年我正在療養院療養。年紀輕輕就受著病痛的折磨，對人生也會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思考。就在這時候，《中國青年》雜誌的編輯找到了我，約我談一些情況。當時我的原稿是以一個比較長的詩體散文的形式出現的，主要講了自己對人生的一些思考和感覺，來源於怎樣的生活狀況，情況當時文章都是很真實的。那時候社會各方麵提供給青年人的機會很少，加上剛從十年動亂中過來，年輕人對許多問題的看法都很矛盾、很模糊，對自己的前途也缺乏信心。我在的羊毛衫廠象我這樣的青年很多。我希望通過討論，能幫助我們看到一個比較好的前程。肯定討論的結果是我一個女青年難以預料的。來信發表後我才知道我並不是多麽獨特，有普遍性。對我來說，那個機遇是很偶然的，我恰恰是說了我的真心話，就成了當時的潘曉。

馬麗珍：那時候我經常去群工部看來信，來信裏邊很多人反映人生觀的困惑，我發現如果搞討論，這個問題是個切入口。我覺得這和三中全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種說法正好也是吻合的，一方麵可以引導青年人確立正確的人生觀，一方麵也可以情理一下我們在人生觀教育方麵一些“左”的影響，這樣能讓它更符合科學，建立科學的人生觀，對改革開放也好，思想解放也好，青年運動發展也好，都有好處。這場討論的意義是客觀存在的。今天這個時代大家還印象很深，這也不是我們編輯某個人的功勞，實際上正好是時代已經發展到這一步，無非就是順應了這麽一種思路，才搞了這麽一種活動。它反映了當時的一種現實的需要。這應該是青年運動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階段，一個曆史的轉折時期。

關誌豪：這場討論是在有著非常深刻的社會曆史背景的條件下展開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1978年5月開展了真理標準的討論，衝擊了“兩個凡是”，年底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應該說是一個偉大的轉折了，所以它就引起了一係列翻天覆地的變化。那麽在這樣的現實下，人們的思想在震蕩、在起伏，過去的為什麽錯了，現在又為什麽對了？在這裏邊震蕩最厲害的是青年，因為他們是最先跟著“紅寶書”衝鋒陷陣，他們是在天安門前熱淚盈眶地仰望著毛主席上陣，用他們的話說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到哪裏我們就打到哪裏。用潘曉的話來講：人生的一切奧妙和吸引力都不複存在了。有的青年來信中說：我們是從崇敬理想追求革命到在現實麵前碰得頭破血流，感到很苦悶。當時在青年中流行的就叫“看透”，看破紅塵，一切都看透了，一切都是假的。麵對這樣一種思想，作為新聞媒體怎麽來解決？怎麽來引導？你必須承認十年動亂、長期“左”的壓抑個性的做法使青年人心裏有了創傷。當時輿論提出要引導青年向前看，但是我們覺得必須先有一個疏導，在這個基礎上再引導他們向前看，就比較合情合理。所以我們就下定決心平等的、比較敞開的讓大家在我們這個園地發表看法。因為當時我們感到，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這不隻是潘曉的困惑，而是在遭受一場劫難之後，一代青年曆史的呐喊。

我覺得這是一場啟蒙。因為多少年來，文革中不要說了，文革以前也是受到很多禁錮的，通過這場討論人們開始感覺到自我是應該允許有所發展的。其最終得到的積極的效果就是直接激發起人們熱愛生活和奮發有為的創造精神。我想這正是20年前的這場人生觀大討論留給今天人們的啟示。

二十年前的潘曉，也就是潘?和黃曉菊，如今已經是四十開外的人了。二十年來，他們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過著平平常常的日子，演繹著平平常常的人生故事，當年的那場討論永久地留在了他們青春的記憶中。那麽，今天的人們、今天的青年，還會像當年的潘曉那樣熱烈地探討人生嗎？二十年前的我們和二十年後的我們對待人生的看法真的有了很大不同那？在構想本文的過程中，筆者在北京街頭隨機采訪了幾位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人，他們各自關於人生觀的看法有著明顯的時代印記。

大眾觀點

（某女，36歲，銀行職員）：“過去提倡為人民服務，提倡奉獻。我記得過去上學那會什麽爭當團員啊，積極學雷鋒啊，當時特喜歡那中象集火花似的，抄這類比如現在咱們說的閃光的、冒火星的句子，用這些句子去鼓勵自己。實話實說，我說覺得那時候社會給人的壓力不象現在，所以當時人們單純；倒不是說現在社會給人壓力大，人倒失去目標了，隻是現在的這種緊張有的時候自己都覺得自己特別渺小，特別微不足道。見的事多了以後，覺得人這一輩子並不像書裏或電影裏有些人表現出來的那種，給人那種輝煌的感覺，覺得人大都是平平常常的，你即使有再好的願望，靜下心來想想，你總會有你力所不及的地方。”

（某女，41歲，機關幹部）：“二十年前我才二十一歲，年輕啊，而且那個社會那個年代給我們帶來也是挺多的。“文化大革命”那個過程我們都經曆過，那會頭腦比較簡單，還沒有完全成熟呢，一門心思就是幹點事業。那時候我心裏崇拜的偶像就是雷鋒嗬，真的就想以他為榜樣，作做像他那樣的人。現在想想也挺美好的。那會我活著就是為了社會主義，真的特別簡單，就是為社會主義幹點事。現在覺得改革開放還是給人們帶來很多好處，現在的年輕人想的跟我們不大一樣，現在的年輕人敢想敢幹。我們那會做什麽事都比較謹小慎微。而且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跟那個社會，好象人的好多東西都變了，不象那麽那麽簡單了，想得可能要多，比如我就想我們這一代人好能幹點什麽？給以後留下什麽？孩子將來能幹什麽？”

（某男，28歲，公司項目經理）：“現在談人生比較少了，象我們這麽大可能比較現實一些，理想都有，小時候也都有自己的夢想，大了以後，從我來講越來越現實，比如現在很多年輕人也在作夢，做經商夢，按一些話說就是希望暴發。對我來講還是實際一些，立足現在的工作，把自己武裝起來，然後再等待機會，那時候才有更大的發展。我倒不想說體現什麽價值，就是沒白活吧。”

（某女，21歲，小學教師）：“我想成為一個平平凡凡的，但在這平凡當中也有我最光輝的地方這樣一個人。比如作為一個教師，把你的工作放在第一位，要有事業心，然後去教孩子怎麽做人。教師的財富是長期性的，等到你30歲、40歲、50歲，等到你老了再看到你的學生，那時你是最富有的了。真的，我就這麽想的。所以我現在特別希望我快點長大，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快點過去，還看到我將來的學生為國家做出貢獻，我覺得那個時候是我最高興的時候，我真是這麽想的。我爸爸媽媽是知青，10幾歲就離開家到東北去了。幾十年、十幾年對我的影響，比如他們艱苦奮鬥、勤儉節約、對工作認真負責的態度對我影響都很大。可能象我這樣的人今天少了，但是我覺得還是需要這樣的人的。”

（某女，19歲，在校大學生）：“我覺得很多時候在向別人奉獻愛心的時候，自己是最快樂的時候。”

（某男，19歲，在校大學生）：“現在不是說很多有是為了金錢為了權力而生活嗎？我們基本的觀點就是不能為了這些，應該有自個的追求、自個的理想，很多時候精神上的充實更重要。我們都是大學生，不能沉湎於物質享受，精神享受更重要。比如說誌願者工作，這種奉獻的工作，對人生觀問題是個很好的鋪墊。”

時代變了，青年的人生觀肯定也有了很大的變化，這變化當中記錄著社會的轉型和發展，也記錄著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步伐。就這個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青少年研究室的沈傑博士接受了筆者的采訪。

專家點評

“從建國以來到今天，我們的社會中已出現了四代青年，第一代就是建國後17年的那一代人，第二代是紅衛兵那一代，第三代是改革開放伊始成長起來的這一代人，這代人的人生價值觀有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由於他們處在社會轉型開始之際，傳統的社會型構和現代的社會型構之間的這一代人的內心充滿了矛盾和衝突，他們的人生價值觀中，既有傳統的因素，又有現代的因素，所以痛苦啊、裂變啊在他們這一代人身上表現得特別很明顯。第四代人就是獨生子女這一代，這一代人處在社會發展進入一種新的曆史時期，人生價值觀是和現代化的潮流相吻合的。在這四代人中作個比較，發生最大變化是從第三代人開始，他們的人生價值觀取向的變化非常明顯，第一就是從注重理想到注重現實，第二是從注重集體到注重個體，第三是從注重義務到注重權利，還有就是從原來注重精神到現在比較注重物質。如果說第三代人身上還表現出把理想與現實、集體與個性、義務與權利、精神與物質作一種綜合的話，那麽在第四代人身上，後一種取向就越來越強。如果描述一下當前青年人人生觀的變化，我覺得有幾個趨勢，第一個就是世俗化，第二個就是個性化，個性化實質上導致了多元化，還有一個就是實用化、工具化。這幾種特點是比較明顯的，因為和整個社會的結構和製度安排、和整個文化氛圍的變化是相一致的。”

從“毛主席指到哪裏我們打到哪裏”，到領袖走下神壇；從八0年喊出“人生的路越走越窄”，到九0年前後王朔作品中調侃人生的語言，比如“玩的就是心跳”“過把癮就死”在部分青年人中流行一時，從八十年代不同層麵、不同範圍的人生價值討論，到九十年代一批青年人尋找雷鋒、尋找毛澤東、尋找知識青年、尋找精神家園，一代一代的中國青年沿著時代發展的軌跡，不斷地進行著自我的反思，也不斷地確立和規範著自己的人生價值判斷。

走過二十年，中國青年始終是最善於思考、最熱衷實踐的一個群體，隻不過和二十年前相比，就像歌聲和服飾裏反映出的那些變化一樣，年輕人的人生觀也顯出了更豐富和多元化的特點，因為信息化的社會為青年提供了更開闊的判斷視角和更寬泛的人生選擇機會。記得我在一本書上曾經看過這樣的話：昨天的太陽和今天的太陽一樣/昨天的太陽和今天的太陽一樣嗎/昨天的太陽和今天的太陽不一樣/昨天的太陽會是什麽樣呢？就用這幾句話來結束我這篇有關人生觀話題的報道吧。

作者單位：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社會生活部

地址：100866北京複興門外大街2號

……………………

杭州日報1998年7月3日3版

“潘曉”18年後破解人生難題

奮鬥就是生活

本報上海訊 “奮鬥就是我們的生活。”18年後再拿“怎樣的人生才算是成功”這個問題重新詢問“潘曉”的原型之一－－潘?的時候，他這樣平靜地回答。

許多讀者都還清楚地記得，《中國青年》1980年5月號上刊發了一封署名“潘曉”探索人生意義何在的來信，由此引發了全國上下一場大討論。

“換個角度想一想，什麽是成功？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小潘說，“由於經曆、環境、素質、性格等各種因素，每個人設定的成功標準可以大相徑庭。就我個人而言，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成功，盡管我曾參與策劃編輯多種影響很大的叢書，先後有過一些令人羨慕的職務，但是當我麵對那些城市裏的普通人時，我不會認為自己有什麽大不了的成功。比起18年前，我除了依然保持激情和活力外，隻是更多了一些沉穩和應對外界事物的膽識。如果說什麽是成功，對我而言，這可能就算是吧。”

潘?說：“其實，是否成功很重要的一點是自我定位。如果目標高遠但不切實際，自然會產生動機與效果、理想與現實、手段與目的間的巨大差異，而這種差異的曠日持久使挫折積澱下來，失望就會更加沉重。實際上失敗真的不算什麽，一生沒有挫折的人幾乎沒有，關鍵看你是不是能在跌倒後找到原因，及時總結不斷進取。”

小潘告訴記者，幾天前他剛在一場勞動仲裁案中敗訴，但他並不氣餒，這幾天，他又因為一家汽車修理廠將他家的電話號碼印在發票上，而與對方對簿公堂。

……………………

1998年8月21日杭州日報•西湖周末•頭版

回望20年（第三篇）

人生觀大討論喚起的覺醒

（壓題圖為80年第5期《中國青年》封麵及編者的話和潘曉文首）

本報記者瞿剛/文並攝

18年隻是曆史長河中一個十分短暫的瞬間。然而，18年間，許許多多人的經曆中都留下了一段在人生十字路口彷徨，到麵對放射狀米字路口無法窮盡的多元化選擇的過程。

18年前，一個署名潘曉的青年投書《中國青年》雜誌社，她內心的困惑在全國千千萬萬青年心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和震撼：“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

一石激起千層浪。一場全國性的人生觀大討論由此拉開了序幕。

【標題】“潘曉來信”是如何被發現的？

從50年代到80年代，《中國青年》曾經幾十次在青年中開展過各種問題的討論，諸如《人生的幸福是什麽？》、《在青年中可不可以學習陳景潤？》《我們應該怎樣成長？》等等，但那些討論基本上都是命題形式。這次人生觀的探討獲得極其廣泛的影響卻是從一封讀者來信發起的，其背景真的那麽簡單和隨意嗎？記者赴京采訪了此次討論活動的主要策劃者之一，當時任《中國青年》編委兼思想教育部主任的郭楠檸女士及潘曉。

1979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解放思想的理論。《中國青年》深深感到十年動亂留給人們尤其是青年的心靈創傷是如此深重。幾乎沒有任何一代人遭受過這一代所經曆過的可怕的精神崩潰和精神折磨。十年動亂暴露了社會和人際關係的醜惡一麵，，衝毀了青年的真誠、信仰。許多青年都走過了一段“由紫紅到灰白的曆程，一段由希望到絕望的曆程；一段思想的長河起於無私的源頭而最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曆程”。應該怎樣引導青年的思想？《中國青年》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在機關、學校、商店、工廠等展開了廣泛調查，進行了多方麵的訪問、座談、探討……其中，在一次工廠、學校青年參加的座談會上，發現北京第五羊毛衫廠青年女工黃曉菊的經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在交談中，她對自己的觀點無所隱瞞，願意發表出來供青年共同探討。她提供給編輯部的原稿7000多字，四個小標題：“靈魂的鏖戰”、“個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認”和“心靈的惆悵”。詳細敘述了自己“文革”前後的不幸經曆，信念破滅和自己當前處境的困難及對人生意義的追索等等。編輯部決定以此為基礎，在文字上作了必要的修改和整理，並吸收了北京經濟學院大二學生潘?“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觀點，征得同意後，以“潘曉”署名為開展人生意義討論的發端。

潘曉主要提出了三方麵的問題：

其一，對社會和人際關係的看法－－“人都是自私的。”潘曉說：“不可能有什麽忘我高尚的人”。這是當時相當一部分青年的看法。於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給了她“深刻的啟示”。她的結論是“任何人，無論精神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就像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

其二，對“個人價值”的呼喚－－十年浩劫，青年目睹了人的基本權利喪失殆盡，人的尊嚴被肆意踐踏。於是，重新評價“自我”、“實現自我”就成了那個時代許多青年重建人生信念的強烈要求。

其三，理想和現實的矛盾－－這種失落在當時的青年中最為普遍。潘曉說：“過去我對人生充滿美好的憧憬和幻想。相信人活著就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可“文革”中，她目睹了抄家、武鬥、草菅人命，“文革”後又備嚐了人際關係的虛偽和社會的冷漠。

從1980年5月見刊起的7個月時間裏，成千上萬青年的熱情被喚醒了，編輯部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各個方麵不同身份、層次的人寄來的稿件達6萬多件，其中不少還是幾十名、上百名青年聯名寫的。大學生、研究生來稿的數量相當多，成為這此討論的一大特色。一半以上的來稿不但講述了自己的觀點，還講述了自己類似潘曉和比潘曉更為艱難坎坷的遭遇和人生經曆。

整整一代青年被喚醒了，他們從尋找個人出路開始進而尋找社會出路。他們走過了盧梭和康德，走過了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經曆了對社會、對自我的否定之否定，獲得了堅實而嶄新的生命。他們不僅寫下了自己的迷惘和徘徊。寫下了人生道路的艱辛和心路曆程的悲苦，更寫下了自己在艱辛中的磨煉，在困境中的奮爭，以及在實踐、苦讀和思索中的感悟。

【標題】胡喬木說：這是一場很有意義的討論

沒有人不沉浸在這種被真誠的心聲深深打動的情緒之中。即使是今天，郭楠檸仍有些抑製不住的激動。她說，當時編輯部定了基調，一定要鼓勵年輕人講真話，我們相信徹底的馬克思主義應該能夠回答問題。

6月18日下午，胡喬木同誌來到《中國青年》編輯部，這也是大家沒有想到的。胡喬木同誌說：“這個討論引起了千百萬人的關心和興趣，我也是這千百萬人中的一個。這是一場很有意義的討論，凡是關心青年一代成長的人都應該有興趣。”“青年們講講自己的苦悶和失望有什麽不好”，“他們歎息了，或者發些錯誤的牢騷，我們不該惱怒，也不應該置之不理，而應該弄清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並且認真第幫他們找到希望所在。”胡喬木同誌還希望，這個討論再放開一些，不要急於收場。

編輯部受到極大鼓舞，對這場討論如何繼續進行，決定采取兩項措施：一、擴大篇幅，繼續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以推動討論進一步開展；二、增加人力，強化編輯力量以保證即使處理每天湧入編輯部的大量稿件，使討論的群眾性得益更充分的體現。於是，人生意義討論的篇幅由每期16頁增加到了20頁，發表了武漢趙林的《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等有相當思想分量的不同觀點的文章。同時，抽出各部門的編輯，組成了由郭楠檸負責的擴大工作班子。對一場討論投入這麽大的篇幅和組織如此規模的編輯力量，這在《中國青年》的曆史上是空前的。

許多讀者來信高度評價《中國青年》敢於發表潘曉來信並就此展開討論。他們說，不同的聲音發出了，說明我們的神經衰弱症正在好轉。他們認為，在人類曆史上每一個較大的社會進步的前夕，幾乎都發生過一場人生觀的大討論。今天，在我們民族經曆了“文革”這樣的劫難之後，在國家亟待振興的關頭，討論人生的意義，必將能促進新時期的思想解放和社會改革。

1980年底，由郭楠檸和同為《中國青年》編輯的陳漢濤執筆撰寫總結性文章《獻給人生意義的思考者》，文稿中沒有對討論中複雜的問題簡單第肯定或否定，而是求得一種實事求是的符合科學真理的積極認識，幫助青年們尋找和提示一種適應新時期新形勢的人生思路。全文18000字，分四個部分論述：一、重新探索人生意義是曆史的需要；二、正確認識“人的價值”；三、科學地看待“公”和“私”；四、在振興祖國的奮鬥中開拓認識之路。

編輯部考慮到這個討論在社會上的廣泛影響，決定把文稿送請中央宣傳部審閱。王任重同誌給予了熱情支持，請中宣部理論局再組織幾位專家幫助看看。其後，當時的中宣部副部長王惠德、理論局局長洪禹又約請邢賁思、汝信等五位專家共同探討，基本取得一致的看法。隻有一位同誌對文稿的基本思路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意見。當時，郭楠檸和陳漢濤作了答辯。最後，團中央書記高占祥肯定了文稿的基本觀點，同時提出要加上共青團十屆二中全會號召青年投身“四化”建設、要有“腳踏實地的創業精神”、“勇於獻身的氣概”，要當“身體力行、兢兢業業的‘實幹家’”等話。至此，總結文章最後定稿。

191年3月，第六期《中國青年》以10頁的篇幅登載了《獻給人生意義的思考者》，署名為“本刊編輯部”。文章見刊後引起了強烈反響，讀者來信又一次達到了高潮。有的讀者在信中說，讀了該文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它科學辯證地論述了“人的價值”；通情達理地闡明了“公”與“私”的關係。還有讀者在信中說，一個人是一盞燈，每盞燈都放出自己的亮光，整個社會就更加光明。隻有在振興中華的奮鬥中才能最有意義地度過一生。

【標題】人生意義的討論給我們帶來了什麽？

人生的真諦在於創造。這也許是這場討論帶給我們的最大收獲。當我們重新打量那段曆史時，我們每個人都會感慨這些年中國社會出現的如此重大的轉變。

在9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青少年室所承擔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現代青年們普遍認為，競爭能給社會帶來活力；缺乏競爭曾阻礙過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速度；缺乏競爭冒險的生活太沒意思。高收入、高強度、低穩定的工作得到青年的青睞。調查情況同時表明，對現代社會競爭觀念的積極評價使青年道德價值的進取性得到了大大增強。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進行的另一次青年價值取向調查表明，有75％的青年認為“理想的追求高於金錢”；在“你對幸福的理解”一題中，回答事業成功者占第一位，為63％；溫暖家庭者占52％，為第二位。這說明許多青年從他們的內心需要出發，在理想的自我價值中表現出重理想、重精神、重成就的特征。他們一方麵崇敬、羨慕高尚的人生價值，另一方麵又不能無視物質與金錢的實在性。他們麵對人生米字路口的多種選擇，內心再一次發生了衝突，究竟該走哪條路？是在仕途上艱難涉步，還是“下海”折騰？是做學問好是炒股票？是端鐵飯碗還是幹個體戶……選擇的痛苦相對於無選擇的痛苦是一種進步，多元化選擇也拓寬了人們的思維空間。

【標題】“潘曉”現在在幹啥？

當年給編輯部寫信的“潘曉”－－黃曉菊，現在已經41歲了。18年的風雨不僅改變了她的外貌－－不僅她燙著新潮的短發，穿著一身粗獷的牛仔服。在經曆了種種的坎坷和曲折後，對人生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她目前境遇並不太好。數年前離婚後，一直和讀中學的兒子住在姨媽家，靠著在北京一家服裝市場擺攤為生。

當年因為很偶然的機會寫了一封信後，黃曉菊的整個命運確實被改變了。不久，在《中國青年》的幫助下，她通過人才交流中心，從一個紡織女工變成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名報刊管理員，她興奮不已。可不久，因為她所經手的帳目少了18元錢，被停聘了。

伴隨著南下大軍的風塵，黃曉菊又隻身來到海南一家報社當廣告業務員，拿效益工資。幾個月下來，她竟未能拉到一筆廣告業務，分文未得。再闖深圳，找來找去，等著她的隻有一個職業，做“阿巴桑”（女傭）。難道自己就隻能是這麽一塊料嗎？黃曉菊的心裏顫動了一下，很快又恢複了平靜。她想起了在海南的經曆。她得適應生存環境。於是，日本人把一個家交給了她。她整日整日地兩膝跪地搞衛生，一絲不苟，沒有人逼她這樣沒命地幹，但她總想教訓一下自己。這是她一生中做得最老老實實的事。

黃曉菊最終沒能在南方南方混下去，她重新回到了生她養她的故土北京。記者在采訪她的一些朋友和曾經關心幫助過她的人時，不少人替她感到惋惜。他們回憶說，當年《中國青年》刊登了潘曉來信後，仍在北京第五羊毛衫廠當工人的黃曉菊有些沉不住氣了，跑到廠長那裏聲稱自己就是“潘曉”，在很多場合也一再張揚自己就是“潘曉”，並以此為資本，要求升學或換工作。這使當時的《中國青年》和另一位“潘曉”－－潘?都陷入了比較尷尬的境地。這種虛榮和浮躁的心態，也是她日後難以成就事業的重要障礙。但現在的黃曉菊成熟多了，她說，隻有實實在在的奮鬥才是人生的真諦。

另一位“潘曉”－－潘?，在袒露自己“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人生觀點後，受到了校方最嚴厲的批評，並於1981年2月離開了北京經濟學院計算機係。當時他的家人都在青海經濟狀況也不太好，他隻能在北京依靠做小工刷瓶子、去建築工地拆房子為生。後又先後任職於廣告公司、電腦公司等，但都是臨時性的。潘說，他的人生經曆充滿坎坷，他原本是時代的寵兒，是“文革”之後恢複高考的最早受益者，但命運突然改變了他的發展方向。他三年前有了一個家庭，有了一個當醫生的妻子和可愛的胖兒子。現在已是39歲的潘?頗有感慨地說，活到現在，除了離婚和長期的病痛外，該經曆的我都經曆了。

沒有固定收入的潘現在正致力於民間普通話的推廣。這是一項非常龐大、牽涉麵很廣的係統工程，非常需要各行各業的積極參與和密切配合。潘周圍的人甚至看不懂他到底想幹什麽？他究竟打算怎樣生活下去？潘?說，我當然不會耽擱我的生活，但我也決不會放棄這項工作。做什麽事都是一種精神的體現。

一切的過去都孕育著現在，一切的現在都意味著將來。凡是從當時經曆過來的人，也許對1980年由《中國青年》發起的那場人生意義討論都是經久難忘的！

題右圖：郭楠檸陳漢濤夫婦

潘?現在正致力於在民間推廣普通話（上為瞿剛在北京站附近旅館裏為我拍的照片。）

……………………

精品購物指南1998年11月3日人才印張

人才星座

擇業非易事 知己才能嬴

－－訪著名策劃人潘?

個人小檔案

潘?，男，39歲，現任全結構文化傳播公司項目經理，兼任多家公司的策劃。

1978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經濟學院。

1980年，他和另一位女青年黃曉菊一起化名“潘曉”，在《中國青年》雜誌上發表“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的疑問，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人生觀大討論。在那以後，經曆了輟學、流浪……

1987年後，先後做過營銷、策劃、管理、谘詢培訓等職業，擔任過北京企業管理研究所副所長、三歐電子科技公司副總經理、《多媒體光盤》雜誌總編輯等職務。參與過《中國勞動人事百科全書》、《行政管理學大詞典》、《諾貝爾經濟學獲獎者著作叢書》等大型圖書的策劃工作。

（後為那張程漫紅拍的先後在報紙上出現過多次照片。）

記者：1987年以來，你主要從事營銷、公關策劃、管理等三種職業，並擔任過一係列的中高級管理職務，請問你現在的擇業觀和擇業方式與過去有什麽不同？

潘?：80年代，我二十歲，正值年輕力壯。那時我選擇職業的標準有三條，一是穩定的職業，二是這份職業能發揮我的特長，三是職業本身有很好的前景。那時的人擇業恐怕很少有人想到第三條，但我一直覺得擇業是人生大事，必須先想明白你自己的需要在哪裏，猜猜能避免盲人騎瞎馬。正是明確了這三條，我找工作都是那一時期比較好的職業。那時的擇業方式有朋友介紹，更多的是四處應聘。

現在，我已步入中年，擇業觀也有些變化。我對穩定的職業這一點不做要求，而追求另外兩點，因為找到一份工作對我不難，而找一份適合我的工作就不易了。比如我不太可能到人才招聘會和小青年一起擠著給人家遞簡曆，如果求職，更多的可能是朋友介紹，到那家公司和老總直接麵談。這不是說中年人的競爭力差了，而是當你對眾多領域都有深入了解後，一次深入的長談比招聘會上的寥寥數語更能發揮作用。中年人求職有個很好的條件，就是朋友的關係網。

記者：你現在的擇業觀為什麽發生了變化？

 我應聘過，也做過企業的招聘經理。我覺得大多數企業缺乏留人的機製，人事經理們工作的兩大主題就是招聘員工和解聘員工，在這種形勢下，求職者單方麵求穩定的要求就不切實際。

記者：策劃是個怎樣的行業？

潘?：可以說策劃業還是個幼兒，它的出現不過三四年光景。這一新興行業是信息谘詢業的一部分。目前國內的信息谘詢業都多是國外企業到國內投資時帶進來的，因為國外企業都有自己的谘詢業夥伴。

記者：策劃人這一職業主要的工作內容是什麽？

潘?：現有兩種策劃人。一種是靠出一個點子幫企業解決一個棘手的問題。另一種是全案企劃人，不就一點做，而是伴隨企業整個發展，隨時為企業提供服務，我屬於後一種。

記者：現在很多人都想從事策劃這個職業，從你的經驗看，從事這一職業應該具備什麽素質？

潘?：首先，從業者應該是個獨立性很強的人，不能人雲亦雲。第二，他的行業素養好，有豐富的經驗，並不斷對自己進行回歸教育，不斷在知識上完善自己。第三，他應該是個具有創造性思維的人，不拘泥於過去已有的東西，敢於打破一切條條框框。第四，必須依據科學，用量化的方法對市場進行分析，才能有正確的結論幫助企業解決問題。

記者：你通過什麽方式不斷對自己進行再教育？

潘?：我除了在1985年上過法律大專班，以後全靠自學。有人說我學習新知識時像章魚一樣，觸手伸向八方，哪有新東西都不放過。我個人以為，一個開放的人，最好的學習方式應該是從周圍人那裏汲取知識，因為這些知識是經過別人消化的，更貼近實際。

記者：你對自己的策劃案哪個印象最深？

潘?：那是一個房地產策劃案。房地產銷售最講究的就是地段，本來樓盤位置就偏僻，離城裏很遠，而且一期發售完畢，老板把價格又翻了一番，結果很長時間沒人買。我想，離城裏遠既是劣勢又是優勢，於是這個廣告策劃利用樓盤所處的地點－－“忘憂裏”做文章，同時說服老板把房價降到和一期發售一樣，我的廣告詞是“盡可半價付款，永遠擁有忘憂”；另外，強調它環境的美，遠離城市的種種優點；我還在廣告上刊登了一個計算房價的複雜的數學公式，為的是引起眾人的好奇。房地產廣告的成功與否，首先要看有多少人打電話谘詢，其次是多少人看樣板間。這個廣告一出，第一天打電話的達150多人，看樣板間的也不少，最後，共賣出十幾套房子，大大超過預想的數目。

本報記者韓冰

……………………

1997年4月4 日《南方周末》

【頭版引文】“潘曉”是什麽人（題）16年前，一封署名“潘曉”的來信《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發表以後，引起了一場波及全國的人生觀討論。16年後，“潘曉”重新露麵，一篇《奮鬥就是我們的生活》令人振奮。“潘曉”究竟是誰？〖第五版【眾生相】獨家披露〗

第五版－欄頭：80年代風雲人物追蹤之一/“編輯人語”這個欄目將推出一係列昨日的公眾人物，他們都曾風雲一時，是80年代思想堅冰被打破之後，於改革大潮中湧現出的特色人物如潘曉、馬勝利、步鑫生、關廣梅、張興讓、……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都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和象征；如今十幾年過去了，他們中有的已銷聲匿跡，有的仍在默默奮鬥，在新的時代演繹著又一輪新的故事。雖然他們已不再像過去那樣惹人注目，但他們留下的曆史印跡值得人們思索……（下有80年代人生觀討論的一頁照片，文注：這是當年人生觀大討論中的一頁。）

〖人物背景〗A•潘?：男，江蘇宜興人，1959年10月4日生於北京，身高1•78米，體重75公斤，近視加散光，略有謝頂，1978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經濟學院，專業為計算機程序設計，曾服毒自殺、蹲過監獄、搞過圖書出版策劃，現在一家外資公司任總裁助理。1980年5月他和黃曉菊的來信被編輯化名“潘曉”發表在《中國青年》雜誌上－－《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由此引發了那場曠日持久的人生觀大討論。

B•黃曉菊（附照片，片注：這是1980年《中國青年》第九期刊出的署名“潘曉”的照片，其實為黃曉菊。）：女，42歲，參加人生觀大討論時為北京第五羊毛衫廠的工人，後來相繼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再後來“下海”，在雲南販過服裝，現在仍做服裝生意，在北京的兩個大商城裏擁有自己的兩個攤位。

【題】尋找“潘曉”－－一段延伸了16年的人生故事/高豔芳

去年10月份，《中國青年》雜誌刊登了湖南讀者李明益的來信《我不停地奮鬥，為什麽成功離我越來越遠》，並就此展開討論。翻開今年第一期《中國青年》，當年“潘曉”之一的潘?答李明益的文章《奮鬥就是我們的生活》引起人們極大的興趣，因為他們會自然而然地想到16年前“潘曉”因發表《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而引發的那場史無前例的人生觀大討論。

“潘曉”是潘?和黃曉菊的化名，16年來，他們還好嗎？

【小標題】潘?說：“曾有過名噪一時，也有過苦不堪言。在38年的人生中，除了離婚和長期的病痛外，該經曆的都經曆了。”

在《中國青年》編輯王林的幫助下，記者費了一番周折，終於和潘?聯係上了。在電話中，他愉快地答應接受采訪，我們約定在北京海澱區黃莊路口他所在的美國大船公司見麵，他現在是這家中型外資企業的總裁助理。

一個小夥子聽說我要找潘?，熱情地把我帶到樓層靠裏麵的一間辦公室：“潘?，有人找你！”一位低頭看書的略有謝頂的男人抬起了頭，並站了起來，“他就是潘?，個子真高。”我心裏說。

在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潘?不滿10歲，父親被迫離京去幹校，母親也遷往青海，他留在北京，寄養在姨媽家。由於無法承受姨媽的歧視和冷漠，上中學時，他便離開姨媽家，住到學校去了。童年的這段痛苦經曆直接影響到他最初的思想積澱：他認為人和人之間沒有愛，隻有利用和金錢關係。在他飽覽群書之後，更是走進這一觀點的“死胡同”。達爾文論證了物種起源和“適者生存”的自然淘汰法則，他就確信弱肉強食才是真理；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薩特的存在主義使他熱衷於用詭辯論去向人證明世界是荒謬的；他視尼采為神明，奉叔本華為聖賢；他像章魚一樣向四麵八方伸出觸角，追求和擷取思想的果實。

這種思想一直影響到他上大學。這時候母親病了，10年的生活磨難奪去了她的健康，她想回北京，回到兒子身邊。於是潘?開始為落實母親的戶口而四處奔波，跑了3個月卻徒勞無功。他的學業荒廢了，在惆悵中竟又產生了一個怪念頭：母親當初把他拋在別人的冷眼下，今天又要利用他的戶口做回京的跳板。

這種扭曲痛苦的心態變異，使他在大一快結束的1979年5月31日，突然產生了自殺的念頭，並毫不猶豫地服了毒，被校方發現送到醫院時，心髒已停止跳動30分鍾了，幸虧當時北京朝陽醫院的主治醫生都在場，他又活過來。“我不感謝你們，因為你們又把我送回到這悲慘的世界上來了。”這是他醒過來後拋給醫生的第一句話。

後來，在他的日記中寫到：“死有何難？人生在世，在漫長的宇宙中，不過是一瞬，我走到上帝的麵前準備懺悔，卻被他一腳踢開，我對死神仍然流連忘返，熱切希望再回到老地方。”

他的這種悲觀厭世的思想狀況引起了校方的關注，在《中國青年》的眾多編輯到學校了解思想狀況時，他被團委安排在單獨的一間屋子裏和熱心教育工作的編輯馬麗珍女士交談了4個小時。

過了一段時間，馬麗珍把一份署名“潘曉”的文章拿給潘?看，裏麵的思想內容就是那天下午的談話，加上一個叫黃曉菊的女青年的來信，馬麗珍說要在《中國青年》上發表。組織一場談理想、談人生的討論，問這麽寫有什麽意見，潘?想不就是個討論嗎？表示同意發表。

讓編輯和潘?都沒有想到的是，文章發表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潘?感到興奮，在此之前的不遇被點化，使他感到痛楚之後的熱烈。他拿起筆和黃曉菊、黃帥及許多青年在《中國青年》雜誌《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的專欄裏展開討論。

“我就是潘曉”，潘?逢人便這樣講，他明知自己並不是“潘曉”的全部，也明知引起“潘曉討論”的實際上是黃曉菊的經曆和他的思想，但他還是毫不猶豫地應邀到各大學去演講，以“潘曉”自居，與大學生、研究生一起高談闊論。

但他並未擺脫現實，種種不順利依然包（注：以下是一幀照片，是94年1月30日與程漫紅去頤和園時她拍的，在葉德英發的那篇稿子中用的也是這幅。此文中照片下文：經曆了16年的磨礪，潘?如今向往平淡如水的生活。）圍著他：由於參加討論和奔走演講而缺課數日，使他在自然科學基礎課的學習上顯得吃力；鋒芒畢露的性格使他和許多人搞得不愉快因複課一事與係裏鬧僵；因生活觀念上不統一和不馴服而與父母矛盾重重……

之後，他走過一段極為艱辛的人生之路。1982年，他被所在院校勸告“自動退學”，父母斷絕了他的經濟來源。寒冬臘月，他白天在狂風中為生活到處奔波，夜晚就睡在火車站的候車室，有時為爭奪一塊可睡覺的地盤常常與人爭得麵紅耳赤。

為了生計，他嚐盡了人間冷漠，在中科院動植物檢疫總所看大門，月工資50元；在農科院刷瓶子，刷一個幾分錢；潘?這時真正感到腳下的路越走越窄。然而後來的事情就更糟糕。1983年6月的一天，他和司機劉聯一同到廣安門貨場提貨，兩人共同盜竊了貨場上一塊價值800元的錫錠，並用拉到窩主家中分贓，贓款到了潘?手裏時，這個自視清高的大學生心動了，因為這筆錢對於當時饑寒交迫的他來說太重要了。

1984年3月5日下午，北京市宣武區法院刑事判決書上這樣寫著：“潘?，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

“你還有什麽要說的嗎？”

“純屬偶然。”

法院的承辦人走訪了《中國青年》雜誌社和其他認識他的人，他們都對潘?犯罪表示突然，監獄的大門在潘?身後關上了。

3年後的1987年，潘?出獄了，靠給別人寫信封勉強維持生計。由於難以抵禦現實的嚴酷他幾度瀕臨精神崩潰的邊緣。實在難受的時候，他就去找馬麗珍、黃曉菊，實際上是在尋找一種活著的信心。

但他的才華終於在他咬著牙挺過來的數年後展現出來，他頻繁地更換工作，先後當過北京企業管理研究所所長，中國卓越出版公司出版發行部主任，人民日報《大地》月刊發行人，新華社《中國名牌》雜誌發行部主任，參與編輯了《中國勞動人事百科全書》、《行政管理學大辭典》、《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著作叢書》等。

跳來跳去，潘?現在成了總裁助理，年薪10萬元。16年的磨練使他從思想到行動都成熟起來：個性剛強，漠視權威與成規，重過程輕結果，懂得不可過份地向生活透支，對成功和失敗，心靜如水。認識潘?人都說，這個人思維敏捷反應迅速，智能運用之獨到，詭辯之精彩，非常人可比。

“自己是自己的主宰，並非一段程序、他人的複製品。”他從不想勞神費力去做什麽男子漢，隻是想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小標題】黃曉菊說：“16年前我是浮在雲上看人生，如今我是站在泥裏看人生。”

當記者趕到北京南禮士路地藏庵時，已經是下午5點鍾了。在月壇中學對麵一棟老式樓房的二單元二層，記者用手敲開了樓梯左手的一扇門，一位老先生探出頭來，手裏拿著一盆正在洗的米，“找黃曉菊？她在。”

這是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可能住的年頭久了，顯得很灰暗。一間小居室的門開了，一位上穿深駝色毛衣，下著黃秋褲的中年婦女嚼著東西走了出來，見記者進來，把手裏最後一點麵包渣一仰脖送到嘴（此處又有97年1月《中國青年》討論疊照。文注：在1997年第1期的《中國青年》雜誌上，“潘曉”又拋頭露麵了，其實是潘?。）裏。她說剛剛回家，正在補吃中午飯。黃曉菊臉色黝黑，個子不高，可能是中年的緣故，雖然較胖，說話節奏非常快。

記者說剛剛從潘?那裏來，黃曉菊馬上說：“潘?有多大？好象他是1959年出生的吧，那我比他大4歲，我是1955年出生的。”顯然，她已經過了羞於談自己年齡的時代。

記者遞給她16年前署名“潘曉”的文章，她好象沒有看過一樣，仔細地看樂一遍，過了好一會兒才說：“那時的思想很幼稚，現在，我不會再對人生發感歎了，沒有錢什麽也辦不成，人生的意義光憑說是沒有意義的。”參與那場大討論時，黃曉菊是北京第五羊毛衫廠的工人，後來去中國青年出版社和中科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又去雲南珠海等地做過服裝生意，現在她已在北京百盛購物中心和萬通新世紀商城擁有兩個服裝攤位，每月收入也不少。可能是生活中的挫折太多，她對金錢看得很重，也可能由於沒有受過高等教育而有些自卑，她說等自己掙足了錢要辦一份雜誌。

黃曉菊已經離婚，一個人帶著上小學六年級的兒子過，為了兒子上學的方便，她還要在這間借助親屬的不足10平方米的黯淡的小屋裏生活5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小標題】潘?說：“我和黃曉菊原來根本不認識，是《中國青年》雜誌社的編輯把我們拉到一塊的。”

16年前的那場討論，使潘?和黃曉菊開始走動起來，潘?更主動一些，雖然他沒有黃曉菊的呼機、電話，甚至連她住的那棟樓的樓號都記不清楚，但她家的地理位置已經深深印在潘?的腦海裏。每每走到南禮士路，他就一定要去看看黃曉菊，即使她不在家，潘?也要和借黃曉菊房子住的親屬、那位叫楊帆的老人聊聊天，這樣心裏才踏實，但黃曉菊從來沒有留他吃過飯。

盡管潘?自我評價是一個既平凡又略有獨特，既普通又稍嫌怪異的人，但他給記者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帶給人一種衝擊力，早謝的頭頂顯示了他的聰明才智，一幅寬邊眼鏡使他的目光更加深沉，多年的挫折和坎坷已經使他的銳氣從臉上消失。總是這樣惆悵，總是這樣無畏剛強，總是那般孤高自傲。

對黃曉菊來說，覺得應該追求經濟上的富有，因為以後要買房、要生活。而潘?在已經富有的情況下，把物質上的享受目標定在“溫飽”，而排在第一位的享受是“讀書”，渴望擁有一片淨土，一個樸實無華而豐富的空間，一種絢麗而清純的生活，難怪黃曉菊感歎：“我文化水平不高，所以我更實際。”

人生驛站，悲喜交加，“潘曉事件”已經過去了16個年頭了，並逐漸被世人所淡忘。但是，曆史不會忘記他們，那個時代的人會記住他們。

今年4月，《南方周末》登載了有關我的一些事情。一見報，我感覺不舒服：作者將我的一些經曆（諸如入獄原因、假以“潘曉”身份等）未作調查核實就公諸報端，另外，象我的身高（1.87米）這樣明顯的特征也草草作1.78米，大概也是功利心態所致；5月，《南方周末》刊登“來函照登”，作者因抄襲了葉德英關於我的文章而致歉，雖然沒能還我所有清白（當然，對任何人，這不啻夢想），但報社的勇氣和態度倒讓人釋然。

今年的工作及生活情況大概如下。

兼任北京某企業顧問公司高級顧問師和策劃總監、某醫療儀器公司顧問、某排球俱樂部設計總監、某廣告公司副總經理、某美國集團董事長助理、中國股票電腦信息業頗有名氣的北京海融公司總經理助理、中國第一張利用多媒體作綜合性大眾化雜誌總編輯、為微軟和惠普以及摩托羅拉等國際知名公司作調查培訓的北京Pinnacle公司高級分析員。策劃電視係列片《外資企業在北京》；創意並策劃利用民間力量協助國家在大陸和海外多層麵全方位推廣普通話的“溝通工程”。

今年，我們夫妻和孩子被北京中關村醫院搞得居無定所，部分財產失蹤。該院有不成文規定，住房分男不分女、分外地不分北京市的。96年9月，孩子出生，我們以每月1500元的價格租了一間樓房，至今該院未予任何補助。96年底，房主突然限期搬出，我們住進宿舍。醫院說，規定不能給職工看；雖被扣住房基金被分配住房不可能；北京大學生隻好認倒楣；考慮困難可在太平間旁的房子（是原看守太平間民工住門窗皆碎不到10平方米小屋，緊鄰太平間，門口有24小時製冷屍體設備發動機晝夜轟鳴，對嬰兒休息來說是不可能的）供周轉；找中關村派出所強製搬出；上級委托我們管理醫院，就按我們的方式管理。院長從海澱區衛生局調出，衛生局官官相護，不會過問該院的無理行為；該院領導與中關村地區的派出所和地痞流氓關係密切，即使該院有非法行為也奈何不得。今年7月10日，該院相關機構以及民工共十幾人氣勢洶洶到宿舍即動手搬東西，我前去阻止，須臾，派出所警察趕到，對我說搬東西是醫院內部的事，但若你阻止而發生糾紛就整你(這就是執法機構!個人財產受到侵害置若罔聞，卻對侵害者予以保護)，我請求等律師來再搬，派出所和院方都說“律師算個屁!”動手搬出並把宿舍門窗卸下來。我隻好看著自己的東西被東扔西撇野蠻裝卸，當即就有東西損壞。那天後，我們全家隻能在遠離醫院和保姆的辦公室裏借住。我和該院職工一樣沒有證據說該院領導中飽私囊，卻從他們的作法中看到違法亂紀。北京電視台《北京特快》欄目拍攝太平間現場並采訪了院方領導，囿於有關規定不能播出。搬出過程中，尋呼機、全自動照相機、項鏈、戒指、錄音錄像磁帶等均不見了。可悲的是，法律對財產受侵害、私人物品遺失、相鄰關係不適宜居住等，卻難於起訴更難於勝訴。一些外國朋友聞得此事，隻道“真令人心寒”。至今，所有問題不得解決。失望至極，我愛人正聯係出國，希望能在法製和公平中生存。

今年12月4日淩晨，嚴重的冠心病首次光臨於我，不知何時我就會撒手人間。從如此經曆中，我深切感受到改革開放帶給我們的不僅是物質豐富，還有令人悲哀的投機心理、短期行為、張狂無序和錯覺蔓延。應該說這是對曆史的反叛和否定，存在即合理，而新的否定緣於何處？對日益稀缺的理想主義而言，生存形式安在？灑脫點說“我是我所遭遇到的一切的一部分”？人生的路，寬窄如何？

……………………

南方周末 年末特刊（1997年12月26日）

“再見，一九九七”

【你們現在還好嗎】

〈潘曉〉

貴報《尋找潘曉》一文刊出不久，我就辭職了。其實跳槽對我來說早已不是什麽新鮮事，隻有麵對新的職業和新的工作方式，我才會產生出奮鬥的衝動。在任一個雜誌社總編的同時，我還身兼七八家公司的職務。

但生活中也有很不順心的地方，我、妻子和不到兩歲的兒子在今年初曾（照片，下注“潘?－－潘曉之一”）一度被安排去中關村某醫院內太平間旁的一間房子裏居住，那裏屍體製冷設備整日轟鳴，根本不能住。12月4日，我得了嚴重的冠心病，不知何時會撒手人間，麵對大半生的不幸遭遇，我時常問自己，“人生的路，是不是越走越窄？”

〖注〗－－潘?。“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曾是80年代困擾著很多人的問題，90年代的潘曉希望有精力做點想做的事。（原文見本報4月4日五版）?

……………………

上海青年報•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4、5版焦點新聞

改革開放20年為年輕人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廣闊空間

人生的路越走越寬

本報專稿/記者陳列

（此處有一幅該報記者在芙蓉裏家中的為潘單獨拍的照片，下注：“潘?（本版攝影/記者任國強）”）

每一個獨特的時代都會塑造出一種獨特的社會性格。而新的社會性格又往往是通過剛剛成人的年輕一代最先表現出來的。寬容、靈活、相對而不固執己見崇尚務實而不重好高騖遠的幻想，這已成為當代“新人類”的主體社會性格，而這又和我們這個社會經過了整整20年的改革之後，能夠為年輕人提供更大的選擇空間、更多的自我價值實現之路、更為寬容的社會心態所分不開的。當我們試圖回溯這20年當代青年心靈史的時候，當年“潘曉”有關人生意義的大討論已經成為一個無法繞過去的標識。實際上，這場討論得以順利地展開，就已經標誌著改革開放為我們打破了原有的思想禁錮，一個人生觀、價值觀和行為模式多元化的時代開始起來。

主持過這場討論的原《中國青年》雜誌編輯郭楠檸在事後重新審視、回顧這場討論時說，就其現實性而言，這場討論的意義並不在於它的結論究竟是什麽，而在於它形成了一種科學的態度和辯證的思維；即除了按以往的思維習慣，把一個問題區分為什麽是“提倡的”，什麽是“反對的”之外，首次明確了還有一個什麽是“允許的”中間層次。在實際生活中，既不能把“提倡的”當作是“必須遵循的”去要求所有的普通人；當然也不能因為是“允許存在的”有其合理性，就反對我們需要“提倡的”，從而不去努力超越局限。這樣做後，同樣能起到提醒青年不向低層次滑落和提供向高層次努力的助推作用，而且效果可能更好一些，因為它擺脫了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維模式。現在再回過頭來認識這些改革開放之初所遇到的問題就要清晰、容易得多。

青年價值觀向著寬容、務實的方向邁進是從這時候開始的，是與改革同步的。

在“潘曉”討論開展12年後，上海《青年報》發表了大學生梅玲的來信“我該怎樣選擇生活”，再度發起了一場青年人生觀的討論。這場九十年代的人生觀討論，從一開始其主題就與八十年代的那場迥然不同。青年學者許紀霖認為，在九十年代的青年那裏，八十年代的那個問題已被全然消解，代之以一種更具“操作性”、更實際的心態。

“多元”包括的社會心態，已使得年輕人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他們不需要再為衝破僵化的思維模式，這種形而上的問題勞心費神。而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又確實為青年人的成功創造了更多條件。這個時候，即使像“潘曉”那樣沒有考上大學的青年，也不難找到發揮價值之地。人生的路就是這樣變寬的。

主持九十年代那場討論的原《青年報》編輯、現上海三聯書店陳保平說：經濟基礎能夠決定人們的思維，當我們回頭再去回顧那些討論時，可以清晰地感覺到，隨著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等概念的引入之後，年輕人的觀念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切合實際的、符合社會發展方向的理想主義已取代了空洞的、玄想的理想主義成為主流。改革所帶來的經濟迅速發展成為拓展人們思維觀念的主因，隻有思路開闊了腳下的路才能越走越寬。

獨家專訪

潘曉18年後解破人生意義這道難題

奮鬥就是我們的生活

本報北京專電/特派記者陳列

“奮鬥就是我們的生活。”18年之後再拿“怎樣的人生才算成功”這個問題重新詢問“潘曉”的原型之一－－潘?的時候，他這樣平靜地回答。

當記者和小潘一起，到他家附近的小餐館邊吃邊談的時候，餐館的小老板用一種異樣的眼光不時向我們瞥來。他奇怪於我們談的是“人生的意義”這樣一個沉重的話題，他似乎也不知道這位每次來就餐都愛和他們說幾句玩笑話逗樂的年輕人曾經是80年代初的風雲人物。

“換個角度想一想，什麽是成功，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小潘說。“由於經曆、環境、素質、性格等各種因素，每個人設定的成功標準可以大相徑庭。就我個人而言，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成功，盡管我曾參與策劃多種影響很大的叢書，先後有過一些令人羨慕的職務，但是當我麵對那些城市裏的普通人時，我不會認為自己有什麽大不了的成功。比起18年前，我除了依然保持激情和活力外，隻是更多了一些沉穩和應對外界事物的膽識。如果說什麽是成功，對我而言，這可能就算是吧。”

潘?說：“成功就像是彼岸，有的人離它近一些，有的離它遠一些，但彼岸究竟是什麽，誰都無法說清楚。其實，是否成功很重要的一點是自我定位。如果目標高遠但不切實際，自然會產生動機與效果、理想與現實、手段與目的間的巨大差異，而這種差異的曠日持久使挫折積澱下來，失望就會更加沉重。實際上失敗真的不算什麽，一生沒有挫折的人幾乎沒有，關鍵看你是不是能在跌倒後找到原因，及時總結不斷進取。”

小潘告訴記者，幾天前他剛在一場勞動仲裁中敗訴，但他並不氣餒。這幾天，他又因為一家汽車修理廠將他家的電話號碼印在發票上，而與對方對簿公堂。

1978－1998

中國氣餒心靈史

赫拉克利特說：“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

1978－1998，20年的光陰大河，一閃而逝。

1978－1998，中國青年寫下一部心靈史。

今天，我們再次踏進這條河流，去尋找那些漂流者；

今天，未能再次翻開這部史冊，尋找那些名字。

恍若隔世20年，刻骨銘心的20年，真實的、無法抹去的20年。1978－1998，一代代中國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投入其間，像金礦投入了熔爐。

今天，我們要取出那沉重的金子。

我們在困惑和爭辯中度過了這20年，今天，我們要證明，這20年的爭辯並非沒有結果。我們在迷茫和探尋中度過了這20年，今天，我們要證明，這20年的探尋並非沒有收獲。

1978年  胡福明檄文：真理標準大討論

1980年  潘曉來信，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

1982年  電影《冰山搶險》引出的話題：麥克唐納＝雷鋒嗎？

1983年  大學生張華該犧牲自己去救一名老農嗎？

1987年  劉勇殺人是自我實現的悲劇嗎？

1987年  成方圓走穴：是商品經濟意識的覺醒還是不務正業？

1987年  希爾頓賓館招聘：是不是該到資本主義企業去打工？

1989年  王朔的“痞子”也值得欣賞嗎？

1992年  知識分子下海是人文精神失落？

1995年  王海是騙子還是法律衛士？

（此處有一張照片，是記者在黃曉菊店中所攝，片中注“黃曉菊”。）

不再哀歎“人生的路為何越走越窄”  踩倒荊棘苦幹闖出一片天

18年  潘曉走出十字路口

報道提示：

“追求成功的人生”是每一代青年人永恒不變的話題。但現在，卻很少會像18年前的“潘曉”那樣拿這個問題在報紙、雜誌上討論，並引起那麽巨大的反響。

這是為什麽？

這是因為經過20年的改革，我們的社會已經為年輕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選擇空間和自我價值實現之路。

在公平、合法的條件下，務實、競爭、靠自身的努力來體現人生價值的觀念已逐漸被當代青年所接受並成為共識。

本報北京專電/特派記者陳列

原以為要頗費些周折，卻不料尋找“潘曉”並不是太困難，畢竟他們都是名噪一時的風雲人物。

“潘曉”是潘?和黃曉菊兩人的化名，18年前《中國青年》雜誌的編輯將他們拉在了一起。尋找當年的“潘曉”也就是從這裏開始。

“我就是黃曉菊。”在北京南禮士路一家叫做半日服裝的店裏，記者見到和想象當中有些不同的黃曉菊。

她個頭不高，可能是因為人到中年的緣故，顯得較胖。臉色微黑，走路、幹事都風風火火地帶著一股豪爽的麻利勁兒。她穿的圓領T恤上繡著世界時裝大師範思哲的名字，是一件名牌。

她是那種說話、做事都很直率。她說生活的磨礪反倒給了她一種自信。

在18年前的那場大討論之後不久，黃曉菊考入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當報刊管理員。能夠進入專門研究社會科學的最高殿堂，和一些名家、專家們探討，黃曉菊興奮得不得了。可是，事情的發展並不如黃曉菊的本意。不久，因種種原因，她被停聘了。那時候，她已經和丈夫離婚，一個人帶著兒子。

在經濟壓力下，她因此而頓悟：生存尚且困難，又何談理想、主義。

於是，34歲的她伴隨著南下的大軍，隻身闖海南。她現在回憶說，那時候之所以要選擇南方，一是因為有朋友，二是因為想到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去看一看。

她進了一家報社，成了廣告業務員，但她幾乎沒有拉到一個廣告。這次她沒有抱怨，她又一次認識到自身的那種酸腐氣與自命不凡在現實生活中是多麽地礙事。

她於是再闖深圳，可是那裏也隻有女傭的活在等著她。“當女傭？我就是這麽一塊料？”她的心顫動了一下，但海南失敗的教訓提醒了她，她很快就恢複了平靜，“就當是出國打工吧。”在日本老板的家裏，她雙膝跪地整整擦洗了兩天，終於將整個家裏擦得一塵不染。沒有誰逼她，她覺得這是她一生中做得最死心塌地的一件苦差使。

在那位日本老板家中的另一段經曆，一直影響到她現在。日本老板的太太原本是韓國的女工，當她得悉黃曉菊的境遇後表示同情。她從丈夫那裏要來了粘紙盒的活，粘一個3分錢。沒等黃曉菊點頭同意，她自己就先做了起來，原來想閑下來看看電視、看看報、再了解了解日本的黃曉菊被震動了。日本老板的夫人已行動告訴她：要靠自己的雙手勞動來改善自己的生活！

再後來，她們有合計將這些活再多攬些下來，轉包給深圳的其他打工者，粘一個紙盒給2分錢。黃曉菊說，她日後做服裝生意的經營意識最初就是在那個時候養成的。

令黃曉菊終生遺憾的是：那位日本老板兩年後被免了職，日本老板的夫人希望黃曉菊和他們一起離廠，已給廠方一些壓力。出於生計考慮，黃曉菊沒有那樣做，她還是留了下來。她估計那位日本老板的太太一輩子也不會原諒她。

黃曉菊一直希望等她做服裝生意攢購了錢，能夠拍一部小成本的電影反映她的坎坷經曆和這段複雜的情感故事，再辦一本雜誌專門探討、探討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問題。

後來，她又闖如深圳第一家、也是全國第一家期貨公司“經紀人培訓班”。然而考試那天，她卻突然發表了一分鍾告別演說：“我是多麽希望能成為新中國第一代經紀人，可是，與在座的相比，我畢竟落伍了。假如我年輕10歲，我一定不放過你們。”在場的老師同學們頓時鼓起掌來。她說罷揚長而去，淚水灑了一路。稍後，當她戴上耳機，手拿話筒，成為深圳電台“月亮灣”節目的客串主持人時，她似乎又重新找到了當年參加大討論時的感覺。但當許多讀者傾訴苦悶的熱線電話不斷向她宣泄而來的時候，她又再度惶恐了，她自己都沒有考慮清楚的事怎麽能拿來去回答別人呢？

她重新有回到需要踏踏實實苦幹的行業中來。

1994年，她回到北京，加入到半日服裝公司。這以後，她跑銷售、搞設計、采購布料，什麽都幹。除了在南禮士路之外，她還在北京精品匯聚的百盛購物中心牢牢地占據了一個銷售點。兩個地方的年銷售額加起來近200萬。

七二屆初中畢業，後來又通過北京職工業餘大學中文係學習的黃曉菊一直認為自己的文化水平還不高但她終於徹底明白了：人生的路就是在本沒有路的地方踩倒一片荊棘，踩路的過程就是體現和實現自我價值的過程。她已經顧不得計較自己是成功者還是失敗者，而隻顧一個勁地朝前走。

直到如今，黃曉菊好認為自己是個理想主義者，隻不過現在的理想和18年前相比要切合實際得多。

她說，18年前我是浮在雲上看人生，現在我是腳踏實地看人生。

和黃曉菊一樣，潘?在那場大討論之後，也經曆了一番曲折。小潘說：除了離婚和長期的病痛之外，該經曆的我都經曆過了。

在北京海澱區一幢黑暗的走道裏，隨著開門聲響和一束明亮光線的透入，一個1米87的瘦高個出現在我的麵前。略微有些謝頂，戴著一副近視眼鏡隨隨便便套著一件領圈已發皺的圓領汗衫的潘？（原文如此）身上已找不到那種咄咄逼人的銳氣了。

那場18年前的大討論曾經使許多青年們振作起來，將10年動亂所造成的惡果同這個社會本來所應該具備的狀態區別開來，滿懷信心，腳踏實地地投入工作和生活。

然而，小潘的命運卻沒有因此而改變。

這個在大討論之前，曾經因不滿世態炎涼服毒自殺的年輕人，這次又因為鋒芒畢露的性格和許多人搞得不愉快特別的處事方式又使得他和普通人格格不入，因生活觀念上不統一和不馴服而與父母矛盾重重……

1982年，小潘被北京經濟學院勸告“自動退學”，父母又斷絕了他的經濟來源。他隻得白天在街上為生活奔走，夜晚就睡在火車站候車室的長凳上，又時為爭得一塊睡覺的地盤，與人爭得麵紅耳赤。

不久，經過團中央、《中國青年》雜誌社、共青團北京市委的共同努力，小潘進入前門聯社作了臨時工。此後，他看過大門，當過裝卸工。

急劇轉型的社會就像一列快速行駛中拐彎的火車，小潘那種固有的偏執的思維方式和人生觀已變成了一種離心力，把他拋出了車外。

那以後3年與世隔絕的學習和改造重塑了他。小潘覺得那才是他人生的大轉折，而不是那場大討論。

經過心靈徹底的洗禮之後，小潘又重新回到社會這輛快速行駛的列車上來。

他沒有再去看大門，也沒有再去當裝卸工，這一次社會給了他機會。他憑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先後當過北京企業管理研究所所長、中國卓越出版公司發行部主任、人民日報《大地》月刊發行人、新華社《中國名牌》雜誌發行部主任；參與編輯出版《中國勞動人事百科全書》、《行政管理學大詞典》、《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著作叢書》等等。這時候，他才開始感覺人生的路是越走越寬。

不久之前，在不下20個企、事業單位中工作過的小潘剛剛辭去了美國大船公司總裁助理這個年薪10萬的職位，他還又機會作新的選擇。

雖然，他時常還會碰到些挫折和困惑，但人認為，現在是選擇太多的困惑，而18年前是無從選擇的困惑，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前者都是一種進步。

小潘時常要到各種各樣的單位去應聘。有時候，他還要代表公司去招聘別人。他常常把別人在應聘時的想法和自己去應聘時的心態作一番比較，他覺得其味無窮。

兩年前，小潘結了婚，她的妻子比他小10歲。他說他很愛這個家庭，他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一切。現在，他每天要照顧他1歲多的孩子，他對孩子的好超乎尋常。

小潘說，和18年前的自己相比，現在的他少了許多浮躁的心態和不切實際的想法。

這個曾經是個性極強、寧願失敗也不願無所作為、喜愛麵對複雜局麵的年輕人，經過18年的生活磨礪，思想和行為都在變得成熟起來。

人生意義大討論始末

新聞背景

1980年，《中國青年》的編輯們在同當時青年人的廣泛接觸中發現，由於10年文革，青年人在人生觀、道德觀方麵陷入一種迷惘的狀態，但他們並沒有放棄探索。

編輯們認為彷徨、苦悶相對於麻木僵化是一種曆史的進步，繼續探索本身就表明他們對理想、對社會好有追求。針對這種狀況，編輯部將具有典型性的潘?的觀點和黃曉菊的來信合為一體，署名“潘曉”在5月號上發表，標題為“人生的路嗬，為什麽越走越窄”。

文章發表之後，引起廣泛的社會反響，在25天的時間裏，編輯部就收到各地青年寄來的信、稿件18000多件，他們鼓勵“潘曉”重新振作起來。

從第5期至第12期，《中國青年》共編發了110餘位讀者的稿件，近20萬字。這個時期的雜誌發行量達到390萬份。

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喬木對這場討論十分關心。1980年6月18日下午，胡喬木親自到《中國青年》編輯部。在聽完情況介紹後，胡喬木說，“這是一場很有意義的討論。”“青年們講講自己的苦悶和失望有什麽不好”，“這表示他們對社會畢竟還是抱著希望和信任”，“他們歎惜了，或者發些錯誤的牢騷，我們不應該惱怒，也不應該置之不理，而應該弄清楚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並且認真地幫助他們找到希望的所在。這裏最需要的是年長一代的耐心和熱情”。

這場討論在這種寬鬆的環境下，取得了積極的效果。許多青年人通過討論重新振作起來。直到如今，這場大討論好不斷地被青年工作者所提及。

同齡人看往事

人生沒有現成的真理  江憲說

困惑是進步的必須環節

本報特稿/記者簡FANG（日方）

“困惑在我看來是需要的，在困惑之後人才能找到更廣闊的天地。”江憲說。

當23歲的“潘曉”為人生價值困惑的時候，江憲25歲，就讀於複旦大學政法係。而今，作為上海知名律師的江憲回憶過往，一次次的大困惑也是人生的一次次大轉折。他當年對“潘曉”引起的討論隻有淡淡的記憶，但作為一代人，他們走過了相同的曆史階段。

“小時候，我無比真誠地羞恥於自己的家庭出生”，江憲出生於時代書香之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飽受衝擊。江憲說，他在困惑以後明白，關於人生、關於這個社會沒有什麽現成的東西是100％正確的，真理永遠要在不斷的實踐中自己去探索。

把困惑當成拓寬人生視野的開始，把拓寬人生視野當成解決困惑的途徑，江憲說人的價值觀總是社會影響與個人選擇相結合形成的。

從知青到博士  蘇寧解破當年疑惑

人生路隻有一條  向前

本報訊/田健東

出生於1957年的蘇寧，在廣西師範大學中文係讀書時，曾與同學熱烈參與過“潘曉”所引發的討論。他告訴記者，當他無意中從《中國青年》上看到“潘曉”的來信時，他感到潘曉說出的話正是他想說的話。

蘇寧說，在進大學前的幾年，插隊、招工，這一代人所經曆的他都經曆了。就是在這個過程中，他的精神近於崩潰。他坦率地說，當時的確不知道自己的出路何在，不知道生活的意義到底是什麽？但他又不甘於碌碌無為、隨波逐流，因此，他對潘曉發出的疑惑有很大的共鳴。不過，作為一個在讀的大學生，他當時堅信自己“路是越走越寬的。”

十幾年之後，蘇寧已經是一位獲得博士學位的大學教師。現在再回首往事，他說無論何時何地，人生的問題都無法回避，隻不過現在對他來說，“路”隻有一條，就是往前走。

年輕人的眼睛看中國

充滿轉機的1080－1982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在京召開。會議決定為劉少奇同誌徹底平反。在此之前，彭德懷、賀龍、張聞天等老一輩革命家已先後得到平反。

△1980年3月，沿海“出口特區”正式更名為“經濟特區”；同年5月，中央進一步決定在深圳、珠海等地試辦經濟特區。

△1980年5月，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副院長、著名科學家彭加木在新疆羅布泊考察時突然失蹤。

△被“四人幫”禁閉達10年之久的諷刺漫畫解禁之後頓時風行全國。

△全民性的外語熱來臨。為購買《英語九白句》許多年輕人不得不在新華書店前長時間地排隊等候。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10名主犯。

△批判電影《苦戀》，清除精神汙染成為文化熱點。

△中國足球隊在世界杯預選賽中以3：0擊敗亞洲冠軍科威特隊，狂喜的北京大學生點燃掃帚作火把，並喊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世界各主要電訊社紛紛予以報道。

△台灣校園歌曲風靡一時。

△1982年，本報刊登“麥克唐納等於雷鋒嗎？”一文，引起眾多青年參與討論。

……………………

深圳青年1999第5期

“潘曉”：人生路上跌宕走         文/吳榮荃  林航

（壓題還是那張由程漫紅拍的已經廣為采用的照片；旁邊是去年上海青年報任過強拍在家拍的照片，下注：“潘?透過厚厚的鏡片，去望一望曆史的天空，背後書架上的照片，是他2歲的兒子”）

1980年，《中國青年》雜誌就“潘曉來信”引發的人生觀問題大討論，持續7個月之久，引發6萬群眾熱烈參與，開啟了思想界解放的又一扇窗口。

而“潘曉”，那個曾悵歎“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的青年，在這場討論之後，似乎命運多蹇，退學、流浪，從一名天之驕子的大學生，一度浪蕩為階下囚……

1997年，“潘曉”重新露麵，一篇《奮鬥就是我們的生活》令人振奮……1998年12月27日，《北京青年報》以半版篇幅刊出頭版新聞－－《“潘曉”申請恢複學籍》，給1999的中國新聞界又添“強力”話題。

一個“潘曉”兩種命運

“潘曉”， 其實不是一個人。

1980年3月，《中國青年》雜誌社為了解當時青年思想狀況，在一些機關廠礦學校召開座談會，聽取青年對人生觀的看法。此前在北京一街道小廠當工人的23歲女工黃曉菊由於發表了許多激烈言辭引起雜誌社編輯的注意，這次，雜誌社約她寫了對人生的看法。當雜誌社到北京經濟學院（現首都經貿大學）召開座談會時，有關校方人員得知雜誌社此行是要了解青年中的“普遍思想狀況”，在參加座談會的幾十個學生中，獨獨推薦了一個恰恰十分特殊的學生－－潘?。潘?曾於1979年5月服毒自殺未遂，平時與同學很少交流，被認為“性格抑鬱”，不靠攏組織。直至後來退學，他是班裏唯一沒有黨、團組織關係的人。就是這樣一個在座談會上一言未發的學生，座談會後被特別叮囑“不要走”，“要找你單獨談”。後來據潘?本人回憶，“我被叫到另一間小屋，回答問題近4個小時。”

潘?自述上大學之初，人生態度還是積極的，甚至到1978年12月，他還拿過學校越野賽的亞軍獎牌，任校籃球隊中鋒，樂隊領奏。這年春節，他沒有回青海父母家，同時因為不喜歡寄人籬下的感覺，也沒有去北京姑媽家，而是在學校過了一個全校隻其一人的“冷落孤單節”。那個節日帶來的孤獨感和灰暗情緒在開學後演變為“冷眼看人生”的消極心態，更多看到的是社會的陰暗麵，而且更少與同學交流。這種灰暗心理到1979年5月31日發展到極致，他“沒有什麽特殊原因”就服毒自殺了，所幸被及時發現，用他的話來說，“四百多塊零一毛錢找回了一條命”。

自殺未遂後的潘?精神狀態未有好轉，至1980年7月媒體被北京安定醫院確診為精神“抑鬱狀態”，學校也早已根據潘?的表現，作出“因病，按照學籍管理規定應休學一年”的決定。

潘?，就是在這種狀態期間接收《中國青年》采訪的，其談話及後來應邀寫的關於人生觀轉變過程的文章與黃曉菊文章被綜合期來，以“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為題，署名“潘曉”，在當年《中國青年》第5期發表，從而引發一場人生觀討論。

事過境遷，我們已無法確切知道當時《中國青年》有關記者在選取采訪對象方麵的考慮。曾直接參與此事的當時《中國青年》雜誌編輯馬麗珍女士，19年後的今天，在接收記者采訪時表示，她現在不想也沒時間討論此事，“等退休後再說”，“事情需要回憶，更需要嚴肅的反思，對潘曉作出評價，對那場討論作出評價，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個時代問題。”

是的，那場討論對於直接的參與人－－無論是潘?還是黃曉菊來說，影響都不是幾句話可以說清的，兩人的一生從此改變：聲稱信奉蔣子龍名言“先作鬼後作人”的黃曉菊，自此實現她獲得“兩證”的夢想，先是從街道小廠跳出，進入中國青年出版社（“通行證”），進而又到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讀書證”），據說後來被社科院將之解聘，黃曉菊先後南下數地，現在北京做服裝生意。而潘?則每況愈下不僅休學還複學，複學又退學，失去了“讀書證”，而且此後生活百受折磨，流浪、乞討、（此處有一張80年我與馬麗珍、繆剛的合影。下注：“1980年夏，20歲的潘?與《中國青年》39歲的編輯馬麗珍及其兒子合影，時為討論正在進行”）被控盜竊而入獄，直至徹底失去進入社會的“通行證”－－“背著當時（退學）所帶來的沉重的包袱”“被推入一個異常艱難的境地之中”“在生存發展等方麵從此失去正常人的資格。十幾年來，一直屬於持求職證的無業和失業者，從未有過正式而穩定的工作。”

曆史，在以一場轟轟烈烈的人生觀問題大討論啟蒙了一大批人的同時，又對它的某些當事人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

“潘曉”20年，曾經每天生活費6分錢

潘?，1959年生於北京，祖籍江蘇宜興。父親是原國家航空部機關幹部，母親是醫務工作者，他在家中是老大，下麵還有一個弟弟。全家在支援三線建設過程中遷往青海，80年代中期，遷回北京。潘?的父親在兒子上大學之前反複強調“不要學文科”，原因可能跟家族的某些遭遇有關：潘?的大伯父曾是中央某主要領導人的經濟顧問，文革中自殺，二伯父現為人民大學法律係教授，也是曾經被打成右派的人……潘?是在不明興趣何在的情況下，基本遵從父母意見選報學科的。

由於不滿父母代為作出的“同意自動退學”的決定，潘?退學後即割斷了家庭的經濟來源。而所在街道也將之視為與勞改釋放人員同樣待遇，這使他無法找到工作。從1981年到1983年，他流浪、乞討、睡火車站、睡橋洞，有時日生活費隻有6分錢。那段生活裏給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自己獨自在火車站候車室苦捱高燒的經曆，“連續燒了4天，滴水未進，燒得實在沒辦法就起來坐坐，飯也沒得吃，到了第5天自己稍微好點兒，才扶著牆，慢慢地拖到洗手間裏喝了兩口涼水……”

從“天之驕子”猛然跌入“人生低穀”，潘?承認那段日子心情灰暗得沒法說，再自殺的念頭沒有斷過。工作無門，存身無處，雖然不時有《中國青年》方麵的馬麗珍等保持對他的關注和幫助，幫他聯係臨時工，介紹住處，但顛沛流離的日子一直沒有什麽本質的改變。那段時期，他還組織過三次名為“秋遊”實則思想論壇的香山聚會，會集當時一批思想較為活躍的青年，其中王潤生、朱正琳等現已成為國內文化界的知名學者。在這個圈子中，潘?被評價為“具有學術潛質和批判精神”。潘?回憶認為，三次“香山秋遊”引起了有關部門的注意，為自己後來的進監獄埋下了種子。

1983年10月，時為搬運工的潘?被以“盜竊國家財產”罪名投入監獄，起因是在他參與的一次運貨過程中，一塊40公斤重的錫盤不翼而飛。潘?不能解釋這次事故，於是有了三年半的鐵窗生涯（1983年10月至1987年4月）。

潘?不喜歡被人看到落魄的樣子，不願人來探監，對家人也有意斷絕聯係，於是整個落監期間沒有接收任何人的探視。嚴格的封閉生活使他由對外界的無知發展到恐懼，臨出獄前夕，他甚至想過申請加刑，原因是監獄裏零星耳聞中國社會的飛速發展，深恐出獄後是－－拿北京痞話來說－－“傻B一個”。

出獄後，潘?適應得挺快。改革開放帶來社會環境和人們觀念的發展，拓寬了潘?的生存空間。先是由《中國青年》介紹，給社科院的金觀濤作助理，給他抄稿，送稿，來往穿梭做些雜事。抄稿間隙，他會細讀那些文字，甚至會禁不住用鉛筆在旁邊作些改動。潘?又是極其守時的，一些瑣事的處理使金認為他“是一個十分認真，辦事讓人放心的人”。不知是金從那些“抖索依稀”的鉛筆字改動中看出了他的學術可塑性，還是有感於這個背負沉重曆史十字架的青年的認真精神，有一天他認真提出讓潘?報考自己門下的研究生。潘?終於沒有響應，據說還是因為那一向纏繞他的“經濟獨立問題”。

潘?自此開始與一些學術機構建立了聯係，雖然多是打雜，但他的生活和交往開始逐漸體麵起來：有可能從事一些編務、出版、策劃工作。至90年代初，他已經開始專職或兼職任諸多機構的職務，並擔任一些機構的顧問，參與創意和策劃了一些社會活動，為電台、電視台撰寫項目計劃書，接收報刊約稿，並為一些產品和服務撰寫廣告。拿他在提交首都經貿大學的《學曆、學籍、學位申請書》中的話來說，是“經曆了諸多困苦，我尚未消沉，依然積極地在人生之路上奔波”。

記者：要把老潘賣個好價錢

1997年1月號，《中國青年》雜誌在改革20年大幕即將拉開的時候，不失時機地刊出“當年的‘潘曉’有話要說”，果然又成為新一輪新聞戰的前鋒：《南方周末》、上海《青年報》、《北京紀事》、《北京青年報》等多家新聞單位自此紛紛撰文報道，回顧當年那場大討論，介紹當事人近況。實際上，此前此後，潘?都沒有寂寞過，在一篇回憶文章中，他這樣寫道：“進入90年代，越來越多的媒體對當事人進行采訪，對討論前後的情況各抒己見……電台、電視台、報紙、雜誌等紛紛加入到這個行列之中。”而1998年歲末“潘曉”的申請一舉無疑又為這場燃燒的旺火再添一把柴。

（此下是一張81年我在青海西寧由張林、李曉鵬等拍的背景為街景的照片。可注作：“時為天之驕子的潘?在大學暢想未來”）

我沒費多大周折就找到了潘?。他為我介紹坐在一旁的記者朋友，說了一句“我這個事兒，從一開始就是他幫著策劃的。”我於是很有興趣地向這個老道的新聞記者請教一個關於“精心策劃”的故事。後者盡管有所顧及，言語中還是不乏對“製造大新聞”的得意。據說，一年前，正是在這個酒店裏，潘?約他商討“怎麽來做這個事兒？”毋庸置疑，改革開放20年在即，反思紀念走過的道路的同時，老百姓有理由關注最初主人公的命運。然而，僅有事實似乎是遠遠不夠的，於是就有了一雙雙“善於發現賣點的眼睛”。這名記者當即肯定“這是個大新聞啊”，支持潘?馬上著手準備材料，選擇最安全又不乏敏感的1998年末提交申請，而在輿論方麵，“要讓××報打頭，然後組織一批記者，各報跟上！”

遞上申請之後，校方稱“研究研究”，此後再沒下文。而潘?和他周圍的朋友們對此也並不著急。拿潘?的話來說，他從一開始就隻“重視過程而並不在意結果”“對申請成功並不抱多少希望”，幫助潘?處理此事的律師也讚同“關鍵在於提出這件事本身”，因為就該事件而言，“能否或是否需要訴諸法律程序”都是在法律上存在極大探討空間的問題。顯然從一開始就不是從申請的答複情況出發來考慮的。那麽迄今為止他們的滿意，就隻能理解為事情的影響達到了他們的預期。

為了申請，潘?拿出了他多年積累的大到報刊複印件、各種證明，小到每一階段的成績記錄的詳盡個人資料。稍加整理，即是長達100多頁的申請材料。他保留著自中學以來20多年的全部日記，目前他正在陸續將這100多萬字輸入電腦。

1998年12月23日，他同幾個記者朋友一起來到首都經貿大，主管人員不巧不在，於是隻留下簡單的申請書，而將詳細材料帶回。

在采訪過程中，一遇對問題的分析，潘?會寄望對麵的記者朋友幫他回答，並戲稱之為“我的新聞發言人”，看來雖然從常識上，他知道應當對尋根問底的記者保持話語的警惕，然而對自己駕馭某些敏感問題的能力並不自信。而在他自己的言談中，會時時流露出一種與年齡和經曆不太吻合的簡單和直率。我開始逐漸相信談話伊始那個記者對他的一句評價：“老潘對誰都不設防。”

如一個熟悉潘?的記者所言，他是“一個有著極強的傾訴欲的人”，3年半獄中他寫下萬言“一個在押犯的自白”試圖與傳媒接近，積極配合記者的各種采訪，並與京城的媒體建立不多不少的密切聯係。潘?有意使自己向媒體走近再走近。

與一幫參與此事的北京記者泡吧，聊出來的話聽來就更加隨意想必也更本真。“現在的問題就是一個，怎麽把老潘賣出去，而且要賣個好價錢！”我們可以把這理解為記者們聊“賣點”時容易聊到的“行話”。據說現在行情不錯，所以，以國內某位劇作家為首，正準備趁熱打鐵，編排名為《老潘》的話劇。

潘?1995年結婚，比他小10歲的妻子供職一家醫藥外企，有一個兩歲的孩子。潘?說，當初他娶妻的時候有三條擇偶標準，要有愛的能力，防止感情偏差；要有悟性，能夠尊重並理解自己的選擇；要有責任感。妻子了解潘?的全部曆史，仍然嫁給了他，即使在一些問題上並不讚同和支持他，但也不阻撓，算是尊重他的選擇，但與潘?有約在先，不願自己被媒體關注，不要扯進自己和孩子。看來經曆蹉跎的老潘還是幸運的。

進入1999，各處的關於潘?的“新聞”許是又有幾篇，然而他的申請沒有任何進展。

這一切應該是在潘?以及他的律師，北京尚公律師事務所的李誌宏的預料之中。30出頭的李誌宏稱，這是他執業以來接的“第一個比較敏感的案子”，不是出於與潘?多年的交情，他“倒是樂得不出這個名”，因為盡管案子本身的意義顯而易見－－捍衛人的基本社會權利，主張人的尊嚴－－但其政治敏感性和法律上的幾乎無法可依，使他無論對於申請還是有可能提起法律訴訟的結果均不抱樂觀看法，如果這次果真權利主張通過法律手段實現，李誌宏認為那將是法律實踐中的一次極有意義和價值的探索。

三月上旬，我又一次撥通潘?的電話。他向我抖落一些“最新動態”：《老潘》一劇的策劃者已經開始對該劇的藝術形式，運作方式，某些重要細節進行了幾次“很有意思”的討論，說劇中將會把他和黃曉菊作點曖昧的聯係，目的是“最好是引起訴訟”……老潘最後笑著結論：“他們商量要‘把老潘賣出去’，這一次是要‘爆炒’一下了。”潘?說這話時口氣中無遮攔的讚賞和隨之而來的笑聲讓我不禁為之一愣。

我問老潘今年的其它打算，他說兩件事已初步敲定：為電台的“人才紅娘”欄目作策劃，據說已經拉了幾個記者做撰稿；為某電視台一個即將上檔的節目拉讚助，資金到位後就可以出任責任編輯。老潘曾對我說他為此奔波年餘，一是覺得確實有意義，二來也還是為了賺點錢。老潘出力不賺錢的虧不是沒吃過，還為勞資糾紛告上過法庭，我不由提醒人“報酬”問題，他說有律師朋友幫助做協議書呢。

看來，今年的老潘依然會忙得很。

編後：

也許，許多讀者對“潘曉”的知曉尚在未成年時，那場討論曾經深深地影響了一代人。

麵對過去我們熱血沸騰的事，曆史冷靜得近於殘酷，清醒得讓人無法容忍。

今天的“潘曉”對生存已不再幼稚，麵對10倍於當年的艱難，現在的他反倒清醒了，“奮鬥就是我們的生活”。如果說今天還有什麽口號在青年人中流行，我想那該是那句“×××不相信眼淚。”

“潘曉”在成熟著，社會在進步著。

意識形態中少了政治口號，多了另一種商業氣味。但無論曆史的腳步是疾是徐，我們已伴著“潘曉”從幼稚走向成熟。                                        編輯/喬喬

（下有一張我83年香山秋遊時與劉潁的合影，我將其中我的部分剪下來。下注：“當年風華正茂的潘?可曾知道‘路在腳下’？”）

……………………

時代青年1995年第5期

潘?，人生的意義是什麽    

北京  葉德英

認識潘?的人跟我說，這個人思維反應之迅速，智能運用之獨到，詭辯之精彩，非常人可比。這引起了我濃厚的興趣。

潘?帶給人一種衝擊力，這是我與他交談後留下的強烈印象。這種衝擊力來自他那創造性的思維方式、咄咄逼人的口才和令人瞠目結舌的逆現實邏輯。他的個頭達1•87米，一般人對他須仰視。早謝的頭頂也顯示了他的聰明才智。一副寬邊的眼鏡使他的目光顯得更加深沉。多年的挫折和坎坷使他從相貌上已找不到絲毫銳氣。他很健談，而且滔滔不絕。不過，雖然常常是妙語連珠，雖然常常是咄咄逼人，但從他那少有自信的調侃以及不時變得黯淡的目光中，仍然能讓人感覺到他的失意和無奈。

與他相識之時，他正周旋於謀求工作，尋覓飯碗的窘迫之中，時年36歲，屬豬，本命年，他的現狀與留給人的印象，給接受者留下強烈的反差，使人不得不思忖：這個當年也可算是名噪一時的風雲人物在呐喊之後的諸多年裏，究竟是怎樣走過來的呢？

一•潘?，何許人也？

人們也許還記得1980年《中國青年》雜誌引發的那場關於人生價值的討論。當時，“潘曉”的遭以及她寫的“人生的路啊，為什麽越走越窄？”的來信，在全國範圍內引起強烈反響，一時間，各地青年紛紛參加討論，針對人生觀、價值觀等問題，與“潘曉”展開爭論與探討。

潘?作為“潘曉”之一，當時還是北京經濟學院經濟數學係的一名學生，生活的苦惱與不順利使他一度喪失生活的勇氣；甚至在1979年的一天服毒自殺，幸虧搶救及時，才沒有造成更大的悲劇。

“時間過得真快啊！我已經從死神那裏回來有十幾天了，……”他當時在信裏這樣寫道，“死有何難？人生在世，在漫長的宇宙中不過一瞬，我走到上帝麵前正準備懺悔，卻被他一腳踢開，踢回人世了。我對死神仍然流連忘返，熱切希望再回到老地方……”

潘?的這種情況，引起了所在學校領導的關注，並反映給了《中國青年》雜誌社。熱心教育工作的馬麗珍女士，主動找他交談，了解他的思想、生活狀況，並把他的一些在青年中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提煉出來，寫成文章，發表在《中國青年》上。為此，《中國青年》雜誌開辟了《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的專欄。

潘?感到興奮，在這之前的癡迷、不遇、求索被點化，使他感覺痛楚之後的熱烈。能以主角的身份參與討論，更使他感到痛快淋漓。

他拿起筆來，與黃曉菊、黃帥及其他許多青年展開討論。每當拿起筆來，他總覺得有一種快感、享受在包圍著他。狂風暴雨，山呼海嘯，天昏地暗，纏綿悱惻，摧枯拉朽，一往無前……

他到各大學去演講，並以“潘曉”自居，與一些大學生、研究生一起海闊天空地高談闊論。

他竊喜自己終於有了這樣一個機會來顯示自己淵博的知識，張揚自己的思想脈絡和主張。他要利用別人的承認和注目來證實自己的價值；用異性的仰慕和青睞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

但他並沒有因為這些而擺脫現實，種種不順利依然纏繞著他。由於參加討論和忙於奔走演講而缺課數日，使他在自然科學的基礎課學習顯得吃力；鋒芒畢露的性格使他與許多人搞得不愉快；因複課一事與係裏鬧僵；因生活上觀念不統一加上不馴服與父母矛盾重重。

這年10月4日，是他21歲生日。他獨自行走在華燈初上的大街，無視匆忙的人群，隻留意黃色的光線若有若無地投下的自己的頎長的身影。

進退維穀的境地使他在怯懦中折磨自己，淒涼的月光使他仿佛有回到去年5月31日夜晚，自殺的念頭若隱若現。

二•曲折的經曆，使他不斷更新自我形象

在我的麵前，放著這樣一份材料：

“這裏，介紹一位既平凡又略有獨特、既普通又稍顯怪異的小夥子。

潘?，男性，B型血，未婚，健康。1959年10月4日生於北京，1978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經濟學院，專業為計算機程序設計。曾在大學時獲越野跑比賽亞軍，曾任籃球中鋒，曾任樂隊領奏。

幹練通達，體貌端正；堅毅泰然，坦蕩真誠；正直幽默，睿智進取；熱忱豪放，灑脫精明；博才剛強，名利兼就；金戈鐵馬，簾卷西風；坎坷耐勞，應變力強；慎思獨索，磊落癡情。

曾有過名噪一時，也有過苦不堪言。

個性強，進取心事業心亦然。起伏跌宕，有成功，更多失敗，可寧願失敗也不願無所作為。結識眾多，但常常在觀念和行為上與眾格格不入。輕視名利，可非恥於言利之人。富於想象力、主動性與創造性。善於自檢自剖自我否定，喜愛並善於麵對複雜、混亂而艱難的局麵。”

潘?在80年那場討論之後，走過一段極為曲折的人生之路。1981年，他所在院校勸告“自動退學”，又由於與父母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惡化，斷絕了經濟來源，此時的潘?既無工作，又無家可歸，成了流浪者。寒冬臘月，他白天在狂風中為生活到處奔走，晚上，就寢在火車站候車室。為了爭奪一塊可睡覺的地盤，他常常與人爭執，遭到毆打。饑寒交迫的生活，使他的身體迅速消瘦、衰弱，他不得不求助於人。這段時間裏，他看過大門，當過裝卸工，坐過監獄。87年出獄後，又靠給人家寫信封，渡過了一段時光。

潘?經常變換工作，一方麵，固然有其客觀原因；另一方麵，對他來說，這也是檢驗自身價值的一種方式。潛在的孤傲難以抵禦現實的嚴酷，使他幾度瀕臨精神崩潰的邊緣，但他還是咬著牙堅持了過來。

再次見到潘?的時候，他的眼神中已經褪去了那層黯淡，隻是又增加了一些倦怠，他告訴我，他已就任一家房地產中心廣告部經理，工作很緊張，很艱苦，他無暇顧及其它。這時，他又有意無意地流露出一種孤傲和得意，使我不由得懷念起兩個月前初次見到他時的情景。當時，他躲在煙霧中，沉吟著，思索著，顯得那樣軟弱，那樣謙恭。比較起來，我倒覺得陷入逆境時的潘?更可愛一些。

三•愛情的燈火，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喜歡大輸大嬴的潘?，於事業、於感情，皆是如此。生活中的他，崇尚至善至美。對於愛情的苛求，使他至今仍孑然一身。問及他的感情經曆，他隻是微微一笑，諱莫如深，但從他對我宣揚的那套關於愛情的理論，我猜測一定有許多非現實的東西左右著他。若不然，他也不至於用這麽長的時間和生命去賭一個也許根本無法實現的夢了。

我曾聽到過一個故事。這個故事的真實程度我無法確定。但那是熟悉潘?的人親口講給我的。

有一段時間，潘?似乎交了“桃花運”，先後有兩位絕頂聰明、又絕對漂亮的女性向她拋出繡球。A小姐清純多情，光彩亮麗；B女士睿智頑皮，嫵媚妖嬈。

A小姐是剛出校門不久的大學生，閱曆尚淺，情竇初開。認識他的最初，也許隻是剛剛見麵的短短的一瞬間，他就在她的感情世界裏引起波瀾。他那帶有傳奇色彩的經曆和坎坷崎嶇的人生，無疑引起了這位單純的少女濃厚的興趣，她象探險一般小心地邁進這個男人的心靈世界。

她用純真的愛溫暖著這顆傷痕累累的心。為他，她毅然回絕了表哥攜她到國外定居的要求。她在心底一經一緯地編織著五彩繽紛的夢，把青春和愛情，全部押在了他的身上。

A小姐忽視了一個問題，她忘記了閱讀這個男人的心音，他過慣了我行我素的生活，這種安靜使他煩躁，這種平靜使他焦慮。他需要激情的碰撞，需要大輸大嬴，大起大落，需要刻意地追求，需要戲劇性的高潮和尾聲。

後來，他果真“碰撞”了一次，但這次碰撞，差一點要了他的小命。

B女士果然不同凡響，她的氣質，她的品位，乃至她的一舉手一投足，都讓潘?覺得新鮮，覺得刺激。潘?陶醉在愛情中，愛得如醉如癡，愛得刻骨銘心。

B女士剛從圍城中出來不久，身心受過磨礪，對男人和愛情自能在火熱的氣氛之外冷眼相看，懂得如何調動對方的激情和胃口。

A小姐一湖淨水讓人一眼望到底，不如B女士這樣朦朧、璀璨。飄之在先，忽焉其後。

這一簇愛情之後，她需要一場婚姻，時年，他已經34歲了。然而，她的邏輯卻與他相悖。她不願結婚，卻追求那種無拘無束、無責任、無製約的情人關係。

潘?憤怒了。我是什麽，象男妓那樣被你呼來喚去？

他決定放棄這種關係。不該讓這種荒唐可笑的關係再繼續浪費他的時間和精力。

然而，他的理智戰勝不了感情，他知道，他離不開她。

於是，他皈依了她的邏輯，隻能和她在一起。

病態的愛使潘?變得朝令夕改，反複無常。他原本脾氣就暴躁，此時更進一步。兩人經常為一點小事而大吵大鬧，甚至大打出手。

既然愛情已變成了相互之間的折磨和摧殘，她提出要和他分手。

轟然倒塌的滋味，他早已嚐過，隻是這一次更深刻，更強烈，更讓他無法承受。他又一次消沉、消瘦下去，茫然失望，隻能靠對往事的複印與追憶來打發日子。

四•盼他舉起弓，射出有力的一箭

我與潘?結識已有幾個月時間了。在這段時間，我的大腦突然象被上緊了發條，一直處在緊張的運作之中。我把這種感覺告訴了他，他似乎司空見慣，說凡是和他接觸三個月以上的人都會產生這樣的感覺。

我常想，憑他的才華、智商和經曆，他腳下的路應該是寬闊的，他的事業也應該是成功的，卓有成效的。但是，事實上卻遠不是這樣，這究竟是時代的誤會，還是他個人性格的悲劇？

在和潘?接觸中，我有機會見到他的許多文字，飽  著他生活的艱辛和酸楚，寫得也很精彩，頗具大家風範。我曾動員他拿出來發表，但拒絕了，他說，他寫作的目的，不是為了發表，隻是為了發泄或自我玩味。

“潘曉事件”已經過去了十五個年頭，已經逐漸被人們所淡忘。如今盡管命運為我提供了一個認識他、重提他的機會，但不知是潘?的性格和經曆過於複雜，抑或是我個人的能力有限，我無法全麵、正確地表現他，估價他，隻能告訴讀者我對他的一點粗淺印象。

作為朋友，我真誠地期望他能盡快地從舊我中解脫出來，不斷地超越自我，創造人生的真正輝煌。

盼他舉起弓，射出有力的一箭。

……………………

關於工人日報等單位反映“潘曉問題”的調查報告

耀邦、任重、穆之同誌並中宣部：

《宣傳要聞》第74期轉發了工人日報《情況參考》第212期刊登的關於潘曉問題的兩封群眾來信－－《此種作法弊多利少》和《鄰居眼中的潘曉》。胡耀邦同誌為此做了批示：“要有關部門查查這件事”，並指出：“報刊、電台有個獵奇的思想，沒有解決好。”最近，新華社記者徐光耀同誌又寫了一份關於“潘曉信問世”的情況。這已在一定範圍造成混亂，甚至有些人對開展這場人生意義討論的必要性和現實性發生了懷疑。為此，我們再此做了調查了解。現將有關情況和我們對這件事的意見報告如下。

一、關於潘曉的信問世的情況

編輯部準備發起人生意義的討論醞釀了半年之久，在這期間曾多次到青年中去了解思想情況。去年年底，在一次有工廠、學校、商店青年參加的座談會上，我們發現在許多青年中，北京羊毛衫五廠的青年女工黃曉菊的經曆和苦悶比較有代表性。她提出的“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麽忘我高尚的人；在利害攸關的時刻，誰都是按照人的本能進行選擇。”“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要提高自我的價值，向社會表明自我的存在”，等等。比較集中地反映了當前一些人的思想。同時，她對自己的觀點無所隱瞞，願意把它發表出來，希望引起青年們的共同探討。

黃曉菊寫給編輯部的原稿有八千字，詳細談了自己的經曆和對人生的看法。我們考慮，這封信是一場大規模討論的發端，它要吸引千百萬青年參加討論，就要求它集中、典型、深刻、強烈。因此，我們沒有把這封信作為一般的真人真事來處理，而是作為思想典型，以黃曉菊原文為主，揉進了另一青年（北京經濟學院潘?）的一些概括性的語言，並對黃曉菊的原稿在文字上作了必要的整理和刪節。

這裏，必須明確指出的是，雖然有刪節，但是，刊物上以潘曉名義發表的信件，談到的主要經曆和觀點都是黃曉菊的原稿和談話中有的，其中，有許多就是她的原話。徐光耀同誌寫的“內部情況”上說，廠子裏有人根本不相信黃曉菊能寫出這樣的話，是編輯部編出來的。這種猜測是沒有根據的（請見附件三）。我們隻在一個情節上作了改動，這就是，黃曉菊原文中寫她的男朋友是一個華僑，我們因考慮到華僑政策問題，改為幹部子弟。現在看來，還是不改為宜。

作為開展問題討論所要求的，應該是思想的真實和典型的真實，而不是潘曉信中的每一個細節都必須與黃曉菊的個人經曆完全吻合。因此，我們用了潘曉這個筆名，而沒有用黃曉菊的真名。這些情況和考慮，我們向胡喬木同誌和團中央書記處都如實作了匯報，也向有關的宣傳單位作過說明。另外，黃曉菊信中談到的經曆屬於她個人的感受和看法，是作為她之所以產生一係列對如實的看法的原因和背景來談的，不是一篇新聞報道，也不是一封揭發控告信。編輯部處理時，在保留她主要經曆和主要思想的基礎上，對原文的文字作必要的整理、刪節，這是屬於編輯的正常工作範圍，是完全允許的。

二、關於輿論界是不是“大肆吹捧”潘曉的問題

潘曉的信在青年中和社會上的強烈反響，引起了一些新聞單位的注意，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青年報、文匯報等單位先後對我刊組織的這場人生意義的討論進行了報導。工人日報《情況參考》刊登來信指責這是“輿論界的大肆吹捧”，是“有肉一塊，螞蟻俱來”，這種指責是沒有根據的，是無理的。

（一）就當時的情況來說，潘曉的信雖然在青年中引起強烈反響，但遠遠不是什麽“有肉一塊”。由於討論是在允許青年講真話的基礎上展開，不同於傳統的做法，因此來自多方麵的不同看法、擔心、疑慮是不少的。有人寫信指責《中國青年》“根本不應該發表這種來信”，謾罵編輯部是“縱火犯”，甚至提出這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有的單位扣壓《中國青年》第五期，不許討論；有的青年給編輯部寫信、來電話，不敢暴露姓名、地址，擔心潘曉沒有好結果，怕自己遭到報複，等等。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日報》首先發了《中國青年》開展人生意義討論的消息，爾後就一些報刊開展人生觀討論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這次討論“恢複了我們黨思想政治工作的好傳統”，“為活躍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很可貴的新鮮經驗”。“特別是《中國青年》雜誌的討論，把青年思想深處的東西端了出來，進行真正同誌式的討論，是感人至深的”。新華社消息肯定了：“隻有了解青年，才能幫助青年；隻有實事求是，才能解決問題。”這不僅是對青年工作的支持，也是對青年人嚴肅探討人生和講真話的熱情鼓勵，提高了黨的宣傳工作在青年心目中的地位，贏得了青年對黨的信任。不少青年來信表示：“感謝黨和社會對我們青年人的關懷。”

（二）潘曉是一個有苦悶的青年，對社會和人生有一些不正確的認識，對生活缺乏信心，但她敢說真話，肯於思考，也有積極的一麵。這是我們對潘曉的看法。我們從一開始就在刊物上肯定了多數青年對潘曉信的態度，即：“同感，但不能完全同意；同情，但希望她奮起”。

討論中，我們以編者署名寫的按語和文章裏，對潘曉隻做過這樣的評價：“潘曉的信並非僅有消極的一麵”，“不同類型的青年，也從潘曉的信中得到了不同的啟示”，“潘曉對人生的思索，激起了青年的‘再思索’”。胡喬木同誌的文章也隻提過一句：“潘曉提出的問題是當前很多青年的共同問題，所以會引起這樣廣泛這樣熱烈的討論”。

其它報刊發表的15篇文章，一般都是從肯定鼓勵青年人嚴肅探討人生，支持宣傳工作、青年工作進行改革的角度來談的。有一篇，報道了各地青年對潘曉的關心和幫助，也是旨在讚揚新一代青年具有高尚的助人為樂的精神風貌。15篇文章中沒有一篇宣傳過潘曉本人，也沒有對潘曉的信作過不恰當的評價。工人日報《情況參考》刊登的來信，指責輿論界對潘曉“誇了又誇，吹了又吹，捧了又捧，抬了又抬”，說把潘曉吹成了“珍寶”、“豪傑”、“偉人”。這種指責完全是歪曲事實的。

三、關於潘曉上電視的問題

潘曉的信發表後，幾乎每天都有人打電話或親自來訪，詢問潘曉情況，要求見麵或是通信聯係。有的青年甚至自費專程從外地來訪。我們始終認為，這場討論是就一種在青年中有代表性的思潮展開的，不應把注意力集中在潘曉身上。因此，婉言謝絕了所有要求和潘曉見麵的青年。當時一些新聞單位要求直接采訪報道，我們也都謝絕了。

爾後社會上出現了很多傳言，說潘曉並無其人，潘曉的信是編輯部杜撰的，是欺騙，等等。有的省市團委也來信詢問有沒有潘曉這個人。另外，據我們所知，有人冒充潘曉，也有人被指為潘曉。山東威海市某廠一女青年，因經曆與潘曉相似，硬被人說成是潘曉。盡管她多次表白自己不是潘曉也無濟於事。消息傳開，不少青年前去找她，多時內達三四十人，好有人送錢，送物。這位女青年的母親嫌她惹事，竟在她頭上砍了一刀。女青年無奈，偷了家裏蓋房子的錢跑到編輯部求援。最後，我們給其父母寫信證明她不是潘曉才算了事。

基於以上多方麵情況，我們認為，如果潘曉始終不同大家見麵，不僅會使全國青年失望，使討論受到影響，還會產生一些其他問題。正在這時中央電視台應青年要求和我們聯係，要拍訪潘曉的電視新聞。我們考慮，潘曉歲是思想典型，但信中的主要經曆和主要思想都是黃曉菊的，具備真人真事的基礎，由她作為潘曉的代表是可以的。另外七月份時，我們曾到黃曉菊所在工廠了解黃曉菊的基本表現。當時黨支部書記張淑平和團支部書記孫淑蘭同誌介紹情況說：黃曉菊工作表現一般，肯學習、愛思考，比較清高，和老工人的關係不太好，不夠實在，說別人俗氣，講究穿戴，可自己最先燙了發，小時比較嬌慣，任性，前幾年和姥姥打架（沒說打姥姥）。我們認為介紹的情況，沒有超出潘曉信中所寫的，黃曉菊並沒有隱瞞自己的缺點毛病。在征得工廠領導和潘?的同意後，黃曉菊上了電視，並由她自己在電視上說明：“這封信是以我為主寫的。”

黃曉菊是以一個有苦悶、有缺點，而敢於說心裏話的問題提出者的身份上電視的。這一點，凡是看過這一電視新聞的同誌都應該是了解的。我們既沒有說她是先進模範、青年突擊手，也沒有說她是什麽闖將。至於一上電視就是“樹”，就必須得是先進青年，這是人們的習慣看法，或者說是一種誤解。我們有對黃曉菊代表潘曉上電視後可能產生的一些問題考慮欠周的方麵，比如，黃曉菊所在的北京市紡織係統，在電視播放以後，有的工人就用潘曉信上的每一個細節和黃曉菊對照，給黃曉菊的處境增添了困難。

黃曉菊上電視後，北京晚報、羊城晚報、人民畫報等單位，以及一些外國駐京集中要求采訪潘曉。我們認為應適可而止，不要搞成宣傳個人，都一一謝絕了。為此，總編輯曾親自向有的兄弟報刊單位作解釋。八月下旬我們正式提請中宣部給有關新聞單位打招呼。中宣部新聞局回答同意我們意見。

四、關於“鄰居眼中的潘曉”問題

就《鄰居眼中的潘曉》一文的情況，我們作了調查。被調查者是：三位黃曉菊的鄰居（其中一位是上文的作者，署名石月）、黃曉菊的小姨和黃曉菊本人（三方麵都是分別調查的）。三位鄰居與原信所講相同，黃曉菊與小姨兩人說法接近，具體情況與鄰居講的有較大出入。

1•關於黃曉菊打姥姥一事，據了解情況是這樣的。黃曉菊的姥姥睡覺愛打呼嚕，黃曉菊神經衰弱，常睡不好覺。黃的姥姥還經常夜間在屋裏大便，黃曉菊讓姥姥到衛生間去，姥姥不肯，往往因此拉扯吵鬧起來。黃曉菊態度粗魯，有時吵急了擂姥姥兩拳的事是有的，但並不象石月文中所講的那樣虐待打罵老人。據黃的小姨講，黃的姥姥與她同住一屋後，夜間她讓其母在門外大便時，其沒有也是喊叫（小姨的為人三個鄰居都認為不錯）。

2•不給飯吃的事沒有。據小姨講，黃曉菊中午都回來做飯和姥姥一塊吃。黃曉菊的小姨還講，她是掌管家裏經濟的，其母由她贍養，不存在黃曉菊給不給飯吃的問題。

3•鎖門的事。原來黃曉菊和小姨上班時不鎖門，後來黃的姥姥漸漸行動不便，頭腦不清，因怕她出去摔壞，家裏沒人，才鎖了門。

4•黃曉菊每月交5元錢的事是黃曉菊的母親與小姨說定的。黃本人交5元，黃的母親內月另外給小姨寄15元，黃外祖父的單位每月還給小姨18元，補助外祖母的生活。

5•換房一事據黃曉菊講，她原與姥姥同住19平米向陽的一間，因為一段找她的人很多，她要求自己一間，經與小姨商量解決，兩個月前換到了原來小姨、姨夫住的12平米背陰的一間。

6•黃曉菊與舅媽、鄰居吵架都是小時候的事，不能搬來作為黃現在表現不好的依據。與舅媽吵架主要原因是婆媳關係不好，黃曉菊向著姥姥。與鄰居的關係據黃曉菊講，外祖父去逝後，家裏的處境有了突變。她個性很強，對人情冷暖非常敏感，受不了一些人的冷眼。她報複了一個歧視她的女孩，為此和鄰居們搞僵了，至今互不理睬。

對黃曉菊，我們始終認為她是一個有缺點有弱點，同時也有優點有長處的青年，我們應該熱情地幫助她。這一失去以來，她的處境並不好，經常受到冷嘲熱諷，甚至有人說她不會有好下場。黃曉菊所在工廠和公司、局的領導為了幫助和教育黃曉菊也做了很多工作。應該說，黃曉菊同意發表第一封信，在當時是擔了一定的風險的，說明她信任編輯部能正確對待她這樣的青年，不會對她采取批判、圍剿的態度。要想讓黃曉菊改變過去的看法，不能光說一番說教，而是要讓她真正看到黨確實是愛護青年、關心青年的，讓她真正感受到與人為善、親切嚴肅的同誌式的幫助的態度。象《工人日報》目前這樣，采取揭發式的、不經調查就把情況登出來，不僅姓名、工作單位，連家庭地址門牌號碼幾單元幾樓哪個門都一一披露出來，捅到社會上的作法，隻能使黃曉菊更加堅持對社會的陰暗麵的不可變性和人的自私性的看法，也會使不少青年產生“講真話沒有好下場”的看法。這是對廣大青年渴望向黨講心裏話的熱情的挫傷。胡喬木同誌說：“青年們伸出了手，難道能夠把這伸出的手打回去嗎？難道不應該把他們伸出的手緊緊地握住，然後再鼓勵他們拿出勇氣和信心繼續前進嗎？”我們正是這樣做的。

我們在刊物上開展人生意義的討論，不是因潘曉信的偶然發現草率發起的，而是經過半年之久的調查、醞釀、反複討論之後決定的。我們在同各種青年的廣泛接觸中，了解到經曆十年災難之後，青年們對國家前途、個人命運、社會現狀、人與人的關係、生活目標、理想信念等方麵有許多看法和苦悶。他們要求總結過去，要求改變現狀，要求對過去的傳統觀念進行重新審視，希望尋求符合時代的對於人生和社會的科學的認識，這是一種合理的、進步的要求。我們著眼於通過對認識意義的科學探討，引導青年以更積極的態度對待生活，以更積極的態度投入四化建設。而不是為了宣傳潘曉個人，更不是為了“獵奇”。現在，這場討論已經在青年中發生了積極的教育作用。為什麽有些同誌硬是對這樣的事實視而不見呢？！我們無意要求徐光耀等同誌完全同意我們的觀點，但徐光耀同誌既然是談“潘曉信的問世經過”，為什麽在既沒找寫信者黃曉菊本人，又沒找發表此信的《中國青年》編輯部了解（即使是“被告”，聽聽“被告”的陳述，也不是完全無益吧）的情況下，僅僅根據與此信的“問世經過”並無直接關係的人的介紹，就急忙寫成材料上報中央呢？這實在令人費解。

最後，我們對胡耀邦同誌提一點意見，希望今後耀邦同誌不要輕易地就一些未經核實的材料作帶有實質性的批示，以免和實際情況脫節。

以上被告望能登《宣傳要聞》。我們的看法有錯誤的地方，歡迎領導和同誌們批評。

中國青年雜誌社編委會

1980年10月30日

附件：（一）黃曉菊小姨楊帆的材料

      （二）黃曉菊寫的有關家庭情況的材料

      （三）黃曉菊原稿摘要和同黃曉菊談話摘要

附件（一）

黃曉菊是我的外甥女，我們從小一起長大，我比她大八歲。自從青年雜誌社和電視台發表她的文章和消息以來，各方麵都有很大影響。也有鄰居反映曉菊在家裏表現很惡劣，屬4這樣的人不對，我就此問題談一點實際情況。

曉菊從一歲半來到我家，她又是我母親的長女的第一個孩子，所以從外祖父、外祖母到舅舅、姨媽無不痛愛之至。吃、穿方麵都是最優越的，家務勞動也不讓幹。所以從小嬌出了毛病，受不得挫折，性格脾氣方麵也有很大毛病，爭強好勝任性。總之，是一個爆竹脾氣隻能順不能逆。從外祖父一去世，外祖母和我也沒工作，家庭經濟情況一下子變了樣，正是最困難時刻她又得了一個不好治的類風濕關節炎，治療方麵也受到影響。她是在蜜罐裏長大的，真受不了這一切，所以感到很倒黴。

曉菊自小的環境她和的生來的脾氣在家庭中和周圍環境中也產生了一些不好的影響，所以有的鄰居向報社反映此情況也是合情合理的，但原因當事者清，事外者迷，難免有的地方與事實有出入，我可向大家具體介紹一下。

曉菊從小嬌慣壞了，所以對外祖母不尊敬是確實的，常常大聲喝斥，尤其是夜間也不顧夜深人靜吵嚷一番，甚至擂上兩拳（外祖母夜間睡覺大聲呼嚕，有時還在屋裏解大便）。不給吃飯倒不至於，她每天中午回家做飯和外祖母一起吃。鎖在屋裏倒不是為別的，怕她出去摔壞家中無人，這倒不能說是曉菊的錯。她有時一高興還給姥姥買些好吃的東西。和我吵架也是比較多的。每月給我五元生活費是她媽媽說的，我們看她喜愛學習，買很多書籍，不是為了出穿打扮，也不向她多要了。她父母寄來的錢她偶爾收到一兩次也都給我了。至於和舅媽打架，那時她還小，看到舅媽和外祖母打架她瞎幫腔。至於和鄰居吵架也是小時候（小學一、二年級）不懂事，不知後果，現在倒沒有。她的一個壞脾氣就是覺得誰壞就和誰做對，還要把對方製服，所以得罪了不少人。

我僅就文章（指《鄰居眼中的潘曉》）中提出的一些問題解答一下。不過我覺得文章主人對報社提出潘曉的文章，與她本人的表現不是一回事，曉菊平時愛學習、愛思索，看問題有見解，說出了不少人悶在心裏的話，對於引導、教育青年有意義，所以青年社給予發表。發表她的文章和上電視台並不是為了樹她什麽先進模範，所以不能與她的所為混為一談。曉菊也並沒有因此而翹尾巴，而是覺得自己很不夠，還要發奮學習，做一個有作為的人。她提出的一些觀點盡管有自己的雛形，但還是有社會根源的，代表了相當多的人，所以報社選擇了她還是有眼力的。當然她自己的毛病也是很大的，也希望各方麵人士對她幫助。

楊帆  80.10.13

附件（二）

1）我外祖母已是個年老到可以不穿褲子就跑到曬台上站著的人，以她的話為證據自然是站不住腳的。夜裏吵鬧之事確有，那不過隻是因為她睡覺打呼嚕，並且經常神經質地起夜等等，我不得不象對小孩子一樣地嚇唬她。現在她同我小姨住一房間，我小姨她們夜裏也經常這樣。這點你們完全可以向我小姨了解情況。不足的是，我自己神經衰弱，她夜裏折騰得很厲害，加上自己常心情不好，有時非常暴躁，不注意鄰居影響就是了。所以，他們夜裏聽到大聲吵，和我姥姥有時把嚇唬她的話學出去，產生反感，必要的時候用來攻擊，也是自然的事情。我也時常在清醒的時候，良心上時時譴責自己的性情暴虐，但我能夠在任何一種外人的攻擊麵前問心無愧的是，我知道我自己的心地怎樣。這點，也許就是我外祖母一直沒有舍得把我送回內蒙、外人所不能理解的原因吧？在地震，全家人都“顧不上”的情況下，是我一個人把她背下來，那些此時的“好心鄰居”並不收留，隻有我陪她，在一個我自己的朋友家安置她的呀！當她自己跑出去不小心把手腕摔斷，是我從廠裏跑回來雇車送進醫院的，我還時常托關係，找些好醫院讓她看病……好！用不著表白這些，我自己的姥姥，從小把我帶大，我為她可以得罪我的生身母親，我自己的良心我知道，我姥姥的弱點家裏人也很清楚，我沒有這個義務回答任何人的中傷！除非我家裏的成員，一時邪念真想有意摧毀我，我想他們－－我舅舅、舅媽、小姨、小姨夫對我的為人是會講清楚的。我希望你們去和他們談談。我對好人，有我的同情和無償的幫助，對自私虛偽的行為也不乏針鋒相對的揭露，和我的尖刻、打擊，這是事實。當然我不否認我對人的認識也可能有片麵的地方，無論我自己處在如何卑微的境地，我也決不肯受絲毫欺辱，這恐怕是我得罪人的要害性瘡癤吧！

2）家裏經濟全部由小姨支配，媽媽寄錢是直接寄給小姨的。所以外祖母用錢和吃穿住行根本不存在什麽我怎麽樣的問題（這可到家裏了解）。

3）我舅媽與我姥姥的矛盾，恐怕關鍵是因為姥姥偏疼女兒，把住房給小姨家的問題。當然那時作為孩子我有些不懂事，盲目地向著我姥姥，可這也並不能成為我左右家庭關係的證據（請找我舅舅、舅媽本人說說好了）。

4）房間是兩個月前才調整的，那完全是由於近來登門拜訪者甚多，影響姥姥休息，我和小姨商量解決的。

5）交五元生活費是事實，但因我母親寄十五元放在一起有些補貼，這樣處理是我母親在京時，全家人開會同意定下的。

6）單位爭獎金的事就更不值得一提了。

黃曉菊  80.10.18

附件（三）

（1）黃曉菊原稿摘要

（原文八千字，四個小標題：①靈魂的鏖戰，②個性的要求，③眼睛的辨認，④心靈的惆悵）

……

青春的夢啊，莫非你就這樣在自我麻醉中逝去？年輕的生命啊，難道你就如此似竹籃打水一場空？－－自強不息的簡•愛，就這樣消失了嗎？－－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幻想，就這樣白抄了那？－－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就這樣認輸了嗎？－－一個強者的力量，不！隻要生命沒有完結，隻要心聲好在作響，人的個性就始終會爭求解放。

……

從我睜開眼睛看世界的那一天起，這雙眼睛所看到的事實，總是和頭腦裏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銳的矛盾，甚至前者常常是後者最有力的反證。是相信書本還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師長還是相信自己，是相信理論還是相信事實呢？小一些的時候，我有一種奇怪的能力，可能很多人也曾被生活和教育煉就過這種能力，這就是怎樣學會把眼睛閉上，怎樣學會說服自己，怎樣學會逃避現實，牢記語錄，活在自己高尚的心靈世界裏。但是生活最終是不允許任何人用這種能力掩蓋它的真實麵目的，它殘酷地不惜對每一顆年輕的心靈給予最沉重的打擊，我當然也不例外。……那年我初中畢業，正趕上外祖父去世，本來一個和睦友愛的家庭，最親最親的人，一下子為了錢的問題，吵鬧了三天三夜，我也因此被母親拒絕繼續求學的願望，淪為社會青年。於是，我看透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根本的就是金錢關係。同年，由於極度的精神痛苦和毫無規律的生活，我得了一場重病。當時，我萬萬沒想到，就是這場病將壓迫、毀掉我的一生。就在這個時候，我的父親寄來一封家信，大罵我沒出息，不要臉，這麽大了還不自食其力。我真是給罵呆了。難道就是因為我從小沒在他身邊長大，難道就是因為我外祖父死後他給我匯了三個月的生活費嗎？我的心也給罵涼了。我寫了封長長的回信，宣告我要獨立。這樣，……

……………………

《長江日報》1999年4月10日頭版頭條

“潘曉”20年人生裂變

新聞追蹤        本報駐京記者  周敏

年齡稍大一些的人，也許會對20年前的一場社會大討論記憶猶新：1980年第5期《中國青年》雜誌上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曉”的來信，這封題為“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的信刊登後，立刻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人生觀大討論，持續時間達半年之久，《中國青年》雜誌收到直接來信達60000餘封。

“潘曉”，實際上是潘?和黃曉菊二人的化名，前者當時為大學生，後者當時為工人。

大討論使得“潘曉”成為社會名人，也改變了“潘曉”的人生軌跡。

潘?曆經退學、流浪、甚至卷入盜竊案……重返社會後，先後幹過出版、廣告等20多種職業……

黃曉菊由工人變為《中國青年》校對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資料員，闖蕩海南、深圳，做過家政，曆經婚變，目前又幹起了服裝生意……

如今的“潘曉”，對人生價值又作何感想？

20年前，“潘曉”的名字轟動了中國。1980年第5期《中國青年》雜誌刊登署名“潘曉”的來信，“他”感慨“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人生觀大討論，持續數月。

那場討論無異於翻開了中國當代青年的心靈史。20年過去了，當年的話題如今鮮有人屑於討論，人們以自己的方式生活著。實現自我價值成了常掛在當今青年人嘴邊的話。誰還記得那場大討論像洪水一樣衝破了束縛它的禁錮？

20年過去了，昔日聞名全國的“潘曉”如今過得還好嗎？

“潘曉”浮處人海

“潘曉”是個化名，它代表了兩個真實的人，一個叫潘?，原北京經濟學院78級經濟數學係學生；一個叫黃曉菊，北京第五羊毛衫廠工人。

我是在北京的報紙上看到潘?的消息的。他向20年前的母校－－原北京經濟學院（現首都經貿大學）的領導申請恢複學籍，還希望校方根據他的工作實績，準予他畢業並授予學士學位。他的律師稱，不排除用法律的方式來解決複學問題。

時過境遷，物是人非，當年經手潘?退學之事的校領導早已退休。春天來了，新學期又開始了，潘?仍然沒有得到校方的任何答複。

1981年，潘?被要求自動退休。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參加了《中國青年》雜誌開展的人生觀大討論。

站在我麵前的潘?是個格外仔細、認真的人。在我采訪他一個下午之後，當晚他又給我發來了傳真，是他為自己整理的個人檔案，從複學申請到當年的學生證複印件以及人生觀大討論後諸多媒體對他的報道，甚至工作中的種種成績，內容非常詳細。

那場討論之後，他與黃曉菊幾乎沒有什麽來往，兩人各自過著自己的生活。他的記憶力很好，很多記者最後都能憑著他提供的地形圖找到黃曉菊的住處。

3月23日，我在長安街上一家很有名的商場找到了黃曉菊。她正在布置自己的服裝專櫃。她已是一個44歲的中年婦女，說自己“很胖”，穿一件紅色的短風衣，臉上除了兩道眉是精心畫過的以外，再沒有更多的粉飾。

她對往事的時間概念不強，思維還是很清楚。她說不喜歡記者，她早就被不實的報道整怕了。但她還是和我談了2個多小時，她希望人們知道一個真實的黃曉菊，而不是“潘曉”。與潘?不同的是，她很少向周圍的人講那場轟動全國的討論。她手下的員工並不知道她的經曆。

“潘曉”出名的經過

潘?也好，黃曉菊也好，都是無意卷入那場討論的。

1979年，剛20歲的潘?覺得自己看破紅塵，自殺過一次，又被救了過來。校方曾給潘?的父母寫信，認為他的思想問題比他們想象的要嚴重得多。

1980年4月7日，《中國青年》雜誌社到北京經濟學院開座談會，輔導員讓一個班派一個代表參加，點了潘?的名。潘?不大願意。他和另一個同學商量：去呆5分鍾就溜。他們在門口找了位子坐下，沒多大一會兒，校團委書記把潘?叫了出去，說記者想跟他單獨淡化。潘?想，自己死都死過一回了，還有什麽好怕的，談就談吧。誰曾想，竟然談了4個多小時。記者讓他把自己對人生的想法寫下來。

黃曉菊當時是一名普通工人。在一次學雷鋒的討論中，她的發言引起了記者的注意。她在學習心得中寫下了這麽一句話“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她說，當年她就是這麽認識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

黃曉菊對我說，現在想起這些事，真覺得是一場“新聞炒作”。

《中國青年》雜誌的編輯把潘?和黃曉菊兩人寫的體會揉到一起，經二人同意，以“潘曉”的名義編發了讀者來信。

誰也沒有想到，這封“來信”竟然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人生觀大討論。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新聞媒體紛紛報道，中國青年報甚至拿出版麵，一連6個月刊發討論者的來信。

學校反感《中國青年》雜誌竟然把潘?這個思想有問題的學生樹成了“典型”，黃曉菊則不得不時常放下手中的工作，接待從外地專程來京與她探討人生的青年。

兩個普通人的生活被攪亂了。

人生沉浮

學校把潘?帶到北京一家醫院檢查。聽完校方的敘述和潘?本人的辯解後，一個實習大夫給他下了診斷：重型精神病。後來潘?，多次找到醫院，醫生把診斷結果修改為精神憂鬱症。這個診斷結果成為校方拒絕潘?繼續讀書的一條理由。

學校要求潘?自動退學。在退學決定書上，潘?的家長簽了字。

潘?與父母產生了矛盾，他不願離開北京，家裏則斷絕了給他的經濟支援。

潘?把戶口落在了北京崇文區永外街道一個親戚家。他去找工作，人家一看他的檔案就搖頭。街道幹部告訴他，他連待業青年都算不上，就跟勞改釋放回來的差不多。

後來親戚家也不讓他住，失去了安身之所的潘?開始在北京流浪。他身邊隻有一個書包。有時晚上他就抱著書包躲在某一處立交橋下過夜。他四處申訴，找工作。有時候一天的生活費隻有6分錢，剛夠在北京買個燒餅。《中國青年》雜誌社幫他找了個幹裝卸的工作，總算一個月能解決吃飯。

1983年，潘?卷入一起盜竊案，因盜竊罪被判刑3年。在獄中，父母恢複了與他的聯係。潘?收到了好多人寄給他的書。

1987年4月，潘?重新回到社會。為了養活自己，他參與編書、搞出版、做廣告，幹過的職業有20多種。

相比之下美好電信局生活要順利一些。有的報道說她在那場大討論後入了黨，提了幹，得了不少實惠。對這些，黃曉菊隻說了四個字：“沒有的事。”

黃曉菊在“討論”之後到《中國青年》出版社發行部搞校對工作。後來她應聘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當資料員。她不滿意那裏埋頭搞學問的沉悶空氣，又去海南、深圳闖蕩。她給一個日本老太太搞了一年多的家政服務。回到北京後，她幹起了服裝生意，接下了人家不願再盤的服裝生意。今年已是她幹服裝行業的第5年，她的“半日織造”在北京三家大商場裏設了專櫃。

她說，做生意讓她看清了另一個自我，一個能有效參與競爭的自我。她說自己是個很負責的生意人，一個完美主義者，如果看見穿的她的衣服上有個線頭，她會上前去替他剪掉。

她說自己做生意做得很苦，但沒辦法，不能光靠思想生活，得先給自己掙到麵包。

出入“圍城”

潘?從不掩藏自己的經曆。出獄不久，人家給他介紹女朋友，他把自己的經曆和盤托出，嚇跑了好幾個女孩。慢慢地，他發現人們把他的經曆越來越不當回事。有的女孩甚至認為正因為他的坎坷，他才變得越來越成熟。

1995年3月，他認識了一個女孩，7個月後，他們結了婚，如今已有一個2歲半的男孩。

多年來，潘?一直沒有固定的工作，但他努力地幹著，他想著自己是個男人，得擔起養家糊口的責任。

黃曉菊卻走處了婚姻的“圍城”。她和丈夫嚐試著分居一年多以後，辦理了正式的離婚手（此處是一張實際上是攝於我在周敏辦公兼住處的地方由她拍的照片。上注明潘?在家中）續，她自己帶著兒子，如今兒子已經17歲了。

坐在百盛購物中心的萊茵河咖啡廳裏，我聽她談起對婚姻的看法。她認為自己看別人、看自己都太清楚了，而婚姻是需要一種朦朧狀態的，她做不到。

她已經是44歲的女人，她還在尋找愛情。她還堅信一定有這麽一種婚姻，兩個人可能沒有太多的火花，卻彼此依戀，隻是自己沒碰到。

有時候她回家故意不騎車。走在繁華喧鬧的街上，她心裏也會劃過一絲悵然：為什麽這路上總是我一個人呢？

她和兒子一直住在小姨家。在望京小區買的房子要2年後才能搬進去。那時候她才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家。

“潘曉”給他們帶來了什麽

即使潘?的複學申請能被批準，他也已經是40歲了。經曆了人生起伏的他真的還需要那一紙文憑嗎？他對這個問題總是不予回答。

他認為學校要求他自動退學，實際上把他推到了一個異常艱難的處境之中，至今他仍背著當時的處理所帶來的沉重的包袱，在生存、發展等方麵，他失去了正常人的資格。他一直在人生之路上奔波，編輯出版過一些學術著作，專職或兼職於諸多機構，參與並策劃一些社會活動，為電台、報紙撰寫廣告……剛過40歲的他已經過早地謝頂。

他給自己寫了這樣的簡曆：“……個性強，進取心事業心亦然。曾有過名噪一時，更多時則是苦不堪言。起伏跌宕，有成功，更多失敗，可寧願失敗也不願無所作為……輕視名利，可非恥於言利之人……喜愛並善於麵對複雜、混亂而艱難的局麵，重過程輕結果……懂得不可過分地向生活透支，每個人都以自己的行為向自己的良心負責。”

他已經不再追問人生之路的寬窄問題。1997年第1期《中國青年》刊登了一位青年的來信，問編輯“我不停的奮鬥，為什麽成功離我越來越遠？”潘?以過來人的身份跟這個青年紙上談心，他寫了一篇文章《奮鬥就是我的生活》。

人到中年的潘?把自己歸類為行動主義者。遇到失敗，他不考慮該怨誰，而是考慮該作什麽。

母親去世後，他常常回家看看父親。

他認為，那場討論不是他一個人能引發的。他最自豪的是，朋友們都說他很負責。

據說有人想根據他的經曆創作一部話劇，叫《老潘》。

自從有了兒子之後，黃曉菊不得不修正“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人生觀，甚至不得不放棄自己生活的準則，順從孩子。如何做母親成了她人生中的最大的難題。

在兒子眼裏，她無聲無息地落伍了。她關於善惡、關於美醜的絕對標準被17歲的兒子視為老套。兒子屬於那種崇拜球星、歌星的一代“新新人類”（此處有一張照片。注明“黃曉菊不願拍照，隻得拍下她櫃台的一角。”），求的是活得灑脫。

與別的母親不同的是，她不指望兒子成為她生活中的一切。“母親的價值就等於我的價值嗎？我還有生命要留給自己。”她說。

有人說，“潘曉”不過是當年被社會利用的一張紙牌。“20年來，我既沒有覺得作為潘曉有多麽榮耀，也沒有當紙牌的感覺。在那場討論之前、之後，我都是在我自己。”她的言語中流露著自信。

她最大的享受是看電影。新中國第五代導演的片子她全看過。她甚至想等有一天賺夠了錢投資影視業，她喜歡這種生活。

她想，每個人在滿足自己的欲望的時候，也要為別人帶來一種收獲。他與人的關係就是這樣的互惠互利。

……………………

周末畫報1999年4月3日B4版

老潘四十仍有惑

（左上圖是齊平生在新華社“來玩吧”酒吧所攝；右上圖為齊平生在長椿街所攝後有街景；左下為柳菁在去年12月23日與我去經濟學院時在校門口所攝，右下一為我一歲時、一為我中學時、一為我83年與關淑君去香山時、一為齊平生在新華社“來玩吧”酒吧所攝，共七幅照片。）

老潘自述：

人們還依稀記得，1980年那場關於“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的人生觀大討論，我是發出這一聲感歎的“潘曉”之一潘?，今年四十歲，朋友們都叫我老潘。

有人說這場討論給思想解放帶來了新鮮活力，很多人是從那以後開始或深入了對人生的思索。可我卻為此付出了代價。

本人絕非女孩子心目中英俊魁偉值得崇拜得一塌糊塗的“男子漢”，也從不想勞神費力去做什麽男子漢或英雄，我就是我，隻是按自己的想象和方式去生活。“每塊墓碑下麵，都埋藏者一部完整的曆史”。畢竟，惶惑的生滲透了生的惶惑。

總是不停地追求、探索，於事業、愛情、生活方式、處事作風等方麵皆是如此。不尚後悔，以為不可能有那種“假如當初不是這樣……”的存在，並認定當時的選擇即是唯一、權宜、正確、合理的，過多地反顧過去隻是一種無奈於現在甚至是具有某種自戀的傾向；相反的，要不停地翻開一個又一個新的章節。

畢竟，春色滿園關不住。麵對去留，有何理由不去大聲發問：最重要的，是具有生的能力？直視無窮的自然，又有何理由不去靜靜地思索：我是誰，誰又是我？人生苦短，可供體驗歡樂與悲哀不過幾十年，渾噩平庸或激蕩纏綿，皆成一生，皆有或輕或重的一筆，仍舊不廢江河萬古流。我身後，依然大江東去，值此，為何不享有廣闊寬厚坦蕩的胸懷？

策劃/陳東

……………………

作家文摘1998年7月15日第二版

18年，“潘曉”走出十字路口

1980年，《中國青年》的編輯們在同當時青年人的的廣泛接觸中發現，由於10年“文革”，青年人在人生觀、道德觀方麵陷入一種迷惘的狀態，但他們並沒有放棄探索。針對這種情況，編輯部將具有典型性的潘?的觀點和黃曉菊的來信合為一篇，署名“潘曉”在5月號上發表，標題為“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

文章發表以後，引起廣泛的社會反響。進而發展為一場大討論。

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喬木對這場討論十分關心。胡喬木說，“這是一場很有意義的討論。”“青年們講講自己的苦悶和失望有什麽不好”，“這表示他們對社會畢竟還是抱著希望和信任”，“他們歎息了，或者發些錯誤的牢騷，我們不應該惱怒，也不應該置之不理，而應該弄清楚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並且認真第幫助他們找到希望的所在。這裏最需要的是年長一代的耐心和熱情”。

這次討論在這種寬鬆的環境下，取得了積極的效果。許多青年人通過討論重新振作起來。直到如今，這場大討論還不斷地青年工作者所提及。

“我就是黃曉菊。”在北京南禮士路一家叫座半日服裝的店裏，記者見到與想象當中有些不同的黃曉菊。

在18年前的那場大討論之後，黃曉菊考入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當報刊管理員。能夠進入專門研究社會科學的最高殿堂，和一些名家、專家們探討，黃曉菊興奮得不得了。可是，事情的發展並不如黃曉菊的本意。不久，因種種原因，她被停聘了。那時候，她已經和丈夫離婚，一個人帶著兒子。

在經濟壓力下，她因此而頓悟：生存尚且困難，又何談理想、主義。於是，34歲的她伴隨著南下的大軍，隻身闖海南。

她進了一家報社，成為廣告業務員，但她幾乎沒有拉到一個廣告。這次她沒有抱怨，她又一次認識到自身的那種酸腐氣與自命不凡在現實生活中是多麽地礙事。

她於是再闖深圳，可是那裏也隻有女傭的活在等著她。在日本老板家裏，她雙膝跪地整整地擦洗了兩天，終於將整個家擦得一塵不染。沒有誰逼她，她覺得這是她一生中做得最死心塌地的一件苦差使。

日本老板的太太原本是韓國的女工，當她得悉黃曉菊的境遇後表示同情。她從丈夫那裏要來了粘紙盒的活，粘一個3分錢。

再後來，她們倆又合計將這些活再多攬些下來，轉包給深圳的其他打工者，粘一個紙盒給2分錢。黃曉菊說，她日後做服裝生意的經營意識就是在那時候養成的。

後來，她後闖入深圳第一家、也是全國第一家期貨公司“經紀人學習班”。然而考試那天，她卻突然發表了一分鍾告別演說：“我是多麽希望能夠成為新中國第一代經紀人，可是，與在座的相比，我畢竟落伍了。假如我年輕10歲，我一定不放過你們。”在場的老師同學頓時鼓起掌來。她說罷揚長而去，淚水灑了一路。

稍後，當她戴上耳機，手拿話筒，成為深圳電台“月亮灣”節目的客串主持人時，她似乎又重新找到了當年參加大討論時的感覺。但當許多讀者傾訴苦悶和熱線電話不斷向她宣泄而來的時候，她又再度惶恐了。她自己都沒有考慮清楚的事怎麽能去回答別人呢？

1994年，她回到北京，加入半日服裝公司。這以後，她跑銷售、搞設計采購布料，什麽都幹。

直到如今，黃曉菊還認為自己是個理想主義者，隻不過現在的理想和18年前相比要切合實際得多。

和黃曉菊一樣，潘?在那場大討論後，也經曆了一番曲折。小潘說：除了離婚和長期的病痛之外，該經曆的我都經曆過了。

在北京海澱區一幢舊式公房裏，隨隨便便套著一件領圈已發皺的園領汗衫的小潘，身上已找比到那種咄咄逼人的銳氣了。

那場18年前的大討論曾經使許多青年們重新振作起來，將10年動亂所造成的惡果同這個社會本來所應該具有的狀態區別開來，滿懷信心，腳踏實地地投入工作和生活。

然而，小潘的命運卻沒有因此而改變。

這個在大討論之前，曾經因不滿世態炎涼服毒自殺的年輕人，這次又因為鋒芒畢露的性格和許多人搞得不愉快。特別是處事方式使得他和普通人格格不入，因生活觀念上的不統一和不馴服而與父母矛盾重重……

1982年，小潘又被北京經濟學院勸告“自動退學”，父母又斷絕了他的經濟來源。他隻得白天在街上為生活奔走，夜晚就睡在火車站候車室的長凳上，有時為爭得一塊睡覺的地盤，與人爭得麵紅耳赤。

不久，經過團中央、《中國青年》雜誌社、共青團北京市委的共同努力，小潘進入前門聯社作了臨時工。此後，他看過大門，當過裝卸工。

那以後3年與世隔絕的學習和改造重塑了他。小潘覺得那才是他的人生大轉折，而不是那場大討論。

他沒有再去看大門，也沒有再去當裝卸工，這一次社會給了他機會。他憑著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先後當過北京企業管理研究所所長、中國卓越出版公司發行部主任、人民日報《大地》月刊發行人、新華社《中國名牌》雜誌發行部主任；參與過編輯出版《中國勞動人事百科全書》、《行政管理學大詞典》、《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著作叢書》等等。這時候，他才開始感覺到人生的路是越走越寬。

不久之前，在不下20個企、事業單位中工作過的小潘剛剛辭去了美國大船公司總裁助理這個年薪10萬的職位，他還有機會作新的選擇。

兩年前，小潘結了婚，他的妻子比他小10歲。他說他很愛這個家庭，他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一切。

小潘說，和18年前相比，現在的他少了許多浮躁的心態和不切實際的想法。

（摘自6月25日《青年報》陳列文）

……………………

改革開放40周年 | 潘曉討論：對人生意義的思索和尋求

2018-11-27 12:13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編者按：40年前，中國的大門敞開了。一個改革開放的時代，如壯麗畫卷，徐徐鋪展開來。在波瀾壯闊的改革進程中，新聞人是書寫者，也是建設者。他們的文章千千萬，總有那些“不尋常”，如航標，如星宿，熠熠發光。他們或是歲月的刻痕，或是曆史的見證，或是時代的坐標，或是命運的呐喊，或是人世的長歌。那些記錄並影響曆史進程的名篇佳作，是新聞史的重要部分，也是改革開放史中的華章。

2018年初，光明日報社報業集團下的《文摘報》開辦了《舊報新讀——改革開放40年路上的人和事》專欄，將此間那些動人而“不尋常”的篇章重新打開，重新喚醒，重新編排，意在重溫那些曾經影響時代的新聞，讓跌宕起伏的故事複活，讓曆史的現場重現，讓後人能隨親曆者一起，回到那些風雲際會的時刻。該欄目中的精彩文章，匯聚成了這本《報章裏的改革史》。

【導讀】

人生激辯——回望“潘曉討論”

撰文：李硯洪

五月的驚雷

在北京市西城官園育強胡同《中國青年》雜誌社辦公室，工作人員從靠牆的一排大文件櫃裏找到了一個牛皮紙文件袋，打開塵封，是厚厚的一摞1980年第5期《中國青年》發稿原件，用方格稿紙、藍黑鋼筆字工工整整謄抄的《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在最上麵：

編輯同誌：

我今年二十三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複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反顧我走過來的路，是一段由紫到紅到灰白的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絕望的曆程；一段思想的長河起於無私的源頭而最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曆程。

在講述了自己在工作、愛情、家庭生活中所經曆的種種不幸後，潘曉最後這樣寫道：

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就像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了。這大概是人的規律，也是生物進化的某種規律——是任何專橫的說教都不能淹沒、不能哄騙的規律！

今天，信中關於人生的困惑相對於價值多元的現在也已不再振聾發聵，而輿論環境的大為寬鬆也已使得信中大膽直言毫無忌諱的表達方式不再顯得離經叛道。但是，時光倒回當年的那個五月，當時的人們在不經意間讀到這封信的時候，毫無心理準備，他們的第一反應令今天的人們不可思議。“觸電”“感覺有一顆炸彈在心裏爆炸”“渾身戰栗”“激動得流淚”“恐懼”……在已經泛黃的雜誌和內部材料刊登的一封封來信中，充滿大量類似的字眼。這些詞匯是當年讀者們來描述他們最初讀到這封信時的直接感受。

龍卷風 2019/12/13 20:35:59

“這是一顆真實的、不加任何粉飾的信號彈，赤裸裸地打入生活，引起反響。”在所有對這封信的比喻裏，太原讀者賀海毅的這句話最為獨特而貼切。

盛夏的熾熱

當年“潘曉討論”如火如荼的時候，《中國青年》原編輯部主任彭明榜還在中學讀書，到《中國青年》工作後，他一直在追尋當年那場討論所牽涉的人、發生的事、深層的理。

彭明榜說，和季節出奇的吻合，“潘曉討論”整整“熱”了一個夏天。最初的讀者來信在就人生的意義發言的同時，幾乎都對這場討論本身表示了強烈的感激和敬佩：“全國多少青年和潘曉一樣，希冀著心靈的甘露，在渴望著點燃青春的火炬。”

除了感佩，許多讀者還懷有種種疑懼。他們有的懷疑發表這封信是為了引誘青年談出真實思想，是個“圈套”；有的替“潘曉”表示擔憂；甚至還有為《中國青年》擔心的，他們說《中國青年》弄不好要挨批評，這場討論說不定會被“圍剿”……

不過，就當時的形勢而言，擔心顯得有些多餘，進入六月中旬後，“潘曉討論”得到廣泛支持。《人民日報》首先報道了《中國青年》開展人生意義討論的消息，並在評論員文章中稱讚這一場討論：“把青年思想深處的東西端了出來，進行真正同誌式的討論，是感人至深的。”新華社在報道中也肯定：“隻有了解青年，才能幫助青年；隻有實事求是，才能解決問題。”《中國青年報》將“潘曉”的信摘要發表，之後也開展了“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的討論專欄。

6月18日下午，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在團中央書記處負責人的陪同下來到編輯部。第8期《中國青年》以《胡喬木同誌關心人生意義的討論》為題發表了他的講話摘要：這個討論引起了千百萬人的關心和興趣，我也是這千百萬中的一個。這是一場很有意義的討論，凡是關心青年一代的成長的人都應該有興趣。

編輯部按照這個講話的精神，從第7期開始，將原來每期8頁的版麵擴大到20頁，而且發表了許多講述自己和潘曉類似或者更悲慘經曆的來稿；第8期讓潘曉在雜誌上出了場，刊登了一封對討論表示感動和感謝的《潘曉同誌來信》：

我萬沒想到，《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發表之後，孤寂、痛苦和絕望中的我，一下子獲得了全國數以萬計同代人的關注和聲援。……是你們，一反以往社會上那些“君主”“神父”“長官”慣於板起的教訓人的麵孔，帶著朋友、姐妹、兄長的熱忱向我這將被淹沒在塵埃之下的無名角落走來。……這種珍於一切、最真誠的心靈的交流，用任何最動人的感激之詞加以報答，都隻能是對它本身格調的貶低。

為了使討論“有點波瀾”，第8期還發表了武漢大學曆史係三年級學生趙林寫的《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一文：

自私首先是一種自我發現：個人意識到自己的價值，意識到“我”的重要意義。……曆史是由人的活動組成的，而人首先是個人，所以每個自覺到自我價值的人都可以問心無愧地說：“我就是曆史。”

發表於《中國青年》1980年第10期、署名為桂鋼的讀者來信肯定了趙林的觀點，而更多的聲音是對趙林觀點的駁斥，第10期上署名為何樂為的讀者來信最有代表性：趙文武斷地宣布“說謊、欺詐、恭維、奉承是人生的真諦”，“自私是人的本質”，這就把人類經過漫長歲月艱難成長起來的一切良知、美德統統踩在腳下，把全人類（除去作者自己）推到道德的被告席上……

誰是潘曉？

誰是潘曉？中國青年雜誌社前社長兼總編輯關誌豪說：“潘曉隻是一個符號，是特殊曆史時期的產物，是一代青年對愛與激情，人生的痛苦與迷惘思索與討論的一個象征性符號。”

當年《中國青年》的編輯馬麗珍講述了事情的緣起。

1979年，《中國青年》開展過一場“可不可以在青年中提倡學習陳景潤？”的討論，社會反響不錯。所以，討論一結束，編輯部就著手組織下一場討論，當時選定的題目是“講實惠”，因為當時青年中流行著一句很有名的口號“一切向錢看”，“講實惠”成了一種時尚。1980年年初，馬麗珍剛從群工部調到思想教育部一年，編委會就安排她準備這個選題。

一天下午，她到群工部看了兩小時的讀者來信，許多信說的都是關於人生苦惱、看透了社會、找不到出路等，她挑出其中35封，隱約中覺得或許可以提煉出一個選題。一天，馬麗珍向關誌豪講了開展人生觀討論的想法，關誌豪讓馬麗珍把那35封信給他看看。第二天，看過信後的關誌豪就同意了這個選題。

定下了選題後，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檸讓馬麗珍和另一個編輯馬笑冬做進一步的調研。接下來的兩三個月時間，“二馬”每天早出晚歸，奔走於北京的機關、學校、商店、工廠，召開各種層次的座談會。

在一次座談會上，馬笑冬認識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廠的青年女工黃曉菊。通過幾次交談，她覺得黃曉菊的經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就問她願不願意毫無隱瞞地寫出來供青年討論。黃表示同意，馬笑冬便向她約稿。

也是在這前後，“二馬”到北京經濟學院開一次座談會。學院團委書記李慶堃向她們推薦了二年級學生潘禕。李慶堃說，這個學生很灰，不久前剛自殺過，你們可以和他單獨談談。“二馬”於是分開行動：馬笑冬去參加座談會，馬麗珍去和潘禕單獨交談。

1980年4月7日，馬麗珍與潘禕從下午兩點多談到六點多。馬麗珍問他願不願意把自己的經曆和思想寫出來供青年討論，他表示願意。

不久，黃、潘的稿子分別交到編輯部。潘禕的不能用，但其中一些語言和觀點可供參考，而黃曉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為“靈魂的鏖戰”“個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認”和“心靈的惆悵”四部分，基本可用。編輯部將這兩篇稿子交給馬笑冬，由她執筆作最後的修改。

最後見刊的那封信，人生經曆和主要觀點都基本取自黃曉菊的稿子，很多話甚至是原文，潘禕的一些話也糅了進去，還吸收了一些在座談會上聽來的語言。最後，馬笑冬從黃曉菊和潘禕的名字裏各取一個字合成了“潘曉”這個筆名。

秋天的蕭落

8月20日，在《中國青年》雜誌編輯部安排下，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後播發了采訪黃曉菊的專題報道。本來是作為一個思想典型人物的潘曉被具體化為實實在在的黃曉菊了。雖然黃曉菊在億萬觀眾麵前對那封信作了說明，最後的表態很“正麵”也很富於哲理：“我們不能因為社會上存在著垃圾就像蒼蠅那樣活著！”但是，黃曉菊的這一次“出場”還是無可挽回地使“潘曉討論”發生了急轉直下的變化。

9月23日，工人日報社的內刊《情況參考》第212期刊登了兩封關於潘曉的群眾來信。

第一封信題為《此種做法弊多利少——有感於潘曉上電視》，寫信人署名為“山西娘子關電廠寧翠榮”。這封信寫道：各類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麵對她的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評論、吹捧，使她從一個“無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國人人矚目的“風雲人物”。……懇切希望快刹住這股風，這種做法隻不過是弊多利少，得不償失！

第二封信題為《鄰居眼裏的潘曉》，署名為“北京石月”。這封信先說“街坊鄰居原來不知道潘曉是誰，一看電視才知道潘曉就在自己身邊，先知其人，後聞其名，有反胃似的不舒服”，然後列舉了黃曉菊的種種缺點，說她“打姥姥”“不給姥姥吃飯”“‘主觀為己’是做到了，‘客觀為人’則還差得遠”……

幾天後，中宣部《宣傳要聞》第74期轉發了這兩封信。10月，新華社編印的《國內動態清樣》第3028期刊登了記者徐光耀寫的《北京羊毛衫五廠負責人談‘潘曉’和她的信的問世的情況》，實際上把潘曉的信說成了“完全出於《中國青年》雜誌編輯之手”。

總政治部把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第3028期作為《政治工作參閱件》轉發了全軍；在11月26日召開的全國思想工作座談會上，胡耀邦對潘曉問題有此一說：“潘曉不是真潘曉，是塑造的潘曉，是兩個人的信合起來的。”一些地方便據此將“潘曉討論”簡單地理解為“《中國青年》製造的一場大騙局”，從而已滋長出全盤否定這場討論的趨向。

在如此被動的情況下，上級指示編輯部要盡快收場，以免招致更多更嚴重的批評。12月11日，第12期《中國青年》出版。關於人生觀討論的版麵縮減到8頁，並且宣布發完本期後，群眾性的筆談討論結束。

從第5期到第12期，《中國青年》關於潘曉討論一共編發了110多位讀者的110多篇稿件，共十七八萬字；在討論開展的七個月時間裏，編輯部共收到來信來稿六萬多件，其中不少信稿是幾十、上百青年聯名寫的；關注和參與這場討論的青年以千萬計……

宣布群眾的筆談討論結束容易，但要宣布整個討論結束卻很難。這個難就是編輯部如何做總結。

1981年第6期《中國青年》姍姍來遲地發表了編輯部的總結文章《獻給人生意義的思考者》。這篇文章分“重新探索人生意義是曆史的需要”“正確認識‘人的價值’”“科學地看待‘公’與‘私’”“在振興祖國的奮鬥中開拓人生之路”四部分。文章發表後，《中國青年報》全文轉載，《人民日報》也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摘要。至此，攪動了全國青年人心的“潘曉討論”總算有了一個正式結束。

“潘曉”的兩位主人公黃曉菊和潘禕合影

窄與寬的辯證

2005年1月，《中國青年》組織了一次潘曉討論的回顧，黃曉菊、潘禕等聚在了一起，趙林專門寫來一篇回顧文章。“不僅僅是聚會，那次25年後的回顧，更像是一次研討，會上大家普遍認同這樣一個觀點：沒有當年‘人生路為什麽越走越窄’的討論，就沒有生活路越走越寬的今天。潘曉那聲令整個社會為之一震的提問，仿佛開啟了一個時代，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場真正的思想啟蒙。”彭明榜是那次聚會的組織者之一。

2008年8月4日，《北京日報•理論周刊》刊發人民出版社原總編輯薛德震的文章《人的主體性覺醒是一種極大的社會進步》，在文章中，薛德震寫道：

改革開放初期，有一位化名為“潘曉”的青年提出人生價值問題，引起了一場大討論。開始曾經有一種輿論認為，人的價值、人權問題，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概念和理論，我們無產階級、共產黨人怎麽能提出這樣的問題呢？“文革”前後，在我國曾經出現過“談人色變”的現代愚昧，人們在人性、人道、人權、人的價值、人的自由、人的平等等等問題上噤若寒蟬，不敢談論。現在人人都在談論“以人為本”，誰還敢在人的問題上拿大棒子打人？改革開放30年，在這方麵發生了何等大的變化，真如隔世！這是人的主體性的覺醒，是一種極大的社會進步！

“今天，已不僅僅是寬窄的問題了，在人生這個大舞台上，應該考慮的是，我們怎樣表演才更出色，更經典！”黃曉菊攪動著麵前那杯苦咖啡，笑著跟記者說。這也許是當下“潘曉”的現實理想主義。

（原載《北京日報》，2008年12月15日）

【舊報章】

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

文/潘 曉，原載《中國青年》1980年第5期

應該說，彷徨、苦悶對於麻木、僵化是一種曆史的進步。我們無須諱言我們的社會還有弊病。它並不因為一些人的忌諱，或另一些人的憤世厭生就自行消失。但是，在十年動亂的血與火的洗禮中，在經曆了種種挫折、危難的鍛造之後，我們共和國的年輕一代，沒有背棄時代的責任，作為他們的主流是更堅強了。他們背負著民族的希望，腳踏著祖國的大地，高舉起新長征的火把，又頑強地挺進了！對於人生意義的思索和尋求，將成為年輕一代人在人生旅途中的新起點。應該怎樣看待社會？怎樣看待人生？當理想和現實發生矛盾的時候，怎樣才能生活得有意義？一個人生命的價值如何？讓青年們自己來討論這些嚴肅的問題吧！

這裏，我們把潘曉同誌給編輯部的一封坦率、誠懇的來信發表出來。潘曉同誌說：“青年們的心是相通的。”我們相信，在一場對人生意義的廣泛的、平等的、科學的探討之中，青年們會有所收益。潘曉同誌和更多的青年，會在各自不同的人生路上，找到指引自己前進的路標！

編輯同誌:

我今年二十三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經不複存在，我似乎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反顧我走過來的路，是一段由紫紅到灰白的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絕望的曆程；一段思想的長河起於無私的源頭而最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曆程。

過去，我對人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學的時候，我就聽人講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雷鋒日記》。雖然還不能完全領會，但英雄的事跡也激動得我一夜一夜睡不著覺。我還曾把保爾關於人生意義那段著名的話：“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回憶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根，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記本的第一頁。日記本記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個本子上。這段話曾給我多少鼓勵呀。我想，我爸爸、媽媽、外祖父都是共產黨員，我當然也相信共產主義，我將來也要入黨，這是毫無疑義的。

後來，我偶然看到了一本過去出的小冊子《為誰活著，怎樣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開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對人生的看法：

人活著，就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著，就應該有一 個崇高的信念，在黨和人民需要的時候就毫不猶豫地獻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種獻身的激情之中，在日記裏大段大段地寫著光芒四射的語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著英雄的樣子。

可是，我也常隱隱感到一種痛苦，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實總是和頭腦裏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銳的矛盾。在我進入小學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開始了，爾後愈演愈烈。我目睹了這樣的現象：抄家、武鬥、草菅人命；家裏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準備檢查；比我大ー些的年輕人整日汙言穢語，打撲克、抽煙；小姨下鄉時我去送行，人們一個個掩麵哭泣，捶胸頓足……我有些迷茫，我開始感到周圍世界並不像以前看過的書裏所描繪的那樣誘人。我問自己，是相信書本還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師長還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但當時我還小，我還不能對這些社會現象進行分析。況且過去的教育賦予了我一種奇怪的能力，這就是學會把眼睛閉上，學會說服自己，學會牢記語錄，躲進自己高尚的心靈世界裏。

可是，後來就不行了，生活的打擊向我撲來。那年我初中畢業，外祖父去世了。一個和睦友愛的家庭突然變得冷酷起來，為了錢的問題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親竟因此拒絕給我寄撫養費，使我不能繼續上學而淪為社會青年。我真是當頭挨了一棒，天嗬，親人之間的關係都是這樣，那麽社會上人與人的關係將會怎樣呢？我得了一場重病。病好後，借助幾個好同學的力量，給街道辦事處寫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在一家集體所有製的小廠裏，開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時候，我仍然存著對真善美的向往，也許家庭的不幸隻是一個特殊的情況，我現在已經踏上了生活，生活還是充滿誘惑力的，她在向我招手。

但是，我又一次地失望了。

我相信組織。可我給領導提了一條意見，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團的原因……

我求助友誼。可當有一次我犯了一點過失時，我的一個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說的知心話全部悄悄寫成材料上報了領導……

我尋找愛情。我認識了一個幹部子弟。他父親受“四人幫”迫害，處境一直很慘。我把最真摯的愛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撲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傷的心去撫摸他的創傷。有人說，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愛情，隻有在愛情裏才能獲得生命的支持力。這話不能說沒有道理。盡管我在外麵受到了打擊，但我有愛情，愛情給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沒想到，“四人幫”粉碎之後，他翻了身，從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兩天兩夜不吃不睡。我憤怒，我煩躁，我心裏堵塞得像要爆炸一樣。人生嗬，你真正露出了醜惡、猙獰的麵目，你向我所展示的奧秘難道就是這樣?！

為了尋求人生意義的答案，我觀察著人們。我請教了白發蒼蒼的老人，初出茅廬的青年，兢兢業業的師傅，起早摸黑的社員……可沒有一個答案使我滿意。如說為革命，顯得太空，不著邊際，況且我對那些說教再也不想聽了；如說為名吧，未免離一般人太遠，“流芳百世”“遺臭萬年”者並不多，如說為人類吧，卻又和現實聯係不起來，為了幾個工分打破了頭，為了一點小事罵碎了街，何能奢談為人類？如說為吃喝玩樂，可生出來光著身子，死去帶著一副皮囊，不過到世上來走一遭，也沒什麽意思。有許多人勸我何必苦思冥想，說：活著就是為了活著，很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樣活得挺好嗎？可我不行，人生、意義，這些字眼，不時在我腦海翻滾，仿佛脖子上套著絞索，逼我立刻選擇。

我求助於人類智慧的寶庫——拚命看書，希望從那裏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讀了黑格爾、達爾文、歐文的有關社會科學方麵的著述；讀了巴爾紮克、雨果、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魯迅、曹禺、巴金等人的作品。可是，看書並沒有使我從苦惱中得到解脫。大師們像刀子一樣犀利的筆把人的本性一層層地揭開，讓我更深刻地洞見了人世間的一切醜惡。我驚歎現實中的人與事竟和大師們所寫的如此相像，不管我沉陷在書本裏還是回到現實中來，看到的都是一個個葛朗台、聶赫留道夫式的人物。我躺在床上輾轉反側，想呀，使勁地想，苦苦地想。慢慢地，我平靜了，冷漠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給了我深刻的啟示：人畢竟都是人哪！誰也逃不脫它本身的規律。在利害攸關的時刻，誰都是按照人的本能進行選擇，沒有一個真正虔誠地服從那平日掛在嘴頭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麽忘我高尚的人。過去那些宣傳，要麽就是虛構，要麽就是大大誇大了事實本身。如若不然，請問所有堂皇的聖人、博識的學者、尊貴的教師、可敬的宣傳家們，要是他們敢於正視自己，我敢說又有幾個能逃脫為私欲而鬥爭這個規律呢？過去，我曾那麽狂熱地相信過“人活著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為了人民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現在想起來又是多麽可笑！

對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一個雙重性格的人。一方麵我譴責這個庸俗的現實；另一方麵我又隨波逐流。黑格爾說過：“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這幾乎成了我安慰自己，平複創傷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個高尚的人，但我是一個合理的人，就像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樣。我也爭工資，我也計較獎金，我也學會了奉承，學會了說假話……做著這些時，我內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爾的話，內心又平靜了。

當然，我不甘心渾渾噩噩、吃喝玩樂了此一生。我有我的事業。我從小喜歡文學，尤其在曆盡人生艱辛之後，我更想用文學的筆把這一切都寫出來。可以說，我活著，我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它——文學。

然而，似乎沒有人能理解我。我在的那個廠的工人大部分是家庭婦女，年輕姑娘除了談論燙發就是穿戴。我和她們很難有共同語言。她們說我清高，怪僻，問我是不是想獨身。我不睬，我嫌她們俗氣。與周圍人的格格不入，常使我有一種悲涼、孤獨的感覺。當我感到孤獨得可怕時，我就想馬上加入到人們的談笑中去，可一接近那些粗俗的談笑，又覺得還不如躲進自己的孤獨中。

我自己知道，我想寫東西不是為了什麽給人民做貢獻，什麽為了四化。我是為了自我，為了自我個性的需要。我不甘心社會把我看成一個無足輕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來表明我的存在。我拚命地抓住這唯一的精神支柱，就像在要把我吞沒的大海裏死死抓住一葉小舟。

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就像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的了。這大概是人的規律，也是生物進化的某種規律——是任何專橫的說教都不能淹沒、不能哄騙的規律！

按說，一個人有了事業，就會感到充實、快樂、有力量。可我卻不是這樣，好像我在受苦，在掙紮，在自己折磨自己。我處處想表現出自己是強者，可自知內裏是脆弱的，我工資很低，還要買大量的書和稿紙，這使我不得不幾角錢幾分錢地去算計……我有時會突然想到，我幹嗎非要搞什麽事業，苦熬自己呢？我也是一個人，我也應該有一個溫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個賢惠的妻子、慈愛的母親。再說，我真能寫出什麽來嗎？就算是寫出來了，幾張紙片就能攪動生活，影響社會？我根本不相信。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裏。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可我一個人已經很累了呀，仿佛隻要鬆出一口氣，就意味著徹底滅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過天主教堂的禮拜，我曾冒出過削發為尼的念頭，甚至，我想到過去死……心裏真亂極了，矛盾極了。

編輯同誌，我在非常苦惱的情況下給你們寫了這封信。我把這些都披露出來，並不是打算從你們那裏得到什麽良方妙藥。如果你們敢於發表它，我倒願意讓全國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們的心是相通的，也許我能從他們那裏得到幫助。

1980年4月

（選自《報章裏的改革史》，劉昆主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特別聲明

本文為自媒體、作者等湃客在澎湃新聞上傳並發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台。

……………………

鳳凰周刊

編者按：28年前，一篇《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問醒了已經思想格式化多年的中國人，引發無數人的內心共鳴，成為一代中國人揮之不去的記憶，也使得“潘曉”這一名字進入公眾視線。那是一個民眾的“自我”意識覺醒、迸發的年代，那是當代中國人的精神初戀，也是民間思想解放運動狂飆突起之燃點。

28年後的今天，中國人的生存環境、精神狀態已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不變的是，今天的中國人同樣充滿困惑，同時需要時代的發問者。當此之時，“潘曉”再次挺身而出，代表的已不是自己，而是困惑中的整個民族。

在此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鳳凰周刊》與“潘曉”攜手，希望此問能夠再次觸及時代脈搏，觸及當下中國人的心靈深處，再掀民間思想解放運動的高潮。

28年後“潘曉”再問：中國人怎麽啦？

文/特約撰稿員 潘曉

毫無疑問，中國變了。相較於28年前，這是個已經陌生的國度。28年的沉默，“潘曉”經曆了彷徨、困惑、喜悅、苦悶、瑣碎與輝煌，今天終於想要站出來，對這個時代再次發問。

這就是我們想要的生活嗎？

或許，“人生的意義是什麽？”，永遠沒有答案；對於“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也各有各的理解。但中國人的心靈從28年前出發，一定是想要去到某個地方；不再禁錮“自我”的中國人，也一定懷抱著各自的追求和夢想。

但是，今天這樣的生活，就是我們想要的嗎？看看這28年來，我們都幹了些什麽？我們自己，又變成了何種模樣？

不錯，物質財富是極大豐富了，中國人已不再需要麵對饑餓的死亡威脅，絕對貧困人口的數量大幅減少，中國經濟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奇跡。但是，頭上的藍天白雲不見了，大自然饋贈我們、祖先留給我們的自然財富，今天不知道還剩下多少？天空、土壤、水裏，到處都是敵人；吃的、穿的、用的，什麽都充滿危險。0.4%的中國人，掌握了70%的社會財富；教育、醫療、住房，成為城裏人的“新三座大山”；而城市對農民的剝奪，對農村的透支，變本加厲。隨著經濟增長，財政收入接連翻番，中國政府向民生的公共投入卻是全世界倒數第一；按照支付能力計算，中國現階段大學學費全世界最高；中國醫療的公平性，全世界倒數第四；中國的貧富差距，在世界銀行有資料的國家裏，擴大幅度最快；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中國環境可持續指數，在全球144個國家和地區中位列第133名；中國已成為地球上大氣汙染最嚴重的國家；中國的礦難死亡人數，占全世界總量的80%；中國人口約占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一，而自殺人數占世界自殺人數的四分之一，居世界第一位；中國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國家；中國是執行死刑人數最多的國家，死刑人數超過全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中國是全球文盲或半文盲人數最多的國家；中國人的稅負痛苦指數全世界排名第三……

不錯，“自我”在今天已不再是一種恥辱，反而是一種榮耀。但是，將“自我”張揚到極致的中國人，已經迷失了共同的心靈家園。在迷途，他人都是敵國，都是地獄。為了自我，人們沒有什麽不可以做的：高官不但可以利用權力攫取私利，而且不惜通敵賣國；商人可以為了多賺1毛錢的利潤，投毒下藥，置無數人生命健康如不顧；衝撞、嫉妒、屈辱，什麽都可以成為殺人的理由。每個人想的都隻有自己，沒有人考慮我們這個共同體。黑磚窯告訴中國人，奴隸製還在我們身邊招搖過市；假冒偽劣告訴中國人，有毒產品乃至食品正在上演網路上流行的“餐桌十麵埋伏”；媒體爆光的見利忘義告訴中國人，中國進入了“全民腐敗”的時代……

改革開放之初，人們興高采烈。幾乎所有人都相信，經濟的快速發展，足以消化所有不利麵。但今天的現狀，卻使得不少人開始留戀過去。正象民間流傳的一則短訊所說的：那個時候，天還是藍的，水也是綠的，肉是可以放心吃的，耗子還是怕貓的，法庭是講道理的，結婚是先談戀愛的，理發店是隻管理發的，藥是可以治病的，醫生是救死扶傷的，拍電影是不需要陪導演睡覺的，照相是要穿衣服的，欠錢是要還的，孩子的爸爸是明確的，白癡是不能當教授的，結婚了是不能泡MM的……

這28年來的辛苦打拚，無數人的血汗與淚水，中國到底是前進了，還是後退了？到底是接近了我們的理想，還是走入了另一場惡夢中？不同的人，或許會有不同的答案。不知道今天還有多少人願意重回過去，但毫無疑問，對於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這並不是我們想要的生活。

渾不知其所來，茫不知其所往

我們是怎麽走到這個地步的？對此，人們已有多種解讀。

或許，市場經濟體製在最大限度挖掘效率潛能的同時，本身就蘊涵了多種不公平、不合理，經濟的發展，必然以社會分化和人際鴻溝作為代價？

或許，在全球化高歌猛進時代，後發展大國除了廉價出賣勞動力、土地、礦產資源外，就再也找不到參與國際競爭的自我優勢，中國的崛起，必然以犧牲自然和社會環境作為代價？

或許，“自我”就是那隻裝在瓶子裏的惡魔，一旦放出，就要在人間散播種種醜陋與罪惡，始作傭者，“潘曉”本身也難辭其咎？

或許，肯定“自我”價值並沒有錯，但個人的自由必須以不損害他人作為邊界。而這種邊界的確立，除了需要外在的法律，還必須仰賴於每個人內在的道德律令。個人利益張揚下道德底線的淪陷，才是當下之惡的病因？

或許，社會價值和行為底線的淪陷，不僅僅是因為道德缺失，更是因為伴隨著官方意識形態失效而來的對共同體認同的消散？於是，官員裸體，名星換國籍，在這塊土地上收獲了巨大榮譽和財富的人，紛紛逃離這艘大船。

對此，“潘曉”沒有答案，隻有困惑，困惑於我們為什麽走到了今天這一步，成為了麵目全非的自己。

比我們“從何而來”更加揪心的困惑是，我們應該“往何而去”。

為解此惑，“潘曉”曾經不斷地從理論和實踐中搜尋答案，參閱眾多思想流派的疹斷和藥方，參考從西方發達國家到新興工業化國家，從蘇東轉型國家到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經驗和教訓，最終收獲的，仍然隻有困惑和失望：沒有人能為中國人的今天，提供出路和答案。

開藥方的人很多，自圓其說很容易，在現實經驗中找到一二佐證也容易，難的是，要戰勝不同的觀點，要包容相反的經驗事實。當今世界，最主流的藥方是憲政民主。但憲政民主的成功範例，也主要隻見之於具有先發優勢的西方發達國家。後發展國家的憲政民主轉型，不但阻險重重，而且大多淮橘成枳——沒有人能為憲政民主這一光輝彼岸，找到一條由此及彼的安全航線。

也有人說，中國現在這樣就很好，“中國奇跡”證明了“中國道路”的成功。且不說許多中國人不同意這種判斷，不願接受這種現實，即使是少數特殊既得利益者，也同樣明白這條路其實不可持續。當經濟增長成了政權當下幾乎是唯一但卻不能不令人憂心忡忡的合法性時，中國能夠支撐起明天嗎？有人論證說，隻要中國經濟保持6%以上的年增長率，中國就可以繼續風雨飄搖下去。但是，大自然賦予的資源、環境，都是有限的；民眾對不公平和兩極分化的忍耐，也是有限的——在底線日益逼近，在外商們把利潤都帶走，把GDP和汙染留給中國的今天，中國還能在原來的航道上走多遠？

找不到答案的，不僅僅是“潘曉”。或許正如惠特曼所說：如果這不是我們這個時代大多數人的共同想法，那麽它們就沒有意義或者很少意義。

人類生存、發展的意義是什麽？

在“自我”被以“共同利益”的名義高度禁錮、萬馬齊喑的28年前，“潘曉”為自身的存在意義而發問：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28年的中國曆程，是對28年前那種狀況的徹底反動。在此期間，“自我”被張揚到極致，對“共同體”及“共同利益”的認同，卻消散於無聲無息之中。在“共同體”再次麵臨生存困境和發展道路危機的同時，許多人也再次感到了“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的困惑。曆史在28年間劃了一個圓，而28年前在“潘曉討論”時看上去還五彩繽紛的選擇，今天已經利好出盡。不管是人生路之寬窄有無這種客觀判斷，還是對人生意義的觀念評估，都從個人層麵蔓延到了整個共同體領域。正是在這時，“潘曉”複出而再發追問：中國人怎麽啦？

但是，這一次，困惑的已不隻是中國，而是全世界。當幾十年的財富增長，世界上的窮人卻越來越多時；當在全球化的漂亮旗幟下，南北差距卻越來越遠時；當現代化的樣板——美國，再次點燃了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時，問題就超越了國界，成為了全人類之問：人類幾百年的現代化曆程，究竟是在前進還是後退？人類生存、發展的意義，到底是什麽？

要衡斷人類的意義，不能僅僅求之於人類本身，而不能僅僅回歸個人或本心，而是有必要尋求人類之外的客觀尺度。如果站在大自然的角度衡量，毫無疑問，人類的存在和發展，是地球的最大災難；之所以隻說是地球，而不說銀河係或宇宙，僅僅是因為今天的人類相對還弱小，力有未逮。

人類生存、發展的意義是什麽？站在不同的角度，會有不同答案。縱然問題沒有統一解，但有一點是明確的：人類的生存、發展，仰賴於所處的環境；不管是自然環境還是人與人相處的社會環境，都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基礎，不能不高度珍視之——或許，全人類都應該倡導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

這又是一個很吸引人眼球的彼岸。但是，怎樣由此及彼，腳下同樣沒有清晰的路徑。理念不會自動轉化為行動，在現實中，利益往往共有驅動力。沒有競爭，或許就沒有效率，沒有活力；而競爭即意味著要把你的變為我的，意味著我們要競相從大自然中索取。當這種競爭機製仍然是人類社會的基本運行規則時，真正的、持久的和諧，可能嗎？

對此，“潘曉”依然隻能困惑，隻能發問。

……………………

潘曉的迷茫與後浪的躺平

原創 梁培喜 濟寧大運河畔 昨天

魔鬼中的天使田馥甄 - My Love

當下或未來一個時期，躺平或許成為包括後浪在內絕大多數人選擇生活的一種方式，這不禁讓人想起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由潘曉引發的“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的大討論。

當下的躺平現象與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的大討論，兩者雖然橫跨兩個世紀前後相差三十多年，但無疑都有著轉型期尤其給年輕人心靈帶來的某種陣痛和精神曆練。

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兩者也很像“隔空喊話”和“一盤未下完的棋”，或者說年輕之於理想永遠都意味著價值實現乃至生命的全部，這也與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詩意的棲居”不謀而和。

與當下後浪麵對現實所產生的躺平不同的是，潘曉那時的困惑更多來自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也即是說當潘曉持有的人生信仰乃至全部教育，在與現實對接無一例外地受到質疑，所有美好理想無不與現實有著極為強烈的反差，這讓潘曉不由對固有的認知和價值體係產生懷疑動搖乃至徹底否定。

對於現在的六零五零後，應該說上個世紀並不遙遠的八十年代乃相對開放的時期，計劃經濟和精神枷鎖一並解除，解構重建剛剛開始百廢待興方興未艾，高考製度恢複，擯棄階級鬥爭為綱，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科技為第一生產力，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實事求是地說人文環境經濟領域都可以稱之為黃金十年，直至一場不期而至的風波攔腰斬斷未竟的夢想為此夭折……

那麽潘曉在遭遇包括信仰、理想、工作、學習、家庭、愛情種種的困厄後，頓感人生所有的內容都與理想那麽的格格不入南轅北轍背道而馳，就一點也不奇怪乃至實屬必然了。

究其根本盡管來自諸多方麵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恐怕還是信仰危機或精神金字塔的轟然坍塌，正所謂事實勝於雄辯，所有的一切都遠不及活生生的現實來得直接和具說服力。

潘曉用生命經曆拷問理想，某種程度上甚至有著悲觀失望，其後盡管試圖在用包括讀書寫作消解這種痛苦，但應該說這都於事無補無濟於事。

因為個人之於時代無疑就像一粒灰塵那樣渺小微不足道，再加上叔本華所言，孤獨絕望實為人生無法擺脫的本質和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或者說人生的過程終其所有努力也是極力擺脫這種孤獨絕望的過程。

但不管是作為前浪的潘曉的發問，還是作為後浪的躺平的無奈，有一點應該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她們一以貫之地熱愛生活珍愛生命，她們所有的質疑徘徊絕望全部源於對現實的不滿和渴望更加美好的生活，因此她們內心依然炙熱滾燙，依然充滿夢想熱淚盈眶，一旦“戰事”來臨需要她們依然衝鋒陷陣出生入死。

也即是說潘曉和所有後浪的困擾，不是潘曉和後浪們的庸人自擾，而是對所處時代的折射，或者說所處的時代出現問題罷了。也即是說如果所處時代不能給予年輕的後浪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放置她們身上的理想也就成為無論如何無法實現的空中樓閣，那麽寄希望長江後浪推前浪後浪將前浪拍到沙灘上，也隻能成為一廂情願的臆想和化為風中承諾的虛幻泡影。

誰的的青春不迷茫，誰的的青春不蹉跎。青春和後浪有時也意味著代價，可與青春後浪並駕齊驅的時代無疑就是青春後浪的職業經理人，青春後浪所處的時代應該全權負責為青春後浪代言打理，量身定製量身打造契合青春後浪的夢想，並讓青春後浪們的這種夢想戰略落地開花結果。

潘曉在非常苦惱乃至精神煎熬的情況下向社會和盤托出自己的內心，無疑源於自身傾訴的願望和渴望年輕之間的感同身受惺惺相惜，從而獲得心靈的救助聲援，讓自己真切體會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而所有年輕的心是相通共鳴的，潘曉因為代表著一代人的心聲，也用真誠和行動做到了為時代呐喊。

現在年輕的後浪較之她們的前輩潘曉相比，更加知曉自己的需求和所要，這種訴求甚至有著先入為主主題先行直奔主題的意味，也即是說她們的理想有著更為直接的量化，她們更加拒絕那些不著邊際，而是將理想放置在現實的地平線上，既炫目耀眼美輪美奐又不乏根基切實可行，否則她們將對此用腳投票，比如以退為進休養生息的躺平……

……………………

新世紀"潘曉討論"---青年該怎樣活著

[複製鏈接] 墜翼天使

2

主題       0

好友       30

積分

實習會員

注冊時間

2003-11-18

最後登錄

2004-1-10

閱讀權限

0

精華

0

帖子

15

主題

2

UID

10206

•     發消息

電梯直達 

主題貼

 發表於 2004-1-5 16:09:00|隻看該作者|倒序瀏覽

作為現代青年,我們似乎隻是注重學位,畢業了可以找到好的工作,這也許就是我們生活著的意義了.但是,其中,在眾多的年輕人當中,肯定有著這麽一些的人,他們不甘就這樣的生活,這樣麻木不仁的在人世混跡,了此一生.為什麽呢?

我經常的會想起發生在八十年代的著名的"潘曉討論",也許很多的人都還會對這一切記憶猶新,但是,在現實的生活中,我們其實就是新世紀的潘曉,社會的發展,需要我們去適應,然而,作為一代年輕人,我們又同時渴望擁有自己的思想,擁有自己的一片精神家園.

在這樣的矛盾中苦苦尋覓和掙紮的眾多的青年,他們有著和當年潘曉一樣的苦悶,一樣的激情,他們渴望燃燒,渴望得到自我的實現,也正因為如此,他們也在不斷的努力著.

我想,年輕可以作為一種資本,一種我們可以用來向世俗說"不"的傲氣,固然生存重要,可是,我們不要如行屍走肉般的活著,沒有思想,沒有寄托,沒有激情.

還記得凱魯亞克的名言麽,"我還年輕,我渴望上路!"我期待,我向往,向現實的沉悶,說"不!"一場新世紀的"潘曉討論"需要我們大家來發出自己的聲音了!

……………………

青年文摘 人物版 2000年6月 “網絡人”專刊

從“潘曉”到網民

20年前，“潘曉”這個名字轟動了中國，《中國青年》雜誌發表了署名“潘曉”的來信，信中感慨“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由此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人生觀大討論。20年來，“潘曉”之一――潘禕曆盡坎坷。如今，已經人到中年的他走上互聯網，辦起了“老潘信箱”，在網上繼續探討人生。

□潘禕

有關人生觀討論，各種媒體前前後後從不同角度已經說了不少了。這件事對我的影響，就現在來看，可以說已經成為一種符號化的標識。一係列為我所不願提及、或已經懶得再去認真解釋的說詞和往事，常常在不同場合被不同的人懷著不同的居心以不同的方式或強迫或帶有些樂不可支地抖落出來，甚至是用那些雖然看上去是關心但我卻私下裏以為帶有某種非人道性質的關懷和好奇，讓我感到無地自容或者厭煩至極。

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為了謀生、為了活命，有時，不得不屈從於某些異常投機而功利的訴求，而不厭其煩地撈起那些陳舊而無聊的點滴來擺弄著，為了騙點飯吃。這樣做的時候，往往也在所謂的原則與潮流二者裏滿嘴酒氣地目瞪口呆無所適從。

想當年，馬麗珍穿著如今根本看不到了的那身洗得發白的蘇式女裝在北京經濟學院團委那間小屋子裏與我開始了這20年的交往之最初，給我提的問題就是“你對中國的現實怎麽看？”而現在，人們、尤其是媒體在和我談及那場討論之類的事時，往往也是以類似“你現在對人生怎麽看？”、“那之後你的主要感想是什麽”的問題作為導語。這些恢宏而龐大的空間，都是讓我覺得實在力不能及滿地找不到自己的影子。

今年適逢《中國青年》發那篇稿子20周年。雜誌社年初就和我聯係，說起看能做些什麽。當他們找到了黃曉菊並說服了她動筆寫她個人這20年的經曆後，就反過來命我也如法炮製，把我的這20年也塗鴉一番。

過去，那場人生觀討論改變了我的幾乎全部的人生；而現在，對於我來說，那場討論遠非一壇塵封著撩人心魄的內容和清馥飄逸的醺香的陳釀，而帶給我更多的是一爿曆史的無奈與現實的窘迫。

20年前那一幕

1980年，我在北京經濟學院經濟數學係就讀，當時上二年級，專業是計算機程序設計。

此前，上中學時，我的父母都在青海省大通縣，我在北京寄居在親戚家，總體上不舒服，性格也因之而變得孤僻乖張。這也造成了我至今總是以那種叛逆、懷疑和否定的態度對待很多事物的基本性格傾向，甚至有些心理上的不健康成份。

1977年恢複高考，我參加考試，成績超過錄取分數線好幾十分，但卻被告之這些年積壓了大量人員，我們這些在校生可以再考，於是78年暑期再進考場。之後，被經濟學院錄取。

經濟學院當時是一所全部是北京生源的學校，能住校不容易。我的情況比較特殊，入校後馬上就取得了住校的資格，從親戚家把戶口遷到學校。

可是，與我想象中的天堂迥然不同的是，學校照樣是社會上的縮影，我所在班，有年齡比我大14歲的人，有從部隊、農村、機關等地來的人，有五花八門奇形怪狀的各色人等，而相比起那些生源來自全國的院校來說，經濟學院更顯示出北京人的冷漠和勢利。1979年春節，也是我上大學後的第一個節日，除夕之夜，校園牆外的爆竹聲響成一片，而牆內漆黑一團，諾大個校園，隻有我的宿舍亮著鬼閃似的燈火。那時，極度的孤獨和絕望充斥了我的腦子，在雪茄煙和烈性酒裏昏昏沉沉地熬過了那個春節、寒假和灰白的春光――上了大學又怎麽樣？會有什麽前景？這樣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來之路，何去何從？……

 這樣的狀態愈演愈烈，直至是年5月，學校裏組織第一屆“紅五月歌詠比賽”，練習聲此起彼伏，到處歌舞升平，我卻情緒越來越惡化。31日，比賽進行過程中，我在黑暗一片的學校操場喝下了那深棕黃色的濃縮來蘇水……

我被救了過來，但我的事成了一個非常事件。其他年級、係的學生在與我談論起這件事時，說大家的一個比較共同的感覺是恥辱，為我恥辱，為經濟學院恥辱，為他們自己恥辱。

從此，學校對我另眼相看，慢慢地，我就成了雞肋。

可校團委書記對我還是很照顧，多次找我談話，對我的處境表示理解和同情，並屢次找我所在班的輔導員程大省，請他對我多加照料。

但團的作用畢竟太小了。我依然脖子上纏著紗布，夜不能寐，頭痛失眠，精神恍惚，

1980年4月7日午休後，程大省到宿舍找我，讓我去開會，說是一個雜誌社想了解青年的思想狀況，到校召開座談會，每個班指派一個學生，係裏讓我去參加，與我為伴的是另一個班的男生。我對他說，到會場找個挨著門口的地方坐，開會後五分鍾就溜出去找個地方喝酒。

我不願介入這種媒體關係是因為，我的父輩中有很多人是搞文的。我的祖父是個資本家，是宜興乃至江南有名的買辦，可他的12個兒女在其長子――我的大伯父的帶領下都參加了共產黨的事業。可是，大伯父是“文革”前《大公報》的負責人兼國務院財貿辦領導小組成員，“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二伯父是西南聯大畢業生，在北京某大學教法律，1957年被打成右派，一晃就是20年；其他人也在“文革”前後受到不同程度的整治，家父也在“文革”中被揪鬥，抄家……雖然“文革”後被平反、摘帽子、恢複名譽，但給他們和家人的心靈留下的陰影卻不可能被抹去，而且，都變得小心翼翼，生怕再被卷入政治的漩渦。

正因為這樣，原來在中學文科成績一直不錯的我，也在高考時被家裏要求隻能考理科；當時我自己也對媒體的宣傳持近乎無理的懷疑甚至否定態度。

 一到會場，各班的男女們神采奕奕地魚貫進入，我們在門口落座。這時，團委書記叫我出去，對我說，雜誌社的編輯要找我單獨談談，說著把我推進了會場隔壁的一間辦公室。裏麵笑容可掬地坐著的，就是後來與我結下忘年之交、當時在《中國青年》社思想教育部的馬麗珍。

她說起，是學校向雜誌社推薦了我，說我輕生厭世，說我的思想和我的年齡很不相稱，說我的一些想法較偏激，一些言語在青年裏具有普遍性。

我滿懷戒備地聽著她的敘述，說是想搞討論，但還在兩個選題中猶豫，一個是向錢看對不對，一個是人生觀問題。接著就是那個很大的問題。

酒是喝不成了，煙還可以抽。既然被推進來，就姑且胡說八道一番。

後來，她讓我把自己的人生觀轉變過程寫一下。

再去她家，她說，編輯部已經決定搞人生觀討論，看了我寫的那個玩意兒，認為比較具有普遍性，問我敢不敢拿出來讓青年們評論和探討。

死都不怕，還怕什麽評論？沒什麽大不了的，拿去用就是了。

黃曉菊當時是個普通工人，在一次學雷鋒討論中，她在學學習心得裏提出了“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觀點，雜誌社把我們兩人寫的東西揉在一起，經我們同意，以“潘曉”的名義作為讀者來信發表。

於是，在幾天後，“潘曉”出籠了。

學校得知我參加了這場討論，學校自始至終反對這些事情，派程大省帶我去北京安定醫院。一個實習醫生在聽了程對我病狀的描述並與我交談了不到五分鍾後，讓我離開診室，交給程一張我很久以後才看到的診斷證明，上麵這樣寫著：“重型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學校命令我休學一年。

暑假時，返回北京，到校，問及休學之事，謀求複學。未遂，校方不準食宿。《中國青年》解決膳食，晚上像賊那樣溜回宿舍。開學後，在雜誌社的幫助下，再與校方就此展開了關於複學漫長的交涉。又去安定醫院，找了主治醫生，斷作“精神憂鬱狀態，建議試行複學”，認為這非精神病，而屬情緒的不穩定……我走進課堂，已是十一月下旬，大半個學期過去了。

放寒假，我再度回青海，父母對我的情況非常焦急，但又不知該怎麽辦。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給我所在係的主任寫了封信，詢問校方將對我做什麽樣的處理。

1981年2月2日，經濟學院黨組給我父母回信，大意是“我們收到你們的信，經研究同意你們提出潘禕同學以自動退學的要求。請你們盡快委托有關人員到學院辦理退學手續。我們希望家長應對潘禕進行耐心的說服和教育。並希望潘禕同學安心養病，早日恢複健康。”

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學校推薦到了那場討論當中，又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學校轟出了校門。

離開學校以後

我知道了家裏和學校背著我做出了退學的決定，並且木已成舟。我很氣憤。我對家裏講我要回北京，要再度就此事討個公道。

我隻身回京，馬上就遇到了實際的問題。食宿、學習、就業等等。

開始時，住在北京火車站候車室。一次，我發高燒，連續三天滴水未進，更沒有食物充饑，隻是自己倒在長椅上昏睡，到了第四天，才扶著牆到了盥洗間喝了些涼水，回到那椅子上繼續坐著，直到退燒才走出候車室，繼續那些上訪和尋找工作。後來，因為老遇到查票，我在溫暖的房間裏過夜的資格被取消了。

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在立交橋下麵坐等天明，或是在前三門高層建築裏的樓梯拐角處卷縮著，聽到有人來，趕緊開溜，以免被當成什麽人扭送執法部門不明不白挨頓臭揍。

這段時期裏，經過朋友幫助和介紹，曾經在北京的各個城區和角落留宿。黃曉菊曾經把我介紹到三裏河鐵二區一個殘疾人在樓梯拐角處自建的窩棚裏居住，條件是，那個殘疾人是個又瘸又瞎的人，正在用盲文寫小說，需要有人能將其盲文改寫成普通文字。我去了那裏，與他和經常到他那裏去聊天的人廝混得爛熟。

而這時，我每天的生活費隻有6分錢人民幣，也就是一個大火燒的價錢。

實在餓得不行可兜裏有沒有錢的話，就穿著整潔一些坐在餐館裏，等人家吃完了，去拿點剩飯剩菜來吃。偶爾被服務員抓住，講明情況大多也不會挨打。

我四處上訪都碰壁了。那些經過，太繁瑣，想起來我都頭痛。

朋友們也為了我的事想了許多辦法。

我自己、朋友們、信訪處和馬麗珍也為了我的就業問題奔波於京城。

我自己曾經在某建築工地偷偷地當小工，搬磚和泥，賺取點勞務費。

馬麗珍的丈夫在農業部工作，為我找了在中國動植物檢疫總所夜間看大門值班的活，幹了十幾天。

最後，還是組織的功力發揮了作用――團中央、雜誌社、馬麗珍與當時身為全國青聯委員的北京第一家賣大碗茶起家的張占英聯係，為我在前門聯社安排了當裝卸工的工作，住在倉庫裏。

在城市流浪乞討的生活曆經兩年左右之後，我終於告別了那段灑脫的生涯。

在那段時間裏，我也曾經想能參加什麽自學考試――流浪中的考試。為此，我還致函北京大學陳岱蓀先生，講了我的意圖，並希望得到他的指教。我很榮幸，得到了他的回信，言辭懇切用心良苦地為我――一個經濟學的門外漢指點迷津，開列了一些必讀的書目。這種平易近人、治學嚴謹的態度令人欽佩。

成為嚴打對象

1983年10月11日上午9時許，我在前門聯社的辦公室，有個人叫道：“潘禕，有人找你！”兩個表情嚴肅的男人進了房間，一個走到辦公桌前，另一個守在門口，近前的人對我說“你叫潘禕嗎？我是××分局的。傳你！”他拿出一張傳票，讓我簽了字，兩人左右夾著我上了等在路旁的吉普車。

我知道是為什麽。

幾個月前的一天上午，我和司機到廣安門車站提貨，司機在我裝完貨後去驗票蓋章時，無事可做在站台上溜達，拿了一塊放在貨場上的焊錫。車開出門後才對我說起，要我為他保密並直接將那玩意兒送到了他住處附近的一個人家。中午，他叫我跟他到那個人家去拿錢，說是可以拿出一半借給我買英文打字機。

8月份，嚴打開始，他又找到我，再次請求我為他保密，並說如果被發現我們倆一起承擔責任比一個人要輕。我那時是完全的一個法盲，信以為真，答應了他。

9月，他被傳訊。直到10月中旬我還沒看到有公安局的人找我，以為他據實以答，沒我什麽事了。

這下，還是坐到了警車上，我依然有說有笑。到了預審室，那兩個人也談笑風生，說根本沒什麽事，說完了就可以回去了。我就按照事先與司機的約定那樣講了，可不想，卻被送進了看守所，一呆就是8個月。

自第二此提審開始，我就將真實情況予以陳述。

現在我以為，對我個人而言，那段及以後監獄的經曆，是非常可貴的。如果沒有這一段，我也許隻能算是活了一半。那時，以前的現實上升為理想，個人英雄主義完全被粉碎，在一個集人間醜惡於一個異常狹小的空間的地方，領略著規則的幻滅和道德的真諦。

1984年2月29日開庭，當廳宣判，我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

我在看守所的八個月，其間除了接受提審時能見到陽光外，其他時間都是關在屋子裏，所有的人都是臉色煞白。

到了勞改場，整日暴曬在陽光下，隊列訓練，紀律教育，下大田幹農活。因為個高，排隊在前，被任命為小組長，幹活要比別人更多幹些。而且，以我的個性和原則，也將此視做鍛煉和改造自己的機會。陽光下汗流浹背，脫了上衣，結果搞成了個輕度灼傷，背上滿是水泡，著水後脫落，上了碘酒疼痛難忍，看上去像鏡子那般光滑。

我的勞改態度尚可，在當時還算個知識分子，調到勞改場教研組，給犯人教初中和高中數學，並參加監獄文藝宣傳活動。教學成果（犯人考試成績）在整個農場始終名列前茅；文藝宣傳取得整個農場比賽的冠軍。

我尋找到北京人文函授大學，請家人為我報了名，在獄中開始了該校法律係的學習，其中有的教材就是我那位二伯父撰寫的。我在1987年通過了考試，取得結業證書。

這段時間，我在到底是與這裏的所集中的那些非道德主流趨近，還是別出心裁確立自己的人生原則之間，很艱苦地抉擇著，鐵窗下等人的現實與自己的理想主義時常發生著激烈的衝突和對壘。久而久之，還是逐步廓清了那條至今仍然作崇的原則――認認真真做事，踏踏實實做人。

新的生活方式

1987年4月10日清早，我拿著些許物品，邁出了監獄的大門。

乘火車到天津，午餐，終於能喝酒了。火車回京，自己按圖索驥摸著找到勁鬆東口附近的家，看到了久違的父母，放下那些物品，開始了全新的生活。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給實驗室刷瓶子，一個一分錢。我去了兩天。

第二份工作是在《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裏，做些跑腿打雜之類的編務工作。

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和合作，該叢書的負責人對我有了這樣的評價：我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經曆複雜，這是為很多人所欠缺也為很多人所害怕的，但這種經曆實在是難得；二是我很守規範，承諾的事一定會有個符合雙方約定的交代，而這點在當今的知識分子裏很不容易做到。

也正因此，他曾經問過我是否願意做他的研究生。我想起流浪中的那幕景象，大概有了某種情結，令我望而生畏；另一方麵，我也多方打聽，像我這樣的背景，根本無法通過研究生入學的政審。

這時，也有那些從同監獄出來的人找我，想做買賣或是一塊兒幹點什麽不合法的事。我認為，監獄生活對我的一生來說很是重要，但有一次也就夠了。

這段日子裏，我編過書，搞過發行，搞過電視節目策劃，之後，我就開始了頻繁的跳槽，在中關村的幾家公司做副總、總裁助理等等。

去年年底，我在朋友的攛掇下上了網，立刻察覺到網絡的一些特性，像開放、自由、平等、互動、快捷和虛擬，也看到了這網絡帶給我們生活方式的變化及恐怖，看到了技術拜物教的誠惶誠恐，看到了網民封閉、孤獨、自私，麵對屏幕可以全然變換性別、年齡、學曆、婚姻狀況乃至人格，看到了信息時代裏完全美國化的價值觀和標準，看到了極為凶險的全球美國式的一元化趨勢和技術、文化殖民主義表征。

今年，因為朋友去了中華英才網，在那上麵搞了個“老潘信箱”，回答網民的各種問題。

……………………

潘曉上網指點職場

--------------------------------------------------------------------------------

中華英才網（www.china-hr.com）在國內首推在線職業谘詢

"老潘信箱"是國內知名人才網站中華英才網 (www.china-hr.com)推出的一項服務內容。他們聘請老潘作為職業顧問，通過電子郵件和在線論壇的方式為訪問者答疑解惑。同時，訪問者還可以讀到老潘精心撰寫的一係列職業指導文章。

背景資料：老潘--潘 ，是20年前《中國青年》雜誌發起的轟動全國的人生觀大討論的主角--"潘曉"之一。20年來，他的經曆頗具傳奇色彩，具有豐富的人生閱曆、深厚的理論功底、獨特的觀察視角和深刻的生活體驗。當年那篇引發討論的文章題目《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幾乎成了那個時期和以後年輕人談論人生時的一種標識性話語。而今天的人生路上，那時的青年已近中年，剛過40歲的老潘也重新以青年的知音和人生探索者的身份再現，與現在的人們繼續著那個經久的探尋。而這次的人生探討，集中在人力資源領域，具體更多地分布在謀生、就業、跳槽、提高職業素養等話題，而且是在互聯網上。

“老潘信箱”開辟的論壇，是請老潘在固定時間裏與訪問者在線交流，由老潘來回答有關的問題，並與網友們切磋。到目前，論壇裏已經有100多個論及各種相關問題的帖子，諸如“一個人一年跳多少次槽比較好？”、“跳槽率提高是不是一種進步？”、“新進入一個領域，如何盡快適應緊張的工作？”、“我們是否處在一個用財富來證明成功的時代？”、“找工作時要注意那些呢？”、“對待欠薪企業怎麽辦？”、“通過什麽渠道找工作最有效？”、“我在china-hr上注冊是不是就會有工作來找我?”、“公司不給sales加三金是否違法?”、“坐班恐怖嗎？”等是比較常見的問題。而像“醫師出去做醫藥代表正常嗎？”、“是否應該勸大學畢業後無所作為人出來闖？怎麽做呢？”等話題在網上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網友們暢所欲言各抒己見，不同意見針鋒相對，坦率而不乏修養，尖刻又不失禮節。

網站還開通了直接寫信給老潘的信箱，承諾在收到信的24小時之內由老潘親自回複。至今，直接寫給老潘的信有百封之多。其中，類似“我在收入不高的國有銀行工作了10年，想換工作，可丈夫不太同意，我該怎麽辦？”、“學非所用，前途不清，人生如何？”、“職業大學的畢業生信心在哪裏？”“在國家機關呆了很久，跟蹤新技術，可對現在單位沒信心，怎麽辦？”、“我是在美留學生，想回國，能否介紹國內情況以及我是否會受歡迎？”、 “職業測評怎麽樣？”、“工作和興趣衝突怎麽辦？”、“學機械的想改變攻讀方向怎麽樣？”、“歲數大了，出國求學是否合適？現在開始學工商管理或者金融是否合適？”等問題比較普遍，提問者裏，多是本科以上學曆的，還有些是國外的留學生。

這些帖子和來信，大多言辭懇切，直麵人生，而老潘的答複，也體現了互聯網平等互動的特性，虛懷若穀，公平交流，理解不同的意見，鼓勵積極和有益的交流。

業內人士認為，互聯網的發展速度令人瞠目，不過，由於時間短，市場發育程度不近人意，國內的網絡接入服務提供商（ISP）和網絡內容提供商（ICP）們還大都是僅僅將網絡當成一種信息發布平台。究竟如何能更更好地體現網絡本身的特性，為用戶提供全麵、細致、周到的服務，是網絡業內外人士廣泛關注的事情。

中華英才網(www.china-hr.com)在利用網絡為網民提供在線服務方麵做出了許多積極的探索和嚐試，在其專注的人力資源領域率先做出了一係列舉動。“老潘信箱”從今年1月21日開通以來，每日的訪問量都超過10萬。

“老潘信箱”開通到現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已經在業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有很多網站找到中華英才網，試圖將“老潘信箱”鏈接到各自的網站，加強服務。

據悉，由資深專家提供免費的在線職業指導、谘詢，這在國內尚屬首例。業內人士認為，強化服務功能，這是互聯網的發展方向。

……………………

我因為討論人生而被迫改變了人生之旅的方向和歸宿。

如今，我利用互聯網又在與那些據調查主體年齡在18到24歲之間的年輕人們繼續著那經久的話題。

網絡從出現到今天，也不過短短十幾年時間，特別是在中國，起步更要晚些。在那些網絡應用較為廣泛的發達國家，在線進行各方麵的谘詢。在國內，中華英才網在其專注的人力資源領域率先做出了一係列舉動。從今年1月21日開通“老潘信箱”以來，已經接待了數以萬計的訪問。

“老潘信箱”開辟的論壇，是我在固定時間裏與上網者在線交流，回答有關的問題，並與網友們切磋。網友們暢所欲言各抒己見，不同意見針鋒相對，坦率而不乏修養，尖刻又不失禮節。這些帖子和來信，大多言辭懇切，直麵人生，而答複也體現了互聯網平等互動的特性，虛懷若穀，公平交流，理解不同的意見，鼓勵積極和有益的交流。

“老潘信箱”選摘

Amy女士：我在收入不高的國有銀行工作了10年，想換工作，可丈夫不太同意，我該怎麽辦？

答：

Amy女士，您好！

收到您的來信，謝謝您對我的信任。

“鐵飯碗”（盡管也不一定如此）固然很穩定，但也有其浪費時光的一方麵，我們的生命是有限的，將有限的時光耗費在這裏，可能未必是件好事，另外，您所追求的高檔的生活品質是合理的，也是應該得到大多數人的讚許和肯定的。我認為，與其在一個耗費時光的單位裏消磨生命，還不如自己出去闖一下。而且，所謂的鐵飯碗什麽時候就不鐵了，還很難說。

但是，這裏有幾個問題需要注意：首先，您丈夫的顧慮是有道理的，“一家兩製”（指家庭中一個人端鐵飯碗，另一個人下海拚搏）是比較安全的；其次，在考慮調換工作甚至跳槽時，最應該做的就是自我能力的測定，如果不具備下海的心理和能力上的充分準備，那麽還是要謹慎些，以免後患；再有，海裏也是風雲變幻，險象環生，並不是那麽理想，還要看個人的素養和應對能力。

希望您能按照自己的理想找到適合自己的生存和發展途徑，也希望您家庭和睦。

……………………

J君問：學非所用，前途不清，人生如何？

老潘，你好：

說實話，有些問題我確實也很困惑。以前你們討論人為什麽活著，或者說人生的價值是什麽，而現在我們搞不清楚應該怎麽活著。我現在在一家IT公司幹活。想當年我學的是工業設計，現在全沒用了?以後應該怎麽過？現在我想不清楚，我的同學很多也和我一樣，大家都是在一種無奈的狀態。不知你有什麽看法？請指教！

……………………

答：

J君：你好。很高興能在網上和你進行交流。

你說起搞不情應該怎麽活著，這使我想起了當年人生觀討論時的社會狀況，那時和現在你所講的情況也差不多，也就是說，盡管至今人生觀討論已經過去了20年，可是，人生觀問題作為一個經典問題一直困擾著一代又一代人，隻是其具體表現形式發生了變化。當年，參加討論時，我想，問題的提出比問題的解決更重要，有些事情（比如失戀殉情，雖然淵遠流長，但到現在也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已經成為人類遙遠的話題了。具體的，我也談不上指教，因為我和你以及你所提到的那些同學一樣，也還在思索和探究著，可能，答案遠非我們或我們以後的幾代人能講清楚的，就象我們的先輩們沒有搞清楚一樣（而這可能恰恰說明了科學的誤區和無能）。而且，以我個人的經曆，經受了可能稍微多了些的體驗，也經受了一些挫折和坎坷，但我還是想，既然活著，還是力圖把有些事情盡可能弄得明白點，既然我們的父母把我們帶到了這個世界（在這一點上，你和我同樣沒有選擇的權利），我們為什麽不利用這次機會呢？我想，思索是個痛苦的過程，可不思索也許更痛苦，不知君意以為如何？

不知我以上所言是否能合乎你的心意，請多多關照。謝謝。

……………………

一個網友是學理科並且從事科研的人，工作時沒有樂趣，問是否能根據興趣選擇傾情投入工作。

答：

您好！

首先感謝您對我的信任。我不知道我的答複能不能讓您滿意，隻能說我盡力而為。

我覺得，您的問題應該分為三個層麵來談。

一，       謀生和興趣是否應該分開？至今，工作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還更多的是謀生的手段，而非工作者個人興趣的著陸點，這是因為，一方麵，目前，盡管工作的設計者在做著種種努力，但眾口難調，很難在一項工作中將所有其中的工作者的興趣囊括窮盡，更不用說有些地方對工作設計根本不放在眼裏了；另一方麵，從個人來說，謀生就是謀生，興趣就是興趣，二者間是會有衝突的，這就要求工作者在此能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認知和調整，角色定位清晰。

二，       在工作中，能不能發現或培養興趣？很多時候，我們一旦認定謀生就是謀生，那麽就將自己放到了一個客觀上和結果上屬於被動的位置，在工作中將自己的興趣發展的諸多因素屏蔽掉了，而不去注意工作之中可能出現的與自己興趣相近之點或可能協調的機會，浪費了謀生與個人興趣之間互相趨近乃至趨同的時機，這是很普遍的現象，但很令人惋惜。事實上，很多看似無聊的工作中也蘊藏著興趣膨脹的空間，就看我們怎麽去對待了。

三，       如果自己真是一個很有創造力、很有激情、或者從性格、發展方向、愛好等，而與現在的工作相悖，一味囿於目前的崗位、工作環境和行業會使自己耽誤發展、心情不暢、沒有回旋餘地甚至忍無可忍，那麽就該考慮更弦易轍了。

不知這些答複是否另您滿意。

祝你在工作和興趣上都能如願。

……………………

閃電：我是一名既將畢業的職業大學的學生,過幾天我就要去人才交流中心了,但我對自己沒有信心,因為我是職業大學的學生.你認為我應如何去做?

……………………

答：

我覺得，從哪所大學畢業，這無關緊要。春節期間，我和幾個朋友談起來現在中關村的就業者，發現原來這個以高科技為主而被北大、清華等知名院校畢業生占據的的地帶，如今幾乎被聯合大學的畢業生趕了出去，這說明職業大學的畢業生也有很強的競爭力，而且，那些老牌院校很多比較保守，不象新興院校那樣更多地以市場為導向，在專業設置、課程設計、分配方法、就業指導等方麵都走在了那些老牌院校的前麵。所以，我覺得您根本沒必要為自己的畢業院校而有自卑感。

而且，比爾•蓋茨還沒畢業呢！

……………………

問：我內向且自卑敏感，幾乎完全把自己封閉起來，社會活動也不愛參加，總感到非常失意，總覺得自己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還特別想知道自己在別人心目中是不是印象很壞，有時別人一提到我的名字，就以為在說我怎麽怎麽不好，工作怎麽怎麽不行。有時我真想去看心理醫生，可是又怕別人說自己。我不知道自己怎樣走出這種心理狀態，請你指點一下迷津。謝謝！

……………………

答：

網友：您好！

首先感謝您對我的信任。

其次，請原諒我對您的稱呼，因為從您的信裏，我找不到相關的信息。

看了您的信，我以為，您的情況是屬於心理上的問題，出現了自我認知上的偏差，過於敏感，在乎別人的評價和議論，有些心理學意義上的人格病症的跡象。這樣，是很危險的，久而久之，會積重難返，把自己帶到一個精神崩潰的深淵。

應該說，我國對於心理學的重視程度是很低的，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也有意無意地回避著自己和他人的心理衛生健康問題，而這點恰恰是我們在如今變化多端的時代賴以存活和謀生的基礎性心態。如果這上出了問題，那就會造成難以挽回的後果，甚至使個人的一生瀕於坍塌，並連帶到家人和好友。因此，這個問題是理應引起我們高度的重視的。在國外，人們習慣了定期或不定期去看心理醫生，調節自己的心態，使自己保持良好的心理衛生狀況，排除掉一些壓抑和困擾自己的精神病毒，這是很正常的事情，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司空見慣的事情，不會引起別人的非議。而在我國，這對於很多不具備心理學常識的人來說，還是個禁區，也正因為這樣，有些病症隻能用很模糊和偷梁換柱的方法去界定和描述。例如，我們都出現過失眠的情況，這在那些醫學比較發達的國家，就可以說是輕度的精神病，而在我國隻能被稱之為神經衰弱，等等。

基於上述情況，我建議您最好去看一下心理醫生，不要顧及那麽許多。這裏，有一個權衡問題，就是您是想去除病症而積極健康地生活，還是畏首畏尾為了別人的緘口不言而使自己的現在與將來得以毀滅，我想，這是個很簡單的選擇。衷心祝願您能擺脫現狀，精神飽滿地投入工作和生活，因為，畢竟，我們還活著。

……………………

珊群：

老潘：我今年35歲，10前我畢業於北京體育大學。我取得過全國健美比賽第三名的成績。畢業後我曾在飯店的健身房做健身指導。後來因身體原因我退出了健身行業。後來我改學文秘，考體院前我曾做過二年秘書工作。我也在一個公司做過秘書。但那個公司倒閉了。我現在雖說老公很有錢。但我還希望我能自食其立。我不想天天在家裏。我沒小孩子。我看上去很年輕，就象23左右的。但要跟人家說出我實際年齡，就沒人要我，我雖說不缺錢。我還有工作做。我不想閉著。你說我該如何是好？

……………………

答：還是應該有自己的工作。

從自己來說，如果成天到晚在家呆著，會使自己的進取心和責任感下降，而且慢慢地會使人很懶散甚至厭倦，對於變化很快的時代和社會失去應有的敏感和適應能力，把自己封閉在家庭的小範圍裏，最終可能導致心理上的畸形（當然，這樣說可能言重，但的確是一種可能的方向）。另一方麵，如果人的一輩子就這樣看到了終結，看到了我們到這個世界上的能擁有的一切，好像也沒有了新奇和振奮，也沒有什麽意思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個女權主義者，即使不是，女人也還是應該有自己的空間，而不應該把自己的一切都托之於老公或者其他任何人，畢竟，你就是你，而不是別人所能取代和指使的，無論從觀念、行為還是生活方式上都是如此。

說到年齡，我想你去過的單位都是一些在就業水平上較為原始的地方，具備很簡單的年齡等個人自然條件的歧視，這是應該受到譴責和製裁的，我們姑且不去理睬之。其實，未必所有單位都是這樣，可以廣泛地尋找一下，比如在中華英才網的兼職貼中放上你的情況，或者利用報刊登載求職信息。

既然收入對你來說不是很重要，更多的是為了與社會發展在心態、知識與節奏上取得相近乃至同步，那麽可以直截了當地提出薪資要求並予以說明。當然，也不要讓那些想在員工薪資上占便宜的人鑽了空子。

……………………

問：最近我很鬱悶，我的老板虐待我， 我的女朋友小燕兒也飛走了。我想搶銀行，可是不

敢，我相當騙子，可是不會！ 我想做白領，可是不懂！我相當三陪， 可是不靈。

人生的路啊， 為什麽越走越彎...

……………………

答：既然選擇了生,就要為此付出點代價

我非常同情您的處境,也理解您的苦悶,我想，換了我處在您的位置，也會感到無所適從的.

可是，我以為，第一,生活未必都能像我們所想象的那樣,一片光明，也不會總是那樣昏暗,

而且，既然我們選擇了生,還是為此付出點代價.其次,在考慮任何讓自己從這種狀態裏擺脫

出來時,可選的一定是能使自己進取積極地活下去，而不是違法亂紀殺人越貨等為人類所不

齒的行為.否則，自己作賤自己,還把其他無辜牽連進去,這樣做不符合社會的基本規則,很可

能要受到譴責和製裁.因此,我勸您還是慎重些.

……………………

珊群：

老潘，我是珊群，謝謝你給我的回信，我又找到了自信。希望你以後有什麽關於減肥的問題，我可以幫助你。我覺得在減肥方麵我算得上是位專家吧。很想和你認識。有空呼我。

……………………

答：謝謝你的關心。

我已經過了四十歲，可體重一直在70公斤上下，總也胖不起來，好像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我身上非常難得體現，總是一副非洲難民的形象，有礙觀瞻，我真怕哪天被市容的給轟出去……玩笑而已。

……………………

嗬嗬。

俺與前麵記者的電子郵件來往內容。

劉溜：好久沒你的消息啦。稿子我看看吧。

……………………

劉溜：

拜讀了稿件。

有個問題得說明一下。你知道，目前媒體絕不會讓我這樣的人介入其中。實際上，我周邊的同事、特別是頭頭腦腦都不知道我的過去。如果知道了，我的飯碗注定就會砸掉。

因此，可以說我在給幾家電視台的欄目做策劃，但不要具體說是哪一家，好嗎？這主要是考慮到我的生計。而且，即使說明了哪個欄目，對文章的貢獻也沒有多少影響。這隻能算是我的請求了。

老潘

……………………

人生觀討論與我的20年

文/潘禕

成為“潘曉”

1980年，我在北京經濟學院經濟數學係二年級就讀，專業是計算機程序設計。

此前，我的父母都支邊在青海省大通縣，我在北京寄居在親戚家，性格也因之而變得孤僻乖張。考上經濟學院後我從親戚家把戶口遷到學校，徹底離開了親戚家。

1979年除夕夜，校園外的爆竹聲響成一片，而校內漆黑一團，隻有我在的宿舍亮著鬼眼似的燈。那時，極度的孤獨和絕望充斥了我的所有，整天便在雪茄煙和烈性酒裏昏昏沉沉。這樣的狀態愈演愈烈，直至是年5月31日晚，學校組織的第一屆“紅五月歌詠比賽”正進行得熱鬧時，我在操場上喝下了濃縮的來蘇水……

據後來同學告訴我，係裏早就發覺我的情緒不對，派了人遠遠地盯著。看到我倒下，幾個人飛奔過來，抬起我就往校門口跑。那天也非常湊巧，朝陽醫院外科、口腔科、職業病科都是主任值班。後來據醫生講，如果有一個人當晚不在，我也就沒了；而且，如果不是一個在當時還較為稀缺的大學生，也可能就不救了──因為我已停止呼吸約30分鍾……

如此，在經濟學院那麵積小得可憐的校園，我的事成了一個非常的事件。我也成了一個“問題”學生。隻有校團委書記李慶kun對我很照顧，多次找我談話，對我表示理解和同情……

1980年4月7日午休後，輔導員程大省到宿舍找我，說是一個雜誌社想了解青年的思想狀況，到校召開座談會，係裏讓我去參加。我到會場後，剛在門口落座，李慶kun就來對我說，雜誌社的編輯要找我單獨談談，說著把我領到了會場隔壁的辦公室。裏麵笑容可掬地坐著的，就是後來與我結下忘年之交、當時在《中國青年》社思想教育部的馬麗珍。

她說，是學校向雜誌社推薦了我，說我輕生厭世，說我的思想和我的年齡很不相稱，一些言語在青年裏具有普遍性。我先滿懷戒備地聽著她的敘述。後來就跟她胡說八道，語不驚人死不休地直說得口幹舌燥，從下午不到兩點說到了六點多鍾。談話間，她說起她也是江蘇人，常州和宜興挨著，我們也算是老鄉了；她的女兒上初中，但外語不好，能不能讓我利用業餘時間給補習一下；我可以把她的家當成自己的家，有空就到她家去，至少可以變換一下口味……

周日，我真的去她家吃了家鄉飯，補習了英語。她讓我把自己的人生觀轉變過程寫一下。 吃人家嘴短，我就寫了。

再去她家，她說，編輯部已經決定搞人生觀討論，看了我寫的那個玩藝，認為比較具有普遍性，不知我敢不敢拿出來讓青年們討論。

死都不怕，還怕什麽討論？我說。

再去她家，她說編輯部把我的那個玩藝，連同另一個女青年的什麽文字，搞成了一篇引發討論稿。油印的稿子在這，你看一看。我拿著那個油印件，到了當時在中國財貿報上班的堂兄那裏，請他看了。他說，如果雜誌社發這樣的稿子，膽量不小；你在其中沒有什麽重要位置，應該問題不大。

於是，在不久後，“潘曉”出世了。

“自動退學”

學校得知我參加了這場討論，變本加厲地找茬。程大省帶我去安定醫院作檢查。一個實習醫生在聽了程對我病狀的描述（此處有一張大概是98年我在馬麗珍家與她的照片。下注：20年的忘年交：1998年12月，潘禕和馬麗珍在一起。）並與我交談了不到五分鍾後，就讓我出診室，交給了程一張我很久以後才看到的診斷證明：“重型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學校據此命我休學一年，並委托我堂兄陪同我回到青海。人生觀討論開始時的那幾個月，我在青海無所事事，隻是與黃曉菊、黃帥寫些書信聯係。

我在青海呆著，越來越感覺不對勁。暑假中，我返回北京，校方不準食宿。我白天在《中國青年》社解決膳食，晚上像賊一樣溜回宿舍。開學後，在雜誌社的幫助下，再與校方就複學展開交涉。學校又帶我去安定醫院，找了主治醫生，這次斷作“精神憂鬱狀態，建議試行複學”……我走進課堂，已是11月下旬，大半個學期過去了，可學校仍讓我跟班考試，我自然不能考好……

1981年1月放寒假，我再度回青海，父母對我的情況非常焦急，背著我給我的係主任寫了封信。2月2日，經濟學院黨組給我父母回信，大意是：“我們收到你們的信，經研究同意你們提出潘禕同學以自動退學的要求……”此後，就收到了學校關於我的退學決定。就這樣，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學校推薦到了那場討論中，又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學校轟出了校門。

盡管家裏告訴我，如果我不自動退學，就要被勒令退學，那樣就一輩子都完了，這樣做是為了我好。我還是很氣憤。我對家裏說我要回北京，要再度就此事討個公道。家裏很是怕事，把參加討論說成是我無知和衝動的結果，不希望再有什麽意外發生，希望我能留在青海就業。當時記得最清楚的一句話就是“哪兒的黃土不埋人”。但我就像被活生生地埋了那樣憋氣。我那個從來不會認錯的家長得知我的決定很是生氣，便宣布自此與我脫離關係。

我隻身回京，馬上就遇到了實際的問題，如食宿、學習、就業等等。開始時，我住在北京火車站候車室。一次，我發高燒，連續三天滴水未進，更沒有食物充饑，隻是自己倒在長椅上昏睡，到了第四天，才扶著牆到盥洗間喝了些涼水，回到那椅子上繼續坐著，直到退燒才走出候車室。在候車室總共住了不到十天，最後一個晚間的淩晨三時許，在睡夢中被一片嘈雜驚醒，看到幾個警察在查票。輪到我時，一個年輕的警察用電棍對我指指點點，聲色俱厲地叫我拿票，我說沒有，他不問青紅皂白地用電棍朝我身上揮舞著，我氣急了，大聲質問他有什麽權利打人，把整個候車室的人都吸引過來看熱鬧。帶隊的警察過來，問明我的情況，解釋了沒有票不能在此留宿，次日起不要再來了。

此後很長一段時間，我在立交橋下坐等天明，或是在前三門高層建築裏的樓梯拐角處蜷縮著，聽到有人來，趕緊開溜，以免被當成什麽人扭送到執法部門不明不白挨頓臭揍。

那個時候，我每天的生活費隻有6分錢，也就能買一個火燒。實在餓得不行，我就到餐館裏去，等人家吃完了，趕緊吃點剩飯剩菜。

複學的事終被當成了癡人說夢。學校的黨辦主任告訴我，不要找經濟學院打官司，你的處理決定不是學校做出的，而是經過上邊批準的；你如果想打官司就應該找《中國青年》雜誌社去打！

多年後，我父親給我看了當時經濟學院經數係給他的一封信，主要內容是：“關於您的孩子退學一事，已於3月12日辦理完畢。潘禕可能想不通，他曾向中宣部、教育部反映過情況，領導上也很重視，經再三研究認為作自動退學處理比較合適……”

團中央信訪處和《中國青年》雜誌社馬麗珍專門為了我的事找到我在京的親戚處，請求能讓我留宿，遭到拒絕。我的戶口萬幸還是落到了我的親戚家，但所在街道辦事處很明確地說我不能享受待業青年的待遇，隻能與那些勞改釋放人員同等對待。

我自己隻好在某建築工地偷偷當小工，搬磚和泥，賺取點勞務費。馬麗珍的丈夫也為我找了個夜間看大門值班的活，幹了十幾天。最後，還是團中央、雜誌社馬麗珍與當時身為全國青聯委員的北京第一家賣大碗茶起家的張占英聯係，為我在前門聯社安排了當裝卸工的工作，住在倉庫裏。

在那段時間，我也曾經想能參加什麽自學考試――流浪中的考試。為此，我還致函北京大學陳岱蓀先生，講了我的意圖，並希望得到他的指教。我很榮幸，得到了他的回信，言辭懇切用心良苦地為我一個經濟學的門外漢指點迷津，開列了一些必讀的書目。

入獄

1983年10月11日上午9時許，兩個表情嚴肅的男人來到我所在的前門聯社，拿出一張傳票，讓我簽了字，然後左右夾著我上了吉普車。

我知道是為了什麽－當年5、6月間的一天上午，我和司機到廣安門車站提貨，司機在我裝完貨後去驗票時，偷了一塊放在貨場上的焊錫。車開出門後才對我說起，要我為他保密並直接將那玩藝送到了他住處附近的一個人家。中午，他叫我跟他到那個人家去拿錢，說是可以拿出一半借給我買英文打字機。

8月份，嚴打開始，他又找到我，再次請求我為他保密，並說如果事發我們倆一起承擔責任比一個人要輕。我那時是完全的一個法盲，又講義氣，就答應了他。

到了預審室，我就按照事先與司機的約定講了。沒曾想，卻被送進了看守所，一呆就是8個月。

自第二次提審開始，我就將真實情況予以陳述，卻被聲色俱厲地斷定成不老實。我提出要請律師辯護，但法院和看守所工作人員的置若罔聞和自以為是剝奪了我依法擁有的辯護權利。

1984年2月29日，我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

3月5日接判決書那天，我被叫到法院的一個辦公室。一個樣子很和藹的女人找我談話。她說她是北京法製報的記者，“嚴打”在這裏幫忙，受領導委托想進行犯罪調查。當我說我並沒有犯罪時，她好像並不吃驚，隻是進行著例行的采訪。

後來，我在執行單位看到了她寫的文章，發表在1985年第3期《文明》雜誌，題為《潘是怎樣走進“死胡同”的》。這篇文章，將我寫成個一貫自私的人，說我的進監獄完全是“自我膨脹”的必然。

我對這種行徑很是憤怒。為此，冒著被認為是不認罪服法而受懲罰的風險，滿腔激憤又不無偏頗地寫下了萬言書《一個在押犯的自白》，轉出來交給已落實政策回到北京的家人，希望能找個報刊發表，證明我的清白。但是，以我家對於這種事情的慣常思路和處理方法，這份《自白》現在還躺在我的抽屜裏。

從1983年10月到1984年5月，我在看守所過了八個月，其間除了接受提審時能見到陽光，其他時間都關在屋子裏，臉色煞白。到了勞改場後，又整日暴曬在陽光下，進行隊列訓練，紀律教育，下大田幹農活。因為個高，排隊在前，我被任命為小組長，幹活要比別人更多些。後來，因為勞改態度尚可，又算個知識分子，我被調到了勞改場教研組，給犯人教初中和高中數學。

教學中我意識到作為培訓者的我接受培訓的重要性，便尋了個北京人文函授大學，請家人報了名，在獄中開始了該校法律係的學習，並在1987年取得了結業證書。

服刑期間，我與世隔絕，隻是從書報上感知社會，以致於刑期將滿時，我非常恐懼於即將出獄。我擔心自己會像一個傻子那樣隻是個時代和潮流的局外人。

出獄之初

1987年4月10日，我邁出了監獄。

我從父母口中得知，他們在我出來之前很久就著手聯係我的就業，但難度非常大，隻為我找到了些抄寫信封的活在家裏幹，每個信封1到2分錢。

我的第一份外出工作的機會，又是馬麗珍給找的。她這時已在中國婦女雜誌社工作，她的一個同事的愛人在中國農科院就職，幫我找了一份給實驗室刷瓶子的活，1個1分錢。

我的第二份工作還是馬麗珍給找的。當年曾參加人生觀討論的一個人此時在《走向未來》叢書的編委會裏負責，我被介紹去做些跑腿打雜之類的編務。

1988年，我結識了校友賈湛。他在北京當時很有名氣的某函授學校任職，並與一群人在搞《20世紀文庫》《現代文化叢書》等學術譯著。我加入了其中。後來，他自己搞了個企業管理研究所，主要出版《企業家叢書》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著作叢書》。我在獄中讀的大量書籍此時派上了用場。我被指定為叢書的編委，雖然報酬很可憐，但畢竟是興趣所在。這樣，經過一年的努力，我從抄信封度日涉足進了文化圈。

在企管所的兩三年中，我最自得的業績是，從一個搞發行的門外漢，楞把一本400萬字的《中國勞動人事百科全書》發行了10萬冊。

1991年後的幾年，我先後在原《中國青年》總編輯關誌豪退休後辦的《科技經濟縱橫》、人民日報文藝部辦的《大地》、新華社辦的《中國名牌》等雜誌社做過發行負責人，但由於種種原因，皆非順心如意。離開發行這一行後，我開始在各種官辦的、民辦的、合資的公司間頻繁跳槽，管過人事招聘，當過廣告經理，做過副總、總裁助理等等，學到了些現代公司運作的知識。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曾在一個假合資公司做過總裁助理。在此的經曆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一些感觸。我後來給很多報紙寫稿，曾寫過關於能不能和老板交朋友、與老板共事的原則、朋友能不能一起共事等文章，其靈感和體會大多來源於此。

1998年，很偶然的機會，我結識了北京做人力資源的一幫編輯記者。開始時，我隻是幫他們在電台做些人才節目，而後就更廣泛地為他們寫些這方麵的稿子。不知不覺中，我就很不情願地成了一個自由撰稿人。而我過去不經意間從事的招聘麵試工作的經驗以及自己四麵八方去求職的經曆倒為我在這一行說三道四提供了很感性的素材，傻嗬嗬地我又成了個冒牌的人力資源專家。今年，因為朋友去了中華英才網，我便應邀在那上麵開了個“老潘信箱”，回答求職者和職場中人的各種問題……

二十年前我因為討論人生而被迫改變了自己人生之旅的方向和歸宿。如今，我利用互聯網又在與那些據調查主體年齡在18到24歲之間的年輕人們繼續著同樣的話題。或許這是我無法打破的一種宿命吧。

……………………

河南南陽日報1995年6月12日

心跡囈語

潘禕

獨自倘佯世上，地球執著地在腳下打發時光，人頭攢動的芸芸眾生之中，依然孑然一身，動蕩飄泊三十餘載，未能有自己的天地空間。雖然這不可畢功一役，“真愛情的道路決不是平坦的”“的之，吾幸；不得，吾命”，卻多想有那相互適應，相互補充，相互依存，相互萌生。那不隻是一場婚姻，更有一蔟愛情。

茫茫人海，幾多相識，進而幾多相知，終究相愛的更是寡鮮，多少人依賴於古舊的相親方式，媒妁在信息傳遞中已造成了失真和隱患，省略或濃縮了相識－相知過程。目的性強，有意無意揚此抑彼，隻表現討人歡悅的一麵，若不能共同生活則行若路人甚至反目成仇，若有結緣契機（多隻是幻想）則匆促過場，隨著共同生活的開始及相處時間的延續，各種鮮為人知的缺點毛病逐漸展露，造成彼此不能接受與容忍，結果或僅存於名義而同床異夢，或分崩離析各處東西。事實上，多少人成婚後具備了為他人妻、他人夫、他人之父母的心理準備與資格？

角色的錯亂也導致了悲劇的結果，於此，病態的文化教養、價值取向與生活方式成就了病態的自尊。誠然“不幸的人被愛不去愛人，最不幸的人愛別人卻不被愛，最最不幸的人被人愛卻不能愛人”，春蘭秋菊、小橋流水、細雨迷蒙、大漠煙直。

總是這樣無畏剛強，總有那般獨傲自好，總會迎來明日風光。

花自飄零水自流，無妨見仁見智。“遼闊的宇宙，宏偉的人生”，淒淒芳草，迎風起舞，水天一色，風月無邊，淩浩渺之萬頃，歎吾生之須臾。沉浮遞嬗之中也許幾分調侃……自己是自己的主宰，並非一段程序、傀儡，他人的複製品。

渴望擁有一片淨土，一抹天露，一個樸實而豐富的空間，一種絢麗而清純的生活。渴望與人一同賞慕露滴的晶瑩，共同描繪發人深思的未來，共同挽起激動人心的世界。是就是一個開始的結束，也是結束的開始，將是刻骨銘心的懷念與憧憬，將是獨有的令人振爽的關愛思戀，將是充滿情感的深刻與悠遠…… ?

……………………

《中國青年》97’NO.1封麵【當年的潘曉有話要說】本刊“我不停地奮鬥，為什麽成功卻離我越來越遙遠”的大討論讓潘曉再也坐不住了，這位16年前那場人生觀大討論的主角今天要說些什麽……

奮鬥就是我們的生活－－“潘曉答李明益” 文 潘禕

16年前，我和黃曉菊以 “潘曉”的名字在《中國青年》雜誌上提出了“人生的路：為什麽

越走越窄”的疑問，因此掀起了一場使一代人無法忘懷的人生觀討論。那時，我們剛剛開始擺脫思想的禁錮，似乎一切都在變，以致否定的速度成了文明進步的標尺。在紛紜多變的社會中，許多以往遮蓋在堂皇的外表下的醜惡開始顯露出來。我感慨世風日下，命蹇時乖，人心變異，我為自己今後要走什麽樣的路而感到迷茫。作為一個沒有什麽背景的青年，現實讓我感到壓抑，可是我又不願放棄理想而與現實妥協。我奮爭了，呼喊了，但是這種壓抑與焦慮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使我的生活變得不順利而溢滿艱險。果然，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不久後被迫綴學、流浪、入獄。為了生存，我看過大門，當過搬運工，一次要扛200斤重的麻袋，也刷過瓶子，搬磚和泥，在都市裏追求著每日六分錢的生活水平，寒夜裏要在火車站候車室和立交橋下坐著苦待天明。我在大學時曾因悲觀厭世而自戕，之後又不斷地遇上各種生存危機。我所以能殘喘至今，大概還是理想主義的緣故。

談到理想主義，這大概就是李明益們，也是我“不停奮鬥”的重要原因，因此我更能理解李明益內心的痛苦。對於日漸稀缺的理想主義者而言，生存與奮鬥在活著的意義上幾乎是等值的。換句話說，奮鬥基本囊括了我們的所有。象李明益一樣，我不管是在流浪，在獄中，在街頭，還是在工作的單位，都不斷地讀書，涉獵了很多領域：哲學、經濟、法律、曆史、宗教、軍事、心理、音樂、體育、政治、文學……這已經成為慣性或者說成為了生存的需要。盡管我現在從事的工作學術研究，但讀書本身即是目的以及其中的樂趣與我相伴久遠。同時我也在新聞、出版、公關、廣告、書刊發行、機械加工、房地產、軟件營銷等領域一試身手。不停地探索，不停地奮鬥，漸漸地在行為上把自己與周圍環境協調起來，讓自己更能適應社會的變化。這期間，反思、借鑒、類化、觀摩、勇於實踐也勇於失敗，都成了我個人生存與發展中的必要內容。如今，我能泰然麵對各種事態與結局，而不會再去理會人生之路的寬窄有無。

但是說到成功，我想，李明益在為不停地奮鬥卻離成功越來越遠而痛苦時，我卻認為這本身就已說明了社會的一種進步。16年前的青年感慨的是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而今天的青年痛苦的是難以成功，一個是因為缺乏選擇，一個是因為無法把握。回過頭來看看，這正是16年來的巨大變化。改革開放以後，對於我們每一個人來說，自我實現，自我成就的機會大大地增加了，盡管許多方麵仍不盡人意，但是每個人生存與發展的環境確實寬鬆了許多，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誌向以及對自己的設計與定位來謀求最佳的兌現，隨著經濟的發展，在我們麵前，就業、成才、致富、崛起等方麵的機遇層出不窮（當然，與之對應的失業、失意、破產、敗落的機遇也是如此〕，這時就要看我們自己了，關鍵在於是否能敏銳覺察充分把握合理利用之。

我們都想衝出讓我們不滿的生活圍城，因為我們有理想，有熱情，有一顆年輕不安的心。但是誰能保證我們的成功呢？16年前“潘曉”之一的黃曉菊，她的經曆與李明益有相似之處，她離婚，被解職，闖海南，赴深圳，拉過廣告，也曾跪著給日本人擦地板，至今仍在做推銷員。與李明益不同的隻是，她是城裏人，李明益來自農村。但是從她們的奮鬥經曆和遭遇來看，城裏人殺出圍城的難度不比農村人小多少，而且曾經走出圍城的人也隨時有可能被重新打入更加艱難的困境。

是的，我們是不停地奮鬥了，而且我們奮鬥的故事足以讓聽眾驚訝和激動，我們的境界足以讓善良的人們同情，那麽，我們是不是就有了向人們傾訴自己沒有成功的委屈的理由了呢？

換個角度想一想，什麽是成功？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由於經曆、環境、素質、性格等各種因素，每個人設定的成功標準可以大相徑庭，就我個人而言，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成功，盡管我曾參與和策劃了多種影響很大的叢書的出版，先後有過一些令人羨慕的職務，如今是一家集團公司的總裁助理和廣告公司的副總經理，但是當我麵對那些自得其樂的小攤販、大學校園裏年輕的學生。在城市裏辛苦勞動的民工，這時我就不會認為自己有什麽成功。比起16年前，我除了依然保持了激情和活力之外，隻是更多了一些沉穩和應對外界事物的膽識。如果說什麽是成功，對我而言，這可能就算是吧。

我們還可以把成功分解開來成為若幹片麵性、階段性的子目標，然後再尋求適當的途徑去接近。李明益說她學了些“屠龍之技”，這隻不過是一些謀生手段，但這些對她目前處境的改觀並沒有產生什麽直接的影響，她因此而痛苦。其中，主要的問題可能是在自我定位。如果目標高遠但不切實際，自然會產生動機與效果、理想與現實、手段與目的間的巨大差異。而這種差異的曠日持久使挫折積澱下來，失望就會更加沉重，難解命運何以對自己如此不公，悲怨與憤慨因此不斷。實際上失敗真的不算什麽，一生沒有挫折的人幾乎沒有，關鍵看你是不是能在跌倒後找到原因，及時總結才能不斷進取，而重蹈覆轍往往是盲目追求的結果。我們說應以認真做事踏實做人的原則為前提，學會製造、捕捉和利用各種機會，這確實是老生常談，可是真要是能做到，對誰來說都會是受益匪淺。再深一步想想，奮鬥就一定是為了成功嗎？奮鬥的快樂其實就在於奮鬥本身而非結果。我倒認為，如果一個人奮鬥的目的性太強，奮鬥就會成為一場賭博，成則喜不自禁，不成則怨天尤人。特別是當我們經過風雨見過世麵之後，應該有了一顆對待結果與回報處之泰然的平常之心，畢竟我們奮鬥過，而且還要奮鬥。

李明益是幸運的，她碰到了張老師，張老師給了她十幾年的關懷，目睹了她的坎坷不幸，為她分擔著困惑痛苦。我也是幸運的，16年前那場大討論的組織者之一、《中國青年》雜誌的編輯馬麗珍也是16年如一日地關注著我，在我得意之際，在我落難之時，始終無私地給予我支持。這些都超出了她們的職業範圍，於此，我向她們致以發自內心的崇高敬意！每想至此，我個人對成功與否的思慮就會顯得那麽沒有價值。

我們奮鬥，因為奮鬥就是我們的生活。

……………………

1999年9月7日《一周便利》第5頁【本刊主打】

大學，想上就上

 ——高校擴招對你和你的孩子意味著什麽

 文/洪剛

19年前，“潘曉”以《人生的路啊，為什麽越走越窄》引發人生觀大討論，作者之一潘禕卻因此丟掉了大學學籍。潘禕目前正在向北京經貿大學申請恢複學籍。潘禕說，當年他考大學時是18個人錄取1個。如今，潘禕對他正上幼兒園的兒子說：“以後你上大學不會那麽費勁了，想上能就上！”

今年的高校擴招規模雖然遠未如人們預期，但仍引起空前反響，北京地區擴招了1.1萬人，4.9萬考生錄取3.6萬，一些酒樓已然為興奮的學生們準備出“謝師宴”的菜單。

不過，北京仍然有1.3萬人沒考上大學。如果他們願意多付一些錢，他們是否也應該有大學上？

▲你體會到市場的生長速度麽？

在國內一片“市場疲軟、需求不足”聲音中，國際上一些經濟學者驚奇地發現，中國有一種巨大的需求潛能尚未開掘，這就是以高等教育為中心的非義務教育市場。中國經濟景氣中心的一項調查表明，我國城鄉居民儲蓄的10%準備用於教育支出，以6萬億城鄉居民儲蓄餘額計，這是6000億元人民幣！

經濟學家鍾朋榮說，既然有那麽多應屆高中畢業生考不上大學，既然有那麽多家長願意掏錢培養小孩上大學，說明對大學的投資回報率是很高的。隻要放開投資，許多人就寧可將資金投向辦學，而不是投向VCD、洗衣機或造酒廠等。

在此背景下，作為啟動內需的重要手段，非義務教育產業化得到了高層重視。今年3月份的“兩會”上，朱*F基總理在其《政府工作報告》中即明確提出，要推進非義務教育產業化的進程。今年的高校擴招應該看作這一進程的步驟。

雖然高校僅僅擴招30%，但已經令市場人士大跌眼鏡。因為，許多著名大學在媒體上破天荒地打起了廣告戰、新聞戰。清華、北大都宣稱自己招到了多少多少尖子、狀元，華中理工大學的廣告充滿煽情味道（他們在報紙上以半版麵積刊登了一幅彩色照片，標題是：“媽媽，看看我在哪裏”）。廣告業人士說，以往的教育類廣告多是報紙上填中縫的小塊專欄或分類廣告，今年一下子火起來，令他們措手不及。

為爭取生源，有些第一批錄取的院校把不是第一誌願的考生錄取了，北京工業大學更試點進行“二次高考”，從落榜生中再招學生。不過《中國青年報》也報道說，今年大學擴招中有一些不諧音值得警惕：有高校利用自己與當地教育部門的獨特關係，實行生源“壟斷”；有高校開出種種“免學費”、“包分配”、“送出國”等誘人承諾，拉生源；還有高校悄悄與有關方麵“聯手”，不讓生源分流，將生源集中在幾所好大學、好專業，致使艱苦行業生源奇缺。如今年北京的地質、礦業、農業等大學，在安徽省都遇到生源不足的問題，一方麵與考生觀念有關，另一方麵也與生源市場的競爭機製尚不夠科學、規範、健全有關。

市場人士指出，廣告戰、新聞戰的背後是生源大戰，這是市場資源配置的需要。一次擴招的反響即已如此，隻要政策放開，高教市場的生長潛力可見一斑。

 ▲大學生多會導致人才浪費嗎？

上大學越來越容易，文憑會不會貶值，人才會不會過剩？大學畢業生找工作的難度在加大，高校擴招是否會導致人才浪費？有一種觀點認為，大學以上文化程度者在社會中應該保持一個恰當的比例，應該與社會生產的需要相符合，過猶不及，過剩是浪費。

社會學家鄭也夫則認為，這種說法沒有看到社會需求的兩重性。一方麵是社會生產的需求，即職務、位置對高等學曆持有者的容納量，另一方麵是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和願望。後一需求才是更真實的需求，才是市場的本質，而前一“需求”更像是計劃經濟中的主觀現象。

鄭也夫說：在嚴格的意義上，過剩是浪費。但哪一種選擇沒有浪費呢？一個落榜生第二年再考不是浪費嗎？而最大的浪費莫過於競爭過於激烈使得一代學子將學分置於真才實學之上。究竟是不是浪費最好交給個人個人去判定，交給市場去配置。市場貌似浪費，實則是效益最高的製度。

就現實而言，大學畢業生找工作難，主要表現為兩種現象：其一是找“好工作”難，這與個人的能力和價值趨向直接相關；其二是幾年前的一些“熱門專業”一下子畢業生太多，有些供過於求。這與考大學時的選擇有關。

專家認為，“寬進嚴出”將是今後高等教育的改革思路之一，因此，在大學裏學些什麽將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們給您的建議是，根據專家開列出的未來人才需求設定自己的求學方向。

（見資料一）

▲一定要上名牌大學嗎？

名牌大學的文憑具有較高的“含金量”，這幾乎是一條定理。不過，你可以去北京所有的中學調查一下那些考上大學的學生，在他們大學畢業10年之後，事業最成功的人當中，有幾個是中學時的尖子生？

海澱區重點中學理工大學附中（過去的名稱是京工附中）1983屆文科班的尖子學生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至今不過是一家報紙的部門負責人而已，而該班那些隻考上二外、人大一分校等普通院校的學生，如今除了在國外的，要麽是年薪二、三十萬元的“高級白領”，要麽是一個什麽公司的“總”，車子、房子、票子都遠強於那位“尖子”。

以市場經濟價值觀而論，賺錢能力是檢驗人生價值的最重要標準，一個人的“含金量”多少，未必與他所上的大學是否名牌相關。名牌大學可能是一塊敲門磚，也僅僅是一塊質地比較好的敲門磚而已，起薪可能高些，但是，真正成功，還要看個人的努力以及職業發展趨向。

▲出類拔萃，還是作一個合群的職業者？

在望子成龍式家庭氛圍中長大的中國人，總是在遇到極大的困境時才學會務實——雖說我們的祖宗早就有“識實務者為俊傑”的說法。

專家們認為，過去中國的教育都是“精英式”的，以培養專才為目的。人大，“第二黨校”；北大、清華，“科學家的搖籃”。國外說我們的高等教育是培養9名科學家、1名工程師，從現實來看，市場經濟需要的是9名工程師、1名科學家。

今後，更容易的高等教育應該為社會培養更多“通才”。

其實，如果他能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就可以了。如果他擅長處理人際關係，這會比他有10個名牌大學的文憑更容易幫他找到一份工作。

未來的企業都是老板開的，那些不能變成錢的專業知識對老板沒有意義，清高高傲的人沒有老板喜歡。你如何證明你是“惟一”的，不可替代的，這才重要。

▲去拿洋文憑，還有意思麽？

北京今年的托福考試火爆異常，除與考試方法即將改革有關外，出國留學熱度再次升溫也是重要原因。隻不過，現在許多學生出國留學已經不必完全指望國外大學的獎學金了，他們的父母付得起錢。若以每人每年花費10萬元計算，每年至少需數百億元。同時，這還在客觀上導致外匯“黑市”的興旺以及大量外匯流失。

英國首相布萊爾對英國的一些大學校長們說，你們要看好中國這一市場。自1998年以來，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紛紛舉辦國外教育展，展覽的目的就是招人，招錢。據統計，1997年有1700名中國留學生拿到了赴澳大利亞留學簽證，1998年3100人，估計1999年超過6000人。

經濟學家魏傑詰問道：“讓中國的錢流向外國，刺激外國的消費？”他認為，教育也是一種消費，對教育的選擇是不分國界的，哪裏有良好的教育條件，哪裏就不用擔心招不到好的生源，如果將高中後教育的需求在國內轉化好，那將是一個非常大的市場。

出國拿“洋文憑”總是不容易，近年國內也興起考“洋證書”熱，包括MBA及各種各樣的考試、證書。業內人士認為，從“藝多不壓身”的角度講，這些“洋證書”都有一定意義，但它們很難獲得官方機構的認可，若要為職場接受，恐怕也尚需時日。

▲中學生出國？

今年年初，上海發生的32名14歲至17歲赴美國小留學生“集體失蹤”案提醒人們，中學生出國留學現象已經非常突出了。廣州的報紙曾以大字標題報道：“小孩留洋一年流走10億元”。那還隻是廣東地區，如果以全國計算，數百億之多。

據說，許多家長把孩子送出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國內高等教育擠“獨木橋”。如果在國內同樣可以花錢上好學校，家長們還一定要把孩子送到國外去麽？

中國人總是十分奇怪，孩子在家，上學都要接送，無微不至。放到國外去，居然就放心了。心理學家提示：沒有家長照顧的孩子，有孤獨感，一些孩子行為叛逆，容易誤入歧途。

 ▲為他攢筆錢？

上大學的難度與上大學所需的費用成反比。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北大、清華、人大等頂級名校的每年學費不過三、四千元，但北京工業大學的一些擴招專業卻需要每年10000元。國外的名牌大學學費高昂，如果想要國內名牌大學的門檻降低，恐怕也要從人民幣上找齊。

最近的一項調查表明，雖然有一些銀行開始開辦助學貸款，但多數學生還是寧願要家長的錢來“安心學業”，家長們也覺得天經地義。不過，如果從教育的意義上說，大學教育實際上屬於成人非義務教育，你的孩子在大學裏要學到的最重要的知識應該是方法，包括在社會中生存的方法。因此，讓他們負一些將來去償還的債務，或者讓他們付出一些打工賺學費、賺生活費的辛苦，未嚐不是件好事。

隨著高教產業的迅速推進，企業讚助、金融支持、互助基金……求學經費問題會越來越容易解決。如果你不是錢多得花不了，我們建議你不必再為孩子準備上學的錢——到時應該讓他自己承擔這些。

中國人總是這樣，苦自己，為孩子奔，代代相傳，永無翻身、享福之日。其實，你要圖什麽？你認為你孩子將來真的會孝順你麽？……

（關於銀行提供的留學、助學貸款情況見資料二）

最後，我們想說的是，當你的孩子去上大學，意味著他從此離開家了。他的成長速度會超出你的想象力，就像市場成長的速度從來都超出人們的想象力。

我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你不必費勁心思成為未來學家、市場專家，你孩子上大學會越來越方便、容易。

資料一：

 未來的中國需要什麽人才？

中國需培養哪類人才？

國家人事部根據各類全國性專業協會的有關統計資料，預測２１世紀初我國急需下列類型人才，必須從現在起加速培養。?

▲電腦係統分析專家

下世紀電腦行業將繼續走紅，為某一行業（如銀行、醫藥、政府部門等）的需要而設計電腦軟件及硬件將供不應求。因此，進行各部門之間有效溝通和運作的技術專業將受到歡迎，電腦程序設計師、網絡管理專家將成為熱門的人才。

▲生物化學類人才

隨著生命科學的發展，新的藥物不斷被生物化學家開發出來，生物化學類人才日益短缺，保健品、藥品將會有廣闊的前景。?

▲環境工程人才

隨著全球環保意識的增強，今後對環境工程的要求是上升趨勢。生物環保、化學環保、工業環保等各項人才將成為社會最急需的人才。?

▲中醫師

由於西醫對一些疑難病症的治療效果不大，更由於中醫的治本作用，使中醫在全世界各地倍受重視，按摩師、中藥師將有廣闊的前途。?

▲商業服務業務代表

有關商業服務的獨立承包商在未來１０年內將大量湧現，為公司承攬廣告、電腦程序設計、信用報告等工作。與之相關的證券、金融、通信等業務人員也將稀缺。?

▲各類經紀人

現代社會分工精確度要求提高，使該行業日益走俏，一些體育、文化方麵的中介人將大量湧現。?

▲家庭護理人員

由於來自人口老化及醫療費用偏高兩方麵的壓力，使家庭護理成為需求量較大的行業。家庭服務員、幼兒教師的需求也將會增大。?

▲心理健康谘詢醫生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對自身心理健康問題越來越重視，心理學越來越顯示其存在的價值，私人心理治療師、家庭問題分析專家等行業人才將會大量湧現。?

此外，未來社會中，稅務會計師、律師、索賠估價師、專業公關人員、高新技術產業開發人員等都會成為市場上的搶手人才。?

加入WTO後七類人才將走俏

據有關部門預測，我國加入世貿組織（WTO）以後，七類人才將走俏，他們是：

▲教師

“入世”後，我國將有數千萬人要重新就業，在崗人員也需要知識更新，教師地位將大為提高。

▲律師

熟悉國際法則的律師將扮演舉足輕重角色，通曉國內外法律的人才也將受

青睞。

▲外語人才

“入世”後，貿易經濟將與國際接軌，懂外語又學有專長的管理人才特別受歡迎。

▲心理醫生

“入世”以後，市場競爭、人才競爭將愈演愈烈，生活節奏加快，心理疾病將增加，所以急需大批心理醫生。

▲談判人才

“入世”後，商務活動頻繁，急需大批談判人才。

▲旅遊人才

“入世”後，境（國）外人員將大量進入我國旅遊觀光，內地也將有大批人員出境（國）觀光、考察。因此，熟悉電腦操作、旅遊專業畢業的管理人才，以及通曉古今中外的導遊人員，將是企業爭奪的對象。

▲信息業人才

誰掌握最新信息，誰就掌握市場競爭的主動權。“入世”以後，信息谘詢員、電腦網絡技術員等信息靈通人士將受垂青。

資料二

 國家助學貸款管理規定

國家助學貸款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含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和台灣地區）高等學校中經濟確實困難 的全日製本、專科學生。

中國工商銀行為中國人民銀行批準的國家助學貸款經辦銀行。各學校指定專門機構統一管理本校國家助學貸款工作，負責對申請貸款的學生進行資格初審；按期向學生貸款管理中心報送全校年度貸款申請報告。

國家助學貸款實行學生每年申請、經辦銀行每年審批的管理方式。

經辦銀行負責確定國家助學貸款的具體發放金額，其中：用於學費的金額最高不超過借款學生所在學校的 學費收取標準；用於生活費的金額最高不超過學校所在 地區的基本生活費標準。

學生申請國家助學貸款必須具有經辦銀行認可的擔保，擔保人應當與經辦銀行訂立擔保合同。確實無法提 供擔保、家庭經濟特別困難的學生，可以申請特困生貸 款。

國家助學貸款的經辦銀行根據學生申請，具體確定每筆貸款的期限。

國家助學貸款利率按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法定貸款利率和國家有關利率政策執行。財政部門對接受國家助 學貸款的學生給予利息補貼。學生所借貸款利息的50％ 由財政貼息，其餘50％由學生個人負擔。財政部門每年按期、按規定向學生貸款管理中心撥付貸款貼息經費。

學生所借貸款本息必須在畢業後四年內還清。學生畢業前必須與經辦銀行重新確認或變更借款合同，並辦 理相應的擔保手續。在借款期間學生出國（境）留學或 定居者，必須在出國（境）前一次還清所借貸款本息，有關部門方可給予辦理出國手續；凡需轉學的學生，必 須在其所在學校和經辦銀行與待轉入學校和相應經辦銀 行辦理該學生貸款的債務劃轉後，或者在該學生還清貸款本息後，所在學校方可辦理其轉學手續；退學、開除 和死亡的學生，其所在學校必須協助有關經辦銀行清收 該學生貸款本息，然後方可辦理相應手續。

特困生貸款到期無法收回部分，由提出建議的學校和學生貸款管理中心共同負責償還（其中：學校償還 60％，學生貸款管理中心償還40％）。

借款學生不能按期償還貸款本息的，按中國人民銀行有關規定計收罰息。

對未還清國家助學貸款的畢業生，其接收單位或者工作單位負有協助經辦銀行按期催收貸款的義務，並在其工作變動時，提前告知經辦銀行；經辦銀行有權向其現工作單位和原工作單位追索所欠貸款。

建設銀行關於申請助學貸款的要求

申請條件

一、借款人所在院校必須是與建設銀行簽訂《個人助學貸款合作協議書》的單位；

二、借款人必須是大專院校在冊學生；

三、借款人身體健康；

四、能夠提供建設銀行認可的擔保；

五、建設銀行規定的其他條件。

貸款額度

助學貸款額度不低於人民幣２０００元（含２０００元），最高額度不超過人民幣２萬元（含２萬元）。（經總行批準，試點院校貸款額度最高不超過人民幣５萬元。）其中：采用抵押方式擔保的，貸款額度不得超過抵押物價值的７０％；采用質押方式擔保的，貸款額度不得超過質押財產價值的８０％。貸款期限貸款最短期限為半年，最長期限不超過５年（含５年）。（經總行批準，試點的三個院校，貸款最長還款期限可延長至畢業後４年內。）

貸款受理

借款人申請助學貸款應填寫《中國建設銀行個人助學貸款申請書》，並提供如下資料：

一、有效身份證的原件和複印件；

二、借款人所在院校出具的學生鑒定材料；

三、以抵押和質押方式申請貸款的借款人，應提供抵押物或質押財產權利憑證清單、權屬證明及有權處分人（包括財產共有人）同意抵押或質押的證明；由第三方提供保證的，應出具保證人同意提供保證的書麵文件和有關資信證明材料；四、貸款行要求提供的其它資料。

貸款發放

助學貸款可采取一次發放貸款或分次發放貸款（一年最多一次）兩種辦法。發放貸款時貸款行將貸款直接轉入借款人在本行開立的活期儲蓄存款帳戶。

貸款擔保

借款人向建設銀行申請助學貸款必須提供有效擔保。擔保可以采用抵押、質押、保證的方式。

貸款償還

借款人按借款合同約定畢業後４年之內償還貸款本息。一、貸款期限在１年以內（含１年）的，實行到期一次還本付息，利隨本清；

二、貸款期限在１年以上的，借款人可采取以下方式還款：

１、借款人從貸款支用的次月起按月等額償還貸款本息；

２、借款人可以在簽訂合同時約定用款期和還款期，自還款期開始時按月等額償還貸款本息。還款期的起始時間不得超過該借款人畢業後的第一個月。在用款期內計算複利，自還款期起不再計算複利。

建設銀行扣收貸款本息的方式有兩種，每個借款人隻可選用其中一種方式還款：

１、貸款銀行根據《借款合同》約定的還款計劃、還款日期，從１９位儲蓄卡或信用卡中扣收當期應償還貸款本息。若扣款帳戶被凍結、掛失則借款人應重新提供扣款帳戶；

２、借款人到建設銀行指定的營業網點償還貸款。

借款人歸還逾期貸款隻能采取第二種方式。

北京部分銀行開辦教育貸款的情況

▲建設銀行北京分行從今年7月8日起推出助學貸款業務，選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科院研究院三所院校作為試點，采用質押、抵押和第三方擔保的方式對在冊學生提供貸款，最低2000院，最高不超過20000元（試點學校最高不超過50000元），貸款最低期限為6個月，最長不超過5年（試點院校可延長至畢業後4年），利率按中國人民銀行的規定執行。到8月下旬，已經有12人獲得貸款資格，主要用於在校期間的學費、生活費。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從7月1日起在全國5大城市推出出國留學貸款業務，至8月下旬，已經7人。貸款年限6年以內，貸款額度50萬元以內，用於出國留學的學費和生活費。

▲北京市商業銀行於8月8日和北京匯文中學聯手推出教育成長貸款業務，對在北京匯文中學就讀的學生（包括即將入學的新生）的家長或任職的教師發放用於支付學費或出國深造保證金的人民幣擔保，最低貸款金為2000元，最高為10萬元，貸款期為半年至兩年。

▲據悉，中國銀行在廣東也開辦了留學貸款業務。

……………………

人生的路……

【文】潘禕

人們都還依稀記得，80年的那場人生觀大討論。至今，已經過去了近20年了。媒體仍不時對此進行追蹤，可見這件事對於中國人來說有被再提及的必要。

有人說這場討論給思想解放帶來了新鮮動力，很多人是從那以後開始或深入了對人生的思索。可我卻為此付出了代價。如果說，討論讓人深思，那麽對我而言，討論則是失去了正常人生活資格的開端。例如，至今，我仍在經曆為能恢複因討論而被我當時就讀的大學剝奪了學籍而進行著也許是漫長的曆程；再有，輟學、流浪、乞討，至今生活無著……

盡管如此，還是在做電台的主持人，電視台的欄目策劃，報刊的撰稿人，企業營銷策劃等。

其實，我還是常常陷於冬天熱夏天涼，豬八戒筆下的莎士比亞為何如此娥娜多姿、林黛玉會不會對米老鼠一見鍾情、凱撒大帝如何描繪的菲利普斯曲線之類的迷宮中不可自拔。最後，隻得以那位該死的英國大法官的話－－“如果我們的理論與世界不符，那麽一定是世界錯了”來使這場大汗淋漓的冥想告以段落。

本人絕非女孩子心目中英俊魁偉值得崇拜得一塌糊塗的“男子漢”，也從不想勞神費力去做什麽男子漢或英雄，我就是我，隻想按自己的想象和方式去生活。“每塊墓碑下麵，都埋藏著一部完整的曆史”。畢竟，惶惑的生滲透了生的惶惑－－我依然，哪怕它洪水滔天！

總是不停地在追求、在探索、在尋覓，於事業、愛情、生活方式、處事作風等方麵皆如此。不尚後悔，以為不可能有那種“假若當初不是這樣……”的存在，並認定當時的選擇即是唯一、權宜、正確、合理的，過多地反顧過去隻是一種無奈於現在甚至是具有某種自戀的傾向；相應地，不停地翻開一個又一個新的章節，從越走越窄的慨歎到舍我其誰的自欺，從家就是一所屬在自己名下的房子到親情友情愛情之中可信賴程度也是依次遞減的說法，從能接觸的同胞最重要的是責任心、情感能力與悟性到甘於成為一個孤獨坦然開朗的局外人，熱衷於變化不肯安常處順，眼看著暴戾恣睢俯仰由人依然髀肉複生杯弓蛇影，縱使簞食瓢飲兩袖清風，無妨淡泊明誌寵辱不驚，歲月爬上麵頰，鬢發衰竭強顏生笑，在成為新的主人公之時，隻留下“卻道天涼好個秋”的欲說還休，意氣風發地將自己催上新的征程。

在這中間，心理平衡能力得到了加強，不斷地調節補充能量與信息，使成為較為健全的反饋係統，自我修整撫慰平敉創傷失意痛苦悲戚，輕裝上路，伴隨著歡聲笑語、聚散別離、千秋功過、是非毀譽，一步一步地向前走著，走著……

畢竟，春色滿園關不住，明媚陽光，夢一樣的雲霓，含苞待放的花蕾，嬉戲的雀兒，咆哮的大海，嚴峭的高山，皚皚白雪，細細涼風，蒙蒙春雨，陣陣秋香，火紅的黃昏，金色的黎明，是那樣使人心曠神怡，令人感懷流連，給人以喧鬧之外的一份寧靜、一縷安祥，戰士笑臥疆場，鮮血也隻染紅了遍地的小花小草，莊重而和諧，美妙且超然。麵對去留，有何理由不去大聲發問：最重要的，是具有生的能力？直視無窮的自然，又有何理由不去靜靜思索：我是誰，誰又是我？人生苦短，可供體驗歡樂與悲哀不過幾十年，渾噩平庸或激蕩纏綿皆成一生，皆有或輕或重的一筆，仍舊不廢江河萬古流。我身後，依然大江東去，值此，為何不享有廣闊寬厚坦蕩的胸懷？

……………………

嗬嗬。

以下係俺的一家之言，係對係錯任憑列位玩笑一把。

今兒個的天兒，陰沉沉滴。天氣預報說，晴轉多雲。最高氣溫12℃，最低氣溫4℃。

今兒個的Odysee

標題：朝廷經濟工作會議折騰一溜夠（1120）

提要：習特勒皇上十年雞飛狗跳昏天黑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重拾房地產平台經濟民辦教育，亡羊補牢賊走關門卻為時已晚。一次性張貼潘曉討論相關材料權當作資料立此存照。Twitter：@panyi002   打賞paypal：[e-mail]    歡迎分享、點讚、訂閱、打賞

其他平台：文字版見文學城wenxuecity.com博客裏博主“米國何必”Matters“何必”短視頻TIKTOK“何必悲觀時事”

網址：https://odysee.com/@panyi002:3/20221219:5

老潘瞎湊合。

今兒個是兩件事。一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二是我會把潘曉討論相關材料一次性都張貼到文學城博客裏。

段子這樣。藥店排半天隊，排在我前麵的大爺說：要買貝多芬。我一下就忘了買啥子藥。輪到我了，我說：我要達芬奇。

來看新信息。

1，加拿大全國通緝，女子橫屍公寓：2華人疑犯曝光，持槍危險勿靠近。2，扭腰8大道華淫男子地下室割喉漂亮女友 都在外州做過餐館。3，剛來美國就遭搶劫，華男中10槍失去勞動能力，凶嫌或判7年監禁。何必評海外刁民五光十色。

加州大學罷工與階級無涉（442）

https://www.tiktok.com/@panyidaxia1/video/7178536927589715246?is_from_webapp=v1&item_id=7178536927589715246

4，加州大學罷工，階級大團結，恐引發新勞工運動。何必評如此說辭來自於漂亮國最底層臭蟲微信公號。加州大學罷工引發廣泛關注，最終資方讓步同意加薪。如此罷工使得這所舉世聞名大學被雞一嘴鴨一嘴。那些個在大學裏的毛朝留學生為此叫苦不迭，說如果雞道罷工就不申請這個學校了。微信說階級大團結恐引發新勞工運動。這純屬胡說八道。微信公號經營管理者的漂亮國最底層臭蟲對漂亮國缺乏最起碼的了解。如此刁民就是從毛朝來的，張嘴閉嘴就是階級，也看就雞道是老毛階級鬥爭時期的語言。在漂亮國誰說階級？馬克思主義學院者說，漂亮國深層國家那些個貨色故意製造挑唆族群之間的矛盾仇恨對立，來取代階級。所以淫們提及漂亮國就是白淫黑淫猶太淫亞裔拉丁裔等等，卻聽不到熟麽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用種族膚色宗教差異來掩蓋和抹殺階級之間的對立。再說了，加州大學罷工取得效果，但與此同時敗爺政府卻通過立法禁止鐵路工淫罷工。漂亮國抗議示威基本上都無功而返铩羽而歸。比如占領華爾街可能撼動漂亮國深層國家一根汗毛麽？還熟麽引發新勞工運動。由此可見漂亮國最底層臭蟲見識水平慘不忍睹。

加州有縣公投獨立（443）

https://www.tiktok.com/@panyidaxia1/video/7178538171150421291?is_from_webapp=v1&item_id=7178538171150421291

5，聖貝納迪諾縣以51.26%的多數票通過了一項名為Measure EE的谘詢性投票提案，指示當地官員著手研究獨立建州的可能性，要求縣代表“研究並倡導所有選擇，以獲得縣公平的州政府資金份額，包括從加州分離”。何必評這個消息在漂亮國尤其是加州驚天動地。加州州長紐森特意趕到當地也不好使。當地對加州不勝其煩，高物價高稅收高汙染高犯罪高流浪漢淫口等等。公投結果謀求獨立。我直播和文字早就提及加州越來越淪為第三世界。加州漂亮國佬也受不了加州漂亮國民主黨左瘋子。德州明年將就獨立進行公投。加州也一直嚷嚷獨立。漂亮國太年輕，民主也不適於如此龐大地界和淫口。如果加州德州都獨立，其中又有獨立成為州的，漂亮國不複存在了麽？與此同時，漂亮國眾議院通過了波多黎各成為漂亮國第51個州的議案。如果再看蘇格蘭謀求從腐國獨立，加泰羅尼亞謀求從西班牙獨立，荷蘭語區謀求從比利時獨立，魁北克謀求從加拿大獨立，離家出走自立門戶蔚岩成風。漂亮國西方風景這邊獨好。

西班牙暴力犯罪激增勢不可擋（444）

https://www.tiktok.com/@panyidaxia1/video/7178539304304528682?is_from_webapp=v1&item_id=7178539304304528682

6，西班牙強奸犯罪暴增38%，立法部門為何不忙於打擊犯罪？何必評郭德綱德雲社到西班牙商演，打道回府後驚魂未定談虎色變，西班牙治安狀況快速惡化，明火執仗搶劫，暴力犯罪如日中天，強奸不在話下。實際上歐米盡皆如此。至於說為熟麽，還是得拜西方白魔普世價值之福，在所謂多樣性包容性的曼妙動聽自欺欺淫的彌天大謊之下，對於異端行徑提高容忍度，實際上卻是在默許甚至鼓勵縱容慫恿犯罪。歸根結底還是到了地中海一神教，不管是歐洲的政教合一還是漂亮國政教分離，卻殊途同歸就是玩政治走火入魔，公平正義民主自由平等淫權法治卻弄得犯罪率一飛衝天。而且如此趨勢無法逆轉，正反饋惡性循環，隻能係統崩潰天崩地裂，能不能重新啟動那就聽天由命了。

7，馬德裏警方查處大量不合格的中國進口糖果。何必評刁民假冒偽劣在全世界無處不在無孔不入。

吳亦凡案涉案女子如何了？（445）

https://www.tiktok.com/@panyidaxia1/video/7178540232944536875?is_from_webapp=v1&item_id=7178540232944536875

8，吳亦凡被判補繳6億, 回加拿大會被“化學閹割”麽？何必評這事到現在還截長補短就在微信裏冒泡一哈。刁民看上去幸災樂禍恨淫不死，嘰嘰歪歪吳亦凡會不會被化學閹割。對於這類事我立場一以貫之。我曾經就賴小民100多情婦之事在直播和文字裏連篇累牘胡說八道，但凡碰到這種事刁民萬眾一心對案犯道德審判，但案件裏那些個女子呢？一個巴掌拍不響，吳亦凡賴小民自作自受自不待言，但他們丫之類的案件裏涉事女子該當何罪呢？淫民理所當岩認為如此案件裏女方處於弱勢地位。但真是如此麽？涉案女子相關信息秘不示淫不了了之，一扭臉剛下了這床又上那床禍害其他爺們去了。這些年來聽說過曝光的好像隻有20多年前號稱官場公共情婦的李薇和重慶模式時代那個趙紅霞。我經年累月胡說八道，如果說現如今刁民是古今中外淫類曆史上最壞的族群，刁民女性比男性更壞。太多案件都是女方才是罪大惡極者可逍遙法外。吳亦凡之類的案件裏涉案女性都被一筆抹殺，這公平麽？西門慶潘金蓮奸夫淫婦相提並論，可現如今呢？

9，鍾南山：新冠肺炎應叫“新冠感冒”。鍾南山孫女新冠三天轉陰，稱感染不可怕。何必評現如今帝都火葬場24小時連軸轉還是燒不過來，鍾南山張文宏們還是肉爛嘴不爛。不雞道現如今他們丫被祖宗八輩詛咒成熟麽樣了。

10，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預計今冬疫情感染率在10%—30%左右，病死率在0.09%—0.16%之間,11，長三角多地宣布：各級黨政機關帶頭不再查核酸陰性證明。12，進口退燒藥被哄搶，代購直郵齊漲價，與國外價差最高達9倍。13，蘇州說：下周起小學、初一二、高一學生可自願申請線下或線上教學。14，布洛芬龍頭股半個月股價翻倍,15，最高級別預警，山東血庫A型血O型血僅剩3天用量。毛朝以及刁民不作不死。

16，姚明連任中國籃協主席。何必評據傳姚明老婆孩子都是漂亮國籍不雞道是真是假。

17，推特封鎖記者賬號事件發酵，聯合國、歐盟、德國方麵接連批評。何必評競次博惡比爛。

18，微軟將於2023年2月14日Edge瀏覽器更新後永久禁用Internet Explorer。何必評穀歌瀏覽器比微軟差遠了。

19，通脹刷40年新高，超六成美國人承認“壓力山大”。何必評左瘋子漂亮國偉大。

進入正題。

毛襠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了。來看相關信息。

漂亮國佬驚詫於拚多多（446）

https://www.tiktok.com/@panyidaxia1/video/7178541286226464042?is_from_webapp=v1&item_id=7178541286226464042

1，拚多多“出海”，美國人徹底被低價震撼了，Temu成壓倒Amazon的最後一根稻草。何必評我也能看到拚多多的廣告，聽著那熟悉的中國民樂心潮澎湃感慨萬千。我木有使用過拚多多，據報道拚多多低價讓漂亮國佬大開眼界，亞馬遜自愧弗如。這才僅僅是拚多多，其實還有shien呢。TIKTOK也在全世界木有對手吧。這就是我所謂毛朝以及刁民低文化優勢及其在全世界擴張。全球根本木有對手。我也一直胡說八道，如果毛朝放行騰訊微信淘寶阿裏巴巴等網絡消費終端以及其他各行各業貨色出海，將會讓全世界重新洗牌，徹底改變淫類麵貌以及世界秩序。但木轍，趕上習特勒這麽個喪門星敗家子，刁民隻能自認倒黴。

2，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明年中國經濟至少能到6％的增速。何必評還是先別忙著預測，看看現如今毛朝域內新冠疫情吧。

3，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八大看點。何必評這兩天毛朝域內刁民經濟學家都在忙活著解讀如此會議。幾大看點幾大解讀幾大信號，蒼蠅逐臭熱鬧非凡。

4，又要提振房地產、數字經濟、民辦教育了。何必評這有熟麽新鮮的？

5，日本法政大學兼淫民大學重陽研究員趙宏偉微信裏內容

會議指出的撥亂反正點：

A,“明年經濟工作千頭萬緒，要從戰略全局出發，從改善社會心理預期、提振發展信心入手，綱舉目張做好工作。”

(評點：“信心”是綱)

B,“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提升常態化監管水平，支持平台企業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抓住全球產業結構和布局調整過程中孕育的新機遇，勇於開辟新領域、製勝新賽道。

(評點：平台企業是引領)

C,“切實落實“兩個毫不動搖”。針對社會上對我們是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不正確議論，必須亮明態度，毫不含糊。

(評點：在保護支持民企毫不動搖心須亮明態度)

D,“國有企業現代公司治理，真正按市場化機製運營。”

(評點：國有民營)

E,“要從製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從政策和輿論上鼓勵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各級領導幹部要為民營企業解難題、辦實事，構建親清政商關係。”

(評點：落實國企民企平等不留任何死角)

F,“有效防範化解優質頭部房企風險，改善資產負債狀況。”

（評點：國家出錢救房企）

G,“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更大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尊重市場規律，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對各類所有製企業一視同仁。要著力發展實體經濟，依靠創新培育壯大發展新動能。推動傳統產業改造升級，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縱深發展。”

(評點：一把手首次喊響“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總評：一夜回到十年前。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何必評早雞道尿炕就睡篩子了。

6，經濟喪失十年,已無望超美,喪失了可能性。《日本經濟新聞》14日剛發了〈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的年度分析。這十年：2013年“著力防控債務風險”，2014年“新常態”，2015年“供給側改革”，2016年“房住不炒”，2017年“三年三大攻堅戰”。2018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19年“關鍵之年”。2020年“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2021年“需求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何必評如數家珍。

朝廷文件成為競猜遊戲（447）

https://www.tiktok.com/@panyidaxia1/video/7178543365896654122?is_from_webapp=v1&item_id=7178543365896654122

每年一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會在12月中旬召開。這已岩是規定動作。就像明年中央一號文件注定都是三農問題、毛朝外交部長開年第一個出訪注定都是去非洲、3月4日全國政協3月5日全國淫大會開幕等等一樣，多年來一成不變。習特勒號稱破舊立新，否定前任胡死臉江蛤蟆鄧矮子等等，甭說胡死臉江蛤蟆的熟麽科學發展觀三個代表，鄧矮子集體領導任期製隔代製定接班淫三大政治發明以及熟麽一朝兩製港慫治港韜光養晦對外大政方針也都被習特勒棄如敝屣扔進垃圾堆，但丫還是無法改變比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一號文件外長新年出訪二會召開日期以及像熟麽毛襠代表大會等等遊戲規則。

對於官方媒體來說，這也是可以偷奸耍滑的貨色。反正每年到了這個當口注定會幹如此這般的勾當，隻需要提前做好準備就是了。比如一號文件發布前夕找各式各樣文件起草參與者進行采訪，二會召開派出駐會記者等等，這都屬於可以預期的新聞，也是必須做的貨色。我在央視和北京台，趕上地方和全朝二會，那是政治宣傳任務。欄目組也雞道這類節目收視率慘不忍睹，屁民才不關心二會上發生了熟麽。遠不如曝光熟麽黑出租啦食品安全醜聞啦房價上漲啦來得實在。收視率下降廣告自岩不腫。但木轍，這是朝廷衙門安排的，不得不幹。隻能賠本賺吆喝，賠著收視率和廣告收入也得硬著頭皮上。

像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諸於眾的說法，那則是全世界目不轉睛的貨色。作為毛朝最高級別的經濟會議，對毛朝經濟具有決定性影響。由於毛朝經濟體量增加已岩成為世界經濟裏老二，並且早就是國際民工世界血汗工廠，毛朝經濟的風吹草動都會對世界經濟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因此每年12月毛朝朝廷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就成為舉世矚目。全世界噶許多經濟學家政府媒體等等都對如此會議目不轉睛。

會議文件公諸於眾後，淫們就著急忙慌對文件進行解讀。實際上，現如今解析毛襠文件也是個力氣活。老毛曾經著力反對黨八股，老毛被形式主義繁文縟節官樣文章華而不實的官僚主義文風弄得不勝其煩。但老毛最終還是失敗了，麵對著龐大的官僚體係老毛三番五次對其開刀問斬，晚年時更發動文革，把國家主席都給弄死了，官場看上去土崩瓦解，老毛在天安門城樓上八次接見紅衛兵，是要繞過官僚體係而直接與普羅大眾對話聯係，可老毛最終還是不得不回到官僚體係之中。老毛死翹翹之後，就再也木有出現過老毛那樣讓官場所有淫心悅誠服的貨色，也木有了老毛那樣敢於推陳出新的主。老毛恨之入骨的黨八股愈演愈烈。習特勒小學生更是無法改變黨八股狀況。

會議文件粉墨登場後，淫民開始對文件字斟句酌，看其中行文的變化，展開了競猜遊戲，並借此揣摩聖意。現如今全世界看，毛朝是為數不多幾個皇上不開新聞發布會或者記者招待會的地界。西方國家領導淫成天到晚麵對新聞媒體，但毛朝皇上卻木有如此動靜。也就是每年全朝二會時宰相會在二會閉幕當天舉行記者招待會，皇上卻深居簡出。江蛤蟆接受漂亮國華萊士采訪被丫當成炫耀顯擺的貨色。而習特勒麽，照著稿子念都錯誤百出，更不用說麵對記者咧。因此全世界揣摩毛朝皇上意思隻能從各式各樣講話稿和會議文件裏尋找蛛絲馬跡。

而在黨八股文牘主義作風飛沙走石遮天蔽日情況下，朝廷豢養了不計其數的所謂智囊和槍手，專門負責為皇上起草各式各樣的講話稿和朝廷文件。他們丫就是一幫子不說淫話的貨色，就像魯迅所謂老太太的裹腳布又臭又長，他們丫蒙吃蒙喝的本事就是把簡單的事複雜化，把原本幾個字就能夠說清楚講明白的事故弄玄虛包裝在一大堆廢話裏，與外界玩貓捉老鼠的遊戲，競猜看看誰能夠中大獎。文件裏最為關鍵的或許就是多了或少了一個字，那就得外界玩命猜。文牘主義教條主義黨八股到了這個份上，也就可以雞道皇上朝廷成天到晚不說淫話都隱藏在虛頭巴腦慷慨激昂催淫尿下洋洋灑灑的垃圾文字之中。折射出毛襠及其委府的光輝燦爛死有餘辜。

習特勒喪門星敗家子胡作非為（448） 

https://www.tiktok.com/@panyidaxia1/video/7178546425276468526?is_from_webapp=v1&item_id=7178546425276468526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了。淫們從會議文件裏看到玩經濟的聲嘶力竭。

現如今國際上雞一嘴鴨一嘴，毛朝已岩失去了雞的屁趕超漂亮國的可能性。中美雞的屁差距正在擴大。而這一切都要拜習特勒皇上喪門星敗家子之福。今年是習特勒坐上龍椅十年日子口。這十年是毛朝經濟烏煙瘴氣的十年，是坐吃山空的十年，是東一榔頭西一棒子木頭蒼蠅亂撞的十年，是玩政治胡作非為而使得經濟每況愈下風雨飄搖的十年。這十年每年都變換一個經濟主題，熟麽供給側改革啦房住不炒啦三年三大攻堅戰啦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啦等等。

淫們看到，毛朝雞的屁拜物教自打六四後就一發而不可收。所謂帶血的雞的屁漾淫毛骨悚岩。經濟增長成為毛襠存在執政的唯一合法性來源。六四槍響從偷變搶，老毛二杆子也就是槍杆子和筆杆子，六四後意識形態全麵破產，就剩下槍杆子和錢串子了。經濟增長掩蓋了千瘡百孔醜聞迭爆，維係並且幻化著刁民樂感文化。江蛤蟆胡死臉用經濟高增長來為屁民炮製虛幻的信心和希望，淡化無官不貪全民腐敗道德敗壞無底線淪陷。高達兩位數的雞的屁增長率，帶來的是虛假繁榮和禮崩樂壞。但是好歹用經濟高增長延續著毛朝以及刁民苟延殘喘，並且在全世界成為別有洞天者。像2009年華爾街金融危機，一時間毛朝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領頭羊發動機壓艙石之類的溢美之詞毫不吝嗇跟不要錢似的鋪天蓋地蜂擁而至。江蛤蟆胡死臉不遺餘力不擇手段追求雞的屁，任憑道德淪喪環境汙染寅吃卯糧斷子絕孫。

經濟學家因此成為寵兒，已岩壟斷毛朝話語權三十多年。按照經濟學家的說法，毛朝雞的屁高增長還會維持幾十年。

隻不過，十年前胡溫末期民生凋敝民怨沸騰，胡死臉十年隻不過就是江蛤蟆木偶傀儡聾子耳朵擺設，江蛤蟆垂簾聽政，胡死臉表現出共青團是毛襠先鋒隊和後備軍的邊緣化角色模樣。太子襠張木生說胡死臉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我每天一篇文字就胡說八道，珍惜現在吧，未來還不如現在呢。以習特勒的品相揍性，注定會愈發慘不忍睹。

結果呢？到現在地球淫都雞道。習特勒心理變態精神分裂孤芳自賞病態自戀昏庸無能又剛愎自用。一個小學生把毛朝以及刁民乃至全世界折騰得五脊六獸。惡貫滿盈窮凶極惡。如此爛貨竟岩能夠成為毛朝皇上，這不能不說是江蛤蟆太子襠胡死臉團派爭權奪利讓習特勒陰差陽錯歪打正著坐上龍椅的豐功偉績。習特勒廢除了鄧矮子集體領導任期製隔代製定接班淫一朝兩製港慫治港韜光養晦經濟建設為中心等等基本路線，在毛朝域內外招貓遞狗四麵樹敵。而中南海所有淫乃至全世界對此都束手無策無可奈何。

習特勒當皇上後立馬原形畢露，心狠手辣殺淫如麻。在經濟方麵倒行逆施所作所為盡皆自殺式行徑。毛朝經濟到現在還木有像章家敦們心心念念發生崩潰，拜江蛤蟆胡死臉雞的屁拜物教之福，憑借著高增長慣性得過且過到現在。現如今毛朝出口出現了罕見的下降。

習特勒在經濟方麵表現喪盡天良斷子絕孫。雞的屁跌跌不休。2019年底高善文說雞的屁可能跌破四，如此講話被全網封殺刪除。緊接著前年爆發新冠疫情。而去年習特勒對噶許多行業開刀問斬。毛朝經濟危如累卵。國際上日益認為毛朝雞的屁趕超漂亮國已岩是癡淫說毛朝夢。

此番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文件透露出一夜回到十年前。提振房地產平台經濟民辦教育，刁民冷嘲熱諷早雞今日何必當初，十年被習特勒胡作非為折騰過去了。更麻煩的是大批批刁民對毛朝徹底絕望潤到域外，哀莫大於心死。淫們看到習特勒喪門星敗家子末代皇帝的品相。亡羊補牢賊走關門但為時已晚。而且以習特勒的品格，毛朝接下來注定會更加雞飛狗跳血雨腥風。

我對習特勒的評價極為負麵，不雞道毛朝以及刁民是不是氣數已盡難逃此劫，在習特勒手裏十四億刁民淪為十四億難民亡國奴。這兩天我微信圈裏帝都狐朋狗友傳播身邊長輩一個個都死於新冠疫情。充滿了悲傷沮喪憤恨。習特勒借毒殺淫大開殺戒，刁民卻隻能引頸待盡，眼睜睜看著習特勒磨刀霍霍向豬羊卻無路可逃。隻能耗子尾汁自求多福了。

接下來說我會在今兒個把潘曉討論一些材料以及這些年來媒體一些報道還有我在中華英才網開設老潘信箱等等的內容一次性都在文學城博客裏張貼出來。

這或許是我博客裏張貼內容文字量最多的一篇。將近40萬字。我在今年YouTube直播裏曾經展示交鋒自由交談等書籍裏涉及到潘曉討論的章節。我都把那些個文字錄入電腦，會出現在博客裏。

其他的，有我在監獄裏時媒體批我的文字。那篇文字是我在看守所戴著手銬去法院接受判決後法官讓我稍等有淫要與我談談。詢問了我一些案情以及感受，我說戴著手銬還不能說明問題麽？我從看守所到執行單位也就是勞改場後，2005年朋友寄給我那個貨色寫的文字，也對其他淫進行了采訪，反正就是落井下石。我出獄後才雞道，那是我一個哥們的親戚，當岩嘍我那個哥們不雞道親戚幹這等勾當。說丫神經病。反正鋃鐺入獄了，當岩可以潑髒水汙名化了。

其他的則有各式各樣媒體對我的采訪，也有數落我的。我的基本態度就是不加選擇全部張貼出來。那畢竟是我的過去，不論好歹，那就是我。

這些材料從1980年開始一直到前兩年還有淫提及那場討論，曆時三十多年。從中可以看到我的變化，也能夠折射出時代的變遷。其實我現在把每天一篇文字放到博客上，此前的文字慘不忍睹。但我還是原封不動張貼出來。不僅僅為帝都毛朝和世界，也為我自己個立此存照。

我是個資料癖，不論熟麽樣的材料看著也許有用就收藏起來。也許我是潘曉討論收藏資料最多的。

如此多資料，我是不會放到我自己寫的那個文件裏的。因為噶許多都不是我寫的。因此，這將近40萬字裏除了我自己個寫的，其他大部分都無法增加我自己胡說八道文件的總文字量。

我也曾經想過，將近40萬字可以分開幾次或者更多次張貼，但注定會支離破碎，也許淹沒在其他陸續張貼的博客裏。不如索性一次性都幹掉。我還不雞道文學城博客是不是有字數限製呢。就算可以一次性發布，我也且得忙活一陣子呢。前幾天張貼挪威觀感，有的一篇上萬字，也得分幾次張貼，如果一次性貼會很慢。

這也算是個資料大全了吧。條件所限我注定無法把所有資料都窮盡，所謂資料大全隻不過就是相對而言。潘曉討論過去42年了，參與者要麽死翹翹了，要麽還能夠喘氣的也老麽哢嚓眼了。如此資料也就放在博客裏當作資料了。

那個馬特又可以發文了。折騰了兩個多月，還是限製每天隻能發四篇。我也就是看了那是個區塊鏈。

20多年前我寫東西都放在一個文件裏，命名為碼字騙錢。可十幾年來我碼字卻顆粒無收，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我經年累月孤家寡淫形單影隻，每天一篇文字也就成為如影隨形不離不棄的忠實伴侶。故此也算是一種情感展示或者宣泄吧。

好了，這就是今兒個的全部內容。希望大家別忘了點讚訂閱分享。謝謝大家。

又一篇。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