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稅取消得很輕鬆

農業稅取消得很輕鬆

                                       2005年3月17日

何必

2005年2月17日2600多年的稅賦終於被取消了……（略。）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宣布，明年將在全國全部免征農業稅，原定5年取消農業稅的目標，3年就可以實現。當溫家寶豪情萬丈地宣布這個消息後，會場裏響起了很知趣而禮貌並且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已有22個省區市宣布免征農業稅，有媒體興奮地宣布，中國農民正在加速告別延續了幾千年的“皇糧國稅”。免征農業稅，不僅立竿見影地減輕了農民負擔，更是改變了數千年來“種田納糧”的傳統農村經濟製度，對於傳統農業社會生活形態的嬗變，無疑有著深遠的影響。媒體的這種說辭，全然不顧中國是全世界僅有的向農業征稅的國家，特別是在人類進入21世紀，中國對自己經濟取得讓世界驚詫的高速增長之際，也對向社會最底層的中國農民賦稅這樣的基本事實，還是恬不知恥地報喜不報憂，對於存在著的巧取豪奪不聞不問，卻對這種取消當成是空前絕後的創舉來傳播。孰不知，即使是中國那些別有用心的“專家”所倡導的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國家，在農業方麵也都采取非常強烈而有效的保護措施，其中，歐盟（或其前的歐共體國家）與美國的貿易爭端裏有關農產品的喋喋不休從來就沒平息過，而各自對從事農業生產、加工、貿易者的優惠政策更是五花八門數不勝數，讓中國那幾個叫囂著要把農民都扔到市場裏去直麵驚濤駭浪、在國際競爭的叢林法則中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知識精英們賭氣說這是對市場經濟的褻瀆與侮辱，好像隻有按照他們那種把農民慘無人道地置於死地才貨真價實的市場經濟。

當然，媒體也還是不得不麵對這樣的狀況，對於農業仍是主要產業的內地鄉鎮來說，農業稅的取消，使當地基層政權麵臨著巨大的財政困難。3月9日，財政部長金人慶披露，縣鄉財政困難已經“影響了基層政權的穩定”。中央財政將撥款150億，力爭用三年時間緩解這一困難。

國務院1991年頒布的《農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規定，農民承擔的費用和勞務，是指農民除繳納稅金，完成國家農產品定購任務外，依照法律、法規所承擔的村提留、鄉鎮統籌費、勞務以及其他費用。農民直接向集體經濟組織繳納的村提留和鄉統籌費（不含鄉村集體所有製企業繳納的利潤）……不得超過上一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

而現實的情況是，中國各級基層組織規模越來越龐大，占據的社會資源也越來越多。所以，本屆政府信誓旦旦要取消農業稅、把解決三農問題當作是全黨、全國工作的重中之重這種趨勢剛剛冒頭，筆者就很擔心，問題絕不是一個取消那麽簡單就能夠解決的。顯然，中國的三農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積累了太多的社會矛盾，也沉澱著太多的曆屆政府負債，因而也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使其從根本上銷聲匿跡的。

曆史上作為農業大國的中國，每逢改朝換代時新任官員都會在農業方麵采取新政，其中也不乏減免農業領域賦稅的行政思路與措施，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各種前任官員積攢下來的問題逐漸都會顯露出來，使得單純的減稅政策蛻變為巧立名目增加其他領域的苛捐雜稅來平衡，借以維持政權的穩定與社會的平靜。這種周而複始的現象被稱作“黃宗曦定律”，其核心內容是說，在支出固化並形成剛性規模成本的情況下，降低稅賦很可能會演變為其他稅費開征的製度背景、理由，並因之而獲得合法性的社會基礎。

如此，最近另一則新聞就顯得具有別樣的意味與價值。全國政協委員和國務院參事任玉嶺做了一個統計：“我們的官民比已達到26：1，比西漢時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開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糧者所占總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無前例的，令人堪憂！”；“到了鄉裏，除了中央政府的外交部、國防部等少數部門沒有對口單位外，其餘是應有盡有。”一項統計表明，到1999年為止，陝西的官民比例為1：34；河北為1：40；河南為1：41；山西為1：27；寧夏為1：24；青海為1：22。在山西32個發不出基本工資的縣中，有8個縣官民比例在1：20以下，大寧縣為1：13。更有甚者，陝西省黃龍縣是9個農民養1個。事實上，鄉鎮一級財政破產早已經不是新鮮事。據有關專家估計，中國縣鄉政府債務已突破1萬億元。據統計，目前吃財政飯的人數已經高達4572萬人；另外，還有500萬人仰賴於政府賜予的權利實行自收自支。

吃財政飯是怎麽個吃法？算筆帳也許就能說明問題。按照平均每人每月1000元（這在吃財政飯集中的大城市、省會城市等的實際收入水平上看算是很客氣的了）的標準，如果將那500萬依賴政府賜予權利也兌換成權力成本，那麽每年就要耗費6086.4億元，占據財政總收入的約1/3。

這麽大比例的財政供養人口，而且越精兵簡政數字越驚人，靠誰來養？農業稅取消了，基層政權怎麽辦？完全依靠轉移支付，在目前中央財政汲取能力下降的實際麵前也似乎淪於紙上談兵。同時，一方麵，要警惕在地方官員借助解決三農問題弄出什麽三農腐敗，而且，還要考慮到中國貪官汙吏每天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兩億元、官方公布4000名外逃貪官累計帶走資金500億元，以及在農村還有著類似農業技術推廣、公共衛生、義務教育、法律服務等太多太多的欠帳，都是要另行投入的，而在行政成本固化的條件下，大概農民的日子還是沒有媒體所津津樂道的什麽“中國農民正在加速告別延續了幾千年的‘皇糧國稅’”那麽一片光明。按照目前中國官場的風氣，可以肯定的是，偷梁換柱移花接木變本加厲搜刮農村的民脂民膏，一定會風起雲湧，並在華夏大地上競相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