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小留學生出國又是個餿主意
2005年3月15日
何必
趙金城等多位委員聯名呼籲,製定相關政策,嚴格限製18周歲以下或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在讀人員出國留學……(略。)
看來,我們的政協委員們真是閑得夠戧,有事沒事跑到機場專門逮著那些少不經事的小孩們,眼睜睜看著他們“背著大包、臉上掛著淚痕的學生赴異國求學”,然後就挖空心思,想方設法要阻攔這些孩子出國留學,限製他們的選擇。
有關孩子是否該出國留學的話題,爭論遠不是一天兩天了。最近,隨著國內各方越來越習慣於對侵害他人權利的現象熟視無睹,人們也越來越習慣於動用權力幹涉他人的自由了。
說到孩子出國,筆者也許應該是有發言權的。
2000年8月,我夫人出國留學,並在抵達歐洲後立即給我和孩子發來了邀請。要不是北歐國家辦事效率低下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也許我和孩子當年就能成行。正是由於歐洲的低效率,2001年10月,也就是“911”過去不到一個月,我帶著孩子登上了去歐洲的飛機。這無論對我、還是對孩子,都是第一次出國。
特別是,我那兒子是個頑皮得很的小孩,在姥姥家的幼兒園裏雖然每每演出都肯定是主角,但平素裏還經常因為調皮而要接受懲罰,有時三伏天中午被叫到院子裏大太陽地裏罰站,原因就是不好好睡午覺!而此時幼兒園老師和其他小朋友都在睡覺,院子的大門也敞開著,萬一有個什麽人把孩子弄走、或是出個三長兩短,現在想起來都是後怕!於是,反複告戒孩子,即使睡不著也要假裝睡,千萬別再被弄到院子站著。如此,每周都有幾天,早晨他會可憐巴巴央求著能不能不去幼兒園?
到了北歐,那裏有個規定,上幼兒園之前家長可以陪同孩子到那裏先適應幾天。這個繁重的任務,自然是要落到我的頭上。我們去了幾次,都不懂得當地語言,兒子更是除了中文什麽都不會說,但沒多會,就非常喜歡那裏,真正進去後,多次讓我晚點去接他,讓他能多玩會,再也不提不去幼兒園的要求了。幾個月後,當我要回中國時,對他開玩笑說要領他一起回來,得到他的回答竟然是“我不是中國人!”(當然,對於一個五歲多的孩子來說,國籍概念還是太高深了;民族感亦然。)問他為什麽不願意回中國,他毫不遲疑“這裏不丟小孩!”作為一個男孩,怕被拐是很正常的,而在那裏卻根本不用擔心,所以這種情緒也傳遞給了他,不用到哪兒都不許離開視野;然後他還絮叨著,在北京我們居住附近的昆玉河水那麽髒還有人不聽話釣魚江澤民要是知道了非得氣死;北京幼兒園不讓把玩具帶回家;在那裏能夠爬到某某(那裏都是直呼其名而不叫“老師”)的身上揪他的胡子或頭發(幼兒園裏男職員或誌願者很多,對於孩子性別成長有益)……
到現在,他已經上了小學,滿口當地語言,而且在學校裏被公認是個很聰明的孩子,更加頑皮,上課時與前後左右的同學說話,同時又都是第一個回答課堂上的問題,讓授課者驚詫於中國孩子的智力潛力。
我在歐洲時,也參加碰到過有孩子要回國。臨行前家長反複告訴孩子要記住的是什麽?上課時如果想去廁所,一定要舉手並征得老師的同意。對此,孩子大惑不解:我去廁所是我自己的事,為什麽要經過其他人的同意?而且如果不同意我還不能去?有道是孩子的問題能難住高明的智者,這個問題就算其中之一吧,反正那孩子的家長和在座的所有中國人都啞口無言。
也許筆者孤陋寡聞,實在是沒見過什麽“破罐破摔”的小留學生,親身體會當中也實在找不到這種事例。倒是,孩子到了國外願意去幼兒園或學校了,然後筆者也堅定地認為,孩子出生地並不是自己可以選擇的,但孩子有權利獲得一個快樂的童年。事實也證明,讓孩子出國,避免在國內小小年紀就抗個大書包看老師臉色,比成年人每周5天工作製還要累得多,周六日都要去學什麽樂器舞蹈體育項目。
開篇政協委員希望加強管理,限製小留學生出國,嚴格審查出國家長的情況,並將留學年齡限製在18歲,有的還認為這個年齡還是過低,好像應該到範進中舉那個年齡的胡子眉毛都白了才可以出去。翻遍行政許可法,也沒見到這種權力擴大化的法律依據何在。隻不過,作為建言獻策機構,委員們自然不肯失落到無語無為。麵對如今到處都罵聲一片的教育腐敗,委員們還是要從愛國角度出發,讓人們把血汗錢交給越來越腐敗的中國教育,為了貪官汙吏禍國殃民提供錢財,為霸道的教師提供發泄對象和工具,為貧富差距提供分母,為政府職能提供可資嚴厲的目標。
我們不是來不來就說什麽與國際接軌嗎?國際上,已經將教育當作是全球性公共產品,而且,人們也早就在所謂貧富差距的根源就在教育方麵取得了廣泛共識;同時,中國教育在社會道德方麵的慘敗也是人所共知的。在政教合一、政府不僅作為威權機構、也要作為道德教化典範與楷模實體,其公信力日益下降的當口,動用公共權力來禁止孩子出國留學,並且隨意性很強地想當然限定留學年齡,這既與法治社會的發展方向相違背,也與公民選擇自由的趨勢相背離,而且還會由於權力任意幹涉社會生活為官民糾紛埋下了新的隱患,為社會動蕩提供了更為寬廣的環境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