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是世上最不堪的鬥士
李承鵬/文
小時候看過一部日本電影,《砂器》。講戰後日本關東地區一對失去土地的父子,他們到處流浪,在崎嶇山路跋涉,在大雨滂沱中趕路,在雪地裏乞討。有一次,兒子被富家子弟毆打,瘦小的父親拚命用身體擋住拳頭和棍棒,滾落到水溝裏。還有一次下大雪,父親討來一碗粥,用砂鍋煮熱了讓兒子喝,兒子又讓他先喝,兩人推來推去燙到了嘴,疼得原地大跳,卻又相擁哈哈大笑……
這個溫暖的鏡頭,讓我哭了。到現在也不知為何。
那個父親後來得了麻風病,被強製帶到醫院,兒子流落街頭,被一戶好心的人家收留。再後來兒子逃到東京,機緣巧合學了鋼琴,成為嶄露頭角的鋼琴家,聲譽鵲起之時結識了金融家的女兒。正當談婚論嫁之時,早前的養父在電視上發現了他,找到他讓他去見親生父親。當時日本很重視門弟,為了掩蓋出身,他就在車站把養父殺死了。後來的偵破過程很複雜,我已不太記得,隻記最後的情景:警視廳探員把鋼琴家的照片遞到麻瘋病院的生父麵前,為保全兒子,生父拒絕承認這是他的兒子,隻是默默地看著照片,默默地,忽然老淚縱橫……
這個鏡頭被評為日本人性係列電影最經典鏡頭,沒有之一。電影院的人哭得稀裏嘩拉,我卻沒有哭,我不明白那個父親為何這樣做。等我明白,已為人父……
父親是世上最不堪的那個鬥士。
我們的父親,沒有天安門城樓上那個偉大領袖的英明神武,沒有國產電視劇《至高榮譽》男主角的不怒自威,連羅中立的油畫《父親》古銅色中透出的勤勞堅韌,也不大看得出。他們中的大多數為生活所困,麵色無光,有些不大不小的疾病,很年輕就顯出衰老甚至猥瑣,感情也並不如意。可他們深愛自己的孩子,像愚蠢而勇敢的工蟻,不落下任何一次工作。
我家小區有個撿垃圾的大爺,姓鄒,到現在也不知叫什麽。他並非那種邋遢的垃圾大爺,而是衣著幹淨,見人會很禮貌地打招呼,那輛板車精心把紙盒、舊衣物、可樂瓶歸類,倘碰上成色不錯的小家電,他會掩飾內心狂喜小心翼翼擦拭了灰塵放進墊了軟布的盒裏,那份細致嗬護,讓人覺得他其實是撿了一個新生嬰兒。他兒子在這城裏打工,曾以為兒子很不孝,後來才知道他也極反對父親撿垃圾,有一次還把他關在屋裏。可垃圾大爺總偷偷跑出來撿垃圾,還騙兒子說在公司找了份差事。
他常到我家收一些紙盒,我媽會留他吃飯,每回他都虔誠地向我家供的觀音菩薩作揖,幫忙換些淨水、供果。我跟他有過一次交談,他說,每回出來撿垃圾,都要穿上好的衣服,這樣保安就不會趕他,也不會給兒子丟臉。他還說,兒子大了要成家,得在城裏買房,他再撿上半年垃圾,首付就有了,就可以回老家了。
半年過去了,很多個半年過去了,他仍沒回老家,房價漲得太快,他撿垃圾的速度實在趕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佝僂的腰和房價相比,越發明顯。
中國的父親跟全世界有些不同,眾所周知的原因,他們得犧牲尊嚴來養活家庭。日複一日撿垃圾的鄒大爺還算幸運。另外的比如違章小販夏俊峰就很不妙,他隻是想讓兒子有錢學畫畫才上街擺攤,可巨大的城市卻容不下一個燒烤攤。他被城管辱罵、毒打、踢襠,他奮起反擊,最終竟逼至殺人……想象瘦小的他揮刀刺向身形高大的城管,蚍蚨撼樹,內心該有多悲涼。
我的父親是個三流音樂家,長得像《虎口脫險》裏那個指揮,暴躁而神經質。我很小的時候他便逼我練琴,如我不從或彈錯,他便暴打。我身形敏捷、閃躲靈活,有一次鑽到床下麵去(新疆兵團那種床,下麵可藏半個班),他跟著鑽進來,我在裏麵用掃帚對抗,引發了床板坍塌,他鼻梁被砸出血了……他鼻孔塞著血紙頭,一臉肅穆又監督我練了四個小時的琴,才滿意地笑笑,下廚房給我煮了一碗拉條子。
那天晚上我倆並排躺在床上,窗戶外是新疆慣有的滿天繁星,他又念叨年輕時因出身不好導致音樂夢想破滅,又讓我一定要實現音樂夢想,忽然跳下床,跑進廚房,抓起筷子,像卡拉揚那樣揮舞雙手指揮起《第五交響曲》。我看著他,卡拉揚有一頭瀟灑白發,而父親是禿頂,這讓他看上去很像一名廚子。
有一次學校發大肉(新疆管豬肉叫大肉),因為天冷把肉凍得太硬,菜刀切不開,我倆就在院子裏用斧頭砍,砍著砍著,我大叫“砍死爸爸”。那天哈密大雪紛飛,他鼻尖上全是雪花,問我說什麽,我又大聲說“砍死爸爸”。他怔怔聽著,就默默哭了。這是他唯一一次在我麵前哭。
我現在也沒問過他為什麽哭,不必問。
後來他跟我母親離異,我回到四川,從此聚少離多。再後來知道他再婚也不幸福,過得落魄,女兒與他隔閡竟至離家出走……多年前我倆有過一次隆重見麵,我給他買了很多衣服,他開心地試穿了所有衣服,又鄭重地在鏡子前走來走去,對鏡子裏行了軍禮,仿佛自己對自己進行檢閱。
他土鱉地把西服扣子一口氣扣到了最下擺,渾然不覺。而我並不提醒。
我爸是如此不堪的一個鬥士,他想把我培養成一個音樂大師,我卻成了一個寫字的人。他想把我兒子培養成一個音樂大師,我兒子卻成為網球運動員。為此他黯然神傷,覺得人生理想栽在了下兩代人手裏。那天他回河南時,在車站拿起珂仔的手認真看了又看,說:“這麽長的手指,韌帶這麽開,可惜了”……頭也不回,黯然離去。
我爸越發老了,吃麵條時前襟滴落的湯水越來越多。我在他八十大壽時才發現這一幕,他擁有了很多假牙,胃口差了很多,整個人體積忽然縮小很多,像被針偷偷紮泄了氣似的。我計劃跟他好好待上一段時間,並帶他四處走走。小時候他帶我走,現在我帶他走,等我老了,我兒子再帶我走。所謂人生,就是上一代人帶著下一代人的徒步旅行,前麵的人走不動了,後麵的人就成為前麵的人,然後,再後麵的人又頂上去。
不知為何,又是在車站,他看著珂仔極適合彈鋼琴的頎長手指和因長年握球拍磨出的繭巴,說:好,這樣很好……騎著一輛綁著各種鐵絲和膠線的自行車,走了。我爸八十歲了還天天騎著自行車滿城狂奔,無人能勸阻。那是開封城的一個幹冽的冬天,大風卷起很多樹葉和紙片,我認為大風將把這個幹巴瘦小老頭連人帶車卷飛,可是沒有,他是整條街最穩定也最神速的騎手,路線清晰,方向明確,倏爾不見。
那個背影,是我在這個時空維度看到他的最後一眼。14個月後,他遛完那條奇醜無比的串兒哈巴,上樓梯時就倒下了。火化那天,開封陵園路火葬場的三根大煙囪,筆直向上吐著濃煙,把天空漫卷起好多樹葉和紙片,我看著天空,並沒有出現一個幹巴小老頭騎著破自行車。
不過,按照我對《金剛經》的理解,人生就是重複的車站,下一站,還能再見。或許某一天在某個車站,一個頑劣之極的男孩正哭鬧著向父母索要糖果,這男孩正是我的父親,而我,則是那個默坐長椅上的流著口涎前襟滿是湯水的老頭。
所以你問,“你和父親有什麽不同”。曾經以為我和父親有很多不同,現在覺得其實一樣。我們都努力在兒子麵前假裝從容不迫,其實內心驚慌。兒子出生那天,我正談一件重要的事情,聽說要生了,急急開車向幾百裏外那座江邊小城奔襲而去。
等我趕到,他已然出生。他神色安靜,不著喜怒,正躺在繈褓裏昏昏沉睡。他那樣眼熟,又無比陌生,像遠方發來一封不知來曆的郵件。我不敢貿然打開,怕一打開,就此接下一個高深莫測的任務。中途他曾醒來,眼睛尚未完全睜開,隻淡淡地瞄了我一眼,那麽驕傲甚至暗藏某種不屑……然後又睡去。我盯著他,深覺責任重大,無法逃避。
我不知其他父親是否有同樣感受,見到孩子第一眼,突如其來的生命竟讓自己手足無措。我曾對他半夜哭鬧煩躁無比,對他把家裏風卷殘雲般弄亂,怒火中燒。可漸漸的,不知何時、不知何事,他成為我最好的朋友。我無需承諾便知此生必須保護他、幫助他,帶他前行,看世間風景,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所謂父子恩情,前麵的你牽著後麵的我四處看風景,總有別過,你倒下,你成了風景,而我便是下一個風景。
時見有人嫌棄中國父親油膩、懦弱和不堪,我覺得拿灑滿一身北美陽光的父親來要求中國父親,並不公平。早些年春運期間,見那些農民工父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從長途車車窗翻進,動作粗俗、表情難看,搶到一個座位必大聲招呼,剛坐定便忙著用開水泡麵,粗糙的手擦拭蘋果讓孩子啃吃。這些年,那些所謂“中產”的父親,為還房貸為攢夠擇校費打著雞血加班,忽就猝死在辦公桌前,原本為孩子拚起跑線,卻直達自己的終點線。他們像獅子一樣打拚,像土狗一樣活著,愛孩子,還得在孩子麵前裝作若無其事,因為倘若被孩子發現我們的不堪,才是我們最大的不堪。那一年,因為我參選人大代表發生了一些事情,珂仔哭了,說再也不要練網球了,我為供他練球天天寫作掙錢太辛苦。我大笑著騙他:“你不知道,老爸我其實是有很多錢的,我暗地裏其實是一個有錢人,你看,這是存折,這是銀行卡……”他很相信,深以我為傲。
所以你問“李大眼要為自己的孩子做些什麽,讓他移民嗎”。我的回答是,我必須小心翼翼藏住自己不堪的奮鬥,給他創造一個不必回答此類問題的條件。
就是,我得努力工作,每天把胡子刮得幹幹淨淨,穿著整潔的衣服,走在人心叵測的大街,腰板挺直,成竹在胸,不甘人後,不敢人前。我不要珂仔看出我的不堪。
因為,我已為人父。
(李承鵬 2011年6月18日,首發於成都,完稿於2020年某月某日)
Oh fuck it.
西方社會強調的品質,獨立,勇氣,自由,冒險,公民品質,信仰上帝,才像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的人; 至於社會主義社會,就是奴隸,封建社會與無人性,假大空的馬列主義雜交的社會,注定被曆史淘汰。
對政論和時事,哪怕您寫得好,也沒留言過,對苦難的戲謔、嘲笑、諷刺、痛心,遍數太多,再多的張揚和才華也都變成了語言藝術。
然而,您寫的父親和母親,淒惻滿懷,愛深情重。
在渺小的個體與鐵牆的對立中,撫摸下寒風中每一張蒼生百姓的臉,這樣的文字足以令人動容,也許這才是承載才華的方向。
以此為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