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中國曆史時事和國際政治評論
今年4月，美國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大幅加征關稅，整體關稅高達145%。而中國也征收對等關稅以報複美國。在雙方的輿論戰中，都將維護本國利益作為動員本國人民支持其關稅政策的理由，也都鼓吹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來號召大眾、對抗敵手。中共官媒發表“不跪”言論，鼓動大眾支持政府對美強硬，“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
對於美國特朗普右翼政府的“美國優先”立場、政策，及其是非利弊，筆者在另外若幹文章中已做了分析評論，在此不再展開。本文主要闡述的是，包括本次關稅戰在內，中共政權利益與中國國家利益、中國國民利益、中華/漢族海外僑民利益的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性。
事實上，從1949年中共建立對中國大陸的全麵統治起，其政權性質、立場、政策、各種言行，整體上、多數情況下，都是與中國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而這尤其體現在政權與國家及人民利益本應較為一致的對外政策、涉外問題上。
筆者將從中共統治期間各階段若幹外交與內政政策，多角度分析中共政權與中國人民利益的高度不一致性、很多時候相反性，說明中共政權絕不能代表中國人民，以及中共各種貌似對外強硬、維護國家民族尊嚴，實質隻利於中共統治集團、違背人民大眾利益、反而讓國家民族遭受損失、陷入更大困境的事實。
朝鮮戰爭讓中共在國內國際站穩，卻讓中美決裂、中國閉關鎖國、中國國家民族命運急轉直下、中國人民付出沉重代價
中共建國之初，最能體現其政權利益與國家及人民利益相悖的，就是參與朝鮮戰爭（韓戰），並從此走上對抗美國和西方、與世界多數主要國家對立、長期閉關鎖國的道路。
朝鮮戰爭由統治朝鮮半島北部的金日成政權率先發起、後來被美軍和韓軍反攻、中共解放軍化名“誌願軍”擴大和持久化戰事，並給朝韓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其他參戰各方尤其中方也蒙受巨大損失。
對於1950年的中國，即便不以反共視角而是以中立立場甚至承認中共政權立場，從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看，也不應該選擇與美國及西方發達國家開戰和對立，而完全可以保持正常關係，平等互利。而1949年時，包括美國在內各國也並沒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現出很大敵意，表達了願意建立互助合作關係的願望。而中國也可選擇在美蘇之間中立、左右逢源，以更好維護本國利益和國民福祉。如印度、印尼、不少亞非拉國家，都是如此的外交策略，且取得很大成功。
但中共卻選擇“一邊倒”“打掃幹淨房間請客”的外交政策。中共在1950年代全麵倒向蘇聯及其同盟國陣營，而選擇徹底斷絕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正常關係、幾乎完全中斷經濟文化政治等各方麵交流。而中共派遣百萬“誌願軍”參與朝鮮戰爭、對抗”聯合國軍”，則是這種政策最突出的表現。
朝鮮戰爭戰時及戰後二十年，中國和美國等國家陷入長期敵對，不僅美國製裁中國，中國更主動“脫鉤”，清除一切與美國有關的經濟、文化、教育、科技在中國的存在，還廢除從當時不吃虧、從長遠更對中國及中國國民非常有利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將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建立的中美友誼及合作關係完全摧毀。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英法德（西德）荷意等西方國家的大多數經貿與文化聯係也都被切斷。中國也遠離了二戰後西方主導的全球化與國際體係，錯過了全球經濟和科技爆炸式增長的機遇。
這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科技、文化等各領域，都造成極大負麵後果，成為之後數十年中國長期貧困、閉關鎖國、落後於世界、與文明發達國家脫節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因為與美國及西方敵對，中國長期喪失了對世界和大多數國家主流社會的影響力，從曆史悠久文明燦爛、二戰後成為世界“五常”的世界大國，變成與國家體量極不匹配、邊緣化沒落的國家（之後再和蘇聯決裂後尤其如此）。
而且，中共與美國打朝鮮戰爭，也並沒有得到其宣傳的“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作用。例如1950-1960年代初，印度不斷派兵蠶食中印邊境中方領土。中國也沒有因朝鮮戰爭得到周邊和世界各國的尊重，反而更加孤立和遭排斥。美國也在之後二十多年不斷派軍機軍艦進入中國大陸領空領海，中共發表數千次抗議和“最後警告”，但無力也不敢攻擊美國戰機和軍艦。這也可謂“喪權辱國”了。
雖然到了1970年代及之後，中美關係逐漸轉好，兩國在許多領域都有交流合作，但再也無法達到民國時中美的親密友好了。而且，即便改革開放至今，中共根底上仍然是反美的，這同樣緣起於朝鮮戰爭。
而同時，本來應被清算戰爭罪行、戰敗一蹶不振的日本，在朝鮮戰爭爆發後，得到美國扶植和中國蘇聯拉攏，利用戰前資源，迅速重新崛起，取代了中國在亞洲應有的位置。日本應對中國進行的賠償也被中共和國府為拉攏日本而放棄。而朝鮮戰爭導致的世界格局變化、中美對立，也正是日本法西斯軍國殘餘未能清除、反而迅速死灰複燃、遺禍至今的關鍵原因。
而中共統治者及五毛、粉紅們，卻將誌願軍入朝作戰、“擊敗”美國（其實隻是戰平），作為“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擊敗帝國主義、穩固了“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的標誌性事件，大加誇讚。當然，從中共自身統治而言，朝鮮戰爭確實令其在國內外站穩了腳跟，尤其借戰爭的緊張形勢對國內非共產黨人士（主要是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人員）大規模的鎮壓和屠殺（鎮反運動），並全力推動集權，之後壟斷了中國權力而沒有反對力量能夠挑戰，也威嚇了潛在反抗者。但對於中國國家命運、對於中國人民，尤其鎮反運動受害者，朝鮮戰爭及中共在朝鮮戰爭期間的行為，則是巨大的悲劇。
中蘇關係破裂的前因後果及對中國的影響：毛澤東無理取鬧、中共不講道理，致使中蘇決裂，中國陷入雙重孤立、國家更難發展、人民更為貧困
中共與美國徹底對立之後，一度完全倒向蘇聯。中共在宣傳中還稱蘇聯是“老大哥”，中國是“小弟弟”，毛澤東也多次說說中國要“以蘇為師”、在國際上“以蘇聯為首”。從1950年到1959年前後，中蘇也確實保持較為良好的同盟關係。
但從1960年前後到1970年代，中蘇關係卻日益惡化、陷入高度對立狀態，雙方相互激烈攻擊和在國際上博弈，甚至一度兵戎相見、爆發邊境衝突，差點發生全麵戰爭和核大戰。那麽這又是怎麽回事？對中國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影響又是什麽呢？
中蘇關係破裂的表麵原因，是中共所聲稱的“蘇聯霸權主義”、“蘇聯背叛馬列而走向修正主義”，其所舉例子包括“蘇聯要求在中國建設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蘇修逼債”等。
但實際上，中蘇關係破裂的根本原因，是毛澤東及中共為了與蘇聯爭奪對社會主義陣營和世界革命的領導權、毛澤東與中共對赫魯曉夫“解凍”和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等政策的強烈不滿，以及毛澤東個人的主觀好惡與意氣用事，所造成的結果，且責任基本都在中方。
首先，就中共所聲稱的“蘇聯霸權主義”的典型例子“蘇聯要求在中國建設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完全屬於中蘇同盟正常的要求，且蘇方並未強迫中國接受，而隻是提出建議性的訴求。在1950年中蘇兩國即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雙方都有通過包括軍事手段在內的方式保護對方安全的義務，而軍事合作是基本要求。
蘇聯希望建設聯合艦隊，當然有擴大蘇聯在亞洲和世界影響力的考慮，但同時也有利於軍事尤其海軍較弱的中共中國得到更多軍事技術支持、武器援助、安全保障。而長波電台作為配套措施，也是必要的。而且中方也可與蘇軍分享蘇聯境內的軍事設施，中國海軍艦船也可停靠蘇聯港口、與蘇軍合作共管。
但毛澤東卻對蘇聯的這項要求大發雷霆，視為蘇聯霸權主義、欺負中國，並向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蘇聯外長米高揚、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本人，都表達了強烈抗議。雖然蘇聯麵對中共這種顯然不講道理或起碼過度的反應，仍然保持了克製，但中蘇關係已出現明顯裂痕。而1958年中國在不通知蘇聯情況下徑自炮擊金門，對外誘使國際認為中國受蘇聯支持才進行炮擊，也讓蘇方頗為不滿，但仍然默認中方行為並在公開場合支持中方，但中國的行為更損害了中蘇互信。
其實，讓毛澤東及中共真正怨恨蘇聯、逐漸和蘇聯決裂的真正誘因，是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專製行為，明確反對個人崇拜，並鼓勵各共產黨國家改革、實行集體領導等開明措施。因為毛澤東就是中國的斯大林，同樣專製殘暴，也對民主開放之類嗤之以鼻。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與毛澤東將自己打造為中國的斯大林的企圖不符。所以毛澤東假借聯合艦隊等其他問題，來發泄不滿和破壞中蘇本來親密友好的關係。
雖然蘇聯扶植中共打敗國民政府，讓中共奪取中國權力荼毒人民，對中國人民有罪。但另一方麵，蘇聯在1950年代給予百廢待興的中國不少經濟和軍事援助，如著名的“156項工程”，奠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工業基礎。蘇聯也派遣不少專家支援中國，幫助中國培養技術人才等。這些利於中共統治，也客觀上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和國民生活改善。至於蘇聯借機控製中國之嫌，其實蘇方還是很尊重中方獨立性的。在中國已與美國及西方斷交情況下，維持中蘇同盟顯然是利遠大於弊的。
但毛澤東從1960年左右開始，就逐漸的主動疏遠蘇聯，並在文革期間上升到“打倒蘇修”，全麵與蘇聯對立，並有意加劇中蘇邊境局勢、與蘇方強硬派共同挑起戰火。於是中蘇從親密盟友變成仇敵，並持續20多年，直到80年代後期才有所緩和（且仍未真正恢複友好）。
而中共主動斷絕中蘇合作關係後，蘇聯援助停止、蘇聯專家撤走，而同時中國又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對立，於是中國的經濟、外交、軍事等各方麵都陷入困境。當然當時中共各種胡鬧式的內政政策是中國陷入困境的根本性原因，但外交上同樣的“胡鬧”，無疑加劇了中國困境，並讓本就貧窮短缺的中國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中共為凝聚國內人心、宣傳對蘇聯的仇恨，還散播“蘇修逼債”傳說，說1960年代中國的經濟困境、食品短缺，是因為蘇聯要求中國還債，還編造“蘇聯人隻要每個豬的舌頭、隻要好蘋果，其他都扔掉”等宣傳蘇聯對中國的欺負、霸權主義。但這些都是子虛烏有，相反蘇聯在1960年前後中國困難時期還主動提出可以延期還債。而中共卻要從幹部到老百姓“勒緊褲腰帶還債”，以爭口氣、爭麵子。這顯然加劇了1959-1961年的大饑荒及之後十多年的貧困，造成更多中國人營養不良、生活痛苦、死亡。
至於中共所稱蘇聯是“修正主義”，及以“反蘇修”為名的對抗蘇聯的行為，無論是按照馬列理論辯論，還是基於普世價值評判，都是站不住腳、不值得的。相對於蘇聯，毛澤東和中共將馬列主義“中國化”，例如“農村包圍城市”、“新民主主義”、“毛澤東思想”、“統一戰線”等，都極大“修正”了馬列主義。中共沒有資格指責蘇聯的“修正”。而且相對於中國“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荒唐行為和悲劇，赫魯曉夫等人改革“斯大林體製”，發揚黨內民主、言論寬鬆、刺激經濟、改善國民生活，恰恰更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人民謀取幸福的真諦。
中共在對抗蘇聯時，也不僅打出“反對修正主義”的口號，也正是那時開始構建中共式“中華民族”理論，強調中國主權、反對外來幹涉，並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是國家利益高於階級。這看似有道理，但實際上卻是中共為自身擺脫外來的、對中國利害交雜的幹涉，可以在中國大陸內部胡作非為而無外力可幹預和製約。相對於中共，蘇聯、東歐、越南等紅色政權都比中國更講人道，如饑荒和貧困程度都低於毛時代的中國，和平時期的清洗和殺戮也較中國為少。中共的“獨立自主”，恰恰讓中國人民更多苦難、更加無助。
毛時代的反美反蘇、閉關鎖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讓中國國家利益損害更大、人民更多苦難
很多中共支持者及毛派人士，總是誇耀毛澤東“讓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擺脫了1840年以來被列強欺辱、半殖民地的狀態，讓中國國家獨立、人民不被外敵欺辱。
從表麵上看，似乎確實如此。從清末到民國，中國長期處於日本及英法德等國的殖民入侵之下，國家主權淪喪、國土淪陷、人民遭受帝國主義和其在華各種合作者的壓迫。而中共1949年建政、統一大陸，中國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
但這隻是表麵的、教條化看待得到的“事實”。而真實情況是，中共建政後，尤其毛澤東時代，中共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中國國家利益和中國人民利益，包括對外的競爭和影響力，造成了巨大的損害，且損害遠大於益處。
國家利益，包括許多方麵，而基本內容是，國家強大、繁榮、穩定、有較強國際影響力、在國際競爭、合作、衝突中，維護本國公民及海外僑民利益。而人民是真正的國家主人、權利自由得到保障和拓展、物質富足、精神生活豐富、有尊嚴和自主的生活，則是一國人民/國民/公民利益和福祉的核心內容。而國家利益根本上亦是為人民利益服務，為國民整體及每個具體公民而服務。
而毛時代閉關鎖國、與西方隔絕、對抗美蘇，看似獨立自主、反抗霸權、“不受欺負”，實則讓國家失去了與各國合作發展經濟、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在國際上擴大影響、增強國力的條件和機遇，導致中國腹背受敵、孤立無援，讓作為二戰二戰戰勝國、本可以享受二戰後和平繁榮紅利的中國，在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等各方麵全麵落後於多數國家，與世界發展潮流脫節，陷入長達數十年的貧窮落後。中國也喪失了古代和民國時代對世界的巨大影響力，除個別領域個別情況，幾乎閉鎖的消失於世界。這些惡劣的負麵影響，並未在毛死後消失，而是延續到改革開放之後至今。1960-1970年代美國和蘇聯都有能力打垮解放軍、占領中國，隻是無法接受巨大統治成本，對中國人既不便殺、也無力治，得不償失，而沒有選擇全麵入侵。
而既專製獨裁，又貧弱封閉的中國，也讓中國絕大多數人民生活在既沒有權利自由，又赤貧和愚昧的狀態。民國時擁有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遷徙自由，在中共時代全部喪失。而人們又生活在必需品極度短缺和物質匱乏的狀態，不僅1960年大饑荒前後，從1950-1980年代，中國大多數人都生活在聯合國認定的貧困線之下，溫飽都難以解決。在頻繁的政治運動、個人崇拜洗腦、教育和科研領域完全混亂的情況下，中國人得不到正常的教育和知識，普遍愚昧無知。“八個樣板戲”及少數革命風格電影，占據中國人全部文化生活，中國人在精神領域一樣匱乏和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