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一名中國的婦產科和泌尿外科醫生，除了有救死扶傷的責任外，還承擔著完成計劃生育工作的巨大使命。每當冬季農閑時，大隊人馬開赴農村，施行節（絕）育手術，因此踏遍了山東廣大貧瘠之地的是鄉間大小村莊。敝人雖過了40個年頭，卻沒能跨出山東的省界一步，更沒能光臨過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文革期間沒能出門革命串連過一天。文革後，家父的政治問題得以平反，文革中自己又站對了立場，工作漸漸就序進入了正常的規道，當時能否?施行器官移植手術則成了衝量一個醫院醫療水平的標準。於是醫院差派我外出學習取得經驗，盡快地開展腎移植工作。考慮再三，我選擇了去北京友誼醫院泌尿外科，一則該科在主任於惠元教授的率領下，腎移植工作開展的較早，技術也較成熟，再則當時全國著名的泌尿外科專家吳階平教授，每周有三天參與該科室的臨床工作，也是一個學習的好機會。為了便於配合工作，要求帶上一名手術室的護士同往，除熟悉腎移植工作程序外，還要學習血液透析洗腎的工作，為了獲得感性的認知，並邀請於主任帶領人馬來我院進行了實地演練，對我院開展此項工作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學習期間，除了腎移植的學習外，還廣泛地參與了多項疑難病症的處理。全國著名傑出的音樂指攛家李德倫患有腎髒腫瘤，由吳階平教授親自持刀手術，我被選為術者 的助手。術後為了對大家表示感謝，李德倫的妹々，在北京人藝劇埸特地邀請大家觀看了一埸有關周總理的“語無聲處聽驚雷”的話劇。
在國內人體器官的供獻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民俗流傳日久的習俗是人死後應留得一株完整的全屍，所以五馬分屍就成最為嚴酷的刑罰。我在學人體解剖課時用的標本多是死囚犯的屍體，更可笑的是文革期間處死的死囚，因是人民不共戴天的敵人， 階級覺悟高政治掛帥的火葬廠不提供服務，當時國家一律禁止土葬，唯一的辦法是交由政府處理，政府再將屍體移交給醫學院校以供教學之用。但家屬必須交納二角錢的子彈錢。
起初和司法和公安機關聯係，請他們為提供死囚犯的器官予以協助配合， 為了確保優先順利的得到供體的需求.需要加強與這些部門之間的聯誼，開始了聯歡活動贈送禮物，由於司法不健全，漸々的發展成了一條供銷的産業鏈。此時彷佛預感到器官的來源將會走向一條邪路，甚至是一條不擇手段非人道而又毫無底線的違法行為。此後不斷出現有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的指控，社會上出現的人口販賣、人間蒸發和失蹤也都與此息々相關。有人盛稱在國外十多年等不到的器官，這裏則能盡快提供，號稱巳是世界器官移植之大國，在法律極不健全和得不到遵守的情況下，此項工作已不是我們的主要部分，卻建起了設備完整齊全的血液透析室，以此將使自己的內心得以安慰而不遭受良知道德的譴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