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
去年總統大選之前，我寫了一篇文章，說的是我1979年來美後經曆的十二次總統大選。【見“我在美國經曆的十二次總統大選”一文：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9452/202410/8205.html】寫完之後，意猶未盡。仔細品味，對我的命運影響更大的，其實是在我來到美國之前的那些美國總統。掐指算來，從羅斯福總統開始，計有杜魯門總統、艾森豪威爾總統、肯尼迪總統、約翰遜總統、尼克鬆總統、福特總統、最後是卡特總統，共八位。容我在此一一道來。
1.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羅斯福是美國第32任總統，任期從1933年到1945年。他是美國唯一連任了三屆的總統，一般認為他的名聲僅次於華盛頓總統和林肯總統。他本應與我無關，因為我出生時，他已經不幸去世了。但是有兩件事，必須在此提到他。
首先，談到羅斯福總統，就不能不提到他推行“新政”（New Deal）時於1935年8月14日簽署的著名的《社會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雖然其初衷是應對30年代美國大蕭條時期出現的全國性的貧困和失業問題，但它卻成了美國福利國家體係的基石之一，標誌著美國聯邦層麵社會福利製度的正式建立，也是後來各國先後效仿的楷模。雇員和雇主共同繳納社會保障稅（Payroll Tax），構成基本資金池，然後為老年人提供養老金。
我1979年8月來到美國，入學後沒幾天，政治科學係的愛德華·弗裏徳曼（Edward Friedman）教授就雇了我做他的助手，為此我拿到社保卡。但因收入太微薄而免了所有稅。1983年秋季給經濟係奎爾姆巴赫（Quermbach）教授做教學助理，算是有了正式的收入，因而開始納稅，包括社保和醫保稅。其後每年按時按要求老實納稅，直到2017年。其中的最後一年，我雖已經退休，但因還有一點遺留下來的零星收入，故仍然繳納了一點點社保和醫保稅。
2012年3月，我66歲，開始領取社會保險金。老婆則於2020年2月開始拿社保。我和老婆都是省油的燈，老婆不愛諸如首飾那些貴重的玩意。我們穿著上不追求時尚，隻要求實用效果。我們出行也很少住昂貴的旅館。我們每月的社保收入基本上就可以對付每月的日常開銷了。退休金隻用於其它大宗開銷。飲水思源，我和所有美國公民一樣，如今老年生活的保障，和羅斯福總統建立的社會保險製度是分不開的。
第二件事是，羅斯福總統在任期間因高血壓和心髒病而死於腦溢血，他的死因恰恰是我祖傳的心血管疾病 —— 爺爺、父親、大伯、堂哥、堂姐等人大都死於腦梗。2005年我被確診有房顫，2017年經曆了一次中風。我之所以能健康地活到現在，追根溯源，應該歸功於羅斯福總統。下麵引述一位網名“南山無言”的心髒科醫生在文學城上講述的故事（稍稍修改了幾個字）。【見“醫路心語（9）“說說弗雷明翰的那些事”一文，網址是：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80046/202503/24827.html】
1932年時羅斯福40歲，血壓是140/100mmHg，沒有引起注意，他當時的私人醫生認為他的頭痛是鼻竇炎所致。在1935年至1941年間，羅斯福總統的血壓逐漸升高，136/78到188/105mmHg，他的私人醫生依然認為總統很健康，他的血壓符合他的年齡。看來，總統的醫生不一定是最好的醫生。有點諷刺的是，在1940年羅斯福總統成立了“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卻完全沒有注意到自己的健康問題。羅斯福總統日漸惡化的健康狀況卻被其他人注意到了。英國首相丘吉爾在1943年訪問白宮時問到他自己的私人醫生，是否看到羅斯福總統很憔悴啊？在1944年3月，盟軍在準備諾曼底登陸，羅斯福總統的女兒實在看不下她老爸的病態，明顯腹部腫脹和活動性氣急，就把羅斯福總統送到了就在NIH總部的街對門的美國海軍醫院，要求第二診療意見。海軍醫院的心髒科醫生寫道，羅斯福總統的血壓為186/108mmHg，胸片心髒擴大，診斷為“高血壓，高血壓心髒病和心衰。”鑒於當時有限的醫學知識，我們已經很佩服這位醫生的診斷了。然而當時並沒有很好的治療手段，給了他洋地黃和低鹽飲食，羅斯福總統的症狀有所緩解，一個月後，羅斯福總統的血壓記錄是240/130mmHg。在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上，丘吉爾的私人醫生在日記中寫道，“羅斯福總統顯然是病入膏肓了，他有血管硬化的所有症象”，“我判斷他活不了幾個月了。”這個醫生真牛，是查爾斯·麥克莫蘭·威爾遜（Charles McMoran Wilson）男爵，1966年發表了“丘吉爾私人醫生的日記”而轟動世界。幾周之後，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總統死於腦溢血，當時血壓是300/190mmHg。
上世紀40年代，心血管疾病已經被認識到是美國的頭號致死性疾病。但是，40年代時醫生和科學家們對心血管疾病的認識還是知之甚少。血壓升高以及動脈粥樣硬化都被看成是人類年齡增長和衰老的一個自然現象，不需要重視和治療。美國總統羅斯福的高血壓病史和最終死於腦溢血的事實，加快了美國在心血管疾病上的研究。
1948年6月16日，杜魯門總統簽署了“美國心髒法案”，成立了美國心髒研究所，日後更名為美國心肺血液研究所（NHLBI），撥款50萬美元進行一項為期20年的心髒流行病學研究。
來自麻省總院的懷特（White）醫生和哈佛大學的魯特斯坦（Rutstein）醫生負責選取這項流行病學研究的地點。這兩位醫生都在麻薩諸塞州，他們選定了麻薩諸塞州的離哈佛大學不遠的弗雷明翰市（Framingham）。
成立於1948年的弗雷明翰心髒研究所（Framingham Heart Study），至今已有超過70年的曆史，是美國有史以來時間最長參與樣本最大的醫學研究單位。它的研究成果驚人，相關醫學論文發表近4000篇，它讓我們對心血管疾病有了全新的認識。目前很多關於心血管疾病的常識，如運動，飲食，戒煙以及阿司匹林的作用，都源於這一研究所。它的第一個重大研究發現發表在研究所成立後的近10年的1957年，研究人員發現高血壓患者比正常人群有高出4倍的風險發生冠心病。一年後發表了中風是高血壓的一個主要並發症。由此，對高血壓病的認知和相應治療被提到了一個新高度。當時研究的結果把高血壓定義為大於160/95mmHg，與現代醫學對高血壓的定義還有一定的距離。
弗雷明翰心髒研究項目在設計初時計劃進行20年，到1966年，該項目因出現資金短缺而開始向私人及公司召集募捐。在1969年，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簽署計劃決定退出該研究，致使弗雷明翰心髒研究危在旦夕。研究人員聯係到了當時的尼克鬆總統，最後由尼克鬆總統直接幹預命令繼續進行這項研究。1971年國家心髒研究所和波士頓大學達成協議，繼續由聯邦出資助，從而結束個人募捐。
受益於美國在這方麵的先進醫療科學和技術，我得以健康地活到現在。2017年9月雖然無端來了一次祖傳的中風腦梗，但由於得到及時和有效的治療，沒有留下任何後遺症。【見其後寫了“丁酉秋小中風記”和“丁酉秋中風記(續)”兩文：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9452/202202/33342.html和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9452/202202/34750.html兩文】現在每日早晚兩次各服用5毫克的艾利奎斯（Eliquis）以“稀釋”血液，實則是降低血小板的作用；一天各一次服80毫克的替米沙坦（Telmisartan）和2.5毫克的氨氯地平（Amlodipine）以降低血壓；每天睡前服40毫克的阿托伐他汀（Atovastatin）以降低膽固醇。其次是各種營養藥。冬天服用西洋參，每天服用輔酶Q10（CoQ10）、魚油、降膽固醇補充劑（CholestrOff）、和各種維他命等。
同時我按研究結果的要求，改變了諸多生活習慣。退休後不久，老婆就取消了我們的晚餐。晚上我們隻吃一小碗生菜。其後，老婆又取消了我們一輩子吃慣了的白米飯。其它飲食我們也十分注意，所以血糖上沒有問題。1997年女兒出生後我戒了吸煙，三四年前老婆和我戒了酒，幾年前我把咖啡也戒了。我雖是個好吃之徒，但體重死守在170磅（即77公斤或154斤）。我每日上午在瑜伽墊子上做拉伸鍛煉一小時，下午在家中健身房鍛煉一小時。
心血管專科醫生保爾·奧布萊恩（Paul O’Brien）大夫每半年診視我一次，驗血並作各種項目的心血管檢查諸如心電圖（Electrocardiogram，簡稱EKG）、超聲心動圖（Echocardiography，簡稱ECCO）和心髒核素掃描（Nuclear Stress test）等，我十分秤心滿意。
2. 哈裏·S·杜魯門（Harry S. Truman）
杜魯門是美國第33任總統，任期是從1945年4月羅斯福總統去世後直至1953年元月。
說起來，雖然杜魯門當總統時，我十分年幼，是從出生到上小學之前那段時間。然而，他和我一生的命運卻有千絲萬縷的關係。1945年杜魯門接任總統後，美國即將戰勝日本已成定局。這年的6月間，從南京隨金陵大學遷徙到成都避難的母親懷上了我。8月6日和9日，杜魯門總統下命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15日，日本投降。1946年我在南京出生了，算是典型的嬰兒潮那一代的人。1948年8月中旬父親乘船赴美留學，但兩個多月後於11月份就傾囊買了一張機票飛回中國了。越年，1949年8月，蘇聯成功試爆了原子彈。1949年10月，中國政權更迭，中國共產黨戰勝了杜魯門總統支持的國民黨，從此淪為共產極權國家。1950年6月韓戰爆發。1951年7月不滿16歲的大姐受“抗美援朝”的欺騙宣傳而參軍。外祖母認為我們這樣書香門第的女兒參軍，實屬奇恥大辱，她以跳長江自殺威脅無效，最後大姐還是在軍隊裏當了三年多的兵。到杜魯門總統1953年元月下台時，我於該年秋季就上小學了。在中國共產黨的教育和宣傳中，杜魯門總統為首的美國政府是中國的頭號敵人。
杜魯門總統給我一生帶來了兩大印記。
一是他於1946年8月1日正式簽署了由美國阿肯色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威廉·富布賴特（J. William Fulbright）提出的“富布賴特計劃”。這是一項教育交流的法案，堅信“相互了解是避免衝突的最佳方式。”富布賴特計劃的宗旨是：通過學術、教育和文化交流，增進各國人民之間的理解與友誼。其項目包括：美國學生出國學習和研究，外國學生來美攻讀學位，教授、學者、藝術家等學術與文化人員互訪，專業發展、講學、研究資助等。
該項目的資金最初來自“戰爭剩餘資產”（Surplus War Property）。美國在二戰後海外擁有大量多餘物資和基地設施，富布賴特計劃法案允許這些資產出售所得資金用於資助國際教育交流，從而開創性地將戰爭的“餘燼”轉化為了和平的“火種”。
五十五年後的2001年美國國務院教育與文化事務局啟動了富布萊特資深專家項目。它是富布萊特計劃（通常為6-12個月）的一項擴展，專門為更靈活、更短期的交流形式（通常為2-6周）設置，以滿足國外的高等教育機構、研究機構、文化組織快速發展的需求，特別是吸引那些無法參與傳統長期項目的美國資深專家。
美國專家需通過競爭性程序申請才能夠入選項目的專家名冊（Rosters）。對美國資深專家的具體需求由接收國家或機構提出申請，入選後，該富布萊特資深專家項目會通過一定程序匹配專家名冊中合適的專家。富布萊特計劃覆蓋往返交通費用、生活津貼和其他相關支出。國際接收機構通常負責提供項目執行所需的支持，例如辦公條件或住宿安排。富布萊特資深專家項目的目標是：知識與技能轉移，協助國際機構提升學術與專業能力；促進跨文化理解，通過麵對麵的互動，加強美國與他國的文化聯係；以及搭建長期合作橋梁，為未來的學術和專業合作奠定基礎。
2002年3月7日，已經成為美國公民多年的我從網上下載了大量有關富布萊特資深專家項目的信息，在與老婆和當時的經濟係係主任唐納德·斯泰比爾（Donald Stabile，簡稱Don，唐）討論後，決定申請該項目。我於3月9日開始填寫申請表和準備相關申請材料。唐和我的好友大衛·羅森鮑姆（David Rosenbaum，簡稱Dave）教授為我寫了推薦信，我當時雇傭的女學生助理阿妮婭·派克（Anya Parker）為我在英文上把了把關。半個月後，3月26日，我收到富布萊特發來的郵件，告知我的申請已被接受。不到一個半月後，5月7日，收到國際學者交流委員會（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Scholars，簡稱CIES）的一封信告訴我已被正式列入富布萊特資深專家的名冊。【見我寫的“難忘的南非六星期”：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9452/202412/14719.html】
九個月後，2003年2月13日，收到富布萊特的一個郵件，告我現有一個去南非伊麗莎白港理工學院的機會，問是否有興趣。我立即回複說，很感興趣。第二天，14日，我起草了關於自己資質合格去南非伊麗莎白港理工學院的總結稿，征求了老婆的意見，15日把總結稿發給大衛征求意見並作進一步修改。17日我收到大衛給我的回複後，18日，我把總結定稿和個人簡曆發給了富布萊特的資深專家項目協調員艾米·魯斯蒂克（Amy Rustic）女士。
十天後，2003年2月28日，艾米來郵件告我被選定去南非伊麗莎白港理工學院，時間從2003年5月19日至6月27日。她問我是否同意。我興奮至極，立刻表示同意。幾天後，3月3日執行董事帕蒂·麥吉爾·彼得森（Patti McGill Peterson）代表富布萊特學者董事會、美國國務院教育與文化事務局和國際學者交流委員會三個單位給我來涵，正式通知我將作為富布萊特資深專家去南非伊麗莎白港理工學院工作六星期。3月21日國際學者交流委員會的克裏斯汀·約翰遜（Kristen Johnson）就此發布了新聞稿。同日，富布萊特的協調員艾米也通知了我們學校公共關係負責人馬克·阿普特（Marc Apter）。我把這一好消息通知了學校的拉裏·沃特（Larry Vote）院長，係主任唐等人，以及在美國和中國兩地的親人們。院長對我表示祝賀，並囑學校公共關係負責人馬克·阿普特（Marc Apter）向學校的職業圈和相關媒體就此發布新聞。
就這樣，從2003年5月中旬至6月底，我有幸攜妻女以富布萊特資深專家的名譽赴南非伊麗莎白港理工學院工作，在南非度過了六個星期。那年是我和老婆結婚了整整七年，女兒六歲了。1995年我和老婆相識後生活和業務工作都走上了正軌，穩步發展著。對我這個胸無大誌、能力一般、隻追求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小人來說，這趟南非之行算是達到了人生的最高峰。回顧幾十年來我們一家三口去過的四十幾個國家，南非的六個星期是最為難忘的。我們去過數不清的海岸和海灘，但沒有一個能接近我們在南非伊麗莎白港到開普敦一線所見到的驚人的美景和壯觀。
杜魯門總統給我一生帶來了另一大印記是，2022年10月下旬，老婆和我專程去諾福克（Norfolk）參觀了1998年建造的現在仍在服役的第八艘尼米茲級別的航母杜魯門號。由此我們對杜魯門總統有了較全麵較真實的了解。【見我寫的“參觀航母記實”：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9452/202211/20355.html】由於杜魯門總統和韓戰被曆史捆綁在了一起，我們趁此也擺脫了以前單方麵韓戰的欺騙宣傳而有了更準確的認知。
杜魯門出生於密蘇裏州的一個農民家庭，早年在一戰期間曾參軍並赴法國參與戰鬥。回國後，自營過服裝行業。1922年，在家鄉密蘇裏州擔任縣法官，進入政界；1935年，成為該州聯邦參議員。二戰初期，杜魯門曾在參議院領導一個調查軍方紀律的委員會。他沒有大學學位。
1944年初羅斯福總統競選第三任總統時，由於民主黨內各種派係的鬥爭和權衡，並不想當副總統的杜魯門被推舉為羅斯福的競選夥伴。羅斯福和杜魯門性格相搏，雖然根本處不到一塊去，但憑借羅斯福總統的聲望，順利勝選。不料上任後不到三個月，到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總統突然腦溢血逝世，不想做副總統更不想做總統的杜魯門成了美國的第33任總統。1948年11月2日，杜魯門又出乎眾人預料之外，在大選中戰勝共和黨對手，順利繼任到1953年元月。
杜魯門總統任內發生了很多世界大事。首先是盟軍戰勝納粹德國、杜魯門總統在負隅頑抗死不投降的日本廣島與長崎投放了原子彈以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了；接著是聯合國的成立；推行了以重建歐洲為旨的“馬歇爾計劃”的落實；杜魯門提出杜魯門主義以對抗共產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張；成功阻止了希臘和土耳其淪為共產黨政權；冷戰由此開始；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戰勝美國支持的國民黨取得了大陸政權；北約的成立；以及最後韓戰爆發。
6月25日，北朝鮮入侵南韓。那時的南韓軍隊不堪一擊，三天後，北朝鮮於28日占領了南韓首都漢城（今首爾）；到9月初，北朝鮮基本上占領了整個南韓。1950年9月15日，聯合國軍（其中絕大多數為美軍，故可簡稱美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設計的仁川登陸成功，於同月27日收複南韓首都漢城（首爾）。傲慢的麥克阿瑟將軍認為他戰勝了頑強而不可一世的日本皇軍，眼下的北朝鮮的軍隊實在不在話下。美軍於10月1日越過3-8線，10月19日占領平壤，其後一直打到了中國和北朝鮮的邊境鴨綠江。
1950年10月25日，中國軍隊在蘇聯物資支援下大舉進入北朝鮮，以人海戰術直接與美軍交戰（僅12月6日的長津湖一戰，中國軍隊8萬人喪命）。在麥克阿瑟將軍看來，戰爭的性質已經改變了，美國是在一場和不同敵人作戰的戰爭中了。他認為隻要總統和國會支持他，給他足夠的兵力和資源，允許他越過鴨綠江直接打擊中國軍隊的補給線，戰勝中國軍隊是件不難的事情。他甚至認為，在全中國範圍內徹底消滅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也是有把握的 —— 這些武裝力量怎麽可能和被他打敗的日本皇軍相比呢。據說，他給杜魯門總統提交了一個清單，列舉了中國內地的26個重要軍事目標，要求杜魯門總統用原子彈去把它們摧毀掉。
然而杜魯門總統完全不同意麥克阿瑟將軍，他嚴禁美軍越過鴨綠江轟炸中國的補給線，也拒絕了麥克阿瑟將軍的諸多要求。理由很簡單。1949年8月29日，蘇聯成功試爆了原子彈。杜魯門總統認為，朝鮮戰爭不應該成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更何況，如果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雙方都很可能使用原子武器。他認為，西方在美國的領導下，完全可以用冷戰的方式戰勝東方的敵人。
1950年10月15日（也就是中國正式公開出兵進入朝鮮的前十天）杜魯門總統飛往太平洋上的一個叫威克島（Wake Island）的小島上與麥克阿瑟將軍麵談韓戰事宜。目空一切的麥克阿瑟將軍在接機時，沒有向杜魯門總統行軍禮。事後，杜魯門總統提醒麥克阿瑟將軍：“我是全美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你必須聽命於我！”杜魯門總統希望麥克阿瑟在聖誕節前結束韓戰，讓士兵們回家過節去。高大的麥克阿瑟將軍根本就沒把這個中等身材的杜魯門總統看在眼裏。1951年4月11日，杜魯門總統下令罷免了總指揮官麥克阿瑟將軍。麥克阿瑟將軍回國時受到舉國上下獻給二戰英雄的盛大歡迎。杜魯門總統的名聲則一落千丈。
1951年6月22日，蘇聯首先提出要進行停戰談判。同年7月10日，停戰談判開始，邊談邊打，談了兩年又打了兩年。1953年7月22日，停戰協議簽字，南北雙方各自退回到了3-8線兩側。這次的3-8線是按美軍的定義確定的而不是中國和北朝鮮希望的。除了兩邊的百姓無端蒙受戰火的災難、兩邊的戰士蒙受巨大的傷亡之外，侵略者北朝鮮什麽便宜也沒撈到。那時，杜魯門已於1953年元月離開白宮，不再是美國總統了。
杜魯門總統性格謹慎果斷，素以友善和謙遜聞名。縱觀他的一生為人處事，他實在不愧為一位真正的正人君子。
為什麽會在1998年將新造成的第八艘尼米茲級別的航母命名為杜魯門號？杜魯門在1952年總統競選中一敗塗地，最後退出了競選。1953年1月以達到空前絕後最低的民調數字冷冷清清地灰溜溜地離開華盛頓。回到老家後，作為第一名退休後能拿到退休金的總統，度過了近20年的平民生活，於1972年88歲去世。可是，誰會料到，在他去世不到20年後，貌似無比強大的蘇聯於1991年12月26日解體了，所有東歐國家也都擺脫了共產黨的統治，美國和西方在杜魯門主義定義的冷戰中取得了徹底的勝利，沒有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熱戰，更沒有人使用核武器。曆史學家們和廣泛的輿論都認為，追根溯源，這些都應歸功於杜魯門總統的智慧和遠見。回過頭去看，他在韓戰中堅定地否定了麥克阿瑟將軍要直接和共產黨中國作戰的建議，並果斷地罷免了全美國人民心中的英雄麥克阿瑟將軍都是對的。杜魯門總統於是名聲大振，並躋身為美國的十名最偉大的總統之一。以他命名新造成的航母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了。
參觀了杜魯門號航母後，杜魯門總統由此在我的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形象。
3. 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
艾森豪威爾是美國的第34任總統，任期從1953年到1961年。
艾森豪威爾總統和我的命運表麵看起來幾乎沒有什麽交集。他在任期間，是我1953年上小學一年級，到他兩屆期滿時，我是初中二年級的學生。在我的啟蒙教育中，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的頭號敵人，而艾森豪威爾總統就是這個頭號敵人的總頭目，也就是世界上最壞最壞的人。
那時，我當然不可能知道，艾森豪威爾總統是二戰時期的傑出軍事指揮官，他擔任了盟軍歐洲戰區的最高司令，領導了諾曼底登陸（D-Day）等關鍵戰役，這為最終擊敗納粹德國鋪平了道路。我那時也不可能了解到艾森豪威爾總統在1953年上任後，成功推動了朝鮮戰爭的停戰協議，結束了這場持續三年的衝突。更不了解他在1953年至1961年擔任總統期間，推動了美國的冷戰政策，強調通過“遏製”蘇聯來防止共產主義擴張，主張通過軍事和經濟援助支持反共國家；他領導美國度過了冷戰初期的緊張局勢，用“核威懾”的政策避免了直接的核戰爭。
然而，和我的日後的命運息息相關的是，艾森豪威爾總統1952年競選總統時選擇了時年39歲的理查德·尼克鬆（Richard Nixon）為競選搭檔、競選副總統，最終尼克鬆成為他兩屆政府的副總統。
27歲的尼克鬆在1940年代後期因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簡稱HUAC）任職，積極調查共產黨滲透問題，如著名的希斯案（Alger Hiss Case），在美國反共氛圍高漲時期贏得了反共立場突出的全國聲譽。他33歲時於1946年當選國會眾議員，37歲時於1950年當選加州參議員，年紀輕輕就展現了政治手腕和演講能力，符合當時共和黨希望吸引青年選民的戰略。
1952年總統競選中的艾森豪威爾是軍人出身、政治新人，來自東部精英圈；而尼克鬆來自西海岸的加州，有政治經驗，也代表共和黨內反共、保守派勢力。兩人搭檔可增強廣泛選民基礎的吸引力。同時尼克鬆當時在參議院以反腐倡廉著稱，有助於鞏固共和黨在公眾中的道德高地形象，對抗民主黨的指責。
這期間，較有趣味的故事是尼克鬆的“棋盤狗演說”（Checkers Speech）。競選期間，尼克鬆被揭發有接受私人政治捐款資助工作開銷的醜聞，有可能被迫退出競選。為了挽回公眾信任，他發表了一場著名的電視講話 —— “棋盤狗演說”。尼克鬆詳細解釋了基金用途，強調自己經濟清白，其後他堅定而感人地說：然而，他是不會退還捐贈的一隻名叫“棋盤”（Checkers）的小狗的，因為他的女兒喜歡它。這場演講打動了數百萬美國觀眾，贏得支持，最終保住了副總統候選人的位置。1952年11月，艾森豪威爾和尼克鬆成功擊敗民主黨候選人阿德萊·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尼克鬆正式成為美國副總統。
這為1969年尼克鬆贏得總統大選鋪設了道路，也就是為尼克鬆總統從根本上翻轉我的命運鋪設了道路。這些都是後話了。
4. 約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
肯尼迪總統是美國的第35任總統，任期從1961年1月到1963年11月被刺殺。他是第一位出生於20世紀的美國總統，上任時年僅44歲。
1961年春我15歲上初中二下年級，到1963年秋，我上高二上。中國從共產黨人造的大饑荒中緩緩地爬出來，正是我度過幸福的青少年的時光。美國總統離我太遙遠了，太不相幹了。那時，我做夢也不會想到肯尼迪總統於1961年3月1日啟動成立的“和平隊”會在半個多世紀後給了我一次去非洲岡比亞教書的機會。
1960年10月14日肯尼迪在總統競選期間，在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淩晨2點的一場即興演講中首次提出他的這一構想。他說：“你們當中將來要成為醫生的人，有多少人願意去加納度過你們的歲月？那些學技術或工程的人——你們有多少人願意進入外交部門，去世界各地奔走、為他人服務一生？”他的演講立即引發熱烈反響，數千名學生在第二天簽名表示支持。
肯尼迪1961年元月上任總統後，於3月1日簽署了10924號行政命令，正式成立了“和平隊”，並任命他的妹夫薩金特·施賴弗（Sargent Shriver）為首任主任。同年9月，美國國會通過立法，正式為“和平隊”提供資金和法律地位。和平隊的目的與使命是：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所需人力資源服務；幫助其他國家人民了解美國人民；幫助美國人民了解其他國家人民。這三條也被稱作“和平隊三大目標”。1961年8月，第一批誌願者前往加納和坦桑尼亞，從事教學和技術服務；後來項目擴展至亞洲、拉丁美洲、中東等多個國家。截至今天，已有超過24萬人通過和平隊在全球140多個國家服務。和平隊的發展成為了肯尼迪總統最受讚譽的外交“軟實力”遺產之一。
我一輩子愛去沒去過的地方。說起來我並不是一個典型的愛旅遊的人，對於那些千篇一律格式化的旅遊，不是很感興趣。我喜歡旅行，特別是去自己的未知世界裏生活和工作一段時間，了解當地人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一般景觀。到了接近70歲時回想起來，我最為稱心的莫過於攜妻女於1998年在烏克蘭教學的八個星期和2003年在南非作為富布萊特專家的六個星期了。幾十年來，自認為基本上心滿意足地跑遍了全世界。
那時，我心中的一個遺憾是沒有去過黑非洲。雖然去過了北非的埃及、突尼斯和摩洛哥以及南非，但這些國家在我的心目中都不是真正的黑非洲。2006年10月上旬，我借機一個人去了一趟加納的首都阿克拉（Accra），給加納戰略支持計劃（GSSP）做了個“短期和長期世界石油市場”的報告。加納是我心目中的黑非洲，但隻在那兒住了三個晚上，而且是我一個人去的，沒有帶老婆和女兒同往，所以不算。
去黑非洲生活和工作一段時間的機會其實是有的。我們學校與岡比亞的交往發軔於人類學的比爾·羅伯茲（Bill Roberts）教授。比爾和我幾乎是同時於1991年來到學校就職的。那時我住在華府城外北麵馬州的雙溪（Twin Brook），他住在華府城內北麵的塔科馬公園（Tacoma Park），兩地距離學校兩個多小時的車程。我們兩曾一起輪流開車到南馬州學校教課。比爾很早就作為美國和平隊（Peace Corp）誌願者去過岡比亞，1993年以後在他的精心操作下學校和岡比亞建立了“促進教育和文化交流”項目（Promoting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簡稱PEACE）。2004年，時任岡比亞的總統雅希亞·賈梅（Yahya Jemmeh）應邀來我校訪問。幾年來該項目不斷發展成長，成了學校與國外交流的名牌項目。
我雖然一直有心向往真正的黑非洲，也有心希望能好好支持一下比爾操心的項目，但那些年，我在學校教書之外，手頭抓了一大把各種各樣的谘詢研究項目，一時無法分身，抽不出時間來。沒料到，2008年金融危機很快就波及到了我的諸多谘詢研究項目的資金來源。到了2010年，我手頭的所有谘詢研究項目統統喪失幹淨。不得已，隻好安下心來在學校教書。2009年9月出任學校經濟係係主任，2013年9月辭去係主任的職務，並和學校簽約向2016年退休過度。那時，我已70歲了。
與此同時，女兒已上了高中。自2013年來，她開始明確表示對人類學感興趣。可能與我們從她一歲多起先後帶她去了全世界各地三十多個國家有關，包括1998年在烏克蘭的六個星期和2003年在南非的八個星期。也可能因為經濟係和人類學係在同一棟樓的同一層樓裏。2013年和2014年夏，女兒分別在聖瑪麗市遺址展覽博物館和大西洋遺產基金會作了幾個星期的實習義工。人類學係的朱麗亞·金（Julia King）教授和比爾·羅伯茲教授都先後借給她人類學的教科書看。
到了2014年春，女兒開始申請大學，到2015年夏末，她就要離家上大學了，從此遠走高飛。而我已定將於2016年退休。我們一家三口想要再像過去那樣去別的國家生活和工作一段時間就不可能了。這樣我們就決定2014年春季學期結束後，一起去岡比亞一個月，作為三人同行的收官之旅。【見我寫的“我們的收官之旅 ---- 岡比亞一個月”：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9452/202502/19051.html】
追根溯源，那次攜妻女去岡比亞教書一個月的機會，毫無疑問來自肯尼迪總統1961年建立的和平隊。
5. 林登·B·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
約翰遜是美國的第36任總統，任期從1963年肯尼迪總統遇刺後到1969年元月。回想起來，約翰遜總統任期內和我有關的事情有兩件，一個比較牽強，一個則十分現實。
先來說那個牽強的。在我的印象裏，約翰遜總統和美國在越南的戰爭是分不開的。他加大了對南越政府的軍事支持，逐步將美國軍隊直接派遣到越南作戰。
1963年春到1965年春是我的高中歲月，1963春我上高一下學期，1965年春高中畢業後的秋季，為了擺脫南京父母的羈絆而隻身一人遠去了西安交通大學。那幾年，中國從幾年的人造饑荒中慢慢爬了出來，表麵上比較平靜，其實是暴風雨來臨的前奏。
1966年，我大學一年級下，文化大革命正式爆發，學校停課，直到1972年離開西交大，我再也沒有走進過課堂。1967年是文化大革命全麵升級，武鬥取代文鬥。1968年初，一場更隱秘、被認為是文革中最嚴酷的一次政治清洗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啟動了；手段是秘密審查、長期關押、刑訊逼供，無須任何法律程序。據後期統計，光這一運動中，全國就有幾百萬人被審查、被打成“敵我矛盾”對象，許多人非死即殘。也正是從1967年開始，我在中國的命運一步一步走到了災難的無底深淵。【見我寫的“在中國的一場惡夢（繁體）”一書：
https://www.amazon.com/s?k=%E8%91%89%E5%A4%A2%E8%8F%AF&crid=1UPHHO37NUGJ6&sprefix=%E8%91%89%E5%A4%A2%E8%8F%AF%2Caps%2C92&ref=nb_sb_noss
及其英文版“A Nightmare in China”：https://www.amazon.com/s?k=Michael+Ye&crid=3OM22X8YLW1DZ&sprefix=michael+ye,aps,87&ref=nb_sb_noss_2
和https://www.amazon.com/Echoes-Cultural-Revolution-Personal-stories-ebook/dp/B0CPFMQLJ6/ref=sr_1_2?crid=130XNQAFWGH8O&dib=eyJ2IjoiMSJ9.G91_3U9GP8GXsbqqmFSNmAWSFgmznfxIwYSQJSHGK087u7HEbYIrAk59w6dFB-36s468ggoOO6wlQ2C81J9HvpA3XKuR64vd6ix0K4IMpYDwM5hJHWFXazHg6lsErXG6BInADUm8clPPBXArsEDRRV5D0Mg63wyxm1GIcRmNmNAk_kczkPdLRSuFmp7aGT21yyoscc5SNXcio2vGCAUaeV8TN3XCs9eza_lsuMO0_BI.W0pZwIzU29S5DhfzfrXxYzOdcb2H4P0mEu3gzbBTvyE&dib_tag=se&keywords=Echos+of+Cultural+Revolution&qid=1745531246&sprefix=echos+of+cultural+revolution%2Caps%2C756&sr=8-2】1967年底我被宣布為反動學生，私人物品被班上的紅衛兵查抄，接著是班上的批鬥會，揭發和批判我的反動思想。此後逐步升級至全校批鬥大會，遊街示眾，續以被非法關押，接受各種大小會的批鬥。
我於1968年5月我從被關押的“校辦”監獄裏逃跑出來，為擺脫纏身的噩夢，來到中越邊境憑祥，企圖由此越境去越南後，再經老撾去緬甸或其它的未知世界。越境失敗後於9月被押送回西交大，接受更為嚴苛的看守。1969年2月在對前途絕望之中，我第二次跳樓潛逃，回到南京老家，不幸失敗後，送回西交大，瞬即被關入陝西省第一監獄。
2017年2月，我懷揣美國護照，沿著1968年5月從西安逃跑至憑祥的路線，又故地重遊了一下，【見我寫的“重返憑祥”：https://yemenghua.blogspot.com/2019/05/blog-post.html 和
https://blog.sina.com.cn/s/blog_a21be0420102x8xz.html等；也計劃將來在文學城上發布。】拜訪了當年被關押了五個月的憑祥監獄，遊覽了幾個中越邊境村鎮。之前之後的幾年裏，我也兩次拜訪了關押了我兩年的西安地處紅廟坡的陝西省第一監獄。
越戰雖然是我和約翰遜總統能牽強附會地聯係上的事情，但它的重要性是，它為下一位美國總統尼克鬆徹底改變我的命運設定了背景。
第二件和約翰遜總統和我相關的事確是實實在在地與我日下退休生活性命攸關。約翰遜總統在任期內，推行“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的改革。1965年7月30日在密蘇裏州獨立市，約翰遜總統在長期倡導全民醫保的杜魯門總統的見證下簽署了《1965年社會保障修正案》（Social Security Amendments of 1965），醫療保險（Medicare）和醫療補助（Medicaid）兩項製度正式創立，他從此被譽為“全民醫保之父”。
醫療保險為65歲及以上的美國公民提供醫療費用補助，不論收入和健康狀況。部分A（Part A）是住院保險（Hospital Insurance），涵蓋住院、療養院護理、部分居家護理；部分B（Part B）是醫療保險（Medical Insurance），涵蓋門診服務、醫生費用、部分預防服務。此後又增設了部分C（Part C，Medicare Advantage）是私營公司提供的綜合醫保計劃；部分D（Part D）是處方藥保險。醫保製度的建立改變了美國公共健康服務的結構，使數千萬美國人首次獲得穩定的醫療保障。
2011年3月，我65歲，免費獲得醫療保險部分A，2016年9月我70歲退休後開始購買和享受廉價的醫保部分B。老婆是2019年12月65歲時同時取得醫保部分A和B的。加上我們購買的私營醫保公司的醫保，因作為馬州政府雇員而得到大幅度補貼，在社會醫保和私營醫保的雙重保險下，我們再無任何擔憂了。受益於美國的醫療製度，我們一介平民百姓，沒有地位，沒有權勢，沒有熟人，但各種健康問題都得到了第一流的維護和治療。
6. 理查德·尼克鬆（Richard Nixon）
尼克鬆是美國第37任總統，任期從1969年元月到1974年8月辭職。他因水門事件成為美國曆史上唯一一位辭職的總統。
尼克鬆總統最為人知的外交成就之一是他成功推動了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他於1972年訪問了中國，這一曆史性訪問為後來的中美外交關係鋪平了道路。對我這個當時夢魘共產黨中國的20歲出頭的年輕人來說，尼克鬆總統開啟的美中關係正常化是徹底改變我的噩運的原點。
這期間，中國的局勢也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1969年3月中蘇在烏蘇裏江上的珍寶島，蘇聯稱之為達曼斯基（Daman?ski?）島，爆發衝突。1970年開始中國秘密與美國接觸。1971年9月副統帥、法定的中國聖人的接班人林彪乘飛機叛逃途中墜亡於蒙古溫都爾汗（Undurkhaan，現在官方改名為Chinggis City，即成吉思汗市）。1971年10月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台灣）成為聯合國中國代表。1972年2月尼克鬆訪華，發表了《上海公報》。
1969年2月春節前夕，在西安交大行政樓前搭建了一個臨時用的台子，召開了全校逮捕我的大會。高台的對麵是西安交大的標誌性建築物，西交大圖書館。圖書館門前原本是兩尊標誌性石像，一邊一個男學生手持一個齒輪，一邊一個女學生手持一本書，表示在攀登科學技術的高峰。文革開始時破四舊的高潮中，應該把這兩尊典型的“封、資、修”石像砸掉的。不知道誰起了善心，隻把他們用木板包了起來然後寫上了符合時宜的革命標語。行政樓和圖書館之間是個當時新豎立的聖人的石像。他高舉著一隻手，號召著，號召著大家都去盡情地做惡吧！
雖然那年的1月18日，中發??5號文件決定大、中學校雖不上課但一律不放寒假，然而因為春節將近，很多人還是離校回家過年去了。加之因為革命風暴而沒有及時畢業的高年級學生也終於分配了工作離開了學校，三年來也沒有新生入校，校園裏的人比平時少了許多。參加這個全校逮捕大會的應該不足500人的樣子。
一個人，按理應該是公安部門的，但可能隻是交大治安保衛組的 —— 就那幾年我和他們交往的經驗而言，他們是世界上最可恨的人 —— 上台宣布了逮捕令。逮捕令中除了我的姓名和性別屬實之外，其餘全屬編造，包括我的年齡也被加上了兩歲。想來編造罪行是必須的，不然就我那點屁事實在夠不上被逮捕的資格。好在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一切都無所謂。其中較有娛樂性的是說我是清末賣國賊兩廣總督“名琛”的後代，所以我出身反動，生來就有賣國的血脈。遺憾的是，我後來仔細研究了我們家從公元前至今的家譜，發現我們家和那個名琛並沒有宗親關係，至少這最近的三四百年內是無法聯係上的。
那天上午宣布逮捕我後，旋即押上了囚車，是一輛公安局的專門押解犯人的吉普車。周圍圍滿了憤怒的人群，他們高呼著各種各樣“打倒”的口號，把攥緊了拳頭的手臂伸向天空。也夾雜著一些好奇的人，他們追著囚車走著跑著，向囚車裏張望著。車上的公安員關上了囚車的後門，囚車從擁擠的人群中徐徐向西挪動，逐漸加速擺脫人群。囚車沿著圍繞交大行政樓的林蔭道走出了西交大校園，駛向了西安西北方向郊區的一個頗為遙遠而未知的地方，一個監獄。後來獄友告訴我，這個監獄是陝西省第一監獄，因地處紅廟坡，所以一般人就稱其為紅廟坡監獄，或者幹脆簡稱“紅廟坡或紅廟。”
我被帶進了一間監獄的辦公室，搜身，沒收隨身帶著的幾樣東西，諸如那塊上海牌手表；然後被帶出了那間辦公室，走進了一扇真正的監獄的大鐵門，沿著一個兩邊都是磚牆的走道，右轉，來到了東牆邊最後一排平房的最後一間牢房。獄警打開牢房的木門讓我進去，再把門一鎖，就走了。這間牢房裏已經住著三個人。他們立刻圍了上來，張羅著讓我安頓下來。
“這些人真不是東西！他們就不能等兩天過了春節再把人關進來！”一個20多歲的小夥子憤憤不平地說。一個40多歲的中年男人則安慰我說：“好啦！車子翻到溝底啦！到底啦！再也壞不到哪裏去了！”一個60幾歲的老漢附和著說：“是的，到了溝底，事情慢慢就會好起來了。”
活生生的三個人！自從離開憑祥被關進西安交大東二樓後，身邊就再也沒有過活生生的人了，沒有人把我視為人，沒有人和我說人話。眼下這三個獄友熱情地關心著我，問饑問寒，使我頓時感到無比的溫暖，我仿佛感到是從地獄回到了人間。沒錯，西交大、南大和外麵的世界是地獄，紅廟坡監獄的牢房裏是人間。
無獨有偶，南京的母親聽說兒子跳樓逃跑時摔瘸了腿又被手銬反拷著押走了，傷心到了極點。她的好友葉廣英安慰她說：“好啦好啦，你不要難過！你可以放心啦！這年頭兵荒馬亂的，你兒子又膽子太大。他現在算是進了紅色保險箱啦！”
我當時當然清楚地知道，“溝底”之說也好，“紅色保險箱”之說也好，都不過是些安慰之詞。中國的黑暗是個無底的深淵。就我短短的人生經曆來說，這個國家沒有公正、沒有正義、沒有道德、沒有真也沒有假，任何好的東西都沒有。我想象著最終將被送到青海什麽地方去勞改、種土豆，在那裏消磨一生。但我仍然有一顆年輕的心在跳動著，我閉上眼睛，就可以看到青海一望無際種著土豆的田野的盡頭是五彩繽紛的晚霞。
當然，我那時再也不會想象得到，在五彩繽紛的晚霞出現的地球的另一端，美國正轟轟烈烈地進行了一場驚心動魄的總統大選。真正將改變我命運的曆史事件正在冥冥之中醞釀著鑄造著。
最有希望被美國民主黨提名為競爭下一屆總統的強勁候選人、42歲的聯邦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於1968年6月5日淩晨在洛杉磯遇刺身亡。芝加哥召開的民主黨代表大會在一片暴亂的困擾下，代表們沒有選擇在初選中成績卓越的尤金•麥肯錫（Eugene McCarthy），而是選擇了更加傳統的候選人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
同時，前阿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退出了民主黨，宣布代表第三大黨獨立黨參加總統竟選，並成為美國曆史上最後一位贏得多個州的選舉人票的第三黨候選人。他的大勝進一步分散和削弱了民主黨競爭下一屆總統的勢力。
1968年8月8日，在佛羅裏達州的邁阿密海灘舉行的共和黨代表大會上，前美國副總統理查德•尼克鬆擊敗了共和黨參加競選的加州州長羅納德•裏根（Ronald Reagan）和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等人，從而獲得了共和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
1968年11月5日尼克鬆在大選中艱難地擊敗了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和阿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後，於1969年1月20日宣誓就職成了美國總統。
一個星期後，尼克鬆總統在他白宮的橢圓形辦公室裏對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Kissinger）博士說：他希望改善和中國的關係。從此開始，一係列的秘密活動就一步步展開了。
曆史就這樣即將來改變我的命運。到了1979年，我已經成了南京大學數學係的研究生並考取了國家第一批將公費派往西方國家學習的研究生。那時我住在父母在陶穀新村四號附二號的家裏。2月12日星期一晚飯前同批將派往西方國家做訪問學者的二姐夫和我的研究生指導教師之一沈祖和老師來到家裏告訴我，我已被選中將參加與美國威斯康星大學來訪的代表團的麵試。
兩天後，即1979年2月14日星期三，也就是距1969年2月14日我被逮捕入獄的整整十年的那一天下午，我坐在南京大學當年的何應欽公館、鬥雞閘四號那棟專供招待外賓的小洋樓裏了。中國和美國已於1979年元月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那時，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校長謝恩（Chancellor Shain）正率團訪問南京大學，由團中計算機科學係的品克頓（Pinkerton）教授麵試包括我在內的幾名準備出國留學或做研究生或做訪問學者的候選人。幾個月後，我就成了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校園的研究生了。
命運啊，命運！如果1968年6月初羅伯特•肯尼迪沒有被刺殺身亡，第37任美國總統可能就不是理查德•尼克鬆；如果喬治•華萊士沒有退出民主黨成為一名成功的獨立候選人，民主黨候選人就可能擊敗理查德•尼克鬆；甚至於如果那年的民主黨代表大會選擇了尤金•麥肯錫而不是休伯特•漢弗萊，選舉的結果都有可能有所不同。
如果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蘇美冷戰沒有在60年代末加劇，如果美蘇兩國的軍備競賽沒有升級，如果兩國也無意去簽署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關於限製反彈道導彈係統條約》和《關於限製進攻性戰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臨時協定》等等；就不會有尼克鬆總統急於改善和中國的關係。
如果中蘇關係沒有於50年代末徹底破裂而於1969年達到關係最惡劣的穀底，如果沒有1968年的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和隨後的蘇聯坦克開進布拉格，如果沒有蘇聯在1969年沿中蘇邊界屯兵百萬，如果不是中國共產黨的聖人想在1969年4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在烏蘇裏江上的珍寶島製造一次邊界武裝衝突，如果不是正統帥和副統帥一致認為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將對中國進行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內的致命打擊，中國的獨裁聖人就不會接受美國扔過來的橄欖枝。
如果不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九大”之後，聖人和他選定的接班人副統帥的矛盾開始升級，如果不是接班人副統帥有個膽大包天的兒子作了一個刺殺聖人的“5•71”計劃；再如果，事情再拖延幾年，聖人歸天，有誰能把那時中國的頭號敵人美帝國主義的總統邀請到中國來，然後與這個頭號敵人建立外交關係呢？
如果，如果，如果！還有很多的如果，很多很多完全符合邏輯的如果。隻要有一個“如果”成為現實，我的命運就會迥然不同。
這些曆史當然都是很多年後我到了美國後才慢慢了解和品味到的。1969年至1971年我在紅廟坡監獄裏，和其他犯人們一樣，當然都不會知道，翻天覆地的變化正在改變著與我的命運息息相關的世界。
1969年元月20日，尼克鬆在成為美國總統後一天也沒有等，就在就任後的第一天召開的會議上說：“我們不想八億人生活在憤怒的孤立之中（We do not want 800,000,000 living in angry isolation）。”2月1日，尼克鬆總統在給基辛格的一個條子上寫到：“我認為我們應盡力去鼓勵此屆政府探求重新與中國人接觸的可能性的態度（I think we should give every encouragement to the attitude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is exploring possibilities of rapprochement with the Chinese）。”2月5日，基辛格通知美國國防部和CIA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研究美國和中國關係中的各種可能性。
1969年7月，尼克鬆總統在訪問巴基斯坦時委托巴基斯坦葉海亞（Yahya）總統向中國的總理傳話，表示美國希望調整與共產黨中國的關係。9月9日，尼克鬆總統指示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Stoessel）尋找機會向中國高級官員表示他對與中國就具體問題進行討論有嚴肅的興趣。遺憾的是，斯托塞爾一直到12月份才找到了機會轉達了尼克鬆的意向。10月16日，基辛格向尼克鬆總統報告說，巴基斯坦駐美國大使希拉利（Hilaly）告訴他，巴基斯坦葉海亞總統將於1970年初與中國的總理相會。
1970年2月20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黑格（Haig）向基辛格報告說，華沙對話的中方代表說中國願意接待美方的部級代表或總統特殊使者進一步探討兩國間關係的基本原則。2月23日，基辛格在給尼克鬆總統的一個報告中寫道，希拉利大使告訴他葉海亞總統說中國方麵為美國的倡議所鼓舞。9月12日的一份基辛格寫給尼克鬆總統的備忘錄上寫到，美國駐法國使館的沃爾特斯（Walters）將軍在巴黎於6月份對中國駐法一名外交官表明他有要事交流，但沒有得到回應。在荷蘭的類似努力也沒有得到回應。10月25日，在基辛格總結的尼克鬆總統和葉海亞總統的會談中，尼克鬆總統告訴將訪華的葉海亞總統他願意派遣一個代表到某個第三國首都與北京對話。10月31日基辛格向尼克鬆總統報告說他和羅馬利亞總統齊奧塞斯庫（Ceau?escu）在華盛頓會談中他對齊奧塞斯庫總統說美國希望與中國打開通話的渠道，齊奧塞斯庫總統表示他將把此話傳遞給中國。12月10日，基辛格向尼克鬆總統提供了一份試圖與共產中國交往的現狀的總結，其中提到中國總理告訴葉海亞總統，中國的聖人和他的副統帥支持美國的倡議。12月25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了10月1日聖人和美國記者的斯諾（Snow）站在天安門城樓的相片。12月18日斯諾采訪了聖人，聖人對他說，中國歡迎尼克鬆做為總統或者旅遊者來訪。遺憾的是，這次采訪到了下一年1971年4月才發表。
1971年元月12日，基辛格在給尼克鬆總統的一份備忘錄中提到他與羅馬利亞駐華盛頓大使博格丹（Bogdan）的會晤。大使說，中國的總理給了羅馬利亞副總理一個條子表示美國隻要放棄占領台灣就歡迎美國總統來北京討論這個問題。
3月4日，尼克鬆總統在一個記者會上說，“我們很想和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把關係正常化。然而，到現在還沒有共產中國的反應（We would like to normalize relations with all nations in the world. There has, however, been no receptivity on the part of Communist China）。”
4月14日，尼克鬆總統和基辛格的一次電話中談到中美關係正常化，基辛格說：“這事非得發生在蔣走向他生命終結前真是一場悲劇，但我們不得不冷淡對此（It's a tragedy that it has to happen to Chiang at the end of his life but we have to be cold about it）。”尼克鬆總統回應說：“我們不得不做對我們最有利的事情（We have to do what's best for us）。”
4月16日，尼克鬆總統在一次會議後回答問題時談到他的中國政策時說：“第一，一個正常化了的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關係，第二，結束大陸中國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孤立（One, a normaliza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wo, the ending of the isolation of Mainland China from the world community）。” “現在就看他們了，…… 但是，這事當然要兩相情願。我們已經做了好幾件事了，他們才做了一件事（邀請乒乓球隊到中國去）（Now it's up to them. …… but it takes two, of course. We have taken several steps. They have taken one (inviting the ping pong team to China)）。”
4月27日，基辛格收到4月21日葉海亞總統傳遞的中國總理給尼克鬆總統的回應。中國的總理說中國政府公開歡迎尼克鬆總統或尼克鬆總統的使者就兩國政府進行高級商談。【以上八段摘錄自南加州大學中文學院網頁（http://china.usc.edu/getting-beijing-henry-kissingers- 121secret-1971-trip）】
這一切，別說關在牢房裏的我當時不知道，全中國幾億人中也隻有那麽幾個當事人有所了解。1971年4月24日，就在基辛格4月27日收到4月21日葉海亞總統傳遞的中國總理給尼克鬆總統的回應之間，我走出了紅廟坡監獄。在西交大“勞動改造”一年後，1972年初夏，我總算離開了當年的那個猥瑣荒誕惡濁的西安交大，被分配到西安一個大集體製的小工廠。
7. 傑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
福特是美國的第38任總統，任期從1974年8月到1977年1月。福特在美國曆史上是唯一一位沒有通過選舉成為總統的人。他於1974年理查德·尼克鬆因水門事件辭職後繼任總統，赦免了尼克鬆。福特在外交政策上繼承了尼克鬆的戰略，1975年越南戰爭結束；中美關係逐步推進：派代表團互訪，他本人也於1975年12月訪華；民間往來增加。盡管他的總統任期不長，但他是美國曆史上較為平穩過渡的領導人之一。
1976年是中國曆史上極其關鍵的一年，被稱為“多事之秋”。1976年4月4日清明節前後的天安門廣場事件表達了人民對聖人的妖婆及她的死黨的不滿和對“文革”的否定，象征了民眾的覺醒，被定為“反革命事件”後遭到鎮壓。聖人於1976年9月9日淩晨終於死了，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聖人死後，由華國鋒、葉劍英等人迅速掌控局勢，10月6日逮捕了聖人的妖婆及她的死黨，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為中國開啟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奠定了基礎。
這期間我在大集體所有製的西安光明低壓開關廠做技術員，從1972年夏算起，到1976年秋，四年多了。
8. 吉米·卡特（Jimmy Carter）
卡特是美國的第39任總統，任期從1977年1月到1981年1月。正是在此期間，我的命運實現了徹底地翻轉。
在中國，1977年是由“文革”動蕩走向穩定和變革的關鍵轉折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決定恢複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8月初，鄧小平支持恢複全國統一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即高考；12月10日，全國570萬考生參加高考，這是文革中斷10年後的首次考試；成為一代中國青年“改變命運”的關鍵機會。1978年高校在停止了12年後恢複了招收研究生。約10萬人報考，錄取約1萬人。1979年1月1日，中國與美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開啟了中美兩國的外交新篇章。鄧小平訪問美國，與美國總統卡特達成協議，並簽署《中美聯合公報》。
卡特開始任美國總統時，是我在西安光明低壓開關廠的第五個年頭。此前，1976年10月6日聖人的妖婆及她的死黨被逮捕後，1977年7月11日工業科李冬至率工作組進廠，到了9月2日李冬至工作組因能力太差被撤走，9月7日西安市新城區工業科宋科長率工作組進廠。按當時的慣例，所謂工作組，實質上就是到所派往的單位去整肅不適時宜的人。
我理所當然地被列在被整肅的名單之中。10月31日星期一上午工作組約我在政工組談話，廠書記吳彥武參加，孟慶蘭記錄，由上午8:30談到中午11:45。這個大集體的小廠，因級別太低，無權閱讀我的秘密檔案，所以廠裏隻知道我有問題，但並不知道我有何具體問題。我向與會者講述我的問題，結論非常簡單 —— 我當初是因為“四人幫”和陳伯達、林彪而被整的，如今他們都已經先後成了反革命，負負得正，我不該再挨整了。下午，工作組重要成員之一、西安日報記者丁維新找我簡談，代表工作組表示對我支持。
與此同時，1977年8月1日大姐專程從北京來西安看望我，我們當晚談到近11:00點。她和南京的父母都聽到了關於大學將招收研究生的傳聞，決定派大姐來說服我準備考研。8月8日送走大姐後不久開始看數學書備考。至10月，報考研究生一事已成定局，開始全麵地分秒必爭地看書備考。其間不幸罹患十二指腸潰瘍，折磨了我二十多年。
為了能順利報名參加研究生考試，我必須把當年在西交大被整為反動學生的案子翻過來。1978年1月17日星期二上午6:00時許起床，7:00出發，7:45到西安交大無線電係找到張宏強談話。中途，總支副書記王鬆林來，與之談話後，9:00離西交大。就此正式開啟了為我自己翻案。憑借父母無微不至無法用言語表達的愛護，姐姐們堪稱天下少有的嗬護和耐心，交大的徐桂芳先生、南大的王嘉鬆老師，沈祖和老師和顧道生師傅卓有成效的慷慨相助，無數的人從各方麵向我伸出救援的手或感情上的同情和支持，如交大的老同學朱文章、肖展祥，開關廠工作組的丁維新和他報社的朋友們，開關廠的工人朋友們，以及交大眾多知名的和不知名的老師、職員、工人、和其他班的同學們，1978年4月24日成功取得新結論徹底推翻了迫害我的那段曆史。
1978年5月15日星期一和16日星期二兩天在南京大學參加了研究生考試初試。6月12日星期一取得“複試通知書“。7月17日星期一和7月18日星期二參加了考研複試。
據說，【以下的故事摘自“新中國首批公派留美人員出國紀實”一文，見https://style.sina.com.cn/news/p/2011-12-08/070888219.shtml?utm_source=chatgpt.com；“吉米·卡特 是他打開了中國學生留學美國的大門”一文，見https://www.dotdotnews.com/a/202501/02/AP677679c6e4b079cd3fc2491a.html?utm_source=chatgpt.com；以及“鄧小平:能否派5000留學生來美？卡特:可以派10萬人！”一文，見https://www.5iusa.com/zh-cn/Home/Item/news/f71922da-d12b-4804-ac32-846e68cb9a58?utm_source=chatgpt.com。】1978年7月10日淩晨3點卡特總統在白宮被一通越洋電話驚醒。來電者是他當時正在中國訪問的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Frank Press）博士。普雷斯在電話中表示，他正在與中國副總理鄧小平會麵，鄧小平提出希望派遣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並詢問是否可以派學者去美國學習訪問。卡特總統聽後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可以。”當普雷斯進一步傳達鄧小平希望派遣5,000名學生的請求時，卡特笑著回應：“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這段對話後來被認為是中美教育交流的重要起點。
第二天，1978年7月11日，教育部向中央提交了《關於加大選派留學生的數量的報告》，提出了派遣3000人的計劃。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緊接其後中美簽訂了互派留學生的協議。美方確定在1978年至1979年度接受來自中國的500至700名留學人員。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中國公派留學生啟程赴美。
1978年8月13日星期日，父親給我來信，要我抓緊複習英文，為即將到來的留學生考試做準備。我立刻行動起來，中午去三車間主任王耀庭家借得唱機和收音機，下午去前技術組組長任恩生家取得英語唱片並向他哥哥借得英語課本，晚飯後去廠裏請廠醫務室趙新芳大夫開得病假條一天，從此開始了大幹英文。
8月22日星期二，我在收到研究生錄取通知書同時，收到了出國考試通知書。政工組宋紅梅收到關於我出國的政審函。9月15日星期五出國英文考試：上午在文革樓213筆試，下午在十舍二樓口試。據說全國共有14717名人員參加了留學生選拔考試。11月24日我得知我被錄取並將派往國外學習。
9月29日星期五下午全廠大會，會上廠裏新來的王章書記宣讀了西交大給我平反的新結論。他的調子甚低，看來，這人夠嗆，不是個好東西。晚上去開關廠多年的好友賈韶平家，她和另外幾位多年好友熊少華、陳冬梅、郭素芳為我舉行歡送會。10月2日星期一新結交的好友、西安日報記者丁維新設家宴與我告別，參加的還有他的弟妹及弟媳婦們。10月5日星期四下午近六點到西安火車站。丁維新和他的同事祝靜力與市團委一人來送行。工人好友李富貴和叱媛媛先去我的住處複來車站送行。我從此離開了工作了六年多的西安光明低壓開關廠和生活了13年多的西安。其後，11月29日，我收到丁維新來信，告我他寫的有關我的長篇報導在《西安日報》上發表了。此文的摘要不久也在《陝西日報》上轉載了。
10月7日星期六在南大研究生報到。11月29日星期三數學係辦公室唐臘生老師通知我，明天開始在文革樓209出國的人學英文。11月30日星期四上午文革樓209上出國留學生英文。
1979年2月11日，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校長歐文·謝恩（Irving Shain）率團訪問南京大學。南大決定十人（包括我，大概還有沈、孫、朱、張、陳、胡、劉、單、吳）將派往威大。2月14日下午3點在鬥雞閘4號，威大代表團人員平克頓（Pinkerton）教授和一位美籍廣東人與我、沈、孫三人麵談，麵談畢當場照了快照。據說這意味著被錄取了。
其後，我們於6月11日和7月24日兩次進京準備赴美未果後，終於，徹底改變我的命運的一天到來了。【出國的詳細過程見我寫的“大小便和叛國投敵 ～ 1979年出國記實”一文：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9452/202301/29612.html】
8月18日上午大外甥女來幫助我整理最後的行裝，我把身上剩下的錢與票證寄給了二姐。我們各自正正經經地穿上了新做的西裝。5點半由語言學院出發，乘一輛大轎車沿著那條通往機場的林蔭道馳向機場，6點半到機場。那時的北京機場很小，沒有空調。停機場上大概隻有我們要乘坐的那一架中國民航的波音707飛機。這是我第一次坐飛機，8點多起飛時機場裏黑乎乎，起飛後才見到北京燈火一片。
那時中國通往美國的航路大概隻有一條，就是先飛往新疆方向，然後南下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再往西北方向飛到法國巴黎，在巴黎換機後飛越大西洋到達美國。8月19日星期日午夜12點我們經過新疆時，天氣晴朗，機窗外麵繁星點點，下麵時可見一團燈光。近卡拉奇，上下一片黑，一無所見。近4點到卡拉奇機場，乃當地時間近1點。機場裏沒有空調，午夜之後仍然悶熱不堪。工作人員見到我們就用蹩腳但能聽懂的中國話說：“萬精油，萬精油！”這事我們出國前就聽說了，大多數人口袋裏都專門為他們帶了幾盒。這些人得到萬精油後就非常高興。我們停留的時間很短，45分鍾的樣子，隻是為了給飛機加油而已。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中國之外的世界，充滿了好奇心。機場雖然比當時小而簡陋的北京機場更小更舊，但陳列的巴基斯坦文藝商品卻從來沒有見過，遺憾的是我把照相機留在飛機上了，沒能留下一張照片來。
近5點再起飛，天氣晴朗，見卡拉奇燈火，一輪彎月從視平線下冉冉升起。機上每人發一把扇子和一支圓珠筆以作紀念。5點半見東方天際有虹狀帶，乃日出之前兆，甚美。然而天亮得極慢，約11點方日出。夜來天晴，晨來但見雲海。
北京時間下午1點、當地時間下午6點到達巴黎戴高樂機場，準備轉乘美國環球航空公司（TWA）的航班飛往紐約。該航班因故晚點，致使我們在機場等待了六個半小時。
比較有喜劇性的是，我坐在候機室候機時，從五顏六色的旅客中朝我走過來兩位穿西裝的中國人。其中一人和藹地向我問道：“你是……？”見我疑惑不解，其中一位自我介紹起來，“我是西安交大動力係的教師，這一位也是交大畢業的，我們來這兒開會，現在回國去。我們認識你。”因為我當年在西交大是小有名氣的反動學生，想來在我被遊街和全校被批鬥時他們見過我。如今竟然在戴高樂機場又見到我，真是天翻地覆！他們說回去後一定告訴無線電係的老師們。
北京時間晚7點半（當地時間12點半）我們登上美國環球航空公司的803號航班的波音747離開了巴黎。在飛機上，坐在我身邊的是一對美國大學生夫妻（或男女朋友）在法國度假後返回美國。我和他們兩交談甚歡，他們用寶利來（Polaroid）相機給我照了一張照片。
8月19日星期日美東時間下午2點多（北京時間20日淩晨）抵達紐約的肯尼迪機場。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通過海關進入一個中國之外的國家。可是我完全不記得是如何通過美國海關的了。我隻清晰地記得，當我閑逛著走出機場好奇地來看看美國是什麽樣子時，映入眼簾的是噪雜擁擠的人群和汽車，以及不太清潔的街道。可是，我心中頓時充滿了如同終於回到了家一樣的感覺。這個如歸之感說來奇怪。自我懂事以來，我所被灌輸的都是那個萬惡的美帝國主義、全世界人民的敵人、在那裏廣大人民生活在資本主義的水深火熱之中、等待著我們去解放他們。除此之外，我對美國的真實了解實在是微乎其微、幾近於零。然而，冥冥之中，我清楚地知道，這將是我的家、可以安全和幸福生活的家。在這裏，我不會因為說了不適時宜的話而被抄家、遊街、批鬥、隔離、被強迫沒完沒了地寫交代材料並挖掘思想根源和階級根源，等等等等，更不會無端坐牢、勞改。這裏沒有那些一切為了鞏固政權的、令我無比厭倦的浪費生命的無休無止的政治學習和政治報告。這裏將是我這個平庸的小人通過刻苦學習和努力工作去度過一個正常人生的地方。
那時我已經是33歲了。我感謝卡特總統，他作為民主黨人，雖然政見與尼克鬆總統相駁，兩人的個人性格也大相庭徑，但他秉承和進一步發展了尼克鬆總統開創的對華政策，配合了當時爭分奪秒地改變中國現狀的鄧小平及其一班人馬。否則，再拖上一兩年，我怕是很難有時間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了。
結束語
轉眼間。我在美國度過了四十七年。明年我就八十歲了。1984我取得博士學位後在大學校教書，1995年成為美國公民，2016年退休。來美國之前，我沒有想到過，我能如此健康和幸福地活著，靠在舒適的懶人躺椅上，抱著心愛的MacBook Air筆記本電腦，回味人生，寫這些自己娛樂自己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