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美國通脹率過高,大概率將在“過度繁榮”過後走向衰退,甚至大衰退。要讓美國經濟“軟著陸”,必須降低供給成本,在總需求緩慢收縮時引導通脹率穩定下行,其中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全麵取消特朗普時期對華加征的關稅。然而拜登政府仍幻想借關稅對華施壓,借此從中國獲得額外利益,殊不知關稅已成為美國的“戰略包袱”。 |
美國經濟看起來又到了新一輪繁榮的頂點:就業持續擴張,失業率處於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曆史低位,工資不斷上漲,居民收入持續增加,美元指數相對於年初也升值了6.5%。拜登總統甚至迫不及待地宣布一個並未實現、其實也無法實現的“增長奇跡”,即今年美國的GDP增長率將是46年來第一次超過中國。
然而,關於美國經濟將出現衰退的警示已經不絕於耳。近期美國前財長勞倫斯·薩默斯的研究表明,在美國曆史上,當通貨膨脹率高於5%和失業率低於4%同時出現時,一年之內出現衰退的概率是100%。今年一季度,這兩個“門檻”值已經同時達到了。
美國政府和美聯儲認為美國經濟可以避免衰退,實現“軟著陸”。良好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微調型的政策,確實有助於實現經濟“軟著陸”。然而,“軟著陸”不是那麽容易實現的。在美國曆史上,隻有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實現了一次真正的經濟“軟著陸”。
當前要實現“軟著陸”更是不容易,其原因有三。一是美國通脹率過高。去年5月,美國CPI同比上升超5%,此後不斷走高,今年3月和4月,已經連續兩個月保持在8%以上。要將如此之高的通脹率降低到2%的目標水平,總需求需要較長時間、較大幅度低於潛在產出。這就比較容易出現衰退。
二是本輪通貨膨脹有成本推動因素,總需求政策效果不明顯。俄烏衝突引起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疫情引起的供應鏈中斷和調整、美國對華政策調整引起的關稅上升和供應鏈紊亂,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美國的通貨膨脹。對付這種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如果不采取降低成本的措施,就需要更大的總需求緊縮力度。這就會加速衰退且加大衰退程度。
三是美國金融市場在低利率和貨幣寬鬆環境下出現了“過度繁榮”。當利率提高和貨幣開始緊縮時,特別是當利率出現較大幅度提高時,金融資產價格可能出現暴跌,金融市場動蕩將引起實體經濟更大程度、更長時間的衰退。
美國如果能有效降低供給麵的成本,則“軟著陸”還是有可能實現的。降成本的好處是可以在總需求緩慢收縮時引導通脹率穩定下行,從而不需要大幅度地提高利率和緊縮貨幣。然而,拜登政府在降成本方麵,麵臨很多掣肘因素。
常見的降成本方式是減稅,但遺憾的是,拜登政府的政策選項中隻有加稅,而沒有減稅。拜登政府在疫情救助、推動基礎設施建設、援助烏克蘭等方麵推出了大規模支出計劃。在利率上升、政府債務融資收緊的情況下,拜登政府曾經承諾通過增加稅收來彌補政府赤字。從增稅到減稅,這種180度的政策轉變,對拜登來說有點太難了。
降成本的另一個重要辦法是降低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拜登政府能做到嗎?如果美國推動盡快結束俄烏衝突以及對俄羅斯的經濟製裁,國際能源、糧食及金屬礦石價格均會顯著回落。然而,拜登政府對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對俄羅斯進行經濟製裁、阻止俄烏達成和平協議的行為,不是在結束俄烏衝突,而是在拖延戰事。即使是在能源價格大漲的情況下,拜登政府還在推動歐盟對俄羅斯的石油出口實施製裁,導致石油價格進一步上漲。顯然,對拜登政府來說,延長衝突和製裁俄羅斯的政策優先於降低大宗商品價格。
美國還有要求歐佩克等產油國增加石油產量來降低國際油價的選項。然而,高油價符合產油國利益,且美國對歐佩克成員的影響力下降,像沙特這樣的重要歐佩克成員國並沒有意願配合美國來提高產量、降低油價。
降成本還有一個辦法,就是調整供應鏈政策,獲取外部高效廉價的供應鏈。但拜登政府的供應鏈政策是以安全為導向,而不是以效率為導向的。拜登政府仍以安全為由,中斷和中國的供應鏈合作;尋求在國內重建本已遷出美國的供應鏈;即使在盟友和經貿合作夥伴之間,也尋求建立備份供應鏈。這些措施都隻會提高供應成本。
對拜登政府來說,也許最容易的降低成本的辦法,就是全麵取消特朗普時期對華加征的關稅。之所以相對容易,是因為加征關稅是前政府行為,拜登政府正在調整特朗普時期的不當貿易政策,取消加征關稅同拜登的整體貿易政策和對華貿易政策均不矛盾,且取消加征關稅確實對美國有利。
然而,美國試圖將加征的關稅當作戰略資產,以此換取來自中國的額外利益。殊不知,加征的關稅已經不是美國的戰略資產,而是“戰略包袱”。取消關稅可以換來美國自身進口成本下降和通脹率降低的好處,但如果幻想繼續利用關稅從中國獲得額外利益,或者迫於國內某些壓力而繼續加征關稅,則美國經濟將持續受損,且難以引導通脹率下行。
若美國不能盡快甩掉關稅這種“戰略包袱”,不能通過國際合作降低外部供給成本,其國內的總需求收縮壓力就會大增,“軟著陸”就很難實現。一旦利率大幅提高,總需求收縮過快,金融市場動蕩,美國經濟就會不可避免地出現衰退,甚至可能大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