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難忘的初戀，是在黑龍江下鄉後的1974年，當時農場是半軍事化編製，我負責糧食篩選、打包、發送，糧倉女知青有一個排，負責揚場、清掃和整理，七八個男知青管裝運，糧囤堆得有五六米高。
那時我認識了趙健秋。文革期間，人們潛意識中對學曆還是看重的，我是高中生，她是69屆初中生，在她這個年紀，對高中生很崇敬。
她很好學，休息或下班時經常問我很多問題，後來慢慢熟了，她讚揚我的字寫得好，她說想把我寫的報表拿回去練字，“當字頭”——現在沒有這樣的表述方法了，就是把我寫的字當樣子，我說好啊。
到今天我還清楚記得，我拿了些方格紙，從左邊豎著寫一些唐詩宋詞，讓她練字，第一次給她寫的是李白的一首詩，就是“白日依山盡，黃河人海流……”給她的時候，態度還有些躲閃，當時男女有很多規矩，下農場兩年之內，男女生都不大說話，即使已過兩年，也總是拘謹，記得那次我說，下工後要給她一份東西，她就等著我，我把詩給她，她很高興拿回去了；夏天的黑龍江氣候特別，晚上十點天才黑下去，農忙一般就勞動到晚十點。後來聽別人說，健秋就是做到再晚，回來也點上煤油燈寫字，天天這樣。
文革和上山下鄉期間，因為出身不好，沒別的事可做，經常在玻璃上練字，這不會犯錯誤，萬一寫錯可以擦掉，對於練字我有些體會，我經常告訴她寫字的事情，每兩天，她把寫好的字給我看，坦率說，她給我最好的感覺就是認真，有上進心。
那時候人和人相處的標準很簡單，不可能有現在那麽多要求，男女隻是起源於簡單的感覺或某一個因素——幹活幹得最累的時候，有個男生幫女生鋤草了，割麥了，就好了。農場的女知青最大的需求(現在人想不到)就是水，女生一天隻有三茶缸水，三個茶杯，三杯水，這杯子當然不會如現在那麽細小，是鐵皮的大水杯，冰冷的井水，有個女生為了能夠得到熱水，就會跟燒鍋爐的男生變成戀愛關係。
我喜歡趙健秋，開初是因為她喜歡我的字，喜歡我寫的報表。我呢，喜歡教她。驚訝她練字的毅力。兩人慢慢開始溝通，老高中對初中生，我告訴她每首詩的內容，辛棄疾的背景，毛澤東《詠梅》“反其意而用之”陸遊詞，講曆史，語文，數學——實際也是一個約會的理由。她經常找我，每次見她前，我都認真做些準備，尤其是數學，當時她連“合並同類項“都不知道，我憑記憶，看課本跟她講一下鄉時我帶去了全套初、高中課本。
過一段時間，我驚訝發現，她的字已跟我寫的字非常像，有時別人已搞不清這字是她寫的還是我寫的，我做過一個實驗，讓她填一份領糧食、豆餅的表格，會計看後認為，這完全是我的筆跡。
半年多我們已很有感覺了，但男女戀愛，在當時仍然敏感，發現誰談了戀愛，會成為別人的大話題，而我和她到了這樣的程度，如果一天不見她，我已經不習慣了；有次我說，別人都在議論了，她每晚還是來找我，不怕嗎，她坦然地說：不怕的，我和你的關係是不一樣了，如果一天沒見你，晚上就睡不好。
不久我們一起回上海探親。
文革初時，我曾在學校音樂教室聽唱片，是，四個同學躲著聽，因為實在喜歡，學校又亂，我把唱片拿回家，之後下鄉，我把它包好，吊在家裏五鬥櫥的背後。
有一天我請趙健秋來家裏，是夏天，很熱，我拿出家裏的手搖老式留聲機，拿出唱片，提醒她小心，當時《梁祝》已判為黃色音樂，但我一直認為這個曲子優美健康；夏天，家家的窗子都開著，容易被別人聽到，我們就跪在床邊，用一床棉花套遮住機器，兩個人躲在裏麵聽了一遍，又一遍；當時我和她挨得很近，說了《梁祝》的故事，解釋《梁祝》曲子。開始部分我解釋是天上的歡樂，多麽無憂無慮，他們見麵是天遇，《梁祝》兩人的天緣巧合，共同學習的機會。包括天勤、天別、十八相送，然後天問，因為不能得到，梁山伯悲痛欲絕，問蒼天為何不能有美滿婚姻，最後天怒，雷把墳墓打開。尾聲，我解釋成天聚。
我講著，她靠著我，有些激動，說如果人生進人這樣的境界，也是別無所求了。我第一次跟女性近距離接觸，兩人頭靠著頭，躲在棉花套中，很熱很悶，等我把它拿開時，她頭發上、臉上都粘了棉花絮的小球，我幫她拿，拿的時候她臉通紅，因為音樂的感染，我感覺到她的傷感，她一直看著我，感覺到男人的那種衝動，我很想抱著她，表示那種講不清楚的衝動，她滾燙的臉貼著我，我第一次跟異性間親密相處，就是那個晚上，也就是從這時候起，兩人覺得，我們的情感關係徹底定下了。她的臉貼著我的臉，我撫摩她的頭發，重複梁祝故事，沒有更多的動作；這種感覺，我今天想起還是銘心刻骨，感覺那種單純，好像是集中體現了情感的精華。
那時很多人都一樣，看一場電影，逛一次馬路，牽一次手，就已經定了，何況我們臉貼著臉，第一次擁抱。無論我和她都相信，這一生，一定是在一起了。一生永遠不會分開了。
但很快發生了變故。
我們認識了一年，1976年，那時可說我們的相處，似乎是精神戀愛，我甚至跟她說過柏拉圖的精神戀愛。但當年夏天，她突然被推薦上工農兵大學——當時被推薦上大學，普通知青眼中無疑是登天，不亞於現代人得了奧林匹克金牌、中五百萬大獎。
她沒有表示，說她接到場部電話，告訴她被批準，可以走了。我記得很清楚，那時我已經當會計了，我在辦公室先得到這個消息的，然後讓別人去正式通知她，是中午，我心情難受，覺得好像快要哭了，因為我實在不想離開她，那個時代，一個知青在農場，另一個回城讀大學，意味著戀愛關係的結束，那種難受可以說悲痛欲絕，但又要表示出是堅強的男人，應該支持她，讓她獲得這次機會。恰在這個時候，她進來了，坐在我身邊，我已經不想再說，說不出話來，她說你怎麽了，你說話啊，我說我不想說了，好好準備吧，我已經知道她的事了。她說，不要這樣，她不想去，她決定不去了。刹那間，我覺得她太了不起了。我連一句虛偽的話都沒有講——還是去吧。我說，這一輩子我永遠不會做任何一件讓你不愉快、對不起你的事。一定要讓你能夠把這次失去的成倍補回來。她說：你不要這個樣子，我不去就不去嘛，我們在一起也很好。她很平靜，笑嘻嘻的絲毫沒有一點勉強，沒覺得一點為自己惋惜。這事情過後，連隊裏批評她，說她小資產階級思想等等，她都頂住了壓力。
她真的沒去讀書，是為了我，完完全全為我，在第一時間考慮都不考慮，不是說跟我談話溝通，我影響了她。連長去通知她，她就上我辦公室去表示不想去，主觀上就是不去，她要跟我在一起，我覺得世界上沒有比她更重要的了，我腦子裏的想法是，我必須要為她而活，要報答她。現在有時想想，人生真是奇怪。
這麽好的一段完美的感情，某種意義上悲劇已經開始。
1976這一年，她家裏提議，要我們到她西安表哥處(鹹陽)看一下，那邊有個農場，我們可以一起調到那裏，離上海更近，那時都是以離上海遠近來判斷的，離上海的遠近是重要的因素，越近表明你的工作機會越好。我們兩個人就去了西安，我記得很清楚，火車到了北京那天，是唐山地震的前一天，我們在候車室等半夜十二點到西安的火車，天氣熱得反常，熱得我貼在候車室玻璃上，感受微弱的涼意；等我們坐了火車去西安，淩晨就是唐山大地震。
到了西安，見到了她表哥，談到他可幫我們遷戶口到鹹陽某國營農場，是農場和農場對調，我們當然很興奮。然後我們回來，我們的感情更好，每天工作結束就在一起，對我來說，不僅生活上，精神上對我都是很大的鼓勵。她永遠覺得，我是她眼裏最了不起的人，她一直深信我總有一天會出人頭地，總是複述我教她的李白詩，“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她說這就是我，看到我就會想到這首詩，她希望我不要灰心，總有一天會實現我的想法，我會成功，無論她看到誰，總是說我比他們強多了。
她很俏皮，記得回家那次去南京路，她說，把河南路和山西路一封，讓南京路這一段所有的人來比賽數理化，你一定考第一；我們走到外灘，她指著上海市革委的大樓說，丁偉中，我相信總有一天你會在這裏上班。
所以，等後來我大學畢業，真的走進上海市政府工作的第一天，我想到的就是她。經常，當我想她，就非常難受，覺得對不起她。
當時從西安回農場，按照她家意見，我們去辦戶口遷移，準備調鹹陽某農場工作，大概在1976年底調令過來了，名額有限，說隻能先辦一個，先來一人，接到這信，我讓她先過去，我好壞還算連隊會計，幫她辦。她堅持讓我先去。我說，兩人反正都要去，那邊是她親戚家，還是她先去，最後她同意了。
1977年初，四人幫已經粉碎了，以今天來看，下鄉的期限也快結束，但那時對將來的前途，誰也不知道，她就走了，一生中我是第一次失眠，其實那晚我們都沒睡覺，有意思的是，我們當晚都為對方寫了一封信，到車站時，她挨著我，馬上就要上車了，我心裏難受，她在牆角邊上拉著我說，可不可以像書上寫的那樣，抱抱她，親她一下。現在想來真是後悔，那時我說不要吧，我掏出一封信，說有東西給她，她說也有東西給我，結果我們掏出來的同樣是一封信。我說，等她上了火車，就在嫩江站郵局把它寄出，她說，到鹹陽後，在那邊的車站寄給我。
我們互相在信上的稱呼，記得是用革命家陳覺民家信的方式，我稱她“健秋至愛如吾”，她也是一樣，“偉中至愛如吾”。
以後當我拆開她的信時，真感到我們是同一條命，我們互相約定，不等對方信來時就寫信，結果每一次信都是回前一封信，而不是等到信來再寫。自她走後，即使看到農場的領料單，看到那些字心裏就非常想她，她在鹹陽農場，每次要寫報告，寫總結，都是我幫她寫了寄出。
農場每次有信件送來分場，其中一定會有她的信，就這樣，到了四月十二三號收到她的信(此信我現在還保留著)，我拆開一看完全不對了，她信上稱呼不對了——前兩個禮拜突然就接不到她的來信，那時我每天給她寫信，卻連續半個多月沒有回信，我好像有一個預感，打開一看我就傻了，她寫了“丁偉中同誌”，我懵了，怎會這個稱呼，看名字確是她的簽名。
她的字體潦草，完全不像平時那樣，大意是說，她必須要講清楚一件事，我們間的認識和戀愛，是一種錯誤，完全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情調在作怪，因為我們是不同背景和家庭出身，她是工人階級子女，我是資產階級有罪惡的家庭的子女，我們兩人不可能組成家庭，不應該結合在一起，即便她願意這樣結合，也會影響她弟妹的政治前途，他們將無法入黨入團，得不到任何工作上進步的機會，等等等等，她希望通過這信，能給我一個警覺，要我認真改造世界觀，尤其不要再學封資修書本上的知識，這樣隻能讓我越陷越深，走白專道路是沒有出息的，信就結束了。
完全是她的字，隻二十天沉默，變化如此之大，我來不及分析，是那種天塌下來的感覺，之後的日子裏，辦公室有她的字跡的紙我都不敢看，甚至不敢看別人與她類似顏色的衣服，仿佛一切都是假的，空的，極度無助和恐慌。
幾天後，我突然接到上海姐姐的來信，我祖母去世了。
是4月19號。我姐姐說，趙健秋的父親和她妹妹，幾天前到我家時，祖母正生病，他們父女來的意思，是要家裏人告訴我，絕對不許再跟趙健秋來往，癡心妄想!你們這樣的家庭，絕對不可以跟工人子弟戀愛，影響了她的進步，她上不了大學，完全是我的責任。
我祖母本就經曆著多次的政治衝擊，遇到這種事，非常傷心，等他們走後，祖母突然間就不行了，她在臨去世的時候說，哪怕全家做牛做馬，討飯要飯，也要讓我能有機會讀書，她知道我喜歡讀書。
這封信對我而言，是又一個沉重打擊，我覺得對不起祖母!也許，在戀愛上我錯誤的一步，等於把她老人家葬送了，這事的發生，讓我來不及去想這封信背後有什麽，到底為什麽她寫這信，在絕望中，我產生極端的想法，覺得人和人之間太不可信了，同時我期望相信自己，一定要努力站起來，努力向世界證明我不是卑賤的，我不是別人的包袱，我不會影響別人，我要證明給所有人看，我自己的價值；一段銘心刻骨的愛，怎突然這樣一個結局，所有的美好的夢全部被擊碎了，剩下的就是與冷酷的現實抗爭，我連再寫一封信的想法都沒有，說起來都不信。我覺得不應該再去想她，要用自己的努力，哪怕以十倍努力，換取別人十分之一的結果，我都將去做!
一般意義上的情變，處於如此境地，必將努力追問。我的沉默，含有家庭成份的極度自卑——這種感受，現在的青年難能體會。因此當時，我連再發一信證實、責怪、詢問都沒有，結束了。
人性的反應有時很奇特，心裏隻是狂喊，我要證實我自己，回信或爭吵、了解的興趣都沒有，結束了。這結束就結束了很久，一點的回音都沒有。
幾個月後，應該是稍有情緒的表現，我跟我現在的太太文娟，同樣是當時農場的女知青交往，戀愛。不久，兩人的關係就很好。
等到1978年全國第一次恢複高考，第一次全國統考，我考上了大學。
上學後我突然接到她一封信。信裏說，她知道我考上了大學。
一年裏，她沒和我任何聯係——如果家裏給她壓力，可以給我在信中解釋，但她沒有。我心裏仍然漾起以前的情感，我很快給她回信，在第一個學期我們倆通了多次信，仿佛冰釋前嫌了。寒假時，她來找我，我其實也很想找她，見麵後我們一次長談，她告訴我，那絕交信是她父親逼著寫的。她父親好像是上海101廠(造幣廠)一個工人，非常普通一個工人，住在工人新村，應該說，她父親沒有什麽讓我感到可惡憎恨的地方。通了半年信，我情感上已經明顯恢複，接近過去，但也明顯地有阻隔在那裏，就是我有女朋友了，她和文娟都是知青，曾經的同事，早就互相認識。不可思議的是，她提起我當時在火車站送她去西安時，說她上了火車，我在車下，我們還是講話，拉著手，她說有一件事情，一直想說，又不敢。我在車下說，再不說，火車要開了，沒時間說了。於是她說，昨天做了一個夢，昏昏沉沉一直沒睡好，想寫信給我，臨天亮時，閉了下眼睛，她做了一個怪夢，夢到她到上海跟我見麵，忽然發現我跟文娟好了，兩個人一起來接她。當時我說，怎麽會和文娟扯在一起?我跟文娟還沒說過話。怎麽可能?一點根據都沒有的事——這事想起來是很奇怪。
我們也許真是一個心，好像對人生將來，很多事情都有預感一樣。
在1978年寒假，我跟她談了很多，她說寫了日記，如我能原諒她，可以去看日記。的確，她的日記很讓我感動，寫了很多她當時的想法。當時確實是她父親說，如她再想我，就跟她斷絕關係。我說，為什麽寫完那信，不馬上再給我寫信解釋呢?完全可以在她父親走後，再給我一封信解釋這事情的，她回答不出原因。她隻是說我，為什麽我那麽快，才兩個月就跟文娟談戀愛了，我說，她理解我當時的感受嗎?我連她寫過字的紙都不敢看——她皮膚很白，我喜歡她穿黃顏色的衣服，我說自那信以後，我不敢看別人穿黃顏色的衣服。
真有整整十年，我一直不能看到女生穿黃顏色衣服。就是這樣，我處於一種從情感上很想跟她好的猶豫狀態中，保持我們書信的來往。
大學期間，我在西安飛機製造廠實習，曾去農場看望她，在她宿舍住了一晚，她把床位讓給我，自己住在同事小姐妹家，很明顯，我和她非常可能恢複關係，至今我還在責怪自己；但當時總忘不了，她為什麽曾這樣拒絕我，我一直反複問她，為什麽她要等我上了大學，才給我來信?是因為我成了大學生，她就要我，跟我好了?哪怕早一個月聯係我，我都會覺得她還有真情，我問她一百次，她就一百次耐心跟我解釋，她在情感上仍然遷就我，對我尊重，關心，體貼，謙讓，很少有人能做到這一點，但當時我就是覺得，似乎心態變了，不斷責問她，也折磨自己，為什麽一直等我上大學，才有她第一封信?她從各種理由來解釋。我放不下這個問題，這已經是個障礙了，我甚至感覺自己的病態，反複問她，她一遍遍給我解釋。
回上海過暑假，她請假來到我家，無論我說什麽，她一直低著頭說，都是她不好，她害了我，傷害了我。另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家裏再不能接受她，那時我家已經平反，落實了政策，某種意義上，因為當時她和父親來我家鬧了一次，祖母才去世的，家裏根本不允許我回頭，連我好的朋友，也都反對，所以在我大學畢業前，我說，我真的很痛苦，不能再愛她，但很難忘記她，她總不能解決我這塊心病——為什麽我上了大學，她才跟我來往。
後來，我寫信跟她說，我準備畢業後跟文娟結婚了。
以後，她知道我結婚了，從此，再沒有跟我有任何的來往。
一直到1985年，那時我在上海市政府當處長，有一次下廠檢查工作回來，我和同事在一家小店吃午飯，茫茫人海，我跟她就會碰上，仿佛我們有剪不斷的紐帶；是在河南南路和人民路的飲食店，同事們說處長你坐著，他們去端麵，我一抬頭，她竟然就坐在我對麵，對著一個方桌，她低著頭，沒有跟我講話，匆忙吃完就出去了，我那時三口兩口對付，也站起來走出去，我知道她在門口等我，她果然站著，看上去憔悴，一看就是有病了，衣著按照現在來講，過於樸素，我們站到店外說了些話，她低著頭，漲紅著臉說，聽說我和文娟已有了小孩，我說是。她說剛才聽見同事叫你處長，你當處長了，我說是啊，她說，她沒這個福氣。都是她自己不好，我讓她不要這樣講，這事過去了；她說，是她自己對不起我，我說，別再說了，問她過得可好，她說她仍然在西安生活，來上海看病，腎髒不是很好。她說，早就知道，我一定會成功的。一定會實現願望。正好這時，同事都出來了，我介紹了一下，一個同事熱心地說，如果要看病有難處，可以找他，留了一個電話，然後我們告別，坐上小車走了。
現在想起，這種見麵對她來講，多少是殘酷的，她心裏一定非常難受，她有我的電話，她也完全可以找我，但是她一次都沒有找我，一個電話都沒有給我。
這次見麵後，我再也沒見過她，一直到1998年，那時我已經在國外了，有一次是一個項目上的需要，到西安，中午時省裏有些官員接待我們，吃飯的時候，我說，當年我的初戀，就是在你們陝西被拆散的，否則，我就成你們陝西人的女婿了。他們說丁總，想不想去一下那個地方?於是他們開車，十多個人陪著我，找到她調去的那個工廠，鹹陽第一服裝廠，磚砌的破舊的小廠房。去後才知道，廠已關並，辦公室坐著一個中年婦女。
我說，請問這邊有沒有趙健秋?
她說，啊，她已經不在了。
我說，她去哪裏了?
她說，不在了，不在了就是不在了。
我說，不在了總有個去處?
旁邊省機關的幹部說，丁先生從美國來，找他朋友，是老朋友了。中年婦女站起來，看看我。你美國來的?
我說是，我跟她以前是黑龍江同事。
她說，你是她以前的男朋友?
我說，是的，你怎麽會想到的?
她說，她已經去世了。
我大感震動!怎麽她去世了?!那時1998年，她才四十多歲，怎麽會去世了?!
她說，你知道的，她一生很悲慘的，很苦，廠裏很多人都知道她以前黑龍江有個男朋友，她一直忘不了她的男朋友，她一直跟我們講，說她害了自己的男朋友，總是在人家麵前說自己不好，說她害了他，人家都勸她，你男朋友已經成家了，人也去了美國了，她現在也成家了，不要在精神上一直想這個事了。
之後她得了尿毒症，因為換腎，有排異。手術前，同事陪著她，在家裏沒人的時候，她說，請幫她跟醫生說一下，最近她突然感到，她的男朋友要來了，已原諒她了，他從美國回來。同事被她說得很傷心，就把醫生叫來，她拉著醫生，說真的要救救她，哪怕讓她再活一年，已經覺得男朋友要回來，不再怪她了，醫生一定要救救她，讓她多活一年，可以看到他了。
但她最後，還是沒有活下來，手術後，她就去世了。當時條件困難，她手術費用都是單位的同事和好友捐的，鹹陽的醫學條件不是很好，醫生告訴同事，你們要注意她的情緒，手術前這情緒不好，那兩天晚上，她一直在聽《梁祝》。
做完手術，她就去世了，
我在她的廠裏，聽完這些，再也忍不住，我大哭起來。當時跟我一起去的一個美國同事，中國台灣人，他也哭了。
我覺得自己太對不起她，從某種意義上，她的死我有很大的責任，我太可悲了，我為什麽心胸那麽狹窄，盯著“為什麽我上了大學才寫信”這樣的問題不放?早一點就找到她，按我的經濟情況，可以給她找一個很好的環境，用很好的條件治病，但我沒這樣做，為了我性格上的固執和不寬容，她這麽早就走了。
她同事講的過程，是真實的，肯定是健秋的話，《梁祝》的細節，隻有她知，我知。我感到震撼。
我們以前經常聽音樂，她總是說，每天半夜時總會聽到《梁祝》這個曲子。現在，我再也看不到她了!
也是從那天起，我永不跟隨別人去卡拉OK，婉拒所有豪華消費，高檔遊覽消遣的請客方式，從此我再不去了，不會再去。有時甚至一用錢都會覺得，對她有罪惡感，我講不出來為什麽，很深的一種刺激。我無法忘記她，也是從那時起，我逐漸把業務重點轉到醫療領域中。
得知健秋死訊的當天，我就打長途告訴文娟。
直到現在，我經常與文娟聊這件事，從某種意義上，這一切對她都是不公平，文娟是無辜的，但她一直很諒解，她一直說，她和健秋曾經是知青姐妹。
我在美國的家裏有個佛堂，是專給健秋超度的。文娟經常跟我兒子提到健秋，她說，這阿姨完全可把你爸爸從我們家奪走，你爸爸也會這樣，但她連一個電話都沒有，到她生命最關鍵的時候，都沒來找我們。
她完全知道我在哪裏，她知道我出國了，知道我在做什麽，她無時無刻不在關注著我，隻要打個電話給我，我一定會找她，幫助她，她承受太多不該承受的東西。
健秋是我們全家敬重的女性。
我經常會夢見她，我們坐在農場的糧食堆上，她看著我微笑。我們哼著《梁祝》。我一直在這個曲子中感受她，甚至幻想在哪一年，在另外一個世界——我真的想過，如果到另外一個世界，我不後悔，不害怕死亡，我欠她太多了。
普通人對自己不了解，也無法真正控製自己的選擇，所以才需要耶穌的引領。
聖經最著名的就是“彼得三次不認耶穌”，然後自己出去痛哭。在事情沒臨到自己身上時，人（包括彼得）都認為自己能做到自己想象的，但是當事情真的降臨時，才發現自己突然被恐懼或別的東西給絆倒、控製了，做出違心的事兒。然後就痛苦自責，彼得是出去痛哭，猶大是出去自殺。其實健秋應該說也是心理上自殺，帶來身體疾病。
耶穌知道人人都有問題，這個隱患的根沒徹底消除，這是基督教說的人人都有罪，是sinner的意思吧。
所以基督教社會就是兩手都要準備，一方麵是防備的方案：就是社會盡量不讓它發展到對人性進行高壓的階段，如文革，沒有幾個人能受得了那種高壓而保持心理正常、不錯亂。另一個就是認識耶穌的路，希望能徹底根除某些人性的弱點。耶穌如果在文革中，也不會出錯。這是說耶穌是完人的意思吧。
佛教也一樣，跟佛學，也是為了徹悟，徹底根除內心深處的無明，不至於事後痛苦、自殘。
=======
而愚昧社會對人性缺乏認識，動輒造成高壓，最後就是社會體係的崩潰。
女人永遠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別人身上，多學習，長本領，讓自己變得更強大才是最重要的，把自己變成自怨自艾的祥林嫂是沒有意義的。
文革過來的人，人性不多。”
經曆過苦難，見識過醜陋的，更理解生活的真諦和人性。
非要政治化地詮解嗎？
靈動的雙子 發表評論於 2023-03-23 17:14:27
“人，因為利益而牽扯在一起，也因為利益而分道揚鑣”，這就是人性，也是對愛情親情友情的最好解釋。丁偉中的例子裏麵牽扯了多少的利益，包括那所謂的愛情，也是因為當時雙方性覺醒而找的，所以不用講得那麽的淒涼悲慘後悔莫及的樣子，如果回到過去，他一定會因為別的事而不選擇趙，人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