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向陽中學
我的中學時代，正值文革高潮期間，學校是在原來寧海中學的校園裏。寧海中學是以前的名牌學校，但在文革早期就被遷到南京江北農村辦學去了。在原來的校址上，鼓樓區建立起了一所新學校，師資主要是原來鼓樓街道民辦中學的草台班子，這間學校就是一完美的“繡花枕頭爛麻包”。
新學校最早期的名字叫“向陽中學”，名字極土，難聽得令人作嘔。“向陽”，是會很自然的讓人聯想到“社員都是向陽的花”這首歌曲，這是當時廣播裏極為流行的農村音樂，非常土氣。坦白的說，我到現在都還會唱這支極具特色的農村小調，開車時經常“縱情高唱”，用農村方言唱更加有趣。相信學校的名字與這首農村小調並無瓜葛，二者風馬牛不相及。“向陽”者，乃是取“心向紅太陽偉大領袖毛主席”之意也。
而之前的學校就叫“XX街道民辦中學”，甚至連一個正規的名字都沒有，據說也沒有正規的校舍和師資。故園小巷裏就有一後生仔，毛根，他自己說，“三條巷裏沒有人把我當人看”，就是因為他上的是這所民辦中學。後來我去了“向陽中學”，命運沒有比他好多少。我們街上還是有好幾個娃兒是該校的學生，我們都被人譏笑為“向陽花”-這是當時城市人口對農村社員同誌們的愛稱，實則是羞辱。當然，所有該校學生都享有這個榮譽。
這間新學校雖然極為破爛不堪，還在經受著文革的摧殘，但說實話，我們上學時也還是進步了不少，至少正規的校園有了，雖說來路不正當，很是有模有樣的，畢竟以前這裏是南京最著名的高幹子弟學校。還配備了各科師資，雖然水平不敢恭維，濫竽充數者眾，他們也能勉強教授數理化語文外語政治等各門課程。甚至還有“工宣隊“，和“軍宣隊”等進駐了學校，政治待遇委實不低呢，與附近的好學校老學校平起平坐。我上初中一年級的時候，數學老師和政治老師都是工人宣傳隊的隊員。
2. 馬老師
馬老師，其實她並不是一名教師，而是南京棉毛紡織廠派來的工宣隊的隊員。她約三十多歲，說著一口軟綿綿的山東話，好聽。她的名字也是蠻好聽的，不是北方人喜歡的什麽妮，萍，玉英，翠花……之類，洋氣又文雅，馬麗亞。
工宣隊的人，當然屬於工人階級，但從馬老師的外表上看，是看不出她有絲毫的苦大仇深的痕跡，算來她應該是萬惡的舊社會出來的人。馬老師細皮嫩肉，戴著玳瑁邊框的眼鏡，說話慢條斯理，細聲細氣，走路也很緩慢，歪著身子，一副病秧秧的樣子。與其他工宣隊的師傅同誌們相比，她沒有一點工人階級的英勇豪邁氣概，倒是更像一個資產階級的大小姐。
馬女士雖然是工宣隊成員，但她是工廠裏的技術人員。因為向陽中學沒有足夠的師資，隻要能上講台的人都可以去上課，“拾到籃子裏的都是菜”，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給中學一年級的小屁孩子們上數學課不是易如反掌嗎？於是她就搖身一變，就變成了數學老師來給我們上課了。
初中一年級的數學課，在任何時代都不可能有多艱深，在50年前的文革時期，自然是更加通俗易懂，有初中畢業文化的人應該都能教這門課。但我們班真的不是這個情況，數學老師就沒有吃得住我們班同學，馬女士就是那個數學教師，她後麵還有一個邵姓男老師，是個正經的華東師範大學畢業生，學問好，還是不行，吃不住。所以，我們班隻存活了一年，因為來自社會最底層家庭的學生太多，素質太爛，實在無法調教，第二年這個班級就被解散了。所以，實打實算，馬老師的數學教師生涯，曇花一現，連一年的時間都不到，但給她帶來的痛苦回憶，終生難忘！
3. 高老師
與馬老師一樣，高老師也是工宣隊的人，但他是汽車修理廠派來的人。馬高二人以前並不認識，是我們班的革命事業才讓他們二人走到一起的。高老師是文革前的初中肄業生，他上了中學不久，就去參軍保衛祖國了，後來複員進了工廠，成為一名普通的車間小工人。這說明他在部隊服役期間，即沒有入黨，也沒有提幹。在革命的大熔爐裏，他沒有“混出個人樣兒”，一場空啊！
我們學校的老師中有一個老先生，是高先生的中學老師。他遇到老先生時，興高采烈，拉著他的手問，“還記得我嗎？”，但是陳先生對他表情很漠然，態度冷淡，隻是“啊，啊，啊”的敷衍他，我們同學都在場看著。當時陳先生在上課，他忽然跑進來相認，讓他措手不及，一時無法反應過來吧？很久以後，陳先生才說出真相，他就是高的班主任，高也是一個苦大仇深的苦孩子，粗野，不學習，初中一年級就當兵去了。
回到南京老家以後，複員軍人高同誌，雖然被降為一民間草根凡夫俗子，但卻依然保持著革命軍人的優良傳統做派，“站如鬆，坐如鍾，走路刮陣風”。他永遠都挎著一個老舊的軍人挎包，穿一身洗掉色的舊軍裝，套一雙舊解放鞋，有時還頂著一個舊軍帽，一副艱苦樸素的革命者風範。
在那個瘋狂年代，這樣裝塑的人也不少，但多為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三十大幾的人還這樣，就是個大傻逼了，十足的二百五，13點。我相信他是被原來單位的領導像對待一塊爛抹布那樣，用很體麵的方式把這個大傻逼扔了出去，“請你遠處發財去吧！”。很不幸，我當時的幼稚判斷在不久的將來就得到了完全正確的驗證。
高先生是細長人，白淨的皮膚，臉上寡氣血且無胡須，但是他身上的黑毛很多，透過夏天的衣服仍能展現。這在相書上有說法，此乃淫邪之氣充盈之人，所以很多女生會都離他很遠。而這個人，就是我們的第一任政治老師，班主任高某某。
我在30上的高齡時還在做學生，我上過中國的土學堂，和美國的洋學堂，當然與不少教師打過交道，但印象最深刻的卻是這所學校的教師們，這個姓高的教師，又是他們之中的佼佼者，奇葩中的奇葩。
4. 八連
在文革高潮階段，南京的中學，是用部隊的編製管理學校的。如初一年級一班，就成了一連，二班就是二連。當然，第一小組就成了一連一班。我們學校是民辦學校擴建成的，當時還沒有高中，隻有初中兩個年級，但一個年級都有十幾個班，即十幾個連，一個連有三個班，有五十幾個同學，不對，是五十幾名戰士。原來的正副班主任，現在就成了連長和指導員。我不記得曾經有過排的編製，而一個班級對應一個排，應該更合理一些。遺憾的是，這些連長指導員都是不脫產的，他們也同樣是要上課的，除了要“帶好兵”之外。我們的連長就是這個高氏男人，指導員就是馬氏。我們班是8連，8連就是我們班級。
在我的生命曆程之中，有過幾個最為黑暗的時期，其中之一就是在這二位手裏“當兵”的日子，這是我人生曆史上無法抹去的“汙點”。我現在想起來依然恨得咬牙切齒，我真想用一隻手掐死那個姓馬的女人，一隻腳踢死那個姓高的男人！但同時我也必須承認，我早年上學時最開心的時光之一，也是在這段時間裏。
5. 煎熬
我們在進入這間叫做“向陽中學”的學校時，正是在寒冬季節的尾聲，當時的學校是春季開學。向陽中學的教室裏這時還沒有學生上課的桌椅，我們要自己帶著小板凳去上學，教室的門窗都在文革中被砸爛了，到處都透著寒風，環境惡劣至極。所以，在這樣的物理環境之中，我能想到的就是，“逃離”。在這地獄一般的教室裏，一秒鍾我都不想停留。至於誰要來上課，上什麽課，根本就沒有想過。上學就是煎熬，但又不能不去上學，哪裏有藏身之處呢？真是痛苦至極！
我每天早晨都是最後一個來到教室，從來不去早自習，絕不坐在小板凳上學毛著，我三天兩頭遲到，放學後也從不留下來打掃衛生，而同學們都是小勞動模範。上課時，我蜷縮在小板凳上，默默的坐在角落裏，盼望著早點結束回家。我一個同學都不認識，也很討厭他們。很多同學看上去很蒼老，有的男同學人高馬大，胡子拉碴，像爹；女生們也都很豐滿，一對對的大奶子，熟透了，像媽。
同班同學基本上都是住在學校附近貧民窟裏的孩子，以勞動人民即苦大仇深家庭為主，有家裏是挑大土的，有拖大板車的，有拖小板車的，還有踩三輪車的，拖死人的。我家離學校很遠，離同學們居住的工人新村也很遠，我不明白，“我怎麽會坐在這裏，會與這些野孩子們為伍呢？”。而我家就在11中附近，我其實應該去11中讀書，我很多的小學同學，街坊娃兒們都在11中上學，那間學校的品質比這個破民辦學校好太多！如果當時我去了11中，人生軌跡必然大不同。
班上的同學都是街坊鄰居，鄰裏之間的衝突被他們帶到了教室裏，所以經常能看到他們在課間休息時相互對罵，甚至還動手。同學家庭的秘密被公開，張三的爹坐過班房，李四是從農村抱來的，王五的媽以前是夫子廟的“支女”……。這些民間故事還是很有意思的，當然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人間煙火，當然要比枯燥無味的偉人文章和八股文報紙社論生動有趣得多了。
所以說，我對於這間學校的極度厭惡情緒，乃是由物質和人群兩大主要因素鑄成的。後者才是主要原因，而人的因素又是主要來自於這個班級的教師，就是這兩個垃圾人物的貢獻，其他人也有添磚加瓦，功不可沒。我的同學大部分都是目不識丁人們的後代，除了不讀書，粗野，但人品並不太壞。我自己也是苦水裏泡大的草根，加上政治上比他們劣勢多了，我與他們後來還成了好朋友。我是從南京最好的小學進入了一個最爛的中學，從最好教師的班級到最爛教師的班級。從一個端點一下子突變到另外一個端點，生存環境斷崖式下跌，這讓任何人都難以接受，無法適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