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1895年出版的《烏合之眾》：談古論今

 

現在還有必要讀135年前寫的社會心理學的著作嗎？我個人覺得對照當今美國的政治局麵《烏合之眾》仍然很有參考價值。很多人都聽說過這本書，或讀過其評論，但是真正讀過並理解這本書的人可能並不多。不僅如此，《烏合之眾》必須鑲嵌在19世紀法國曆史的框架中，作者的命題和評論才會顯現出它獨特的色彩。

 

十九世紀的法國史被稱為“漫長的19世紀”。從18世紀末的法國革命（1789-1792）起，法國建立了第一共和國（1792-1799)。1793到1794羅伯斯庇爾當政的時期被稱之為恐怖統治，當時有1200人因反革命罪被送上斷頭台，斷頭台成了巴黎市民的觀景台。當然這同一個世紀後斯大林大清洗與中國的各次政治運動中規模相比顯然是小巫見大巫。1799年拿破侖發動霿月政變成為首相（first counselor)。1802年修改憲法讓他成為終身首相。1804年參議院以99.93%的選票宣布他為法國皇帝。12月2月他在巴黎聖母院舉行登基儀式請梵蒂岡教皇前來主持加冕儀式，據說拿破侖從教皇手中奪走皇冠自己戴在頭上，這為法國革命建立的第一共和國畫了句號。拿破侖王朝隻維持了十年，1813年第六反法同盟聯軍擊潰了拿破侖的軍事防守，向巴黎挺進，1814年3月底占領了巴黎。法國參議院宣布廢除拿破侖的皇位，將他流放到厄爾巴島。1815年拿破侖又闖回巴黎再次奪取政權，重新向英國普魯士宣戰，結果慘敗於滑鐵盧，複辟100天後被流放至聖海倫島，6年後去世。 拿破侖的戰爭造成了數百萬人的死亡，是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預演。

 

拿破侖下台後路易18,登上王位，史稱波旁複辟王朝（1814-1830），這是法國最後一個君主專治王朝。16年後波旁王朝在七月革命中被推翻，路易-菲利普成了七月王朝（1830-1848）的新國王。七月王朝已不再是君權神授的君主專治體製，而是君主立憲製。1831年受政府委托年僅26歲的托克維爾去美國考查政治現狀，1835他發表了《論美國民主》，最廣為流傳的觀點是托克維爾關於“多數人的暴政”的論述。按勒龐的想法，“多數人”的暴政可以從群體心理學的角度去分析和理解。

 

《烏合之眾》的作者勒龐（1841-1931）出生於七月王朝時期的法國。1848他7歲那年是一個不尋常的年代，法國革命的理念“自由平等博愛”在歐洲廣為流傳，君主專製政體土崩瓦解, 法國暴發了二月革命，推翻了7月王朝，第二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幾個月後拿破侖的侄子拿破侖三世在普選中以五百萬票對十五萬票的優勢當選總統。三年後拿破侖三世發動政變封自己為法國皇帝，第二共和國變成第二王朝。

 

生於亂世的勒龐成績優秀，興趣廣泛，從巴黎大學醫學博士畢業後沒有從醫，卻開始了寫作的生涯。普-法戰爭（1870年7月-1871年1月）爆發後，他參加了法國陸軍。 普法戰爭結束了拿破侖三世的皇位和法國第二王朝，法國第三共和國政府宣布成立。政府還沒有站穩腳跟，法國國民自衛軍發動起義，成立了著名的巴黎公社(1871年3月至5月）。當法國陸軍包圍巴黎鎮壓暴亂時，陸軍有數千人傷亡。巴黎公社自衛隊員的傷亡可能高達數萬。勒龐親身經曆和目睹了巴黎公社時期的革命運動所造成的動亂和災難。

 

法國十九世紀之所以漫長，一言以蔽之，是因為政權迭變和無休止的動亂。同十九世紀英國在經濟政治穩步發展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烏合之眾》為我們提供了不同的視角來研究與認識社會動亂與文明建設的起因與過程。勒龐認為不理解群體心理學，不理解烏合之眾的行為特征，就無法理解社會是怎麽在進化與發展。

 

《烏合之眾》的英語名是《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Corwd在英語中是個中性詞。中文版翻譯為烏合之眾帶有明顯的貶義。當群體思維取代或壓抑了個人的獨立思考能力，這樣的群體用烏合之眾來形容還是挺貼切的，因為這樣的群體基本被情緒控製，表現得衝動，過激，無法邏輯思維，極易被指使或煽動。這樣的群體追求和相信的從來不是什麽真相和理性，而是盲從、偏執和狂熱，沉迷於簡單而極端的情感。

 

勒龐雖對群體行為的方方麵麵作了入木三分的描述。他認為當人陷入烏合之眾後，個人的自我意識喪失，退化為野蠻人的心理狀態，群體就像一個被催眠術控製（hypnotized)，處於夢遊的人，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麽。而群體究盡會野蠻到什麽程度，同人種，社會結構和文明程度有著密切的關係。越是文明的民族人群越是理性，社會動亂的幾率就越低。當然勒龐的種族論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會遭到很多人的抵製，因為文明程度與社區環境關係明確，同生理或基因沒有直接關係。

 

理性不是天生的，需要通過教育栽培。在生物進化過程中，動物的大腦首先發展起來的是情緒思維。英語中情緒是emotion,詞根是motion。最原始的情緒就兩大類，休息尋找食物獲得營養（Rest or digest)，不然的話就是格鬥或逃避（fight or flight）以求生存。情緒思維不受大腦的直接控製，而由所謂的腦幹（在解剖學裏指處於大腦皮層與脊椎之間的腦組織）管理。通過教育與訓練，我們在一定程度上間接調控。

 

情緒思維的進一步發展是聯想性思維。著名的巴甫洛夫條件反射實驗中他證明隻要在狗進食前敲次鍾，久而久之狗對鍾聲產生條件反射，即使沒有食物，敲鍾同樣可以引起狗的消化液的分泌。雖然消化液分泌不受大腦直接控製，這個實驗說明通過重複訓練，動物可以把任何外界訊號同體內“情緒”建立關係。巴甫洛夫因此獲得1904年度諾貝爾醫學獎。

 

聯想思維是知識的基礎。語言的本質是聲音同意義之間的聯想。在這個過程中你不需要分析判斷。中國的傳統教育過於強調死記硬背，之乎者也，四書五經，隻要能背誦就行。這樣的教育幾乎完全建立在聯想的基礎上。你不需要理解知識本身，隻要記住標準答案就行。知其然即可，無需知其所以然。

 

聯想雖是知識的基礎，但聯想不是知識發展的動力。理解外部世界需要的是理性思維，理性思維讓人類從伴隨關係中找到因果關係，從而能去偽存真。科學的發展的主要動力來自於理性思維。文藝複興啟蒙運動的實質是理性思維的時代。

 

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2002年以心理學家的身份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2011年出版了暢銷書《快思慢思》(Thinking: Fast and Slow) 中提出人的腦子在功能的意義下可以分為兩個係統，係統一能快速反應，人臉識別實際上是屬於很困難的計算問題，但這對大部分人都很容易，屬於係統一的範疇。理性思考和邏輯思維則屬於係統二。係統一是大腦思維的缺省狀態（default state)，以情緒思維與聯想性思維為主體。邏輯思維，自知之明，理解別人的看法與想法，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需要大腦邏輯和抽象思維，這需要冷靜，需要時間。這正是係統二的思維方式。大眾的係統二思維能力需要通過教育與培養使之成為社會大部分人的習慣與追求。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也許可以用有多少人化多少時間在使用他們大腦的係統二進行思維。當一個群體的大部分人完全情緒衝動（係統一）而無法靜下心來理性思維（係統二），任何小道傳聞都可能導致群體采取極端的非理性衝動。這就是烏合之眾形成的心理學基礎 。

 

一個社會有多少人可能卷入烏合之眾，教育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勒龐認為法國的教育是培養烏合之眾的溫床。他認為法國的教育體係同（清朝）中國的教育體係很類似。學生的大部分時間花在對知識的記憶，考試測量的是學生記住了多少課本中“知識”。畢業後學生的最佳選擇是成為政府部門中的一個官員，能不能找到這類工作的主要條件是考試成績。他認為英美教育體係與法國完全不同，英美教育的主要目標是培養學生的獨立思維能力。獨立思維能力是係統二的功能。如果教育的重點是記憶，技巧和馴服，而不是獨立思維，這樣培養出來年輕人隻能成為一個社會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一旦社會變革產生動蕩，這些螺絲釘是烏合之眾最現成最可怕的武器和彈藥。之所以法國近代的動亂之所以可以同中國近代史上的動亂相媲美,教育上的類似之處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

 

據說希特勒也曾讀過《烏合之眾》，深知群體思維上的缺陷。他在《我的奮鬥》中說大眾的深層心理由情感驅動，所以頭腦簡單的大眾更容易被大謊所迷惑，即使事實與彌天大謊完全相反也沒有關係，因為大眾仍然會覺得也許還有其它的解釋。他的宣傳部長戈培爾說得更露骨，一個大謊言隻要反複宣傳強調就會變成真理。希特勒的謊言“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其實沒有戰敗，之所以被視為戰敗國是由於國際猶太組織（International Jewry)的陰謀“。這個彌天大謊被反複宣傳後點燃了德國（烏合）大眾對猶太人的仇恨，導致了種族滅絕的悲劇。

 

不知道川普是否也讀過《烏合之眾》，或許群體心理學對他來說是生而知之，無師自通。2016和2020年大選前他就放風造輿論美國大選是做了手腳的（rigged)。2016年他意外獲勝，於是乎偃旗息鼓不再作聲。2020大選他以為自己必勝卻意外地輸了，於是他開始煽風點火在推特上重複大選舞弊的彌天大謊。彌天大謊果然成功地挑起了部分選民的憤怒，由此導致1月6日國會山暴亂，暴民們高呼“絞死龐斯！絞死龐斯！”，砸碎國會大廈玻璃，衝入國會大廈，參眾兩院議員們緊急撤離。2021年的烏合之眾的極端和暴烈，與135年前勒龐描述的烏合之眾如出一轍。忘記了曆史注定會重複曆史。

 

同勒龐時代的十九世紀相比，現代社會因為有了互聯網，臉書，推特，油管或微信這樣的社交平台和自媒體，原來必須相聚在一起才能建立的群體心態，現在可以在社交網絡平台上很容易找到誌同道合的朋友。如果群體的基礎隻是共同的興趣愛好和相互幫助，這是一樁好事，因為大家可以分享知識相互交流。但是同樣的社交平台也可以成為傳播謠言與渲泄情緒的工具。當大家共享的情緒是仇恨和謠言時，社交平台就成了仇恨的播種機和謠言的放大器。這是新技術帶來的新風險，如何在言論自由的社會中有效地防止象QAnon之類的陰謀論的擴撒，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挑戰。

 

每個人的生活都會有不盡如意的事情，每個人的處理方式都不一樣。有的找人聊天發牢騷尋求同情，有人借酒澆愁，有人刻意尋找各種活動來忘卻煩惱。但是如果有一個政治煽動家告訴大家你們的鬱悶和焦慮是因為社會上某些人的陰謀詭計，很多人會發現對“敵人”的仇恨其實是一味奇效的精神興奮劑，專治各類精神壓抑症。仇恨還是團結大眾的聚合劑，是名副其實的精神鴉片。希特勒的興起是建立在對猶太人的仇恨之上。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是建立在對“土豪劣紳軍閥割據”的仇恨，雖然革命成功後農民依舊貧窮潦倒。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不少海外華人，尤其是華人海外自媒體，在極右翼媒體的煽動下，集體失智，忽然燃燒起對美國“深層政府（deep state）係統性腐敗”的強烈義憤，動輒高呼”抽幹沼澤(drain the swamp)”，稱民選產生的總統是偽總統，如果川普不能續任他們寧可軍管，寧願打內戰。這一切不禁讓人聯想起當年文革時要揪出和打倒“黨內外牛鬼蛇神”和隱藏著的赫魯曉夫陰謀份子的狂熱。當年紅衛兵的是非標準極其簡單：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敵人到底是誰並不清楚，也並不重要，因為我們有一個偉大的領袖，他的一句話頂一萬句話。在這樣的政治狂熱中，真實性與合理性已經不再重要。這種觀念的簡單化極端化和偶像崇拜，在半個世紀前的文革時期如此，在當今美國川普引導下的“文化革命”中仍是如此，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為這正是烏合之眾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勒龐說社會運動的危害在於此，其威力也源於此。

 

2010年由萊昂納多·迪卡普裏奧主演的《盜夢空間》故事中，主角為了辨別自己是不是在夢中，他用一個陀螺作為檢驗。如果陀螺一直旋轉不倒，因為這在現實世界中是不可能的，隻有在夢中才可能如此。因為烏合之眾的思維狀態類似於夢境，我們有沒有辦法檢測自己是否正處於某類“烏合之眾”的夢境之中呢？我覺的這是可以做得到的。如果我們還有自我觀察的能力，能夠客觀冷靜地“看見”自己的言行舉止。能看見自己言行舉止的人稱之為有自知之明。

 

有了自知之明後，我們應該觀察自己的思維是否情緒化，是否意氣用事。《中庸》第一章提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中庸之道並不是保持中立，或自甘平庸。中庸之道的中是指能保持冷靜，做事說話要有分寸。思維情緒化就是背離中庸之道，這正是烏合之眾形成的先決條件。

 

其次我們可以觀察自已是否有思維簡單化和絕對化的嫌疑。是不是把某些人某些東西作為偶像崇拜，不是絕對肯定就是絕對否定。喪失思辨能力和偶像崇拜是成為烏合之眾的充分條件。

 

怎麽才能避免陷入烏合之眾呢？《中庸》第二十章的這段話用在這裏很合適。子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忘記曆史，就注定會重複曆史。忘記了什麽是烏合之眾，自己就有可能陷入烏合之眾。與各位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