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吹楓葉黃
憧憬退休的生活，聞吻夕陽的色彩
（六）後記
兩個月後我家就又搬走了，還是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去的還是勞改農場。
這次搬家是乘坐的夜車，早上到站。下了火車，就看到昏昏暗暗的天，沒有一絲生機。
蹊蹺的是，我有一段記憶徹底丟失了，那就是在三江口的最後一兩個月。我甚至不記得任何搬家情節，怎麽走的，怎麽上的火車。有做過手術打過全麻的人會知道，麻藥一針下去就沒有知覺了，再醒來時手術已經完成，就像眼睛一閉一開的瞬間一樣。那時的我也同樣，就像是從那個小黑屋出來，一睜眼就下了火車，來到了這個新的勞改農場。這大概屬於心理學家的研究範疇吧，一定是有什麽貓膩，不然我的前後記憶基本完整，怎麽會就是這一段這麽長的記憶一點都沒有了，選擇性失憶？
這次的勞改農場主業是開采石頭----這是一個采石場。這裏的人最值得炫耀的就是建南京長江大橋時用了我們開采出來的石頭。現在想想我是不太相信的，遠隔千山萬水的，不劃算。不知那時是誰編出來的勵誌故事。
搬家是在1970年9月13日，一年後的這一天會出大事的。因為已經過了開學的日子，我又是插班進去的，變成二年級的學生了。
雖然記憶不錯，但我的一大弱項是記不住同學名字，因為需要和臉對上號，而我有點臉盲。後麵經常搬家換學校，我每次都為記那些名字而煩惱。特別是作為插班生，一下遇到太多的新麵孔，記名字真是麻煩。
我那時臆想，我那帶有黑點的檔案是不是已經被轉到了新的學校？同班的同學是不是都知道我的黑點？我不在學校的時候他們是不是都在議論我的黑曆史？直到入冬，老師安排同學們輪流早起去班級生火取暖。輪到我時，我提前早起了一個多小時，天還沒有亮，就踏著皚皚白雪，來到學校。竟然發現學校也是白白的一片，空無一人。我終於放下一點心來，至少我不在學校時他們沒有議論我，因為他們也不在學校。
和我一起搬家過來的，有鄰居家的王哥王弟，他們比我高一年級，不在同一班。和我同一班的隻有被我揪過小辮子的漂亮女孩，她是一個文靜的好學生，班上學習最好的。我相信她不會亂說話。眼鏡也搬過來了，但他和我不在同一個班上。事實上，除了我自己，再沒有人提及那件事了，隻有自己念念不忘、惴惴不安。
從那以後，我聽到 “他老人家” 的大名就心裏打顫，就像魔咒一樣。比如那時小孩子在一起打鬧時，如果一個喊“毛XX萬歲”，你不能打他，否則就是政治問題。小孩子都懂得厲害，多野的孩子也沒有敢造次的。可我從來不敢玩這種遊戲。還有一次和小朋友打鬧，對方撇石頭打我，卻誤傷了別人，砸破了頭。當時我就想，多虧是他犯的錯，如果是我，那可是罪上加罪，麻煩就大了。我從此不敢有任何類似的這種危險舉動，不敢亂撇石頭。
一年後，九一三事件爆發。我還曾暗忖，那個沙畫真正作者要是標注的是林彪該多好啊，那我這時就會徹底地解套了。估計買錯股票的人會理解我那時的心情。
記得剛剛搬到這裏時，離家不遠就看到有人在搭架子畫一幅“他老人家”的巨幅頭像，五、六米高的那種。畫了好長時間，我一直關注著進展。巨幅畫像揭幕後，我發現畫像中“他老人家”的眼睛總是看著我，不管我是在正前方，還是躲到左右兩側。後來聽說這是西方現代畫派的技巧，蒙娜麗莎就是這樣的。幾十年後，讀奧威爾的《1984》時，那句名言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總讓我聯想起這幅巨畫。
對了，那頭豬，搬到新家後不久就被宰了，那裏沒有給它蓋豬圈的地方。它雖然有點狗性，還是不能當狗養，再怎麽像狗它也是豬，必須盡豬的義務。它的兩隻耳朵已經在打架過程中被搞得殘缺不全了，但身材還是那麽矯健。長了半年多，好吃好喝的，犧牲時體重還不到一百斤。
這裏有個問題，反動標語這事我的父母知道嗎？知道多少？他們是怎麽想的？怎麽做的？
我從來沒有問過他們，直到他們都故去了，所以沒有標準答案。但是，我可以根據蛛絲馬跡做出一個符合邏輯的推斷。
我的父母都是傳統的知識分子，成長自南方，經曆了曆次近代戰爭和政治運動，對建國後幾十次的專政風暴已經十分敏感了。他們一定是清楚這個事情的，但他們可能會認為的確是我幹的，不是被冤枉的。當然，在那種時候，是否是被冤枉的也並不重要。
記得幾年後我的二姐曾提及一嘴，剛說個頭就被母親給堵回去了，因為我的眼淚馬上就湧了出來。還有一次我父親曾經說你好糊塗啊，傅家的事多懸呐。我對傅家這個名稱不敏感，其實三江口就是傅家，三江口是火車站和勞改農場的名字，傅家是當地公社的名字。我過了一會才回過味來。這就是我知道他們也知道此事的證據。
如果我在他們的位置上，我也想不出該怎麽做更合適。如何安慰和幫助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不提及就是最好的保護？也許，那些人也找到了他們？他們也曾承受過了巨大的壓力？
事發五年後，剛剛升入初中，我家又搬了。這次需要我自己把檔案轉過去。我來到教導處找主任要求轉學調檔案，結果主任和我發了一通火，說轉學你想也別想，不可能。估計如果是別人可能會解釋一下，我卻因為心裏有個疙瘩，以為是說我的黑點，嚇得趕緊出來了。
回頭仔細琢磨一下，好像他的話與黑點沒有什麽關係。我就又返回去找他，解釋情況，是因為搬家。他方才恍然大悟，說剛才以為你是那幫要搗蛋轉學的呢，現在一切好說。
我終於拿到了一份牛皮紙的大信封，密封的。我非常想看看裏麵到底寫了些什麽。可是這些年的精神上壓抑，使我沒有膽量去拆這個密封的檔案，害怕這會又是一樁罪狀。經過一陣心裏的不平靜，我還是把這個檔案原封不動地交給了我要去的中學。
是的，是我自己去辦理的轉學手續，自己乘火車，包括中間轉火車，到了新的地方上學。這也是我平生第二次坐火車，中間換車的過程還是挺燒腦的，需要上天橋更換月台，找對車輛。原計劃住獨身宿舍，但在獨身宿舍旁邊碰到了王哥王弟，他家就在獨身宿舍對麵平房裏。他們盛情邀請，我就住到了他們家---- 他們倆16、14歲，我12歲，都開始獨立了。他們家裏沒有別人，父母都在外地，隻有這哥倆。我在這裏無拘無束地住了3個月，自己開灶，直到我家搬過來。
剛到這裏不久，我的“氣管炎”就犯了，我隻能自己走很遠的路去醫院打青黴素，屁股痛得夠嗆。那哥倆去上學，我沒有吃的，餓的慌，就學著用高壓鍋自己煮粥。因為第一次使用，怕幹鍋，就多放水。結果，做了一鍋洗米水，幾乎看不見米粒。
這裏的天給我留下的印象仍然是天昏地暗的，幾年都是這樣。
再一年後耄薨。在學校開的追悼會上，有兩個精彩的細節，刻入我的記憶。
我們年部（同一年級的我們稱為年部）的部長，是一位潑辣的梳著五號頭的趙老師，有四十來歲，微胖，平時很能說的，而且聽上去中氣十足，帶著霸氣，很壓茬（東北話：掌控局麵）。在教師們一個一個魚貫走到主席台的黑框巨像前鞠躬的路上，她突然在台上哭得捶胸頓足（就是字麵上的意思，真的捶胸，真的頓足，這個成語實在是太妙了），嚎啕大哭（也是字麵意思，中文果然博大精深），差點上不來氣兒，多虧後麵的人上前扶住她，幫她順氣兒。我當時在下麵就想，她哪裏來的這份感情？那時還沒有趙家人一說呢？她的表演現在看是可以上金像獎提名的。
還有，就是在下麵我們兩千多師生要集體默哀三分鍾。每個人都裝得肅穆悲痛，不過很少有人真的可以擠出眼淚的。我也低著頭，腦子空空的，隻想快點捱過這尷尬。東北的秋天早涼，一個張姓同學被凍得有點著涼了，一直在吸溜鼻子。在平時這不會有人在意，可這時整個會場鴉雀無聲（中文博大精深！），他那個斷斷續續吸溜鼻涕的聲音就非常刺耳，感覺他快要把鼻涕從鼻腔吸溜到嗓子眼裏了。而且那聲音聽上去還有故意碰瓷裝哭之嫌。我低著頭，都有點忍不住要笑出來了，強忍著，梗著脖子，很辛苦。散會後，我的同桌，一個在衣袖裏經常藏著槍刺，書包裏放著菜刀，身高一米八的膀大腰圓的混混（比我大好幾歲，打架砍人對他是家常便飯），一手抓住那個張同學，罵道：“你個小瘸子，找打呀？害得我差一點就他媽憋不住了”。那個張同學有小兒麻痹後遺症，走路總有點感覺地不平，平時也愛說點俏皮話。我這才知道，不光我一個人憋得辛苦，連那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混子，在這時也是不敢造次半分。
那天是9月18日，國恥日。我們東北人都深知這個日子代表著什麽，在那45年前中國人開始陷入了什麽狀態。不知道是不是繼承人英明領袖也篤信傳統文化，一定要把追悼會定到薨日9天之後，以示大日子。隻是這種重合從來沒有人感覺有異，我倒是很詫異。不管這種巧合暗藏什麽玄機，有一條是肯定的，這個葬禮不僅僅是耄的，也是文革的，可能還是幾十年血雨腥風政治運動的。可惜至今國人沒有足夠的反思來促成有效合理的蓋棺定論，每年的耄蛋日時還有眾多愚民的還魂呼喚，誰知道這個幽靈會不會重返人間？
那個事發十年後，文革已經正式結束了。我家也又搬回文革前的地方。一次在公共汽車上遇到了那位劉校長。我能認出他來是很正常的，不僅僅是因為此事我對我來說刻骨銘心，而且他也不過從40多歲變成50多歲，隻是臉上多了些皺紋，其他沒有什麽變化。可他一眼認出我來，卻是讓人吃驚：我是從7歲變到17歲，是兒童和青年的區別，而且這其間我們也從沒有見過麵。
【我十六歲】
他坐在座位上，我是後上的車，站在他的旁邊。他先發現了我並向我打了個招呼。待我看過去，震驚之餘馬上是憤懣和屈辱感，接著我便哽咽得無法說話，淚水也禁不住的上湧，蒙住雙眼。他曾經是我的夢魘，且一直是。
他也是滿臉尷尬，用道歉的語氣解釋說他那時也是無奈，已經盡了全力保護我了。我不太信他的話，也沒有反駁他。隨著年齡的增長和時間的推移，我一直希望能忘卻的記憶又被他勾了出來。
坦率地說，一認出他時，就像見到仇人一樣。我有一拳打過去的衝動，但當時我也已經有足夠的自律能力了，也模糊地感覺到他也是裹在狂風暴雨中的一葉，他又能怎樣？他要是現在還活著，也該有九十多歲了吧。不知他自己是否曾為此事內心懺悔，還是自詡曾經保護過一個小孩免遭毒手？
以我現在的年齡和閱曆，結合當時的情況，我更願意相信這位劉校長沒有故意整人，雖然他也並不無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那種紅色恐怖之下，活下來的成年人都是罪人，不管是施虐的、幫凶、被虐的還是旁觀者。無罪的、堅持人性的人是活不下來的。
我為之背鍋的那位不知是否還在？他那時是什麽心態？他是否已經忘記了這件事情？
至於我自己，養成了謹小慎微的性格。直到事發二十多年之後，我都三十多歲了，才能心平氣和地麵對這場飛來橫禍，在酒後和朋友（沒有家人）談及這個籠罩了我一生的夢魘。
有些東西可以慢慢地忘懷了，可是我在那幾個人的誘導下誣陷我二姐的事卻總是揮之不去。雖然客觀上沒有造成有害後果，但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裏紮進了一根刺，深深地紮在心裏，沒有人看得到，但它總是在隱隱作痛，卻又無法拔出來，不但因為它已經長在我心裏了，而且拔出來是要流血的。
那個年代有多少人有類似的經曆我不知道，但這類事件對人的精神的摧殘是你難以想象的，因此導致的人性墮落，道德淪喪也是不言而喻，有目共睹的。人的內心一旦烙上這種汙點，可能會就此走向深淵。如果一個社會這種事情頻出的話，那就是地獄。有人會說在那三十年裏文革不是害人致死最多的時期，這可能是對的，但我相信文革期間對文明和人性的損害絕對是最大的，而且是人類曆史之最。
如果不回顧和反思那千千萬萬的類似具體實例，沒有在思想上清算那些罪惡，這種悲劇恐怕還會重演。
【注】1970年夏天，正是文革高峰後的第一次餘波，“一打三反”運動的高潮。1970年1月31日，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經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2月5日發出《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和《關於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為一，便成了“一打三反”運動：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官方沒有發表該運動總共鎮壓了多少人，發表的唯一數字是前10個月（到1970年11月）揭發了“反革命份子”184萬多名，抓捕了284,800多名，殺了數千人（數據來源：Roderick MacFarquhar;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年. ISBN 978-0-674-02332-1）。遇羅克、王佩英等人就在此運動中遇難。根據荷蘭史學家馮客（Frank Dikötter）的《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曆史 1962-1976》2017年版 260、267-268頁，周恩來下令按1‰肅清階級敵人，處決者少，自殺者多。
荷蘭曆史學家馮客（Frank Dikötter）說，“他們可以告訴你未來，但無法預知過去”。過去的事，需要我們這些升鬥小民一點一滴地拾起，刻入曆史書中。
用李鐵梅的唱段改編，在那個年代，家家“都有一顆顫抖的心”。
很高興又看到你的大作。
事情過去幾十年了，文革也結束幾十年了，好像作者說的: ”如果不回顧和反思那千千萬萬的類似具體實例，沒有在思想上清算那些罪惡，這種悲劇恐怕還會重演。”
寫下《論美國的民主》的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說:”權力無論如何產生，歸多少人掌控，隻要不受製約，就必然作惡。”
《極權主義的起源》的作者德國著名思想家漢娜.阿倫特則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惡”的概念: ”惡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惡魔，在極權主義統治下，如果缺乏思考力和判斷力，每一個普通人都可能成為惡的代言人。而在一些盛行集體主義的地方，無數放棄思考的人們，在參與集體性的罪惡時，都會以崇高的理由自我感動。但是在意識到自己手上沾滿鮮血時，他們又會以種種借口為自己開脫、抵賴。”
荷蘭作家布魯瑪警告道:”當領袖掌握的權力不受限製，而追隨者又獲準可以欺淩弱者時，任何種族或文化背景的人都可能成為危險分子，脫韁的權力都會勾起個體和暴民心中的野蠻。”
奧斯維辛幸存者，意大利國寶級作家萊維說：“在極權存在時期，統治者用三種武器來偽造記憶和否定現實，這三種武器是：重複宣傳，對多元化信息樹立壁壘，恐怖主義。在極權衰弱或滅亡之後，受害者人傾向於阻滯受傷的記憶，以免重新激起傷痛。而施暴者則把記憶隱藏在內心深處，不去回憶，以減輕罪惡感。”，他說:”我不是一個最好的人，最好的人都死掉了，苟活下來的人都是不如他們的人，但是我又要說這些話。見證，就是去描述這種惡行，這本身就反抗。”
就如作者所說:”如果不回顧和反思那千千萬萬的類似具體實例，沒有在思想上清算那些罪惡，這種悲劇恐怕還會重演。”因此我要再次感謝作者的回憶和記錄，盡管這樣的回憶是痛苦的，但遺忘就意味著背叛，意味著以前的罪都白受了，沒有清算和反思，這樣的悲劇必定重演，也一直都在重演。
“籠罩了我一生的夢魘”，和那根紮在你心裏的刺，讀著讓人心痛。小小的年齡，承受著與年齡不符的重壓。誰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