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對農村有過幫助嗎？

近日中國農業大學科技小院的新聞刷頻，他們走進鄉土中國深處，“自找苦吃”的精神得到了高層肯定。看來最近一直議論紛紛的二次上山下鄉的說法，不是空穴來風。

 

現在的國情與40-50年前已大不相同，這次上山下鄉的原因、過程和結局與上一次相比，有何不同，不可妄加評論，隻能等待時間的檢驗。

 

本帖隻是討論上一次上山下鄉運動。

 

關於上山下鄉運動，看過不少影視劇。陳衝的“天浴”太過極端，不太可信；“血色浪漫”中，鍾躍民等在陝北農村的要飯一段，非常吸睛，但是演出者顯然沒有農村生活及要飯經曆，演得過於輕佻，看看就罷了。

相比而言，上海知青葉辛的戲就很感人，“蹉跎歲月”和“孽債”在當時就非常轟動，畢竟作者本人就是上海的貴州知青。其中“孽債”的片尾曲中，孩子們的呐喊鎮人心魄，餘音繞梁，幾十年都未曾忘記。這首歌的歌詞如下：

 

美麗的西雙版納

留不住我的爸爸

上海那麽大

有沒有我的家

爸爸一個家

媽媽一個家

剩下我自己

好像是多餘的

爸爸呀媽媽呀

能不能告訴我

這到底是為什麽

 

1.第一次上山下鄉運動的原因

 

其實推行知識分子青年上山和下鄉的根本原因就是為了解決青年們的就業問題。眾所周知，文革發動後，國民經濟運行困難，本來就不多的工作崗位因為工廠停工等原因而大幅減少。知青下鄉的目的本身就不在於知青能為農村帶來什麽，而更多是為了解決知青本身的問題而已。是國家為了解決就業問題帶來的社會矛盾，把知青送到了農村交給了農民。再就是知青下鄉其實在50年代就開始了，隻不過那時更多是自發的，這一批懷揣堅定理想下鄉的知青可能真的帶來了一些實際作用。國家層麵大規模組織知青下鄉則是在1969年到1979年。

 

2.上山下鄉地點的差別

 

其實國內農村很複雜，農民也不都是老實淳樸。很多地方宗族勢力還是很強大的。這時候你一個外姓的跑過去和他們混在一起，你覺得你能過得好？如果是女生的話，那就有點危險了。

 

比如上海人上山下鄉，最優是不下鄉留滬，其次是去崇明島，再次是蘇錫杭一帶魚米之鄉，然後是大型農業基地（起碼能吃飽餓不壞），倒數第二才是普通農村，最差山區。這一切都要靠給負責分配的領導和工作人員托關係送禮完成。

 

3.上山下鄉運動的後果

如果說知青下鄉完全沒有幫助或者說起了多少重要作用都是不客觀的。黑龍江、新疆等地的生產建設兵團下的農場因為是拓荒性質，廣裘而荒涼的北大荒等地具備現代農業的基本條件，加之軍事化管理，確實起到了巨大的正麵作用，而且至今仍在受益。而且巧的是，千萬知青中的佼佼者，至今仍然非常活躍的薑昆、聶衛平等人都來自那些地方。在知青下鄉的早期，知青們熱血膨脹，激昂澎湃，確確實實對農村的發展起到不少作用，完全否定也是不現實的。是對那些熱血青年的極大不尊重。

 

從1969年國家大規模向農村輸入知青開始，十年裏先後近兩千萬知青進入了農村。

而眾所周知的是中國農村向來不缺勞動力，所以兩千萬知青進入農村，隻是單純的勞動力補充，並沒有帶來多少農村生產力實質的變革與提升。

 

在劉小萌“知青政策的調整”中有如下表述：

 

“27個省、市、自治區的統計，有13個省、市、自治區下鄉青年生活不能自給的比例在50％以上（自給標準120-180元）。其中雲南、貴州、四川、福建、甘肅等省高達70%-80％。”以上海為例，“在外省插隊的22.4萬知識青年，有13萬名生活不能自給。”

 

在生活都不能自給還要靠國家和在城市的父母接濟的情況下，談何對農村有多少重要幫助？簡單地說知青下鄉就是為了吃飯、就業、生存，但效果顯然不盡人意。

 

有些人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將生產資料帶到了農村，醫療、教育也帶到了農村，看來農村在那個時候得到了更大的發展，但是倘若如此，為何會出現下麵這樣的情景？

 

1977年，萬裏當上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調查後發現，全省28萬個生產隊中，隻有10%的生產隊能維持溫飽，67%的隊人均年收入低於60元，40元以下的約占25%……萬裏下鄉調查三個月所到之處，詢問農民最大的願望是什麽？農民回答是，第一，吃飽肚子！第二，吃飽肚子！第三，吃飽肚子！

 

1978年12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說，建國快30年了，現在還有討飯的，老是不解決這個問題，農民就會造反，支部書記會帶隊進城討飯。

4.農民對知青的真實態度

 

中國因為人口原因人均耕地麵積一直不大。一個村子也許原來有300畝耕地，分到200個人身上出產的糧食剛剛夠吃。這時候這個村子分來了七八個知青，開始的時候學習農業技能，基本隻吃不產出，隻投資沒有收益。等到有種田技能的時候照樣也是和老農民搶飯吃。如果這個村莊地處偏遠還好，還能通過開荒拓展耕地麵積，增加糧食產量。如果是平原地區，這就非常困難了。

 

有人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縮小了城鄉差距。都是十多20歲的年輕人，普通的農活幹都沒幹過，農民自己還吃不飽，又多來一些人來分糧食，讓這些人來縮小城鄉差距，不如說是給農民增添一個大包袱。

 

江西上高縣界埠公社有大隊幹部說：“寧願管一千老表，不願管一個知識青年”；江西金溪縣有些幹部也認為 “大城市來的，社會經驗多，問題不少，麻煩事多，不好領導”，“上海青年不好弄，不如南昌學生好弄”。

 

相比於大隊與生產隊幹部，社員對上山下鄉運動的看法更為消極。江西的檔案材料與知青敘事都顯示，社員普遍認為上山下鄉運動是“國家揩生產隊的油”，“好人不下鄉、下鄉冇好人”、“上海知青是 屋簷下的躲雨客”、“上海知青是X主席的崽”、“知識青年早晚要走的，‘兔子 尾巴’長不了”之類的諺語與說法更是在各地農村廣泛流傳。上饒地區甚至有社員謾罵道：“上海佬，死了好，吃了我們的穀，害得我們不能打平夥 〔平分稻穀，極有可能為瞞產私分的稻穀〕。”

 

社員中政治地位最為優越的貧下中農，對於“再教育導師”的身份頗為茫然，不知道該如何教育知青，因為“這 些人都是從大城市來的，有文化、有知識，能說會道，還要我們教育他什麽”， “他們是大城市來的，在我們山溝裏蹲得下來嗎”。

 

對於上世紀這個千萬人級別的大事件，縱然有各式各樣的看法，但據本人的觀察，負麵評價的居多，尤其是當事者：農民與知青。有好事的知青總結他們的人生：上學、停課、造反、下鄉、回城、就業、下崗、擺攤……。能夠混到國家領導人、棋聖、相聲大師及企業家的畢竟是少數，就大多數人而言，那段經曆應該是悲劇，不是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