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陳獨秀與中東路事件

中東路即中東鐵路，是沙俄為侵略中國、控製遠東而在中國東北境內修建的一條鐵路。該鐵路是依照“中俄攻守同盟密約”、“中俄合辦東清鐵路合同”(1896年)、“中俄續訂東三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1898年)等一係列不平等條約修建。這些條約中還指明，由中國清朝政府出股金500萬兩，沙俄政府修建經營。1897年7月動工，1901年11月竣工，與俄國境內西伯利亞大鐵道相連。1917年十月革命後，蘇聯政府曾發表聲明，廢除沙俄在華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各種特權，還明確表示：中東鐵路“歸還給中國，不受任何報酬”。但後來由於種種原因，蘇聯政府的這些宣示並沒有落實，以致後來出版的“蘇聯對外政策文件匯編”時，竟將“歸還中東鐵路……”這段文字刪除了。根據1924年中蘇協定，鐵路經營業務由中蘇共管。

 

1.中東路事件

 

中東路事件，是指1929年中國為收回蘇聯在中國東北鐵路的特權而發生的中蘇軍事衝突。1929年7月，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張學良以武力強行收回當時為蘇聯掌握的中東鐵路部分管理權。17日，蘇聯政府宣布從中國召回所有官方代表，要求中國外交官迅速撤離，斷絕外交關係。9月至11月，蘇聯遠東特別集團軍進攻中國東北邊防軍，東北軍戰敗。12月22日，東北地方當局代表蔡運升受張學良委派，與蘇聯代表談判，達成“伯力議定書”。 雙方同意按照1924年簽署的中蘇協定，恢複中蘇合辦中東鐵路。

 

在本次事件中，東北地方當局雖損兵折將，實力大為削弱，但張學良獲頒青天白日勳章。這場衝突持續近5個月之久，雙方動用的一線兵力超過20萬，使用了重炮、坦克、飛機和軍艦等重型裝備，其規模和持續時間遠遠超過1969年的“珍寶島事件”，成為中蘇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武裝衝突，其結局對於東北的局勢乃至全國的時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共產國際與中東路事件

 

共產國際，也稱赤色國際或紅色國際，是一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組織的國際聯合組織，1919年3月在列寧領導下成立，總部設於蘇聯莫斯科。成立之初有32個國家作為成員國加入。

 

在中共發展史中，特別是建黨初期，共產國際一直起著重大的影響作用，可以說中共誕生、發展、曲折的過程無不與共產國際的指導密切相關，共產國際對中共指導的正確與錯誤直接反映在中共發展過程的順利還是曲折中。

 

在中東路事件的過程中，蘇聯借共產國際這個工具做出決議，指示各國共產黨組織人民群眾，開展“保衛蘇聯”的運動。

 

3.當時的中共與中東路事件

 

當時的中共，受共產國際領導，又與國民黨政府敵對。中共當時的實權掌握在李立三手中，由於他對形勢做出了錯誤的估計，因而積極執行了共產國際指示。當時在中共的機關報上發表一係列宣言、決議和文章，如“反對國民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宣言”、 “中央通告第41號 - 中東路事件與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中央通告第42號 - 動員廣大群眾反對進攻蘇聯”、“中央通告第49號 - 目前形勢中的兩大任務——擁護蘇聯與反對軍閥戰爭”、“進攻蘇聯與瓜分中國(李立三)”、“反對國民黨向蘇聯挑戰”、 “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要開始了(羅綺園)”等。

 

4.陳獨秀與中東路事件

 

作為中共的主要創始人及前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對於李立三為代表的黨中央在中東路事件上的這種策略頗不以為然。他終於打破一年多來的沉默，在1929年7月28日，致函中共中央，指出在中東路問題的宣傳上，要考慮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應該把矛頭緊緊指向國民黨政府的誤國政策。因為，不管是對蘇聯的戰爭，還是蘇聯退讓後帝國主義各國間為爭奪東北的戰爭，都要在中國做戰場，“在戰爭中最受直接蹂躪的自然是中國人民”。他指出：“帝國主義的走狗國民黨政府，對於收回中東路的宣傳，是戴著民族利益的假麵具來欺騙民眾，並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資產階級的群眾，甚至有許多勞動群眾也受了欺騙……這種情形不用說是於我們不利的。”

 

在如此複雜的情況下，陳獨秀認為“我們如何宣傳才能獲得廣大的民眾同情”，要特別慎重！他直率地批評中央拿“反對進攻蘇聯”及“擁護蘇聯”做動員群眾的中心口號，“太說教式了，太超群眾了，也太單調了”；“離開具體問題說教式的單調宣傳，隻有最覺悟的無產階級分子能夠接受，而不能夠動員廣大的群眾，反而使群眾誤會我們隻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

 

如此尖銳地批評黨中央(實際批評的是背後的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在當時的中共黨內，除了陳獨秀沒有第二人。在當時各方精神都十分亢奮的形勢下，他保持著清醒的頭腦。

 

但是，8月3日，中共中央在給陳獨秀的複信中，卻認為陳與中央的分歧，“不隻是部分的策略問題的討論，而且包含了很嚴重的原則的問題”。 當時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的王明，在中央機關報上發表一篇長文，猛烈批判陳獨秀的意見，攻擊陳是“反共產國際”、“反蘇”，是“機會主義”。 這是王明第一次直接攻擊陳獨秀。此後，他對陳就咬住不放，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奉莫斯科之命，誣陷陳是向日本間諜機關領取津貼的“漢奸”。

 

陳獨秀當然不能接受黨中央及王明等的批評。他於8月11日，再次致函中央，重申自己在中東路問題上的意見，並指出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宣傳方法，在戰略上有缺點和錯誤。這樣，本來是一個具體問題上的宣傳方法和策略上的分歧，就很快嚴重升級和大大激化了，以致成為陳獨秀很快被開除出黨的一個重要原因。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中東路問題上，托洛茨基和中國托派，也是持“保衛蘇聯”的立場。

 

在中東路問題上，陳獨秀能同時超越當時中共內的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進行獨立思考，是難能可貴的。

 

1929年9月，陳獨秀成立了自己的托派組織，取名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稱“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他擔任總書記。由於陳獨秀與中共中央在中東路等問題上存在一係列分歧，以及他積極從事托派活動，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定。由於陳獨秀的特殊身份，共產國際於1930年2月8日，致電中共中央，要它轉告陳獨秀，給他一次去莫斯科“申訴”的機會。但陳獨秀予以了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