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的起飛- 駁曹思源先生的“國營企業是撫不起的阿鬥”

艱難的起飛- 駁曹思源先生的“國營企業是撫不起的阿鬥”

心言

2004-12-09

近期關於國營企業所有權和產權改革的討論當中，曾經在趙紫陽時代參與製定國企改革政策的曹思源先生認為民營企業業績優於國營企業，國企因為所有者缺位，根本是“扶不起的阿鬥”，公有製不比私有製差的說法毫無根據。我想從自己經曆過的國營企業改革出發，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如果將國有企業同民營企業，外資以及合資企業相比，究竟要比什麽，用什麽標準比，其所肩負的社會責任，需要消化分擔的社會成本以及對科學技術的推廣應用和對國家綜合科學技術實力的貢獻是否相同？離開這些起碼的基礎性標準，任何贏利數據都不足以說明實質性的問題。

這裏首先介紹一下中國大型國有企業改革的曆史。八十年代初期畢業參加工作的大學生中很多人都讀過張潔的小說“沉重的翅膀”和蔣子龍的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前者介紹了國有企業受到的體製束縛，後者則講述了一個富於創新精神的“點子”廠長。這兩篇小說是純文學作品，盡管作者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國有企業的問題，但不是國有企業的調查報告，甚於遠遠不能當作經過基層調查研究寫成的報告文學。盡管在當時的國有企業改革當中輿論的確推崇過敢想敢幹的企業管理人員，但是國有企業改革的實際過程卻遠比見諸報告的宣傳要艱難。

十屆三中全會確立了農村改革路線以後，以孫冶方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者在七九至八三年間多次去南斯拉夫考察，結合馬克思“資本論”當中的一些經濟觀點，撰文探討中國工業改革，提出逐層下放經營權力的觀點。理論界的討論論證一直延續到八五年中期，才在大型國有企業試行車間轉分廠，生產經營自主權放鬆的工業改革試點工作。而且這時的大型國有企業產品研發是由國家經委統籌協調管理的，產品也是由計委，經委協同各機械電子工業部定向組織生產的。當時的主要大型機械產品主要參考國外先進技術以為礦山，橡膠，電站等重工業部門設備更新換代為主，軍工部門則由於國際局勢的緩和轉向生產民用產品，而且由於其設備先進原材料質量優越對民用品生產廠家造成了一定衝擊。初期的改革是慎重的，經過反複論證再逐漸推廣，速度慢但是對社會的衝擊也非常小。

當時幾乎所有國營大廠都在滿負荷生產，他們的廠房基本是建國前日偽時期的，設備除早期蘇聯援助的部分之外絕大部分也是日本人留下的。建國後陸續生產的設備更新了一些老舊機械，但總體來說是非常落後的，特別是廠房，幾十年的滿負荷運轉無法維修，甚至載重天車造成牆體倒塌砸傷砸死工人的事故也見過行業通告。這種情況之下，下放生產經營權無疑為工廠搞活搞好提供了機會，特別是適時提出的利潤留成用於引進國外關鍵技術設備和出國產品創匯回扣，為國營企業更新關鍵設備起到一定的幫助。對廠級和車間(分廠級)小金庫的默許則促進了其經營活力，當時的小金庫隻要負責人員不貪汙基本是不追究的。這些國營企業方方麵麵的責任包括，提高和推廣新技術的應用，促進國家科技水平的提高，社會費用的分擔包括所在省市區的各項收費，工人醫療勞保費用和退休工資包括隨工資上調為退休工人提加工資等，安排社會人員就業而不是視生產需要增加工人，在體製外則設立集體公司安排退休職工子女生產工廠所需配件等等實際等於幫助社會失業人員就業。在當時體製下，中國的科學研究與生產應用極端脫節，這是不能歸咎於國有企業單方麵的。

隨著經濟政策放寬，私營小企業紛紛湧現，這些小企業是以作坊式的修理加工業出現的，起初以雇用退休人員補充技術力量，但是生產歸模很小，單純以營利為目的，偷稅，從國有企業挖技術熟練工人，甚至慫恿工人偷原單位機械零件直至整台設備拆散搬出等等各種事情都曾經出現過。既使現在它們已經形成一定的產業規模，終究是以營利為最大目標，對於國家投入大，周期長，效益慢的科技升級項目不會感興趣，既使對社會成本的分擔也沒有幫助，而且往往由於其唯利是圖的行為增加社會開支。

對比中國目前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事實上晚清至民國期間的中國民族工業已經是最有說服力的曆史了，那時民間企業不是不發達，但是隻做容易賺錢的行業結果造成國家科技能力落後，國防工業基本不存在，綜合國力和國防實力無從談起，一旦戰爭到來資本外流，國破家亡。而且同時期的日本始終把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控製在國家掌握之中，教育興國，從而有實力獨霸亞洲。假如日本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把戰線拉得過長而是隻侵占中國的話，中國還要有幾個八年才能把日本打敗，這個教訓不深刻嗎？

小型國營企業的租賃始於八九年左右，但直至鄧小平的南巡講話被披露，中國私營企業還是不發達的。隨著小型企業的租賃，保護經營者利益的相關法規陸續出台，但是至今始終沒有法律規範可以租賃企業的種類，租賃合約的標準，監督租賃者履行合約的義務以及社會的責任和義務的法律。退一步說如果規定私營企業為工人付醫療費和為一定工齡的工人留置退休金，那麽他們或者利潤降低或者減少工資，怎麽能在同一標準層次上同國營企業相比較呢？如果委托其中任何一家私營企業生產衛星，飛機，潛艇或者導彈的少數部件的話，假設其有技術生產能力，有限的定貨額在中國現行體製下足以造成其巨額虧損，哪一家私營企業肯做呢？

那麽曹先生所謂的國企所有者缺位意在何處呢？這就要看國企改革以來所走過的道路了。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知識和知識分子日益受到重用，其中很多惜日的右派也走向領導崗位。這個轉變總體來說是正麵的，意義是重大的。但是這期間很多沒有基層工作經驗，沒有經營管理經驗，甚於缺乏完整人格的人也走進了各級決策層和智囊機構。如果這些人注重調查研究，不講究急功近利的話，改革會平穩得多也會把對社會的衝擊減少到最低。可惜我們一度過於強調點子和點子幹部而沒有充分論證預想過各個點子的各方麵影響，好像隻要摸石頭過河就是對的，而且既然知道是在摸石頭過河步伐總要慢些穩些，摸到石頭才可以吧？但是人們急於求成的心理造成了政策沒有連貫性和一致性，國有企業管理人員沒有方向可循甚至朝不保夕，還怎麽讓他們保持改革初期的進取創業精神，缺少安全感歸屬感的結果必然導致不求上進甚至貪汙舞弊。這時再揀容易的說什麽政治體製改革，那麽你政治體製改革的方向是什麽？預期的效果和副作用是什麽？應對的法律在哪裏？這些都預想過嗎？

總結發達國家走過的道路，國營企業私有化的先例是有的，但是要經過調查研究論證後立法歸規範哪些企業是可以私營化的，哪些是不可以的，私營化的過程是什麽，以什麽樣的法律製約這些私營企業履行其納稅，工人生老病死和社會成本分攤的責任和義務，同時如何把剩餘的關鍵國營企業規範轉化到同一標準上來監督其經營業績。需要私有化的國企如何在公平公正透明的前提下進行拍賣，在對買方的經營方向，對原國企職工的安置計劃等等進行分析評估過再決定賣給誰。如果一個無能的前任領導已經把職工生活害得慘不忍睹，那麽這個人就無權再低價買進這個企業，相反必須要對其收入進行適當的調查，杜絕職務貪汙現象。隻有在經濟文化等各方向規範化以後，社會風氣正常健康以後才可以探討政治改革，否則任何嘩眾取寵式的紙上談兵都有可能給十三億人口的中國製造更大的混亂，而今後三十年內的中國，老年人口將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一，誰敢拿現在私營企業詭厄莫測的運行規則來賭中華民族的命運呢？


付：經濟學者曹思源：國企是‘扶不起的阿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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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傳煒（北京特派員）

是公有製好還是私有製好？國有企業民營化的趨勢是否應當製止？這些有關“姓社姓資”的問題，近幾個月來又在中國引起激烈的辯論。

曾經在趙紫陽時代參與製定國企改革政策的曹思源近日也加入這場辯論。這名經濟學者以數據指出，民營企業經營績效優於國企是勿庸置疑的，現在中國一般老百姓普遍反對國企民營化並不“科學”。

不過他也認為，老百姓的心態其實說明了另一個問題：因為缺乏民主參與機製，中國民眾對經濟改革的支持正在減弱，政治改革的滯後已經威脅到經濟改革的可持續性。

國企改革向來被視為中國經濟改革最難啃的一塊骨頭。最近的這輪國企改革辯論始於今年8月前後，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鹹平當時高調質疑，國企改製中流行的MBO Management Buy Out，即管理層收購）現象，是國企管理者利用特權將國有資產收為己有的行為。他還進一步提出，中國應該停止國企產權私有化的改革，因為國企隻要把內部機製理順，經營績效並不比民營企業遜色，“硬要把國營企業轉成民營，理論根據在哪裏？”。

90%網民：應停止國企產權私有化

結果“郎旋風”一石激起千層浪，獲得輿論的響應。新浪網和搜狐網的調查都顯示，超過90%的網民認為郎鹹平說得對，盡管有不少經濟學者跳出來反駁郎鹹平的說法，但氣勢上已輸了一截。主管187家大型中央國企的國資委主任李榮融上個月更是明確表態：“在目前的情況下，大型國企不宜實施MBO並控股。”

曹思源擔心，這場“郎旋風”可能導致中國這二十多年來“小政府、大社會”的改革方向出現反複。他昨天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國企因為所有者缺位，根本是“扶不起的阿鬥”，公有製不比私有製差的說法毫無根據。

例如，在1992年，中國工業型國企的總利潤是535億元人民幣，總虧損369億元，等於賺錢的國企每賺到100元，虧損的國企就要虧掉69元。而當年私營企業每賺到100元，隻虧23元。

在2002年，國企占用了中國工業企業60%的資產，卻隻貢獻了40%的工業總產值，反觀私企隻用了不到總量40%的資產，就創造出將近60%的工業總產值。曹思源以此算出，國企多占用了超過4萬億元的資產。

相比之下，中國政府當年撥給大中小學和幼兒園的教育經費總額也隻有3500億元。“國企浪費金額哪怕隻減少7%，也足以使國家教育經費翻一番。”曾在80年代主持過中國國務院破產法起草工作的“曹破產”感歎說。

對於郎鹹平批評中國式的MBO是保姆看屋子變成把屋子占為己有的說法，過去經常跟國企打交道的曹思源也反駁說，國企改革無論采用任何方案，都必須通過主管的幾個政府部門點頭，不是國企管理者自己說了算的。個別國企老板借以改革為名掠奪國有資產是事實，但不能一竹竿打翻全船人。

曹思源說：“我們不要把貪汙分子想得那麽簡單，他即使自己要撈，也會用別人的名義來辦這件事。”

一些中國學者已經指出，中國的國企改製走在政治改革前麵，和東歐先民主化後私有化的情況不同。這個差別產生的結果是，中國的國企改革因為過程缺乏廣泛參與，所以存在先天的合法性問題，即使做得再規範，老百姓還是會懷疑其中有“貓膩”。

“東歐先搞政治改革有它的優勢，開始時（發展）慢一點，但後來就比較順。”曹思源認為，中國民眾普遍反對國企民營化，就是政治改革遠遠落後於經濟改革造成的，現在政改應該趕上去，縮小這個差距：“人走路兩條腿，不能分得太開，分得太開不就跌倒了嗎？”


聯合 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