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誌丟節製，樂極陡生悲－【三國演義】評三

得誌丟節製，樂極陡生悲－【三國演義】 評三
    
    
    
    心言
    
    
    
    東漢末年，宦官專權，狂掠暴斂，肆無忌憚。這時的劉家漢室已經被完全架空，命運任憑宦官操縱。靈帝常說：“張常侍（張讓）是我公，趙常侍（趙忠）是我母。”外戚與宦官的鬥爭空前尖銳。
    
    何進招董卓進京鏟除“十常侍”，果然如曹操所料，事情敗露從而枉然送命。在袁紹和曹操等追殺“十常侍”之時，董卓乘亂進京，廢少帝劉協，立陳留王劉辯為獻帝，獨攬朝政，濫殺文武百官員，奸淫公主宮女，害死劉協以及何太後，引發朝內官員與各地諸侯聯手討伐。
    
    “三國演義”第三回“ 議溫明董卓叱丁原， 饋金珠李肅說呂布 ”描述袁紹和曹操知何進遇害領兵殺入宮中的不同做法一段頗為引人注意：
    
    “紹複令軍士分頭來殺十常侍家屬，不分大小，盡皆誅絕，多有無須者誤被殺死。曹操一麵救滅宮中之火，請何 太後權攝大事，遣兵追襲張讓等，尋覓少帝。”
    
    顯然，曹操行事頗有章法。這就讓人懷疑，以曹操的冷靜和見識，他究竟可不可能如第四回所說，做隻有張飛等俠義之士才肯做的刺殺董卓的魯莽之事？
    
    如果沒有董卓，東漢是否能夠延續，黎民百姓是否可以相安無事呢？這要從東漢中期以來形成的外戚與宦官時而互相利用，時而互相排斥的政治角力來分析。這兩股勢力當時已經完全擾亂了正常的封建王朝秩序，成為東漢時期社會動蕩的兩大毒瘤。曹操的養父曹騰，就是在其宦官位置上與外戚梁冀合謀，得以立尚未成年而又昏庸無能的桓帝的。沒有董卓，也同樣會有這樣那樣的大臣們乘機搶奪權力。實是求事地分析，董卓是認為劉辯較劉協有膽識而立以為獻帝的，此點較其它大臣認為劉協雖庸碌無為但尚無大錯的主流觀點畢竟進了一步。但是，當時的政治格局使然，長久以來臣篡君權的惡習使然，董卓不可能是西方和日本轉向內閣製時期的首相，其見識和為人均不可能；各路諸侯和文武大百官也不能對其行為冒然認同。畢竟，從西漢時推崇尊孔以來，人們的思維還停留在維護皇家正統君權的框子裏。董卓與其它大臣的衝突，有其個人專橫跋扈，任殺無辜的原因，也有大臣們反對其出於己益，濫廢君主的原因。
    
    “三國演義”第三回中董卓收買呂布一節尤其具有現實意義。丁原挺身反對董卓篡逆，董必將其置死地而後快。礙於呂布驍勇，隻好遣部下以金錢利誘。呂布為金銀財物所惑，殺丁原而轉身投董，助紂為虐。“三國誌”記，呂布貪圖財色，“與卓侍婢私通”，後被司徒王允說服，刺殺董卓。從現在海內外華人的致富和享樂風氣來看，行為超過呂布的已經有多少？更令人憂慮的是，整個華人媒介以財色吸引讀者一日甚於一日。李敖及其它“名人”津津樂道的若幹情人等等更被當做正麵新聞大肆宣傳張揚。但是，天下哪有如此好事，難道金錢美女都是天上掉下來的嗎？自毀長城，以色利引誘年輕一代，整個華人群體見利忘義道德墮落才是將來的隱患。從東漢末年董卓專權霸道而形成的與諸侯百官的尖銳矛盾，到今天海內外華人利益集團的急功近利損人利己來看，中國社會的矛盾曆來都是既得利益者與普通大眾的矛盾。如果既得利益者不懂得適可而止這個道理，所誘發的危機將足以將其毀滅。
    
    
    得誌丟節製，樂極陡生悲。過去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
    
    “三國演義”第四回“ 廢漢帝陳留踐位， 謀董賊孟德獻刀 ”主要描寫了曹操詭譎多變，多疑嗜血本性。“獻刀”一段被大多數小說家視為刻畫曹操機警多變的極佳故事情節構造：
    
    “曹操佩著寶刀，來至相府，問：‘丞相何在？’從人雲：‘在小閣中。’操徑 入。見董卓坐於床上，呂布侍立於側。卓曰：‘孟德來何遲？’操曰：‘馬羸行遲耳。’卓 顧謂布曰：‘吾有西涼進來好馬，奉先可親去揀一騎賜與孟德。’布領令而出。操暗忖曰： ‘此賊合死！’即欲拔刀刺之，懼卓力大，未敢輕動。卓胖大不耐久坐，遂倒身而臥，轉麵 向內。操又思曰：‘此賊當休矣！’急掣寶刀在手，恰待要刺，不想董卓仰麵看衣鏡中，照 見曹操在背後拔刀，急回身問曰：‘孟德何為？’時呂布已牽馬至閣外。操惶遽，乃持刀跪 下曰：‘操有寶刀一口，獻上恩相。’卓接視之，見其刀長尺餘，七寶嵌飾，極其鋒利，果 寶刀也；遂遞與呂布收了。操解鞘付布。卓引操出閣看馬，操謝曰：‘願借試一騎。’卓就 教與鞍轡。操牽馬出相府，加鞭望東南而去。”
    
    曹操行刺董卓，才一起手就被發現，身後又有呂布上來，危急時刻謊稱獻刀，這才得以脫身。有關董卓遇刺一節見“三國誌”，行刺者伍孚當屬見舍身就義的壯士。其中記載：
    
    “伍孚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闋辭去，卓送至合 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 ‘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奸賊 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 遂殺孚。”
    
    羅貫中是否基於這一曆史故事改編成“曹操獻刀”有待專業人士考證，但其對人物性格特征的刻意著墨是值得從事文學創作人員借鑒的。當然，從褒劉貶曹的目的出發，羅貫中用心過急又追加了曹操因疑殺害呂伯奢全家，就顯得作者創作上的破綻了。
    
    首先，從第二和第三回中曹操對何進的諫言以及殺進宮內時麵對亂局的冷靜來分析，獨自一人刺殺董卓這種冒昧之事就不應該是曹操做的，既使做也會事先安排周詳，絕不會唐突行事。更令人難以信服的是，既然曹操性格多疑到了濫殺呂伯奢一家的程度，他絕不會在王允壽宴時當著諸位官員說出行刺董卓。他會不懷疑董卓事先布下耳目，反被其害嗎。而且，曆史上的董卓，隻要心裏稍生疑竇就隨意宰殺他人，正因此才有伍孚刺董複仇這個曆史故事。這一章裏“曹操獻刀”一節若是小說刻畫人物性格的上乘之筆的話，“曹操殺呂伯奢”就是畫蛇添足，失於急躁了。而且又加一筆，操曰：“寧教我 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好個羅貫中，是鐵心要刀筆殺了曹操的。
    
    
    “三國演義”讀到這裏，作者記敘中帶有的當時說話藝術的特點已經十分明顯，臉譜式的人物描繪更顯得突出。小說人物視故事情節適當臉譜化可以增加故事的戲劇性和趣味性，畢竟，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眉目的活動是反映其心理特征的。事實上，中國古代文學從來就沒有刻意避免過臉譜化的人物描寫，而且運用得非常成功。可惜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後，對文學藝術作品中臉譜化描寫的刻意回避卻往往讓人讀來覺得故事枯燥無味，不僅所有人物性格特征模糊，而且故事平緩缺乏戲劇性，所有故事發展演繹變化也就隻好用故事怪誕偏僻，性變態或者視作者心態隨便死人的情節作噱頭了，而這些噱頭是否是正常人生活中會發生的故事，是否符合故事發展邏輯，與作者所要表達的思想是否一致就令人懷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