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傷痕文學”到滿身硬傷的文學

    從“傷痕文學”到滿身硬傷的文學
    
    
    －淺談文革以後中國思想文化的變遷
    
    
    
    心言
    
    
    
    
    序
    
    
    
    自從十六年前發生那場風波以來，每年的六月四日在海內外華人心裏就有了特殊意義，每年的這個日子也都引起我發自心底的絞痛。十六年後的今天，人們對那場風波的看法見仁見智，兩種極端觀念之間似乎找不到妥協。特別在海外，任何人文觀點和經濟觀點隻要稍微與兩種極端觀念不吻合，要麽立即會被冠以民運某某功的罪名而遭到責罵，要麽被什麽民運或者宗教人士指為親共。然而那些某某功某運的領袖人物們又出自何處？又有多少原來的中共幹部到海外受洗信教後立刻反戈一擊，對中共的指責謾罵遠甚於普通人？而華人教會除了抹黑攻擊中國大陸外又究竟為當地華人做過些什麽？為什麽會這樣呢？我始終不得其解。
    
    
    十六年前的那個日子過後不久，在北京的街道上我向一位戒嚴戰士問路，其實不過故意要了解風波過後軍隊的態度。這位士兵立刻立正行軍禮，然後才笑容可掬地回答他不知道。他的笑容十分和藹，但那種情況下更容易讓人覺得不自然。在北京站的候車廳，一位參加過當晚行動的連長痛哭流涕地對我說，解放軍是不可以對老百姓開槍的，軍隊團以上大規模調動也不是隨便哪個人下令就可以的。我回到單位把這兩件事向同事們講了，他們大驚失色，問我怎麽敢在那種情況下故意接觸士兵，難道不怕他們開槍？
    
    
    而十六年後的今天，人們再看那場風波的態度呢？既使是有人別有用心地誘惑學生們鬧事，為什麽會有那麽多學生參加？為什麽會得到全社會的支持？既使是某某功也好？為什麽會有那麽多人明明知道不過是氣功也情願當成信仰？而那些曾經是國家高層決策人士智囊幕僚的人們，是什麽促成他們毫無傳統文人氣節可言，墮落到今天令人不齒的程度？
    
    
    再看十六年後今天中國（甚至可以稱其為中文）的思想文化，被禁鈷的是什麽，風靡的又是什麽？難道少數既得利益者的吹捧就可以掩飾社會的缺欠和某些領導人物的過失？難道風花雪夜沉淪不堪的文化思潮會讓人永遠麻木？
    
    
    我是個遠離政治的自然科學工作者，不過是見到這些現象以後產生一些發自內心的疑問。我的觀點未必沒有缺陷，誠懇希望大家批評。在我看來，我十六年前在那場風波裏死於流彈的校友是無辜的，就是再過二十年也不會改變這個看法。而且我永遠不可能理解，一個曾經受到“四。五”運動支持的政治家，如果知道甚至那場運動都沒有動用軍隊鎮壓的話，怎麽忍心會動用軍隊鎮壓學生？更在剛剛恢複權力百業待興的情況下，以建立法製的名義審判“四人幫”？我無法從政治運作的內幕來圖解這些事件，因為根本就不知道那些內幕。但是作為這個時代的見證人，我想僅從思想文化變遷過程的角度進行探討，試圖分析在這期間文化思潮究竟有沒有推波助瀾，今後又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好？我寫這個係列的目的不在於清算誰，指責誰，而是要放眼於未來，在民族和諧的前提下呼籲中華民族的所有份子放棄前嫌，攜手共同為今後發展盡力。
    
    
    
    一　與“實踐檢驗真理”同步的“傷痕文學”
    
    
    
    “四人幫”粉碎不久，隨著為“四。五”天安門廣場事件平反出現了一係列描寫那場衝突的文學作品，隨後更發展成為整體反思“文革”的“傷痕文學”。這期間的主流是好的，如果沒有這一批文學創作，針對“兩個凡是”提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不會有當時那麽廣泛的思想基礎和社會基礎。但是在反思對“四。五”運動的鎮壓和“文革”時期殘酷鬥爭的這些文學作品當中，很多也都帶著“文革”期間遺留的矯枉過正的明顯痕跡，往往流於對前一個時期錯誤的過分描寫，而不是從思想深度上探討為什麽會發生這些人間悲劇，以及今後如何避免類似事件的發生。比如，描寫“四。五”天安門廣場事件的文學作品幾乎全部提到當時天安門廣場的搏鬥如何慘烈，有多少人喪生等等。結果後來調查發現當時北京市委是為避免大規模衝突盡了力的，根本就沒有一個人喪生。描寫“文革”造成悲劇的文學作品就更為人們熟悉了。
    
    
    我參加工作後曾經問過一位當時因傳閱“天安門廣場詩抄”受到處分的工程師，當晚他在天安門廣究竟是否見到過人死。他那時已經平反擔任黨委組織部長了，很堅決地回答“沒有”。並且不無憂心地告訴我，把任何事情故意誇大將來都有可能付不必要的代價。"六。四”發生以後再想起那句話，我心裏始終有這樣的疑問，以前“四。五”天安門廣場事件沒有死人的結論是否所有高層決策人都知道？特別是鄧小平先生，以他的身份是否有人鬥膽講過實情？這樣就自然引出一個時期的文化思潮會對那個時期的決策起到何種作用的問題；更進一步分析，這種言行越過分越得當權者青睞的文化陋習就有一個究竟應該怎麽避免的問題。
    
    
    同樣，公審“四人幫”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也會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亂。首先，如果從健全法製的目的出發，當時很多社會政治問題都有輕重緩急的先後次序。如果那時首先治理腐敗呢？“四人幫”該不該立即審判? “文革”造成的錯誤是否都應該歸罪以他們幾個人是很大的事情，在當時容易被誤解為政治報複的情況下一意孤行，就可能在以後的政策執行過程中在中下級幹部當中產生玩世不恭的心理。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政治體製和道德規範在傾刻間毫無標準可言。而同時在反思批判“文革”的文學作品和文化思潮當中，有沒有一味媚上的投機心理？這兩者間互動的結果又會是什麽？
    
    
    同時期在理論界發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不僅非常必要，而且也是要持之以恒的。令人遺憾的是，這場討論本身就是以反對“兩個凡是”為目的的，隨著華國鋒下台而消聲匿跡了。而此後的一係列決策究竟同樣有沒有必要經過實踐檢驗呢？隨著思想理論轉化成“摸著石頭過河”，文學創作也在迷失。類似古華“芙蓉鎮”那樣具備思想深度的創作不見了，幾年後出現了跟隨政治潮流的“活著”，單純從狹隘的悲劇角度渲染死人越多效果越好的悲情，而不是探討這些悲劇出現的原因，其中更夾雜了一些變態性描寫做噱頭。應該說，今天中國文學一片風月的獨特風景的始做蛹者正是過去風靡一時的大牌作家們。而我們的文化思想就在這一波波的演變當中失之於淺薄和媚俗。
    
    
    中國傳統文化孔孟之道的精髓就在於人治，為統治階層服務。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從讚頌魯迅的革命精神到今天有人對魯迅思想的反思，中國文化人的主流還是停在甘為權力奴隸的層次上，拋棄的隻是實是求是的探索精神和文化思想本身應該具體的曆史觀和使命感。而現行政權對文化思想的控製又究竟有幾個封建朝代的文字獄堪與匹敵？毫不足奇，高層決策人身邊的幕僚們懷揣護照玩弄民意，心裏根本不顧及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
    
    
    
    
    二　“改革文學”可曾預料過今日喧囂？
    
    
    
    恰如很多“傷痕文學”的作者理直氣壯地高呼“幹預生活”時，根本沒有預料到後來八九年的那場風波，少數人涉入那場風波時也從未檢討過自己曾經的推波助瀾，描述工農業改革的作家們也從未認真思索過改革的步伐究竟多大才是極限，所抨擊的時弊當中有多少屬於計劃經濟本身體製的製約，多少才來自既得利益者的抵製？在“改革有理”取代“造反有理”的同時，人們不斷為“喬廠長上任記”中喬廠長的點子喝彩，也為“人到中年”中暴露的知識分子的處境所揪心。整個社會都清楚認識到，中國人太貧窮了，體製太僵化了，近代留下的外辱太慘痛了。然而在究竟怎麽奮起急追的見解上出現分歧，再接下去討論時麵臨著思想的禁區，十三大“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成為解釋改革以來所出現的各種問題的大籮筐。令思想文化界向往的“實踐檢驗真理”呢？
    
    
    
    幾乎沒有人質問“喬廠長”的點子怎麽在實際工作中行得通。隨後出現的“新星”中李向南也不過是個具備極強家庭背景的一介書生，他的形象來自中國社會對清官的古樸崇尚。而與此同時，在文學創作的另一邊，張賢亮對“性”的衝擊已經讓很多作家意識到，今後傳統小說裏的愛情插曲正悄悄向“性”一端傾斜，成為吸引讀者的新潮良方。而現實社會的發展呢？文革後期以知青不擇手段回城為誘因出現的走後門和裙帶關係正在發展成任人為親和行賄受賄，而企業改革放寬自主權和承包製卻使裙帶關係和任人為親合法化，經濟體製放寬的過程中卻忽視了獨立健全的司法監督機製。究竟是缺乏經驗非要這麽“摸著石頭過河”不可，還是應該溫故知新，從古今中外的社會經濟發展中吸取教訓防患於未然？現有的社會科學機構遇到體製外政治幕僚的有力挑戰。而這時的文學創作躊躇了，既無法衝破政治的框架，也不能再原地踏步靠喬廠長們為改革支招。有預見力的作家們正隱約意識到，建國以來所有的報酬和物價都在上漲，唯獨稿費原地踏步，再肩負社會責任的十字架老驥伏櫪，就不是簡單的創造喬廠長們這種與現實社會嚴重脫節的主人公的問題，而且保障溫飽的生存大事了。可惜直至這時，中國文學的創作仍然是幾十年不變的老套路，人物描寫要做到性格鮮明，故事的發展要麵麵俱到，結果所有人物情節描述公式化，每一個故事伏筆留下不出幾章就被一直猜到結局。文學作為思想文化整體的一個單元，也隨著社會發展整個陷於泥潭，而且與經濟發展的速度和寬鬆環境完全不成比例。
    
    
    
    有時我暗問自己，如果“六　。　四”換一種方法解決，難道就一定是東歐國家那種結局嗎？要知道這之前中國獨立自主的政策和獨特的東方文化傳統與東歐國家有很大差別，也不是非要強行把軍隊開進城才能穩住局麵。開槍的代價是什麽呢？我想持任何觀點的人都不得不痛苦地承認，那些槍打掉的正是反對腐敗的正義呼聲和社會良知。普通平民百姓終於慘痛地認識到，公義有時不得不向強權低頭。現在再反觀海內外華人社會中缺乏正義，恃強淩弱和縱情風月的普遍現象，難道不值得反省嗎？
    
    
    
    有人會以目前的經濟發展速度和文化上的多元化來反駁我上述觀點。這裏我也必須首先承認改革開放以來的成績是巨大的，“六　。　四”以後的開放步伐不僅沒有向後轉，而且加快了。但是如果理智地探討我們是否還可以做得更好，就有許多經驗教訓要認真吸取。
    
    
    
    首先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問題已經十分嚴重，全國僅以廣州和蘇州為主要工業園區的發展已經造成嚴重集中的環境汙染，而這些地區傳統的經濟文化原本就已經非常發達，目前人口密度已經遠超過飽和水平，況且引進的外資已經囊括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環境汙辱嚴重，技術層次低下的產業。如果環境汙辱無法解決的話，後續發展能力是十分有限的，甚至可能毀於一旦。同時，為刺激經濟增長鼓勵的高消費已經在社會上造成腐化，浮躁和急功近利的不良風氣，對資源掠奪性的高速消耗也嚴重威脅經濟發展的持久力。必須指出，關係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防實力的企業和經濟實體在這些經濟特區的比例很低，如果單純維護這種毫無比例的單向經濟增長，不僅有經濟高速增長究竟會維持多久的問題，更有中國的綜合國力，尤其是整體國防實力究竟是上升還是下降的問題。要知道，解放前中國的民族主義工商業並非不發達，不過是缺乏保障國民經濟和整體工業實力的關鍵基礎工業和科技，也就是每個國家都不得不投資的賠錢產業，單靠稅收進口的洋槍洋炮畢竟缺乏基本的技術支持和更重要的民心的支持。這時思想文化對這些社會現象應該檢討嗎？文學創作的題材會欠缺嗎？令人痛心的是，所謂的多元文化不過是以感性文字替代樣板戲，而且自九十年代以來越來趣味越低級。整個社會單純經濟行為已經嚴重侵蝕傳統文化和純文學應有的一席之地。
    
    
    
    三　市場經濟浪潮衝擊下文學的失落
    
    
    曾幾何時，汪曾祺從陳年舊稿裏發現陳登科的美談消失了，進而出現的是門戶，流派和舊識等種種裙帶關係，文學界出現新人之難猶如上青天。如果沒有圈內人引見，任何人要踏入文學的名利場遠遠難於演藝界。誠然，演藝界出於對一些角色的氣質，年齡和外貌要求，導演在萬不得以的情況下必須要啟用新人。而文學界則由於讀者對某些作者的認知，往往傾向某種風格和某種題材的作品。但必須承認，文學創作同樣也有年齡的極限。一般好的長篇小說的最佳創作年齡在四十到五十歲之間，低於這個年限則缺乏對生活的深刻體驗，作品失之淺顯；高於這個年限則由於精力下降，記憶力減退等為寫作長篇巨著造成實際困難。詩歌的創作年齡要遠遠短於小說。但是，中國文壇的獨特風景遠遠不在這裏。讀者看到的是巴金等老一輩作家占據文壇長達幾十年之久，如果其早期名著為世人稱道的話，何不靠這些作品的版稅頤養天年，並且更為世人尊重，而把文壇領軍的重任讓給精力旺盛的下一代。而文壇新人中某些前輩的子女所占的比例和位置更令人瞠目，其中究竟有幾個寫得出堪稱文學的東西世人盡知。問題還遠遠不止這些，因為中國獨特的政治生態，任何作品都要為政治服務，否則就是冒天下之不諱。文革結束以後平反的一些作家們似乎並沒有改變這些遊戲規則，隻不過又把他們個人的舊知新朋重又拉入圈內。
    
    
    中國文壇需要改革嗎？單純追求利潤等同於改革嗎？
    
    
    在國人幾乎全體驚詫高行健的“靈山”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同時，中國的文學作品還是在走幾十年形成的老套路，首先是政治上要求的典型人物典型故事，其次是人物性格鮮明，故事完美無缺。結果是一個時期的作品幾乎都在寫一個類似的故事，一個相似的人物。難得見到在題材和創作風格上有特性有突破的文學經典。往往是一個名作家定下調，其它人跟上去一窩蜂。改革初期雖然曾經引入意識流，黑色幽默等技巧，但由於大多數使用這些技巧的作家文字功底欠缺而曇花一現，而且既使再怎麽使出力氣也不過是重複人家早就玩過的花樣，根本就沒有考慮怎樣把這些技巧發揮得恰到好處。相反，一些人又開始玩弄文字上的小聰明，而忽視了其要表達的思想。所謂前衛作品更是遠離生活，根本就沒有任何生活根基。
    
    
    直到一九九四年，文學創作以小說為例，一方麵是以傳統的為政治服務的“正統”作品，一方麵是描寫性壓抑，心理壓抑甚至大學生剛剛畢業就被“包養”的所謂先鋒作品。而詩歌則經曆了從朦朧詩到憂鬱詩，更有駱一禾和海子的宗教詩為代表的創作思想的演化。如果說其中一些傳統作品反映了現實生活一些問題的話，那麽那些前衛文學則越走距離生活越遠。
    
    
    “小說選刊”九四年刊載了一篇女大學生到深圳後被包養的中篇小說以後，曾經引起很大爭議，同今天的身體文學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了。而駱一禾和海子的宗教詩則遠離國情和現實生活。我想，如果駱一禾不是這樣自認為“聖經”可以代替馬克思主義的話，而是帶著使命感真正走進生活，他或許不會因過度用腦導致突發性的腦出血而喪生。同樣，海子如果隻停於“麵朝大海，春暖花開”的話也不會自殺。再反觀與此同時的文學市場呢？有多少人，尤其是大學生們，認同這些所謂的前衛文學，多少人為海子，食指和顧城等人的極端行為喝彩，而完全忽視了現實生活？這不禁讓人感歎，新時代的知識分子們，沒有經曆過“文革”那樣的浩劫本來值得慶幸，難道非要有強製性的“上山下鄉”才能體驗普通大眾的生活嗎？
    
    
    最近讀到駱一禾的一些宗教詩我驚呆了。詩人的才華令人欽佩，但這畢竟不是心血來潮就能給中國找到的出路呀。躲在“詩刊”編輯部的金字塔裏花費如此巨大的精力從事這些寫作時，他可曾想過到工廠去，農村去，看看工人農民和普通知識分子究竟需要什麽？而他的這些詩作居然被某些人捧為先知，要仰視的思想先鋒？
    
    
    以一九九五年為分水嶺，中國文學創作開始走向趣味低下。先是一些女作者以閨中情結登場，接下來走向身體文學。在商家從炒作中牟取暴利的同時，文學界還是有批判聲音的，盡管無濟於事。“下半身”文學終於以其成名速度，爭議和暴利開啟了文學青年擠入圈內的靈感，接下來就全麵侵入文學市場了。這時政府對出版行業的轉型也為商家提供了牟利的契機。一方麵是政治上不可逾越的鴻溝完全限製著文學創作的思想深度，另一方麵是剛剛放開的文學藝術創作的某些道德製約，中國文學藝術的消費者們終於可以拋棄政治說教的東西，而接觸欣賞消遣性的作品了，何況還有一個幾十年禁止的偷窺隱私的欲望。
    
    
    一個理想的文學市場應該是多元化的，通俗娛樂和高雅深沉的作品同在，而且應該包括生活的方方麵麵。實事求是地講，隻要由市場來調節，通俗性的作品就會遠較純文學的東西暢銷，這是十分客觀的現實。但是如果通俗作品沒有底限的話，整個社會的文化趨向就會失之淺薄。就是在市場經濟機製健全，行業規範完整的西方國家，國家對文化的投入和導向也是存在的，否則民族文化素質勢必降低，文化生活的庸俗將加深社會生活的腐化和庸俗。比如美國，文學新人的創作可以向政府設置的基金會提出申請，拿到資助以後按合同允諾的題材寫。資助額包括調查研究收取素材，工資和出版等基本開支。華裔作家ＡＭＹ　ＴＡＮ　和張純如都是得到政府資助才開始創作的。這樣上路以後就以對某一生活麵的了解有了擅長，同時也發展出固定的讀者群。這樣出來的作家要改寫其它東西也並非易事，因為他們一旦涉及新的題材就要麵臨陌生的讀者。相比之下，在“改革”的口號下，中國社會片麵追求富裕的速度，這時政府把文化突然完全推給社會就立即麵臨質量，品味和檔次等多重問題。雖然在市場需求下有些新人可以不再為圈內無人所困，但其作品的內容和質量就令人擔憂了。同時，出版社並沒有完全走向市場，編輯采選的作品還是可以由國家的資金來付印的，這樣以前的裙帶關係並沒有受到很大衝擊。這種情況下讀者看到的是什麽呢？一些是作者自費出版物，格調質量參差不齊，一些是用國家的錢出版的東西，贏虧都有國家來承擔。但是，這兩種實際上都是出版社強加給讀者的，以贏利為最大目標，結果就是瘋狂炒作後慘不忍讀的一些東西。其中更有個別作者因道德意識欠缺而剽竊，問題發生後出版社的編輯還會挺身而出，詆毀原作者。可能已經有人發現，現在凡是網絡上炒熱的東西，實際讀起來品味，內容和文字功底都沒有多少可誇之處。國家一級出版社出“沙床”“青狐”這類東西將來是要成為業內笑話的時。當然，人們也都知道，中國何時不是前一個時期盛行的東西過後就是飯後的笑談。
    
    
    網絡文學作為一個新興的形式出現，很多專業人士至今都不看好。但是必須承認，網絡事實上對文學的多元化是有很多正麵影響的。比如舊體詩和文言文，如果沒有網絡的話根本就沒有麵世的可能。一些感性文字，小資溫情的東西比較流行是與網上讀者群的需要分不開的。很多人上網其實就是利用工作的間隙和業餘有限的時間，以消遣為主。指望網上有很多讀者熱衷於對深刻嚴肅的題材進行思考性的閱讀是不現實的。但令人擔憂的是，無論網上作品還是書麵出版物，不僅沒有任何創作技巧上的突破，而且大多粗製濫造，這對文學創作和民族文化素質的傷害是最大的。
    
    
    值得慶幸的是，無論承受了商家多大壓力，批評屆始終拒絕為通俗文學，特別是後八十年代文學服務。也就是說一旦讀者膩煩，現在很多炙手可熱的流行作品都不會在文學上占有任何地位。隨著人們對改革以來出現的失誤和問題不斷反省，思想理論的突破是完全可能的，整個社會也不甘永遠沉溺於低級趣味的文化現象。目前很多中文網站讀者對過度描寫性的作品的抵製就是很好的開端。一旦人們意識到浮躁淺顯的文化快餐無助其克服生活中脆弱的情感，鼓勵人們熱愛生活，奮進向上，有藝術品味的作品就會受到歡迎。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