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的代價

讀過路遙“平凡的世界”的朋友們一定都知道銅川國營煤礦的情況。這次銅川煤礦的事故十分慘烈，同時先後又有多起煤礦事故，不能不引起人們對中國煤炭工業的注意。如果我是記者的話，絕對不會把調查停止於究竟死多少人, 引發受難者家屬多大規模的抗議表麵而是探討中國煤礦的體製，找出事故頻傳的根源。 中國煤礦業目前分幾個等級，既有體製內大型現代化國有煤礦，也有縣屬村屬甚至私有小型煤礦。從報導上來看這次出現事故的煤礦最多屬於縣級，其它則大多屬私有煤礦。 煤礦開采的安全和技術都十分重要，互相依賴性甚強，一般大型國有煤礦設備技術全麵，既使如此如果工人操作技術水平不高的話也容易發生瓦斯爆炸，漏頂，爆破炸通地下河流等安全事故。一般大型煤礦的附加安全措施是必須要在每個采煤作業組配備一定數量的技術經驗足夠的老工人，有經驗的縣級煤礦也基本照搬這個辦法，最容易出事的是私營煤礦，既缺少資金設備又唯利是圖很容易留下安全隱患。前一個時期網上流傳並被盛讚的一個稱為“新的最可愛的人”的煤礦工人從洞裏背煤出來的照片看上去就是在私營煤礦拍攝的，那個工人甚至連頭盔這種基本的保護裝置都沒有，身後那個煤洞更屬於早該封死的高危礦井。 那麽為什麽人們要冒這種明明知道的高風險呢？我想整個大環境還是與中國社會盛行的致富風有關。一般產煤區都比較偏遠貧困，這些地區的致富手段和資源十分有限，而且東南沿海一帶隨著打工人口增加工資不斷降低，部分人留在家鄉附近既打工又照顧農田不失為一種選擇。最重要的原因還是目前中國的幹部體製，如果貧困地區的幹部也要達到一定的經濟指標，甚至升遷也同其任內這些“政績”掛勾的話，他們就沒有把法嚴把小型煤礦的安全關，如果再從私營礦主那裏收取賄賂的話，就根本不可能采取有利措施杜絕安全隱患，關封安全措施設備達不到要求的私營煤礦。這就回到舊有的問題，中國究竟在用什麽代價致富？ 城市經濟改革以建立深圳經濟特區為標誌開始，是以撥錢減稅為推動力的。那時基本是整個中國在養廣東養深圳，尤其以上海和遼寧這些工業基礎好，經濟發展平穩地區的付出為重。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上海的改革步驟還遠遠落後於東北。後來則形成以遼寧為首的東北國營企業消化整個華南華東地區的改革成本，而其經濟技術實力基本上是以五十年代初的設備廠房為基礎的，幾十年來隻有付出，沒有投入。這期間煤礦工業也經曆了幾起幾伏的波動，既使大型國有煤礦的設備也急需更新，而且其設備換代是直接同工人安全聯係在一起的。如果這期間整個國民經濟是在有條不紊地發展，或者各地因地製宜不搞一刀切鼓勵以私有經濟為標誌的改革的話，那麽這些大型國有企業和煤礦就會有喘息時間，利用上繳利稅的優惠更新設備。可惜隨著記者把鄧小平的南巡講話過早披露，他們完全失去了機會。以大型國有企業 (包括煤礦業)為主的省份經濟基礎產業結構與廣東等南方以輕小工業的省份完全不同。首先是私營企業根本無法合法取得大型企業的固有資產，主要是設備；而且產品銷路又恰好是針對這些企業的。如果你一定要催生這些私有企業的話，可以想像他們的設備，技術骨幹，甚至資金是怎樣從大型企業外流的。而且又一輪的下崗潮又直接造成了這些地區的經濟秩序混亂，人心浮動，社會失去安定。 那麽當代中國走向富裕的過程中是否一定要經過這些彎路呢，富裕的過程中能否避免人們價值觀念的錯位把富裕的成本降低呢？這就要看如何對待中國社會自從封建王朝至今的吏製，文人以官為本以錢為本的傳統。這些問題比較容易看到容易指出，但是要真正解決構築起長久穩定的社會體製則會需要相當長的一個時間，這期間對政府官員的要求，尤其是思想知識界直接影響社會價值觀念和社會取向的有關人員，包括文化出版界，記者，作家，藝術家，經濟學家和法學家等人的要求至關重要。中國社會總不能是在官本位的時候整個社會人人不擇手段地撈官，錢本位時又人人不擇手段地撈錢。客觀地說中國人目前對錢的夢寐，海內外沒有大的差別，隻不過有人得手有人不得手，而且這股風氣正在影響居住海外幾代的華人，這是非常令人深思的。 如果中國走向富裕的代價必然是國將不國，民族優良傳統盡失，社會渣滓浮現的話，那麽將來更正的代價極可能是物極必反的矯枉過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