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剛剛從fellowship畢業，加州的一個醫療機構邀請我去工作麵試。麵試過程還順利，他們對我也還算客氣，可惜開的工資有點低。麵試完成，我有點悶悶不樂地上了回程的飛機。我記得是聯合航空，設備陳舊，提供的餐點也乏善可陳。唯一的亮點是工作人員的服務態度還算盡心盡力。
從西海岸到東海岸有四個多小時的旅程。當時是早晨，我和其他旅客一樣，自顧自地打起盹來。路程過一大半時，陸陸續續有人起來活動。就在那時，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年輕，從我身邊走過時，突然一個踉蹌，毫無征兆地直挺挺地栽到在飛機過道上。
事發突然，所有人都很震驚。飛機上的工作人員馬上開始廣播，問有沒有醫務人員願意提供幫助。我猶豫了一下，解開安全帶站起來。我表明身份以後，馬上和工作人員一起，將那位小年輕轉移到飛機的後艙一小塊空地上。
我以前曾經有過急救的經驗。從母校畢業以後，當時醫院要求新醫生完成半年的急診室輪轉。因此我有機會參與了很多病人的急救，包括創傷，中毒，燒傷，心梗，急腹症等。不過，那僅限於醫院和急診室的環境內。我從來沒有在野外或者交通工具上搶救過病人。
話說當時我根本來不及多想，先檢查了病人的生命體征。脈搏很慢很弱，呼吸有點急促。我打開手機上的手電筒，看了看瞳孔反應，似乎是正常的。我稍微放心了一點，於是問有沒有氧氣。工作人員馬上拿來一個跟保溫杯差不多大小的“氧氣瓶”，我把麵罩給病人戴上。再問有沒有血壓計，也是小一號的，我趕緊量血壓。不過，飛機發動機的轟鳴聲巨大，我量了兩次，卻怎麽也聽不到。用手指也感覺不到肱動脈的搏動。因此我隻能判斷病人處於低血壓的狀態。綜合考慮，最大可能似乎是Vasovagal syncope。這位病人年輕力壯，不太可能是突發的心腦血管疾病。但飛機上沒有任何心電監護設備，所有的藥物放一塊兒，就一個比飯盒大不了多少的盒子。那會不會是低血糖呢？我問有沒有血糖試紙，答曰，也沒有。我暗暗著急起來。
好在這時候病人的意識有點恢複了，睜開眼。我趕緊問他以前有沒有病史，他含含糊糊說沒有。我稍微放心一點。在這狹窄的空間裏，沒有醫療設備，連靜脈輸液也沒有，怎麽辦呢？我隻能很堅定地告訴他：You are in safe hands...you will be fine。這是醫務人員常用的" reassurance"，目的是穩定病人的情緒。
他看到我關注的目光，微微點點頭。我問他吃早餐了嗎，他說沒有。此時已是中午時分，所以低血糖也是有可能的。於是我吩咐工作人員準備一杯含糖的飲料，再加上兩小包白糖。我把病人扶起來，讓他靠在飛機過道的牆壁上，把含糖的飲料喂給他喝下。我再次給他量血壓，所幸的是，這次終於聽到了。我一顆懸著的心終於落地。
這時候機長已經聯係了目的地機場，讓他們準備好救護車。病人喝了含糖飲料後，進一步恢複了。他絮絮叨叨地說，他當時想去廁所，誰知一下子眼前一黑，醒來就發現躺在後艙的過道裏了。
這時候，工作人員看到病人穩定了，也鬆了一口氣，就過來問我的醫療執照和NPI (National Provider Identification)。我告訴他們我有加州和紐約州的醫生執照，又報了自己的名字和NPI號碼。他們認真地用筆記錄下來，並鄭重其事地感謝我出手相助。飛機終於落地，Paramedic的人員上了飛機，我跟他們簡單交代了一下。他們把病人從我的手裏接走了，此時我才真正鬆了一口氣。
雖然美國有" Good Samaritan law"，見義勇為的醫務人員是不需要負法律責任的，但我還是慶幸這位病人恢複了。健康所係，性命相托，這種英雄可不好當。
回到東海岸第二天，Offer letter就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