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舞的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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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難說
我一直好奇的想打開眼前的這扇門。。。一直在想。。。
什麽可以給我一點提示，走過這一年，我整整四十歲。我知道我是不情願的被時間推到了它的前麵，在我的眼裏，四十歲就是一個黑洞，在即將被吸進這黑洞之前恐懼著一個時期的滅亡又在好奇另一個時期的誕生，就像死後還沒來得及到望鄉台怎麽就到了奈何橋了呢？由於混沌的現實，因此展望著混沌的未來，站在門前，四十難說。
沿用現今的人文衡定界限劃分，我是70後的。榮幸的被新中國創始至今的四代領導人領導過。我記事時起，就一直心懷感激自己能生長在新社會裏，心中無比敬仰著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還沒上學就會寫“毛主席萬歲！”一心一意的要成為社會主義接班人，可是還沒有到成為接班人的年紀甚至還沒到上學的年紀，老人家就走了，我著急了一段時間，心想：這可咋整？老人家走了，我還沒長大，也接不了班呀，共產主義可咋辦呢？
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時全國追悼，工廠俱樂部設靈堂全廠職工家屬必須參加追悼會，我佩戴黑紗和小百花站在隊伍裏，聆聽著美妙的哀樂東張西望看著大人們默默的流淚就一直想笑，後來就真的笑了，結果被一個大耳刮子扇的嚎啕大哭。。。，以至今日在參加某人的葬禮聽到哀樂響起時我都下意識的摸摸後腦勺。解放了中國還想解放全人類的老人家就這樣走了，讓我懷念的是臨走還給了接班人一個大耳刮子。。。
大耳刮子的痛還沒有完全消逝，“你辦事我放心”的華國鋒主席就被張貼在年畫上了。“打開看電視機呀，看見華主席呀。。。”啥是電視機呢？？？戲匣子整天的不是“一小撮階級敵人”就是“走資派還在走”，走資派往哪走呢？有一天我問爸走資派到底往哪走，爸想了想說：“愛他媽往哪走往哪走。。。”。音樂課的劉老師告訴我說：“走資派是往死路上走，是往絕路上走，是往遺臭萬年的路上走，是往千千萬人民所不齒的路上走，是往與臭蟲老鼠為伍的下水道裏走，是往。。。”，看來我爸永遠當不了老師。在那以後，我常常注視我家水槽下麵的下水道，害怕走資派從那裏爬出來，害的家人以為我愣神長時間注視下水道是得了邪病，差一點讓鄰居老劉太太用燒紅的艾蒿燙了腦門。
一個彩旗飄飄、鑼鼓喧天的上午，“四人幫”被粉碎了，緊接著標誌著十年動蕩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了。其實，作為我和我們這幫70後的來說，文革結束與否我們感覺並不深刻，一樣的彈玻璃球、扇屁啊及，一樣的上樹捉鳥、下河摸魚，“一樣的下課、一樣的放學，一樣的快樂的童年。。。”。記憶中，爸媽相互討論更多的是過去誰整過誰，現在恐怕要倒黴；右派們都有回來當權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就要召開了；胡耀邦當了總書記；鄧小平當上國家主席了。。。
當我年紀一點點大起來，當一切的意識開始圍繞自我為中心的時候，我已經走近到青春期的邊緣，一段美麗的時光迎合著一個變革的時代，凡事欣欣向榮傻兮兮的堅守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承諾。變革總是亂哄哄的，在那個變革的過程中我沒有感到有什麽不同有什麽在變，因為我沒有比較，劃時代的意義我撲捉不到，我從一個屁事不懂的孩子到有意識的去感觸社會，已經就是亂哄哄的了，於是我認知那就是一如既往的世界，那世界就是一貫如此的樣子。我不能理解“大鍋飯”和“包產到戶”關係，也不能理解什麽“改革”為啥“開放”。滿街花襯衫、喇叭褲和大墨鏡，我不認為是突然跳出來的，可是給我的老師們卻嚇了一跳，嚴防死守我們清純的心靈，苦口婆心的叮嚀我們要樹立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好好學習，長大要去拯救水深火熱的台灣人民；要打倒以美、英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在地球上的霸權；要在2000年實現我國“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2000年！四個現代化！坐在宇宙飛船裏飛向月球！何等的向往，何等的美妙！讓我熱血沸騰直到擠在四處漏風稀裏嘩啦響的公交車裏上班的2000年的某個早晨。
1982年全國性的一次嚴打，打掉了一整批的流氓、阿飛和小太保，街頭巷尾再也看不見三五成群留著小胡子燙著卷發扛著一堆喇叭錄音機橫晃的“資產階級流毒的感染者”們，如同搶軍帽的時代嘎然而止一樣，其實，並非消亡，而是軍帽不再流行，而是一種形態上的轉變，那種由於精神空虛而導致精神膨脹從而張揚自我到精神滿足的時代已經到了開始退去的時候，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理性、更能發現人性破綻、更能迎合自我發展的有組織集團，而非一時衝動再次聚合到一起的匹夫，他們在短短的幾年後就有了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共同的稱謂——黑社會。不對症的抗生素加速了致病菌的變異，沒辦法，那時我們能夠廣泛應用的隻有四環素和土黴素，重症謹限鏈黴素和青黴素。
1984年，我平生第一次去到我朝思暮想的首都北京，在金水橋邊天安門前我激動的熱淚盈眶，思念著偉大領袖毛主席曾經就在裏麵工作我感慨不已，好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天安門裏麵不是主席工作的地方，是腐朽的封建皇帝工作的地方，想想有些後怕，幸好批作文的老師沒有發現其中的問題。在北京，我遇到兩件觸動我幼小心靈的事到四十歲仍然記得。一件是在北京前門在我和我的同學感懷首都的繁華的時候下起了小雨，我和我的同學都沒有戴雨具，我擠到一個賣簡易塑料雨衣的攤位前花了5元錢買了一件，打開包裝發現帽子是漏的，我要賣貨的給我換一個，那個北京人猙獰的告訴我“換個××，不要就滾。。。！”，我滾了，一直滾到家耳邊仍然回蕩著首都人民的熱情的北京話。。。，我×他媽的“五講四美！”，那年我13歲，要是在5年後，我想我真的可能把他的××捎帶一對卵子換回來。另一件事是在地鐵站，一對上海夫婦抱著一個孩子，和地鐵站的兩個女服務員吵架，在我落湯雞一樣拎著那件破雨衣穿行在祖國心髒裏無比羨慕首都人民天天能和黨中央見麵的時候，上海人卻根本沒把她們放在眼裏，兩個首都服務員被上海一家人數落的連我手裏的破雨衣都不是。兩件事都是生活中的小事，可是對於當時我這個共產主義接班人來說無比的困惑，象征著黨中央的北京怎麽會是這樣？真打怵將來長大後到那裏去接班。
《萬水千山總是情》PK數學，《神雕英雄傳》PK語文，可恨的是《上海灘》PK英語，還有瓊瑤PK班主任，汪國真PK科任老師，可恨的是金庸、古龍PK校長、書記，雙方實力相差過於懸殊，卻也使我的中學生活過的豐富多彩，再加上對首都人民的失望，我漸漸的淡出了社會主義接班人的隊伍，我一度認為我是最後一個離開隊伍的人。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老師們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都不提接班人的事了，都不說話了，後來才知道，好幾代的接班人早就內定好了，那個紅名單上根本就沒有我。很尷尬。
1989年春夏交接的那段曆史，說起來乏味無比。當年的那幫大學生也就比我大個兩三歲，他們知道的那麽多，他們要捍衛即將被“官倒”毀滅了的政權，遺憾的是，引領隊伍撕心裂肺聲援搖旗呐喊的我真的沒明白“官倒”的具體意義，所以曆史證明黨中央的決策是正確的，就是一幫子瞎鬧的傻×，同時也證明了，在那一年18歲以上的中國公民不明白“官倒”是什麽的一直到四十歲也沒賺到什麽錢，那年我18歲。那個時候，我已經開始與社會上的一些閑散人員混在了一起，但我很少逃課因為我的父親不夠民主，或是我也隻是一些大哥們小弟的小弟，地位卑微，幫派裏甚至沒有我的考勤，臨時工而已，當公安局將我們老大為首60多號人一窩端的時候，我根本就沒人搭理，那個黑名單上根本就沒有我。很沒麵子。
我自認我是仗義的，由於過於仗義和心慈麵軟外加打架時跑的過快，幫派裏沒人要我，再加上和學潮攪在一起被政府嚴管，那年的黑道不景氣，我不得不學好再回到教室裏上課，一不小心走上了滄桑的正道。
1995年，我在一個二流大學的二流專業裏畢了業，我大大的鬆了口氣，可是要再吸進這口氣卻用了好多年。對我來說，這才是劃時代的，從1978年恢複高考到我畢業1995年的大學生泛濫，讓我思考是我們的教育事業發展的過快還是社會發展過於緩慢，其實，好多公司、企業都叫嚷著缺乏人才，各種類型的招聘會不單是應聘者爆滿，企業也是雲集，可在應聘者中一大部分是好高騖遠騎驢找馬自以為很是的畢業5年以內的大學生。人才高流動率（跳槽）與家庭高離婚率熙熙攘攘的世界讓我這退了伍“接班人”著實木訥了好幾年，當我剛剛搞清楚自己的屁股該坐在那裏的時候，已經是80後的天地了。
我看到的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裏，人才的社會需求量與學校輸出量基本是成正比並且均衡的，造成一邊找，一邊求的結構與數量沒有關係，一方麵，學校是有序、有步驟的轉變教學內容，而企業是無序的應對式發展，教育工作者傷透腦筋也搞不懂企業到底需要什麽，等到搞懂了，企業已經不需要了；另一方麵90年以後的畢業生大部分還自以為是80到90年以前的身價，其實早就不是了，那時一個一般的中型企業的中層幹部月薪平均也就是2000到3000元，一個傻頭傻腦的應屆畢業生一張口就是3000、5000，能出得起這種價錢的位置鳳毛麟角，可是卻被大多數認為是行市，一年半載的待業就降到1500以內了。後來，我想通了一件事情，真正的脫離學生時代不是大學畢業的那一天，而是畢業5年以後的某一天，如果你夠天真，這個時間還要加長。
“中國的教育要迎合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這是一句指導性或是綱領性的話，正當市場經濟在中已經逐漸成熟的今天，這句話已經變成“中國的教育已經市場經濟化了”。我的學生時代是“沒學著”，到了我兒子的學生時代是“學不著”。
1996年鄧小平同誌去世，比起亂世英雄毛澤東，鄧小平同樣是我由衷崇敬的人，雖然他讓我成為中國轉型的祭品，但是他讓我看到了世界，他讓我能思前想後，無權無錢靜靜的思想我的人生。
1997年香港回歸。
1999年澳門回歸。同年12月我和一位戀愛四年的美麗的姑娘結婚。70前後的小夥子要娶一位好姑娘還是容易找到的，算是對那一代人的補償吧。
2002年，我當上父親。年輕的夢都已經沒了，事業與家庭趨於均衡，渴望成為一隻再次放飛，反而被綁的更牢，被她們母子的愛牢牢暖暖的綁牢。。。
2007年，我跑到了美國。在中國，50後占了全部的權，60後賺了全部的錢，80後接了50後班成了權二代，90後接了60後的班了成了富二代。我是否還要等在那裏再次回到“共產主義接班人”的隊伍裏去嗎？“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悄悄的揮揮手，沒有帶走一根火柴。。。”
2010年6月的一天，我在美國思念家鄉和我的親人，思想我70後的人生，麵對即將來到的四十歲，我一直傻兮兮的笑著。我一度再度的欺騙過自己，四十不定成敗，其實我自己深知我已經在這40年中失敗了，固執的觀念使我流失了大把的不做平凡人的理想，徹底的在這個時候認識到自己再平凡不過，我這樣講會有很多人說我有問題，會說做平凡人有什麽不好？嗬嗬，我不想回答。。。記得十年前，給了自己再一個十年的機會，設想十年後進入四十歲的那扇光明之門，一定是榮耀與豪壯的新裏程。十年過去了，娶妻生子，出國飄蕩，一路殺將過來，門裏門外一個樣子，心灰意冷。
在我看來，我們這一代人自豪的可以說是承上啟下的一代，悲觀的也可以認為是被浪潮淹死的一代。我們被傳統教育與時代變革拉扯稀碎，半馬不驢的拚了老命走到四十歲，還是在和別人一起傻嗬嗬的看著別人創造的西洋景，看不懂快男超女到底是男是女，也聽不見我媽叫我回家吃飯，隻是自得其樂的讓靈魂在自己的軀殼裏跳進跳出，反正愣著也是愣著。
我寫的這些不盡代表70後的全部，也未必會獲得70後的共鳴，但這就是我反思的四十歲說，我不悲觀，一點也不，因為放掉思想，還好好的在從生到死的過程中。我每天都在開心的工作，開心的和妻子通話互報平安，開心的想著再一個十年的風景。
2011年，我整四十歲！
2010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