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用心靈的力量使你的細胞再生 - 自我治療
作者:宇宙在你心中
5世紀的希臘醫生希波克拉底被稱為現代醫學之父。他之所以被人們如此突出地記住,是因為他是第一個拒絕當時普遍認為超自然現象是疾病原因的人,而是專注於醫學科學,將其實踐建立在觀察和研究的基礎上。
至少,這就是現代醫學機構講述這個故事的方式。
然而,事實是更複雜的。考慮一下這位偉大醫生最著名的一句話。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醫生;我們隻是要幫助它工作。我們每個人體內的自然愈合力是獲得健康的最大力量"。
他所說的 "治療力量 "是什麽?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僅挑戰了我們對希波克拉底的記憶,也挑戰了現代醫學的基礎。
賴特先生的奇特案例
1957年,《前瞻性技術雜誌》上出現了一個奇怪的描述,講述了一個被稱為萊特先生的神秘的醫學病人。
萊特先生正在接受癌症晚期的治療,治療已經失敗。他的頸部、胸部、腋下和腹股溝都長滿了橙子大小的腫瘤;他的肺部充滿了液體,每天都要排空,才能呼吸。據他的醫生說,他 "發燒,喘氣,完全臥床不起"。他隻剩下幾天的生命了。
就在這時,賴特先生聽說了一種名為Krebiozen的全新奇跡藥物,該藥物正在進行臨床試驗。在絕望中,他懇求他的醫生用它來治療他。他的醫生說,他的病太重了,臨床試驗是為還有三個月生命的人準備的。但萊特先生不依不饒,直到最後,他的醫生給他注射了這種實驗性藥物。
幾天後,似乎發生了一個奇跡。當醫生來檢查他時,萊特先生幾個月來第一次下床,在他的病房裏走來走去。用他的醫生的話說,他的腫瘤已經 "像熱爐上的雪球一樣融化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十天之內,賴特先生完全擺脫了癌症,所以他離開了醫院,回家了。幾個月後,健康的萊特先生坐在沙發上翻閱最新的醫學雜誌,他看到了令人不安的事情。Krebiozen臨床試驗的初步結果出來了,建議該藥物不起作用。懷特先生把這種藥物看作是他的救星,因此陷入了深深的抑鬱之中,而且幾乎是立即,他的癌症又回來了。
他回到了他的醫生那裏,醫生看到了萊特先生已經變成了一個破碎的人。醫生想幫忙,至少讓賴特先生在地球上最後的日子裏有一個更好的心態,所以他編造了一個故事。
他告訴賴特先生,盡管期刊上說了些什麽,但他知道一些他們不知道的事情--藥物的供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惡化,這將導致它們在長期試驗中明顯失敗。醫生說,更好的是,他擁有一批全新的、超純的藥物,如果他願意,他可以給萊特先生注射。
這是個謊言;醫生給他注射的隻是蒸餾水。
然而,醫生沒有想到的事情發生了。懷特先生的癌症又一次奇跡般地消失了,他又一次以健康人的身份回到家中。不幸的是,幾個月後,當美國醫學協會宣布一項全國性的Krebiozen研究已經徹底證明這種藥物是無用的,醫生的偽裝被揭穿了。懷特先生再次陷入絕望,隻是這一次,當癌症複發時,他兩天後就死了。
這裏發生了什麽?為什麽萊特先生兩次被沒有抗癌特性的東西治愈,而且每次他都失去了信心,癌症又複發了呢?為了找到答案,我們可以從馬薩諸塞州的波士頓和亨利-比徹的辦公室開始。
“安慰劑效應"
亨利-比徹於1904年出生在堪薩斯州的小佩克,一個隻有幾百人的小鎮,依偎在美國中西部大草原的大地上。年輕的亨利是個神童,農村的出身並不能阻止他達到他所選擇的領域的頂峰。
1926年,他獲得了堪薩斯大學的化學學位,然後於1928年穿越全國,進入哈佛大學醫學院學習。1936年,他成為馬薩諸塞州總醫院的麻醉科主任,盡管他沒有接受過該領域的正規教育,1941年,他被授予哈佛大學世界上第一個麻醉學的捐贈講座。從堪薩斯州的偏遠地區到全國最富盛名的機構的神聖殿堂,亨利-比徹已經成功了。
但隨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比徹離開哈佛大學去履行他的職責,成為軍隊中的一名軍醫。他被派往意大利,在那裏的臨時野戰醫院裏,他治療了在戰場上被打得遍體鱗傷的士兵,他們缺胳膊少腿,被燒傷,骨頭從皮膚裏突出來。
大屠殺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有一次,比徹的嗎啡完全用完。他沒有告訴他的病人他無法幫助他們,而是開始給受傷的士兵注射鹽水,告訴他們這是嗎啡,試圖緩解他們的情緒。幾乎在第一時間,比徹開始注意到一些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在他所注射的無力的溶液中,將近一半的士兵報告說感覺不到疼痛。
這怎麽可能呢?
這個問題在戰爭期間一直困擾著比徹,戰爭一結束,他就回到了馬薩諸塞州,回到了哈佛大學,開始研究這個問題。在將近十年的時間裏,他一直在努力,直到1955年,他在《美國醫學會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 "強大的安慰劑 "的文章,這將成為他的開創性作品。在這篇文章中,他敘述了他對不同疾病進行的15項試驗。令人驚訝的是,比徹報告說,他所研究的病人中有35%僅通過安慰劑就得到了緩解。因此,"安慰劑效應 "這一術語誕生了
雖然比徹可能創造了這個術語,但他肯定沒有編造它。
安慰劑在醫學中的應用
17世紀末,英國醫生約翰-海格思(John Haygarth)展示了著名的安慰劑效應,盡管他沒有這樣稱呼它,他試圖推翻當時流行的一種健康療法,即用一根昂貴的金屬棒,為其創造者帶來巨大的利潤,據說可以把疾病從身體裏引出來。
Haygarth使用了假的木棒,使其看起來像金屬棒,而且令他滿意的是,他發現用假棒治療的五個病人中有四個報告說,他們的疼痛得到了改善。
但Haygarth並不是在探索一個陌生的概念。在藥品大規模生產之前,在那些經常缺乏藥品的醫生中,開出與病人症狀無關的藥丸或藥膏,甚至是像現代糖丸那樣的惰性物質,是一種既定的做法。事實上,正是托馬斯-傑斐遜在1807年寫道。
"我所認識的最成功的醫生之一向我保證,他使用的麵包丸、彩色水滴、山核桃灰粉比所有其他藥物加起來還要多。這當然是一個虔誠的騙局"。
但直到亨利-比徹發表《強大的安慰劑》,安慰劑效應才成為一個基本的醫學概念,並成為無數科學研究的主題。從那時起,研究表明安慰劑可以減少慢性和急性疼痛,對抗抑鬱症,甚至減少帕金森症等衰弱性疾病的症狀。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
在這裏,人們可能會回想起古代文化中的行醫方式--藥師和婦女,精心設計的儀式,投擲骨頭,檢查內髒,疾病被視為超自然的範疇。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些文化,他們做法被視為原始的。事實上,醫學界告訴我們,希波克拉底在創立他的現代科學醫學時就打破了這些做法。然而,這些古代文化肯定不希望他們的人民生病。當然,如果這些做法不起作用,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會嚐試其他方法。由此可以推測,這些做法肯定在某種程度上是有效的。但這僅僅是事實。也許有人會問,被藥師治好和被糖丸治好有什麽區別。也許,以這種方式,關於安慰劑的現代知識可以影響我們對古代醫療實踐的理解,也可能是相反的情況......。
Cleve Backster的發現
20世紀40年代初,當時還不到20歲的Grover Cleveland "Cleve" Backster帶著一個特定的目標加入了美國軍隊。他不想向任何人開槍,也不想成為一名軍官;他想做的是研究審訊技術,特別是催眠。
在加入的短短幾年內,巴克斯特就在教他的上司如何使用催眠,以及如何防止催眠被用在他們身上,揭示了他們甚至從未想過的事情。正是在這一點上,巴克斯特引起了中央情報局的注意。年僅24歲的他就開始與他們一起研究高級審訊技術。
在那裏,他創立了該機構的第一個測謊項目,引入了至今仍在使用的測謊方法。事實上,他對測謊儀如此熟練,以至於到1951年,還不到30歲的他就已經離開了中情局。他離開了中情局,成立了自己的測謊公司,作為私營部門的顧問,他幾乎為每一個政府機構服務,多次出現在法庭和國會麵前。
然而,所有這一切隻是作為將永遠改變巴克斯特生活的時刻的前奏......
1966年2月2日淩晨,巴克斯特整晚都在研究他最新的測謊創新。他決定休息一下,通過做一些愚蠢的事情來緩解心情,於是,他開始將測謊儀連接到坐在他麵前桌子上的植物上,這是他的秘書幾周前買的。
測謊儀的工作方式是通過測量脈搏、呼吸頻率和汗液--當一個人處於壓力之下時,比如說在說謊話時,其水平會激增。巴克斯特意識到,他必須找到一種方法,在植物上誘發類似的壓力水平。
"我知道我要做什麽,"巴克斯特心想,"我要燒掉那片葉子。"
就在他的腦海中閃過這個想法時,令人震驚的事情發生了--測謊儀記錄了一個明顯的峰值。正如巴克斯特所描述的那樣。"我腦海中出現了燒掉那片葉子的想法。我沒有說出這個想法;我沒有觸摸植物;我沒有觸摸設備。然而,這株植物卻瘋了。這支筆直接從圖表的頂部跳了下來"。
巴克斯特心急如焚,衝進另一個房間去拿一盒火柴。當他回來時,該植物的讀數仍在瘋狂地飆升。巴克斯特有了一個想法。他把火柴放回另一個房間,果然,當他回來時,讀數已經平靜下來;測謊線很安靜。
"它唯一可能產生反應的東西,"巴克斯特總結說,"是精神影像。" 看來,植物人已經能夠讀懂他的意圖。從那一刻起,巴克斯特將他所有的注意力轉移到了研究這一現象上。他對許多植物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測試--生菜、橙子、洋蔥等等。這些測試隻是證實了他最初的理論--植物對它們周圍的人的想法做出了反應。
巴克斯特於1968年在《超心理學雜誌》上發表了他的發現,在工作中引入了一個全新的術語--"初級知覺"。巴克斯特認為,這種初級感知是指 "生物之間的基本調和",即生物組織,直到單個細胞的水平,都有能力感知周圍的事件和情緒。
不出所料,他的發現引起了轟動,使巴克斯特成為流行文化的代表人物。他接受了約翰尼-卡森和大衛-弗羅斯特的采訪,倫納德-尼莫伊做了一個關於他的電視特別節目,一本名為《植物的秘密生活》的暢銷書也是關於他的工作的。
但巴克斯特遠沒有在聚光燈下津津樂道,他已經繼續前進,將他的理論擴展到對雞蛋、酸奶和其他生物形式的測試。每一次,他都發現了 "初級感知"。
他知道他必須做什麽。他知道現在是時候轉向人類細胞了。
我們的細胞在傾聽
因此,他建立了一些研究,從一個人的嘴裏取出白血球,並將它們與一個版本的測謊儀相連接。令人驚訝的是,巴克斯特發現這些細胞對其捐贈者的情緒狀態有電化學反應。一位珍珠港的老兵觀看了一部關於日本空襲的紀錄片,一位母親接到了她女兒的痛苦電話,一位研究生翻閱了《花花公子》雜誌,這些事情都會導致采樣細胞的讀數激增。
看來,就像植物和其他東西一樣,細胞可以感知它們周圍發生的事件和情緒。這些細胞實際上是在傾聽......。
這個概念並不是布魯斯-利普頓工作的基礎。
利普頓是威斯康星大學醫學院的教授,是一位細胞生物學家,他在20世紀70年代因一項實驗性移植技術而獲獎,該技術將被用作一種新的基因工程形式。就這樣,利普頓受到了尊重,也很舒服。但是在1982年,利普頓有了一個研究上的突破,它改變了他的事業和生活的方向。
在對細胞進行研究時,利普頓發現了一個突破性的發現,即細胞的外膜是計算機芯片的有機同源物,也就是說,它相當於一個與周圍環境進行交流的大腦。換句話說,細胞真的在聽,就像巴克斯特提出的那樣。如果你仍然不相信我們思想的力量,你可以閱讀我們的文章,題目是:實驗證明思想可以改變現實--心態決定一切。
你的思想可以影響你的基因
在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初,利普頓進行了大量的實驗,研究這種膜如何與周圍的環境相互作用,以及這種環境如何影響細胞的行為和生理學。他詳細描述了其中一個實驗。
"幹細胞可以成為身體的任何組織,我們都有數以百萬計的幹細胞,以取代受損的細胞。我把一個細胞放在培養皿中,它每隔10-12小時就會分裂一次。一周後,我將有5萬個,所有的基因都是相同的。我將這些細胞分成三組,改變每個培養皿中的環境化學成分--含有營養物質的培養基,相當於血液--不同的培養皿將形成肌肉、骨骼和脂肪。所以它不可能是控製這些細胞命運的基因,它們都是一樣的。唯一的區別是環境。"
簡而言之,"細胞的命運是由環境條件控製的。"
利普頓進一步說明了這一點。細胞的自然環境不是培養皿,而是人的身體。而這個環境的條件,構成和塑造它的神經化學物質、激素和調節劑,是由大腦控製的,根據思想和情感釋放。那麽這意味著什麽呢?正如利普頓所解釋的。
"據我們所知,我們並沒有挑選我們自帶的基因。如果我們不喜歡我們所擁有的特征,我們就不能改變基因。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不幸的結論。我們是我們遺傳的受害者。意思是,如果你的家族中有癌症患者,那麽,預計他們的癌症基因會影響到你,你將會有癌症或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或老年癡呆症或任何所謂的遺傳問題。所以,我們在控製我們的生物學方麵是無能為力的,因為基因通過開啟和關閉來控製它,而我們對它們沒有控製權。"除了,通過了解你的基因與周圍的環境相互作用,並因之而改變,而這種環境是由你的大腦控製的,一些真正革命性的東西就被揭示出來。
"意識到我們行為的潛意識來源給了我們一個機會,通過改寫限製的程序或幹擾我們的東西來改變我們的生活。如果我們改變了這些程序,我們就有了力量;可以自由地表達意識的願望和欲望。這確實是整個新生物學的意義所在。把我們從 "你是生活的受害者 "帶到介紹我們是我們生活的創造者的事實。我們的意識是在地球上創造天堂的巨大潛力的來源"。
利普頓說的是,我們擁有打開和關閉基因的能力,實際上是用我們的思想改變我們身體的組成。重要的是,布魯斯-利普頓並不是唯一證明這是真的科學家。
科學研究證明你的思想可以治愈你的身體
回到安慰劑的想法上。無數的研究表明,作為一種止痛藥,安慰劑實際上會使我們的身體產生真正的內源性分子,從而減少疼痛。簡而言之,心理導致身體產生自己的阿片類藥物。
注意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參與正念冥想的癌症患者保留了端粒的長度。端粒是覆蓋染色體的一段DNA,有點像鞋帶上的塑料帽。在癌症患者中,它們很快就會變差。簡單地說,冥想實際上可以改變你的DNA。
同樣,另一項研究顯示,打坐的人顯示出促炎症基因水平的降低,這與從壓力情況下更快的身體恢複有關。同樣,心靈實際上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基因。
但事實上,它甚至比這更進一步。2014年,研究人員構建了第一個可以主動受我們思想控製的基因網絡。正如該研究的負責人馬丁-福森格(Martin Fussenegger)所描述的。
"我們第一次能夠挖掘人類的腦電波,將其無線傳輸到基因網絡,並根據思想的類型來調節基因的表達"。
這個項目的研究至今仍在進行,但目標很簡單--創造一個可植入的設備,可以用來針對我們的思想,以對抗疾病。
但比這更簡單的是,清楚的是,科學一次又一次地表明我們的細胞在傾聽,通過使用思想來改變它們聽到的東西,我們可以改變它們的行為。也許這就是希波克拉底說的意思,他說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醫生;我們隻是要幫助它工作。我們每個人體內的自然愈合力是獲得健康的最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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