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葉傳說
談天論地
最近，《南方都市報》揭露了南街村靠貸款支撐並拖欠銀行16億巨額貸款的真相。我作為一名銀行普通員工，對這種糟蹋人民血汗錢的無良的政策性貸款感到憤慨，對南街村背後的原教旨主義極端勢力深惡痛絕。早在十多年前，當我第一次在報紙上看到南街村的事跡時，立刻就聯想到曾經震驚世界的“人民聖殿教”。因為南街村的組織形式，行為特 征，經濟分配形式與精神控製手段同“人民聖殿教”如出一轍，它們都對村民實行思想洗腦和精神控製，村民不領工資，財產全部歸公，村民的生活靠組織分配和發放。
一、靠謊言和欺騙起家
1978年11月18日，一個名叫“人民聖殿教”的美國教派的九百多名信徒，突然在該教派設在圭亞那首都喬治敦附近的一個營地裏集體服毒自殺。這件慘案震驚了世界。“人民聖殿教”是由一個名叫吉姆-瓊斯的美國人在1965年創建的。20世紀50、60年代美國社會問題嚴重：先是麥卡錫主義和朝鮮戰爭，隨後是種族主義，和因種族主義引起的黑人民權運動，接下來還有越南戰爭。這正為吉姆-瓊斯的崛起提供了機會，也給他的早期活動賦予了不少“進步”色彩。瓊斯聲稱他的人民聖殿教“反對種族主義的魔鬼、饑餓和不正義”。瓊斯自稱是神的化身，幾千年前化身為釋迦牟尼，創建了佛教，後來又化身耶穌基督，創建了基督教，他最後一次化身為列寧，將社會主義發揚光大。瓊斯的太太瑪瑟琳 （Marceline Jones）在1977年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說，瓊斯18歲時的偶像就是毛澤東，瓊斯的目標就是希望通過馬克思主義來改造社會，他要在美國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州。1977年，瓊斯帶領近千名成員移至南美的圭亞那，他向成員許諾在那裏建立他們的理想王國。於是，在圭亞那的一處叢林他們建起了一個農業公社，取名瓊斯鎮。
中國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裏，雖然取得巨大的社會進步，但也滋生出不少問題和社會矛盾，貧富懸殊、腐敗盛行、社會不公等問題嚴重，這時南街村領導人王宏斌聲稱“反對腐朽的資本主義和不公平現象”，要帶領他的村民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的樂園”，他把南街村宣傳為最後的“人民公社”，是“毛澤東思想的樣板村”，是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縮影。王宏斌被村民看做是“毛澤東的化身”，被稱為“南街村的小毛主席”，他也刻意模仿毛，深居簡出，並在南街村的東方紅廣場上豎了一尊毛澤東雕像，規定由民兵24小時守衛。之後，又在塑像兩側分別豎立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巨幅畫像。在紅色原教旨主義勢力的支持下，一個擁有財政(銀行)、武裝力量(武裝部、民兵營、派出所)、司法機關(法庭)、“法律”(“村規民約”)、工業部門、農業部門等設置的“小國家”現出雛形。南街村人自稱其為“毛主席共和國”。王宏斌聲稱要在十年內實現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
二、精神灌輸與經濟控製
無論是南街村還是“人民聖殿教”，或是日本的奧姆真理教，都有著共同的特征，一是教主崇拜，二是對信徒實行全麵地精神控製，三是信徒的財產全部充公，不保留私人財產。在瓊斯鎮，公社成員的護照和財產被沒收，幾十個警衛白天晚上都在公社周圍巡邏，人們與外界失去了聯係。瓊斯還特別采用了高音喇叭技術，天天給公社成員洗腦。把公社外麵的世界描繪得很可怕，說來自美國的法西斯主義和各種敵對勢力正熱衷於破壞他們的公社，從而讓人們感到根本就不能離開公社。瓊斯還在喇叭裏威脅“背叛的出路隻有一條，就是死亡”。
南街村村民沒有出行的自由，每天都要進行毛澤東思想的學習，要求村民放棄腦子裏的任何雜念，必須完全絕對地忠於和服從“班長”（村民對王宏斌的稱呼）極其信奉的思想和教條。南街村的村民不領工資，吃 穿住行的生活物資全靠組織發放和安排，南街村領導人王宏斌宣稱，他的目標是“讓村民富得沒有一分錢存款”。這樣一來，就從經濟上徹底控製了村民。因為你沒有存款，沒有私產，就等於失去了自我生存的保障，如果有村民不聽話，王宏斌就停發生活用品，甚至不給開飯，“富得沒有一分錢存款”的村民就隻能餓死，因此不得不服從他的意誌。
三、大發展時期的榮耀
1972年至1975年是人民聖殿教大發展時期。他們在洛杉磯和舊金山分別發展了數千名信徒。其中大都是窮人和黑人，但也吸引了不少自由派白人中產階級。這些人有文化，成為聖殿教的中堅力量。人民聖殿教在七十年代上半年發展很快，在社會上頗有影響，許多政界人物為拉選票都要爭取他們的支持。瓊斯本人也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1975年他被“美國生活基金會”選為美國“百名優秀牧師”之一。與此同時，舊金山市市長還任命他為該市住房管理機構主席。次年他被《洛杉磯先驅調查報》提名為“本年度的人道主義者”。隨著政治上名氣的增大，聖殿的財源也滾滾而來。不僅有信徒的各種奉獻，還有大量的各種募捐，錢財之多往往使瓊斯本人都料想不到。
1990年代是南街村大發展的時期，南街村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了因改革開放發展起來的明星城市深圳的速度。2007年，南街村集團聲稱銷售收入14億，利稅7000萬。南街村的發展速度，動力從何而來？彼時鋪天蓋地的宣傳，集中在兩點：南街村選擇了集體經濟；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堅持了毛澤東思想。而南街村高速發展的背後，真正的動力是兩個能量巨大的“隱形外援”：巨額的銀行貸款及大量廉價的外來勞動力。自從1994年獲得某些中央要員的肯定之後，銀行便對南街村大開方便之門。南街村的高速經濟增長不是靠自身積累，而是靠銀行貸款。南街村經濟是典型的“高增長、低效率”，正是在巨額銀行貸款的拉動下，南街村經濟才能在效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情況下，增長速度遠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四、光環背後的荒淫與邪惡
隨著人民聖殿教的壯大，瓊斯的權利欲極度膨脹，教派內的民主氣氛愈來愈少。他把自己從以前的上帝的代言人的地位變為聲稱自己就是上帝本身。他是信徒的“父”，是他們的“主”，任何人不得違背他的意誌，否則就是叛徒。教會中每個信徒的發言都充滿對他的讚美和歌頌之詞。原來他所宣傳的“愛”也為愈來愈嚴格的紀律和懲罰所替代。更有甚者，他利用信徒對他的崇拜，在教會內可以對任何一位年輕、有吸引力的女會眾提出性要求，而無人敢拒絕，許多被他選中的婦女還把這視為無上的榮光。所有這些都引起了教會中一些中產階級對他的不滿，有些人開始設法擺脫他的控製。
隨著南街村的發展，“班長”王宏斌的權利極度膨脹，在南街村，實際就是王宏斌一人說了算。南街村不但實行生產資料公有製，而且實行生活資料公有製。村民除了穿衣、買青菜，從婚喪嫁娶到孩子從幼兒園到大學，所有費用都是南街村給的。如果反對王宏斌或者犯了什麽錯誤，這些好處一下子就會消失。班長及其親信可以對村裏的任何一位年輕的、有吸引力的女村民提出性要求，誰也不敢拒絕，否則就停發生活用品，甚至全家都會被逐出村民樓。在長期的洗腦和精神控製下，許多女性對能夠為班長服務感到無上的榮光，因為班長在村民眼中是偉大領袖的化身。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遺物時至少發現了2000萬現金及多本房產證。更讓人感到震驚的是，追悼會當天，有幾個抱著小孩的女村民來到現場，稱小孩是她們為王生的，對王生前擁有的財產提出要求。
五、神話破滅 走向末路
1977年8月1日，一篇揭露“人民聖殿教”的文章在《新西部》雜誌上發表，文章引述了很多原聖殿信徒的指控，內容涉及：虐待、身心摧殘、勒索、貪汙，以及瓊斯與格雷斯的不正當關係等。文章引述了很多原聖殿信徒的話，有人指出：就連隻有4個月大的嬰兒都要挨打，瓊斯總是微笑著注視人們遭受體罰。“人民聖殿教”叛逃的信徒斯托恩夫婦、默托夫婦，以及其他有親屬在瓊斯鎮的20多人聯合起來，成立“有關親屬委員會”，並於1978年4月11日發表宣言，譴責瓊斯“窮凶極惡殘酷無情地漠視人權”，使用“肉體和心理方麵的威壓手段進行思想訓練運動，以沒收護照和在公社周圍設置崗哨的辦法防止社員離開瓊斯敦，以及剝奪社員的私生活權利，剝奪言論、集會自由。”
瓊斯大呼末日來臨，更進一步加強了對信徒們的監視和控製。鼓勵社員們相互監督、告密，還成立了所謂“革命保衛委員會”，結果又把對“外麵敵人”的警惕變成了人們彼此間的警惕。
經過“有關親屬委員會”的不懈努力，終於得到國會部分議員的重視。1978年11月1日，眾議院民主黨議員瑞安通知吉姆·瓊斯，他將訪問瓊斯敦。11月14日，議員從華盛頓出發，同行的有不少記者，包括幾位非常優秀的名記者，還有“有關親屬委員會”的6名代表。17日，議員在圭亞那首都喬治敦會見了瓊斯的律師和代表。經過反複交涉，終於獲準前往。瑞安一行乘坐兩架租來的小型飛機飛往距瓊斯敦還有幾英裏遠的凱圖馬港村，再由那兒坐瓊斯敦派來的卡車，前往瓊斯敦。
瓊斯為議員等人舉辦了歡迎會，表演文藝節目。議員會見了吉姆·瓊斯，記者們也在場。吉姆·瓊斯臉色難看，議員一行被要求回凱圖馬港過夜。然而，就在汽車臨行前，有人偷偷塞了張字條，請求議員帶他們回美國。第二天，記者強行闖入一間老年婦女宿舍，引起爭執。瓊斯在記者們的尖刻逼問下終於垮了：“我覺得遺憾的隻有一件事，為什麽沒人向我開槍？我們隻是一個小小的公社。我們沒有力量。我們並沒招誰惹誰。可是他們不毀了我們決不罷休……”記者們看到了一個患偏執妄想症的瓊斯。
這時有人來報告，又有一些人要求離開。瓊斯沮喪道：“讓他們走，讓他們都走。走的越多負擔越輕。都是謊話，一走了統統都說謊話。每個人都有走的自由……”議員安慰瓊斯，“這麽大個公社，走20來人，沒什麽。”瑞安一行急忙帶上那十幾個敢於要求離開的人，乘車奔往凱圖馬港。在他們等待和登上飛機的時候，瓊斯鎮開來一台拖拉機，上麵有六名槍手。這些人猛烈開火，議員瑞安和兩位最出色的記者等5人當場死亡，另有12人受傷。
當瓊斯得知雖然有瑞安等人被打死，但仍有多人逃脫，並可能報告當局，於是，瓊斯開始著手進行他的自殺計劃。11月18日，瓊斯召令全體社員，對他們說：“我們大家必須死。”“如果你們象我愛你們一樣地愛我，我們大家就必須一起死，否則，外邊的人會消滅我們。”11月18日瓊斯下令所有追隨者集體自盡，900多名成員喝下摻有氰化物的葡萄糖飲料集體自殺。
2008年，《南方都市報》發表了題為《南街真相》的深度報道，揭露了南街村靠巨額銀行貸款及大量廉價外來勞動力支撐，以及久下銀行巨額貸款的真相。
1999年，南街村大修廠廠長耿宏首先向這種“人治”模式提出了挑戰。因為負責的工廠衛生檢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職並被命令搬出村民樓自我反省。被責令搬出村民樓的村民，隻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舊房，原來的福利供給也將被掐斷。這幾個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稱之為南街村的“西伯利亞”(意即政治犯流放之地)。事後，不服氣的耿宏要求南街村落實“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國策，退出集體，個人承包一塊土地。
2002年，南街村集團總經理耿富傑成為了向南街村模式挑戰的第二人。在做了數年沒有權力的總經理後，他向王宏斌遞交了辭呈。此後，被認為當時最具經營頭腦、南街村集團為數不多盈利企業的調味品廠廠長陳書欣，也因種種原因不辭而別。幾位村民的離去，引起了外界對南街村的質疑。如在未經法定而克扣屬於村民財產性質的福利，就曾引發法律界人士的關注。南街村依然如故。如“查收支，收繳一切不正當收入，與星級掛鉤”仍是“村規民約”的內容。對此，有些南街村人將南街村比作是一個“牢籠”。不住在居民樓的張某說，“處處感覺受限製，不自由。”張的父母住在居民樓內，而張在村外經營著自己的生意，因沒有“村籍”，他隻能自稱為“南街村人”而不是“南街村民”。
六、極端勢力撐腰 南街村尚未終結
南街村的真相經媒體披露後，把南街村視為樣板的原教旨主義極端勢力氣急敗壞，他們把《南方都市報》的報道稱為“極右勢力造謠汙蔑”，就如同人民聖殿教把批評的聲音稱為“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分子的謠言”一樣。南街村“班長”王宏斌稱，爭議越大，對南街發展越有利，我們不掏廣告費就起到了廣告的作用。他之所以敢這麽說，是因為他知道，南街村因為擁毛而能夠獲得外界的各種資源，能夠獲得貸款和政策上的支持。這其間的吊詭讓人深思。愚昧往往與喧囂聯係在一起，而智慧從來被迫保持沉默。這也正是南街村盡管拖欠巨額銀行貸款，盡管內部存在著種種不良行為，但至今依然呆在神壇上的原因。
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實踐證明，財產公有，權力私有是最壞的製度。因為財產公有了，你沒有了私產，沒有了存款，就等於失去了自我生存的保障，隻好受製於他人。而權力私有，一人說了算，你失去民主的權利，不得不聽命於他人。這兩者一結合，你就隻有做奴隸的份了。
【本文來自2008年的《南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