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動亂中的哲學“罪案”：楊獻珍的荒唐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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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1966-1976），這場席卷中國的政治風暴，將無數人卷入荒誕的漩渦。知識分子首當其衝，成為“反動學術權威”的靶子。在這動亂年代，哲學家、中央黨校前校長楊獻珍因提出“合二而一”的哲學觀點，背負了所謂的“哲學罪案”，不僅事業毀於一旦，還經曆了監禁、流放的磨難。他後來將這段經曆寫成《我的哲學“罪案”》，記錄了那個時代的非理性和悲劇。本文將聚焦楊獻珍的遭遇，揭示文革中哲學爭論如何被扭曲為政治迫害的荒唐事。r

一、“合二而一”引發的風暴r

楊獻珍，1896年出生於湖北鄖縣，是一位自學成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早年投身革命，1927年與毛澤東在武漢相識，支持其農民運動主張。1950年代，他擔任中央黨校校長，致力於辯證唯物主義教學。然而，1962年，他在哲學探討中提出了“合二而一”的概念，認為對立統一不僅包含矛盾的鬥爭性，也包含統一性，強調事物在一定條件下的整體性。這一觀點本是學術爭鳴的正常表達，卻在文革前夕被扣上“反黨”的帽子。r

楊獻珍的“罪名”源於與毛澤東的“一分為二”觀點的所謂對立。毛澤東在1957年莫斯科會議上提出“一分為二”是普遍規律，強調矛盾的鬥爭性。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被指責為否定鬥爭、調和矛盾，進而被解讀為反對毛澤東思想。1964年起，全國掀起批判“合二而一”的運動，報刊發表500多篇討伐文章，中央黨校內部更是天天批鬥。楊獻珍悲憤地說：“曆史上株連九族的例子有，但‘合二而一’株連遠超十族。”僅中央黨校，就有154人因支持他的觀點被牽連，甚至有人自殺。r

二、從學術到牢獄的荒唐邏輯r

文革爆發後，楊獻珍的處境雪上加霜。1967年9月，71歲的他被逮捕，關押在北京郊區監獄，接受非法審訊。罪名不僅包括“合二而一”，還追溯到1959年他對“大躍進”的批評。當時，他私下說“大躍進”導致的浮誇風是“叫花子主義”，被告密者上報，成了“右傾機會主義”的證據。更離譜的是，他與彭德懷的友誼被渲染為“楊彭反黨集團”。彭德懷罷官後住在北京掛甲屯，楊獻珍常去探望，還派秘書王哲民為彭輔導學習。這本是朋友間的正常交往，卻被指為“兩個反黨分子的勾結”，王哲民因此被開除黨籍，發配農村。r

在監獄中，楊獻珍受盡折辱。審訊者要求他承認“合二而一”是反黨綱領，他卻堅持那是哲學思考，而非政治陰謀。一次批鬥會上，有人高喊：“楊獻珍，你用哲學向毛主席開火！”他無奈回應：“我隻是講了統一性，哪裏開火了？”這種荒唐的指控背後，是文革時期學術被政治化的極端表現。哲學討論不再是思想的碰撞，而是忠誠度的試金石。r

三、株連無數的“罪案”漣漪r

楊獻珍的“哲學罪案”不僅毀了他個人，也波及無數無辜者。他的學生、黨校教員，甚至素不相識的人，僅因寫過支持“合二而一”的文章，就被打成“楊派分子”。中央黨校哲學教研室副主任孫定國不堪迫害，跳湖自殺；講師黎明投井身亡。一名軍隊戰士因撰文讚同“合二而一”，竟被判死刑。楊獻珍在《我的哲學“罪案”》中寫道：“那些受株連的人，我大多不認識。他們不過說了幾句學術話，卻付出了生命的代價。”r

更荒唐的是，批判“合二而一”成為一場全國性的政治表演。地方報紙、黨校課堂、工廠車間，都要表態反對楊獻珍。某工廠工人被要求寫批判文章，不懂哲學的他抄襲例文，誤將“合二而一”寫成“合二為一”，竟被指“篡改罪名”，挨了批鬥。這種形式主義的狂熱，凸顯了文革中理性的喪失。r

四、從流放到平反的曲折路r

1975年，楊獻珍結束8年牢獄，74歲高齡的他被開除黨籍，流放陝西潼關。他在鄉下種地、挑水，身體每況愈下，卻仍堅持讀書思考。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才回到北京，接到中央組織部的平反通知。1981年，他出版《我的哲學“罪案”》，以平實的筆調記錄了這段荒唐曆史。他寫道：“批判‘合二而一’的8年，哲學成了棍棒，學術成了牢籠。”r

楊獻珍的平反並非個例。文革結束後，胡風案、鄧拓案等文化冤案陸續糾正。然而，他晚年並未沉湎於個人苦難，而是反思自身在早期運動中的錯誤。他曾坦言，1950年代對劉建章的逼供是“忠誠的愚蠢”，並親自向受害者道歉。這種自省在當時極為罕見，顯示了他作為學者的良知。r

五、荒唐背後的時代悲劇r

楊獻珍的“哲學罪案”荒唐在哪裏？首先，學術被無限政治化，一句哲學觀點被扭曲為反黨罪行。其次，株連範圍之廣、手段之殘酷，遠超常理。哲學本是探索真理的工具，卻在文革中淪為迫害的武器。楊獻珍的遭遇隻是冰山一角。文革期間，老舍、傅雷等知識分子被迫害致死，科研、教育停滯，文化傳統受創。正如楊獻珍在書中歎息：“哲學成了罪案，真理何處安放？”r

這段曆史提醒我們，理性與寬容是社會進步的基石。楊獻珍的堅持與反思，也為後人留下了一麵鏡子：麵對狂熱與偏見，保持獨立思考有多難，又有多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