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民主黨總統任期內，美國經濟表現更好？

特朗普新冠確診，美國大選的“十月驚奇”提前出現，令大選結果充滿懸念，接下來可能出現更多意外。不過，我們最終需要關心的是接下來四年，美國經濟的表現如何？特朗普和拜登，到底誰是美國經濟更好的“大統領”？

盡管拜登的民調支持率一直高於特朗普，但更多人認為特朗普在經濟治理上的優勢要大於拜登，無論是2016年還是今年的競選，特朗普都反複強調自己是商人、更懂經濟。而共和黨給人根深蒂固的印象是親近商界，強調效率，應該更擅長把經濟這塊餅做大，而民主黨強調公平，更擅長分餅。因此，多數人認為特朗普或共和黨治理下的美國經濟表現更好。

民主黨總統任期，主要經濟指標顯著更好

然而，這種印象與事實嚴重不符。特朗普算不算成功商人見仁見智，他曾經多次瀕臨破產，媒體發現他的企業集團在過去15年嚴重虧損，個人所得稅一度低到750美元，比我在美國讀書期間交稅還低。

更難以讓人相信的是，二戰後共和黨治理下的主要經濟指標，都要顯著差於民主黨。這一事實在90年代初期就廣為人知，並一直持續至今。2014年，Alan Blinder和Mark Watson兩位教授將這一事實挖掘得更深。

美國季度GDP數據開始於1947年，從杜魯門第二任期到奧巴馬的第一任期結束，美國實際GDP年增長率平均值為3.33%，在七個民主黨和九個共和黨總統任期內分別為4.33%和2.54%，前者明顯好於後者。

更有意思的是，一旦出現總統寶座的政黨交替，那麽共和黨上任，經濟就變差，而民主黨總統上任，經濟就變好，在杜魯門到奧巴馬期間無一例外。

表麵的例外發生在特朗普上任的前三年，實際GDP平均增長率2.58%，好於奧巴馬的第二任期的2.19%。但算上今年美國預期的-3.2%的經濟增長率，特朗普任內4年的平均GDP增速就隻有1.13%，不如奧巴馬的第二任期。

截止到奧巴馬第一任期，相對共和黨，民主黨總統任期內，平均失業率低0.38個百分點；企業利潤年平均增長率高出0.87個百分點；工資的年平均增長率高出0.35個百分點；衡量技術貢獻的生產率年均增長率高出1.05個百分點。此外，工業和非農商業產量、企業雇傭時間、每小時產出、財政赤字占GDP比重等指標都是民主黨總統成績更好。在資本市場上，標普500指數在民主黨總統期間年均收益率高達8.35%，而共和黨總統期間隻有2.7%。這些指標差異大部分是統計顯著的。

在新冠疫情出現前，特朗普經常誇耀自己任內的經濟表現是史上最佳。實際上，他在多數經濟指標上輸給了奧巴馬。美國新聞媒體不得不反複進行事實驗證，指出特朗普的自我表彰不符合事實。

以股市表現為例，奧巴馬8年任期內，標普年平均收益率是12.43%，第二任期為12.45%。而特朗普前3年任期內標普的年平均收益率14.02%雖然更高，但算上今年截止到目前3.64%收益率，就無法跑贏奧巴馬。

再來看看經濟衰退持續的時期。從杜魯門到奧巴馬第一任期一共256個季度，一共出現49個季度的經濟衰退，民主黨總統占了8個，共和黨總統占了41個。算上奧巴馬第二任期和特朗普這四年，民主黨的衰退季度不變，共和黨變成了43個，到年底會再增加1個。

這個差距明顯到可以說美國經濟衰退幾乎總是發生在共和黨總統執政期，除了今年因為疫情引發的衰退，大家記憶最鮮明的應該就是2008-2009年的大衰退，而這是由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引發的，當時的總統是共和黨的小布什。

回到1947年之前，經濟史學家估算了1875到1947年，一共72年288個季度的經濟增長數據。民主黨和共和黨總統執政期分別是119和169個季度，對應的平均實際經濟增長率分別是5.15%和3.91%，民主黨再次取勝。在這段時期內，經濟在133個季度裏處於衰退，民主黨和共和黨總統分別貢獻了39個和94個。

不過，這兩個成績主要得益於民主黨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在1933-1945年長達12年任期內的經濟增長，先是通過新政走出大蕭條，接著受益於二戰帶來的經濟刺激。順便提一句，類似的不同政黨治理下的顯著經濟差距，在加拿大也存在，但在英法德卻不明顯。

民主黨總統的“運氣”更好

總統所屬黨派可以帶來如此巨大的經濟和市場表現差異，原因何在？如果不考慮任何關於總統經濟政策和企業、家庭博弈的理論模型，隻看數據之間的統計關係。研究顯示大家通常想到的原因都無法解釋這種差異。

首先，美國經濟增長與國會多數黨由誰掌控無關。其次，總統就職前的公眾服務經曆和其他個人特征對經濟增長也沒有什麽影響（相反，企業家的經曆和特征對企業和股價表現影響巨大）。第三，總統上任時經濟發展趨勢和初始條件，民主黨並不占優勢。第四，盡管民主黨任期內軍費開支的增速更高，但除民主黨總統任期內的朝鮮戰爭外，其他戰爭開支無法解釋經濟表現差異。第五，兩黨在貨幣或財政政策上的差異也無法提供解釋。總統並不能直接影響貨幣政策，雖然聯儲主席屬於民主黨時的經濟增速更高，但任期內利率通常上升，與共和黨主席任期內利率通常下降相反。同樣，雖然共和黨總統製定的財政政策更具擴張性，也帶來更多赤字，但實際經濟表現卻更差。第六，金融市場動蕩也解釋不了經濟表現的黨派差異。

研究發現，民主黨總統的經濟治理能力未必更強，他們很可能隻是“運氣”更好！從解釋力來看，這種運氣依次體現在他們任期內石油價格較低，遇到生產技術進步提高生產率的機會，以及任期內國外經濟表現更好。

首先，石油價格上漲時美國經濟表現往往比較糟糕，尼克鬆、福特和小布什都撞上了高油價期。不過，這也可能是總統行動的結果，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直接導致了油價上漲。

其次，民主黨總統任期內的技術生產率提高得更快。這既有運氣成分，也與產業政策相關。比如，克林頓和奧巴馬任期內分別出現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發展浪潮，大大提升了生產率。

第三，其他地區的經濟增長無法單獨解釋兩黨經濟差異。但民主黨總統任期內，石油和生產率因素變得有利時，歐洲經濟增長通常較快，這也有利於美國經濟增長。

即使這三個原因合起來，也隻能大概解釋兩黨經濟表現差距的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是什麽並不清楚。特別關鍵的一點是耐用品消費和固定資本投資在民主黨總統任期內明顯更高，促進經濟增長，這應該和消費者信心和商業信心更高有關，隻不過現有的信心衡量方法並不能捕捉到這種差異。

如果大家相信“運氣”理論，那麽美國下一任總統，很可能趕上油價較低的時期；同時，以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安全技術、物聯網，以及雲服務、計算技術等代表的BASIC科技發展也可能到了落地生根、開花結果的時期，將帶來生產率的提高。如果拜登當選總統，他會致力化解美國與其他國家在經濟上的緊張關係，這更有利於全球經濟表現。

解釋兩黨經濟治理差異的“政治周期”理論

美國經濟的黨派差異在90年代初期已經非常明顯，經濟學家提出各種政黨經濟政策與企業和家庭互動的博弈模型來進行解釋，統稱為“政治周期”理論。簡言之，共和黨相信經濟自由主義和放鬆監管帶來經濟增長，但實際上經濟增長另有原因，過度自由和寬鬆的監管政策加大風險積累，導致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在財政支出上，共和黨總統任期的支出與民主黨一樣多，但卻拒絕通過加稅來彌補由此造成的預算赤字。

民主黨的經濟政策追求不同經濟主體的平等，體現在對富人增稅，對窮人減稅，同時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在把餅分得更公平的時候，也讓餅變得更大，因為貧富差距的減小更有利於促進經濟增長（窮人的消費傾向更高），並形成良性循環，結果就是民主黨總統任期內有著更快的增長、更低的失業率和更強勁的股市。我認為貧富差距的縮小，帶來的耐用品消費和固定資長投資增長，恰恰是“信心”理論未能捕捉到的重要驅動因素。

這樣的結果在州政府層麵也同樣明顯。不過，這些好處主要來自於民主黨的稅收和勞工政策，那些向低收入者提供福利待遇的政策可能會好心辦壞事。最讓人意外的是，研究發現不僅少數族裔和窮人，就連白人和收入最高5%的富人也在民主黨總統執政期間受益更多。支持經濟增長的其他重要因素如創業精神、社會向上流動性、社會資本如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在民主黨治理下也更顯著。

“政治周期”理論的提出者之一魯比尼（Nouriel Roubini）教授最近撰文指出，與通常理解的相反，拜登的經濟政策將更有利於美國經濟和市場的表現。

首先，如果拜登勝選，任期內會提高企業和1%最富有家庭的邊際稅率。但研究顯示，將企業平均所得稅率從目前的21%提高到28%，隻會對企業利潤造成輕微衝擊。雖然科技企業被普遍認為是征稅的對象，但他們給拜登的選舉捐款卻是給特朗普的數倍。

從美國股市近半年的反彈來看，受益於拜登政策的股票組合表現優於特朗普組合，部分體現了市場並不太擔心拜登成為總統。原因在於拜登當選後，不會立刻推動新的經濟政策，即使加稅也會等到疫情得到控製，經濟複蘇後才進行。相反，通過堵住允許避稅、將利潤和生產轉移到國外的漏洞，以及新的“美國製造”政策，將會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利潤和生產，新稅收政策對經濟造成的不利影響將得到充分抵消。

其次，拜登提出了一套促進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針對有需要的家庭、工人和小企業、以及創造就業機會的基礎設施加大支出，致力於教育和工人再培訓，並支持產業創新，確保未來的競爭力。

第三，民主黨呼籲提高最低工資，促進收入和消費。與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將在貿易、移民、外交和環境保護政策上采取更加明智的政策，修複與盟友的夥伴關係，並以 “合作競爭”取代“兩敗俱傷”的政策來應對中國的崛起，這些都將有利於經濟增長和資本市場。

盡管今年美國大選結果出來之前，市場存在高度不確定的情形，但是我們應該對未來美國和全球經濟保持信心。無論是“運氣”理論，還是“政治周期”理論，美國都有可能繼續“民主黨總統治理下，經濟和市場表現更好”的曆史軌跡。在投資上，保持適度樂觀，堅持做好長期投資，降低短期市場波動對資產配置的幹擾，是投資者更佳的選擇。

溫和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