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逃城“ 的消失

    最近在讀（ 是用耳朵聽）， 《 南渡北歸》-作者嶽南， 那些耳熟能詳的民國大師，陳寅恪，吳宓等學貫中西的學者被民國時期開放包容的知識分子政策所召喚回國，在大學當教授的待遇比當時當一個省長還好，社會地位和受尊重程度，真的是中國現代史中最高的，書中比較周作人賣一部400 萬字譯稿所得，比較1949 年以後直到今天，仍然是曆史最高水平。一部譯稿所得酬勞買的一處北京近郊帶三間草屋的地，後麵成為近親魯迅家三代人的永久墓地。即便是在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國民政府也還盡全力安排北大清華南開南遷，教授們曆盡艱辛也隨校南下。戰時的西南聯大，培育了大批優秀人才。其中不乏獲得諾貝爾獎的楊振寧以及遍布世界的頂級學者專家。

   這些人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也心懷著恢複往日榮光的夢想，從四麵八方回的中國，用真誠或者火熱的情懷把猶豫中的師友呼喚回國，比如巫寧坤就在趙蘿蕤的再三呼喚中拋下即將到手的博士學位，回國去加入北大西語係的重建陣營，後來的不斷的災難讓他不能不後悔回國的決定，他晚年的回憶錄《 一滴淚》 敘述了他被一係列政治運動摧殘的經曆。幸運地是，他活了下來，並在晚年和子女移居美國，能夠重新用英文寫作並翻譯文學作品，很多和他同時代的學者，要麽含恨自殺，要麽被時代磨平殆盡，沒有熬到天亮可以出國的年代。  

   書中寫道巫寧坤在回到母校芝加哥大學時，看到樹立在校園中著名物理學家費米的銅像，曾經無限感慨地想到費米在二戰時期逃離意大利，來到美國，而當時美國和意大利已成為敵對國，美國並沒有限製費米量子物理學的研究，他領導的曼哈頓計劃對核武器的發現進程起了關鍵作用，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重要因素。  聯想今日之美國和中國，讓人感慨原本有過的美好時代都已經過去。聖經記載說在古代以色列有個“逃城“， 可以讓那些自己覺得冤屈的人逃入“ 逃城“ ， 可以免於仇家的追殺，外麵的仇家不得到“逃城“抓人，但可以在城外起訴仇家，讓官家決斷是非。

  美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真的是是可以被人看作“逃城“，現在看到哈佛和川普的對決，以及2000 多著名學者聯名的公開信，美國在用政治立場來驅逐人才，這不僅僅是昔日麥卡錫主義抬頭，甚至有過之而不及，中國對“異見人士“的驅逐和屏蔽早已成為稀疏平常之事，加上知識分子傳承的記憶還沒有超過一代人。這兩個國家殊途同歸地選擇這種消滅“逃城“ 的做法，讓這個時代變得更加悲哀。精華薈萃的民國，以及美國科技崛起領先的幾十年，開明的政府政策都是關鍵因素，有時不得不相信時代的變遷是命運和偶然的博弈。現在這個時代，那些被上帝眷顧的精英不是沒有出生，而是哪裏有橄欖枝召喚他們駐足。美國的時代正在落幕，也沒有看到東方有明亮的曙光。也許正是就是另外一個黑暗時代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