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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前周末得知Uncle Timothy (鼎山舅舅)去世的消息,我第一時間的反應是他終於解脫孤寂的生活,去天堂與他的愛妻Auntie Birgit(蓓琪)相會了。過去的幾年,特別是蓓琪倍受癌症折磨,在死亡線上掙紮,以至在五月初最終去世前後的歲月可能是我從1978年第一次在上海結識他以來,鼎山舅舅生活得最痛苦和沮喪的階段。
當時還是中學生的我被父母帶去和已經闊別上海31年的鼎山舅舅、原籍瑞典的太太蓓琪、女兒Pia (碧雅),和他其他全留在大陸的大家庭成員相見、團聚。這也是我首次見到平時在北京工作的樂山舅舅。他倆都是父母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英國文學係的學長。爸爸在約大時便是董鼎山發表於報紙雜誌上作品的忠實讀者。媽媽則是他倆現在天津落戶的妹妹自小的閨蜜。她倆童年時在教會女校結下的友情保留至今。
由於父母都在上海的大學外文係執教,且分別參與過一些英譯中書籍翻譯編輯工作,我當時已經有幸讀到了董樂山翻譯的一套四冊、內部發行的《第三帝國興亡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和其它一些西方譯作。兩位舅舅對我已經讀完那部威廉·L·夏伊勒有定義性的當代經典, 以及S.R.格勞巴德的基辛格傳《智者的畫像》(Kissinger: Portrait Of A Mind)的中譯本深表驚訝和讚許。
自小喜愛文學寫作和對上海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作為中西文化熔爐的特殊地位頗有興趣的我,對兩位舅舅的崇拜不油而生。但當時我對用英語創作毫無概念。更沒想到有朝一日我會學用非母語的英文以上海,紐約,香港,東京,華沙和蘇俄等地為背景寫小說,而董鼎山先生會成為我敬重的前輩和楷模。
較之我小幾歲,同是60後的 Pia(碧雅)妹妹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來到改革開放不久的父親故國,顯得靦腆和不知所措。雖然我小時候在上海接觸過一些東、西方混血兒,有些是家裏的朋友和當時相對罕見的叔伯姨嬸之輩的長者, 但她是我所見到的第一個在美國出生的我的同代人。
80年代從我一到美國讀研時起,鼎山舅舅夫婦就以親切的長輩身份熱情地接待、關懷我。在哥倫比亞大學修創意寫作後寫第一本英語小說“Shanghai Girl”(《上海女孩》)時,鼎山舅舅給了我許多引導和鼓勵,“從一開始,Vivian你自如駕馭英語的能力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總覺得外國出身的,母語不是英語的人不應該以寫作作為一種職業。我的意思是說用英文創作得予發表的希望渺茫。很少有中國人能獲成功。而你已經毫無疑問地克服了語言這一關。”(筆者按:譯自英語原文)
我以“白俄”歐亞混血女郎莫茉為主角, 刻畫20世紀上海人生百態的英語小說“Memoirs of a Eurasian”(《俄滬妞傳》)在美獲獎後,他還電郵祝賀。近年來,電腦成了鼎山舅舅與外界世界聯係的主要渠道。盡管他大半世紀筆耕不輟,謙遜的他從來不以專業作家自居。一想到他那溫良恭儉讓的學者氣派和紳士風度,以及他紐約典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價值觀乃至音容笑貌,我便有一種無名的失落感。
記得多年前也是在這充滿歡樂的聖誕季節,父母親、我和夫君拜訪家住東下中城的董老夫婦。在柏文大樓下麵轉角上的美式中餐館晚飯後回到由散發著鬆葉清香的聖誕樹為主角的小客廳,我們圍坐在如今在曼哈頓公寓裏已是奢侈品的燃木壁爐旁,你一言我一語地用英文交流,話題涉及海闊天空。當談到女兒不諳中國文化時,董老麵露難色。我們深知按照美國文化成年的子女是應受絕對尊重的獨立體,父母不能幹涉下一代對生活和價值觀的選擇。碧雅能像本土生長的瑞典人一樣說瑞典語,但對中文則是另當別論了。這對畢生以促進中美文化交流為己任的鼎山舅舅來說無疑是個終身遺憾。
在多種族、多文化的移民國度美國,人們對自身主觀階層社會地位的認同往往和客觀階層的感性的不一致。人們可能在日常多語種的語言環境中不知不覺地選擇社會認知程度高的語言、文化觀念乃至價值觀。我覺得這可能解釋下一代選擇母親北歐母語,歐洲文化準則、社會規範及情境勝過父親東亞母語漢語和中華文化處事方式及價值觀念的原因。
萬家燈火,節日氣氛濃厚的曼哈頓使我觸景生情。舊景不在卻曆曆在目。
Silent night,Holy night.
平安夜,
聖善夜……
鼎山舅舅,您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