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暉
the longest road out is the shortest road home
我說他是上帝的聖徒---布朗大夫1929-1944年在中國
（原文2019年12月28日在美編賬號4773761 發表）
作者：小暉
“愛和慈善，無論是發於宗教信仰還是出自人道精神，都將跨越國家，種族，和時空，給予我們溫暖的力量”---題記。
.請，請盡一切我們能做的去幫助窮人，特別這些傷員。
.西方消化係統和東方的食物是不相容的。
.我不願意在日本占領區做傳教，做財產的看守者，我寧願到中國人最需要的地方去做我的外科醫生。
.日本人在中國是武裝強盜和強奸犯，任何說自己在這場戰爭中保持中立的人都不是基督徒。
.我希望自己能作為榜樣影響到其他的傳教士醫生作出同樣的事情，可惡的戰爭毀滅了中國，她從未如此需要過朋友。
.白求恩引以為豪他自己是共產主義者，我說他是上帝的聖徒。
---------Dr. Richard .F.Brown 布朗大夫。
(1) 12.29/2019,約翰生日
北美時間還在12月28號。北溫哥華，約翰的家。
今天按中國時間，是約翰的生日，他出生在中國，這個時間是對的。我跟約翰解釋今天來給他過生日的時間正確。
他笑了，同意！
我把一小摞照片從costco 信封裏取出來遞給他。這是給您的小禮物，我說。
他去搬了小桌子，戴上眼鏡，看起來。
這是青島！他毫不遲疑。
哈，您看出來啦？ 我知道他會認出來，但沒想到這麽快！
這是No 1 Beach 。他拿著一張從高處的海灘遠景端詳著，從未去過青島的我並不知道這沙灘叫一號沙灘。
我在這裏遊泳，那時我六歲，我們的家就在，大概這個地方。他指著圖片的邊緣，大概就是這個角度。
圖片是朋友恒這個秋天在青島會議期間拍的，我給洗出來。
日本軍船隻在1938年也是從這裏登陸，他們就是從這裏入侵占領青島的。他在圖片前回憶。
那天恒說，可惜年紀大了，要不帶他回來再次在這片土地上走走。
是啊，就前幾年約翰他還在提想回中國看看的事。
咯，這福山支路20號房子，是朋友特地次天又去拍的，特地為您拍的。我說給他聽。
謝謝謝謝！他眯著眼認真地看.....
這個房子還是原來的樣子嗎？我問他。
是的，是。
可惜不能進去。我轉述恒的話給他。
噢，希望那裏保留原樣。他這麽一歎息，我意識到時光，已經過去了78年。
離開青島那年他9歲，1941年底。
我又從包裏掏出今早突然起意在出門前潦草寫下的生日卡，我把卡片展開給他，他接過去讀。
我還是念給您聽吧，我蹲在他的小桌子邊。
寫給別人的卡片，第一次還自帶配音的。我有點逗樂。
生日快樂！約翰！（他說謝謝）
這是一個神奇的世界。您87年前在中國的歸德（商丘）出生，而我今天在溫哥華給您祝賀生日。
應該是81年前，也就是1938年的冬天，布朗大夫他無法回青島和他家人一起過聖誕，但他寫了一封信給您的母親，他在信中說：約翰的生日快到了，給他一塊錢，讓他到日本市場隨便買點什麽。
我讀到這裏，約翰笑了。
我繼續讀：當我讀這封信時，我被感動了。這就是布朗大夫，他是一個柔情的大夫，他是一個慈祥的父親。
我繼續讀：對於您的父親，您的家庭，您們對中國人民做出的貢獻.....
約翰的身體微微顫動，他緊緊握著我的手，我看到他眼裏的淚水。
一起來的靄維在邊上拍照，眼睛也紅紅的。
我擁抱一下約翰，堅持念完：對於您的父親，您的家庭，您們對中國人民做出的貢獻，我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表達深深的感謝：謝謝 ！
我深呼一口氣。
我們三人都淚汪汪的。
我父親他愛中國，他愛中國人。約翰說。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我寫完了這個故事。-----《我說他是上帝的聖徒》。
以上是我今天的日記，好像也可以是這個故事的開篇序。
2019年12月29日（北美時間2019年12月28日）
（2）1941.12-1945.2 在馬尼拉聖托馬集中營
1941年底，九歲的約翰，和他的姐弟仨隨母親艾麗莎在青島碼頭登上了輪船。
他們預計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回到加拿大。
而戰爭使一切有章可循的東西變得琢磨不定，險象環生。他們的旅途亦是如此。
興許因年齡太小了，約翰對他的童年在中國的回憶是片段零碎的，但每一次說到登船離開的場景，他會說的較為連貫，清晰。
以下是他的回憶。
“在珍珠港遭受襲擊的前六個月，也就是1941年6月左右，我母親被英國領事告知：你們最好離開中國，我們得到的信息是日本將會給世界製造麻煩。
你們不要談論這個事情，你們必須與日本軍警聯係，得到他們的離開許可。
母親聽從了英國領事館的意見，準備離開。
靜悄悄地準備一切。
我們賣掉了房子，得到離開的許可，買了船票。
先從青島到上海。計劃從上海到香港後，從香港到新加坡，之後再到澳大利亞。
登船的場景，宛若昨日。約翰說到。
檢票員檢查了我們的船票，護照和許可證。
一個日本軍官站在邊上，穿戴整齊，佩戴長劍。他隻檢查許可證。
他向我母親敬個軍禮。
他很禮貌問：布朗夫人，你的陸軍少校布朗先生喜歡印度的氣候嗎？
他說一口很漂亮流利的英式英文。
我母親愣了一下。什麽？
我們很久沒有父親的消息，並不知道他在哪兒。
直到三年之後，我們和父親在加拿大溫哥華重逢時，才驗證了日本軍官那句問話的含義。
他是知道我父親當時隨西南聯盟軍參加到前線的救護部隊。
他們情報部門的消息是準確的。
就這樣，我們乘船從青島到上海。
又在上海登上了去香港的船，前往香港的船名叫安徽號。
到香港後，我們接下程的船票是去新加坡，但在12月6日半夜，得到船長的緊急通知，船隻無法前往新加坡，隻能去菲律賓。（後來得知新加坡被轟炸，前後珍珠港被襲擊的時間）
12月7日清晨，船出發了，在接近菲律賓時，船被日軍飛機轟炸擊中了。
船體搖晃，人們驚叫聲不絕於耳。
我們全部人被救起，押送到城裏。 在次月也就是1942年1月，被收容到Santo Tomas 收容所。
收容所設在聖道馬大學校區。
聖道馬大學於當時有三百三十多年的曆史，天主教會的私立大學。
那裏牆壁高聳，那裏樹木蔥綠，很漂亮的地方。
可我們不能外出的，直到1945年2月，菲律賓被美國部隊解放。
我們由此得以坐船到美國洛杉磯，然後坐火車回到溫哥華。
預計幾十天的回國旅途，變成了三年零一個月的集中營生活。”
約翰幾次談到這段經曆。幾乎每一次我見他時，話題無論從哪兒開始必定會經過這一段。
我有時在想，如果他能夠更為生動的描述，我眼前必定是一部電影在播放。
他的描述總是平靜的。就像去了鄰居家玩了一趟回來。
而在我驚訝他的記憶這麽好時，他說：宛若昨日。
“宛若昨日”，輕輕一句，時間冰川崩裂，故事洶湧如河。
我特意去wiki查找了有關Santo Tomas Internment Camp 的資料，對那時叫收容所或集中營，或監獄的場所有了大致了解。
約翰母親帶著約翰他們仨在此度過了三年時間，和所有人關押於此的3000多人一樣，饑餓，疾病，在所難免。
此間，他們和布朗大夫沒有任何聯係，生死不明。
我有一天問約翰，你們在裏麵讀書嗎？
我問的當時並沒有理解到收容所的條件。
約翰告訴我說：讀，大人們教。
（3）布朗大夫（Dr.Richard Fredric Brown），約翰的父親
“父親有個中國名字，包誌德。中國的同事，病人和認識的人都親切叫他包大夫。”約翰說。
包姓音同Brown，名含有“誌向，道德”之意，不知是他自己還是哪一個中國友人給他參謀的名字。
這個名字很匹配他。
當我讀著約翰給我提供的資料，以及延伸查找到的資料。
當我聽約翰簡略說著他父親的一生。
當我放下發黃的書籍，注視著黑白的照片。
好幾次，我不得不站起來，走到窗口前，看著夜空深沉，而城市燈火闌珊，即便在安靜的楓葉嶺，菲沙河穀兩岸家家戶戶的燈光亦似黑叢林中的螢火，群星璀璨。這一切都在提醒我，我身處二十一世紀，在一個和平的年代。
而桌麵的書本正攤開在戰火紛飛的1939年。
那年的十一月十二日清晨，加拿大遠道而來的白求恩在中國河北唐縣黃石口村一個叫邸俊星農民家的熱炕上合上了雙眼，走完了他49年的生命之旅。
（The news spread over the 8th route army wireless system , leaving those who heard it staring and silent , at his headqueters in the WuTai mountains General Nieh wept while his staff sat down him with bowed heads ）
消息傳遍了八路軍無線係統，聽到的人佇立默哀。
在五台山根據地，聶榮臻將軍哭了。
（In a message to the people of Canada Dr. Richard Brown said,“ Norman Bethune boasted he was a Communist . I say he was a Saint of God ”）
布朗大夫傳遞信息給加拿大人，他說：白求引以為傲他自己是共產主義者，我說他是上帝的聖徒。
“我說，他是上帝的聖徒。”，78年之後，我找不到比這更加貼切的話來形容當初說這話的包大夫。
是的，那時尚未出生的中國女子78年後用他的原話做標題來寫他，來懷念他。
2017年春天，正值溫哥華濕冷的雨季。約翰在他北溫的家中交給我兩本書。
他說，終於找到了。這之前他翻箱倒櫃了很久。
一本是《the Scalpe, the Sword – The Story of Doctor Norman Bethune》 By Ted Allan & Sydney Gordon 。《手術刀，和劍—---諾曼.白求恩的故事》
另一本是《East Asia Inquiry》 ，其中有一篇文字《China’s unsung Canadian Hero: Dr.Richard F.Brown in North China,1938-39》By Min-sun Chen
《中國的加拿大無名英雄：理查德. 弗雷德裏克.布朗醫生於1938，39年在中國北方》。
約翰同時還給我一些照片和書信，有複印件，有原件。
書，書信，和照片都舊黃了。
我把書帶回中國，在冬天燈光下斷斷續續地讀，時間臨近2017年底了。
那時商丘不叫商丘，叫歸德。
歸德得名商丘古城的歸德府。約翰回憶時總說歸德歸德的，我後來聽習慣了。
歸德位於隴海鐵路線上。
歸德有一家醫院叫聖保羅醫院，1912年成立的。
聖保羅醫院現在商丘市第一人民醫院所在地。約翰攤開一張從報紙上剪下來的市一醫院全貌圖指著前排低矮的建築群說:這就是原來的醫院，就是父親工作的地方。
他就出生在這裏。
“在1937-45年抗日戰爭期間，中國有四家國際和平醫院為外國醫生們所創建的，其中兩家是加拿大醫生設立的，諾曼.白求恩和理查德.F.布朗。
諾曼.白求恩在中國家喻戶曉，查理德.布朗是個無名英雄。
一些中國人和西方媒體甚至認為布朗醫生來自美國。宋慶齡在1943發表的《中國遊擊戰士》記述中清楚地認定布朗醫生是一位加拿大傳教士醫生。” 這是 Mi-sun Chen 在《無名英雄》的開篇介紹。
Min-Sun Chen寫下這篇文字，用他的話說：當我們在1990年慶祝白求恩誕辰100周年時，也讓我們懷念包大夫1938-1939在中國期間的英雄事跡。
之所以Chen提到1938-1939年，是因為這是大家熟知的白求恩大夫在中國的時間。
當然也是抗戰白熱化的期間，同時也是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期間。
而這隻是包大夫在中國的其中一段。
早在1929年9月，包大夫就抵達上海。那時他31歲，離他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過去了13年。
這13年，他從以信號員身份去歐洲參戰的最年輕戰士之一成長為一名碩士學位的眼科醫生。
一戰的三年期間，他有了頭部，背部和手臂都受過傷的經曆。
從戰場走下來後走上學醫的道路，後來因此一次又一次走上戰場參與救死扶傷，這不能不說是經曆過戰爭，有過生死體驗之後的人，反哺到對芸芸眾生的珍惜而做出的遞進式的選擇。
布朗就讀多倫多大學醫學院六年，獲取碩士學位。
到達上海之前，他除了前往倫敦Tropical醫學院眼科培訓，還到過其他四家世界著名的眼科診所：德國柏林，比利時布魯塞爾，法國巴黎，和意大利羅馬進行培訓，來中國之前途徑南印度，在那裏的著名眼科診所接受培訓。
這所有的專業訓練使得包大夫成為當時中國最優秀的眼科手術專家。
“父親能說很流利的中文，和白求恩一起工作時，常為他做翻譯。”
那說的是1938年，包大夫在中國已經第十個年頭了。
白求恩在1938年5.3號的信件中寫道: 布朗大夫是個很好的同事，他說中文說得像本地人。（This Dr. Richard Brwon ,is a fine fellow- speaking Chinese like a native .）
和大多外國人一樣，他剛來中國時並不會中文。
包大夫1929年從上海輾轉到開封，去了開封加拿大聖公會教堂和商丘聖保羅醫院報到。
後來他到北京協和醫院眼科工作並學習中文，在那裏他遇見了一生摯愛：來自德國的艾爾莎.海倫（Elsa Helen ）。
艾爾莎那時21歲。1930年的夏天，他們在北京聖公會教堂結婚了。
艾爾莎後來就成為了約翰的母親。
“我母親在北京協和醫院做特別護理工作”， 約翰說。
北京協和醫院為1917年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投投資20萬美元購買前身協和醫學堂而來，而協和醫學堂又是由倫敦會和英國美國五家教會合作開辦的。
洛克菲勒基金會前後一共投入了4800萬美元（這在他一共5億美元的慈善份額中占不小的比例），參照當時世界上醫學最先進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模式，打造了在國內醫學界獨領風騷的北京協和醫院。
這像題外話。
我隻是在試圖勾勒出一幅畫麵：20世紀初期的中國，中國的北京，北京的協和醫院，穿白大褂的一群人，裏麵有包大夫和他的愛人艾爾莎，他們忙碌於彼時的身影。
大人物洛克菲勒也好，特別護理艾爾莎也好。往時間深處漫溯，我的敬意不由而生。
“我相信上帝給了我賺錢的能力，並讓我盡最大努力用於人類的福祉” 洛克菲勒如是說。
包大夫是加拿大傳教士醫生的第二批，Dr. Robert McClure， Dr Girbert（郭海伯）一起。
第一批有Dr.Rowsell饒大夫 ，現著名相聲演員大山的祖父，於1922-1925年也曾在歸德聖保羅醫院工作，饒大夫曾經住過的宿舍，也是後來第二批醫生居住的場所。
1931 年包大夫結束了在北京協和醫院和開封和商丘間來來回回的工作學習，帶著有孕在身的艾爾莎坐上隴海線火車，在歸德站下了車。
他們在聖保羅醫院安定下來。第一個孩子蕾切爾也就是約翰的姐姐，在4月18日出生了。
1932年，約翰出生。
1936年，彼特出生。
一家五口人，就這樣在商丘工作生活。包大夫在聖保羅醫院負責外科和眼科，直到1937年四月，由於1936年冬天四歲的約翰久病不愈，他們不得不搬到條件更好的青島。
接著七七盧溝橋事變。戰事越來越緊。
這一年的聖誕節，包大夫沒能回到青島和他們團聚，艾爾莎獨自帶著三個孩子在平安夜的燭光中禱告親人和世界的平安。
（4）和白求恩匯合
1938年初，隴海線上的歸德淪陷了。
聖保羅醫院被日軍占領。
我們來看看布朗大夫在1945年加拿大CBC 廣播中對1938的形勢做了怎樣的解說：
“…… 隨著戰爭的拖延，敵人離我們越來越近..” 敵人是日軍。
“……年輕人開始離開農地，參加了遊擊隊，他們時常到醫院谘詢我，怎麽樣保護他們和家人的生命安全，也問到如果被日軍俘虜了，怎麽樣能夠活下來。”
“……他們離開時把房屋和莊稼一起燒了，這樣就不會落入日軍手中”
包大夫，在1938年2月離開歸德，前往漢口換護照，看牙醫，並處理一些醫院的事務。在那兒他得知在遊擊隊所在的西北急需醫生和護士。也是在漢口，他遇到了白求恩和來自加拿大的護士簡.伊文。
包大夫在決定和白求恩他們一同去西北之前，他們肯定對局勢有過交談。這從包大夫2.19日寫給多倫多大主教威廉的信可見一斑。
“ 傳教的工作已經完成，我覺得在歸德醫院已經處在此階段（指日軍侵占），考慮到中國的巨大需要，我不希望自己待著青島無所事事，在歸德淪陷後我要設法到西部去。”
“這個需求是巨大的，我希望自己能作為榜樣影響到其他的傳教士醫生作出同樣的事情，可惡的戰爭毀滅了中國，她從未如此需要過朋友。”（ 翻譯這句，我發現自己雙眼濕潤了）
“我不是輕率如此決定，我是肯定急切要這麽做，紅十字會會幫助我藥品和設備，我也知道危險所在，如果有糟糕的事情發生，請加拿大教會和熱心的朋友幫助我的家庭。”
在歸德和漢口的往返途中，包大夫見到歸德和鄭州被日軍轟炸得慘不忍睹了。
得到教會的批複。包大夫在4月6日坐上了火車，前往西安。
列車滾滾向前，窗外的田野沒有了綠色，戰火蹂躪過的大地露出它最不堪的一麵。
他對這片土地的感情，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和記錄過他的英國記者胡德蘭，美聯社攝影記者霍爾多.漢森，以及白求恩，都是不同的。
他在這片土地上戀愛，結婚，生兒育女，工作生活了十年並將繼續下去，他對這片土地的感情已經紮根了。
在隆隆作響的列車上，他拿出紙和筆給妻子寫信：
親愛的艾爾莎：
這是一個可怕的決定，這個決定做得極為痛苦，它讓我鬱鬱寡歡，但我也不會冒不必要的險。
這是信念的冒險，我隻得到一天兩餐，一星期吃兩次肉，一個月兩快錢的承諾。
我是第一個這樣做的傳教士醫生，我相信會有很多人羨慕我的機會。
……
艾爾莎，我們一定要活著，等待團聚的那天。”
四天之後，列車到達西安。
包大夫繼續完成這封信：
“每一個人都羨慕我的機會，我的心洋溢著喜悅和感激。”
在西安，他取到紅十會承諾給他的設備和藥品。
和羅布特醫生（Dr.Robert B. McClure）（加拿大另一個無名英雄的醫生）匯合在西安做短暫的停留後，也就在1938年複活節即4月17日那天前往延安。
在延安，他們和白求恩，和簡匯合了。
（Bethune spent three weeks in Yenan, During that time his equipment and supplies arrived from Sian ,and a fellow Canidian ，Dr.Richard Brown arrived from Hankow.......he was a skilled surgeon ,spoken Chinese fluently ,and he and Bethune took to one another immediately ）。
白求恩在延安待了三周，在這期間他的醫療設備和藥品從西安抵達，還有一位加拿大大夫也從漢口抵達.....他是一位技術精湛的外科大夫，說流利的中文，他和白求恩一下子就喜歡上了對方。
約翰家的樓梯有一麵1938年的加拿大國旗。
他說這是當年毛澤東在延安時送給他父親的。
這麵國旗每次去約翰家，一進門一抬頭就能見著，它圍在樓梯口，色澤暗紅。
第一次忽一見，不免驚訝：和現在熟悉的楓葉旗不同呢。但蘭底紅色米字樣即能一眼看出這是一麵英聯邦的旗幟。
“他們和中央領導會麵，和年輕學生也談了話”。——--《無名英雄》。
我沒有讀到資料關於毛澤東送布朗大夫加拿大旗的細節，在《白求恩的生活》-Roderick Steward中有過這樣的敘述：
“在延安一次節日中，共產黨的宣傳部組織了一次活動，邀請他們（加拿大外籍醫生護士）一起觀看露天電蘇聯電影。他們和戰士們坐在院裏的木板凳上，電影之後，毛澤東作了簡要的講話，宣告兩個國外醫生（布朗大夫和白求恩大夫），一個護士（簡）將參加戰區的救護工作。”
士兵們鼓掌的鼓掌，敲板凳的敲板凳，來歡迎他們。
一個小戰士喊他們唱歌，白求恩站起來，唱起了 Joe Hill的民謠， (the last will)<最後的遺願>。
包大夫把歌詞的意思翻譯給大夥兒。
讀這段文字，時間到了2018年元月了。
約翰從溫哥華打來電話問候新年。得知他生日剛剛去過兩天，我向遙遠的他致以遲到的生日祝福。
好想能夠在電話裏和他分享我那些天的閱讀，以及問他一些心中的疑問。但他耳朵不太好，又隔著這千山萬水。我也隻能像他那樣反複說：要多保重，要多多保重。
約翰86歲了，1938年他才6歲。
新年的陽光無盡的好，我搬了一條木椅子到陽台。
暖洋洋的太陽下打開QQ音樂，尋找JoeHill的民謠。
我眯起眼睛，任歡快的樂曲隨陽光起舞。
Joe Hill 鮮活了，1938年五月的延安鮮活了。
他們喊啊叫啊他們跳啊唱啊。《最後的遺願》，Joe Hill的最後願望，不知白求恩是否也唱出了那種視死如生的勇氣之美。
……
My body?—Oh!—If I could choose
I would want to ashes it reduce,
And let The merry breezes blow
My dust to where some flowers grow
Perhaps some fading flower then
Would come to life and bloom again
This is my Last and Final Will.—
Good Luck to All of you,
Joe Hill
我的遺體？ 哦，如果我可以選擇
我想把它燒成灰
隨風而逝
讓塵土
去那花兒盛開的地方
若遇到快要凋謝的花兒
它們幸而會再次盛開”
暖陽之下，聽著Joe Hill 的民謠，繼續眯眼假寐著，去到1938年的初夏,跟隨上他們的蹤跡。
5月2日他們從延安出發，31天之後，也就6月3號，他們到達山西呂梁興縣。
山西呂梁縣，-當時八路軍120師賀龍部隊所在地。
那天，布朗大夫給艾爾莎給寫信：
“昨天我們經曆一個可怕的旅途，150裏的路途，從早晨七點15分到夜裏九點，14個小時我們在馬鞍上，但我很高興，現在還能站著…..
每一個地方（路過的）都一樣，外國的醫生充滿希望和自信。
我知道當你收到我的信時一定很難過，我也很痛苦當我作出這樣的決定時，但是我慶幸我沒有因軟弱而退縮。
（這裏）最大的問題是錢，這裏的人需要很多很多的錢。所以我希望能很快回去，去申請援助金。
我在偶遇日本俘虜傷兵時也給予他們幫助”
山西呂梁縣，-當時八路軍120師賀龍部隊所在地。
現在在延安博物館裏存有一張照片，約翰給了我從某報紙上剪下來的同一張照片。
左起白求恩，中間賀龍，右邊理查德.布朗，他們倚坐在矮磚牆上，挨肩搭背，背後的樹葉蔥鬱。
照片應該在六月初拍的，不久之後，他們就前往五台戰區。
他們放鬆的動態和笑容一時會讓我們忘卻周遭正彌漫著戰火烽煙。
這張照片也讓我們永久記住那樣的背景下國際友人間的情誼。
白求恩和包大夫繼續前往五台山。
出發前包大夫在寫給在漢口時給予幫助過的朋友Smedley的信中說：
“ 整個路途都很悲慘，令人毛孔悚然的景象，許多傷員沒有得到救助，有的在肮髒的床上一待就幾個月了……
需求是巨大的，錢和醫生…..我計劃如果可能回漢口請求援助，也可能去上海和香港……
他們在五台山參與救助傷兵和傷民。朱德第十八集團軍總部所就在五台山縣。
教會給予的三個月準許到期了。
（Then in mid of July brown’s leave of absence ran out and he was to leave .）
包大夫在五台山待到了7月13號，在他離開的前一天，做了九個手術，作為眼科專家級醫生，包大夫做的手術不僅僅是眼睛，在醫療設備和醫生極其短缺的情況下，他做所有的外科手術，所有要取出有關子彈，子彈片，和壞死骨的手術。
和一道工作的同事們要告別了。
包大夫和白求恩有了一場臨行告別的交談。(There was a sad leaving talking ,both men too moved to say much ,they had trekked through the mountains together, warmed themselves at same k’ang,and worked side by side in the crude operating rooms).
和一同翻山越嶺，跋涉於槍林彈雨，並肩在簡陋的手術室工作，睡在一張暖炕上的同事告別是傷感的。
誰也沒有想過這一告別就是永別，或說在那樣的戰爭中，誰都準備著要麽再見，要不天堂見。（I hopewe meet again on earth , if not then in heaven）。
（I need help ，Brown has left，I should miss him，he was wonderful doctor，and wonderful to talk to ）
布朗大夫離開不久後，白求恩對他的想念述於紙端：我需要幫助，布朗離開了，我想念他，他是一個很棒的醫生，也是個很愉快的談話對象。
說同一種語言，還能翻譯外中文，這樣得心應手的同事離開不隻是情感的不舍，還有生活，工作的不便。
聶榮臻將軍之後給白求恩配了能說英文的醫生助理TUNG ,TUNG 一直在他身邊，直到一年之後的也就是1939年11月12日辭世，TUNG 還守在他身邊。
（5）設立戰時和平醫院
不得不離開戰區的包大夫，給自己領了新任務，他要籌措資金來添置醫療設備，回到西北建立醫院。
他前往漢口。
我們來看一下當時的大圖：七七盧溝橋之後，號稱三個月拿下中國的日軍以瘋狂的進攻態勢兵分四路入侵華北，而華北幾場激戰都發生在山西境內，祁口會戰，太原會戰，平型關大戰，中條山大戰……
這大圖無非想更真切回到當時的境況中，去想象一下路途的艱險。
從五台山前往西安，650英裏，他們花了42天的時間。
42天裏隨同布朗大夫的是美聯社攝影記者霍爾多.漢森(Haldore Hanson)。
這個當時才26歲騎著自行車走訪戰區的年輕記者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珍貴圖片，他采訪了毛澤東，林彪，朱德等人，他寫下 《人類的竭力：中國戰火的故事》，在這本書中收錄了他和布朗大夫患難與同的42天記錄。
我們來看看霍爾多.漢森留下的照片和文字記錄。霍爾多.漢森遺孀把他的照片貢獻給他畢業的美國卡爾頓學院圖書館，也有一些照片在北京軍事博物館)
（左邊 白求恩大夫，中間布朗大夫，右邊漢森記者）
這是一段驚險的長途，約一千公裏的路途，徒步走了四十二天。
在穿越由日軍嚴控的正太鐵路線時，八路軍以一營的兵力保護他們。其他時間隻有四個士兵護衛，另外兩頭驢，一匹從日軍繳獲來的叫是showa 的馬為他們成承載行李。
在這四十二天，漢森和布朗大夫朝夕相處，患難與共。他筆下的布朗大夫形象生動又具體。
“ 布朗決定陪我一起到黃河, 他去爭取更多的醫療供給,他經曆豐富……是個很棒的旅伴。
他說流利的中文，因白內障手術而獲得國家級的榮譽，他和中國人相處有一套，對老漢老太婆行哈腰躬膝禮，但他也是個淘氣鬼，喜歡說些褻瀆神的語言讓拘謹膽小的傳教士驚愕不已。
布朗大夫喜歡在黎明破曉時分起早，先走上20英裏到中午，我們總是走到累了，再在馬上幾個小時，接著完成下午的步行。遇到溪水，我們會遊一會兒泳。
穿越山脈時我們在山頂下的溪邊打獵，喝生水。
夜裏，我們在村落停留，布朗大夫總在村裏溜達檢查那些生病的人。
有一次，我們發現一個農民手臂斷了，有一年多時間了，還帶著自製的夾板。
當布朗大夫為他解開肮髒的繃帶，活動他的小臂，一群人圍觀著。
這男人因痛嗥叫不已，布朗大夫故意在大夥兒跟前說他怎麽像個老女人一樣的嬌氣 ，他就安靜下來了。男人的麵子比手臂更加傷不起的。
布朗大夫以同樣的醫術為一個六歲時就裹腳的老奶奶治腳。他還對裹腳的罪惡做了很羞辱性的演講，老奶奶答應不再裹女孩的腳了。”
這是漢森眼裏的布朗大夫，生靈活現，比約翰跟我描述的父親形象更為生動有趣。
漢森幾個月之後，也就1938年底回到了美國，他的書《中國戰火的故事》在美國1939年出版。
和漢森分手後的布朗大夫繼續為了救死扶傷事業奔波著。
在西安，他遇見朱德。當時戰區對布朗大夫的忘我工作有過報道，朱德被他的事跡感動，特地寫了一份簽字申明給他，他隨後一直帶著這份聲明到各地演說為戰區拉捐獻。
申明原文如下：
“對那些在抗日戰爭期間給予中國友好和幫助的國外傳教士，八路軍致以謝意和感激，特別是那些在巨大的困難和危險下工作的醫生和護士。他們在中國的工作不僅意味對中國軍隊大有益處，同時也給中國的難民和人民給予巨大的服務。我希望我們的國際朋友們繼續支持中國抗戰，那些在戰區工作的國外醫生和護士繼續留在那兒工作。而且我們歡迎我們的國外朋友們增加更多領域和具體的活動來幫助中國，特別幫忙照顧那些戰區的傷員病員。八路軍對傳教士沒有偏見，相反，我們歡迎他們並希望和他們合作，為了我們這場不僅為了中國的獨立和自由而戰也是為了世界和平而戰的戰爭。在這方麵，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朱德（簽名）"
（原文應該是中文,被翻譯成英文? 又被我翻回中文，估計和本源文字有差異）
他來到了漢口，當時能夠爭取到捐獻的無非是那些對中國苦難境遇抱有同情心的西方外籍人，漢口是其中一個當時集中了這樣外籍人的城市。
年初他也是在漢口遇到了後來一同到延安的加拿大白求恩大夫和簡護士。
這裏有他教會兄弟姐妹，舊友和新識。其中一個就是Freda Utley，當時以英國報社記者身份來到中國，1938年炎熱的八月，正是 Freda Utley在中國三個月的期間一個月，也就是布朗大夫帶著朱德的信來到漢口募集籌資的時候。他們的交集留在Freda Utley 在《戰火中的中國》（1939年出版，此書讓西方媒體，政客，和民眾對正發生在中國的日本第二次侵略戰爭有了具體的了解）的片段文字裏。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FredaUtley筆下的他：
“布朗大夫並不在意個人形象，他走在漢口的街頭，穿著像中國士兵那樣的草鞋和一條借來的褲子，他來的時候什麽都沒有 ”
可以想象從五台山徒步到西安再輾轉到漢口，出發地的那套衣裳已襤褸成什麽樣了。"
作為一個剛從俄羅斯逃回英國的Freda Utley，在她的丈夫被蘇維埃進出口局被捕並生死不明的情況下，Freda Utley 從英國來到中國，三個月在戰事第一線觀察，記錄，思考----
這也是讓人不得不矚目的一個奇女子。
她觀察的布朗大夫：“一個年輕的加拿大傳教士醫生從傳說條件極其惡虐的西北來到漢口，一般人首要做的是緩和經受的苦難，但他不，他說，要繼續完成被日本侵占區的財物看守者的使命，無論在哪兒，他作為一個外科醫生為中國人的急需服務就到哪兒。”
他特別強調他所關注的國際聯盟在中國浪費在預防流行病上所花的費用。
他說，一個外國專家（抗流行病工作）的工資夠他維持一個醫院的一年內最關鍵部分的開銷。
沒有什麽比持中立態度更激怒布朗大夫的事了。在中國扮演純人道精神的人，僅僅幫助民眾，而不去幫助抗戰中的傷員，部隊----是他指的中立。
他對Freda Utley如是說：“在中國的日本人就是武裝強盜和強奸犯，任何人說在這場戰爭中保持中立就不是基督徒。
無疑布朗大夫是個很忠實的基督徒，以致他對紅十字會當權的影響力不小。他的成就（指爭取捐獻）比他的朋友Agnes Smedley貢獻更大。
平日平和詼諧的布朗大夫從前線回到城市之後，他心中揣著一團火，那是親曆戰火途中，對無辜生命慘遭塗炭的無奈之火。他急迫地要爭取到捐助，回到西北參與到建設醫院，求助傷病員的工作中。
就這樣布朗大夫隨身攜帶著朱德的親筆紙條，在各種場合演講，在紅十字會，在教會，在一切他認為可能爭取到捐獻的場合。他不再隻是一個操持手術刀的醫生，也不隻是初到中國時領著單一使命的傳教士醫生了。
在他的理解中，西北不隻是共產黨的西北，是美好聯合運動中的西北，是中國最好的所在（指當時對抗日本最好的最有可能取勝的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他攜家帶口曾在1935年回到加拿大度假，途徑俄羅斯，他不喜歡（那裏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以及反上帝的宣傳，但他對Freda Utley表達了對西北區共產黨人的喜愛和欽佩：“人民愛八路軍”。
他從國際紅十字會要來了5萬元（中國幣），又相續在9月10月分別去了香港和上海要來了餘下的五萬，一共10萬他計劃在遼州縣重新把兄弟會醫院收拾開放出來，來救助傷病員。
這個計劃在他從五台山到西安的徒步路途中經過遼州時在兄弟會醫院休息兩天期間作出的，當時是7月31日，他在寫給妻子的信中透露了。
即使現在去回顧他那時的隻言片語，都會牽出隱隱的心疼。
他給妻子寫到：我很好，但很累，也相當消瘦，加衣服隻有139磅重。
昨天，我和美國兄弟會傳教士們度過消閑的兩天，再次吃到真正的外國食物……相信我甜心，我告訴你我很忙且特別的快樂有了這次的機會去幫助病著的和遭受著恐懼的人，你知道我深陷其中，全部的故事我會在你輕鬆的臂彎和甜蜜的親吻中告訴你。
And he also sent his tender love of a father for his children :
In two weeks time sweetheart Peter will be two years , Give him the kisses for me , Tell Rachel and Hans (John) I hope they have been good children and Mother’s little helpers.
直到完成了他計劃要的捐贈任務，他回到了青島和家人有了短暫的團聚，並在10月19日又登上了去香港的輪船。
扶手船欄，海浪翻騰，他思緒萬千。
他在輪船上提筆給妻子寫信：
“我希望我的愛人你不要太過失望當我告訴你我不得不親自用這筆錢買設備和藥品送到難民營，我很想告訴你多些但我不能，上海的那些人為我的工作自豪，中國基督教協會的Dean立即寫信給MSCC....我告訴他們我聖誕節要回來”
他完成了在香港的工作後飛到了重慶，成都。
他再度給妻子去信告訴她不要太擔心“即使我回到歸德，我們一樣分居兩地，相反，做這些我更加開心也認為值得。” 在這封信中特地交代艾爾莎，問候她的德國同事，但對他的行程變動，不要對外人說太多。
他待成都兩周時間做些籌備工作，11月24日就緒前往山西，帶著紅十字會的一些人馬，其中有原協和醫院的兩個醫生。他在信中交代艾爾莎：“不用往這裏給我寫信免得分心，但試著把信寄到歸德去，這樣我一到那裏就能讀到你的信了。”
在這封發出的信中，又見到了他的俠骨柔情：“給我的大兒子(約翰）一個大大的吻和擁抱，因他的六歲生日要到了，替我給他買些東西或給他一圓錢去日本市場，讓他自己買些東西。（當時的青島已經被日軍占領）。
1938年11月24日他的父親特地在寫給母親的信中提到他的六歲生日，那時離他的生日還有一個月的時間，那時的信走得慢，那時的問候要早早準備好；
那時，一邊是一個溫情的父親，另一頭是一個肩負使命的戰地醫生；
那時擔心收到妻子來信影響他的工作，又期待落腳時及時閱讀妻子來信的---這樣的一個包大夫。
好些日子過去了，我繼續沉浸在閱讀中，在1938年和2018之間來來回回。
天氣時而陽光明麗，時而雷雨大作。
又一次的春天臨近了。（我還沒讀完書）
在大年初一的下午，又接到約翰越洋電話，照例是重大的日子，他的問候準時到來。
我那時一時糊塗，算著他的時間是大年三十的零點，我說嗨約翰你的新年剛剛開始，新年快樂！他耳背，問：你說什麽？
我說你的新年剛剛開始！那時我走在小區的桂花樹下，在我大聲喊著讓他聽見的時候卻突然意識到這隻是我們中國人的新年。
我一時忘卻了他不是中國人。
他的點點滴滴中國情結，在不經意間會把我打得落花流水，他對中國的熱愛讓一個中國人不由感動，我不得不再次強調地記起他出生在1932年的中國商丘，他的原始根留在這片土地上。
1938年的11月，北方進入冬天，戰事並沒有像古代那樣一到冬天就歇停，前方的傷亡隻有更加嚴重的增加。
包大夫帶領了一團隊醫生，和設備前往了前線----遼州廢棄的美國兄弟會醫院，這就是後來的山西東南國際和平醫院----戰時四家和平醫院之一。
布朗大夫無疑是該醫院的奠基人。
布朗大夫一幫人馬到達遼州的時候，已經十二月底了。
他兌現了為八路軍建立醫院的諾言，但他並沒有兌現給艾爾莎的承諾----聖誕節回青島團聚。
在美國兄弟會的傳教士Wampler 的回憶裏，布朗大夫落腳之後，沒待安頓好就立即展開工作，病人馬上就抬進了醫院。供給並不足，但就布朗帶來的那些設備和當地購置的一些，很快就能像好的醫院那樣有序進行了。
…… 大量的傷員他們不得投入大量的工作：“1月27日早晨我們起床後知道大多人都還在醫院工作淩晨五點，包括紅十字會的醫生，和我們管理者布朗大夫和福斯特大夫（DR.Foster）“
僅僅19天後，日軍攻陷了這個縣城。
布朗大夫他們及時搶出了藥品和設備。之後，他們以流動醫院繼續救死扶傷。
流動醫院的概念在白求恩第一次會見毛澤東時提出的，並作為很好的意見被采納，這樣做的目的是流動醫療設備靠近戰區，讓更多的傷員不但生理上得到及時的救治，同時也給傷員精神的援助。（當時白求恩給毛澤東醫治率達百分七十五的數據時，毛澤東特別地驚訝）
這是1939年，布朗大夫在1938年7月和白求恩分別後，奔波籌集資金為八路軍建立了醫院。
他不但是個醫生，在手術台忙碌，還是個發起者，領導者。
“約翰，在這些我能查找到的書籍中，有關你父親的足跡，我隻讀到了1939年冬天，接下來呢，他在哪兒？” 我一次問約翰。
“在我們離開中國前，沒有了他任何的消息，隻是英國大使對我母親交代說，包大夫的去向是保密的，不要多問，不要多談。
父親在印度（大約）的消息還是在登船時日本軍官詭異的問詢中才隱約感覺他不在中國，後來才知道他那時在緬馬。
我們關在馬尼拉收容所裏三年一個月，也沒有任何關於他的消息，我們完全失去了聯係。
我們1945年從集中營回來，和父親團聚在加拿大，我們因此過了幾年安定的生活。
1948 年父親又帶著我們去日本，在廣島附近的叫kuri（吳市） 小鎮，眾所周知的原因，父親為了核彈爆炸後醫治和研究民眾健康而去的。
那時輻射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大家的認知很缺乏。
1949年我回到了加拿大，他們繼續在日本，姐姐在日本認識了一個美國軍官，結婚後回到美國。
朝鮮戰爭爆發，父親帶著母親和弟弟又去了朝鮮。直到1953年回到加拿大。
父親在1963年去世。得癌症去世的。我母親，姐姐，弟弟都是得癌症去世了。
我也得了前列腺癌。後來治好了。”
約翰的敘述是平靜的，我卻聽得波濤洶湧。
(6) 戰爭遠去了，記憶要在
2017年3月14號在本拿比（ Burnaby），我終於見到了約翰，離上次和他的通話有一年多了。
我那時電話問他：有時間見個麵喝杯咖啡嗎？
他說：好的，以後吧。我現在走不開，一直沒有時間。
那時他太太病著，他往返於家和醫院，沒有喝一杯咖啡的時間。
2017年3月，他空出了時間，他的太太過世了。
她生病20年，他照顧她20年如一日。
知道約翰，是因為畫家靄維，他們20年前認識，約翰是靄維的英文老師。
我無意間聽靄維說起他的父親，之後就一直懷揣著一份好奇和敬意，一直想著是否有機會知道更多些，但沒有想過要這樣去寫它。
第一次見麵，他說了些關於他的家庭情況，我特別印象深刻是他說：家裏的五口人都得了癌症，他也沒例外，隻是他治療後好了，但其他人都過世了。
和你們到日本廣島那段經曆有關係的嗎？
應該有，他說。
2017.3.23來到北溫約翰的家裏，他把照片和資料交給我。
這些資料和照片他一一解釋過去，有他和李成武老人間通信（李成武和約翰年齡相仿，是當初歸德聖保羅德醫院一名中國醫生的孩子，小時候一起在醫院大院的玩伴，後來成為了商丘第一人民醫院的醫生，目前已經退休），有大山在奧運會的宣傳資料，有大山的爺爺饒大夫的照片，以及和其他醫生的孩子一起的照片。
我們在北溫中餐館用餐，約翰很紳士要請吃飯。我說下次我來請，他風趣說那下次我們就打架付錢， 他說中國人為了搶著請客付錢，要打架的。
我說，我會打贏的，他大笑。
有一個細節，我開車去停車，他執意要跟到停車場，去了繳費機為我交了停車費。
他走路很慢，即使北溫我不是很熟悉，但繳費這樣簡單的事我是可以的吧，但他執意要做這事。那時，我想起我遠在中國的父親，他也總是樂意並堅持為你做每一件細小的事情。
他們走路都有點蹣跚了。
2017年七一的這天是加拿大建國150周年國慶。
我在非洲和歐洲遊蕩了一個半月後回到溫哥華。
日子有些特別，就請了約翰和靄維來我家中。
隻有特別親的人及好友我才親自下廚做羹湯嘛。
“油條和粥，中國人的早餐。”當約翰看到桌麵的油條，用中文說。
我笑了。我說我知道你會喜歡油條的。青島的油條，一定是他童年記憶的一點。
我把油條加在蔬菜沙拉裏。
以西式的五道菜形式，以及西式盆盆碟碟，裝上中餐的內容。
湯，蔬菜油條沙拉，三文魚海帶前菜，龍蝦伊麵主菜，和椰子糕甜點。
這樣中西混合的國慶餐，是我的心意。
餐後帶他們倆來到菲沙河入海口的西堤壩步行道看日落。
這樣特殊的日子，看著大洋西去中國的方向，看著落日餘輝一點點消失在海天線上。
和1932年出生在中國商丘的約翰並排坐在木椅上，看著他被夕陽鍍上金色的臉。有一種如黃昏霧氣般迷幻的穿越感。
我問他來過這裏嗎？他說從來沒有。
2018年12月29日，我電話他問候他的生日。約了兩天後新年那日給他慶祝生日。
2019年第一天，我們相聚在北溫的一家中國餐廳，他喜歡中餐，我們好像從來都理所應該帶他去中餐廳。
那天他說了比較多，他回憶起在青島的時光，他再次回憶在馬尼拉收容營的時光。
他說到青島福山支路20號，他們原來的住所。他說到小魚山公園。
2017年夏季後，我身體一直處於溜溜球的狀態，原來打算要去的青島，要去的美國卡爾頓學院…..都一一擱淺了。
這個秋季，在微信裏見到朋友恒在青島的小魚山圖片，突然激動了起來，想起約翰說這些地名時的神情。
這就有了片頭2019年12.29給他過生日的日記。
約翰自1941年冬天離開青島，再次回到青島是他退休後，帶著他的妻子Betty 和孩子們一起回的。
他說中國變了。那時大約1990年左右。
他後來又獨自回到了青島，在青島大學學習中文四個月。
“我從中國回來後想，我在中國出生的，但我不會中文，所以我就決定再次回到青島學習中文。” 他這樣跟我說
。
他會用到一些很地道的中文，比如菜名咕嚕肉，糖醋排骨，
比如成語：酒逢知己千杯少。
“我前後回中國五次，我還想再回去看看”。想再回去這話他說了好幾次了。
2016年我跟他打電話時也是信心滿滿會帶他一起去青島的。
可是現在，我便不再提了。今年他87歲了，行動，語言都緩緩慢慢的。
約翰說他還會去做義工（隻是沒那麽經常了），像他過去的幾十年那樣，去港口做義工，給中國來的船員一些幫助。
這是2017年國慶那天他說的話。
曾經在中國工作，生活，經曆艱險苦難的一家五口人，如今鮮活在我麵前的隻有約翰，和這些珍貴的回憶。
我自問過很多次，為什麽一定要把這個故事寫出來。還會有人讀嗎？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記憶有時候是個負累的東西，它會折扣了當下正享受的快樂。
我同時也自問過，如果不寫這個故事呢。答案是：過不去。
認識約翰，是天意吧，天意就是我得寫出這個故事。
And to those nameless dead our vows renew,
"Comrades, who fought for freedom and the future world,
Who died for us, we will remember you."
“對那些無名的逝者，我們再次發誓
那些為了自由和未來世界而戰的同誌們
你們為我們而死，我們將記住你。”
這是白求恩在赴西班牙前寫下的詩句。今天讀來，意味深長。
Min sun chen 在文中寫道：宋慶齡評價白求恩“他幫助我們變得自由，他的工作和他的記憶我們將永遠銘記。”
希望我們對在最黑暗的時刻幫助我們中國的另一個加拿大醫生也予以永久的記憶。他就是布朗大夫。
約翰生日那天，我念賀卡給他：我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對您的父親，您的家庭予以中國人民的貢獻表達感激。
約翰聽得落淚，這觸動了我。
相比白求恩，我們欠他們一聲正式的感謝。
我們應該銘記你們，雖然我們很多人並不知曉或者淡忘了。
戰爭遠去了，記憶要在。
以上。
初稿完成2018年，2月，福州.中國。
補充前後記，整理定稿2019,12月，溫哥華.加拿大。
附：曆史事件時間表和布朗大夫的生前履曆表：
一戰時間：1914—1918/ 布朗16—20歲，以通信兵參加一戰，受傷。
二次大戰之間：1918-1937 / 布朗 20歲---39歲，上多大醫學院，到中國工作。
二戰時間（中國）：1937.7.7年-1945.8.5/布朗39—47歲 在中國戰場，緬甸戰場一線的救護工作。
戰後： 1948年—1950/ 布朗 50歲—52歲，在日本長島附近吳市工作。
朝鮮戰爭：1950.6.25-1953.7.27/ 布朗 52歲—55歲在朝鮮工作。
1953---1963年，和平年代、布朗 55歲—65歲，他回到加拿大工作。
他的一生是短暫的，三分一的時間在戰場，或戰場的後方。隻有六分一的時間在和平的年代和平的地方工作。
他的一生，是基督徒的一生，也是求死扶傷的一生。
他說：西方消化係統和東方的食物是不相容的。
他用了幾乎半生的時間以他的西方消化係統來和東方的食物相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