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中各方的能力和意圖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孫子在這句話裏提出了三個概念以及相互之間的關係：能，即能力；用，即實施；示，則是展示，即展示意圖。孫子在這裏強調了隱藏能力和意圖的的重要性。這就引出了如何正確判斷對手的能力和意圖的課題。

意圖不但可以隱藏，還可以偽裝，甚至還會隨時變化，所以對意圖的判斷等同推測，猶如賭博。錯誤判斷對手意圖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急功近利，把事情朝有利於自己的方向設想，從而把事物的複雜性簡單化。而避免錯誤判斷的根本之道在於正確理解對手的實際能力，因為相對於隱秘且隨時可變的意圖，能力則相對穩定，在一定時期內難以突變。基於對手的能力需要做更多的、紮紮實實的準備工作，也就是加強提高自己的能力，這就增加了應對的成本。其收益則是避免和降低出現意外局麵的可能性，尤其是災難性的局麵。

我們來看看朝鮮戰爭中各方的能力和意圖是怎樣影響戰爭進程的。

首先，金日成從有利於自己統一朝鮮的願望出發，認為美國不會幹涉，或者來不及幹涉。這是對美國的能力和意圖的重大誤判。斯大林最初忌憚美國的幹涉，所以不同意金日成開戰。1950年1月，美國總統杜魯門和國務卿艾奇遜分別發表美國外交政策講話，把台灣和南朝鮮劃到美國的遠東防禦圈之外。這似乎促成了斯大林同意金日成開戰的請求，然而斯大林改變初衷還有另外一個更重要的理由，將另文闡述。總之，斯大林改變了意圖，是其他人難以預料的。

毛澤東並不相信美國的這一政策闡述，始終反對金日成開戰。毛澤東的判斷基於的主要是美國的能力以及這一政策宣示的背後意圖——拉攏中國。當時毛澤東已決定與蘇聯結盟，並在50年2月實現結盟，這決定了美國拉攏中國的意圖很快就將破滅，美國幹預朝鮮戰爭的可能性便隨之大增。

朝鮮戰爭一開局，北朝鮮長驅直入，一舉擊潰了南朝鮮的防禦。當美國在7月組成聯合國軍幹預朝鮮戰局時，毛澤東當即在中朝邊境布置了25.5萬的東北邊防軍，以備需要時入朝參戰。這是基於美國具有改變朝鮮戰局能力的判斷而下出的先手棋，是扭轉朝鮮戰爭結局的關鍵之舉。彭德懷後來在總結抗美援朝時說，若不是先期布置的這支部隊，朝鮮的局麵就無可挽救，因為等美軍打到中朝邊境，中國連防守阻擊的部隊都沒有，何況出兵了。即便如此，後勤還是沒跟上。部分先期入朝的部隊沒有穿上能夠抵禦朝鮮嚴寒的冬裝，造成了重大的人員傷亡。

美國曾經公開表示不考慮協助南韓和台灣的防務，即便當時美國的意圖確實如此，但是5個月之後美國的意圖改變了。美國改變意圖的原因和過程將另文探討。顯然，以為美國的意圖不會改變是幼稚和愚蠢的。毛澤東則沒有犯以揣測美國的意圖作為主要決策依據的錯誤。

當年7月，美軍登陸南朝鮮。8月，北朝鮮軍隊與美軍在朝鮮半島南端的釜山陷入膠著狀態。此時，北朝鮮軍隊後勤供應線拉長，朝鮮半島東西兩邊的沿海成了北朝鮮軍隊暴露的側翼。毛澤東向金日成建議，中國軍隊此時入朝，為朝鮮守衛東西海岸。毛澤東的建議被斯大林拒絕。斯大林對朝鮮戰事有自己的設想，不想讓中國染指。結果麥克阿瑟指揮美軍在朝鮮西海岸的仁川登陸，一舉切斷北朝鮮軍隊的後勤供應線，導致北朝鮮全軍崩潰。

在這裏還需要說一下美軍仁川登陸的意圖。美國上至總統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下至前線的將領，都對仁川登陸持懷疑或者反對的態度。隻是在麥克阿瑟一人的堅持之下，參謀長聯席會議才勉強批準。所以這一意圖具有非常大的突發性和偶然性，是難以預先準確判斷的。但是，毛澤東據以判斷的依據是美軍具有發動大型登陸戰的能力，並在諾曼底成功實施過這一能力。而仁川是一個從背後包抄北朝鮮軍隊的理想切入點。曆史證明了毛澤東的準確判斷。

曆史上，日本曾經兩度在仁川登陸：一次是與大清作戰，一次是與沙俄作戰。兩次都成功了，所以仁川實際上是一個理想的登陸點。

然而作為理想登陸點的仁川有一個不利因素：易守難攻。美國的大型登陸艦隻有在漲潮時的兩至三個小時內才能靠近沙灘。所以防守部隊最多隻需守住三個小時，登陸進攻的美軍就必須隨著美軍的登陸艦撤走。而防守仁川的北朝鮮軍隊隻有數百人。7萬登陸的美軍如入無人之境，朝鮮戰爭的進程被麥克阿瑟不同於同僚的一人意圖而改變。

本來杜魯門接到中國的警告，對美軍是否要過三八線非常謹慎，為此設置了嚴格的條件, 即：隻有在確認三八線以北沒有蘇聯或者中國的軍隊之後才能進入北朝鮮。這顯示出杜魯門並沒有與中蘇軍隊在北朝鮮交戰的意圖。麥克阿瑟挾仁川之勝，對中國的參戰能力和意圖做出了錯誤判斷，認為中國軍隊既不敢、也錯過了出兵的時機，在威克島說服杜魯門允許他越過三八線，導致美軍與誌願軍在朝鮮半島交戰。在此，杜魯門的意圖從避免與中蘇軍隊交戰的謹慎變成了抓住北朝鮮潰退的機會一舉征服北朝鮮的冒險。注意，加上這次，從朝鮮戰爭之前以及開戰之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杜魯門的意圖，也就是美國的意圖至少改變了兩次。簡而言之，美國意圖的改變緣於國內政治氣候的改變，緣於軍事將領的冒險個性，緣於戰局的變化，連美國領導人自己都難以預料，何況他人？

再對杜魯門起初的謹慎與麥克阿瑟的冒險稍加分析。杜魯門的謹慎是基於大國和同盟威懾的常規思維。既然美國能夠為南朝鮮出兵，那麽蘇聯和中國也能為北朝鮮出兵。但是當向美國發出警告的是中國的時候，麥克阿瑟卻不以為然，因為自從被納入西方主導下的世界以來，中國在對外戰爭中的虛弱表現導致中國並不具有可信的大國威懾信用，而信用是基於能力之上的。正是這一大國威懾信用的缺失，導致杜魯門在麥克阿瑟的影響下改變了自己的意圖。而麥克阿瑟對蔣介石的公開支持顯示出他具有改變中國內戰結局的意圖。如果中國的大國威懾信用繼續缺失，則不能排除杜魯門繼續受麥克阿瑟意圖的影響，也轉而支持蔣介石政權反攻大陸。但是，僅靠蔣介石的軍隊根本不足以反攻大陸，所以這一支持必然導致美軍入侵中國。誌願軍在朝鮮的作戰建起了中國在近代與西方相遇後一直缺失的大國威懾信用，迫使美國放棄了征服北朝鮮的意圖，並在此後放棄了支持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政策選項。

再看一個反麵例子。二戰之前，英國首相張伯倫對希特勒戰爭意圖的錯誤判斷導致英軍在開戰之初被德軍打了個措手不及，承受了德軍對包括倫敦在內的持續大轟炸，險些斷送英倫三島。

曆史告訴後人，能夠基於對手的能力做出正確判斷並未雨綢繆的才能立於不敗之地。而基於對手的意圖來判斷決策的都不過是機會主義賭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