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又普博客
張又普海外生活感言
我和黃先生
1955年初春的一個早晨，濃雲密布，寒風凜冽，東海上的一個小漁島，船碼頭空無一人，隻聽得幾聲海鳥的淒鳴叫，格外冷清。一個青年男子佇立在海邊，遠望無際大海，欲呼無聲，欲哭無淚。他仰望蒼空，默默問道：“天哪！我該怎麽辦？”回答他的隻有東海波濤那低沉的吼聲，他知道，自己的生死今後是無法預料的了。
他，就是這篇故事的主人公，我的恩師黃先生。如果他還在世，如今已是九十歲開外的老人了，但願他能看到這篇文字，知道有人還在懷念著他。
作家馮驥才先生的“一百個人的十年”裏，記述了文化大革命中100位小人物的不同的坎坷命運，讀後感慨不已！黃先生也是一位小人物，和許多遭受迫害的人一樣，文革中他也曾九死一生，隻不過與馮驥才筆下的小人物們相比，黃先生的故事更不同一般，我也希望像馮驥才先生那樣，把黃先生動蕩的人生經曆記錄下來，這就是我決定動筆的原因。
但我隻是一位俗稱“碼農”的電腦軟件工程師，沒有文學素養，寫不出妙筆橫生、引人入勝的文章，好在我講述的是真實的故事，希望這裏並不精彩的文字也可以被讀者接受。
黃先生的家族幾代人都生於台灣、長於台灣，是道地的台灣人。他三十年代初出生在台灣南部的一個殷實富戶之家。黃先生的父親勞作一生、辛苦經營，不僅在台灣有不少海產加工企業，而且在東海漁場的那些小島上，也經營漁獲買賣，黃先生及其家人因此經常在台灣和這些小島之間往來，生意還算是興隆。
台灣自十九世紀末被日本占領，統治長達五十多年。在這半個世紀中，日本在台灣強力推行日本文化教育，因此在學校受過教育的人都懂得日語。黃先生自幼老實忠厚，同時又聰穎過人，技術專科學校畢業後，一口日語已經可以與他的母語閩南話同樣流利了。抗日戰爭結束後，台灣回到祖國懷抱，黃先生由於生意上的需要，也練就了一口流利的國語。
1946年以後，中國爆發內戰，國民黨軍隊連連敗北，潰不成軍，僅三年時間，就被共產黨軍隊完全逐出了大陸。但是由於武器裝備的先進，國民黨軍隊仍然在海軍、空軍方麵占有優勢，繼續盤踞在東海的許多島嶼上。加之1950年朝鮮半島戰爭爆發，共產黨軍隊無暇東顧，台海一帶基本平靜，沒有大的戰事發生。朝鮮戰爭結束後，共產黨軍隊得以集中兵力、劍指東海，台海一帶方才戰雲密布，硝煙滾滾。1954、1955兩年，浙江以東海麵星羅棋布的島嶼，全部被共產黨軍隊攻占。在此之前，這些島嶼均在國民黨政府管轄之下，它們在行政區劃上隸屬浙江省幾個臨海的縣份，有漁民居住的島嶼大都設有鄉鎮政府，還有市場、碼頭、郵局等設施。這些島嶼與台灣之間不定期地有半軍用性質的民船往來，碼頭上也不時有國民黨海軍的艦隻停泊。
1955年春節之前，黃先生乘坐民船來到一個剛有魚獲上岸的小島，準備與當地漁民、魚商洽談貿易。到達時天色已晚，旅途疲累的他便住進了一間小旅店。那天晚上月光明媚，風平浪靜，島上一片安謐祥和氣氛，使得黃先生很快進入夢鄉。然而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那注定是一個不尋常的晚上，一夜之間他的人生軌跡就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改變！原來，正當他安詳入睡之時，守島的國民黨軍隊根據早已接到的命令，趁共產黨軍隊不備，於那一夜間秘密撤退。在夜幕的掩護之下，全體守軍舍棄輜重，悄然登船，盡數出海，退往台灣。黃先生拂曉醒來，聽到外邊有驚慌的議論聲，出門打探，才知道國民黨軍隊的設施以及島上地方政府的房屋，一夜之間人去樓空，碼頭上僅有的幾艘可做交通之用的漁船也早已被軍隊征用，銷聲匿跡，無影無蹤了。
驚慌失措的黃先生急忙披衣奔向海邊，見到的隻是茫茫大海，滔滔波浪。“回不去了!”，一個聲音重錘一般地的撞擊著他驚恐的心。黃先生後來回憶道，波濤低吼聲中，老父母、兄弟姐妹們悲切呼喚他的聲音，不停地在耳邊回響，令他痛苦得難以忍受。
黃先生在島上沒有熟識的人，所帶盤纏也不很多，海上孤島，何去何從？他不知所措地苦熬了一天。所幸第二天共產黨軍隊登陸，一切恢複平靜。可是島上已經沒有郵局了，兩岸通訊完全斷絕，黃先生無法與台灣家人聯係，而且海島剛剛易手，戰事未畢，漁民禁止出海，連托人稍帶口信的最後一點希望也沒有了。從此，黃先生與家人天各一方，渺無音信，生死不知。
共產黨軍隊占領海島後，台灣帶來的紙幣成了廢紙，黃先生很快變得身無分文、一貧如洗，生活登時陷入困境。麵對那常人難以想象的精神痛苦、孤獨和掙紮，為了活下去，他不得不開始一個新的人生。一些善心的島民給了一點救濟，島上新生的地方政府也給了一點幫助，黃先生終於可以顛沛流離地去了大陸，並且憑籍自己的專業技術，在一間公私合營的工廠裏覓到一份工作，總算可以“一人吃飽，全家不餓”了。後來，陸續有好心人的幫忙介紹，黃先生最後輾轉來到了完全陌生的大西北，在西安市西郊的一家國營工廠裏擔任了技術員工作，並且後來登記了西安戶口，繼而在那裏娶妻生子，建立家庭，小心工作，低頭作人，開始了他以前不敢想象的安穩生活。隻是那時在雙方敵對的狀況下，兩岸信息絕對不通，家人生死全無音信，時常使黃先生深陷痛苦之中。
1950年代的陝西，是全國比較落後的省份，教育落後尤甚。那時在西安市能夠講日語的人寥寥無幾，屈指可數。我母親是東北人，早年畢業於偽滿洲國國立長春大學，1949年以後在西安任大學日語教師。黃先生是有心之人，很快就打聽到了西安僅有的幾位日語人才。我母親精通日語口語與語法，教學水平很高，家裏日文藏書又很多，其他幾所大學的日語教師和黃先生等民間的日語通經常來我家做客，慢慢形成了一個朋友圈。文革前大學的教學氣氛尚好，這些朋友聚會於我家時，他們用日語研究教學，用日語交流經驗，用日語閑聊家常，全無拘束。當時我還是一個孩子，也熟悉母親口中常用的一些日語詞匯，於是很喜歡聽大人們的日語對話，時不時地還可以插進去幾個字，也很討大人們的喜歡。這些日語人才個個都是我的老師，使我的日語口語和聽力有所提高。其中黃先生對孩子親切、耐心、莊重、幽默，又見多識廣，滿腹經綸，精通數理化，是我最愛戴、最敬佩的一個。但是同時，黃先生的台灣背景也使他後來成為文化大革命中最難逃厄運的一個。
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作為“台灣間諜”，不由分說，黃先生首當其衝地被造反派揪了出來：
“蔣匪軍前腳走，你後腳到，這是誰安排的！？”
“老實交代，你是不是台灣派來的特務！？”
“抗拒從嚴，你都搞過那些破壞活動！？”
“密電碼藏在哪裏？毒藥、手槍藏在哪裏！？”
“交代你的後台和同夥！不交代就砸爛你的狗頭！”
隨之而來的，是造反派對黃先生的人格侮辱、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批鬥會、“坐飛機”、戴高帽、下跪、剃光頭、挨耳光、五花大綁、遊街示眾、關押“牛棚”，這些盡人皆知的文革暴行，黃先生無一幸免，其慘烈程度，我沒有足夠的文學能力來描寫形容。黃先生當時隻有一個信念：“活下去！”，是什麽支撐著他的信念，當時年少的我一無所知。
1971年，林彪墜機蒙古，鄧小平複出工作，中共中央發生了一些人事變動，隨之而來的是：曆時5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發生了一些變化。在國內，社會上的亂批鬥和打砸搶一定程度受到製止，對國外，緊鎖的國門稍微開啟了一些。對在“牛鬼蛇神”生活中熬煎了五年的黃先生而言，特別感到驚喜的是：中國的老百姓終於被允許與除台灣之外的國家、地區通信了！雖然所有來往於國外的往返信件都要被國家的公安機關和地方的保衛部門逐封開啟審查、備案，但這畢竟為黃先生打聽家人音信帶來了一點希望。當時，與台灣通信，仍然會被治罪，“台灣社會關係”仍是令人恐懼的政治汙點，直接去信台灣尋親乃是風險之舉。黃先生尋親心切，勇氣過人，他通過非常間接和迂回的路徑，終於在1972年找尋到了已經從台灣移居日本的胞兄，建立了通信聯係。直至那時，早已萬念俱灰的台灣黃氏家族人，才得知已經失聯17年的黃先生仍活在人世！有一件事我至今印象很深：那時他的哥哥從日本郵寄來的全家福照片竟然是彩色的，引起了我的不小的驚訝。那是我平生首次見過的彩照！
那時的中國豈止沒有彩色照片，國外尋常百姓家的電視、冰箱、洗衣機、計算器、電子手表等，國內一般的人都從未見過。由於文化革命使國民經濟頻臨崩潰邊緣，技術落後，物質匱乏是全社會的普遍現象。正因為如此，那時的海外華僑常給國內親友寄來一些小小的科技產品。1973年，文革的混亂仍未結束，全國上下無法可依，海關也不例外。就是那一年，黃先生的哥哥從日本給他寄來一個電子計算器，又另信講述了使用方法。然而，黃先生收到了日本來信之後，計算器郵包卻久候不至，但是，黃先生所在工廠卻收到了一封北京海關寄來的通知書，言稱為保衛國家安全，計算器被海關沒收！通知書並明確要求黃先生致謝海外親屬，說郵包已經收到，同時還需要向海外親友宣傳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工廠的革命委員會保衛科找到黃先生，嚴厲盤問了黃先生的家庭情況與日常生活，接著出示海關通知書，警告他必須服從海關的命令。那時，黃先生剛剛從“牛棚”出來不久，大難不死，已屬萬幸。如今聽到保衛科的命令，哪裏敢說半個“不”字？隻能立即照辦，並動筆回信胞兄。數日後，黃先生來到我家大吐苦水，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漢，竟然氣憤得失聲痛哭起來：自己受點屈辱沒關係，隻是害得他不得不強裝笑顏，用謊言欺騙家人！
1974年，我的一位朋友的父親去廣州開會，乘坐的是列車軟臥包廂，同包廂的人恰巧是廣州海關的書記。雖說兩人是初次見麵，但在西安到廣州車廂裏的兩天的時間裏，兩人相談甚歡。書記炫耀他手上的電子手表和電子計算器，口無遮攔，直言前兩年海關是最有油水的政府部門，有權沒收海外華僑寄來的那些新鮮玩意兒，而且收件人還不得吐露實情，所以不會造成不良影響。又言這些物品海關幹部人人有份，後來東西多了，他們就出手倒賣，由於“進價”是零，故怎麽賣都有賺頭。我朋友的父親當時就從書記手中購買了一隻電子手表。
1973至1978年初，我在陝西省汽車一大隊當汽車修理工人五年，這五年時間可以說是"我的大學"，我每天都會盡最大的努力，在工作間隙學習日本語和數理化，這五年是我向黃先生求教最多的五年，也是我的日語水平急速上升的五年。黃先生的故事，我也是在那五年裏一點點地知道的。後來在1982年，我有幸考中了日本文部省的全額獎學金，得以赴日深造，完成碩士和博士課程，這當中我的日語水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得益於我的恩師那些年對我的孜孜不倦的教誨。
1975年的一天，我借用大隊部電話，與黃先生商量點私事，沒想到遭到工廠保衛科的關注，他們專門派人來到我的工組調查我的情況：這個人平時表現如何？為什麽電話裏說外國話？對方是誰？有什麽背景和可疑之處？他是不是間諜？幸而工組師傅實事求是，大力幫忙，說我學過日語不假，但不過是個書呆子，隻懂看書和工作，別的什麽也不懂。最後保衛科隻是給了我一個口頭警告：“今後不準在中國的土地上用日語說話！”。受到這次威脅後，我再也不敢在有外人在場的情況下練習日語了。
1976年是中國曆史上很重要的一年，那一年粉碎了“四人幫”，曆時十年的文革浩劫結束了。1978年，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撥亂反正，國民經濟發展很快，人民生活明顯改善。七十年代末期，中國的普通公民也可以出國探親、移民了。黃先生遂成為陝西地區第一批拿到了中國護照的公民。在海外親友的幫助下，他攜帶家小，義無反顧地離開了這個生活了20多年的他鄉，移民國外，慢慢地和國內朋友失去了聯係，再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了。
我永遠都懷念我的恩師黃先生！
(張又普/柳知青 初稿於2018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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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善良的人，上天會讓他長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