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係之舟
在世界行走中的隨想和隨筆，耕耘為一塊自留地，送給自己，奉給天地，結識一起同行的夥伴們。。。
我們曾從教科書上知道的有多少的謊言？
無係之舟，2021。10。5
這裏推薦一篇劃時代的好文章！我們自小的教育，將農民起義說成中國曆史的推動力，這真是當權者自欺欺人的“理論”，眾多的“學者”一代又一代，幾乎毫無例外地複製這種“理論”，至少40，50，60及之後的一代又一代中國的學生，一代代地被這樣教育。即使對原地打轉三千年的曆史有過疑問，但卻無沒有深思。雖然1911-1949年有了變化，但又很快地回到原有的模式。
作者用很有邏輯，很有思考的方式向我們橫向，縱向地分析論述了我們曾在教科書中熟知的內容，給了我們一個全新的思考角度。文章簡明，生動，樸實，易懂。
今天把這篇文章原原本本的轉載在這裏，也許對喜歡曆史，喜歡思考的朋友們是一個大餐，希望大家讀得有收獲！
中國獨有的曆史現象：農民起義，但地主不背這個鍋
東亞紅書房 2021。9
在我們的曆史教科書上，農民起義是一個不斷出現的現象，“農民起義推動了曆史發展”是我們腦海裏的一條經典曆史規律。所以，很多人覺得，農民起義是一個世界史普遍現象。
但實際上，中國的農民起義，在世界史上是獨一無二的特殊現象。
1．獨特的農民起義
中國古代的農民起義，其次數之頻繁、程度之劇烈，全球無二。
幾乎每一次的改朝換代，都伴隨著大規模的全國性農民起義，而且這些起義都以推翻政權為目標。秦朝的陳勝吳廣起義、西漢的綠林軍、東漢的黃巾起義、隋朝的瓦崗寨、唐朝的黃巢起義、宋朝的梁山泊和方臘、元朝的紅巾起義，然後就是明朝的李自成和清朝的太平天國
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農民起義，動輒百萬之眾，他們基本上把原來的社會結構破壞得很徹底，所到之處，如同大帝出征寸草不生。
除了這些王朝衰敗期的大型起義外，王朝統治穩定時期的中小型起義更是不斷，遍布中國曆史的每一頁。
古代中國的經濟文化最高峰為宋朝，從宋太祖乾德三年（963年）的第一次農民起義，到宋朝末年（1275年）最後一次農民起義，宋朝前後300餘年中經曆了433次農民起義，其中230次 發生在北宋，203次發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
古代中國的專製最高峰為清朝，《清實錄》記載的農民起義超過300次，平均每年一次多。
最後一個漢人王朝明朝，從明初開始就起義不斷，總共爆發100多次，其中王朝中期1510年的劉六劉七起義，持續3年，席卷好幾個省份。
可以說，農民起義陪伴著王朝一生。但是，世界其他地區不是這樣的。
西歐直到公元8世紀才有農民起義的記載，從8世紀到16世紀的800年間，西歐數得上的農民起義不超過8次，而且這些農民起義沒有一個以推翻政權為目的，西歐沒有一個王朝是民眾起義推翻的，這些起義更像是社會抗議，而不是造反。
中東和印度，極少看到農民起義的記載，日本也是。
俄國發生過較多次數的農民起義，並且有些以推翻政權為目標，但一方麵這些農民起義集中在彼得大帝改革後的18世紀和19世紀，總體次數遠不及中國，另一方麵從來沒有發生農民起義的改朝換代。
所以，動不動就要來一場起義，還總想著“殺到東京奪了鳥位”，這種頻繁而劇烈的農民造反，全球隻有中國存在。
2．地主不背鍋
為什麽中國會出現頻繁劇烈的農民起義，曆來有諸多解釋。但最常見的理由，是土地兼並。
王朝建立之初，推倒重來，重新分配土地，有了土地的農民就會過好點；到了王朝中後期，地主侵占農民土地，導致“富者連田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王朝末期，這些地主拚命壓榨農民，農民走投無路，隻好揭竿而起。
這就很多人根深蒂固的看法。就連教科書也一再強調“農民起義沉重打擊了地主階級，促使部分地調整生產關係”。
總之，都是地主的錯。
但是，近年來的曆史研究，已經比較好地推翻了這個觀點。
秦暉一直進行農民學研究，他對關中地區仔細分析後，發現自隋唐以後，“關中無地主”，也就是說，關中的大部分土地都掌握在自耕農手裏。而且，秦暉在《關於傳統租佃若幹問題的商榷》中總結道，古代中國的自耕農一直占有較大比重，相比世界上其他國家，中國的土地分配比較公平，好於世界上絕大多數傳統與現代國家。
因此，秦暉認為，無論是橫向比較還是縱向比較，中國古代並不存在嚴重的土地兼並問題。
中國社科院《中國近代通史》在分析清朝時，也是這種看法，在整個清朝時期，土地集中的程度是差不多的，土地兼並越來越嚴重的趨勢並不存在。
張宏傑在《簡明中國史》直截了當地指出，“古代中國的土地分配一直較為公平”在近年來基本成為學術界共識。
從邏輯上講，如果土地兼並越來越嚴重，就意味著剩餘土地越來越少，土地價格在王朝後期應該是越來越貴。但事實上，王朝後期的土地價格往往越來越便宜。因為很多農民已經把土地當成一個負擔，想白送人都沒人要。
“村野愚懦之民以有田為禍”, "欲以地白付人而莫可推", "地之價賤者畝不過一兩錢，其無價送人而不受者大半。”
所以，大規模流寇主要爆發在自耕農為主、租佃率較低的地區。比如明朝，北方以自耕農為主，南方耕種地主土地的佃戶較多，但明朝的農民起義集中在北方，南方極少。
而且還有一個重要的曆史現象，王朝後期，田園荒蕪十分普遍。如果農民的土地是被迫奪走的，那麽他們完全可以來種植這些荒田，但現實是，他們寧願逃亡餓肚子也不願意留下來種地。
1627年，明朝官員吳應箕路過河南真陽，所到之處，都是荒蕪之田，長滿了茅草，他問當地人為什麽不耕種，幾個人回答道：稅費太重，承受不了，隻好逃亡。
李俊麗就在論文《明代前期北方地區流民成因研究》指出：並不是土地兼並造成了逃民，而是民先逃跑，而後土地被侵占。
這些曆史研究已經清楚地表明，並不是土地兼並造成農民被迫失去土地而選擇逃亡，而是沉重的稅負導致農民無法耕種，導致農民棄地而逃。
中國社科院《中國近代通史》也認為，導致清朝衰亡的，不是所謂的土地兼並，而是“淩駕於社會之上、充當社會調節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級官員”。
因此，農民起義，並不是農民與地主的矛盾，而是農民與政府的矛盾。所謂官逼民反，而不是主逼佃反。
我在讀書群裏做了如下總結：
描寫農民起義的《水滸傳》，沒有任何反映地主與佃戶的矛盾，用秦暉的話來說，書裏講的是一群地主帶著一幫農民、佃戶來造官府的反。智取生辰綱，生辰綱是政府的東西，而不是地主的。
曆代農民起義反抗政府，從他們大肆屠殺官員就能看出來。
陳勝吳廣“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隋末農民起義“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黃巢起義“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張獻忠“蕩平中土，剪除貪官汙吏”；而且殺官的手法極其殘忍。東晉孫恩起義，“所至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肢解之”，所到之處，將官員剁成肉泥，分給他們的妻子孩子吃，不肯吃就肢解；宋朝方臘起義，“凡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煎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肢解並掏空身體，或熬成膏油，或是亂箭穿心。
最有代表性的是李自成，口號是“迎闖王，不納糧”，這個納糧，指的是交給政府的皇糧，而不是給地主的租子。1641年，李自成抓獲河南福王朱常洵。這個300斤的大胖子，被李自成斬首，身體和鹿肉一起放在鍋裏煮熟，燉了一大鍋，擺酒開宴，稱為“福祿酒會”。從這些曆史材料都能明顯感受到，農民起義對政府的強烈仇恨。
3．越來越重的稅負
看到這裏，很多人會有疑問，古代中國的大一統，使得紛爭減少，帶來了和平。而且，古代中國的文明高度，在全球十分出色。中世紀的歐洲老百姓多麽窮啊，那些啟蒙思想家直到18世紀還在羨慕中國的富庶。
按道理講，這是一個“製度優勢”，農民應該擁護這個製度啊，怎麽反而比分裂的歐洲帶來了更多的農民起義？他們怎麽會如此痛恨當朝政府呢？
在很多人的腦海裏，封建割據下，國家四分五裂，戰爭連綿不斷，諸侯都是世襲，老百姓沒有上升空間， 還要忍受諸侯領主的殘酷剝削。中國卻是統一的大帝國，國家直接為民做主，打掉了中間的諸侯領主的剝削，老百姓應該活得更好啊。
然而事實是，封建割據的西歐農奴，其生活水平並不見得比中國的農民低。
其中一個關鍵原因是，西歐農奴的稅負遠比中國農民穩定。
諸侯的領地是世襲的，他們對待領地農奴不會像官僚那樣殘暴，他們必須考慮長遠利益，莊園農奴的過勞死或逃亡對他們很不劃算。而且，西歐領主與農奴是有白紙黑字的契約的，契約規定相互之間的權利、義務和稅賦。
契約的主要內容，一般沿襲不變，幾百年下來就會形成一種慣例。因此，農奴的稅負水平，可以長時間保持穩定。
南京大學的雍正江在論文《15-17世紀英國農民福利保障模式轉型研究》中得出結論，“一個佃戶的地租往往長達200年或250年保持不變”。
農奴隻對領主負責，而中國古代的農民通常會受到各級官吏的壓榨。朝廷規定的名義稅率通常很低，比如西漢和明朝隻有1/30，但是通過層層加碼和各級克扣，農民的實際稅負往往增加數十倍。
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官僚係統必然擴張，腐敗程度必然加劇，“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這些官僚隻對上麵負責，他們的利益在於升遷，反正幹個幾年就要走人了，因此很容易出現暴虐百姓的事情。最終的結果就是：
老百姓的實際稅負與名義稅負出現較大的偏差，而且這個偏差往往越來越大。
比如，秦朝時期的官方稅率是1/12，但社會崩潰了；西漢的稅率長期都是1/30，但漢武帝時期，“關東流民二百萬”“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在絕對稅率的比較上，西歐農奴的稅率普遍在1/4-1/2之間，這個稅率介於中國王朝的前期與後期之間。
我們可以打個簡單的比方，100年內，中國農民與西歐農奴的平均稅率都是1/3，不同的是，西歐農奴一直是1/3，中國農民前期是1/6，中期是1/3，後期是1/2。
當上級單位試圖增加稅負時，西歐農奴有契約和莊園法庭進行申訴和妥協，但中國古代是權力壓倒一切、權力支配一切，沒有了諸侯、貴族等中間層，農民直接麵對權力的鞭笞，根本無力抗衡，對於官府的增稅行為，中國農民沒有申訴渠道和博弈空間，從而導致稅負單調上升，直到突破臨界點。
有人肯定會問，如果中國農民的生活狀況不見得比歐洲農奴好，但古代中國比歐洲富庶是沒有疑問的，這怎麽解釋呢？其實，這種矛盾很好解釋：古代中國的統治階級生活狀況遠好於歐洲領主，因為好處都被既得利益者攫取了。
4．沒有低保
高稅負並不必然導致社會動蕩，因為一方麵一部分稅賦會用到社會保障，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另一方麵如果有低保，農民但凡能活下去，也不會鋌而走險走上起義的不歸路。
一般來講，國家權力與責任是匹配的，高稅負就是高福利，低稅收就低福利。但古代中國的權責是失衡的，權力大於責任，因此政府權力很大，對民間控製能力很強，稅收很嚴厲，但不承擔社會福利。
古代中國信奉法家的治國理念：“國富而貧治”、“民弱，國強；民強，國弱”。（見《秦製的“理想國”與“巨嬰國”：民弱則國強，民愚則易治》）先天反對回饋於民的福利模式，而是強調盡最大可能地汲取民力，將利益留在上層，任何多餘的好處都不會留給百姓。
有人會說，古代中國有義倉，非常時刻可以開倉濟民。但是，這些義倉基本上是擺設，要麽沒有存糧或者糧食發黴，能吃的糧食早就賣掉了，““比年賑貸，多為奸吏所欺，徒有虛名，惠不及下”；要麽爛在義倉也不願意救助災民。典型證據就是，中國曆史上每個朝代都會上演糧倉失火，隋朝滅亡時洛陽糧倉堆滿了糧食。
即便朝廷想賑災，經過各級官僚的層層盤剝，到災民手裏也所剩無幾，曆朝曆代都有處決賑災貪汙的官員。電視劇《鐵齒銅牙紀曉嵐》裏和珅與紀曉嵐在監獄的那段經典對話流傳甚廣，朝廷下撥了糧食，但災民吃的是喂豬的糠麩，和珅還認為這並沒有什麽大不了，因為官字兩個口，先喂飽上麵的官，才能喂下麵的民。
所以一到災荒，中國農民的境遇非常悲慘，餓殍遍野和人吃人幾乎是每個朝代都會上演的戲碼，甚至還有易子而食。
比如1616年，山東諸城縣舉人陳其猷進京會試，途徑在災荒地區，就看到有人若無其事地割人肉剝人皮。過了半日，見到一位老婦看著鍋裏煮的一個孩子傷心哭泣，陳其猷就問：既然要吃他，為什麽還哭呢？老婦說：這是我的孩子啊，我要是不吃，別人就會搶著吃了。陳其猷感覺毛骨悚然，幾天吃不下飯。
正是這種過渡汲取和缺乏低保，形成了王朝的周期性崩潰和農民不斷起義。對於農民而言，餓死也是死，起義也是死，還不如起義爭取一線生機。
隻能有人大聲一呼，這些饑民紛紛響應。不管朝廷怎麽鎮壓，隻要兵馬散去，流民起義就會卷土重來。電影《大明劫》裏明軍將領孫傳庭的一句話就非常經典：他李自成可以失敗十次一百次，我孫傳統一次都輸不起。
但西歐農奴不是這樣的，他們有基本的保障。天災降臨時，領主負責救濟農奴，會給農奴發放糧食，確保他們能活下去，這樣做符合領主的直接利益，因為他需要這些勞動力，而且救濟一個農奴的成本低於購買農奴的成本。
在領地裏，如果一個農奴死去，領主要負責養活他的家人，如果孩子的父母雙亡，領主自動成為監護人。這就保證了農奴不會因為死亡或破產而全家流離失所。但古代中國，農民死了，他的家人隻能投靠親友，政府是不會管的。如果無人接濟，他們就成為了流民。
因此，歐洲中世紀也會發生大麵積的災荒，但很少有大麵積的流民，因為領主會盡量讓農奴活下去並把他們固定在領地內。
正是因為這些體製原因，導致看起來遠比歐洲富庶的古代中國，其人均壽命並沒有明顯比歐洲高。根據民國時期許仕廉《人口論綱要》以及1936年實業部公布的的統計數據，古代中國人的平均壽命30歲左右。根據敦煌出土的敦煌戶籍記載，以及其他一些學者的相關研究，古代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在27~35歲之間。
中世紀歐洲人的平均壽命也差不多這個水平，蒂爾尼和佩因特合著的《西歐中世紀史》寫道，13世紀英格蘭的平均壽命是35歲。13世紀是西歐相對發展比較好的時期，但相比西歐大陸的法德意，英格蘭比較窮。
總體來講，古代中國農民的人均壽命，與西歐是一個水平。這與兩個地區的農業文明發展水平是不相符的。
小結： 農民起義是專製製度的專屬品
中國在上千年的先秦社會，幾乎沒有農民起義的記載，即便是列國紛爭的春秋戰國時期，也沒有農民起義。但秦朝剛剛建立不久，就爆發了史無前例的陳勝吳廣起義，以此為開端，農民起義成為常規操作。
俄國在基輔羅斯的四五百年間，沒有農民起義，莫斯科公國統一俄羅斯確立專製製度後，囊括了俄羅斯有曆史記載的農民起義。
法國在千年中世紀，隻有零星的農民起義，從波旁王朝16世紀逐步確立專製製度到1793年法國大革命，農民起義普遍發生，17世紀被稱為法國農民戰爭的世紀。
在專製統治者的眼裏，百姓不是天下，而是代價。樞密使文彥博就對宋神宗說過，“皇上與士大夫治天下，而不是與百姓治天下。”電視劇《鐵齒銅牙紀曉嵐》和珅還說過，災民還算人嗎？
張宏傑在《中國國民性演變曆程》中說過一句狠話，專製製度是一種十分低級的社會組織，連動物都會使用。農民就是這種專製製度的犧牲品，農民起義就是專製製度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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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分享。
不是韭菜不肯當好韭菜，實在是被逼迫無路。
當不少人自豪於宣稱“中過隻是近代落後，在落後之前中國在曆史上都是世界第一”時，我隻是想起“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但沒有更細致地對比分析。謝謝“科普”曆史知識。
人類曆史上所有罪惡，政府的罪惡遠超過其他罪惡的總和。政府勢力膨脹最終是社會的災難。這篇文章對農民起義的分析再度證明這一點。
右派保守派主張限製政府和小政府的道理就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