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記得這個農民麽？節選自陳忠實《不能忘卻的記憶》

這個關心國家大事的農民，62年分析農村形勢寫《萬言書》給各級領導，我想知道現在還有這樣的農民麽？還有誰記得中國曾經有個農民可以分析農村形勢？

全文節選自陳忠實《不能忘卻的記憶》，沒選前邊的小崗村和安徽菜販。

驚天動地“萬言書”

　　在我走進小崗村“大包幹展覽館”，看到秘密盟約時，我的腦袋裏還浮現著陝西戶縣農民楊偉名。嚴俊昌是一九七八年要搞分田到戶的，采取的是秘密結盟的方式，盟約文字不過兩三行。而楊偉名是公開地建議，把一份名曰《當前形勢懷感》（亦稱《一葉知秋》）的萬言書投遞給各級政府和相關領導，從最底層的人民公社直送到市、省以至中央，文章裏不乏哲思色彩的辯證和具體建議。座談會上見到嚴俊昌時，楊偉名因為那份“萬言書”而被迫自殺的慘象浮現在我眼前。這一刻，我頓然悟到一個尤為關鍵的時間概念，即一九七八年這個非同尋常的年份。嚴俊昌們的幸運就在於秘密結盟在一九七八年，而楊偉名的悲劇概出於一九六二年這個特殊的年份，及至更不堪的隨後發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八年，他已陷入絕境，隻好吞下毒藥……
　　在走進小崗村之前的二〇〇五年歲末的寒冬時月，我曾到陝西戶縣尋訪楊偉名這位被許多高人稱為“偉大的農民思想家”的足跡。
　　此事發端於一九六二年春天。這是時稱“三年困難時期”最困難的年月，且不贅述鄉民吃糠咽菜甚至剝樹皮擼樹葉拔野草填腹充饑的慘景。楊偉名時任陝西省戶縣城關公社七一大隊黨支部委員，擔任大隊文書、會計和調解主任，在“三年困難時期”，他和支部書記賈生財、大隊長趙振離多次交談如何擺脫困境。他們盡管也相信中央關於造成“三年困難”的幾條原因，卻也有自己最直接的疑問。在水豐土厚的渭河流域的關中平原，除非百年才可能遇到的特大旱災能夠導致廣泛的生存絕望，一般不會發生如此普遍且持久的饑荒，人們記憶裏最近的一次旱災，已經是近半個世紀之前的事了。況且在民間早就流傳著“金周至銀戶縣”的民謠，戶縣是在關中平原都算得上“白菜心”的好地區，今年的旱災雖有發生，但災害程度根本比不得三十多年前那場連續三年滴雨未下的災難。他們三人在商議如何盡快走出困境的時候，自覺或不自覺地都看到了公社體製的問題和弊端，尤其是“幹活不計工分，吃飯（集體食堂）不要錢”的“共產主義”。幾經交談幾經討論，他們三人形成了走出困境的幾條舉措，決定由楊偉名寫成文字稿。
　　這裏對楊偉名做一點兒簡要介紹：一九二二年農曆年末出生在戶縣北街一個小磨坊家庭，十到十四歲先後在縣城兩家私塾館就讀，從《三字經》《幼學瓊林》等讀起，又熟習《四書》《五經》中的《書經》《詩經》等，生性聰慧，背記古文五十餘篇，奠定了深厚的文字基礎。即使因貧窮輟學，他也一邊種莊稼一邊借來鄰居好友的高小、初中、師範和農業專科學校的課本自學。一九四六年七月，聞一多被國民黨當局殺害，時為鄉村郵遞員的楊偉名在《陝西商報》發表悼念文章。一九四九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西安解放後，黨組織選派他到鹹陽地幹班學習培訓，無疑是進入地方基層隊伍的途徑，卻被妻子抱住雙腿不得離家，隨之脫離了黨組織。解放後，楊偉名積極參與並組建互助組和初級、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一九五七年再次加入中國共產黨。直到大躍進和農村實行人民公社化，他一直任會計、文書，後來當選支部委員。從互助組到人民公社，他都是積極參與並組織建設，而且把自家較為寬裕的房子騰出來，給村子裏做食堂。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體製開始出現許多問題時，他依然以負責任的姿態絕不盲從，寫文章予以糾正。比如針對當時發生的不僅反科學也近乎不懂常識的“小麥密植”，他寫下《談談小麥播種量》予以糾正。“三年困難時期”發生的“物資供應困難”，他寫成七千餘字的《關於處理目前“物資供應困難”問題的建議》，不僅提出良好意見，而且一針見血地指出造成困難的主要原因是“人為因素”。針對黨政機關不重視人民來信來訪的現象，他寫成《致縣委信》，指出作為“大腦”的領導機構，應當重視作為“耳目”的基層幹部和群眾的意見。一九六二年四月寫《目前農村工作十談》時，他已經寫下十餘篇針對農村人民公社各種偏頗現象的建議文章。他的《目前農村工作十談》剛寫完三談，便停止下來，開始寫作《當前形勢懷感》這篇近萬言的文章，於五月十日完成。內有十三個小標題，分別為：前言、憶“撤退延安”、處方、腰帶、改造與節製、恢複單幹、進與退、走後門、市場管理煩瑣的哲學、雙程軌道、提建議有感、後記。
　　麻煩和後來的自殺悲劇，概出於這篇《當前形勢懷感》亦稱《一葉知秋》的文章。
　　包括《當前形勢懷感》（以下簡稱《懷感》）以及楊偉名此前的十餘篇文章，都收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一葉知秋——楊偉名文存》一書中，我不必再贅述其全部內容，僅點出《懷感》一文中令我尤為感動到驚訝的兩點。一是他竟然敢於提出“恢複單幹”，即包田到戶，這是任誰生都知道碰刀刃的事，他卻直白地呈報各級黨政領導。聯想到十六年後嚴俊昌秘密結盟的事，他是做了殺頭坐牢的精神準備的，楊偉名等三人卻敢於把《懷感》送到從公社到中央的各級領導手中，難道沒有考慮如嚴俊昌們的嚴重後果嗎？再一點是，他關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認識，提出了“社會主義初期建設任務”的概念，也與今天科學論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類似。
　　楊偉名把《懷感》寄出後，很快就引發了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正能量”的積極反響。中共陝西省委辦公廳在《人民來信來訪反映》內刊上予以選載，陝西省委宣傳部的機關刊物《宣傳動態》也摘要刊登，無疑是給各級領導作為決策的參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時任鹹陽地區專員的王世俊很讚同《懷感》，親自給楊偉名回信說“感謝你對國家大事的關懷”，告訴他“這封信連日前一封建議信一並印發各有關部門和同誌，供他們研究問題時參考……”而且把《懷感》和附信印發給鹹陽地區的幾位領導參閱，破例把楊偉名這個農民聘為該地區政策研究室研究員。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也有非常舉動，指示西北局辦公廳主任陶信鏞專門到戶縣和有關人士談話，並聘請楊偉名為西北局機關刊物《西北建設》雜誌通訊員。由此可以判斷，劉瀾濤肯定讀過《懷感》，盡管沒有見到他的表態話語，也未能得知陶信鏞和戶縣有關人士傳達的劉瀾濤書記的指示內容，但僅就聘請楊偉名為《西北建設》雜誌通訊員而猜測，起碼是很重視楊偉名《懷感》的建議，也頗關心農民楊偉名這個人才。然而，恰恰是劉瀾濤關於楊偉名《懷感》的相關資料，竟然在隨後的文化大革命中導致另一個毫不相幹的年輕人的災難，也成為楊偉名的致命一擊……
　　楊偉名和《懷感》的命運，不久就發生了逆轉，不是一般的逆轉，而是驚天動地的逆轉。在《懷感》寫成並寄出之後的同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且不說會議的主旨，單說毛澤東主席的一段講話，直接點到楊偉名的《懷感》。毛澤東以文章中有“一葉知秋，易地皆然”的話題說：“一葉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個階級都講自己有希望，戶縣城關公社寫信的同誌也講希望……”毛澤東主席又問對戶縣三個黨員的來信回答了沒有，並甚為鄭重地申明“共產黨員在這些問題上不能無動於衷”。我讀到毛澤東這段講話時，首先敏感於其中“任何一個階級都講自己有希望”這句致命的定性語言，這無疑是把楊偉名等三個黨員的來信看成是另一個敵對階級的聲音了。有了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八月份的北戴河會議剛一結束，九月初就有處理此事的工作組進駐楊偉名所在的戶縣七一大隊了，而且是一個由省、市、縣、社四級黨委負責人組成的工作組，對楊偉名等三名寫信人開始教育糾正的工作。
　　一九六二年八月上旬，在北戴河參加中央會議的陝西省省長趙伯平給陝西省委打電話，詢問楊偉名等三人《一葉知秋》的事，當屬他親自聆聽了毛澤東主席講話後的反應。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六日，省委辦公廳《人民來信來訪反映》隨即全文刊登《懷感》，送省委常委閱讀。前次該刊所作的《摘編》，是供各位領導克服“三年困難”決策的參考，此次全文刊登顯然是供批判之用。
　　一九六二年九月七日，省委一位副秘書長和省委宣傳部一位副部長，與鹹陽專署一位副專員，以及戶縣縣委書記四人一起和楊偉名等三人談話，且有四次，指出《一葉知秋》的錯誤。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三日，中共戶縣縣委將《一葉知秋》印發給縣級機關和城關公社機關支部，明確在通知中指明其在“兩條道路鬥爭”中的觀點、立場是非常錯誤的。
　　在這樣由省到縣的連番談話糾正錯誤的過程中，三人中最年輕的大隊長據說沒經曆過如此嚴峻的大場麵，最早表態認識錯誤了。支部書記賈生財起初尚想不通自己所犯的錯誤，在各級領導的連番談話指明其錯誤的過程中，也表示知錯認錯了。楊偉名在最初一次談話時，竟然神情自若且甚為自信地表示自己認識無錯。工作組把楊偉名視為重點對象，不僅和他談話，而且和村裏的所有黨員談話，在普通社員中召開座談會，指出單幹的錯誤導向，黨員和大多數社員一致表態集體化不能分解為“單幹”，楊偉名陷入孤立。經過甚為艱難的思考，他寫下了一紙檢討書，名曰《親切的教導，深刻的一課》。
　　在三個寫信人先後認識錯誤之後，接著便是程序化的關於這個事件處理意見的匯報。戶縣縣委對地委、地委對省委宣傳部、省委宣傳部對省委、省委對西北局以及中央就三個寫信人的處理意見，共同的觀點是三個黨員主張“恢複資本主義道路，是嚴重的政治立場錯誤”。之後，各級領導在各種會議上都有涉及這個事件的講話，指出其錯誤是“退到資本主義道路”，最嚴厲的是省委第一書記在省委一次全會上說：“楊偉名們分田到戶的觀點是十分荒謬的，十分反動的。”就我能見到的各級文件和領導人的言論，這一句是最嚴厲且最嚴重的，即“荒謬”和“反動”，而且足足是“十分”。
　　在處理楊偉名等三人的最後結論形成時，從縣委、地委到省委的監委會意見完全一致：“楊偉名等三名黨員對自己的錯誤做了檢討，認識很好，且他們隻是向組織反映情況，沒有實際行動……黨內不給紀律處分。”此事終算了結，支部書記賈生財調離七一大隊，到竹器社任廠長；原大隊長趙振離接任支部書記；楊偉名大約依舊做原來的文書、會計等工作。寫到這裏，我竟有一種感動，一封驚動毛澤東主席的戶縣三個黨員的來信，也已被毛主席定性為“另一個敵對階級的聲音”，這個事件搞得從戶縣到鹹陽專署到陝西省委再到西北局幾乎“手忙腳亂”，況且有省委第一書記“十分荒謬十分反動”的定性，處理意見卻是“不給黨內紀律處分”。我感覺到一種溫情，一種包容的溫情，也應該是處於“三年困難”特殊時期各級黨委和領導人對此前狂熱的“大躍進”造成的災難的反思的效應。
　　楊偉名從此再未寫過一篇文章，盡管仍繼續著讀書看報的愛好，卻不寫字了，似可理解。他也再無出奇之舉平靜地生活著，頗動興致地為一張全家照賦詩一首：“一胎兩女喜孿生，不幸離母繈褓中。居鰥孤楚難撫養，乳娘分憂感衷情。流水光陰匆匆過，雙雙各長十齒齡。今朝依傍欣合影，愁絮收斂露笑容。”這首詩大體體現著楊偉名此一時段的心情，前妻所生的孩子已長到十歲，他忽然動情賦詩，著意在不幸中遇到的後妻對孩子的“乳娘分憂感衷情”，“愁絮”表麵是說喪妻後無人養育孩子的憂愁，內裏顯然也更有《一葉知秋》引來的麻煩到此時基本淡靜，能夠將“愁絮收斂”且可以“露笑容”了的寬慰。我揣測他能在這樣短的時間裏調整到可以“露笑容”的良好狀態的因由，自然在於他本人的襟懷和自信，也在於他賢惠的妻子在此間尤為知心、尤為小心的照料和關愛，然而，更關鍵的一點當在於各級黨組織結論裏的“不給黨內紀律處分”的決定。
　　我在戶縣楊偉名的村子搜集他的素材時，人們講了他的諸多趣事逸聞，僅述一例。某年他和隊幹部沒收了一戶社員的邊角地，那位社員堵到他家門前破口大罵。楊偉名不僅既勸又壓妻子的火氣，而且別出心裁地端了一壺茶水送出門去放到罵人者麵前，不言自明的意思是：你盡管罵吧，罵得口幹舌燥了，喝口茶再接著罵……後來被一些高人譽為“農民思想家”的楊偉名，生活中是這樣寬懷柔腸，也當是他能很快走出《一葉知秋》招致的麻煩的個性因素。
　　相對平靜地過了四五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成為他無法逃躲的致命災難，卻是因為一樁他意料之外的事件。

 

絕望終未絕

　　文革伊始，賈生財和趙振離成為“走資派”，被批鬥被奪權。而基本不在黨政權力範疇內的楊偉名也未能幸免，就因為他的那份《一葉知秋》。他被造反派定性為修正主義分子，又升級為反革命分子，大門上被貼上辦喪事才寫的白紙對聯：單幹單幹，才能發家致富；修正修正，赫魯曉夫祖宗。被遊街又被批鬥，隨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把他和“地富反壞右”排在一列的位置。在此大災大難麵前，楊偉名的心態如何，無疑是我頂關注的一點。他的兒子楊新民告訴我一件事，過春節時，楊偉名把造反派貼在他家大門兩邊的陰紙對聯撕掉，清洗幹淨，寫下魯迅先生的詩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自然用的是喜慶的紅紙。不僅如此，他在大門兩邊的圍牆上也貼出了他的“大字報”，南邊是毛澤東主席的七律《送瘟神》，北邊是自賦七絕一首：“砥柱觸天立中流，時光如濤蕩泥土。無私無畏即自由，真理在胸笑在手。”我欽佩楊偉名的情愫，概出於如此災難性逆境中的“砥柱中流”的剛烈和膽魄，也就無須再猜想他麵對遊街、批鬥和與“地富反壞右”五類敵對分子為伍的心情了。時過不久，造反派們把心思集中於奪權，一個農村生產大隊的權已不能滿足造反派們的胃口，目標轉移向公社這個黨政機關，更在乎戶縣這個地方性的大機關。順便說一句，作為鹹陽地區一把手的王世俊，已經被鬥被整得死去活來，其中一條罪狀就是支持楊偉名萬言書建議的包產到戶，是“為複辟資本主義大造輿論”等。此間，無權的楊偉名作為“五類分子”的“死老虎”，已不在造反派們心急火燎奪權的焦點之內，反倒被“冷清”地擱置一邊去了。楊偉名冷眼觀看，靜觀運動的態勢，但他大約絲毫也預料不到的一件事發生了。一個造反派大學生找他來了，進而釀成兩人撼天動地泣鬼神的悲劇。
　　這位大學生名叫劉景華，是西安冶金建築學院的學生，也是“西安地區大專院校紅衛兵統一指揮部”下的一個造反派成員。該組織授命他組建一個調查團，調查整理並形成對西北地區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且有叛徒之說的劉瀾濤的定罪材料。劉景華曾有文字坦言：“我出身於窮苦人家，是毛主席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打下了江山，我一個農民的兒子才得以上大學……我就無條件地站在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一顆紅心兩隻手，黨叫幹啥就幹啥。黨叫我領導紅衛兵調查‘走資派’的罪行，是對我的信任我堅決執行。”於是，他很快組建起十二人的調查團，來到西安南郊長安縣細柳公社薑仁村，開始著手調查。薑仁村是一九六四年“四清運動”時劉瀾濤選擇的“蹲點村”，三年後的一九六七年九月，劉瀾濤已被“軍管會”拘押，且押到薑仁村接受造反派的調查。劉景華帶領他的十二名團員趕到薑仁村來了，這個滿懷“忠心”的紅衛兵調查團領隊劉景華，在翻閱了作為西北地區頭號“走資派”兼叛徒的劉瀾濤的揭露材料後，首先對劉瀾濤最致命的叛徒問題產生了懷疑。盡管他未說明懷疑的具體事件，但是我推想，肯定是那些揭露材料多屬“莫須有”和虛妄之作，缺失最基本的可靠性，也就缺失了可信性。他的懷疑成為一頗揪心的困惑，想找人交流卻又不能，因為誰都會意識到這是為劉瀾濤翻案的大忌諱，況且他的身份是調查團的團長。劉景華隱匿著不無痛楚的懷疑，繼續翻閱劉瀾濤的罪惡材料，其中有一條涉及包庇戶縣反革命分子楊偉名的事件。他得知劉瀾濤不僅沒有處分楊偉名，而且指派西北局辦公廳主任陶信鏞親自到戶縣和有關人士談話，不僅把楊偉名的《懷感》刊登在《西北建設》雜誌上，還破例聘請楊偉名為該雜誌的農民通訊員。劉瀾濤當年這種作為高級領導人尊重人才的美德和眼睛向下的良好作風曾經成為美談，現在卻成為罪惡。關鍵在於劉景華對此事發生極大興趣，懷著已有的疑問，當即找到《懷感》閱讀。他自述的讀後感是這樣的：“我認為這篇文章本質地分析了當時我國農村的經濟形勢，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造成這種困難局麵的原因，並提出了解決困難的辦法……”劉景華就“決定去戶縣見見楊偉名”。幾日前，在對劉瀾濤的叛徒問題產生懷疑後，劉景華曾急於和人交談辯白此事而不能，且鬱悶鬱結，隨之看到楊偉名《懷感》事件也然牽涉到劉瀾濤的罪證材料時，他終於遇到了一個可以交談乃至傾吐衷情的對象。他肯定知道這是一個叛逆的決定和行為，不堪設想的後果也是明白在眼前的。我便尤為感動、感慨於這位難得的獨立思考者——劉景華的大無畏精神，尤其是在文革最瘋狂的奪權背景下。這是從陝西貧困山區走出且懷著感恩忠心的大學生劉景華的反叛，麵對的是鋪天蓋地的“劉瀾濤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叫囂，他要去找楊偉名，這就注定了他年輕的生命別無選擇亦無可逃遁的悲劇。
　　劉景華隻身來到戶縣，兩次找過楊偉名。第一次是在七一村的大隊辦公室裏（此時的楊偉名是被判為“死老虎的五類分子”，何以會待在大隊辦公地，我猜大約是被看管），劉景華和楊偉名竟然一見如故，有資料說“促膝長談”（我猜想劉景華大約是以造反紅衛兵的身份為偽裝，才可能有與楊偉名談話的機會）。兩人“促膝長談”一個上午還不能盡興，楊偉名領著劉景華到他家吃了午飯又接著談。第二次仍然是劉景華趕到楊偉名家裏長談。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交談的間歇，發生了一件大事，紅衛兵造反組織正式給劉瀾濤形成“叛徒走資派”的結論時，不僅專案組和造反頭目意見完全一致，“中央文革”也已有了明確的表態，但劉景華竟然發言說“劉瀾濤不是叛徒”。劉瀾濤被定性為叛徒的材料上報中央，劉景華當時被嚴重警告。劉景華不服氣，又到戶縣和楊偉名交談傾訴。還是在他們兩次會麵的間隔期，兩人還有多次通信交流，可見他們達到怎樣相見恨晚水乳交融的狀態。然而，他們談話的內容隻有他們自己知道，信件也在後來的災變中被家人焚毀了。僅我能看到的資料，隻籠統地說到楊偉名此時已不顧個人安危，公然指出文革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說學習《毛選》的口號“急用先學、立竿見影”是教條主義，說“階級鬥爭”“反修防修和“文化大革命”是極“左”路線的極端發展。這是楊偉名和劉景華交談和信件的隻言片語，總算留下了一些顯出楊偉名的思想鋒芒的珍貴文字。我想楊、劉兩人能如此投機，當屬“英雄所見略同”，而對劉瀾濤定性“叛徒”的反對意見，便是劉景華的思想導致的行動。他的這種行動仍不能傾瀉義憤，竟而拍案而起，他把由劉瀾濤莫須有的叛徒冤案引發的對文革的徹底否定和反對，寫成十餘張大字報，張貼到古城西安的鍾樓上這是西安的心髒部位。大字報引發驚天動地的反響，很快被公安人員揭走。劉景華被逮捕，判處死刑，但不知因何故沒有立即執行。劉景華被囚整整八年，到粉碎“四人幫”後才獲釋平反。
　　由於劉景華案的牽涉，楊偉名陷入滅頂之災。原本他已不在造反派奪權焦點之內，甚至造反派懶得再批再鬥這隻“死老虎”。但劉景華被逮捕後，他和楊偉名來往和通信的事也露了底兒，以劉景華所在學校西安冶金建築學院為主的造反派追到戶縣，聯合戶縣的造反派，對楊偉名展開前所未有的“武鬥”。造反派給楊偉名認定的罪名是“反革命分子劉景華的黑後台”，又是“楊劉反革命集團”。之前楊偉名被本地紅衛兵批鬥時，據說隻有低頭彎腰的懲罰措施，尚未動用武力。但這回被大學生造反派批鬥時，由“文鬥”兼加“武鬥”了。批鬥地點選定在城關公社院內，造反派質問並聲討他和劉景華的“反革命言論”，卻不準許他回答，更不允許他申辯，幹脆不容他開口。紅衛兵造反派要他向毛主席下跪，他不跪。造反派扇他耳光，用拳頭捶打他，用腳踢他，從背後踢到他膝蓋彎裏，他跌倒了也跪下了。楊偉名的妻子放心不下，又去不了批鬥現場，隻好讓女兒楊新慧去。楊新慧不敢到批鬥現場，偷偷躲在後窗，看到這樣一幕：楊偉名膝蓋跪著的竟是鍘草的鍘墩（底座），而且墊著燒焦的煤渣。女兒看到亂拳亂腳亂打亂踢的景象嚇得逃走了。這樣的批鬥連續兩場，時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五日和五月六日。和批鬥中被打罰跪等身體所受的折磨摧殘相比，更致命的是楊偉名在造反派的叫囂聲中得知，劉景華已被逮捕，且判了死刑。
　　楊偉名和妻子當晚雙雙自殺，這是一九六八年五月六日夜發生的悲劇。
　　楊偉名的兒子楊新民和兩個女兒至今清楚地記著當晚發生慘劇的過程和細節。楊新民告訴我，五月六日傍晚被整整批鬥了一天的父親回到家中，吩咐他把兩個出嫁的姐姐叫回來卻不說有何事。妻子已做好晚飯，楊偉名不吃。楊偉名夫婦和兩個出嫁的女兒、兒子楊新民在一個簡短的全家團圓見麵之後，他便安排三個兒女到右邊臥室休息睡覺，他們夫婦常住左邊隔間臥室。楊偉名的女兒告訴我，弟弟新民尚未成年，父母讓睡就睡著了。姊妹倆覺得蹊蹺，根本無法入眠，隨後聽到廚房有拉風箱燒鍋的響動，她倆便來到廚房，見母親在灶下燒鍋，問母親天這麽晚了燒鍋幹啥。母親說燒開水。她倆更奇怪了，說電壺（暖水瓶）裏有開水呀。母親便不耐煩，讓她倆少管閑事快去睡覺。姊妹倆也未再追問便回屋去了，卻依舊難得入眠。不久又聽到木樓上有響動，姊妹倆又問誰在樓上幹啥。母親說她取個東西，又催她倆睡覺。到半夜時分，剛剛入睡的姊妹倆被一陣很痛苦也很大的呻喚聲驚醒，慌忙爬起來跑到父母臥室前，但是推門推不開，門閂反插著，煤油燈也被風吹滅了。大女兒楊彩英情急之下從後門出去爬上後窗，砸破窗玻璃進入屋內，聞見嗆人的農藥味，慌亂中點亮煤油燈，就看見父親楊偉名和母親劉淑貞並排躺在炕上，已無聲息，兩人的胳膊還挽在一起……我聽到此，做記錄的手抖得寫不成字。
　　姊妹倆隨後才明白，母親燒水是為了淨身，父母的臥室地麵上還留著潑灑的水痕，父母都從內到外換穿了一身幹淨衣服。母親上樓是取劇毒農藥，木樓是作為生產隊的保管室沿用著，既存有種子，也有雜物，還有殺蟲除菌的劇毒農藥。姊妹倆懊悔不迭，曾有疑心，卻仍然粗心大意，沒想到會發生這樣的慘劇。從楊偉名被批鬥完回家，到他和妻子雙雙燒水淨身換幹淨衣服，再到他們夫婦喝下劇毒農藥，整日整夜都下著雨。第二天，在某個公社造反派幹部吆喝著“楊偉名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的聲響裏潦草下葬的時候，雨下得更大更猛了，真可謂天公垂淚。
　　在我理解，楊偉名的自殺選擇，無疑是一種絕望，一種徹底的絕望。一紙補天濟世的《懷感》，把自己弄到這種死不下活不旺的處境姑且不論，而且把一個從窮山溝裏跨進高等學府的劉景華害苦了不是一般的懲戒處罰，而是坐以待斃！楊偉名曾有對《懷感》理論堅持不改的精神自信，也有麵對批鬥乃至跪鍘墩等忍受肉體折磨的剛強，卻承受不了徹底的絕望，且不說以生命之軀對文化大革命的控訴……我在戶縣生采訪結束時，想去楊偉名的墓前致禮，掬一捧黃土撒上他的墳家。楊新散民無奈地告訴我，原本潦草埋葬的墳堆，後來被一家小工廠征地建廠時文抹去了，連他也找不到準確位置了。我便退一步想到，把楊偉名的思想和品格以及由此發生的時代性悲劇形成文字，權且當作那一抔無處拋撒本的黃土。
　　這是二〇〇五年歲末年初，已經是天寒地凍的隆冬時節。從戶縣回到西安，我便急於尋訪劉景華。我多方打問得知劉景華平反後一直在廣州某高校任教，電話聯係倒也未有周折。我說明前往拜訪意圖，他很爽快地應諾，隻是時間稍微推後，他正忙於學生期末考試，還要閱卷。他說春節要回老家，到時可以見麵，也免去我勞神費事跑遠路的折騰。我便和他約定待他春節期間回來見麵。我等待他的電話，想到他從遠方歸來，又是春節，親朋好友難得一聚，但我怎麽也想不到，農曆大年初二晚上接到他打來的電話，竟然說他檢查出肺癌。我一下驚呆了。他又緩緩地告訴我，已經做過手術，恢複尚好，隻是回不了老家了。我哪兒還有“糾纏”他的心思，連連勸他專心養護身體，采訪之事暫且不管。他說手術做得很成功，術後恢複很好，約我一月後去廣州見麵。
　　劉景華家住廣州老城區一條窄巴的巷道裏，臨街兩邊全是賣各種生活品的小鋪。幾經打問，終於找到一幢平頂住宅樓房，抬頭看見樓台上站著一位男子往街巷張望，看見我時便問是不是西安客人。我當即招手應聲。我走到他站立的平台，握手問好之際，看見他滿頭稀疏花白的頭發，胖瘦適中的臉上呈現著沉穩平和的氣色。我依舊難以抑製激動的情緒。他領我走進他的屋子，住室很寬敞，家具擺飾不見豪華，質樸實用。我和他坐下交談，他談到往事，不僅神閑氣靜，而且更顯得淡漠。我意識到不單是時移世易痛定之後的超然，更當屬他對把整個民族和國家陷入災難的文化大革命的蔑視。他說話斷斷續續，我已經不再提問，不忍心看他說話的艱難，也怕過細地談到曾經遭受的折磨使他傷心動情，肯定會影響正在恢複的病體。我能見到他已經很榮幸。告別時握著他的手，再看著那稀疏花白的頭發，腦海中又浮現出那個在西安鍾樓張貼聲討文化大革命檄文的風華正茂的劉景華，竟有淚水湧出……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九日二府莊